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方領先的世紀
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麽會落後，西方為什麽能崛起 作者：伊恩·莫裏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全球變暖給人類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
兩萬年前那些顫抖地圍在篝火旁的穴居人一定不知道，他們的世界已經開始變暖了。在接下來的一萬年裏，氣候的變化加上他們迅速進化的大腦改變了地理，產生了直至今天都帶有明顯的地區特色的生活方式。東方和西方的概念開始有了意義。
全球變暖帶來的影響令人難以置信。在公元前17000年左右的兩三個世紀裏，由於覆蓋北美、歐洲以及亞洲的冰川融化，海平麵上升了40英尺。土耳其和克裏米亞之間的區域，即現在的黑海，在冰河時期曾是一個地勢低窪的盆地，但是冰川徑流將其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這麽大的洪災需要諾亞方舟[1]才能拯救。在某段時期，海平麵每天上升6英尺。每一天，湖岸都會向前推進一英裏。現代所發生的任何事都不能與之相比。
地球的運行軌道變化使得氣候冷熱交替，收成時好時壞。圖2-1顯示了南極冰芯氧同位素的比例如何隨著氣候的變化而變化。直到公元前14000年之後——此時融化的冰川不再把冰冷的水注入海洋中——世界才開始逐漸變暖。公元前12700年左右，氣候變暖的速度加快，在短短的時間裏，地球的溫度就上升了5華氏度左右，直到變成現在的溫度。 <h5>圖2-1 冰裏的故事：南極冰蓋上氣泡中的氧同位素比例，顯示了兩萬年前溫暖潮濕與寒冷幹燥的氣候在不停交替</h5>
中世紀的天主教徒喜歡把整個宇宙看成是一個偉大的存在之鏈，從偉大的上帝到最卑微的蚯蚓。無論是城堡裏的富人，還是家徒四壁的窮人，他們在永恒的曆史中都有各自的地位。不過，我們最好想一想絕非永恒的能量之鏈。重力能構成了宇宙。它先是把原始的宇宙湯變成了氫和氮，然後再把這些純元素變成恒星。我們的太陽就像一個巨大的核反應堆，將重力能變為電磁能，地球上的植物則通過光合作用把一小部分電磁能轉化成了化學能。動物吃掉植物，發生新陳代謝，把化學能變為動能。太陽和其他星球之間的相互引力決定了地球的運行軌道，從而決定了我們將得到多少電磁能，植物將產生多少化學能以及動物將從中轉化多少動能。這些又決定了其他一切事物。
公元前12700年左右，地球加快了能量巨鏈的形成。太陽光越多，意味著有越多的動植物，人類也就有越多的選擇——選擇食物的數量、工作的強度以及繁衍後代的數量。每一個獨立的個體或者小團體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將這些選擇結合起來，但是總體而言，人類推動能量之鏈的方式和動植物的方式極其相似：他們進行繁衍。公元前18000年左右的每一個人（可能有50萬人），到公元前10000年時就有12個後代了。
人們對全球變暖的不同感受依賴於他們生活的不同區域。在南半球，海洋緩和了氣候變化的影響，不過北半球就不一樣了。對生活在黑海盆地形成之前的那些采集者來說，氣候變暖帶來的影響是災難性的，而對那些生活在沿海平原上的人們來說，情況也好不到哪去。冰期給他們帶來了巨大好處，但是氣候變暖意味著海平麵的上升。每一年，當海浪淹沒他們祖先的捕獵場所時，他們不得不撤到其他地方，直到最後一切都消失了[2]。不過對於北半球的大部分人來說，提升能量之鏈是一件好事。人們可以追尋動植物，前往原先過於寒冷的區域生活。到了公元前13000年（具體時間還無定論），人類已經遍布美洲——這裏之前沒有猿人的足跡。人們在公元前11500年到達了美洲南端，登上了這裏的山峰，進入了這裏的雨林區。人類得到了這片土地。 伊甸園
