因為考試的緣故，我沒有再去找安東尼奧。正好是那段時間，有兩件事情就碰巧一起發生了。安東尼奧來找我，他看起來好了很多，他對我說他接受了一份工作，是給索拉拉兄弟做事。我一點也不喜歡他說的那些話，我覺得那是他疾病的另一種體現。按理說，他最該痛恨索拉拉兄弟！為了保衛妹妹，他從小和他們打架；他、帕斯卡萊還有恩佐曾經聯合起來，狠狠揍了馬爾切洛和米凱萊一頓，還把他們的那輛“菲亞特1100”汽車砸了。尤其是，他離開了我是因為我去找馬爾切洛幫忙，想讓他不用參軍。為什麽現在他卻要這麽卑躬屈膝？他想給我解釋，但說得很混亂。他說在當兵時學會了一件事情，就是一個士兵應該服從任何比他級別高的人。他說有秩序要比沒有秩序好。他說他學會了如何偷偷跑到一個人身後，把他殺掉，而這個人根本就不會察覺他的到來。我明白了，他這樣做和他生病有一定的關係，但最大的問題是——貧困。他去了索拉拉的酒吧，想找份工作。馬爾切洛自然不會放過淩辱和刁難他的機會，然後說每個月給他一些錢——他是這麽說的——但沒有說明要他具體做什麽，隻是說讓他聽候指示。
“聽候指示？”
“是的。”
“聽候指示做什麽？”
“我不知道。”
“算了吧，安東！不要跟他們攪在一起。”
但是他沒有算了。因為這份工作，他最後甚至和帕斯卡萊、恩佐吵了起來。恩佐退伍了，他比之前更加沉默，更加不容置辯。病不病的，他們可不管，他們沒辦法原諒安東尼奧的選擇，尤其是帕斯卡萊，盡管他已經和艾達訂婚了。帕斯卡萊開始威脅安東尼奧說，盡管安東尼奧是他大舅子，但他再也不想看見他。
我從這些麻煩裏抽身而出，把精力都集中在了高考上，我不分晝夜地學習。有時候天氣太熱了，實在讓人受不了，我才會暫時放下功課，回憶前一年夏天的事情，尤其是七月的那幾天——皮諾奇婭離開之前，我、莉拉還有尼諾三人的快樂時光——或者說我覺得是快樂的時光。但很快，我就驅散了那些回憶、那時的情景還有說過的話，我不能分神。
這場考試對我的人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我在兩個小時的時間裏寫了一篇作文，是關於意大利浪漫主義詩人賈科莫·萊奧帕爾迪18詩歌中的“自然”，我在文中加入了一些我背誦過的句子， ；還有在意大利文學史課本中學到的優美詞句。尤其是拉丁語和希臘語考試，我表現優異，我交卷的時候，我的那些同學，包括阿方索才開始做題。我成功地引起了監考老師的注意，尤其是一位年紀很大、非常消瘦的女老師，她穿著一套粉紅色的套裙，頭發是天藍色的，像剛從理發店裏出來，她對我微笑了好幾次。真正的好運還是發生在口試的時候。所有的老師都表揚了我，我尤其獲得了那個染著藍色頭發的女老師的認可。我的陳述深深打動了她，不僅僅是我說的內容，還包括我陳述的方式，都深深打動了她。
“您寫得很好。”她的口音很陌生，但我知道，那是距離那不勒斯很遠的地方的口音。
“謝謝。”
“您真的以為，任何事情都無法永恒，包括詩歌？”
“萊奧帕爾迪是這麽想的。”
“您確信？”
“是的。”
“您是怎麽想的？”
“我想，所有美的東西也是一種欺騙。”
“就像萊奧帕爾迪筆下的花園？”
我根本就沒有讀過萊奧帕爾迪的花園，但我回答說：
“是的，就像一片晴朗的海麵，一抹夕陽，或者夜晚的天空，都是對恐怖的一種掩蓋，假如去掉掩蓋在表麵的東西，剩下的就隻有恐懼。”
我感覺文思如泉湧，我說得很自然，但實際上，那都不是臨場發揮，我隻是把我在筆試中寫的東西又講了一遍。
“您將來上大學，想上哪個專業？”
我根本就不知道大學的專業，我對此知之甚少，那些詞匯對我來說很陌生。我隻能回避這個問題，我說：
“我會去參加應聘。”
“您不去上大學了？”
我的臉變得滾燙，就好像我無法掩蓋某個錯誤。
