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惡俗的精神生活
惡俗：或現代文明的種種愚蠢 作者：保羅·福塞爾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回顧人類欺騙自我、渴望奇跡的全部曆史，辛普森總結道：“人類是所有動物中最會發明、最會欺騙，也最容易上當受騙的一種動物。”所以，藝術和宗教都是人類特有的發明。 <h2>惡俗人物</h2>
我們周圍惡俗的人太多了，要一一評判的話，即使不用一座圖書館的書，起碼也要費一整本書，所以這裏隻列舉一些例子。
真正惡俗的人往往要麽與政治、要麽與神學有關。這兩個領域內的人都得在公眾麵前表現出強烈的廉潔和美德，因此都會造成表象與實質之間的鴻溝。我們已經知道，這種鴻溝正是惡俗的必備條件。說到這裏，我想起了傑西·赫爾姆斯1、理查德·尼克鬆和他可恥的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2，還有愛德華·肯尼迪3和蓋瑞·哈特4。加州橙縣的反動分子中流行一句祝酒辭：“為祖國的大救星——瑪麗·喬·科佩奇尼5幹杯”，這句話同樣可以用來讚美蓋瑞·哈特的女朋友唐娜·瑞絲6。無數神職人員也很好地闡釋了惡俗的鴻溝準則，比如吉米·史華格牧師、吉姆·巴克牧師7和文鮮明牧師8，他們都讓表象與實質之間的鴻溝變得巨大寬廣。
也有一些惡俗人物跟政治和神學都沒有關係，比如貝絲·邁爾森9、莎莎·嘉寶10和利昂娜·海姆斯利11。我們也不該忘記埃德溫·米斯12、詹姆斯·瓦特13、小莫頓·唐尼14、霍華德·科賽爾15、奧利弗·諾思16及其妨礙司法公正的忠實共犯福恩·霍爾17，還有可怕的威廉·貝內特18、羅伯特·博克法官19、傑拉爾德·裏韋拉20、喬治·史坦布倫納21和電影演員西恩·潘（sean penn）。
當今的惡俗冠軍可能是庫爾特·瓦爾德海姆22，他雖然不是美國人，但他在美國住了很久，接受了足夠多的阿諛奉承，因此可以被看作是隱蔽的美國人。毫無疑問，惡俗的唐·瑞·迪克森（don ray dixon）是美國人。他是得克薩斯州弗農儲貸公司的老板，他的豪宅、牛仔藝術品收藏和為銀行審查人員提供的妓女服務，總共花了納稅人 13 億美元。而使丹·奎爾23免於被貼上惡俗標簽的唯一一點，是他還不夠誇耀，所以他隻是糟糕而已。
若要窮盡所有惡俗人物，隻要注意一下美國文化死水中還能看到的汽車保險杠標貼，就能找出更多的惡俗人物。我們會發現這樣一條汽車保險杠標貼： <blockquote>
感謝上帝賜予我們約翰·韋恩24、保羅·哈維25和羅納德·裏根這樣的美國人。 </blockquote>
已故棒球界人士比利·馬丁（billy martin）肯定很糟糕，但也是惡俗之輩，盡管他偶爾也具備一些娛樂價值，比如當他說“我極其反感和厭倦別人叫我醉鬼，我已經兩天沒喝酒了”這類話時。布魯斯·伯德斯（bruce borders）、史蒂夫·韋斯特（steve west）、喬尼·哈拉（johnny harra）和湯尼·羅伊（toni roi）這類貓王模仿者們也是比利·馬丁的同類。
上麵提到的這些人還叫得出名字，成千上萬不知姓名的惡俗人物都隱藏在人群中。他們就是會在看電影、看戲劇、聽音樂會時閑聊的人，也是會在圖書館的書上亂塗亂畫的人。 <h2>惡俗信仰</h2>
美國人每天都告誡自己要鍛煉身體、要慢跑、要減肥，他們通常很注意自己的身體。美國人的身體也許比較粗俗，但成為當今醜談的並非美國人的身體，而是美國人的心靈。電影《窈窕淑女》中語言學教授亨利·希金斯對過分關心自己頭發好不好看的女人們提出的疑問，也可以拿來問大多數的美國人：“他們為什麽不把內心的雜亂也梳理整齊呢？”
為什麽美國人會比其他國家的人更容易輕信別人？是因為教育體製的垮台嗎？這種垮台使尖銳的因果推理思維變成了稀有之物，並創造出了眾人追隨的“精英”？是因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都上過惡俗的大學（見“惡俗大學”）嗎？由於美國人普遍認為每個人都有希望從生活中獲得豐厚的回報，尤其是《獨立宣言》提出的目標之一——“幸福”，這種觀念必然會導致失望。既然生活靠不住，就隻能靠別人了，因此美國人才這麽容易上當受騙？當你發現，跟隨廣告的指引大肆揮霍後，你仍然不“幸福”，（“這就是生活的全部嗎？”）除了借助前兆、因果分析、奇跡祈願布、脈輪平衡、水晶球占卜、預言、星象術、銅手鐲（以對付討厭的關節炎）、劫持 ufo、造訪外星人、往世療法、體外旅行等方式尋找別的希望，你還能做些什麽呢？托斯丹·凡勃倫26將這個國家描述為“類似精神病診所的地方”，他認為整個國家就是“一個病例”： <blockquote>
如果你不能適當容忍某種普遍的精神錯亂和心智混亂，你就無法公正地理解美國的病……這種精神錯亂最常見也最清楚的證據，或許能在某種可怕的、狂熱的輕信中看到。大部分美國人都得了容易輕信這種病。 </blockquote>
美國人堅信，現實世界殘酷且極其不公平地約束著人的欲望，所以人類自然而然會產生這樣的期待： <blockquote>
體外旅行
你終於可以隨心所欲地離開你的身體了，你可以安全又輕易地去到遙遠的地方，去探望家人，與不在身邊的情人約會，甚至跟神靈交流。
——《命運雜誌》（<cite>fate magazine</cite>）中俯拾皆是的一則廣告 </blockquote>
那種提供逃往星際空間所需物品的有用裝備，還照顧到了美國人對實用的尊敬：“《通往星際空間的方法：星際規劃實戰指南》，包括書、磁帶、冥想技巧、水晶球、香薰油和指導手冊。”
隻要一想到這個，你就會冷靜下來：依據法律可以參加選舉、可以做陪審員、可以擁有並使用武器、可以開車、可以自由地四處走動的美國人竟然會相信： <blockquote>
· 亞特蘭蒂斯27
· 諾查丹瑪斯預言28（“美國軍隊一被部署到中東，書店庫存的諾查丹瑪斯著作就賣了個精光。”——書店店員）
· 手相術
· 塔羅牌占卜
· 水晶球占卜者、“天才女預言家”等大師的“解讀”
· 五角星形護身符29及類似護身符的魔力，能確保你“逢賭必贏”。
· 紙板金字塔的魔力，能使舊剃須刀片更鋒利。30
· 輪盤賭也有記憶，所以會出於厭倦而不重複之前的路數。
· 創世論科學31
· 靈魂先在說。這一信仰已被證明往往與勢利心相伴而生，如作家喬治·圖默（george toomer）指出的，能意識到自己不止活過一次的人都是顯赫的人，絕不會是裁縫店雇員、清潔工或在大革命前的法國皇宮馬廄裏鏟馬糞的人。
· ufo。很多人相信每周三的淩晨 1—3 點是觀測 ufo 的最佳時段。
· 幸運數字
· 尼斯湖水怪
· 北美大腳怪
· 有一種由乳香和沒藥混合而成的室內噴霧，噴霧噴出時，任何人作出的假設都能成真。 </blockquote>
這些信仰比糟糕還更糟。它們惡俗，是因為它們代表了一種自負而強烈的欲望，要在不可改變的堅固現實中實現自己微不足道的願望。如果這些信仰惡俗，“新紀元運動”32中的男女騙子就更惡俗了，他們每年都能從輕信他們的傻瓜身上撈到幾百萬美元。為了有助於行騙，他們給自己設計了荒謬誇張的頭銜：比如心理測量師、超感心理學家、心理命理學家、生態女權主義33者（其實那個女人的智力低於一般水平）、天才女巫、自然女祭司。還有人自封為“贏得國際讚譽的長笛演奏家／作曲家／治療師”，還有人建造了自己的永恒智慧教堂，並自封為“首席大主教”（見“惡俗行為”）。
許多人隻要被稱為“靈媒”，就已經心滿意足了。那位不敬的評論家喬治·圖默隻要一想到這個就禁不住疑惑，既然他們掌握著生活中的所有秘密，為什麽不用這種神力來“清除粉刺”？可惜他們的語言能力很少能讓他們在生意中大獲成功，不然他們早就逃往裏維埃拉34，遠離他們居住的那些可怕的地方了：伊利諾伊州的斯科基、密蘇裏州的薩平頓、佛羅裏達州的奧蘭多、賓夕法尼亞州的埃梅厄斯、北卡羅來納州的紐伯恩。被佛羅裏達假日酒店解雇的一個可憐人靠救濟金度日，卻了解“快速斂財的方法”，隻要付給他 8.85 美元，另加 1.5 美元的郵資和手續費，他就會把訣竅告訴你。一份心靈通訊雜誌有個分類廣告欄，上麵一則廣告的每個字眼都流露出愚昧的自我滿足，刊登者是猶他州一名 50 歲的失敗者： <blockquote>
本人雖不是一個嚴肅的學生，卻有著廣泛的興趣：整體健康、海豚意識、因果論、往世研究、水晶球占卜、金字塔、超感官知覺、心靈成長、外星人、ufo、多線路傳輸、輪回轉世、通靈意識、精神療法…… </blockquote>
“不是一個嚴肅的學生”！“廣泛的興趣”！從中你就可以看出，他所有的隻是智力欠缺者偽裝出來的一副偽學者腔。這個可憐的家夥一定是猶他州的資深上當者，猶他州以盛產笨蛋聞名，是美國名副其實的帕弗拉哥尼亞（papgonia）。〔1748 年，大衛·休謨在《論奇跡》（<cite>of miracles</cite>）中寫道：“對於冒牌預言家亞曆山大（公元 2 世紀的一個宗教騙子）來說……將首次行騙的地點放在帕弗拉哥尼亞（一個落後的羅馬行省）實在是明智之舉……那裏的人都極端無知、愚蠢，會輕易相信哪怕最最明顯的騙局。”〕
在所有這些荒唐的把戲中，最流行的可能是占星術，據了解，一些有教養的人甚至也被它騙了。由於不滿現代生活中粗俗的物質主義（誰不是呢？），甚至榮格也在其對生存意義的探索中沾上了一點占星術的邊。在美國，相信占星術的人比你想象的多得多，他們至少會部分相信。南希·裏根給裏根總統提的一些建議完全來自占星術，之所以沒有像“水門事件”那樣使政府垮台，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相當多的選民看不出依照占星術行事有多愚蠢。占星家們開始讓自己變得職業，頂級占星家所屬的美國占星家協會認為，欺騙性地發布星相觀察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他們所謂的欺騙性，是指在不了解對方精確的出生時間和出生地點的情況下隨意給人看星相。一個可悲的事實是，現在占星術憑借其吸引力已經影響到了學校的課程（見“惡俗大學”）。紐約最富懷疑精神的人們會留意到報紙上一則梅西百貨公司35的廣告： <blockquote>
輕鬆贏學費
著名占星家、靈媒伊蓮·休斯與數據庫市場有限公司聯合設計了一款占星幸運數字電腦。隻要在電腦中輸入您的出生日期和當天的日期，這個電子手握式占卜師就會一一展示您的幸運數字最佳組合，能為所有賭博遊戲提供出色的指導，比如“每日選 3”、“每日選 4”彩票玩法，每周大樂透抽獎等等。 </blockquote>
公眾對占星術的信賴還遠不止於此，他們甚至會被下麵這種廣告騙到： <blockquote>
寵物也能做精神分析！
隻要提供您家寵物的出生日期、照片和性別，就能幫您讀出它的心靈。僅費 25 美元。 </blockquote>
人們想不到，推動此類事情發展的不僅有美國人，還有北美人，這一事實是一位獲頒證書的占星師揭露的，他承認曾輔佐羅納德·裏根和南希·裏根執掌共和黨。為什麽說還有北美人呢？因為加拿大阿爾伯塔省埃德蒙頓的上訴法院法官給這位占星師寫信說：“你說我會遇到一個男人，上禮拜我的確在公共汽車上遇到了一位紳士。”
這類人很容易相信陰謀論。在他們看來，政府掩蓋外星人無數次造訪地球的真相就是至關重要的事情和國家級的醜聞。這些外星人喜歡在美國西南部的荒涼地帶著陸，而不是加州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或國家科學院附近。一個著名的事件，是一架“載人”ufo 在新墨西哥州阿茲特克附近墜毀（選在那個地方墜毀一點也不奇怪），人們在飛碟裏發現了“16 具小個子類人動物的屍體”，但“高級軍官和科學家”合謀，給這一事件貼上了“絕密”的標簽，盡管在美國的帕弗拉哥尼亞人中，這一事件已廣為流傳36。不過，你隻要付 21.95 美元的郵資，就能得到一本披露整件事情真相的書，這本書厚達 612 頁。由此可見，美國政府才是阻礙公眾實現自我、超越自我並認識來自其他世界的外星人的主要障礙。考慮到美國政府已經有條不紊地實施了“將上帝從美國學校裏趕出去”（羅納德·裏根語）的政策，這一點其實不難預料。不過“科學”也該受到譴責，它那副豬腦袋死也不肯學一點占星術一類的新東西，這一點普林斯頓大學的詹姆斯·格雷克教授37可以作證。一大堆惱怒的人給他寫信，原因是他的科普著作沒有提到這些人的獨立發現——“新宇宙論……的數理依據，股市戰略，以及其他一切事物的偉大理論”。難怪他會哀歎：“嗚呼，郵遞員又來了。”下麵列舉了其中幾封信的內容： <blockquote>
· 我已通知了兩所大學……卻沒有收到任何回複。我的發現理清了量子物理學中的困惑。
· 這封信將揭示一種新的世界形態……與舊有觀念截然相反。
· 外太空生物學智慧……好東西！邏輯清楚。
· 隻要一個生化學方程式就可以……勾勒或闡釋一個設計完美的宇宙與現存宇宙之間的區別。
· 就像那個胖女人用聲音震碎玻璃杯一樣，人類將用通奸震碎太陽係。
· 我將這些見解寄給過牧師、官員、學校和報社，可他們看都不看一眼，甚至哼都不哼一聲。
· 我是誰？現在，我可以說自己是一名兼具 17、18 世紀氣質的自然哲學家，我自稱為哲學通才。 </blockquote>
“這個國家到底怎麽了？”格雷克教授問道，“我們應該是生活在一個科學發達的時代，一個教育普及的時代，一個公共電視台有科學特別節目、每天的報紙上有科學專欄、每兩個高中生裏就有一個擁有自己電腦的時代。”不錯，我們的確生活在他所說的那個時代，但他忽視了惡俗的巨大力量，忽視了現在的民眾普遍無法將懷疑和證據應用到因果論中（見“惡俗大學”）。
雖然還沒獲得顯著的成功，但嚴肅的科學家們已在為公開研究惡俗幻想家和神經質患者而努力了。一批動物學家成立了傳奇生物國際協會（總部設在亞利桑那州的圖森，那個並非最有希望出現傳奇生物的地方），以核實那些關於怪物的報告，比如雪人、北美大腳怪、尼斯湖水怪等。該協會的指導思想本應是懷疑和要求證據，但一些人，比如默克姆·w·布朗尼38稱之為“美國古生物學泰鬥”的喬治·蓋洛德·辛普森教授39，認為該協會的傳奇生物學家會作出不嚴謹的推測，從而像真的相信有傳奇生物存在的人一樣深受蒙蔽。回顧人類欺騙自我、渴望奇跡的全部曆史，辛普森總結道：“人類是所有動物中最會發明、最會欺騙，也最容易上當受騙的一種動物。”說得太對了，我們正是唯一喜歡編造事物，並從中獲取快樂的哺乳動物，換句話說，小說、藝術和宗教都是人類特有的發明。
不過，下麵這些信仰都不算太糟糕：相信上帝能聽到禱告者的祈禱，有時還會回應；相信死後會與家人重聚；相信隻要跳過路上的每一條裂縫，好運就會到來；相信星星知道人間發生的一切。隻有像裏根夫婦那樣，讓這些信仰影響到與其他人相關的國家大事，它們才會變得惡俗；而當你向軟弱的人宣揚它們，或者運用一切或誠實，或裝腔作勢、妄自尊大的方式（比如“我自稱為哲學通才”），將你個人的看法傳達給這個漫不經心的世界，並強迫人們改變信仰時，它們就變得特別惡俗了。如果你這麽做是為了賺錢，那你就惡俗到該下地獄了，那裏的烈火將永遠燃燒，以折磨像你這樣的壞人（見《馬太福音 25 章 41 節》）。 <h2>惡俗對話</h2>
如今，盡管惡俗的對話已成為全世界的通病，但它的發源地在美國，這一點毋庸置疑。在一個醫療數據顯示平均每 10 個人中就有一個人精神錯亂的國家，惡俗對話的存在不足為奇。並且這個國家認為巨大的噪音很重要，以致要你扯著嗓子大喊大叫，還要誇大其辭，毫無雅致、含蓄、智慧可言。諷刺的是，隻要你想跟人交流，惡俗的對話就幾乎是一種義務。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種快樂——人們很少有機會表現自己，去找到一點自我感覺和對自己力量的小小幻覺。問題在於，是噪音導致了高分貝對話的惡俗？還是因為對話的內容太惡俗，隻好提高音調，來蓋住對話或結束對話？其實這兩種說法都有道理，所以震耳欲聾的迪斯科音樂、雷蓋音樂40及類似的音樂會這麽流行。這類音樂響起的時候，誰還有可能談話呢？而隻要我們無法談話，也就不會暴露出自己的膚淺和簡單了（見“惡俗大學”）。
美國人在對話中打斷對方的次數要比其他國家的人多，很可能因為在這樣一個自以為人人平等的國家，每個人都想隨時在對話中插入自己的意見，這樣當然就沒有人會聽別人說話了，搶奪話語權更重要。同樣奇怪的是，也沒有人真的指望有誰聽他們說話。
四十多年前，伊夫林·沃41在他的小說《受愛戴的》（<cite>the loved one</cite>）中塑造了一個住在加利福尼亞的英國人——弗朗西斯·欣斯利先生，欣斯利先生對美國人尤其西海岸的美國人觀察入微。他這樣評價自己的鄰居：“他們是一群寬容而慷慨的人，他們吵吵嚷嚷，卻不指望別人能聽他們說話。這一點要記住，寶貝。”他還向他的一個英國朋友保證：“這就是在這個國家社交毫不費力的秘密所在。他們高談闊論全是為了自娛，他們所說的一切都不是為了讓別人聽而說的。”如果伊夫林·沃聽到兩個無聊的家夥沒完沒了、沒有重點的對話，這兩個人還對自己說的乏味笑話哈哈大笑，對於合力完成的那種真正的對話，他有什麽建議呢？“我喜歡的對話，”他說，“能讓我自然而然地適時想起某些奇聞軼事；能讓我醞釀並最終講出一些笑話來；還能引發幻想，但美國人對幻想一竅不通。”
在對話中打斷對方的遊戲隻是為了打斷，並非出於什麽特定的目的或與話題相關的利益。據芭芭拉·艾倫萊徹觀察，這方麵也存在著明顯的性別差異。她發現，男人打斷女人的次數要比他們打斷其他男人的次數多得多，也比女人打斷男人或女人打斷女人的次數多得多，盡管有了女權主義運動，女人們卻還是很靦腆。
