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歲那年,曾國藩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


    五十五歲了,還要長征嗎?還要折騰嗎?


    折騰與否,這不取決於當事人的意願,而取決於大環境或形勢之使然。按曾國藩的願望,他已經完成了古往今來所有文人最豔羨的工作,修身治國平天下,理應邁向人生的另一個境界。這個境界早就由我描繪了出來:“太上者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那是帝王的業務,尋常人等,亂立德會惹來麻煩的,但立言這活,卻是讀書人的天然使命。


    可以確信,曾國藩絕想不到,他之立言竟然就是他給所有人寫的那些嘰嘰歪歪的書信。《曾國藩家書》傳承至今,是因為這些文字之中蘊含了他的人生哲學與實踐。但於儒家學者來說,言確實不是這麽個立法,拿家書來立言,會讓曆屆聖賢嘲笑的,根本站不住腳。


    曾國藩所缺少的,是像明代大儒王陽明那樣的一個理論。人家王陽明倡導的心學,從此在人類文明史上有了個位置。可他曾國藩有什麽學?筋學?不不不,雖說曾國藩的人生就贏在這一根筋上,但這個筋學顯然不大妥當,一定要弄出個新的名堂來。


    弄出個啥玩意兒好呢?《挺經》如何?


    沒錯,就是《挺經》!


    有分教,萬古聖賢說人生,無非不過一《挺經》。欲把《挺經》問老曾,老曾已經發神經。卻說這部《挺經》,是曾國藩的弟子李鴻章所透露的——但實際上,這部《挺經》並不存在,很可能是李鴻章編造出來的。當李鴻章說這部《挺經》的時候,是他年老失勢,蟄伏於京都賢良寺,與之交往的人隻有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等幾人。李鴻章雖然刻印曾國藩的奏折、日記及家書,賣力地為老師打名聲,但讓他苦惱的是,曾國藩真的沒有一套如王陽明之心學那樣的理論體係,或許情急之下,李鴻章弄出個《挺經》,替老師遮掩。


    有關《挺經》,市麵上雖然有成書流傳,但其來曆極為可疑。事實上,關於《挺經》的原始記載,出自曾國藩的孫女婿吳永。甲午海戰敗於日本後,李鴻章被打回原形,蜇居於北京賢良寺,閉門杜客,隻與吳永等幾人閑聊,吳永在其《庚子西狩叢談》書中,有過這樣一段記載:


    ……(李鴻章)又曰:“我老師的秘傳心法,有十八條。‘挺經’,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寶訣。我試講一條與你聽:一家子,有老翁請了貴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間就吩咐兒子,前往市上備辦肴蔬果品,日已過巳,尚未還家。老翁心慌意急,親至村口看望,見離家不遠,兒子挑著菜擔,在水塍上與一個京貨擔子對著,彼此皆不肯讓,就釘住不得過。老翁趕上前婉語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請你往水田裏稍避一步,待他過來,你老哥也可過去,豈不是兩便麽?’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麽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裏恐怕擔子浸著濕,壞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長些,可以不至於沾水。因為這個理由,所以請你避讓的。’其人曰:‘你這擔內,不過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濕,也還可將就用的;我擔中都是京廣貴貨,萬一著水,便是一文不值。這擔子身分不同,安能叫我讓避?’老翁見抵說不過,乃挺身就近曰:‘來來,然則如此辦理:待我老頭兒下了水田,你老哥將貨擔交付於我,我頂在頭上,請你空身從我兒旁邊岔過,再將擔子奉還。何如?’當即俯身解襪脫履。其人見老翁如此,作意不過,曰:‘既老丈如此費事,我就下了水田,讓爾擔過去。’當即下田避讓。他隻挺了一挺,一場爭競就此消解。這便是‘挺經’中開宗明義的第一條。”雲雲。予尚傾耳恭聽,謂當順序直說下去;乃至此已止,竟不複語。予俟之良久,不得已始請示第二條。公含笑揮手曰:“這此一條,夠了夠了,我不說了。”予當時聽之,意用何在,亦殊不甚明白;仔細推敲,大抵謂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自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此亦臆度之詞,究不知以下十七條,尚作何等語法也。


    看看這段記載,李鴻章所透露的《挺經》第一法,竟然是心靈雞湯,是一段小故事大道理。小故事大道理這玩意兒確實不賴,但與儒家學者所要求的理論思想體係,差得不可以道裏計。可知這所謂的《挺經》,其理論體係並未草創成形。


    然則,為什麽曾國藩不把這部《挺經》的理論體係快點草創出來呢?