全球變暖的最大受益者是生活在“幸運緯度帶”上的人們，這個緯度大約是歐亞大陸的北緯20～35度，以及美洲大陸的南緯15度到北緯20度。冰河時期聚集在這個緯度帶的動植物在公元前12700年後迅速繁衍生長，尤其是在亞洲兩端。在這裏，野生穀物——西南亞大麥、小麥以及黑麥和東亞的稻和粟的前身——進化成了大顆種子，采集者可以將這些種子煮成粥或者搗碎了烘烤成麵包。這些采集者要做的事隻是等待這些植物成熟，然後搖晃它們，收集種子。對現代西南亞的野生穀物的實驗表明，2.5英畝的植物就能結出一噸可食用的種子。隻要消耗一卡路裏的能量收割就能獲得50卡路裏的食物。這是采集者的黃金時代。
在冰河時期，由於食物稀少，幾個狩獵采集者一起在土地上四處遊蕩，但是他們的後代改變了生活方式。像其他擁有大腦的動物那樣（無論是蜜蜂、海豚、鸚鵡，還是我們的近親猿），人們似乎是出於本能地生活在一起。我們是善於社交的。
也許擁有大腦的動物之所以過著群居生活，是因為他們知道群體相對個體而言，有更多的眼睛觀察周圍，有更多的耳朵聆聽四周，也就能更快地發現敵人。又或者，正如一些進化學家認為的那樣，在大腦進化之前就有了群居生活，開始了大腦科學家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所說的“認知軍備比賽”。在這場競賽中，那些能夠猜出其他動物在想什麽的動物——能夠跟蹤朋友和敵人以及那些同屬一個群體或者不是一個群體的動物——比那些不能猜出其他動物想法的動物發展得更快。
無論如何，今天我們已經進化得彼此相像，並且我們的祖先通過形成更大的固定群體來更好地利用能量之鏈。到了公元前12500年，規模達到四五十個人的群體一同生活在幸運緯度帶上，已經變得非常普遍了，並且還有一些群體超過了100人。
在冰河時期，人們搭起帳篷，吃光他們所能找到的動植物，然後再搬到另一個地方，重新開始這個過程。我們歌唱著自己是一個遊牧民，就像鳥兒一樣自由等，但是，當能量之鏈使得我們完全有可能定居下來的時候，還是壁壘和家園對我們有更大的吸引力。早在公元前16000年，中國人就已經開始製造陶器（如果你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換一個地方的話，這並不是一個好做法）；公元前11000年左右，秘魯高地的狩獵采集者已經築起圍牆，並保持潔淨——對高度流動的人口來說，這毫無意義，但是對那些連續幾個月生活在同一個地方的人們來說，這麽做是非常明智的。
在考古學家稱為側翼丘陵區的地方，我們能夠最清楚地看出早期人類的群居和定居生活。側翼丘陵區是南亞一個跨越底格裏斯河、幼發拉底河以及約旦河穀的弧形帶。本章節我會花大量的筆墨討論這個區域，因為這個地區見證了人類首次擺脫狩獵采集者的生活方式的轉變——與此同時，還見證了西方的誕生。
位於現在以色列的恩·馬拉哈（也稱為埃諾恩）最能說明過去發生了什麽。公元前12500年左右，一群不知名的人類在這裏建立了半地窖式的圓形房子。有的房子寬約30英尺，用石頭砌牆，用修剪過的樹幹做房梁。燒焦的食物殘渣表明他們曾收集在不同時期成熟的各種堅果及植物，把它們儲存在防水的坑裏，然後用石漿封存起來。他們居住的村莊到處都是鹿、狐狸、鳥兒以及（最為重要的是）瞪羚的骨頭。考古學家對瞪羚的牙齒很感興趣，因為這些牙齒在冬天和夏天的時候呈現出不同的顏色，因此很容易看出它是死於什麽季節的。恩·馬拉哈地區瞪羚的牙齒有著兩種顏色，這很可能意味著人們常年居住在那裏。目前為止，我們還未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找到像側翼丘陵區這樣的地方。
定居和大規模群居大大地改變了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他們周圍的世界。在過去，人們隻能跟著食物不斷更換地方。他們肯定能說出他們停留過的每一個地方：我的父親就是死在這個洞穴的，我的兒子在這裏燒毀過一個小屋，諸如此類。但是，恩·馬拉哈不僅僅是人們生活過的一個地方。對生活在那裏的人們來說，恩·馬拉哈就是他們生活的地方。他們在這裏生老病死。他們現在不再把屍體放在一個多年以後他們都不會再來的地方，而是埋在房子與房子之間，有的甚至還把屍體埋在自己的房子裏麵，把他們祖先的根紮在了這個特殊的地方。人們小心嗬護著自己的房子，一次又一次地對房子進行重建。