艾倫萊徹還發現，隨著舊的核心文化解體、粉碎，人們之間的對話日益受阻，這就使人們將假定的交談者局限在了各個互懷敵意的“利益群體”當中，由此便產生了該跟陌生人談些什麽的問題。當然，有關天氣的話題總是少不了的。但正如艾倫萊徹所說，除非我們能設計出“一些人人都能聽懂且內容隨意的都市小型對話方式”，否則，漫不經心的對話就必然會變成種族侵犯、性別侵犯，或個人的抱怨，或政治觀點的對立，或自哀自憐的家長裏短。
為了使對話保持平和而非咄咄逼人，美國人發展出一種約定俗成的社交規範，就是英國觀察家西蒙·霍格特42所謂的“地理聯係”。這為積極的談話提供了動力，又絲毫不會觸及敏感話題。霍格特舉了一個例子： <blockquote>
甲：各位先生從哪兒來？
乙：我們來自俄亥俄州的代頓。
甲：噢，是嗎？我丈夫埃弗雷特有個遠房堂兄，以前就住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
乙：真的嗎？幾個月前我還在辛辛那提呢！ </blockquote>
諸如此類。
在美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地方很多）的國家，這種談話可以持續好幾個小時，雙方還都很滿意。感謝上帝，如果沒有這種社交規範，隻要一小會兒，交談的一方就有可能發現另一方對以下事物的態度絕對很可恥： <blockquote>
鯨魚
海豚
無家可歸者
流產
不同意將終身職位授予非常傑出但很年輕的大學教師
女人們在各個領域都受到的可怕對待 </blockquote>
這樣一來，更深入的談話就不可能出現了。正因為如此，在惡俗的對話中，憤怒和嫉妒總是瀕臨爆發的邊緣。交談者似乎會因為沒能說出某些有力的話語，而產生持續的煩亂，還會因為美國夢及其內含的承諾被無情地打破而產生挫敗感。這些情緒，或許又是大家一直對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的結果？
不論出於什麽原因，惡俗的對話都很少觸及與對話無關的客觀現象，幾乎總是在念叨個人的需求與想象。這種對話對別人的所有冒犯，其實是一種無聲的求援。這盡管令人感到同情，卻絲毫不減其枯燥乏味。 <h2>惡俗行為</h2>
如前所述，我們要學會區分惡俗行為和純屬無害的糟糕行為，這類糟糕行為包括對陌生人說“祝你愉快”，或給自己的女兒取名“金柏莉”43等等。一旦糟糕行為變得具有侵犯性、裝腔作勢、虛偽或道德醜陋，就會變成惡俗，但不少人都覺得那種可怕的行為沒什麽道德上的不妥，甚至還蠻不錯，比如參加“聯誼晚會”，野心勃勃的年輕人在晚會上互換名片，以期在商海中崛起。在這種晚會上，交結朋友、排遣寂寞等尋常的社交動機都被歪曲了，呈現出來的隻有野心，那些感覺遲鈍的人卻以為他們的行為很可敬。這種偽裝、欺詐和自以為的友好親密使根深蒂固的惡俗踐行者未經允許就直呼陌生人的名字，並在轉眼間摻和到別人的私事裏去。菲利普·羅斯44在《解放了的朱克曼》（<cite>zuckerman unbound</cite>）中描寫主人公內森·朱克曼討厭的、新近成功的小說家艾溫·柏普勒的行為時，準確地捕捉到了這種腔調：在紐約的一輛公共汽車上，柏普勒突然衝朱克曼說：“你他媽這麽有錢，還坐公共汽車幹嘛？”
這是惡俗的一種侵犯性表現，也有一些惡俗很可憐。一些靠吃回扣過日子的零售店店員不得不履行職責，給顧客寄去假裝彬彬有禮的偽善小卡片，比如： <blockquote>
這隻是一張便條，好讓您知道我非常高興能在xx零售店為您服務。希望不久前的消費帶給您很多的快樂，也希望很快就有機會再次為您服務。歡迎隨時打電話給我。 </blockquote>
顯然，這原本是一聲絕望的哀嚎，卻被惡俗地偽裝成了友善的關懷。
禮儀小姐是敏銳的惡俗觀察者，也是當今最值得信賴的權威之一： <blockquote>
親愛的禮儀小姐：我在承接的婚禮業務中發現，許多婚禮請柬都附有小卡片，上麵寫著新娘擁有會員卡的商店名稱。請問這是品味高尚的表現嗎？
有教養的讀者：不是的。這麽做表明她們的品味很低劣。如今，人們已不再要求新娘像過去一樣會假裝了，但如果有人要送她們禮物，她們還是有必要裝出驚喜和高興的樣子的。 </blockquote>
確實，婚禮為惡俗行為提供了最多的機會。比如在宴會上展示禮品，禮品中都附有表達送禮者的驚歎與讚美的賀卡；或在婚禮過程中毫無節製地揮霍，假裝“豪華”。讓我們看一看某家豪華轎車服務公司提供的“婚禮包裝”服務（收費標準是前 3 個小時每小時 165 美元，之後每小時加 30 美元，“外加 15% 的小費”）清單中泛濫著的惡俗之氣吧： <blockquote>
配有司機的豪華轎車（白色超長型，您盡可放心）
身著燕尾服的職業司機（！）
紅地毯鋪路（從豪華轎車後門一直鋪到結婚儀式的第一步）
隨贈一瓶冰鎮香檳 </blockquote>
另付 85 美元，你就可以享受一次假裝隨意的“氣球放飛”活動，將放飛 100 隻氣球（每加一隻氣球，就多收 1 美元）。假如你願意拋棄所有的自然和隨意，你還可以定購一塊事先做好的標貼（上麵寫著“新婚”，費用是 25 美元），貼在豪華轎車的尾部。一塊批量生產的標貼要價 25 美元，似乎貴了點兒，但這 25 美元還能讓你得到“掛在車邊的 2 條彩色飄帶、2 個彩色絨球，掛在車前的 3 隻婚禮鈴鐺和掛在汽車尾部的 4 隻氣球”。如此裝扮之後，人們就會注意到你了！可惜這家公司忽略了一點，他們還可以出租 3 到 5 個用繩子串起來、拖在婚車後麵的易拉罐。（當然，這項服務可以另收 10 美元）
在裏根執政的後期，公開的貪婪都被偽裝成了善舉，在這種氛圍下，高中畢業典禮都淪為了恬不知恥、利欲熏心和口是心非的場合。如今，你可能會在春天收到一張類似請柬的東西，邀請你參加某個社交活動。認真閱讀後，你會發現這張單子上寫的，其實是一個 17 歲的陌生人請求你送他一份禮物，能送錢當然最好了，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誰，喜歡什麽東西。這並非真正的請柬，而是一份“通知”，裏頭還夾著一張卡片，卡片上寫著希望你慷慨送禮的那個人的大名，通常還附有郵寄地址。
電話也為惡俗行為廣開門路。比如一接起電話，對方就說“雖然您不認識我，但……”；一些辦公室的程控電話還被用來做忸怩作態或粗魯的事情，比如讓打來電話的人按某個數字，以找到他們想找的人（“廣告部請按 3”），他們可能過於先進了，以致對還有人使用撥盤式電話機感到不可思議。在惡俗成為流行病之前，還有交換台的接線生幫你接線，而現在，另一種惡俗的形式是讓你等待（“請不要掛機”隻是委婉的說法），然後放一段可怕的音樂（見“惡俗音樂”）給你聽。真正令人作嘔的，是一些人在車裏用“移動”電話跟人通話（或假裝通話），希望更粗俗的人羨慕、嫉妒他們。
其他種類的主要惡俗行為列舉如下：
· 去掉酒精飲料中的酒精，讓消費者覺得自己在喝酒，但其實又不含酒精。其結果，是發明了極其美國、極其惡俗的輕度酒。一個人要麽喝酒，要麽不喝，但絕不應該將沉迷於酒精的樂趣與自以為克製（戒酒）的樂趣混為一談。
· 將人造纖維加入不該加入的物品中，比如床單、枕套、毛巾，尤其是餐巾。
· 帶傳呼機參加聚會。會這麽做的人是個（用伍迪·艾倫的粗話說）“時時刻刻都得跟人保持聯係的白癡”。傳呼機，無論真偽，已成為地位低微的人暗示自己具備高度職業性和社會價值的普遍方式。這類人你常常會在聯誼晚會上遇到。
· 自我欣賞的慈善活動，比如在結婚請柬中附一張卡片，上麵寫著： <blockquote>
我們了解運氣不好的人和無家可歸者的困境，請帶一件富餘的冬衣給他們。 </blockquote>
第二句話尚可接受，第一句則惡俗無比。
· 在公共活動中用便攜式攝像機打擾別人。這種人隻要買了一件昂貴的物品，就以為自己擁有了妨礙、打擾他人的特權。
· 用白色縐紙做的帽子和禮服打扮要參加“畢業典禮”的幼兒園小孩。惡俗程度僅次於用淺藍色人造絲做的帽子和禮服裝扮高中畢業生（見“惡俗大學及學位服附錄”）。
· 給貓和狗取做作的名字，以炫耀自己花費不菲的教養。比如，把貓叫作克呂泰涅斯特拉或海絲特·白蘭45；把狗叫作亞哈或托比·培爾契46。會給寵物取這種名字的惡俗人物，也會將令人尷尬的名字強加給無助的孩子，比如給女孩起名叫艾略特或查爾斯47，給男孩起名叫鄧斯坦、麥喬治或斯特林費羅48。
· 追隨名流。“名流”這一觀念本身就是惡俗的，讓我們請麥當娜共進晚餐吧！
· 自己開車，但技術很爛。最近在新澤西州發生的、針對交通事故高保險費率的政治抗議中，沒有一個人提議通過提高駕駛技術來降低保險費率。
· 引人注目地當眾鍛煉。這是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行為，因而也是最惡俗的行為。這一行為大約 30 年前開始風行，並傳遍了中產階級。有人通過散布謠言的方式，想給這種行為貼標簽，說隻有性變態才樂於此道。毫無疑問，這話說對了一部分。但很快，一大批素來體麵的人也開始用這種方式炫耀了。如今，跑步練習、呼吸練習、用招搖的小啞鈴做舉重練習已經變得過火了，練習者頭上還常常戴著耳機。除非他們自己意識到要端莊得體，否則已沒有什麽力量能阻止他們當眾鍛煉了。
· 偽善。比如零售店店員和侍者問顧客：“今天過得怎麽樣？”（見“惡俗餐館”）
· 對“幸運輪盤”、“家庭恩怨”一類電視秀濫施掌聲。電視台期待這類節目能引起觀眾自發的熱情和快樂，隻有白癡才會上當。這類節目所表達的，隻有嘉賓們在順從某位乖戾的節目製作者的指令後得到的確信的快樂。
· 濫用“生活方式”這個詞，並且總在注意別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惡俗的是依照華而不實的雜誌的建議，頻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 排隊時擠來擠去。排隊時厚顏無恥地擠來擠去的人通常來自較低的社會階層，他們早已習慣於為其所需而戰鬥了。他們的行為如果還能讓人理解，那就是糟糕的。更膽小怯懦，卻一樣愛出風頭、一樣貪婪的中層和中上層人士排隊時擠來擠去就是惡俗了。他們擠起來更為機巧。他們不會硬擠入隊伍中，並露出“你敢把我怎麽樣”的架式，他們非常詭詐，會迂回地擠到你邊上，而不是前麵。他們會視你曖昧的容忍度而行動，希望你無視行與列之間的明顯界限，他們以為隻有軍人才懂得行與列應該存在明顯的界限。對付他們最好的辦法是出其不意地、大聲地強烈抗議，如果你做得到，也可以用褻瀆和肮髒的字眼痛罵他們，免得他們以為你太斯文，不會發火。記住，這一招隻有出其不意才能奏效。
· 由於軍事策略太過“聰明”，而將事情搞砸，比如 1980 年 4 月卡特執政期間，政府企圖派人駕駛直升機在德黑蘭附近的沙漠著陸，以營救關押在伊朗的人質。雖然他們倚仗自己擁有招搖的武器裝備（其中最常見的一種武器就很惡俗），這一計劃還是以慘敗告終：美利堅合眾國再次蒙羞，8 人死亡，5 人受傷，人質無一獲救。美國人覺得太丟臉了，便轉而相中羅納德·裏根出任總統。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讓誰做總統，而在於招搖的技術根本無法彌補人類根深蒂固的愚蠢和無能（見“惡俗的海軍導彈發射”）。
· 給黑白電影“上色”。這是對過去的有意冒犯，是對傳統的黑白手法的冒犯，黑白手法能拍攝出正宗的白領結、白色燕尾服、白色起居室和白色夜總會；這也是對藝術傳統的整個精致理念的冒犯，如電影評論家萊斯利·哈利韋爾（leslie halliwell）所言，電影中的彩色很惡俗、很不恰當，因為彩色“在模仿現實……黑白卻如魔鬼一般，能喚起電影自身的情緒和對自身的評判”。你到底要的是逼真，還是藝術？（見“惡俗報紙”和“惡俗的公共雕塑”）
· 隻談論音樂，卻不去演奏。惡俗行為總讓人覺得，所有的“文化”體驗都必須具備進步意義和教育意義，這種觀念是在咒罵我們這個沒有安全感卻裝腔作勢的無知社會。
· 將肖恩（sean）這個名字拚寫成“shawn”或“shaun”，甚至“shawon”49。將一個明顯的愛爾蘭名字強加給一個從未聽說過梅奧郡50的男孩已經夠糟的了，偏偏還要拚寫得亂七八糟，讓人不知道該怎麽讀，這就變得惡俗了。就好比將影星肖恩·康納利（sean connery）的名字拚寫成“seen”（西恩）。
· 在電視轉播的體育賽事上展示自己製作的標語牌。如果標語牌上隻寫著“加把勁，左撇子！”，那還算無害；如果寫著“操他媽的巡警！”，那就是糟糕的了；如果寫的是“《約翰福音 3 章 16 節》”或“《約翰福音 14 章 6 節》”，那就是自以為積極進取的惡俗表現了。
· 公開發言總會超時。每天都有大量的人重複這一無能、自私、令人厭煩的惡俗行為。
· 給自己安上令人印象深刻的頭銜，比如預言家、大師、導師或治療師。（見“惡俗信仰”）
· 嚇唬旅行者，讓他們買你的旅行支票，暗示他們如果不這麽做，他們的旅行就將變得一塌糊塗。 <h2>惡俗想法</h2>
糟糕的想法就是那些顯然站不住腳的想法，比如從上往下建一幢樓。有些人卻總會被此類想法說服，並相信它們能夠實現。但大多數人認為它們除了充當笑料，想這些東西純屬浪費時間。然而，惡俗的想法卻被廣為接受，並十分常見，以致人們對它們毫無爭議。
比如，有人認為郵局應該自負盈虧，而不應該像海岸警衛隊、空軍和其他必要的公共服務機構那樣吃皇糧，與此相關的一個惡俗想法是：郵費常常上漲不是由通貨膨脹引起的；一個更為惡俗的想法，是認為一個人有沒有權利獲得更好的教育，應該取決於他爸爸有多少錢，這一想法似乎很少受到質疑；還有一個惡俗想法是：艾滋病患者、無家可歸的人、窮人和癮君子都不值得同情，他們隻是在承受上天公正的懲罰，我們什麽都不做的話，他們就會自行消失；還有，美國人並非真的需要美國鐵路公司的公共鐵路服務，因為聯邦政府對公共鐵路的撥款津貼最終會對贏利的汽車銷售行業產生很大的影響。
在道德嚴格且愚昧無知的地區，流行著一個惡俗的想法：在高中校園發放避孕套等於鼓勵性交。好像不發避孕套就沒有人會性交一樣；看上去很像 25 美分硬幣的蘇珊·b·安東尼51一美元硬幣也是一個極其惡俗的想法，這個想法來自歐洲式無知官僚的建議，他們竟然沒有想到高麵值的硬幣就必須更重一些，顏色也應該有所不同，英國人很多年前就已經吸取了這個教訓；還有一個更為惡俗的想法，是認為軍隊應當能影響國內外政策，或認為其他領域內社會或政治措施的實施應該參照軍隊文化。
在學術界和自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的人中間流行著另一些惡俗的想法。在這個領域，研討會和學術小組討論會泛濫成災一點兒也不奇怪，還有什麽比這些活動更能逃避艱辛而孤獨的閱讀、思考和寫作呢？那些讀過不少書卻很少寫東西或寫得不怎麽樣的人傾向於相信，任何一個作家傾其一生研究的，終究還是他 20 年前完成的那部書的主題，這些人認為作家跟他們一樣乏味、停滯不前。這類知識分子比較熱衷於自以為是的事情，正是他們（還有政客），想出了不時更改國名這一惡俗的主意，給曆史和地理研究製造了不必要的麻煩。正是他們，決定錫蘭現在改叫斯裏蘭卡，羅德西亞改叫津巴布韋，上沃爾特改叫布基納法索52。也正是他們，是將紐約第六大道改稱為“美洲大道”這類惡俗想法的始作俑者。我們應該將郊區街道不設人行道這一惡俗的想法歸功於那些聰明的建築師、城市規劃師和房地產開發商，這個想法有效地打擊了民眾的好奇心和研究精神，就好比圖書館將索引卡電腦化打擊了讀者的好奇心——可能會有意外的發現。
從馬克思主義到無過失汽車保險（如 p.j.歐魯克53所言），許多惡俗的想法都源自於“與現實毫無關係的宏大理論”。一個真正惡俗的想法是，你隻要買 6 盤保證能提升自信心的磁帶，聽完並相信它們之後，就會以為自己真的很棒。但你的朋友們會很快指出你大錯特錯了，於是你又回到了老樣子，隻是付了 49.5 美元的價錢和 3.5 美元的郵費後變得更窮了。阿諾德·帕爾默54說：“我在淋浴時產生過一些最棒的想法”，他的這些想法並沒有被人類所拋棄，因為他的浴室裏總預備著微型盒式磁帶錄音機，準備隨時記錄他的“真知灼見”。凡此種種，統統都是惡俗的想法。
更為惡俗的還是美國特有的惡俗想法，如作家簡·沃姆斯利（jane walmsley）觀察到的那樣，這些想法使我們有別於其他的人類，還“可以解釋美國人許多淺薄而古怪的行為”，比如慢跑、節食、麵部拉皮手術、屍體冷凍55（用行話說是“人體冷凍法”）、染發、歧視老年人等等。她發現：“美國人認為死亡是可以任意選擇的。” <h2>惡俗語言</h2>
我們有必要知道，一開始，惡俗語言並不糟糕，比如“放屁”或“混蛋”。一開始，惡俗語言更像用“賭博”代替“打賭”，用“褐灰色”代替“鼠灰色”，用“開胃菜”代替“開胃小吃”，用“淋浴活動”代替“下雨”，用“未償還的貸款”代替“壞賬”，以及用“有人住過的家”（或“二次銷售的家”）代替“二手房”。我們的語言當中肯定存在著一種欺騙的衝動，想遮掩令人不快的東西，將普通的東西提升為令人向往或非凡的東西，通過對矯揉造作的由衷讚美來抬高毫無價值的東西，而這種衝動在我們說“混蛋”的時候還不存在。帶著這種衝動說話，其目的幾乎總是想從那些容易輕信和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撈錢，欺騙天真、注重外觀的人。