“不去。”
“您需要工作？”
“是的。”
然後我就出去了，我回到了阿方索還有其他同學身邊。過了一會兒，那位老師來到了走廊裏，走到了我跟前，跟我談了很久，關於比薩的一個學院。她說假如我參加一個像剛才那樣的考試，我就可以去上大學，不要錢。
“假如您過兩天來這裏，我會給您說明所有要準備的資料。”
我聽她說話，就像在聽一件永遠不可能和我真正有關的事情。兩天之後，我回到了學校，隻是因為我覺得如果不去的話，老師會生氣，會給我一個不怎麽樣的分數。讓我震驚的是，她給了我很多非常詳細的信息，還幫我填寫了一張表格。我後來再也沒見到過她，我甚至不知道她叫什麽，然而我對她滿懷感激。她一直都用“您”來稱呼我，後來還很自然、很親切地擁抱了我。
考試結束了，我通過了考試，平均每門九分。阿方索也考得不錯，平均每門七分。在永遠離開那所中學，在毫無遺憾地離開那棟灰色的、破破爛爛的建築之前，在我的眼裏，它唯一的價值就是尼諾也在那裏上過課。我看見了加利亞尼老師，過去和她打招呼。她恭喜我得到了那麽優異的成績，但她的語氣裏沒有熱情，也沒有給我推薦夏季要讀的書，更沒有問我拿到了高中畢業證之後會幹什麽。她冷淡的語氣讓我有些生氣，我以為我們之間的誤會已經化解了呢。問題在哪裏？以前是尼諾離開了她的女兒，再也沒有出現，她就覺得我和尼諾一樣不可靠、不正經，都是不可信賴的人？我已經習慣於討得所有人的喜歡，別人對我的喜歡，對我來說是一層亮閃閃的盔甲。
加利亞尼老師不再關注我，這讓我覺得很難過，這也促使我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我沒有和任何人談起我的決定（假如不能和加利亞尼老師說，那我還能和誰說呢？）——我申請了比薩高等師範學院。我開始努力地賺錢，因為之前我給一些有錢人家的孩子上了一年的課，他們對我的工作很滿意，說我教得很好，我的名聲便傳了出去，整個八月我每天都很忙。我收了好幾個學生，他們都要補課：拉丁語、希臘語、曆史、哲學甚至是數學。在八月結束的時候，我發現我賺了很多錢，算起來有七萬七千裏拉。我把五萬裏拉給了我母親，她的反應非常誇張，幾乎是一把把那些錢從我的手上抓了過去，藏在了文胸裏，就好像我們不是在自家廚房，而是在大街上，她擔心那些錢會被搶走。我留了兩萬裏拉給自己，我把這些錢藏了起來。
出發去比薩的前一天，我才對我的家人說我要去比薩參加考試。“假如他們錄取我的話，”我宣布說，“那我就去上學，不用花家裏一分錢。”我是用意大利語說的，說得很堅定，就好像說方言會讓這些話變得沒有分量，就好像我的父親、母親還有弟弟妹妹不應該也不能明白我正在做什麽。實際上他們聽我說這些，顯得很不自在，我覺得在他們眼裏，我已經不是我了，是一個在不合適的時候來家裏做客的外人。最後我父親說：“你想做什麽就去做吧，但是你要記住，我們沒辦法幫助你。”然後，他就去睡覺了。我的小妹妹問能不能和我一起去。我母親什麽都沒有說，但在離開前，她在桌子上給我放了五千裏拉。我盯著那些錢，看了很長時間，我沒有碰那些錢，就好像我要拿著這些錢去揮霍，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最後，我還是突破了自己的心理屏障，我想：這是我掙的錢！我把錢收下了。
我是第一次離開那不勒斯，離開坎帕尼亞大區。我發現我害怕所有東西：我害怕坐錯火車；害怕尿急但找不到廁所；擔心如果天黑了，我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裏會迷路，擔心會被偷。和我母親一樣，我把所有錢都放在文胸裏了，有好幾個小時，我都在惴惴不安中度過，同時我又莫名其妙地感覺到自由。