他們也開始擔憂起衛生問題。冰河時期采集者的生活並不整潔，他們居住的地方到處都是食物殘渣。因為當蛆和食腐動物出現時，人們早就離開了這個地方，尋找下一處食物來源。不過，恩·馬拉哈的人們不是這樣。他們哪兒也不去，因此也就不得不忍受這些垃圾。考古學家在恩·馬拉哈發現了大量的老鼠骨頭——這些老鼠與冰河時期的老鼠長得並不一樣。早期的食腐動物也不得不通過其他途徑尋找食物。如果人們將所有的骨頭和堅果都放在洞穴裏，這對那些動物來說無疑是一個好消息，但是如果早期的老鼠想依賴這些食物過活的話，它們很可能早在人類回來增添食物之前就餓死了。
永久性村莊改變了老鼠的生活。一天24小時中，它們有7個小時可以吃到一大堆美味的垃圾。那些瘦小的老鼠比那些又肥又大的老鼠在人們的眼皮底下生活得更好。在短短的幾十年裏（一個世紀的時間則顯得太長了），老鼠就已經能夠和人類共處了。鬼鬼祟祟的家鼠完全代替了它們的祖先，就像人類代替了猿人一樣。
家鼠對人類的這種“恩賜”也給予“回報”：它們把大小便排在人類儲存的食物和水裏，加速了疾病的傳播。人們出於這種原因開始厭惡老鼠，我們中的一些人甚至認為老鼠非常可怕。不過，最為可怕的食腐動物是狼，它們也難以抵擋垃圾的誘惑。大多數人認為，那些像《野性的呼喚》（call of the wild）中一樣的狼就像老鼠一樣可怕，隻不過老鼠長得更小，也沒那麽危險。
長久以來，考古學家都認為人們積極地馴養狗，把較溫順的狼當成寵物來養，讓它們生出更加溫順的狼崽——它們喜歡人類就像人類喜歡自己那樣。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自然選擇再一次不以我們的意誌為轉移。不過，不管怎樣，狼、垃圾以及人類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了我們稱為“狗”的動物，這些狗可以殺死攜帶病菌的老鼠，甚至可以與狼作戰，從而成了男人最好的朋友。狗也是女人最好的朋友：公元前11000年左右，有一位年老的婦女被埋葬在恩·馬拉哈。她的一隻手搭在一隻小狗上，他們看起來就像睡著了一樣[3]。 懶惰、貪婪創造了西方特色的生活方式
在本書的前言部分，我將科幻作家羅伯特·安森·海因萊因的俏皮話“懶人想尋找更簡單的方法解決問題，於是就有了進步”擴展為一個社會學理論，即曆史是因為懶惰、貪婪和恐懼的人們（他們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為了獲得更簡單、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產生的。這個準則在冰河時期末期對側翼丘陵區的人們產生了巨大影響，創造了具有西方特色的生活方式，使得西方的社會發展快於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
我們或許可以將這一點歸功於（或者歸咎於）女人。在現代的狩獵采集社會，婦女主要做采集工作，而男人主要負責狩獵。男人的墓中主要是矛頭和箭頭，女人的墓中主要是磨削工具，據此我們可以判斷，史前發生在東西方的事情差不多是一樣的，這提示了目前為止本書主要問題的答案——我們在提到西方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生活方式時，該從什麽時間、什麽地點說起——約15000年前，側翼丘陵區婦女的聰明才智。
野生穀物是一年生植物。也就是說，它們在一個季節裏生根發芽，最後枯萎，然後在來年的時候，它們的種子長成新的植物。當植物成熟時，它的葉軸（連接種子和植物的小莖）就會變得脆弱，然後這些種子就會紛紛落到地麵。種子落到地麵時，外殼會摔碎，然後就會發芽。對於15000年前的采集者來說，收集種子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拿著籃子，搖晃植物，把快要成熟的種子晃下來。唯一的問題是，每一個地方的每種野生植物的種子是在不同時期成熟的。如果這些采集者來得晚了，大部分的種子已經掉落，生根發芽或者被鳥兒吃了。如果他們來得太早，葉軸還太硬，也就不容易把種子搖落下來。不管是哪一種情況，他們都會失去大部分的穀物。當然，他們也可以不停地來到同一個地方，不過這樣他們就沒有那麽多的時間去其他地方。