當然，本書到此為止討論的惡俗事物總會在某個方麵涉及裝腔作勢的語言，從邏輯上講，單辟一章來討論惡俗語言很難。我們需要不斷地交叉閱讀，下麵的話題就要求我們參閱“惡俗大學”一節。比如與教授有關的惡俗：當一個教授把他的“科目”稱作“學科”時，他隻不過耍了一個自我誇耀的小花招，（自以為是地）將自己抬高到一些隻對某些事物好奇的人之上，這些事物對他而言隻是“ 愛好”或“興趣”，至多是“某個領域”。“學科”是教授們發明的詞，專門用來炫耀自己比一些人高明，這些人無法通過寫作教授們隻是感“興趣”的事物為生，至少不會經常談及這一事物。同樣，“跨學科”這個經常會在校園裏聽到的高級術語，如此極盡賣弄，意思卻很簡單，指的是“跟多半知識分子一樣不止對一樣事物感興趣的人研究的學科”，你高興的話，還可以說這個學科不像一般學科那樣乏味、褊狹。一旦開始用“學科”代替“某個領域”或“科目”，你就會像約翰·霍普金斯大學56出版社為它的一本書做的廣告那樣結束你的談話：“跨主題隻是無視學科的分界線（什麽的分界線？），卻對整個世界性主題起作用。”此處的矯揉造作，能使所有人了解我們必須了解的“正宗、十足、18k 金、百分百惡俗”等詞語的含義。
在更為粗俗的環境中為銷售產品而使用的廣告技巧也差不多。當電台商業廣告說：“如果你渴望獲得”，我們就知道，這不過是“如果你想買”的惡俗說法（見“惡俗廣告”）。惡俗語言本質上的虛假有時太離譜了（“您是一個多麽偉大的觀眾啊”），對一些人卻總是奏效（見“惡俗的電影演員及其他演員”）。可以直接說“顧客”時，為什麽要說“貴賓”，從而使那些頭腦簡單的人上當呢？那些人會以為夜床服務和糖果是親昵友善的表示（見“惡俗酒店”）。為什麽不能對旅客坦言真相，非要用“將飛機開入水中”代替“水上迫降”呢？為什麽可以說“暈機”，卻偏要用“惡心”代替呢？（見“惡俗的航空公司”）
矯揉造作和委婉語於是成了惡俗語言的特征。在美國這樣一個公然宣稱平等的國家，矯揉造作和委婉語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特殊的誘惑，因為在這個國家，尊嚴和尊重是大家都追求的東西，但從真正意義上說，很少有人能得到它們。托克維爾57這樣評論早期的美國：“沒有哪個國家的公民像民主國家的公民這麽卑微。”在這個民主國家，個人的重要性幾乎不可能由繼承得來或從職權中得到，因此，人們便不懈地追求著個人的社會地位。如果你尚未獲得社會地位，你可以通過大多數美國人選擇的方式——口頭炫耀——來獲得它。如果用了委婉語還是得不到，人們就會想，可以通過增加音節來凸顯自己的尊嚴，就是在表達觀點時增加音節，就像用文字增加話語的“分量”一樣。所以，用“健康”（wellness）代替“健康”（health），用“協助”（assist）代替“幫助”（help），用“一次非凡的就餐體驗”代替“一頓豐盛的晚餐”，用“一次非凡的閱讀體驗”代替“讀到一本好書”等等都變得很流行。如此誇張地增加音節，有時也是為了委婉，比如用“香味”（aroma）代替“氣味”（smell），但更常見的目的隻是為了增加語言的分量和音節的數量。“手表”（watch）變成“計時器”（timepiece），就像“選擇”（choice）往上提升一點就變成了“選項”（option），誰不想有兩種以上的選擇，音節數量還翻了一番（見“惡俗廣告”）呢？直接談錢對某些人來說是有失文雅的冒犯，於是“工資”（pay）被提升為“報酬”pensation），“費用”（fee）變成“酬金”（honorarium）（見“惡俗大學”）。“鋼筆”太低級、太實用，想讓它給人留下更深的印象、變得更有價值，可以叫它“書寫工具”。近來很少在這類矯揉造作的術語中聽到“方法”（method）這個詞了，因為人們現在隻說“方法論”（methodology）：“我讚同他的研究成果，但我本該采用一套不同的研究方法論的。”（這麽說話的教授十有八九會將“科目”稱作“學科”。）
如果你厭倦了一個地方，想住到另一個地方去，那你就“搬家”（move）吧，可這麽說的話，你就是在做非常不引人矚目而且微不足道的事情。為了使你的行為變得更重要，你應該說“遷徙”（relocate）。明明可以說“作了決定”（make a decision），或更好一點，說“下了決心”（make a determination），為什麽還要冒著被人看出你很平凡的風險，說自己已經“決定”（decided）了呢？可以說“擁護”（be supportive of）某項事業，又何必說“支持”（support）它呢？可以說給“賞錢”（gratuity）時，又何必要說給“小費”（tip）呢？根據赫克特和麥克阿瑟合著的《頭版》58的描繪，報社記者都是低級、粗俗之人的代表，熱衷於玩世不恭、酩酊大醉，還會在室內戴帽子。要將他們改造成嚴肅、清醒（沒喝醉酒）、有價值的“專業人士”，如他們老板希望的那樣盡量少展現古怪和失控的一麵，我們可以像《今日美國》報的某位編輯一樣，稱他們為“信息發布係統”。懷著相似的對此類莊嚴的向往，人們將“下雨”（rain）說成“降水”（precipitation），戲劇界將“舞蹈”（dance）說成“移動”（movement），商界則將“虧損”（loss）說成“赤字”（shortfall）。
“推銷員”（salesman）這個詞的命運既證明了人們對高級事物的欲望，也證明了普通美國人麵對令人不快或有損人格的事物時會感到不舒服。曾幾何時，推銷員就是推銷員，正如在戲劇《推銷員之死》中一樣，推銷員毫無疑問是個有用的人，隻不過社會地位比較低，且往往會讓自己討人厭；如果推銷員是女的，既然女人們已被允許出門工作，那就很有必要令人愉快地增加一個音節，將這個詞擴展成“推銷人員”（salesperson）；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覺得需要更多級別的推銷員了，於是 3 個音節就適時地擴展成了 5 個音節的“銷售員”（sales associate）；然後是 6 個音節的“銷售代表”（sales representatives）；緊跟著，人們又發現還可以擴展成 8 個音節的“銷售員”（merchandising associate）；從前的“銷售經理”（sales manager）隻有 4 個音節實在太寒傖了，幹脆就從字麵上將它晉升為“銷售副總裁”（vice president，merchandising），這樣不光有了 8 個音節，也增添了一點美妙的委婉意味。
將“毒品”（drug）說成“管製物品”（controlled substance）是令人愉快的委婉說法，還增加了 3 個音節，從而暗示說話者夠資格被視為一個人物。既然大多數委婉語都比它們代替的令人難以忍受的詞有更多的音節，用“大腦發育滯後”（developmentally dyed）代替“弱智”（retarded）和“低能”（feebleminded）就不足為怪了，這麽做可以直接增加四五個音節。博物館想處理一些珍貴的藏品時，可以“出售館藏”（de-ession），這比那個粗魯的詞“賣”（sell）音節更長，也更委婉。
將“黑人”（ck）改稱為“非洲裔美國人”（african-american）這場運動背後原本有一個秘而不宣的動機，現在也昭然若揭了：7 個音節給人留下的印象比一個音節要深刻 7 倍。我知道這可能難以置信，不過在芝加哥奧哈拉機場（見“惡俗機場”），我的確在一扇通往跑道和停機坪的門上看到這樣一塊標識牌： <blockquote>
警報通道：
開門前請先輸入安全密碼 </blockquote>
（見“惡俗標識”）這比“警告：不輸入安全密碼直接開門，警報就會拉響”要氣派得多，當然也比“僅限內部使用”更為炫耀。如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那個圖書廣告的作者擔心別人以為他隻受過基礎教育，這塊標識牌的作者也一樣，他們無疑都是真正的美國人——生怕別人不把他當回事兒，這在民主國家很常見。
這個現象在軍界尤為嚴重，他們總對自己的社會接受度充滿疑問。用“國防”（defense，比如國防部、國防部長等等）代替簡單誠實的“戰爭”（war），既符合軍隊的社會等級，又比較委婉。同理，“戰役”（campaign）比“戰爭”（war）更好更長，比如“當戰役結束……”但並非所有增加音節的把戲都能成功。“人類遺體袋”（human remains pouches）一詞的設計者已經煞費苦心了，雖然這個詞的音節數量令人難忘，但作為“運屍袋”（body bags）的委婉語，這個新造詞似乎就沒有那麽成功了，還沒有用“鎮壓目標”代替“摧毀目標”一半成功（此處的目標可以是一群人、一棟建築或一處營地）。
近來，惡俗語言已經司空見慣了。如果說話者和聽眾、作者和讀者都是誠實可靠的人，如果他們不被允許謙虛簡樸地表達，在公共場所就沒什麽可說的了。確實有不少航空用語是委婉語，也有很多航空用語大概是為了與威嚴的技術場合應有的尊嚴和複雜性相匹配。比如這個指令：“飛機即將著陸，請熄滅所有冒煙的東西。”瓦格·懷特曼（wag michael whiteman）評論道：“我沒有什麽東西在冒煙；既然雪茄和煙鬥都不讓抽，為什麽不直接說香煙呢？”的確，為何不說“立即熄滅香煙”呢？懷特曼還注意到“請在飛機完全停穩後再離開座位”這句話中的裝腔作勢。“難道停穩不是完全停穩嗎？”他問道：“什麽叫完全停穩？”駕駛員經常向乘客保證：“我們立刻起飛。”他的意思是“馬上”，但他不能忍受那個低級的詞危及自己的尊嚴。明明可以叫“女乘務員”或索性叫“航班服務員”，為什麽要叫“空姐”呢？這就像將“清潔工”稱作“廢物處理工程師”或更動聽的“廢物回收利用工程師”一樣美妙。
也隻有在飛機上，你才能看到“呈上”這個詞被專門用來裝腔作勢。一份航空餐菜單上寫著：“將為您呈上精製小圓麵包”，按得體、謙虛和恰當的正常標準，“麵包”之外的其他詞語都應該刪掉（見“惡俗餐館”、“惡俗的航空公司”）。事實上，“呈上”一詞已經與偽貴族和冒牌貨如影隨形了。一家喜歡將自己的產品稱為“書寫工具”的鋼筆公司，聲稱你隻要花 150 美元就可以擁有它生產（批量生產）的一款自來水筆，這支筆將“用一個豪華的胡桃木筆盒為您呈上”，說得好像那支筆真是一件貴重物品，是一件貨真價實的“藝術品”，而你則成了一位高級鑒賞家（見“惡俗物品”）。
我在《格調》一書中說過欺騙性地用“家”代替“房子”的情形，類似於用“旅行”代替“旅遊”。貪婪引發了兩方麵的墮落，一方麵是“房地產經紀人”（地產代理人的惡俗說法）出於貪婪，希望他們的商品能使人產生溫暖、舒適的聯想；另一方麵，招徠旅遊和坐船旅遊生意的人出於貪婪，希望說服天真的旅遊者，讓他們覺得加入人很多的旅遊團是在獲取“旅行”經驗。“家”和“房子”是兩碼事兒，這一點曾經毋庸置疑，所以會有這兩個不同的詞。很顯然，“拆房子的人”和“拆散家庭的人”不是一回事，盡管我們這個新時代的文雅和感性正推動著惡俗現象的發展，並不斷地消滅著本應存在的差別。如今還有誰記得，過去我們曾經老老實實地稱“建築物”為“建築物”，而不是“家”？一家很大的報紙最近上了地產業的當，錯誤地將“供應膳食的旅館”稱為“供應膳食的家”。我們肯定很快就會看到“妓家”、“色情的家”“賣淫的家”59一類的詞。我沒有猜錯的話，一大批可憐的美國人都希望能買到一個美好的生活，就像“那些人真幸運，他們住在一個價值百萬的‘家’裏”描述的那樣。如今，甚至公寓也被惡俗語言改造成了麵目全非的東西。在一個公寓樓的銷售廣告中，唐納德·特朗普為了使這棟公寓在字麵上吸引人，將其稱為“宮殿”，並聲稱： <blockquote>
現在，在特朗普宮殿中，我們建造了一係列宮殿般的家。每個家都經過精心設計，以滿足那些致力於盡情體驗生活的人的夢想和渴望……
引人入勝的風景給了每個家以品質上的保證…… </blockquote>
當然，特朗普也賣“市區家”，這種房子原本叫“市區住宅”（見“惡俗廣告”）。考慮到以“家”代“房”的現實，你就不難體會《美麗家居》（<cite>house beautiful</cite>）和《家居與花園》（<cite>house</cite> & <cite>garden</cite>）雜誌的遺憾了，它們將永遠被困在自己誠實的名稱裏。
“家”這個詞帶來的不勞而獲的溫暖感，也是惡俗詞語“團體”所珍視的衍生品。“團體”這個詞常常被用在根本就不存在團體的地方，比如“老年人團體”、“男同性戀團體”（用“群體”不是更好嗎？）、“黑人或波多黎各人團體”等等。如海倫·文德勒60所指出的，這個詞出現得如此頻繁，其實背後隱含著大劑量“偽造的田園生活”，跟濫用“家”字背後潛藏著的那種天真、畸形、帶玫瑰色彩的生活觀一樣。廣告會大肆利用這類感性的詞，於是我們會聽到“一個可愛的新家庭團體”。任何東西隻要帶上“團體”這個詞，或引入“團體”的概念，就會變得溫暖而感性。一名主張哈佛法學院應該任命更多女教授的女作家說：“女性的聲音在法學院團體中是相對比較新的聲音”，她所謂的“法學院團體”其實就是法學院。“世界團體”這個詞可能已經將“團體”推向了頂峰，這個詞常見於自以為是、帶有政治說教意味的語境中：“這類恐怖統治、輕視基本人權、壓製民主意願的公開行為必將受到世界團體的譴責。”特別是在談及“女權主義者團體”這類一廂情願的表述方式時，文德勒準確地觀察到，“不切實際地、煽情地使用‘團體’這個詞……會令局外人起雞皮疙瘩。”
“團體”是自我誇耀的一個極方便的小花招，惡俗語言庫中還有許多同樣的高招。“深入”就是一個重要的代表，這個詞最常用於回避準確的意思，並含蓄地給說話者鼓氣（見“惡俗廣告”）：“這本書以一百多次深入訪談為基礎。”（我的天，您真是夠深入的啊！）同樣，將“關注”一詞放入任何一個群體的名稱中，就能有效讚揚群體成員之間的同情心（“愛心”）並暗示局外人的冷酷無情。因此，“關注抗肝炎母親協會”或“關注亞洲人權委員會”等組織的成員，在道德上顯然比其他組織的成員要高出一等。同理，在所有爭論中使用“認真負責”這個詞，都會讓人明白你是對的，而你的對手錯了。
還有一大堆惡俗的詞和短語，許多人希望通過使用它們為自己帶來博學且教養深厚的聲譽。那個用濫了的“多才多藝”（用來形容比爾·布拉德利61一類的運動員、羅茲獎學金62得主、參議員），暗示說話者知道自己在說什麽。實際上，對這個術語的理解源自於人們與皮科·德拉·米蘭多拉63的思想、菲利普·錫德尼爵士64的作品長久且令人陶醉的接觸。這就像一個迷人的美國式習慣——用希臘字母來為大學兄弟會或大學女生聯誼會命名，即便會員們都不懂希臘文。除了市場營銷（以前叫“推銷術”）和教育心理學，學校已經很多年不開設希臘語、哲學或古代曆史課程了，因為學生們可能更喜歡不懂裝懂。
“多才多藝”及其同類詞的偽精確，與那個著名的命令“請認真聽我說”和類似的假裝聰明的詞語“巫術經濟學”如出一轍，都能有效地裝模作樣、回避真實的意思，因為人們根本不了解“巫術”。我們應該將這些令人難忘的詞歸功於美國總統。最近，當他注意到東歐正在發生的事情時，他宣稱：“自由之路就鋪在我們的麵前。”（冒失的人不禁會問：鋪在誰麵前？）“難以置信”也是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詞，使用者期待能借此為自己帶來“聰明造詞家”的美譽，這也是那些明明說的是“談話”，卻非要用“對話”這個詞的人的期待，也是那些總想找機會使用“左右為難”這個詞的人的期待。
美國人出於對莊嚴和妄自尊大的渴望，每天產生出大量可笑的文理不通的東西。比如用“缺少”（absent）表示“沒有”（without），“由於缺少進一步的信息，我們無可奉告”；用“衝擊”（impact）表示“影響”（influence），“我們的宣傳活動看來沒有對愛達荷州的選民造成多大的衝擊”；把“通過”（transit）當成“穿越”（cross）的高雅同義詞，比如“去年夏天我通過了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區”；當然，最虛假誇張的是用“界限”表示某種類似“範圍”的東西：“那個新來的家夥似乎不大樂意在公司規定的界限內工作。”
十足的惡俗促使許多人在表達“內容”（content）時說成“背景”（context），表達“同情”（sympathy）時卻說成“ 同感”（empathy），表達“主意、構想”（idea）時卻說成“概念”（concept）。所以，如果某個推銷汽車、公寓或房子的人說到一個新的“概念”，你最好確認一下自己的錢包還在不在。作為美國這場偉大的不勞而獲的聰明遊戲中的籌碼和象征，用“合並”（meld）代替“加入”（join）自有其吸引力，正如自以為是地用“混合”（mix）代替“混合物”（mixture），用高級的“連續”（segue，音樂用詞）代替“繼續”（proceed）或簡單的“延伸”（go）一樣。最近一次令人難忘的賣弄表演由安德魯·a·奧斯頓（andrew a﹒alston）先生上演，但這場演出最終還是失敗了。奧斯頓先生是一位極其嚴肅的專業人士，是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的職員。他穿著領尖釘有紐扣的襯衣，係一條合乎習俗的“軍團”條紋領帶，看上去就像那種很有教養且足以勝任自己工作的人。他如此評論在一場令人困惑的空難中遇難的小型飛機駕駛員：“我認為他想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麽……這就是他流露出的態度65。”