我覺得一切都好起來了——除了考試，那位染著天藍色頭發的老師沒告訴我，這次考試要比高中畢業考試難，尤其是拉丁語，對於我來說簡直太難了，但那隻是冰山一角：每一場考試對於我的才能都是一種殘酷的考驗。我開始拖泥帶水、結結巴巴，我常常假裝我知道答案，但就是說不出來。語文老師對我的態度很糟糕，就好像我的聲音也會讓他厭煩，他說：“這位小姐，您在寫議論文的時候，根本不是在議論，而是在信口開河；我看到您非常大膽地談及了一些問題，但根本無視文章該有的結構。”我覺得很沮喪，信心盡失，那位老師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滿臉譏諷地看著我，他讓我談一談最近我讀的書。我想象他當時說的是某個意大利作家的作品，但我當時沒有明白，我緊緊抓住了掠過我腦子的東西——隻有在琪塔拉海灘上讀的塞繆爾·貝克特的丹·魯尼，我開始談了起來，那個盲人丹·魯尼盡管已經瞎了，但他還想成為聾子和啞巴……老師嘲諷的表情，漸漸變得不安和惶惑起來，他很快就打斷了我，把我交給了曆史老師。情況並沒有好轉。曆史老師問了我一係列問題，都非常詳盡。到最後，我從來都沒有感覺到自己像那時候那樣無知，甚至在我學習最差、考試成績最糟糕的那些年，我的處境也沒有那麽窘迫。我能回答所有問題，但都是用一種非常籠統的方式。一旦他問我一個比較具體的問題，我就會回答不上來。最後他滿臉嫌棄地問我：“除了簡單的學校課本之外，你從來都沒有讀過別的書嗎？”
我回答說：
“我研究了民族國家的概念。”
“你記不記得書的作者？”
“費德裏克·查波德。”
“我們聽聽你看懂了多少。”
他仔細地聽我講了幾分鍾，忽然間就讓我停了下來，讓我感覺到自己說了很多蠢話。
我哭了很長時間，覺得因為輕率，我親手丟掉了自己的前途。然後我想：我這麽絕望是很愚蠢的，我知道自己從來都不是真的出色。莉拉才是真的出色，尼諾也是真的出色。我隻是虛榮而已，現在好了，我受到了懲罰。
但實際上，後來我通過了考試。我將會擁有一個自己的房間，一張自己的床，不用晚上搭起來，早上又拆掉，還有一張寫字台和所有我需要的書籍。我——埃萊娜·格雷科，一個門房的女兒，在十九歲的時候，終於要擺脫這個城區了，我要離開那不勒斯了，一個人離開！
“聽候指示？”
“是的。”
“聽候指示做什麽？”
“我不知道。”
“算了吧，安東！不要跟他們攪在一起。”
但是他沒有算了。因為這份工作，他最後甚至和帕斯卡萊、恩佐吵了起來。恩佐退伍了，他比之前更加沉默，更加不容置辯。病不病的，他們可不管，他們沒辦法原諒安東尼奧的選擇，尤其是帕斯卡萊，盡管他已經和艾達訂婚了。帕斯卡萊開始威脅安東尼奧說，盡管安東尼奧是他大舅子，但他再也不想看見他。
我從這些麻煩裏抽身而出，把精力都集中在了高考上，我不分晝夜地學習。有時候天氣太熱了，實在讓人受不了，我才會暫時放下功課，回憶前一年夏天的事情，尤其是七月的那幾天——皮諾奇婭離開之前，我、莉拉還有尼諾三人的快樂時光——或者說我覺得是快樂的時光。但很快，我就驅散了那些回憶、那時的情景還有說過的話，我不能分神。
這場考試對我的人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我在兩個小時的時間裏寫了一篇作文，是關於意大利浪漫主義詩人賈科莫·萊奧帕爾迪18詩歌中的“自然”，我在文中加入了一些我背誦過的句子， ；還有在意大利文學史課本中學到的優美詞句。尤其是拉丁語和希臘語考試，我表現優異，我交卷的時候，我的那些同學，包括阿方索才開始做題。我成功地引起了監考老師的注意，尤其是一位年紀很大、非常消瘦的女老師，她穿著一套粉紅色的套裙，頭發是天藍色的，像剛從理發店裏出來，她對我微笑了好幾次。真正的好運還是發生在口試的時候。所有的老師都表揚了我，我尤其獲得了那個染著藍色頭發的女老師的認可。我的陳述深深打動了她，不僅僅是我說的內容，還包括我陳述的方式，都深深打動了她。