我們不知道懶惰（不想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貪婪（想要獲取更多的食物）和恐懼（對饑餓的恐懼或者恐懼他人搶先獲得食物）是否真的給了人們靈感，但是有人——很有可能是一個女人——想出了一個好主意：可以把最好的種子重新種植在特別肥沃的土壤裏。之後，她很可能這樣想：如果我們照料這些種子——翻土，拔草，甚至給這些植物澆水，那麽我們每年都可以得到它們的果實，甚至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果實。生活非常美好。
側翼丘陵區再一次為我們提供了最早的直接證據，對此我們要間接地感謝社會複興黨。社會複興黨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們在薩達姆·侯賽因的領導下，在伊拉克發動了恐怖的政治運動，不過他們首先於1963年在伊拉克鄰國敘利亞取得執政地位。在清除對手後，他們開始對敘利亞進行現代化改造，其中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在幼發拉底河上建設水壩，形成一個長約50英裏的阿薩德湖——阿薩德湖目前供應著敘利亞大部分的電力。敘利亞文物總局預測洪水將會淹沒側翼丘陵區的核心地帶，因此發動了一場國際性的運動，研究可能會受到破壞的地區。1971年，一支英國考察隊發現了阿布胡賴拉丘。阿布胡賴拉丘上的發現表明公元前7000年左右，這裏曾經有一個村莊，考古學家也對此提供了大量的書麵證據。不過有一道地溝顯示，這個村莊是建立在更早時期的一個定居點的廢墟上，這個定居點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700年。
這是一個巨大的意外收獲。發掘者開始與時間賽跑，因為洪水正在逼近；他們還要和戰爭賽跑，因為敘利亞的軍隊正在召集工人與以色列交戰。當洪水淹沒這個地方的時候，挖掘隊已經挖掘了500多平方英尺的土地：雖然隻是一小片區域，但這卻是考古上的一大重要發現。他們發現了半地下的環形小屋、磨削工具、壁爐以及幾千個燒焦了的種子。這些種子主要是野草的種子，但是其中一部分飽滿、沉甸甸的黑麥種子尤其引人注目。
這些種子表明阿布胡賴拉丘的人們已經開始使用鋤頭耕地了。他們把種子埋在土裏，而不是僅僅把種子扔在土壤上。那些較大的幼苗比小幼苗更容易破土而出，接觸空氣。如果史前的耕種者把自己種植的所有植物都吃光了，那麽這一點也就不重要了。但是如果他們把其中的一些種子保存起來，以備來年再種，那麽大種子的數量就會比小種子略多。最初的時候，這個差異還不足以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如果耕種者不斷重複這個過程的話，隨著種子的平均尺寸越來越大，他們對“正常”種子的標準也會逐漸提高。古植物學家（那些專門研究現存的古代植物的科學家）將這些大顆的種子稱為“栽培種子”，與那些野生的穀物以及我們現在所食用的完全人工種植的穀物區分開來。
公元前11000年，當阿布胡賴拉丘的人們埋葬老婦人和她的小狗時，他們早就已經頻繁種植黑麥，收獲更大的種子。現在看起來這似乎沒什麽了不起，但是，這卻是西方發展的萌芽。 失樂園
在地球的另一端，並沒有出現小狗與黑麥，有的隻是冰川在不斷地融化。大約一萬年前，融化的冰川衝刷出了北美洲，有了中西部平原。現在這些冰川的融化將這個樹木日益增多的平原變成了一塊沼澤之地，蚊蟲滋生。生態學家將此稱為“喝醉了的林地”——地麵太潮濕了，那些樹木根本就無法直立。巨礫和還未融化的冰塊將冰川徑流困在了大湖裏。其中最大的冰川湖是阿加西湖，它是以一位瑞典科學家的名字命名的，這位科學家在19世紀30年代第一次明確提出曆史上曾出現過全球性冰河時期。到了公元前10800年，阿加西湖幾乎占了西部平原25萬平方英裏的麵積，是現在蘇必利爾湖的4倍。接著，發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氣溫和海平麵的上升導致阿加西湖最終枯竭。