社會地位再低一點（盡管沒有人確切地知道自己的社會地位），另一種類型的無知就會促使人們為過去稱為“玫瑰紅”（rosé）的甜得發膩的桃紅色葡萄酒改名。許多人由於不確定該對侍者說“rose-zay66”還是直接說“rose”而感到丟臉，於是幹脆不點這種酒。商店和餐館了解這一點後，就將這種酒改稱為“紅臉”（blush）。正如“rosé”大量消失一樣，“croissant”（羊角麵包）也被大多數人叫成“crossant”。grey poupon 牌芥末醬（grey poupon mustard）則逐漸被叫成“grey poop-on”67。近年來，高等教育的不可靠（見“惡俗大學”）使那些撰寫廣告詞的修辭專家比以往更有可能犯下荒唐的錯誤，廣告代理公司卻沒人能發現這些錯誤。一種名牌酒的廣告聲稱：“馬提尼酒又卷土重來了……但‘喝’（drank）法還跟 60 年前一樣”。對此，措辭偵探厄內斯特·勞裏默（ernest lorimer）評價道：“我能理解酒業公司不在廣告中用 drunk68一詞的心理，但這個廣告也實在太離譜了。”威廉·賽菲爾69收集了一些極其做作的無知表達： <blockquote>
一種昂貴的文字處理器的廣告：“出現拚寫錯誤時，內置的拚寫字典會立刻引起你的警惕70。”
一種極其昂貴的腕表的廣告：“如果你足夠幸運，能有一兩塊老牌表放在身邊71……”（請留意白宮）
還有第五大道一家女裝店的廣告提到“分立的奢侈”72 </blockquote>
我們再也不會以為在報紙文章後麵署上自己招搖的大名的作家有文化了。其中一位作家，在一家報紙的頭版寫了一篇有關納坦·夏蘭斯基73的文章，說夏蘭斯基飛離蘇聯後，他和他的妻子在耶路撒冷安家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這個作家竟然連主語賓語都分不清74；還是這家受到高度評價的報紙，另一篇頭版文章說到“在該案件中，杜倫伯格先生沒有對其原則犯罪事實75提出異議”。這些錯誤如果出現在 1910 年，人們會很容易相信它們隻是不幸的排印錯誤，現在不一樣了。盡管沒人指望比薩餅和啤酒廣告能具備很高的推理水平，但下麵這則廣告中的邏輯還是讓人啼笑皆非： <blockquote>
新阿姆斯特丹牌啤酒
在紐約釀造的唯一一種啤酒之一 </blockquote>
但這還算不上惡俗，隻是比較糟糕而已，因為相對而言並不做作。
由此可見，美國社會普遍的不安全感導致人們害怕簡潔、不做作的說話方式和寫作方式會在某種程度上降低自己的身份，讓人看出自己是一個等級低下、品味不高的頭腦簡單的人。用增加音節來炫耀的方法已經變得十分普遍了，但正如評論家諾思洛普·弗萊76所注意到的：“簡潔性是普遍性的反麵。”那些拚了老命都要顯示自己是個人物的人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著簡潔性，所以他們會小心翼翼地不說可卡因是一種常見的毒品，而說“可卡因是一種特別的毒品”，他們以為這麽說才能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h2>惡俗圖書</h2>
毫無疑問，要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討論這麽大的一個話題的確有些難。但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書籍湧進市場，不用說，其中沒幾本是好的。喬治·奧威爾77察覺到了這一令人尷尬的事實： <blockquote>
如果不過度誇讚大多數的圖書，人們幾乎不可能大量提及圖書。除非你與圖書有某種職業聯係，否則你發現不了大多數圖書有多麽糟糕。 </blockquote>
更不用說大多數圖書有多麽惡俗了。
要避開這類圖書，一個既省時又省錢的辦法是在出版前就認出它們，甚至可以在它們被寫好之前就認出來。一個有用的建議是：警惕那些談論自己將要寫的書的人，或那本他們說自己正在寫的書。十有八九，那本書就是糟糕或惡俗的。因為好書是由那些愛寫書甚於談論書的人創作出來的，這兩者的區別在於寫作和表演（戲劇意義上），在於一個人孤獨地工作和快樂地公開工作，說得極端點，就是做好的事情與炫耀之間的區別。何塞·奧爾特加·伊·加塞特78曾經寫到：“每當我聽到一個作家朋友，特別是很年輕的那種，很鎮定地宣布他正在創作一部小說時，我總會感到震驚。”為什麽呢？因為任何一部小說停留在人們的記憶中或書店的貨架上超過 8 個禮拜，就已經是天文數字了。
如果你想讓人記住你是一個聰明人或慈善家，就別寫小說，甚至別去談論它們，相反，你應該羅列一堆雜七雜八的興趣，收集 75 年來的氣象數據，或以表格的形式仔細分析經過改進的保險統計資料。這些東西比大多數人都能胡亂編造的“創造性”成果更有用，這些東西的作者也比較不會被輕易忽略，更不用說被嘲笑或蔑視了。此外，你還會發現，大多數宣稱自己正在寫一部小說，借以獲得關注和認同的人，事實上都缺乏講故事的才能，即便講的是下流笑話，也無法在 30 秒鍾內吸引一桌人的注意力。
我從最近一張新聞圖片中得到啟發，想到了在惡俗圖書上市前認出它們的另一個辦法。圖片中，一個年輕女人坐在一間漂亮的客廳裏，正用一台手提式文字處理器寫作（我猜是小說），她的發型師在一旁擺弄著她的長卷發。如果這還不足以讓你作出判斷，她說的話將進一步提醒你：“我正在寫一本有關我在亞洲花 10 年時間學習冥想的書。我在這間客廳裏寫了很多，寫完後就傳真給我在紐約的出版商。”在客廳裏寫作？這一事實表明她炮製的東西，其惡俗性是不言而喻的。
圖書一旦出版——大部分圖書都沒有這麽好命，這是當代生活少有的慰藉之一——書名就會成為另一個很好用的警告信號。吉姆·巴克寫的《怎樣才能確保成功？》（<cite>how you can guarantee sess</cite>）（這不是我的杜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治療傷痛：生態女權主義的希望》（<cite>healing the wounds：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cite>）呢？據說這本書裏有“散文、故事、詩歌和禱文（！）”，兼具女權主義視角和生態學視角，而這兩個視角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力的治療視角”。你要警惕所有書名中帶有“治療”一詞的書，由此判斷，《愛、和平與治療》（<cite>love，peace，and healing</cite>）一書就散發著又大又濃的警告煙霧。還有一些書名是問句，要瀏覽完書的內容才能找到答案，比如《誰來發號施令？》（<cite>who’s calling the shots</cite>？）、《如何有效應對孩子對戰爭遊戲和戰爭玩具的癡迷？》（<cite>how to respond effectively to children’s fascination with war y and war toys</cite>?）（答案是建議他們加入海軍陸戰隊）。
圖書廣告中也有惡俗的警告信號。對於一本從佛蒙特州一個郵箱寄出、聲稱用“完美的技巧”講故事的書，不要過於興奮可能比較好。或者另一本從佐治亞州一個郵箱寄出的書，這本書的廣告是這樣開頭的： <blockquote>
首次麵世 </blockquote>
接下來是： <blockquote>
“一輛車就是一間很小的屋子”——全家人成功快樂地駕車旅行的方法。作者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旅行者。
現在就開始訂購吧！ </blockquote>
大家都衝上去買吧！如果這本書看上去太世俗，他們還可以奉上《論上帝存在的證據，及其他深層調查》（<cite>on proof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and other reflective inquiries</cite>），這本書裏有 85 幅圖，會從紐約市的一個郵箱寄出。你也可以看看羅瑟琳·布魯那爾（rosalyn l﹒bruyere）的《光明之輪》（<cite>wheels of light</cite>），該書被《冥想雜誌》（<cite>meditation magazine</cite>）稱為“一部極其準確地介紹直覺和人體光環的科學研究著作”。或者《提高你使用標點符號的能力》（<cite>up your punctuation</cite>），這是一本提高標點符號使用能力的簡易指南，對此，我們必須這樣答複：“不用了，還是提高一下你自己使用標點符號的能力吧！”他們還提供大量的詩集，比如《獅子的眼淚》（<cite>the lion’s tears</cite>），這本書“展現了圖書管理員的真實靈魂”。居斯塔夫·福樓拜啊，我們需要你的時候，你去了哪裏呢79？
以上這些書名已經很接近惡俗圖書交易那可悲的真相了，這一真相就是出版毫無價值的東西。而那些既可悲又自負的笨蛋作家竟會被下麵這樣的廣告感動得不知所以： <blockquote>
紐約市的出版社誠招作者 </blockquote>
如果這家紐約市的出版社沒能騙到那些笨蛋，就像馬克·吐溫《哈克貝利·費恩曆險記》中的騙子“公爵”說“那我就不懂阿肯色州人了80”一樣，這家出版社將十分懷疑自己對那些笨蛋的判斷。
但這家紐約市的出版社堅信讀者都不懂什麽叫“資助”，所以繼續寫道： <blockquote>
為作者提供資助的一流出版社誠招各類手稿：小說、非小說類文學作品、詩、學術書、少兒讀物等等。歡迎新作者。 </blockquote>
新作者當然是“受歡迎的”，因為他們不太可能知道，所謂“資助”，其實就是由作者花一大筆錢將自己那粗陋、可憐、不值得出版的作品印出來，捆好，再堆到倉庫裏（每個月的倉儲費由作者承擔），或用大量的紙箱裝起來，送到某處閣樓去沉睡（運費由作者承擔）。
出版社在出版合同上承諾會給作者的書“做廣告”，這個詞又刺激了作者對名聲與成功的幻想。於是，每個禮拜，在紐約某家大報上就會出現一些圖書廣告，弄得像真有人想買一樣： <blockquote>
《一盒獻給金發女郎的粉筆》
一部苦心經營的小說，生動地描述了教師職業的一切歡樂、痛苦和挫折。
<small>定價：13.95 美元</small>
《笑話集：包涵幹淨、肮髒、猥褻等各類笑話》
從安全無害到猥褻下流，適合各種口味讀者閱讀的笑話集錦。
<small>定價：8.95 美元</small>
《萬有引力內外》
有爭議的思想食糧，將撼動現有的物理學。<small>定價：7.95 美元</small>
《漫遊》
一段鼓舞人心、富有思想的旅程，能令你深味自我發現之樂趣。
<small>定價：6.95 美元</small> </blockquote>
這類小廣告的其中一些出自某個虛情假意的撰稿人之手。為了寫出這類廣告詞，他每個禮拜都要重新鄙視自己一番，真是諷刺得令人同情，比如： <blockquote>
《獻給我愛人的詩篇》
一束以詩編就的美麗花環，紀念詩人去世 30 年的亡妻。
<small>定價：10 美元</small> </blockquote>
還有 <blockquote>
《請為我種一些鮮花和阿龍尼亞苦味果樹吧》
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位母親獻給十幾歲就在不幸事故中遇難的女兒的辛酸禮物。
<small>定價：13.95 美元</small> </blockquote>
我們或許沒有必要特意強調那些書商的道德水準，他們能輕而易舉地操縱毫無防禦能力、頭腦簡單的人。但我很樂意提一下，一家多年來靠這種沒有良知的欺騙行為發跡的公司，最近被判欺詐罪，受到了嚴厲的製裁，因為這家公司告訴那些可憐的笨蛋作家說他們的書將會通過書店去推廣。我確信這家公司一定會卷土重來，再次加入“資助作者的出版社”行列。
這種欺騙性的惡俗圖書交易代表了美國長久的文化延續性。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海明威在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裏》（<cite>in our time</cite>）就描繪了一個令人同情的上層“詩人”，其自我欺騙的情形與我們當代這些社會地位沒那麽高的傻瓜毫無二致。那位詩人與一些藝術騙子一起住在法國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的詩作差不多夠出一本書了。他打算在波士頓出版，已經跟一家出版社簽了合同，還寄了支票過去”。
這個故事叫《艾略特夫婦》，它很好地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直至今日還富有現實意義。原因很明顯，雖然從來就沒有值得信任的國際統計數據，但我願意打賭，按人口比例計算，美國在“虛榮出版”騙局中占據著世界領先的地位。這套可怕的把戲充分證明了美國人對虛榮的需要，他們情願相信，隻要了解規則，抓住每個不易把握的、能獲得榮譽和名聲的機會，就什麽都可以得到。
以上這些針對惡俗圖書的警告並不能保護讀者抵禦那些真正惡俗的書。像重磅炸彈電影（見“惡俗電影”）一樣，真正惡俗的圖書偽裝得幾乎能令讀者不想抗拒。在奧威爾指出大多數圖書有多麽“糟糕”的時代，“糟糕”一詞就足以概括當時的實際狀況了，因為當時，每年出一本真正惡俗的大部頭書籍的商業傳統才剛剛開始。格雷斯·麥泰莉（grace metalious）的《佩頓鎮》（<cite>peyton ce</cite>，售出 900 多萬冊）和威廉·布拉蒂（william tty）的《驅魔人》（<cite>the exorcist</cite>，售出 1200 多萬冊）當時都還在等待時機。但“進步”是無法阻擋的，時至今日，大部頭的惡俗圖書已成為無數出版商免於破產的搖錢樹了，它們也是中產階級人士最喜歡讓人看見自己隨身帶著的那種又大又沉、永遠都讀不完的書。隻要能暢銷，哪怕一個季度隻出一部，出版商就足以獲得成功了。
許多年來，出版業一直疑惑於一個問題：為什麽人們會去買那種嘮叨、冗長、又大又厚，能從 9 月（列在出版社當年的秋季書目上）一直讀到來年的 6 月或 7 月的小說呢？最好的答案是：如果你一年隻讀一本書，還要引以為豪，你就需要一本看上去像書的書——厚、硬皮精裝、嚴肅莊重、被廣為宣傳所以知名度很高，讓人看見你帶著這樣的一本書坐公共汽車、火車、飛機或走在大街上，就能表明你在主流消費者行列中占據著穩固的地位。你這麽做是對的！這並不隻是安慰，還是一種強烈的滿足。
不論是丹尼爾·斯蒂爾、斯科特·特羅，還是赫爾曼·沃克81炮製出的肥大作品，花費數百萬美元的廣告和宣傳攻勢都會為這些大部頭的惡俗重磅炸彈鋪好路，好比施洗者約翰之於耶穌。這之後，就沒有人能說出或真正在乎這本書講了什麽。如電影業一樣，昂貴的精裝書並不總是出版社銷售的最重要商品，其衍生品——續集一、續集二，據此改編的電影、戲劇、電視劇、廣播劇或有聲讀物，以及t恤衫等等的版權，往往能創造更多的利潤。
小說家、編劇拉裏·麥克穆特瑞82風趣地指出：“將現在的圖書業稱作‘出版業’實在太簡約了，其實它是一種多媒體行業，這一行成功的必要條件並不在於書籍的文學價值，而取決於出版社的促銷能力。”所以，我敢擔保大部頭惡俗圖書還會風行許多年，從而滿足我們隻與惡俗圖書為伍的心願。 <h2>惡俗音樂</h2>
音樂，不論什麽音樂，隻要受到心靈貧弱的人的歡迎，隻要商業製造者樂意提供，那你聽到或不經意間聽到的所有音樂，就都是糟糕的。與其他事物一樣，一旦音樂被認為是“藝術”，要求人們充滿敬意地對待它，從而變得裝腔作勢，那這種音樂就很惡俗了。在這裏談論“古典”和“流行”音樂的區別幾乎沒有意義。披頭士樂隊、西蒙和加芬克爾組合83的許多音樂作品都寫得比愛德華·埃爾加爵士84的大多數作品要好。隻有十足的勢利眼才會在帕西·格蘭傑85那平庸地重複著旋律的《鄉間花園》（<cite>country gardens</cite>）與最近流行的雷蓋打擊樂之間找出差別，雖然都是遲鈍、誇張和根本一成不變的噪音，雷蓋音樂可能還更勝一籌。兩者依賴的都是惡俗的技巧——沒有變化的重複、沒有結尾（見“惡俗標識”），跟惡俗對話很像。
因此，對音樂而言，無聊乏味就等於惡俗，不論音樂大廳還是妓院中傳出的音樂，也不論是由弦樂四重奏樂隊還是由重金屬樂隊演奏。有幾種確定可靠的信號可以判斷音樂中已經出現或即將出現的惡俗，比如伴隨和音急速彈奏豎琴（注意那些上下翻飛的手指！）的臭名遠揚的表演方式，或在鋼琴演奏中耍黎伯拉奇的那套把戲——雙手盡可能地在鍵盤上抬高，以展示其力量和動感，這也是大多數動感派交響樂隊指揮的動機所在（見“惡俗的電影演員及其他演員”）。此外，要判斷音樂是否惡俗，更多的線索還在於音樂是否陳腐、是否在乞求聽眾的注意和讚美。這類音樂的作者總以為聽眾太蠢了，不可能在聽到他們的作品之前就聽過千百遍同樣的音樂。在沃利策（wurlitzer）鋼琴上彈奏出這類樂曲的高潮的做法，平庸得就像一些人在棒球和籃球比賽中巧妙調動觀眾的情緒，暗示他們齊聲高喊“衝啊！”我還可以相當肯定地說，那些立誌要讓你陶醉在異國情調中的音樂，通常是東方音樂，比如《印度之歌》、《在中國寺廟的庭院》86等，都介於惡俗與極其惡俗之間。同樣的，要謹慎對待任何貼著“夜曲”標簽的音樂。評論家傑克·林奇（jack lynch）提議將惡俗音樂獎頒給“安德魯·勞埃德·韋伯87創作、演奏、演唱、表演、製作、資助、鼓勵、評論及傾聽過的所有音樂作品”。
要判斷惡俗音樂，最簡單實用的方法是：一部在任何層麵都沒有取得進步的音樂作品（比如大多數雷蓋音樂）是糟糕的，沒有取得任何進步還要裝作稀有、有價值甚至神聖的音樂就是惡俗的，比如帕赫貝爾的《d大調卡農》88。借助機械手段假裝取得進步的音樂也一樣惡俗，比如簡單地調高音量來改善和掩飾每一次重複，或隻是加快節奏、加大音量，這麽做比創造容易得多，比如拉威爾的《波萊羅舞曲》89和性交時聽的音樂。這類作曲伎倆與劇院裏的欺詐類似，比如劇院經理們那久負盛名的詭計：偷偷推動照明調控裝置，使各式燈光依次變亮，從而暗示觀眾戲劇高潮將隨著每一次幕布的開啟逐漸到來。