“您寫得很好。”她的口音很陌生，但我知道，那是距離那不勒斯很遠的地方的口音。
“謝謝。”
“您真的以為，任何事情都無法永恒，包括詩歌？”
“萊奧帕爾迪是這麽想的。”
“您確信？”
“是的。”
“您是怎麽想的？”
“我想，所有美的東西也是一種欺騙。”
“就像萊奧帕爾迪筆下的花園？”
我根本就沒有讀過萊奧帕爾迪的花園，但我回答說：
“是的，就像一片晴朗的海麵，一抹夕陽，或者夜晚的天空，都是對恐怖的一種掩蓋，假如去掉掩蓋在表麵的東西，剩下的就隻有恐懼。”
我感覺文思如泉湧，我說得很自然，但實際上，那都不是臨場發揮，我隻是把我在筆試中寫的東西又講了一遍。
“您將來上大學，想上哪個專業？”
我根本就不知道大學的專業，我對此知之甚少，那些詞匯對我來說很陌生。我隻能回避這個問題，我說：
“我會去參加應聘。”
“您不去上大學了？”
我的臉變得滾燙，就好像我無法掩蓋某個錯誤。
“不去。”
“您需要工作？”
“是的。”
然後我就出去了，我回到了阿方索還有其他同學身邊。過了一會兒，那位老師來到了走廊裏，走到了我跟前，跟我談了很久，關於比薩的一個學院。她說假如我參加一個像剛才那樣的考試，我就可以去上大學，不要錢。
“假如您過兩天來這裏，我會給您說明所有要準備的資料。”
我聽她說話，就像在聽一件永遠不可能和我真正有關的事情。兩天之後，我回到了學校，隻是因為我覺得如果不去的話，老師會生氣，會給我一個不怎麽樣的分數。讓我震驚的是，她給了我很多非常詳細的信息，還幫我填寫了一張表格。我後來再也沒見到過她，我甚至不知道她叫什麽，然而我對她滿懷感激。她一直都用“您”來稱呼我，後來還很自然、很親切地擁抱了我。
考試結束了，我通過了考試，平均每門九分。阿方索也考得不錯，平均每門七分。在永遠離開那所中學，在毫無遺憾地離開那棟灰色的、破破爛爛的建築之前，在我的眼裏，它唯一的價值就是尼諾也在那裏上過課。我看見了加利亞尼老師，過去和她打招呼。她恭喜我得到了那麽優異的成績，但她的語氣裏沒有熱情，也沒有給我推薦夏季要讀的書，更沒有問我拿到了高中畢業證之後會幹什麽。她冷淡的語氣讓我有些生氣，我以為我們之間的誤會已經化解了呢。問題在哪裏？以前是尼諾離開了她的女兒，再也沒有出現，她就覺得我和尼諾一樣不可靠、不正經，都是不可信賴的人？我已經習慣於討得所有人的喜歡，別人對我的喜歡，對我來說是一層亮閃閃的盔甲。
加利亞尼老師不再關注我，這讓我覺得很難過，這也促使我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我沒有和任何人談起我的決定（假如不能和加利亞尼老師說，那我還能和誰說呢？）——我申請了比薩高等師範學院。我開始努力地賺錢，因為之前我給一些有錢人家的孩子上了一年的課，他們對我的工作很滿意，說我教得很好，我的名聲便傳了出去，整個八月我每天都很忙。我收了好幾個學生，他們都要補課：拉丁語、希臘語、曆史、哲學甚至是數學。在八月結束的時候，我發現我賺了很多錢，算起來有七萬七千裏拉。我把五萬裏拉給了我母親，她的反應非常誇張，幾乎是一把把那些錢從我的手上抓了過去，藏在了文胸裏，就好像我們不是在自家廚房，而是在大街上，她擔心那些錢會被搶走。我留了兩萬裏拉給自己，我把這些錢藏了起來。