與現在的很多災難相比，阿加西湖的枯竭經曆了漫長的時間。例如，在令人印象深刻但並不可信的電影《後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中，丹尼斯·奎德（dannis quaid）扮演了一個名叫傑克·霍爾的科學家（顯然也是唯一的科學家）。他意識到全球變暖將在第二天導致冰蓋崩潰。總統召見了他。在白宮裏，他告訴總統，一場超級風暴就要發生，到時溫度會降到零下150華氏度，阻斷墨西哥灣暖流——正是這一暖流將熱量傳遞到北歐沿海地區，使得英國倫敦的冬天不像安大略省倫敦市那麽寒冷。霍爾認為，這場超級風暴將引發新的冰河時期，使得北美大部分地區不再適合居住。毫無疑問，總統對此持懷疑態度，因此，他並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幾個小時之後，暴發了超級風暴，霍爾的兒子被困在了紐約。後來就是一係列的英雄事跡。
我不會把故事的結果告訴你，但我要說的是，公元前10800年左右，當阿加西湖突然使墨西哥灣暖流停止流動的時候，情況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雖然沒有超級風暴，但是當湖水流入大西洋時，整個世界在12000年裏，都進入了冰河時期（地質學家將公元前10800～前9600年之間稱為“新仙女木事件”，仙女木是寒冷氣候的標誌性植物，用來命名北歐地區出現的寒冷事件）。側翼丘陵區永久性村莊的人們食用野生穀物，使得食物剩餘成為可能，老鼠和狗長得不那麽肥壯了，種子也變得更少、更小了[4]。
人類從伊甸園裏被趕了出來。大多數人放棄了常年居住的村莊，形成了更小的群體，然後繼續在山坡遊蕩，尋找下一頓的食物，就像冰河時期最冷時他們的祖先那樣。在側翼丘陵區發現的動物骨頭顯示，由於人類的過度捕殺，到了公元前10500年，瞪羚變得越來越小。早期人類牙齒上的釉質說明他們從小就缺乏營養。
之後人類再也沒有麵臨同樣規模的災難。事實上，要找到可以與之相匹敵的，我們就要來看看科幻小說了。1941年，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新奇科幻》（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上發表了名為《夜歸》（nightfall）的科幻小說，當時他剛開始他的寫作生涯。故事發生在拉加什，這個星球有6個太陽。無論拉加什星球上的人民去哪裏，都至少有一個太陽照耀著，並且總是白天——除了每2049年發生一次日食，此時太陽排成一條線，月亮位於太陽前方。天空變黑了，星星出來了，恐懼的人們做出種種瘋狂的舉動。日食結束的時候，拉加什的人們也摧毀了自己的文明，回到了野蠻的狀態。在接下來的2049年中，他們又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到下一次日食發生的時候，又開始了這個過程。
新仙女木事件就像修訂版的《夜歸》：地球的運行變化使得凍川融化不斷交替，每隔幾千年就發生諸如阿加西湖枯竭這樣的悲劇，把曆史抹得一幹二淨。雖然《夜歸》是一個了不起的故事（美國科幻作家協會票選《夜歸》為史上最佳科幻短篇小說，我本人也這麽認為），但它並不是用來思考曆史的絕佳例子。在真實世界中，即使是新仙女木事件，也不能像《夜歸》那樣將過去完全抹去。事實上，我們不妨追隨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在阿西莫夫成為作家前的2500年——他認為，“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這是一個著名的悖論：當你第二次踏進這條河的時候，是新的水流而不是原先的水流在流淌，它已經不是你上次踏進去的那條河了。
同樣，我們也不可能經曆兩次同樣的冰河時期。公元前10800年左右，當阿加西湖消失的時候，側翼丘陵區的社會已經和冰河時期前的社會不一樣了。與阿西莫夫筆下的拉加什星球的人們不同，當自然界使人類生活的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時，地球上的人類並沒有發瘋。相反，他們運用自己獨特的技巧和聰明才智，在原先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新仙女木事件並沒有讓時光倒流。沒有什麽事情能讓時光倒流。