我們周圍惡俗的人太多了，要一一評判的話，即使不用一座圖書館的書，起碼也要費一整本書，所以這裏隻列舉一些例子。
真正惡俗的人往往要麽與政治、要麽與神學有關。這兩個領域內的人都得在公眾麵前表現出強烈的廉潔和美德，因此都會造成表象與實質之間的鴻溝。我們已經知道，這種鴻溝正是惡俗的必備條件。說到這裏，我想起了傑西·赫爾姆斯1、理查德·尼克鬆和他可恥的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2，還有愛德華·肯尼迪3和蓋瑞·哈特4。加州橙縣的反動分子中流行一句祝酒辭：“為祖國的大救星——瑪麗·喬·科佩奇尼5幹杯”，這句話同樣可以用來讚美蓋瑞·哈特的女朋友唐娜·瑞絲6。無數神職人員也很好地闡釋了惡俗的鴻溝準則，比如吉米·史華格牧師、吉姆·巴克牧師7和文鮮明牧師8，他們都讓表象與實質之間的鴻溝變得巨大寬廣。
也有一些惡俗人物跟政治和神學都沒有關係，比如貝絲·邁爾森9、莎莎·嘉寶10和利昂娜·海姆斯利11。我們也不該忘記埃德溫·米斯12、詹姆斯·瓦特13、小莫頓·唐尼14、霍華德·科賽爾15、奧利弗·諾思16及其妨礙司法公正的忠實共犯福恩·霍爾17，還有可怕的威廉·貝內特18、羅伯特·博克法官19、傑拉爾德·裏韋拉20、喬治·史坦布倫納21和電影演員西恩·潘（sean penn）。
當今的惡俗冠軍可能是庫爾特·瓦爾德海姆22，他雖然不是美國人，但他在美國住了很久，接受了足夠多的阿諛奉承，因此可以被看作是隱蔽的美國人。毫無疑問，惡俗的唐·瑞·迪克森（don ray dixon）是美國人。他是得克薩斯州弗農儲貸公司的老板，他的豪宅、牛仔藝術品收藏和為銀行審查人員提供的妓女服務，總共花了納稅人 13 億美元。而使丹·奎爾23免於被貼上惡俗標簽的唯一一點，是他還不夠誇耀，所以他隻是糟糕而已。
若要窮盡所有惡俗人物，隻要注意一下美國文化死水中還能看到的汽車保險杠標貼，就能找出更多的惡俗人物。我們會發現這樣一條汽車保險杠標貼： <blockquote>
感謝上帝賜予我們約翰·韋恩24、保羅·哈維25和羅納德·裏根這樣的美國人。 </blockquote>
已故棒球界人士比利·馬丁（billy martin）肯定很糟糕，但也是惡俗之輩，盡管他偶爾也具備一些娛樂價值，比如當他說“我極其反感和厭倦別人叫我醉鬼，我已經兩天沒喝酒了”這類話時。布魯斯·伯德斯（bruce borders）、史蒂夫·韋斯特（steve west）、喬尼·哈拉（johnny harra）和湯尼·羅伊（toni roi）這類貓王模仿者們也是比利·馬丁的同類。
上麵提到的這些人還叫得出名字，成千上萬不知姓名的惡俗人物都隱藏在人群中。他們就是會在看電影、看戲劇、聽音樂會時閑聊的人，也是會在圖書館的書上亂塗亂畫的人。 <h2>惡俗信仰</h2>
美國人每天都告誡自己要鍛煉身體、要慢跑、要減肥，他們通常很注意自己的身體。美國人的身體也許比較粗俗，但成為當今醜談的並非美國人的身體，而是美國人的心靈。電影《窈窕淑女》中語言學教授亨利·希金斯對過分關心自己頭發好不好看的女人們提出的疑問，也可以拿來問大多數的美國人：“他們為什麽不把內心的雜亂也梳理整齊呢？”
為什麽美國人會比其他國家的人更容易輕信別人？是因為教育體製的垮台嗎？這種垮台使尖銳的因果推理思維變成了稀有之物，並創造出了眾人追隨的“精英”？是因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都上過惡俗的大學（見“惡俗大學”）嗎？由於美國人普遍認為每個人都有希望從生活中獲得豐厚的回報，尤其是《獨立宣言》提出的目標之一——“幸福”，這種觀念必然會導致失望。既然生活靠不住，就隻能靠別人了，因此美國人才這麽容易上當受騙？當你發現，跟隨廣告的指引大肆揮霍後，你仍然不“幸福”，（“這就是生活的全部嗎？”）除了借助前兆、因果分析、奇跡祈願布、脈輪平衡、水晶球占卜、預言、星象術、銅手鐲（以對付討厭的關節炎）、劫持 ufo、造訪外星人、往世療法、體外旅行等方式尋找別的希望，你還能做些什麽呢？托斯丹·凡勃倫26將這個國家描述為“類似精神病診所的地方”，他認為整個國家就是“一個病例”： <blockquote>
如果你不能適當容忍某種普遍的精神錯亂和心智混亂，你就無法公正地理解美國的病……這種精神錯亂最常見也最清楚的證據，或許能在某種可怕的、狂熱的輕信中看到。大部分美國人都得了容易輕信這種病。 </blockquote>
美國人堅信，現實世界殘酷且極其不公平地約束著人的欲望，所以人類自然而然會產生這樣的期待： <blockquote>
體外旅行
你終於可以隨心所欲地離開你的身體了，你可以安全又輕易地去到遙遠的地方，去探望家人，與不在身邊的情人約會，甚至跟神靈交流。
——《命運雜誌》（<cite>fate magazine</cite>）中俯拾皆是的一則廣告 </blockquote>
那種提供逃往星際空間所需物品的有用裝備，還照顧到了美國人對實用的尊敬：“《通往星際空間的方法：星際規劃實戰指南》，包括書、磁帶、冥想技巧、水晶球、香薰油和指導手冊。”
隻要一想到這個，你就會冷靜下來：依據法律可以參加選舉、可以做陪審員、可以擁有並使用武器、可以開車、可以自由地四處走動的美國人竟然會相信： <blockquote>
· 亞特蘭蒂斯27
· 諾查丹瑪斯預言28（“美國軍隊一被部署到中東，書店庫存的諾查丹瑪斯著作就賣了個精光。”——書店店員）
· 手相術
· 塔羅牌占卜
· 水晶球占卜者、“天才女預言家”等大師的“解讀”
· 五角星形護身符29及類似護身符的魔力，能確保你“逢賭必贏”。
· 紙板金字塔的魔力，能使舊剃須刀片更鋒利。30
· 輪盤賭也有記憶，所以會出於厭倦而不重複之前的路數。
· 創世論科學31
· 靈魂先在說。這一信仰已被證明往往與勢利心相伴而生，如作家喬治·圖默（george toomer）指出的，能意識到自己不止活過一次的人都是顯赫的人，絕不會是裁縫店雇員、清潔工或在大革命前的法國皇宮馬廄裏鏟馬糞的人。
· ufo。很多人相信每周三的淩晨 1—3 點是觀測 ufo 的最佳時段。
· 幸運數字
· 尼斯湖水怪
· 北美大腳怪
· 有一種由乳香和沒藥混合而成的室內噴霧，噴霧噴出時，任何人作出的假設都能成真。 </blockquote>
這些信仰比糟糕還更糟。它們惡俗，是因為它們代表了一種自負而強烈的欲望，要在不可改變的堅固現實中實現自己微不足道的願望。如果這些信仰惡俗，“新紀元運動”32中的男女騙子就更惡俗了，他們每年都能從輕信他們的傻瓜身上撈到幾百萬美元。為了有助於行騙，他們給自己設計了荒謬誇張的頭銜：比如心理測量師、超感心理學家、心理命理學家、生態女權主義33者（其實那個女人的智力低於一般水平）、天才女巫、自然女祭司。還有人自封為“贏得國際讚譽的長笛演奏家／作曲家／治療師”，還有人建造了自己的永恒智慧教堂，並自封為“首席大主教”（見“惡俗行為”）。
許多人隻要被稱為“靈媒”，就已經心滿意足了。那位不敬的評論家喬治·圖默隻要一想到這個就禁不住疑惑，既然他們掌握著生活中的所有秘密，為什麽不用這種神力來“清除粉刺”？可惜他們的語言能力很少能讓他們在生意中大獲成功，不然他們早就逃往裏維埃拉34，遠離他們居住的那些可怕的地方了：伊利諾伊州的斯科基、密蘇裏州的薩平頓、佛羅裏達州的奧蘭多、賓夕法尼亞州的埃梅厄斯、北卡羅來納州的紐伯恩。被佛羅裏達假日酒店解雇的一個可憐人靠救濟金度日，卻了解“快速斂財的方法”，隻要付給他 8.85 美元，另加 1.5 美元的郵資和手續費，他就會把訣竅告訴你。一份心靈通訊雜誌有個分類廣告欄，上麵一則廣告的每個字眼都流露出愚昧的自我滿足，刊登者是猶他州一名 50 歲的失敗者： <blockquote>
本人雖不是一個嚴肅的學生，卻有著廣泛的興趣：整體健康、海豚意識、因果論、往世研究、水晶球占卜、金字塔、超感官知覺、心靈成長、外星人、ufo、多線路傳輸、輪回轉世、通靈意識、精神療法…… </blockquote>
“不是一個嚴肅的學生”！“廣泛的興趣”！從中你就可以看出，他所有的隻是智力欠缺者偽裝出來的一副偽學者腔。這個可憐的家夥一定是猶他州的資深上當者，猶他州以盛產笨蛋聞名，是美國名副其實的帕弗拉哥尼亞（papgonia）。〔1748 年，大衛·休謨在《論奇跡》（<cite>of miracles</cite>）中寫道：“對於冒牌預言家亞曆山大（公元 2 世紀的一個宗教騙子）來說……將首次行騙的地點放在帕弗拉哥尼亞（一個落後的羅馬行省）實在是明智之舉……那裏的人都極端無知、愚蠢，會輕易相信哪怕最最明顯的騙局。”〕
在所有這些荒唐的把戲中，最流行的可能是占星術，據了解，一些有教養的人甚至也被它騙了。由於不滿現代生活中粗俗的物質主義（誰不是呢？），甚至榮格也在其對生存意義的探索中沾上了一點占星術的邊。在美國，相信占星術的人比你想象的多得多，他們至少會部分相信。南希·裏根給裏根總統提的一些建議完全來自占星術，之所以沒有像“水門事件”那樣使政府垮台，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相當多的選民看不出依照占星術行事有多愚蠢。占星家們開始讓自己變得職業，頂級占星家所屬的美國占星家協會認為，欺騙性地發布星相觀察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他們所謂的欺騙性，是指在不了解對方精確的出生時間和出生地點的情況下隨意給人看星相。一個可悲的事實是，現在占星術憑借其吸引力已經影響到了學校的課程（見“惡俗大學”）。紐約最富懷疑精神的人們會留意到報紙上一則梅西百貨公司35的廣告： <blockquote>
輕鬆贏學費
著名占星家、靈媒伊蓮·休斯與數據庫市場有限公司聯合設計了一款占星幸運數字電腦。隻要在電腦中輸入您的出生日期和當天的日期，這個電子手握式占卜師就會一一展示您的幸運數字最佳組合，能為所有賭博遊戲提供出色的指導，比如“每日選 3”、“每日選 4”彩票玩法，每周大樂透抽獎等等。 </blockquote>
公眾對占星術的信賴還遠不止於此，他們甚至會被下麵這種廣告騙到： <blockquote>
寵物也能做精神分析！
隻要提供您家寵物的出生日期、照片和性別，就能幫您讀出它的心靈。僅費 25 美元。 </blockquote>
人們想不到，推動此類事情發展的不僅有美國人，還有北美人，這一事實是一位獲頒證書的占星師揭露的，他承認曾輔佐羅納德·裏根和南希·裏根執掌共和黨。為什麽說還有北美人呢？因為加拿大阿爾伯塔省埃德蒙頓的上訴法院法官給這位占星師寫信說：“你說我會遇到一個男人，上禮拜我的確在公共汽車上遇到了一位紳士。”
這類人很容易相信陰謀論。在他們看來，政府掩蓋外星人無數次造訪地球的真相就是至關重要的事情和國家級的醜聞。這些外星人喜歡在美國西南部的荒涼地帶著陸，而不是加州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或國家科學院附近。一個著名的事件，是一架“載人”ufo 在新墨西哥州阿茲特克附近墜毀（選在那個地方墜毀一點也不奇怪），人們在飛碟裏發現了“16 具小個子類人動物的屍體”，但“高級軍官和科學家”合謀，給這一事件貼上了“絕密”的標簽，盡管在美國的帕弗拉哥尼亞人中，這一事件已廣為流傳36。不過，你隻要付 21.95 美元的郵資，就能得到一本披露整件事情真相的書，這本書厚達 612 頁。由此可見，美國政府才是阻礙公眾實現自我、超越自我並認識來自其他世界的外星人的主要障礙。考慮到美國政府已經有條不紊地實施了“將上帝從美國學校裏趕出去”（羅納德·裏根語）的政策，這一點其實不難預料。不過“科學”也該受到譴責，它那副豬腦袋死也不肯學一點占星術一類的新東西，這一點普林斯頓大學的詹姆斯·格雷克教授37可以作證。一大堆惱怒的人給他寫信，原因是他的科普著作沒有提到這些人的獨立發現——“新宇宙論……的數理依據，股市戰略，以及其他一切事物的偉大理論”。難怪他會哀歎：“嗚呼，郵遞員又來了。”下麵列舉了其中幾封信的內容： <blockquote>
· 我已通知了兩所大學……卻沒有收到任何回複。我的發現理清了量子物理學中的困惑。
· 這封信將揭示一種新的世界形態……與舊有觀念截然相反。
· 外太空生物學智慧……好東西！邏輯清楚。
· 隻要一個生化學方程式就可以……勾勒或闡釋一個設計完美的宇宙與現存宇宙之間的區別。
· 就像那個胖女人用聲音震碎玻璃杯一樣，人類將用通奸震碎太陽係。
· 我將這些見解寄給過牧師、官員、學校和報社，可他們看都不看一眼，甚至哼都不哼一聲。
· 我是誰？現在，我可以說自己是一名兼具 17、18 世紀氣質的自然哲學家，我自稱為哲學通才。 </blockquote>
“這個國家到底怎麽了？”格雷克教授問道，“我們應該是生活在一個科學發達的時代，一個教育普及的時代，一個公共電視台有科學特別節目、每天的報紙上有科學專欄、每兩個高中生裏就有一個擁有自己電腦的時代。”不錯，我們的確生活在他所說的那個時代，但他忽視了惡俗的巨大力量，忽視了現在的民眾普遍無法將懷疑和證據應用到因果論中（見“惡俗大學”）。
雖然還沒獲得顯著的成功，但嚴肅的科學家們已在為公開研究惡俗幻想家和神經質患者而努力了。一批動物學家成立了傳奇生物國際協會（總部設在亞利桑那州的圖森，那個並非最有希望出現傳奇生物的地方），以核實那些關於怪物的報告，比如雪人、北美大腳怪、尼斯湖水怪等。該協會的指導思想本應是懷疑和要求證據，但一些人，比如默克姆·w·布朗尼38稱之為“美國古生物學泰鬥”的喬治·蓋洛德·辛普森教授39，認為該協會的傳奇生物學家會作出不嚴謹的推測，從而像真的相信有傳奇生物存在的人一樣深受蒙蔽。回顧人類欺騙自我、渴望奇跡的全部曆史，辛普森總結道：“人類是所有動物中最會發明、最會欺騙，也最容易上當受騙的一種動物。”說得太對了，我們正是唯一喜歡編造事物，並從中獲取快樂的哺乳動物，換句話說，小說、藝術和宗教都是人類特有的發明。
不過，下麵這些信仰都不算太糟糕：相信上帝能聽到禱告者的祈禱，有時還會回應；相信死後會與家人重聚；相信隻要跳過路上的每一條裂縫，好運就會到來；相信星星知道人間發生的一切。隻有像裏根夫婦那樣，讓這些信仰影響到與其他人相關的國家大事，它們才會變得惡俗；而當你向軟弱的人宣揚它們，或者運用一切或誠實，或裝腔作勢、妄自尊大的方式（比如“我自稱為哲學通才”），將你個人的看法傳達給這個漫不經心的世界，並強迫人們改變信仰時，它們就變得特別惡俗了。如果你這麽做是為了賺錢，那你就惡俗到該下地獄了，那裏的烈火將永遠燃燒，以折磨像你這樣的壞人（見《馬太福音 25 章 41 節》）。 <h2>惡俗對話</h2>
如今，盡管惡俗的對話已成為全世界的通病，但它的發源地在美國，這一點毋庸置疑。在一個醫療數據顯示平均每 10 個人中就有一個人精神錯亂的國家，惡俗對話的存在不足為奇。並且這個國家認為巨大的噪音很重要，以致要你扯著嗓子大喊大叫，還要誇大其辭，毫無雅致、含蓄、智慧可言。諷刺的是，隻要你想跟人交流，惡俗的對話就幾乎是一種義務。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種快樂——人們很少有機會表現自己，去找到一點自我感覺和對自己力量的小小幻覺。問題在於，是噪音導致了高分貝對話的惡俗？還是因為對話的內容太惡俗，隻好提高音調，來蓋住對話或結束對話？其實這兩種說法都有道理，所以震耳欲聾的迪斯科音樂、雷蓋音樂40及類似的音樂會這麽流行。這類音樂響起的時候，誰還有可能談話呢？而隻要我們無法談話，也就不會暴露出自己的膚淺和簡單了（見“惡俗大學”）。
美國人在對話中打斷對方的次數要比其他國家的人多，很可能因為在這樣一個自以為人人平等的國家，每個人都想隨時在對話中插入自己的意見，這樣當然就沒有人會聽別人說話了，搶奪話語權更重要。同樣奇怪的是，也沒有人真的指望有誰聽他們說話。
四十多年前，伊夫林·沃41在他的小說《受愛戴的》（<cite>the loved one</cite>）中塑造了一個住在加利福尼亞的英國人——弗朗西斯·欣斯利先生，欣斯利先生對美國人尤其西海岸的美國人觀察入微。他這樣評價自己的鄰居：“他們是一群寬容而慷慨的人，他們吵吵嚷嚷，卻不指望別人能聽他們說話。這一點要記住，寶貝。”他還向他的一個英國朋友保證：“這就是在這個國家社交毫不費力的秘密所在。他們高談闊論全是為了自娛，他們所說的一切都不是為了讓別人聽而說的。”如果伊夫林·沃聽到兩個無聊的家夥沒完沒了、沒有重點的對話，這兩個人還對自己說的乏味笑話哈哈大笑，對於合力完成的那種真正的對話，他有什麽建議呢？“我喜歡的對話，”他說，“能讓我自然而然地適時想起某些奇聞軼事；能讓我醞釀並最終講出一些笑話來；還能引發幻想，但美國人對幻想一竅不通。”
在對話中打斷對方的遊戲隻是為了打斷，並非出於什麽特定的目的或與話題相關的利益。據芭芭拉·艾倫萊徹觀察，這方麵也存在著明顯的性別差異。她發現，男人打斷女人的次數要比他們打斷其他男人的次數多得多，也比女人打斷男人或女人打斷女人的次數多得多，盡管有了女權主義運動，女人們卻還是很靦腆。
艾倫萊徹還發現，隨著舊的核心文化解體、粉碎，人們之間的對話日益受阻，這就使人們將假定的交談者局限在了各個互懷敵意的“利益群體”當中，由此便產生了該跟陌生人談些什麽的問題。當然，有關天氣的話題總是少不了的。但正如艾倫萊徹所說，除非我們能設計出“一些人人都能聽懂且內容隨意的都市小型對話方式”，否則，漫不經心的對話就必然會變成種族侵犯、性別侵犯，或個人的抱怨，或政治觀點的對立，或自哀自憐的家長裏短。