出發去比薩的前一天，我才對我的家人說我要去比薩參加考試。“假如他們錄取我的話，”我宣布說，“那我就去上學，不用花家裏一分錢。”我是用意大利語說的，說得很堅定，就好像說方言會讓這些話變得沒有分量，就好像我的父親、母親還有弟弟妹妹不應該也不能明白我正在做什麽。實際上他們聽我說這些，顯得很不自在，我覺得在他們眼裏，我已經不是我了，是一個在不合適的時候來家裏做客的外人。最後我父親說：“你想做什麽就去做吧，但是你要記住，我們沒辦法幫助你。”然後，他就去睡覺了。我的小妹妹問能不能和我一起去。我母親什麽都沒有說，但在離開前，她在桌子上給我放了五千裏拉。我盯著那些錢，看了很長時間，我沒有碰那些錢，就好像我要拿著這些錢去揮霍，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最後，我還是突破了自己的心理屏障，我想：這是我掙的錢！我把錢收下了。
我是第一次離開那不勒斯，離開坎帕尼亞大區。我發現我害怕所有東西：我害怕坐錯火車；害怕尿急但找不到廁所；擔心如果天黑了，我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裏會迷路，擔心會被偷。和我母親一樣，我把所有錢都放在文胸裏了，有好幾個小時，我都在惴惴不安中度過，同時我又莫名其妙地感覺到自由。
我覺得一切都好起來了——除了考試，那位染著天藍色頭發的老師沒告訴我，這次考試要比高中畢業考試難，尤其是拉丁語，對於我來說簡直太難了，但那隻是冰山一角：每一場考試對於我的才能都是一種殘酷的考驗。我開始拖泥帶水、結結巴巴，我常常假裝我知道答案，但就是說不出來。語文老師對我的態度很糟糕，就好像我的聲音也會讓他厭煩，他說：“這位小姐，您在寫議論文的時候，根本不是在議論，而是在信口開河；我看到您非常大膽地談及了一些問題，但根本無視文章該有的結構。”我覺得很沮喪，信心盡失，那位老師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滿臉譏諷地看著我，他讓我談一談最近我讀的書。我想象他當時說的是某個意大利作家的作品，但我當時沒有明白，我緊緊抓住了掠過我腦子的東西——隻有在琪塔拉海灘上讀的塞繆爾·貝克特的丹·魯尼，我開始談了起來，那個盲人丹·魯尼盡管已經瞎了，但他還想成為聾子和啞巴……老師嘲諷的表情，漸漸變得不安和惶惑起來，他很快就打斷了我，把我交給了曆史老師。情況並沒有好轉。曆史老師問了我一係列問題，都非常詳盡。到最後，我從來都沒有感覺到自己像那時候那樣無知，甚至在我學習最差、考試成績最糟糕的那些年，我的處境也沒有那麽窘迫。我能回答所有問題，但都是用一種非常籠統的方式。一旦他問我一個比較具體的問題，我就會回答不上來。最後他滿臉嫌棄地問我：“除了簡單的學校課本之外，你從來都沒有讀過別的書嗎？”
我回答說：
“我研究了民族國家的概念。”
“你記不記得書的作者？”
“費德裏克·查波德。”
“我們聽聽你看懂了多少。”
他仔細地聽我講了幾分鍾，忽然間就讓我停了下來，讓我感覺到自己說了很多蠢話。
我哭了很長時間，覺得因為輕率，我親手丟掉了自己的前途。然後我想：我這麽絕望是很愚蠢的，我知道自己從來都不是真的出色。莉拉才是真的出色，尼諾也是真的出色。我隻是虛榮而已，現在好了，我受到了懲罰。
但實際上，後來我通過了考試。我將會擁有一個自己的房間，一張自己的床，不用晚上搭起來，早上又拆掉，還有一張寫字台和所有我需要的書籍。我——埃萊娜·格雷科，一個門房的女兒，在十九歲的時候，終於要擺脫這個城區了，我要離開那不勒斯了，一個人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