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江總督馬新貽,是洋務派的中堅力量,與曾國藩、李鴻章相善。


    但馬新貽比曾國藩、李鴻章更聰明,此人從來不挑頭做事,是永遠的追隨者。曾國藩這邊辛苦耕耘,馬新貽是當仁不讓的收獲者。曾國藩是開新局之人,馬新貽是坐享其成之人。想當初,曾國藩拚了老命,費盡了心機,才把兩江總督這個官位搞到手。而馬新貽,他不顯山不露水,始終跟在曾國藩屁股後麵摘桃子,是當時名臣,卻從未受到朝政攻訐。


    馬新貽是官場令人羨慕的典範,卻不幸栽在犯罪界人士手中。


    這名犯罪界人士,叫張文祥。


    張文祥是個不成功的小商人,他投奔了洪秀全的太平軍,進去後發現不對勁,急忙又跳槽到了湘軍這邊。洪秀全被平滅後,他光榮複員轉業,回家卻發現老婆被人拐走了。那年月沒有保護軍婚這一說,士兵上前線,老婆丟在家裏,誰想拐就拐。拐走張文祥老婆的男人,叫吳柄燮。張文祥不能接受這個結果,就找官府打官司,把老婆要了回來。


    老婆歸來,卻是一個更大陰謀的開端。她回來之後,趁老公不注意,把家裏的金銀細軟席卷一空,跟情夫吳柄燮逃之夭夭了。


    張文祥怒不可遏,就決定殺掉兩江總督馬新貽,以報拐妻之仇。


    那麽,拐走老婆的男人是吳柄燮,可張文祥卻要殺馬新貽,莫非這馬新貽與吳柄燮之間有什麽關係嗎?


    什麽關係也沒有!


    須知,我們稱張文祥為犯罪界人士,那是因為犯罪界人士和正常人的思維是有距離的。在正常人看來,冤有頭,債有主,誰拐我老婆,我找誰算賬,但犯罪界人士不這麽認為。


    所謂犯罪界人士,思維是極其詭異的,特點就是模糊性、分辨率低——簡單說來就是,犯罪界人士是無法區分不同人的。雖然拐走老婆的是吳柄燮,但恰好張文祥腦子裏還有一個馬新貽,他沒有能力把馬新貽和吳柄燮區分開,老覺得這倆人是一回事。所以,吳柄燮把自己老婆拐走了,那就去找馬新貽算賬,這沒什麽不對。


    但在曾國藩時代,人們對犯罪思維還缺乏認知。尤其是馬新貽,他做夢也想不到,有人會把老婆被拐的賬算到他頭上。結果有一天,他在監督武生考試之後,返回兩江總督衙門,途中遇到張文祥。張文祥高聲喊冤,湊近馬新貽,隨後一刀殺之。


    老婆被人拐走了,卻不惜犯險來殺與此不搭界的另一個人。這事慈禧太後說什麽也無法理解,所以她問曾國藩:“馬新貽這事豈不甚奇?”


    曾國藩回答:“當然奇,這事不奇,世上就沒正常事了。”


    雖然口中說甚奇,但曾國藩的心裏應該是一點也不以之為奇的。現在的曾國藩已經是成了精的老狐狸,對人心人性,洞若觀火。尤以他統率湘軍,與洪秀全的太平軍作戰時期,更是高頻率地與犯罪界人士打交道,見慣了如張文祥這類是非分不清,恩怨弄不明,連具體人誰是誰都搞不明白的糊塗蟲。


    而曾國藩能夠建功立業,史論皆稱其人有大智慧。但智慧再大,又能有多大?隻要稍微明白那麽一點點事理,與腦子糊塗人士拉開距離,這輩子就足夠混的了。


    所以曾國藩搖搖擺擺,返回來處理馬新貽被刺案件。他到的時候,地方官已經把案子審理得七七八八,諸多細節都已經查問清楚。張文祥其人,確係腦子成問題,他的老婆被吳柄燮拐走了,他不說去找吳柄燮算賬,又或是向官府告發吳柄燮,卻把賬算到兩江總督馬新貽身上。如果馬新貽死後有知,必然會感歎躺著也挨刀。


    但張文祥刺馬,還有幾個具體而微的小細節。他的老婆第二次逃跑之後,他就開了家黑店,專門經營黑道上的生意,可是被馬新貽掃黃打黑,給取締了,這等於是斷人活路,所以張文祥要殺馬新貽,動機也是合乎情理的。


    而張文祥之所以敢於動手,是因為被黑道上的兄弟們給忽悠了。兩江黑道,被馬新貽壓製得抬不起頭來,道上兄弟發現張文祥這廝腦筋不夠用,就來忽悠他充當人體炸彈,去刺殺馬新貽出風頭。像張文祥這種人,雖然智商極低,但對於出風頭的事,卻是渴望之極,隻要能夠出風頭,殺了他爹他都不會猶豫。所以聽了江湖道上壞兄弟們的攛掇,果然就出手了。


    這就是張文祥刺馬的史實經過,但這個史實遭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憤怒否決。


    盡管曾國藩這裏有關此案的人證物證齊全,但再全也禁不住人民群眾的邏輯推理。大家一聽曾國藩解釋此案,啥?張文祥的老婆被誰拐走了?不是馬新貽嗎?啥?誰叫吳柄燮?胡扯!如果是吳柄燮拐走了張文祥的老婆,那張文祥怎麽不說去找吳柄燮算賬,卻來找馬新貽呢?


    這不合邏輯!


    饒是人民群眾智慧無窮,卻不曉得犯罪界人士的思維邏輯跟正常人並不在一個頻道上。大家按照正常人的思維邏輯來解讀張文祥,是無論如何也通不過的。


    無法解釋,此案必有貓膩!


    什麽貓膩呢?這就隻能靠廣大人民群眾腦補了,也就是自行添加細節,讓整個事件正常化、合理化。


    正常化後的新版本,有不止一個,但最流行的,是馬新貽殺友霸妻事件。該版本解釋說,馬新貽這個人不是好東西,當年他手下有幾名兄弟,張文祥是其中之一,另有一個兄弟,妻子美貌無比。馬新貽覬覦之,殺友奪妻。張文祥怒不可遏,遂殺馬新貽為友報仇。


    此版本應該是一夜之間就走紅大江南北。因為曾國藩剛剛斷案而後,就驚訝地在戲台上看到了這個版本的全場演出。當時曾國藩好不驚訝,鬱悶地把這事寫在日記裏:


    同治十年三月初五日,聞近日有編造戲文譏諷馬帥者


    早飯後清理文件。改信稿二件。見客二次,衙門期也。旋圍棋二局。核批稿各簿。中飯後閱本日文件。龐省三來一談,言前年在馬穀山廳上同坐,忽梁上落下一大蛇,長約四尺許,似亦不祥。又言近日有編造戲文譏諷馬帥者。


    曾國藩無法想象的是,此後戲台上由人民群眾腦補而後的刺馬新版本,就取代了真正的曆史。到了近時,還有部電影《投名狀》上演,依然是以戲台版本為草稿,把張文祥等人智慧化、武俠化,再次感動了不知幾多腦殘人士。


    沒辦法,真正的曆史是人性化的。人性這東西是不可測、非邏輯的。如果把張文祥的真實際遇拍成電影,會把正常人類看得瘋掉。而許多人為了維持大腦的正常運轉,就必須保持其邏輯的正常狀態,這就無可奈何地偏離了人性,也偏離了曾國藩的智者之路。


    除了張文祥刺馬詭案之外,曾國藩在他的晚年還遭遇了另一樁人性化的奇案:


    陳大帥之肥豬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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