為了使對話保持平和而非咄咄逼人，美國人發展出一種約定俗成的社交規範，就是英國觀察家西蒙·霍格特42所謂的“地理聯係”。這為積極的談話提供了動力，又絲毫不會觸及敏感話題。霍格特舉了一個例子： <blockquote>
甲：各位先生從哪兒來？
乙：我們來自俄亥俄州的代頓。
甲：噢，是嗎？我丈夫埃弗雷特有個遠房堂兄，以前就住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
乙：真的嗎？幾個月前我還在辛辛那提呢！ </blockquote>
諸如此類。
在美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地方很多）的國家，這種談話可以持續好幾個小時，雙方還都很滿意。感謝上帝，如果沒有這種社交規範，隻要一小會兒，交談的一方就有可能發現另一方對以下事物的態度絕對很可恥： <blockquote>
鯨魚
海豚
無家可歸者
流產
不同意將終身職位授予非常傑出但很年輕的大學教師
女人們在各個領域都受到的可怕對待 </blockquote>
這樣一來，更深入的談話就不可能出現了。正因為如此，在惡俗的對話中，憤怒和嫉妒總是瀕臨爆發的邊緣。交談者似乎會因為沒能說出某些有力的話語，而產生持續的煩亂，還會因為美國夢及其內含的承諾被無情地打破而產生挫敗感。這些情緒，或許又是大家一直對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的結果？
不論出於什麽原因，惡俗的對話都很少觸及與對話無關的客觀現象，幾乎總是在念叨個人的需求與想象。這種對話對別人的所有冒犯，其實是一種無聲的求援。這盡管令人感到同情，卻絲毫不減其枯燥乏味。 <h2>惡俗行為</h2>
如前所述，我們要學會區分惡俗行為和純屬無害的糟糕行為，這類糟糕行為包括對陌生人說“祝你愉快”，或給自己的女兒取名“金柏莉”43等等。一旦糟糕行為變得具有侵犯性、裝腔作勢、虛偽或道德醜陋，就會變成惡俗，但不少人都覺得那種可怕的行為沒什麽道德上的不妥，甚至還蠻不錯，比如參加“聯誼晚會”，野心勃勃的年輕人在晚會上互換名片，以期在商海中崛起。在這種晚會上，交結朋友、排遣寂寞等尋常的社交動機都被歪曲了，呈現出來的隻有野心，那些感覺遲鈍的人卻以為他們的行為很可敬。這種偽裝、欺詐和自以為的友好親密使根深蒂固的惡俗踐行者未經允許就直呼陌生人的名字，並在轉眼間摻和到別人的私事裏去。菲利普·羅斯44在《解放了的朱克曼》（<cite>zuckerman unbound</cite>）中描寫主人公內森·朱克曼討厭的、新近成功的小說家艾溫·柏普勒的行為時，準確地捕捉到了這種腔調：在紐約的一輛公共汽車上，柏普勒突然衝朱克曼說：“你他媽這麽有錢，還坐公共汽車幹嘛？”
這是惡俗的一種侵犯性表現，也有一些惡俗很可憐。一些靠吃回扣過日子的零售店店員不得不履行職責，給顧客寄去假裝彬彬有禮的偽善小卡片，比如： <blockquote>
這隻是一張便條，好讓您知道我非常高興能在xx零售店為您服務。希望不久前的消費帶給您很多的快樂，也希望很快就有機會再次為您服務。歡迎隨時打電話給我。 </blockquote>
顯然，這原本是一聲絕望的哀嚎，卻被惡俗地偽裝成了友善的關懷。
禮儀小姐是敏銳的惡俗觀察者，也是當今最值得信賴的權威之一： <blockquote>
親愛的禮儀小姐：我在承接的婚禮業務中發現，許多婚禮請柬都附有小卡片，上麵寫著新娘擁有會員卡的商店名稱。請問這是品味高尚的表現嗎？
有教養的讀者：不是的。這麽做表明她們的品味很低劣。如今，人們已不再要求新娘像過去一樣會假裝了，但如果有人要送她們禮物，她們還是有必要裝出驚喜和高興的樣子的。 </blockquote>
確實，婚禮為惡俗行為提供了最多的機會。比如在宴會上展示禮品，禮品中都附有表達送禮者的驚歎與讚美的賀卡；或在婚禮過程中毫無節製地揮霍，假裝“豪華”。讓我們看一看某家豪華轎車服務公司提供的“婚禮包裝”服務（收費標準是前 3 個小時每小時 165 美元，之後每小時加 30 美元，“外加 15% 的小費”）清單中泛濫著的惡俗之氣吧： <blockquote>
配有司機的豪華轎車（白色超長型，您盡可放心）
身著燕尾服的職業司機（！）
紅地毯鋪路（從豪華轎車後門一直鋪到結婚儀式的第一步）
隨贈一瓶冰鎮香檳 </blockquote>
另付 85 美元，你就可以享受一次假裝隨意的“氣球放飛”活動，將放飛 100 隻氣球（每加一隻氣球，就多收 1 美元）。假如你願意拋棄所有的自然和隨意，你還可以定購一塊事先做好的標貼（上麵寫著“新婚”，費用是 25 美元），貼在豪華轎車的尾部。一塊批量生產的標貼要價 25 美元，似乎貴了點兒，但這 25 美元還能讓你得到“掛在車邊的 2 條彩色飄帶、2 個彩色絨球，掛在車前的 3 隻婚禮鈴鐺和掛在汽車尾部的 4 隻氣球”。如此裝扮之後，人們就會注意到你了！可惜這家公司忽略了一點，他們還可以出租 3 到 5 個用繩子串起來、拖在婚車後麵的易拉罐。（當然，這項服務可以另收 10 美元）
在裏根執政的後期，公開的貪婪都被偽裝成了善舉，在這種氛圍下，高中畢業典禮都淪為了恬不知恥、利欲熏心和口是心非的場合。如今，你可能會在春天收到一張類似請柬的東西，邀請你參加某個社交活動。認真閱讀後，你會發現這張單子上寫的，其實是一個 17 歲的陌生人請求你送他一份禮物，能送錢當然最好了，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誰，喜歡什麽東西。這並非真正的請柬，而是一份“通知”，裏頭還夾著一張卡片，卡片上寫著希望你慷慨送禮的那個人的大名，通常還附有郵寄地址。
電話也為惡俗行為廣開門路。比如一接起電話，對方就說“雖然您不認識我，但……”；一些辦公室的程控電話還被用來做忸怩作態或粗魯的事情，比如讓打來電話的人按某個數字，以找到他們想找的人（“廣告部請按 3”），他們可能過於先進了，以致對還有人使用撥盤式電話機感到不可思議。在惡俗成為流行病之前，還有交換台的接線生幫你接線，而現在，另一種惡俗的形式是讓你等待（“請不要掛機”隻是委婉的說法），然後放一段可怕的音樂（見“惡俗音樂”）給你聽。真正令人作嘔的，是一些人在車裏用“移動”電話跟人通話（或假裝通話），希望更粗俗的人羨慕、嫉妒他們。
其他種類的主要惡俗行為列舉如下：
· 去掉酒精飲料中的酒精，讓消費者覺得自己在喝酒，但其實又不含酒精。其結果，是發明了極其美國、極其惡俗的輕度酒。一個人要麽喝酒，要麽不喝，但絕不應該將沉迷於酒精的樂趣與自以為克製（戒酒）的樂趣混為一談。
· 將人造纖維加入不該加入的物品中，比如床單、枕套、毛巾，尤其是餐巾。
· 帶傳呼機參加聚會。會這麽做的人是個（用伍迪·艾倫的粗話說）“時時刻刻都得跟人保持聯係的白癡”。傳呼機，無論真偽，已成為地位低微的人暗示自己具備高度職業性和社會價值的普遍方式。這類人你常常會在聯誼晚會上遇到。
· 自我欣賞的慈善活動，比如在結婚請柬中附一張卡片，上麵寫著： <blockquote>
我們了解運氣不好的人和無家可歸者的困境，請帶一件富餘的冬衣給他們。 </blockquote>
第二句話尚可接受，第一句則惡俗無比。
· 在公共活動中用便攜式攝像機打擾別人。這種人隻要買了一件昂貴的物品，就以為自己擁有了妨礙、打擾他人的特權。
· 用白色縐紙做的帽子和禮服打扮要參加“畢業典禮”的幼兒園小孩。惡俗程度僅次於用淺藍色人造絲做的帽子和禮服裝扮高中畢業生（見“惡俗大學及學位服附錄”）。
· 給貓和狗取做作的名字，以炫耀自己花費不菲的教養。比如，把貓叫作克呂泰涅斯特拉或海絲特·白蘭45；把狗叫作亞哈或托比·培爾契46。會給寵物取這種名字的惡俗人物，也會將令人尷尬的名字強加給無助的孩子，比如給女孩起名叫艾略特或查爾斯47，給男孩起名叫鄧斯坦、麥喬治或斯特林費羅48。
· 追隨名流。“名流”這一觀念本身就是惡俗的，讓我們請麥當娜共進晚餐吧！
· 自己開車，但技術很爛。最近在新澤西州發生的、針對交通事故高保險費率的政治抗議中，沒有一個人提議通過提高駕駛技術來降低保險費率。
· 引人注目地當眾鍛煉。這是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行為，因而也是最惡俗的行為。這一行為大約 30 年前開始風行，並傳遍了中產階級。有人通過散布謠言的方式，想給這種行為貼標簽，說隻有性變態才樂於此道。毫無疑問，這話說對了一部分。但很快，一大批素來體麵的人也開始用這種方式炫耀了。如今，跑步練習、呼吸練習、用招搖的小啞鈴做舉重練習已經變得過火了，練習者頭上還常常戴著耳機。除非他們自己意識到要端莊得體，否則已沒有什麽力量能阻止他們當眾鍛煉了。
· 偽善。比如零售店店員和侍者問顧客：“今天過得怎麽樣？”（見“惡俗餐館”）
· 對“幸運輪盤”、“家庭恩怨”一類電視秀濫施掌聲。電視台期待這類節目能引起觀眾自發的熱情和快樂，隻有白癡才會上當。這類節目所表達的，隻有嘉賓們在順從某位乖戾的節目製作者的指令後得到的確信的快樂。
· 濫用“生活方式”這個詞，並且總在注意別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惡俗的是依照華而不實的雜誌的建議，頻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 排隊時擠來擠去。排隊時厚顏無恥地擠來擠去的人通常來自較低的社會階層，他們早已習慣於為其所需而戰鬥了。他們的行為如果還能讓人理解，那就是糟糕的。更膽小怯懦，卻一樣愛出風頭、一樣貪婪的中層和中上層人士排隊時擠來擠去就是惡俗了。他們擠起來更為機巧。他們不會硬擠入隊伍中，並露出“你敢把我怎麽樣”的架式，他們非常詭詐，會迂回地擠到你邊上，而不是前麵。他們會視你曖昧的容忍度而行動，希望你無視行與列之間的明顯界限，他們以為隻有軍人才懂得行與列應該存在明顯的界限。對付他們最好的辦法是出其不意地、大聲地強烈抗議，如果你做得到，也可以用褻瀆和肮髒的字眼痛罵他們，免得他們以為你太斯文，不會發火。記住，這一招隻有出其不意才能奏效。
· 由於軍事策略太過“聰明”，而將事情搞砸，比如 1980 年 4 月卡特執政期間，政府企圖派人駕駛直升機在德黑蘭附近的沙漠著陸，以營救關押在伊朗的人質。雖然他們倚仗自己擁有招搖的武器裝備（其中最常見的一種武器就很惡俗），這一計劃還是以慘敗告終：美利堅合眾國再次蒙羞，8 人死亡，5 人受傷，人質無一獲救。美國人覺得太丟臉了，便轉而相中羅納德·裏根出任總統。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讓誰做總統，而在於招搖的技術根本無法彌補人類根深蒂固的愚蠢和無能（見“惡俗的海軍導彈發射”）。
· 給黑白電影“上色”。這是對過去的有意冒犯，是對傳統的黑白手法的冒犯，黑白手法能拍攝出正宗的白領結、白色燕尾服、白色起居室和白色夜總會；這也是對藝術傳統的整個精致理念的冒犯，如電影評論家萊斯利·哈利韋爾（leslie halliwell）所言，電影中的彩色很惡俗、很不恰當，因為彩色“在模仿現實……黑白卻如魔鬼一般，能喚起電影自身的情緒和對自身的評判”。你到底要的是逼真，還是藝術？（見“惡俗報紙”和“惡俗的公共雕塑”）
· 隻談論音樂，卻不去演奏。惡俗行為總讓人覺得，所有的“文化”體驗都必須具備進步意義和教育意義，這種觀念是在咒罵我們這個沒有安全感卻裝腔作勢的無知社會。
· 將肖恩（sean）這個名字拚寫成“shawn”或“shaun”，甚至“shawon”49。將一個明顯的愛爾蘭名字強加給一個從未聽說過梅奧郡50的男孩已經夠糟的了，偏偏還要拚寫得亂七八糟，讓人不知道該怎麽讀，這就變得惡俗了。就好比將影星肖恩·康納利（sean connery）的名字拚寫成“seen”（西恩）。
· 在電視轉播的體育賽事上展示自己製作的標語牌。如果標語牌上隻寫著“加把勁，左撇子！”，那還算無害；如果寫著“操他媽的巡警！”，那就是糟糕的了；如果寫的是“《約翰福音 3 章 16 節》”或“《約翰福音 14 章 6 節》”，那就是自以為積極進取的惡俗表現了。
· 公開發言總會超時。每天都有大量的人重複這一無能、自私、令人厭煩的惡俗行為。
· 給自己安上令人印象深刻的頭銜，比如預言家、大師、導師或治療師。（見“惡俗信仰”）
· 嚇唬旅行者，讓他們買你的旅行支票，暗示他們如果不這麽做，他們的旅行就將變得一塌糊塗。 <h2>惡俗想法</h2>
糟糕的想法就是那些顯然站不住腳的想法，比如從上往下建一幢樓。有些人卻總會被此類想法說服，並相信它們能夠實現。但大多數人認為它們除了充當笑料，想這些東西純屬浪費時間。然而，惡俗的想法卻被廣為接受，並十分常見，以致人們對它們毫無爭議。
比如，有人認為郵局應該自負盈虧，而不應該像海岸警衛隊、空軍和其他必要的公共服務機構那樣吃皇糧，與此相關的一個惡俗想法是：郵費常常上漲不是由通貨膨脹引起的；一個更為惡俗的想法，是認為一個人有沒有權利獲得更好的教育，應該取決於他爸爸有多少錢，這一想法似乎很少受到質疑；還有一個惡俗想法是：艾滋病患者、無家可歸的人、窮人和癮君子都不值得同情，他們隻是在承受上天公正的懲罰，我們什麽都不做的話，他們就會自行消失；還有，美國人並非真的需要美國鐵路公司的公共鐵路服務，因為聯邦政府對公共鐵路的撥款津貼最終會對贏利的汽車銷售行業產生很大的影響。
在道德嚴格且愚昧無知的地區，流行著一個惡俗的想法：在高中校園發放避孕套等於鼓勵性交。好像不發避孕套就沒有人會性交一樣；看上去很像 25 美分硬幣的蘇珊·b·安東尼51一美元硬幣也是一個極其惡俗的想法，這個想法來自歐洲式無知官僚的建議，他們竟然沒有想到高麵值的硬幣就必須更重一些，顏色也應該有所不同，英國人很多年前就已經吸取了這個教訓；還有一個更為惡俗的想法，是認為軍隊應當能影響國內外政策，或認為其他領域內社會或政治措施的實施應該參照軍隊文化。
在學術界和自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的人中間流行著另一些惡俗的想法。在這個領域，研討會和學術小組討論會泛濫成災一點兒也不奇怪，還有什麽比這些活動更能逃避艱辛而孤獨的閱讀、思考和寫作呢？那些讀過不少書卻很少寫東西或寫得不怎麽樣的人傾向於相信，任何一個作家傾其一生研究的，終究還是他 20 年前完成的那部書的主題，這些人認為作家跟他們一樣乏味、停滯不前。這類知識分子比較熱衷於自以為是的事情，正是他們（還有政客），想出了不時更改國名這一惡俗的主意，給曆史和地理研究製造了不必要的麻煩。正是他們，決定錫蘭現在改叫斯裏蘭卡，羅德西亞改叫津巴布韋，上沃爾特改叫布基納法索52。也正是他們，是將紐約第六大道改稱為“美洲大道”這類惡俗想法的始作俑者。我們應該將郊區街道不設人行道這一惡俗的想法歸功於那些聰明的建築師、城市規劃師和房地產開發商，這個想法有效地打擊了民眾的好奇心和研究精神，就好比圖書館將索引卡電腦化打擊了讀者的好奇心——可能會有意外的發現。
從馬克思主義到無過失汽車保險（如 p.j.歐魯克53所言），許多惡俗的想法都源自於“與現實毫無關係的宏大理論”。一個真正惡俗的想法是，你隻要買 6 盤保證能提升自信心的磁帶，聽完並相信它們之後，就會以為自己真的很棒。但你的朋友們會很快指出你大錯特錯了，於是你又回到了老樣子，隻是付了 49.5 美元的價錢和 3.5 美元的郵費後變得更窮了。阿諾德·帕爾默54說：“我在淋浴時產生過一些最棒的想法”，他的這些想法並沒有被人類所拋棄，因為他的浴室裏總預備著微型盒式磁帶錄音機，準備隨時記錄他的“真知灼見”。凡此種種，統統都是惡俗的想法。
更為惡俗的還是美國特有的惡俗想法，如作家簡·沃姆斯利（jane walmsley）觀察到的那樣，這些想法使我們有別於其他的人類，還“可以解釋美國人許多淺薄而古怪的行為”，比如慢跑、節食、麵部拉皮手術、屍體冷凍55（用行話說是“人體冷凍法”）、染發、歧視老年人等等。她發現：“美國人認為死亡是可以任意選擇的。” <h2>惡俗語言</h2>
我們有必要知道，一開始，惡俗語言並不糟糕，比如“放屁”或“混蛋”。一開始，惡俗語言更像用“賭博”代替“打賭”，用“褐灰色”代替“鼠灰色”，用“開胃菜”代替“開胃小吃”，用“淋浴活動”代替“下雨”，用“未償還的貸款”代替“壞賬”，以及用“有人住過的家”（或“二次銷售的家”）代替“二手房”。我們的語言當中肯定存在著一種欺騙的衝動，想遮掩令人不快的東西，將普通的東西提升為令人向往或非凡的東西，通過對矯揉造作的由衷讚美來抬高毫無價值的東西，而這種衝動在我們說“混蛋”的時候還不存在。帶著這種衝動說話，其目的幾乎總是想從那些容易輕信和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撈錢，欺騙天真、注重外觀的人。
當然，本書到此為止討論的惡俗事物總會在某個方麵涉及裝腔作勢的語言，從邏輯上講，單辟一章來討論惡俗語言很難。我們需要不斷地交叉閱讀，下麵的話題就要求我們參閱“惡俗大學”一節。比如與教授有關的惡俗：當一個教授把他的“科目”稱作“學科”時，他隻不過耍了一個自我誇耀的小花招，（自以為是地）將自己抬高到一些隻對某些事物好奇的人之上，這些事物對他而言隻是“ 愛好”或“興趣”，至多是“某個領域”。“學科”是教授們發明的詞，專門用來炫耀自己比一些人高明，這些人無法通過寫作教授們隻是感“興趣”的事物為生，至少不會經常談及這一事物。同樣，“跨學科”這個經常會在校園裏聽到的高級術語，如此極盡賣弄，意思卻很簡單，指的是“跟多半知識分子一樣不止對一樣事物感興趣的人研究的學科”，你高興的話，還可以說這個學科不像一般學科那樣乏味、褊狹。一旦開始用“學科”代替“某個領域”或“科目”，你就會像約翰·霍普金斯大學56出版社為它的一本書做的廣告那樣結束你的談話：“跨主題隻是無視學科的分界線（什麽的分界線？），卻對整個世界性主題起作用。”此處的矯揉造作，能使所有人了解我們必須了解的“正宗、十足、18k 金、百分百惡俗”等詞語的含義。