一些考古學家認為，新仙女木事件非但沒有使人類接近末日，反而加快了創新的發展。就像所有的科學技術一樣，用來鑒定阿布胡賴拉丘最早進行人工種植黑麥的年代的科學技術自身也存在著一些缺陷。阿布胡賴拉丘的發掘者指出，雖然先前提到大顆黑麥種子大約出現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在新仙女木事件發生之前，但是有可能在500年後，人們才開始收獲黑麥種子——在新仙女木事件之後。也許阿布胡賴拉丘的婦女不是出於懶惰或者貪婪才去種植黑麥的，也許她們隻是出於恐懼。由於氣溫降低，野生動植物減少，阿布胡賴拉丘的人們很可能在嚐試種植作物後，發現精心種植的作物能夠產出更多、更大的種子。一方麵，寒冷、幹燥的天氣使得人們更加難以種植穀物；另一方麵，天氣越惡劣，人們越有動力去人工種植穀物。一些考古學家認為在新仙女木事件時，采集者扛著幾袋種子，將這些種子撒在看起來容易生長的地方，防止它們受到自然界的破壞。
如果我們對此進行進一步思考的話，就會發現這個觀點的真實性與否。不過我們已經知道，在側翼丘陵區，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通過四處尋找食物來應對環境災難的。法國發掘隊在穆賴拜特——就在阿布胡賴拉丘的上遊，發現了建於公元前10000年左右的一個村莊。在阿薩德湖淹沒這個村莊前，發掘隊隻挖掘出了25平方英裏的麵積，但是已經足以看出這裏的村民曾一起努力獲得大量的野生植物和瞪羚。在一個建於公元前10000～前9500年的房子內，考古學家有了一個意外的發現：在一個泥土製成的凳子裏，嵌著歐洲野牛的角和現代公牛的祖先的肩胛骨。
發生新仙女木事件前，沒有哪一個地方會有這麽奇怪的事，但是發掘者在建於公元前10000年後的村莊中，發現了各種各樣令人驚訝的事情。例如，1986年發現的位於伊拉克北部的柯爾梅斯·德雷。人們隻挖掘出了兩個小地溝，一個地溝的位置正好對著一個煮食野生食物的區域，就像恩·馬拉哈或者阿布胡賴拉丘那樣，而另一個地溝則沒有任何室內活動的跡象。但是，它有一排三間圓形小屋，每一間寬12～15英尺，距地麵5英尺。第一間屋抹上了灰泥，有四根支柱。這四根支柱緊密排列，因此要在房內走動顯得比較困難。其中一根支柱保存完好：黏土澆注，抹上石灰，一端逐漸變窄，在靠近頂部處有奇怪的突起，使得它看起來就像是人體軀幹。這間房間裏有大量泥土（顯然是特意的），泥土裏是一些動物的骨頭和諸如石珠這樣不尋常的物品。然後人們幾乎在同樣的地點挖掘出了另一間房間。和第一間房間一樣，這間房間也抹上了石灰，裝滿了大量泥土。第三間房間的情況也是如此。人們在這個房間裏發現了六個人類顱骨。這些顱骨沒有下頜骨，剛剛露出地麵。這些顱骨很不完整，表明它們在四處流傳很久之後才被埋在這裏。
這些人究竟在做些什麽？在考古學家中有這麽一個笑話，就是每當我們無法確定挖掘出來的是什麽時，我們就說這與宗教有關（當我在西西裏島挖掘出一個我認為與宗教相關的遺址時，我不再覺得這個笑話好笑了）。當然，問題是，我們無法挖掘出過去的信仰，但這也並不意味著當考古學家談論史前宗教的時候，他們隻是在編造。
如果我們把宗教定義為對強大、超自然而且往往無形的神秘力量或者實體的信仰——這些神秘力量或者實體關注人類，同時也希望人類能夠關注它們——那麽我們就能認出（如果不一定要理解的話）宗教儀式的廢墟，人們通過這些儀式與神聖的世界進行交流。
宗教儀式因文化而異。例如在某些地方，隻有當你把一隻活著的白羊的鮮血倒在某一塊石頭的右邊，或者隻有當你脫下鞋子，雙膝跪下，朝著某一個方向朝拜的時候，或者當你向牧師懺悔你的罪行時，那些強大的神秘力量才能聽到你的聲音。當然遠遠不止這些行為。雖然宗教儀式多種多樣，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點。許多宗教儀式要求有特殊的地點（山頂、洞穴和不尋常的建築等）、物體（雕像、圖案、珍貴或者外來的物品等）、運動（遊行、朝聖等）以及衣服（要非常正式）。宗教盛宴非常流行，同樣流行的還有齋戒，目的是使人們進入全身心的靜修狀態。失眠、疼痛、反複唱詩、唱歌或者吃藥都具有一樣的效果，可以使真正聖潔的人產生幻覺。