    因為他沒有時間。就在曾國藩平滅洪秀全叛亂而後,淮上巨撚突然間坐大並鬧出了大亂子。


    此時再說淮上巨撚,別有一番風味。話說淮上之地,自嘉慶年就成為了清帝國的尚武中心,當地風俗,少年以殺人為榮,紅胡子、拽刀手及刀客招搖過市。到了洪秀全崛起之初,淮上巨撚已經形成了強橫勢力,時有以張老樂為首的十八鋪巨撚聚義蒙城,史稱“蒙城十八鋪”。


    此十八鋪者,個個皆是凶戾之極、殺人如麻的狠角色。單以戰鬥力而言,是洪秀全的太平軍所無法比擬的。但由於淮上巨撚沒有一個政治綱領,也沒有一個精神寄托,不像洪秀全這邊好歹還有個爺哥朕幼的偽神權體係,能夠作為長期性的、統一的品牌之用。蒙城十八鋪這邊什麽都沒有,隻是一輛車子,上懸一條破褲子充當旗幟,可想而知,這種山寨貨是很難鬧出名堂來的。


    所以淮上撚子雖然凶悍,還得等洪秀全這邊派人來整合。直到太平軍中的天才將領陳玉成出世,為解救天京危機,陳玉成奔赴淮上,號召淮上巨撚不要再自己單幹了,以後就替洪秀全打工吧。撚子們心眼不夠用,聽了陳玉成的話,讓陳玉成指揮他們打了場漂亮的三叉河戰役,殲滅了湘軍戰神李續賓。但撚子也因此被朝廷視為心腹大患,生恐二者合流,加大了打擊力度,昔日的十八鋪灰飛煙滅,張老樂、龔德樹等巨撚從此江湖除名。


    但到了天京城破,洪秀全身死而後,太平軍中流亡的軍事將領竄入淮上,值此二者終於成功合流,創造出曆史上所謂的新撚子,讓朝廷痛苦不堪。


    新撚子是由援救天京城的最後一支武裝力量、太平軍陳得才部創造出來的。當時陳得才聞知天京危急,率了西征軍匆匆從西北趕回。自知力量不足,轉戰至鄂皖交界,與淮上巨撚張宗禹、任化邦合流。正值聲勢浩大、耀武揚威之際,天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傳來,霎時間陳得才驚魂喪膽,不知所措。僧王僧格林沁乘機率馬隊撲殺,殺掉了陳得才,太平軍主力被全殲。


    但被殲滅後的太平軍中卻逃出來一個文職官員賴文光,這時候他的軍事天才凸顯,網羅太平軍及撚子殘餘,重建了一支強大的軍事武裝,發誓為恢複洪秀全的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而戰。並采用了騎戰之術,增強了機動性,頓時脫胎換骨,一舉端掉了清王朝最後的嫡係——僧王僧格林沁。


    史家認為,追究僧王僧格林沁之死,曾國藩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朱東安撰《曾國藩傳》稱:“對於撚軍這一新的變化,僧格林沁是不甚了解的,他依舊用過去的老眼光看待撚軍,繼續采取窮追不舍的戰術,因而作戰往往失利。對於這種情形,曾國藩是看得很清楚的,並且料定僧格林沁總有一天要做撚軍的刀下之鬼,但出於種種原因,使他采取見死不救、冷眼旁觀的態度。”


    朱東安先生的這個指控是很嚴重的。擱在曾國藩時代,足夠殺曾國藩之頭的了。那麽,朱東安先生何以斷言曾國藩有如此神異的能力,早已料知僧王之必死,並見死不救呢?


    那是因為,曾國藩和僧格林沁堪稱水火不容、不共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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