在更為粗俗的環境中為銷售產品而使用的廣告技巧也差不多。當電台商業廣告說：“如果你渴望獲得”，我們就知道，這不過是“如果你想買”的惡俗說法（見“惡俗廣告”）。惡俗語言本質上的虛假有時太離譜了（“您是一個多麽偉大的觀眾啊”），對一些人卻總是奏效（見“惡俗的電影演員及其他演員”）。可以直接說“顧客”時，為什麽要說“貴賓”，從而使那些頭腦簡單的人上當呢？那些人會以為夜床服務和糖果是親昵友善的表示（見“惡俗酒店”）。為什麽不能對旅客坦言真相，非要用“將飛機開入水中”代替“水上迫降”呢？為什麽可以說“暈機”，卻偏要用“惡心”代替呢？（見“惡俗的航空公司”）
矯揉造作和委婉語於是成了惡俗語言的特征。在美國這樣一個公然宣稱平等的國家，矯揉造作和委婉語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特殊的誘惑，因為在這個國家，尊嚴和尊重是大家都追求的東西，但從真正意義上說，很少有人能得到它們。托克維爾57這樣評論早期的美國：“沒有哪個國家的公民像民主國家的公民這麽卑微。”在這個民主國家，個人的重要性幾乎不可能由繼承得來或從職權中得到，因此，人們便不懈地追求著個人的社會地位。如果你尚未獲得社會地位，你可以通過大多數美國人選擇的方式——口頭炫耀——來獲得它。如果用了委婉語還是得不到，人們就會想，可以通過增加音節來凸顯自己的尊嚴，就是在表達觀點時增加音節，就像用文字增加話語的“分量”一樣。所以，用“健康”（wellness）代替“健康”（health），用“協助”（assist）代替“幫助”（help），用“一次非凡的就餐體驗”代替“一頓豐盛的晚餐”，用“一次非凡的閱讀體驗”代替“讀到一本好書”等等都變得很流行。如此誇張地增加音節，有時也是為了委婉，比如用“香味”（aroma）代替“氣味”（smell），但更常見的目的隻是為了增加語言的分量和音節的數量。“手表”（watch）變成“計時器”（timepiece），就像“選擇”（choice）往上提升一點就變成了“選項”（option），誰不想有兩種以上的選擇，音節數量還翻了一番（見“惡俗廣告”）呢？直接談錢對某些人來說是有失文雅的冒犯，於是“工資”（pay）被提升為“報酬”pensation），“費用”（fee）變成“酬金”（honorarium）（見“惡俗大學”）。“鋼筆”太低級、太實用，想讓它給人留下更深的印象、變得更有價值，可以叫它“書寫工具”。近來很少在這類矯揉造作的術語中聽到“方法”（method）這個詞了，因為人們現在隻說“方法論”（methodology）：“我讚同他的研究成果，但我本該采用一套不同的研究方法論的。”（這麽說話的教授十有八九會將“科目”稱作“學科”。）
如果你厭倦了一個地方，想住到另一個地方去，那你就“搬家”（move）吧，可這麽說的話，你就是在做非常不引人矚目而且微不足道的事情。為了使你的行為變得更重要，你應該說“遷徙”（relocate）。明明可以說“作了決定”（make a decision），或更好一點，說“下了決心”（make a determination），為什麽還要冒著被人看出你很平凡的風險，說自己已經“決定”（decided）了呢？可以說“擁護”（be supportive of）某項事業，又何必說“支持”（support）它呢？可以說給“賞錢”（gratuity）時，又何必要說給“小費”（tip）呢？根據赫克特和麥克阿瑟合著的《頭版》58的描繪，報社記者都是低級、粗俗之人的代表，熱衷於玩世不恭、酩酊大醉，還會在室內戴帽子。要將他們改造成嚴肅、清醒（沒喝醉酒）、有價值的“專業人士”，如他們老板希望的那樣盡量少展現古怪和失控的一麵，我們可以像《今日美國》報的某位編輯一樣，稱他們為“信息發布係統”。懷著相似的對此類莊嚴的向往，人們將“下雨”（rain）說成“降水”（precipitation），戲劇界將“舞蹈”（dance）說成“移動”（movement），商界則將“虧損”（loss）說成“赤字”（shortfall）。
“推銷員”（salesman）這個詞的命運既證明了人們對高級事物的欲望，也證明了普通美國人麵對令人不快或有損人格的事物時會感到不舒服。曾幾何時，推銷員就是推銷員，正如在戲劇《推銷員之死》中一樣，推銷員毫無疑問是個有用的人，隻不過社會地位比較低，且往往會讓自己討人厭；如果推銷員是女的，既然女人們已被允許出門工作，那就很有必要令人愉快地增加一個音節，將這個詞擴展成“推銷人員”（salesperson）；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覺得需要更多級別的推銷員了，於是 3 個音節就適時地擴展成了 5 個音節的“銷售員”（sales associate）；然後是 6 個音節的“銷售代表”（sales representatives）；緊跟著，人們又發現還可以擴展成 8 個音節的“銷售員”（merchandising associate）；從前的“銷售經理”（sales manager）隻有 4 個音節實在太寒傖了，幹脆就從字麵上將它晉升為“銷售副總裁”（vice president，merchandising），這樣不光有了 8 個音節，也增添了一點美妙的委婉意味。
將“毒品”（drug）說成“管製物品”（controlled substance）是令人愉快的委婉說法，還增加了 3 個音節，從而暗示說話者夠資格被視為一個人物。既然大多數委婉語都比它們代替的令人難以忍受的詞有更多的音節，用“大腦發育滯後”（developmentally dyed）代替“弱智”（retarded）和“低能”（feebleminded）就不足為怪了，這麽做可以直接增加四五個音節。博物館想處理一些珍貴的藏品時，可以“出售館藏”（de-ession），這比那個粗魯的詞“賣”（sell）音節更長，也更委婉。
將“黑人”（ck）改稱為“非洲裔美國人”（african-american）這場運動背後原本有一個秘而不宣的動機，現在也昭然若揭了：7 個音節給人留下的印象比一個音節要深刻 7 倍。我知道這可能難以置信，不過在芝加哥奧哈拉機場（見“惡俗機場”），我的確在一扇通往跑道和停機坪的門上看到這樣一塊標識牌： <blockquote>
警報通道：
開門前請先輸入安全密碼 </blockquote>
（見“惡俗標識”）這比“警告：不輸入安全密碼直接開門，警報就會拉響”要氣派得多，當然也比“僅限內部使用”更為炫耀。如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那個圖書廣告的作者擔心別人以為他隻受過基礎教育，這塊標識牌的作者也一樣，他們無疑都是真正的美國人——生怕別人不把他當回事兒，這在民主國家很常見。
這個現象在軍界尤為嚴重，他們總對自己的社會接受度充滿疑問。用“國防”（defense，比如國防部、國防部長等等）代替簡單誠實的“戰爭”（war），既符合軍隊的社會等級，又比較委婉。同理，“戰役”（campaign）比“戰爭”（war）更好更長，比如“當戰役結束……”但並非所有增加音節的把戲都能成功。“人類遺體袋”（human remains pouches）一詞的設計者已經煞費苦心了，雖然這個詞的音節數量令人難忘，但作為“運屍袋”（body bags）的委婉語，這個新造詞似乎就沒有那麽成功了，還沒有用“鎮壓目標”代替“摧毀目標”一半成功（此處的目標可以是一群人、一棟建築或一處營地）。
近來，惡俗語言已經司空見慣了。如果說話者和聽眾、作者和讀者都是誠實可靠的人，如果他們不被允許謙虛簡樸地表達，在公共場所就沒什麽可說的了。確實有不少航空用語是委婉語，也有很多航空用語大概是為了與威嚴的技術場合應有的尊嚴和複雜性相匹配。比如這個指令：“飛機即將著陸，請熄滅所有冒煙的東西。”瓦格·懷特曼（wag michael whiteman）評論道：“我沒有什麽東西在冒煙；既然雪茄和煙鬥都不讓抽，為什麽不直接說香煙呢？”的確，為何不說“立即熄滅香煙”呢？懷特曼還注意到“請在飛機完全停穩後再離開座位”這句話中的裝腔作勢。“難道停穩不是完全停穩嗎？”他問道：“什麽叫完全停穩？”駕駛員經常向乘客保證：“我們立刻起飛。”他的意思是“馬上”，但他不能忍受那個低級的詞危及自己的尊嚴。明明可以叫“女乘務員”或索性叫“航班服務員”，為什麽要叫“空姐”呢？這就像將“清潔工”稱作“廢物處理工程師”或更動聽的“廢物回收利用工程師”一樣美妙。
也隻有在飛機上，你才能看到“呈上”這個詞被專門用來裝腔作勢。一份航空餐菜單上寫著：“將為您呈上精製小圓麵包”，按得體、謙虛和恰當的正常標準，“麵包”之外的其他詞語都應該刪掉（見“惡俗餐館”、“惡俗的航空公司”）。事實上，“呈上”一詞已經與偽貴族和冒牌貨如影隨形了。一家喜歡將自己的產品稱為“書寫工具”的鋼筆公司，聲稱你隻要花 150 美元就可以擁有它生產（批量生產）的一款自來水筆，這支筆將“用一個豪華的胡桃木筆盒為您呈上”，說得好像那支筆真是一件貴重物品，是一件貨真價實的“藝術品”，而你則成了一位高級鑒賞家（見“惡俗物品”）。
我在《格調》一書中說過欺騙性地用“家”代替“房子”的情形，類似於用“旅行”代替“旅遊”。貪婪引發了兩方麵的墮落，一方麵是“房地產經紀人”（地產代理人的惡俗說法）出於貪婪，希望他們的商品能使人產生溫暖、舒適的聯想；另一方麵，招徠旅遊和坐船旅遊生意的人出於貪婪，希望說服天真的旅遊者，讓他們覺得加入人很多的旅遊團是在獲取“旅行”經驗。“家”和“房子”是兩碼事兒，這一點曾經毋庸置疑，所以會有這兩個不同的詞。很顯然，“拆房子的人”和“拆散家庭的人”不是一回事，盡管我們這個新時代的文雅和感性正推動著惡俗現象的發展，並不斷地消滅著本應存在的差別。如今還有誰記得，過去我們曾經老老實實地稱“建築物”為“建築物”，而不是“家”？一家很大的報紙最近上了地產業的當，錯誤地將“供應膳食的旅館”稱為“供應膳食的家”。我們肯定很快就會看到“妓家”、“色情的家”“賣淫的家”59一類的詞。我沒有猜錯的話，一大批可憐的美國人都希望能買到一個美好的生活，就像“那些人真幸運，他們住在一個價值百萬的‘家’裏”描述的那樣。如今，甚至公寓也被惡俗語言改造成了麵目全非的東西。在一個公寓樓的銷售廣告中，唐納德·特朗普為了使這棟公寓在字麵上吸引人，將其稱為“宮殿”，並聲稱： <blockquote>
現在，在特朗普宮殿中，我們建造了一係列宮殿般的家。每個家都經過精心設計，以滿足那些致力於盡情體驗生活的人的夢想和渴望……
引人入勝的風景給了每個家以品質上的保證…… </blockquote>
當然，特朗普也賣“市區家”，這種房子原本叫“市區住宅”（見“惡俗廣告”）。考慮到以“家”代“房”的現實，你就不難體會《美麗家居》（<cite>house beautiful</cite>）和《家居與花園》（<cite>house</cite> & <cite>garden</cite>）雜誌的遺憾了，它們將永遠被困在自己誠實的名稱裏。
“家”這個詞帶來的不勞而獲的溫暖感，也是惡俗詞語“團體”所珍視的衍生品。“團體”這個詞常常被用在根本就不存在團體的地方，比如“老年人團體”、“男同性戀團體”（用“群體”不是更好嗎？）、“黑人或波多黎各人團體”等等。如海倫·文德勒60所指出的，這個詞出現得如此頻繁，其實背後隱含著大劑量“偽造的田園生活”，跟濫用“家”字背後潛藏著的那種天真、畸形、帶玫瑰色彩的生活觀一樣。廣告會大肆利用這類感性的詞，於是我們會聽到“一個可愛的新家庭團體”。任何東西隻要帶上“團體”這個詞，或引入“團體”的概念，就會變得溫暖而感性。一名主張哈佛法學院應該任命更多女教授的女作家說：“女性的聲音在法學院團體中是相對比較新的聲音”，她所謂的“法學院團體”其實就是法學院。“世界團體”這個詞可能已經將“團體”推向了頂峰，這個詞常見於自以為是、帶有政治說教意味的語境中：“這類恐怖統治、輕視基本人權、壓製民主意願的公開行為必將受到世界團體的譴責。”特別是在談及“女權主義者團體”這類一廂情願的表述方式時，文德勒準確地觀察到，“不切實際地、煽情地使用‘團體’這個詞……會令局外人起雞皮疙瘩。”
“團體”是自我誇耀的一個極方便的小花招，惡俗語言庫中還有許多同樣的高招。“深入”就是一個重要的代表，這個詞最常用於回避準確的意思，並含蓄地給說話者鼓氣（見“惡俗廣告”）：“這本書以一百多次深入訪談為基礎。”（我的天，您真是夠深入的啊！）同樣，將“關注”一詞放入任何一個群體的名稱中，就能有效讚揚群體成員之間的同情心（“愛心”）並暗示局外人的冷酷無情。因此，“關注抗肝炎母親協會”或“關注亞洲人權委員會”等組織的成員，在道德上顯然比其他組織的成員要高出一等。同理，在所有爭論中使用“認真負責”這個詞，都會讓人明白你是對的，而你的對手錯了。
還有一大堆惡俗的詞和短語，許多人希望通過使用它們為自己帶來博學且教養深厚的聲譽。那個用濫了的“多才多藝”（用來形容比爾·布拉德利61一類的運動員、羅茲獎學金62得主、參議員），暗示說話者知道自己在說什麽。實際上，對這個術語的理解源自於人們與皮科·德拉·米蘭多拉63的思想、菲利普·錫德尼爵士64的作品長久且令人陶醉的接觸。這就像一個迷人的美國式習慣——用希臘字母來為大學兄弟會或大學女生聯誼會命名，即便會員們都不懂希臘文。除了市場營銷（以前叫“推銷術”）和教育心理學，學校已經很多年不開設希臘語、哲學或古代曆史課程了，因為學生們可能更喜歡不懂裝懂。
“多才多藝”及其同類詞的偽精確，與那個著名的命令“請認真聽我說”和類似的假裝聰明的詞語“巫術經濟學”如出一轍，都能有效地裝模作樣、回避真實的意思，因為人們根本不了解“巫術”。我們應該將這些令人難忘的詞歸功於美國總統。最近，當他注意到東歐正在發生的事情時，他宣稱：“自由之路就鋪在我們的麵前。”（冒失的人不禁會問：鋪在誰麵前？）“難以置信”也是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詞，使用者期待能借此為自己帶來“聰明造詞家”的美譽，這也是那些明明說的是“談話”，卻非要用“對話”這個詞的人的期待，也是那些總想找機會使用“左右為難”這個詞的人的期待。
美國人出於對莊嚴和妄自尊大的渴望，每天產生出大量可笑的文理不通的東西。比如用“缺少”（absent）表示“沒有”（without），“由於缺少進一步的信息，我們無可奉告”；用“衝擊”（impact）表示“影響”（influence），“我們的宣傳活動看來沒有對愛達荷州的選民造成多大的衝擊”；把“通過”（transit）當成“穿越”（cross）的高雅同義詞，比如“去年夏天我通過了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區”；當然，最虛假誇張的是用“界限”表示某種類似“範圍”的東西：“那個新來的家夥似乎不大樂意在公司規定的界限內工作。”
十足的惡俗促使許多人在表達“內容”（content）時說成“背景”（context），表達“同情”（sympathy）時卻說成“ 同感”（empathy），表達“主意、構想”（idea）時卻說成“概念”（concept）。所以，如果某個推銷汽車、公寓或房子的人說到一個新的“概念”，你最好確認一下自己的錢包還在不在。作為美國這場偉大的不勞而獲的聰明遊戲中的籌碼和象征，用“合並”（meld）代替“加入”（join）自有其吸引力，正如自以為是地用“混合”（mix）代替“混合物”（mixture），用高級的“連續”（segue，音樂用詞）代替“繼續”（proceed）或簡單的“延伸”（go）一樣。最近一次令人難忘的賣弄表演由安德魯·a·奧斯頓（andrew a﹒alston）先生上演，但這場演出最終還是失敗了。奧斯頓先生是一位極其嚴肅的專業人士，是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的職員。他穿著領尖釘有紐扣的襯衣，係一條合乎習俗的“軍團”條紋領帶，看上去就像那種很有教養且足以勝任自己工作的人。他如此評論在一場令人困惑的空難中遇難的小型飛機駕駛員：“我認為他想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麽……這就是他流露出的態度65。”
社會地位再低一點（盡管沒有人確切地知道自己的社會地位），另一種類型的無知就會促使人們為過去稱為“玫瑰紅”（rosé）的甜得發膩的桃紅色葡萄酒改名。許多人由於不確定該對侍者說“rose-zay66”還是直接說“rose”而感到丟臉，於是幹脆不點這種酒。商店和餐館了解這一點後，就將這種酒改稱為“紅臉”（blush）。正如“rosé”大量消失一樣，“croissant”（羊角麵包）也被大多數人叫成“crossant”。grey poupon 牌芥末醬（grey poupon mustard）則逐漸被叫成“grey poop-on”67。近年來，高等教育的不可靠（見“惡俗大學”）使那些撰寫廣告詞的修辭專家比以往更有可能犯下荒唐的錯誤，廣告代理公司卻沒人能發現這些錯誤。一種名牌酒的廣告聲稱：“馬提尼酒又卷土重來了……但‘喝’（drank）法還跟 60 年前一樣”。對此，措辭偵探厄內斯特·勞裏默（ernest lorimer）評價道：“我能理解酒業公司不在廣告中用 drunk68一詞的心理，但這個廣告也實在太離譜了。”威廉·賽菲爾69收集了一些極其做作的無知表達： <blockquote>