這些遺址包括一切：奇怪的地下房間、像人一樣的支柱、沒有下巴的顱骨——雖然在對宗教的考察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推測出來的，但是我認為它們是人類對新仙女木事件的宗教反應。整個世界都非常寒冷，植物瀕臨死亡，瞪羚正在消失。這些使得人們很自然地會向上天、神靈以及祖先尋求幫助，人們也很自然地選出特別的人和特別的地點來與神聖的世界進行交流。柯爾梅斯·德雷的那個聖壇，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擴音器，放大人們尋求幫助的聲音。
公元前9600年新仙女木事件結束後，世界變得暖和，此時側翼丘陵區與3000年前的情形並不一樣，當時世界在經曆了冰河時期後也開始變得暖和。全球變暖也沒有兩次踏進同樣的社會。在早期的溫暖時期，諸如恩·馬拉哈地區的人們開心地享受著自然界的豐富資源，而公元前9600年後側翼丘陵區的人們則將大量的資源投入了宗教。公元前9600年之後建立的很多地方都有精心埋葬的人類和野牛的顱骨，還有一些看起來像公共聖壇的大型地下房間。在敘利亞的傑夫阿瑪地區，法國考古學家在一個大的地下房間周圍發現了10所多功能的房子。一張凳子上擺放著一個人類頭顱，在房間的中間，是一個沒有頭的骨架。這看起來就像是活人獻祭。
最令人驚訝的要數哥貝克力山丘。它坐落在山頂上，可以俯瞰土耳其南部。自1995年以來，德國和土耳其的挖掘者已經挖出了四個凹陷的房間，高10英尺，寬30英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000年或者更早。就像那些在柯爾梅斯·德雷發現的更小、更早的房間一樣，每一個房間都特意填滿了東西。房間裏都有t形石柱，有的石柱甚至有7英尺高，雕有動物紋飾。根據古地磁測年法，至少還有15個巨石遺跡埋在地下。這個遺址可能總共有200個石柱，其中許多都不止8噸重。挖掘者還在一個礦場發現了一個重達50噸、高約20英尺的未完成的石柱。
早期的人類僅靠打火石完成了這些工程。雖然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為什麽這個特別的山頂會如此的神聖，但它看起來確實像一個宗教聖地。也許它是一個歡度節日的地方，幾百個人在這裏一次聚上幾周，雕刻石柱，然後把石柱拉到房間立起來。不過，有一件事我們可以肯定：曆史上從沒有這麽大規模的集體合作。
人類並不是被動地接受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他們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希望在麵對災難時獲得神靈和祖先的幫助。雖然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懷疑這些神靈以及祖先的靈魂是否真的存在，但是宗教儀式卻可以被當做社會黏合劑。毫無疑問，那些相信通過宗教儀式會獲得神靈幫助的人會更加堅強地麵對困難，並且無論情況多糟，都能團結在一起。
到了公元前10000年，側翼丘陵區的發展早已領先於世界上的其他地區。大部分地區的大部分人仍然不停地在洞穴和野外之間變換著住處，就像2004年在中國的龍王發現的遺跡那樣，唯一能夠證明他們活動的就是一些燒土遺跡。在這個遺址發現的一塊破碎的頁岩或許隻是一塊普通的石鏟，意味著人工種植穀物的時期開始了，但是這裏沒有像阿布胡賴拉丘那樣飽滿的黑麥種子，更不用說諸如穆賴拜特和柯爾梅斯·德雷那樣的遺址了。美洲最廣為人知的遺址要數一間裝滿了彎彎的小樹苗的小屋，它是由一群細心的挖掘者在智利的蒙特沃爾德發現的。在印度，考古學家還沒有更多發現。散落的石器是唯一可以證明有人類活動的證據。
一個與眾不同的西方世界正在形成。 變化的天堂：人類生產方式的巨變
到了公元前9600年，地球再一次變得暖和。這一次，側翼丘陵區的人們已經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牧草了。他們馬上（所謂的馬上，是在當時看來）又開始了耕種。到了公元前9300年，約旦河穀地區種植的小麥和大麥的種子比那些野生的種子要大得多，人們也開始修剪無花果樹，以提高產量。目前世界已知的最古老的穀倉——黏土建造的小屋，寬和高各10英尺——就是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出現在約旦河穀的。在那個時候，人工種植已經在側翼丘陵區至少7個地區發展起來了，從現在的以色列到土耳其的東南部。到了公元前8500年，飽滿的穀物種子在整個地區都已經很常見了。