一種昂貴的文字處理器的廣告：“出現拚寫錯誤時，內置的拚寫字典會立刻引起你的警惕70。”
一種極其昂貴的腕表的廣告：“如果你足夠幸運，能有一兩塊老牌表放在身邊71……”（請留意白宮）
還有第五大道一家女裝店的廣告提到“分立的奢侈”72 </blockquote>
我們再也不會以為在報紙文章後麵署上自己招搖的大名的作家有文化了。其中一位作家，在一家報紙的頭版寫了一篇有關納坦·夏蘭斯基73的文章，說夏蘭斯基飛離蘇聯後，他和他的妻子在耶路撒冷安家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這個作家竟然連主語賓語都分不清74；還是這家受到高度評價的報紙，另一篇頭版文章說到“在該案件中，杜倫伯格先生沒有對其原則犯罪事實75提出異議”。這些錯誤如果出現在 1910 年，人們會很容易相信它們隻是不幸的排印錯誤，現在不一樣了。盡管沒人指望比薩餅和啤酒廣告能具備很高的推理水平，但下麵這則廣告中的邏輯還是讓人啼笑皆非： <blockquote>
新阿姆斯特丹牌啤酒
在紐約釀造的唯一一種啤酒之一 </blockquote>
但這還算不上惡俗，隻是比較糟糕而已，因為相對而言並不做作。
由此可見，美國社會普遍的不安全感導致人們害怕簡潔、不做作的說話方式和寫作方式會在某種程度上降低自己的身份，讓人看出自己是一個等級低下、品味不高的頭腦簡單的人。用增加音節來炫耀的方法已經變得十分普遍了，但正如評論家諾思洛普·弗萊76所注意到的：“簡潔性是普遍性的反麵。”那些拚了老命都要顯示自己是個人物的人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著簡潔性，所以他們會小心翼翼地不說可卡因是一種常見的毒品，而說“可卡因是一種特別的毒品”，他們以為這麽說才能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h2>惡俗圖書</h2>
毫無疑問，要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討論這麽大的一個話題的確有些難。但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書籍湧進市場，不用說，其中沒幾本是好的。喬治·奧威爾77察覺到了這一令人尷尬的事實： <blockquote>
如果不過度誇讚大多數的圖書，人們幾乎不可能大量提及圖書。除非你與圖書有某種職業聯係，否則你發現不了大多數圖書有多麽糟糕。 </blockquote>
更不用說大多數圖書有多麽惡俗了。
要避開這類圖書，一個既省時又省錢的辦法是在出版前就認出它們，甚至可以在它們被寫好之前就認出來。一個有用的建議是：警惕那些談論自己將要寫的書的人，或那本他們說自己正在寫的書。十有八九，那本書就是糟糕或惡俗的。因為好書是由那些愛寫書甚於談論書的人創作出來的，這兩者的區別在於寫作和表演（戲劇意義上），在於一個人孤獨地工作和快樂地公開工作，說得極端點，就是做好的事情與炫耀之間的區別。何塞·奧爾特加·伊·加塞特78曾經寫到：“每當我聽到一個作家朋友，特別是很年輕的那種，很鎮定地宣布他正在創作一部小說時，我總會感到震驚。”為什麽呢？因為任何一部小說停留在人們的記憶中或書店的貨架上超過 8 個禮拜，就已經是天文數字了。
如果你想讓人記住你是一個聰明人或慈善家，就別寫小說，甚至別去談論它們，相反，你應該羅列一堆雜七雜八的興趣，收集 75 年來的氣象數據，或以表格的形式仔細分析經過改進的保險統計資料。這些東西比大多數人都能胡亂編造的“創造性”成果更有用，這些東西的作者也比較不會被輕易忽略，更不用說被嘲笑或蔑視了。此外，你還會發現，大多數宣稱自己正在寫一部小說，借以獲得關注和認同的人，事實上都缺乏講故事的才能，即便講的是下流笑話，也無法在 30 秒鍾內吸引一桌人的注意力。
我從最近一張新聞圖片中得到啟發，想到了在惡俗圖書上市前認出它們的另一個辦法。圖片中，一個年輕女人坐在一間漂亮的客廳裏，正用一台手提式文字處理器寫作（我猜是小說），她的發型師在一旁擺弄著她的長卷發。如果這還不足以讓你作出判斷，她說的話將進一步提醒你：“我正在寫一本有關我在亞洲花 10 年時間學習冥想的書。我在這間客廳裏寫了很多，寫完後就傳真給我在紐約的出版商。”在客廳裏寫作？這一事實表明她炮製的東西，其惡俗性是不言而喻的。
圖書一旦出版——大部分圖書都沒有這麽好命，這是當代生活少有的慰藉之一——書名就會成為另一個很好用的警告信號。吉姆·巴克寫的《怎樣才能確保成功？》（<cite>how you can guarantee sess</cite>）（這不是我的杜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治療傷痛：生態女權主義的希望》（<cite>healing the wounds：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cite>）呢？據說這本書裏有“散文、故事、詩歌和禱文（！）”，兼具女權主義視角和生態學視角，而這兩個視角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力的治療視角”。你要警惕所有書名中帶有“治療”一詞的書，由此判斷，《愛、和平與治療》（<cite>love，peace，and healing</cite>）一書就散發著又大又濃的警告煙霧。還有一些書名是問句，要瀏覽完書的內容才能找到答案，比如《誰來發號施令？》（<cite>who’s calling the shots</cite>？）、《如何有效應對孩子對戰爭遊戲和戰爭玩具的癡迷？》（<cite>how to respond effectively to children’s fascination with war y and war toys</cite>?）（答案是建議他們加入海軍陸戰隊）。
圖書廣告中也有惡俗的警告信號。對於一本從佛蒙特州一個郵箱寄出、聲稱用“完美的技巧”講故事的書，不要過於興奮可能比較好。或者另一本從佐治亞州一個郵箱寄出的書，這本書的廣告是這樣開頭的： <blockquote>
首次麵世 </blockquote>
接下來是： <blockquote>
“一輛車就是一間很小的屋子”——全家人成功快樂地駕車旅行的方法。作者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旅行者。
現在就開始訂購吧！ </blockquote>
大家都衝上去買吧！如果這本書看上去太世俗，他們還可以奉上《論上帝存在的證據，及其他深層調查》（<cite>on proof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and other reflective inquiries</cite>），這本書裏有 85 幅圖，會從紐約市的一個郵箱寄出。你也可以看看羅瑟琳·布魯那爾（rosalyn l﹒bruyere）的《光明之輪》（<cite>wheels of light</cite>），該書被《冥想雜誌》（<cite>meditation magazine</cite>）稱為“一部極其準確地介紹直覺和人體光環的科學研究著作”。或者《提高你使用標點符號的能力》（<cite>up your punctuation</cite>），這是一本提高標點符號使用能力的簡易指南，對此，我們必須這樣答複：“不用了，還是提高一下你自己使用標點符號的能力吧！”他們還提供大量的詩集，比如《獅子的眼淚》（<cite>the lion’s tears</cite>），這本書“展現了圖書管理員的真實靈魂”。居斯塔夫·福樓拜啊，我們需要你的時候，你去了哪裏呢79？
以上這些書名已經很接近惡俗圖書交易那可悲的真相了，這一真相就是出版毫無價值的東西。而那些既可悲又自負的笨蛋作家竟會被下麵這樣的廣告感動得不知所以： <blockquote>
紐約市的出版社誠招作者 </blockquote>
如果這家紐約市的出版社沒能騙到那些笨蛋，就像馬克·吐溫《哈克貝利·費恩曆險記》中的騙子“公爵”說“那我就不懂阿肯色州人了80”一樣，這家出版社將十分懷疑自己對那些笨蛋的判斷。
但這家紐約市的出版社堅信讀者都不懂什麽叫“資助”，所以繼續寫道： <blockquote>
為作者提供資助的一流出版社誠招各類手稿：小說、非小說類文學作品、詩、學術書、少兒讀物等等。歡迎新作者。 </blockquote>
新作者當然是“受歡迎的”，因為他們不太可能知道，所謂“資助”，其實就是由作者花一大筆錢將自己那粗陋、可憐、不值得出版的作品印出來，捆好，再堆到倉庫裏（每個月的倉儲費由作者承擔），或用大量的紙箱裝起來，送到某處閣樓去沉睡（運費由作者承擔）。
出版社在出版合同上承諾會給作者的書“做廣告”，這個詞又刺激了作者對名聲與成功的幻想。於是，每個禮拜，在紐約某家大報上就會出現一些圖書廣告，弄得像真有人想買一樣： <blockquote>
《一盒獻給金發女郎的粉筆》
一部苦心經營的小說，生動地描述了教師職業的一切歡樂、痛苦和挫折。
<small>定價：13.95 美元</small>
《笑話集：包涵幹淨、肮髒、猥褻等各類笑話》
從安全無害到猥褻下流，適合各種口味讀者閱讀的笑話集錦。
<small>定價：8.95 美元</small>
《萬有引力內外》
有爭議的思想食糧，將撼動現有的物理學。<small>定價：7.95 美元</small>
《漫遊》
一段鼓舞人心、富有思想的旅程，能令你深味自我發現之樂趣。
<small>定價：6.95 美元</small> </blockquote>
這類小廣告的其中一些出自某個虛情假意的撰稿人之手。為了寫出這類廣告詞，他每個禮拜都要重新鄙視自己一番，真是諷刺得令人同情，比如： <blockquote>
《獻給我愛人的詩篇》
一束以詩編就的美麗花環，紀念詩人去世 30 年的亡妻。
<small>定價：10 美元</small> </blockquote>
還有 <blockquote>
《請為我種一些鮮花和阿龍尼亞苦味果樹吧》
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位母親獻給十幾歲就在不幸事故中遇難的女兒的辛酸禮物。
<small>定價：13.95 美元</small> </blockquote>
我們或許沒有必要特意強調那些書商的道德水準，他們能輕而易舉地操縱毫無防禦能力、頭腦簡單的人。但我很樂意提一下，一家多年來靠這種沒有良知的欺騙行為發跡的公司，最近被判欺詐罪，受到了嚴厲的製裁，因為這家公司告訴那些可憐的笨蛋作家說他們的書將會通過書店去推廣。我確信這家公司一定會卷土重來，再次加入“資助作者的出版社”行列。
這種欺騙性的惡俗圖書交易代表了美國長久的文化延續性。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海明威在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裏》（<cite>in our time</cite>）就描繪了一個令人同情的上層“詩人”，其自我欺騙的情形與我們當代這些社會地位沒那麽高的傻瓜毫無二致。那位詩人與一些藝術騙子一起住在法國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的詩作差不多夠出一本書了。他打算在波士頓出版，已經跟一家出版社簽了合同，還寄了支票過去”。
這個故事叫《艾略特夫婦》，它很好地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直至今日還富有現實意義。原因很明顯，雖然從來就沒有值得信任的國際統計數據，但我願意打賭，按人口比例計算，美國在“虛榮出版”騙局中占據著世界領先的地位。這套可怕的把戲充分證明了美國人對虛榮的需要，他們情願相信，隻要了解規則，抓住每個不易把握的、能獲得榮譽和名聲的機會，就什麽都可以得到。
以上這些針對惡俗圖書的警告並不能保護讀者抵禦那些真正惡俗的書。像重磅炸彈電影（見“惡俗電影”）一樣，真正惡俗的圖書偽裝得幾乎能令讀者不想抗拒。在奧威爾指出大多數圖書有多麽“糟糕”的時代，“糟糕”一詞就足以概括當時的實際狀況了，因為當時，每年出一本真正惡俗的大部頭書籍的商業傳統才剛剛開始。格雷斯·麥泰莉（grace metalious）的《佩頓鎮》（<cite>peyton ce</cite>，售出 900 多萬冊）和威廉·布拉蒂（william tty）的《驅魔人》（<cite>the exorcist</cite>，售出 1200 多萬冊）當時都還在等待時機。但“進步”是無法阻擋的，時至今日，大部頭的惡俗圖書已成為無數出版商免於破產的搖錢樹了，它們也是中產階級人士最喜歡讓人看見自己隨身帶著的那種又大又沉、永遠都讀不完的書。隻要能暢銷，哪怕一個季度隻出一部，出版商就足以獲得成功了。
許多年來，出版業一直疑惑於一個問題：為什麽人們會去買那種嘮叨、冗長、又大又厚，能從 9 月（列在出版社當年的秋季書目上）一直讀到來年的 6 月或 7 月的小說呢？最好的答案是：如果你一年隻讀一本書，還要引以為豪，你就需要一本看上去像書的書——厚、硬皮精裝、嚴肅莊重、被廣為宣傳所以知名度很高，讓人看見你帶著這樣的一本書坐公共汽車、火車、飛機或走在大街上，就能表明你在主流消費者行列中占據著穩固的地位。你這麽做是對的！這並不隻是安慰，還是一種強烈的滿足。
不論是丹尼爾·斯蒂爾、斯科特·特羅，還是赫爾曼·沃克81炮製出的肥大作品，花費數百萬美元的廣告和宣傳攻勢都會為這些大部頭的惡俗重磅炸彈鋪好路，好比施洗者約翰之於耶穌。這之後，就沒有人能說出或真正在乎這本書講了什麽。如電影業一樣，昂貴的精裝書並不總是出版社銷售的最重要商品，其衍生品——續集一、續集二，據此改編的電影、戲劇、電視劇、廣播劇或有聲讀物，以及t恤衫等等的版權，往往能創造更多的利潤。
小說家、編劇拉裏·麥克穆特瑞82風趣地指出：“將現在的圖書業稱作‘出版業’實在太簡約了，其實它是一種多媒體行業，這一行成功的必要條件並不在於書籍的文學價值，而取決於出版社的促銷能力。”所以，我敢擔保大部頭惡俗圖書還會風行許多年，從而滿足我們隻與惡俗圖書為伍的心願。 <h2>惡俗音樂</h2>
音樂，不論什麽音樂，隻要受到心靈貧弱的人的歡迎，隻要商業製造者樂意提供，那你聽到或不經意間聽到的所有音樂，就都是糟糕的。與其他事物一樣，一旦音樂被認為是“藝術”，要求人們充滿敬意地對待它，從而變得裝腔作勢，那這種音樂就很惡俗了。在這裏談論“古典”和“流行”音樂的區別幾乎沒有意義。披頭士樂隊、西蒙和加芬克爾組合83的許多音樂作品都寫得比愛德華·埃爾加爵士84的大多數作品要好。隻有十足的勢利眼才會在帕西·格蘭傑85那平庸地重複著旋律的《鄉間花園》（<cite>country gardens</cite>）與最近流行的雷蓋打擊樂之間找出差別，雖然都是遲鈍、誇張和根本一成不變的噪音，雷蓋音樂可能還更勝一籌。兩者依賴的都是惡俗的技巧——沒有變化的重複、沒有結尾（見“惡俗標識”），跟惡俗對話很像。
因此，對音樂而言，無聊乏味就等於惡俗，不論音樂大廳還是妓院中傳出的音樂，也不論是由弦樂四重奏樂隊還是由重金屬樂隊演奏。有幾種確定可靠的信號可以判斷音樂中已經出現或即將出現的惡俗，比如伴隨和音急速彈奏豎琴（注意那些上下翻飛的手指！）的臭名遠揚的表演方式，或在鋼琴演奏中耍黎伯拉奇的那套把戲——雙手盡可能地在鍵盤上抬高，以展示其力量和動感，這也是大多數動感派交響樂隊指揮的動機所在（見“惡俗的電影演員及其他演員”）。此外，要判斷音樂是否惡俗，更多的線索還在於音樂是否陳腐、是否在乞求聽眾的注意和讚美。這類音樂的作者總以為聽眾太蠢了，不可能在聽到他們的作品之前就聽過千百遍同樣的音樂。在沃利策（wurlitzer）鋼琴上彈奏出這類樂曲的高潮的做法，平庸得就像一些人在棒球和籃球比賽中巧妙調動觀眾的情緒，暗示他們齊聲高喊“衝啊！”我還可以相當肯定地說，那些立誌要讓你陶醉在異國情調中的音樂，通常是東方音樂，比如《印度之歌》、《在中國寺廟的庭院》86等，都介於惡俗與極其惡俗之間。同樣的，要謹慎對待任何貼著“夜曲”標簽的音樂。評論家傑克·林奇（jack lynch）提議將惡俗音樂獎頒給“安德魯·勞埃德·韋伯87創作、演奏、演唱、表演、製作、資助、鼓勵、評論及傾聽過的所有音樂作品”。
要判斷惡俗音樂，最簡單實用的方法是：一部在任何層麵都沒有取得進步的音樂作品（比如大多數雷蓋音樂）是糟糕的，沒有取得任何進步還要裝作稀有、有價值甚至神聖的音樂就是惡俗的，比如帕赫貝爾的《d大調卡農》88。借助機械手段假裝取得進步的音樂也一樣惡俗，比如簡單地調高音量來改善和掩飾每一次重複，或隻是加快節奏、加大音量，這麽做比創造容易得多，比如拉威爾的《波萊羅舞曲》89和性交時聽的音樂。這類作曲伎倆與劇院裏的欺詐類似，比如劇院經理們那久負盛名的詭計：偷偷推動照明調控裝置，使各式燈光依次變亮，從而暗示觀眾戲劇高潮將隨著每一次幕布的開啟逐漸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