以現代的標準來看，這個地區的變化發生得非常慢，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千年裏，側翼丘陵區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差異越來越明顯。這個地區的人們不知不覺中改變了植物的基因，使得這些植物隻能人工種植，必須依靠人類來生長。就像狗一樣，這些植物需要我們，正如我們需要它們那樣。
像動物一樣，這些植物進化了，因為它們的dna傳到下一代時發生了隨機突變。植物的突變偶爾會增加植物繁殖的概率。當環境也發生變化的時候，這種情況就變得相當普遍，就像永久性村莊的產生使得小型、溫順的狼比那些龐大、凶猛的狼更受歡迎，或者就像人工種植使得飽滿的種子比個頭小的種子更具優勢。我之前已經提到過，野生穀物的繁殖需要等它的種子成熟後落到地麵，外殼破碎，然後種子才能生長。但是有一些植物（也就是一百萬分之一或者兩百萬分之一的概率）的基因會發生隨機突變，而這個基因加固了連接種子和植物的葉軸，也加固了保護種子的外殼。當這些種子成熟後，它們並不會落到地麵，外殼也不會破碎。這些種子會等著采集者來把它們拾起。但是每一年在采集者到來之前，那些變異的植物就已經死亡了，因為它們的種子無法進入土壤，從而使這個突變成為不利的突變。如果人類搖晃這些植物，拾起掉落的種子，也會發生同樣的情況。突變的種子不會掉落，它們會再一次死亡。
考古生物學家激烈地討論著到底發生了什麽改變了這種情況，但是這往往涉及人類的貪婪。婦女（再一次，我們認為是婦女）花了大量的精力給最好的草地鋤地、除草和澆水，她們想盡量多地從她們種植的植物中獲得食物。這意味著她們每一次到草地中去都要搖晃幾次那些植物，然後她們肯定會意識到，無論她們搖得多麽用力，一些固執的種子——那些葉軸堅硬的突變植物——就是不會掉落。所以人們很可能就會直接把這個令人討厭的植物連根拔起帶回家。畢竟，小麥和大麥的植株並不重，而且我很肯定，如果我遇到這種植物的話，我也會這麽做。
如果那時婦女從一堆種子中隨意挑選一些種植，那麽這些種子中就會既有突變的種子，也有正常的種子。事實上，突變的種子會更多一點，因為有一些正常的種子在掉落後消失了。因此每一年她們種植植物的時候，所種植的突變植物的數量就會略有增加。這是個緩慢的過程，當時的人們覺察不到這個過程，但是它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就像垃圾對老鼠產生的巨大影響一樣。她們在幾千年裏，而不是一兩百萬年裏，就從基因上改變了植物。挖掘發現表明，直到公元前8500年左右，還沒有出現完全人工種植的小麥和大麥。不過，到了公元前8000年，我們在側翼丘陵區發現的植物中有一半有著堅硬的葉軸；而到了公元前7500年，幾乎所有的植物都有堅硬的葉軸了。
懶惰、貪婪和恐懼往往帶來進步。人們發現，在園子裏第一年種植穀物，第二年種植含蛋白質豐富的大豆的話，土壤就會變得肥沃，同時也令自己的飲食更加豐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種起了小扁豆和鷹嘴豆。人們把小麥和大麥在粗糙的磨石上搗碎，去除雜質。之後，他們發明了新的飲食方式——他們利用黏土烘製出防水的鍋，用來煮食。如果我們可以將當時的婦女與現代的農學家進行對比的話，正是她們做出了大部分或者說全部的創新，同時，她們也知道了如何將亞麻織成衣服。動物的皮和毛已經不受歡迎了。
當婦女在種植植物的時候，男人（很可能是男人）開始養殖動物。到了公元前8000年，牧羊人在現在的伊朗西部成功養殖了山羊，山羊的基因後來得以進化，個頭變得更大，性情變得更加溫順。公元前7000年前，牧人把歐洲野牛馴養成了今天溫順的奶牛，把野豬馴養成了家豬。在接下來的幾千年裏，他們漸漸知道，不應屠殺所有的動物來獲得食物，而應留著一些來獲取羊毛和牛奶，並且——最有用的是——可以利用它們拉車[5]。以前，人們搬運東西隻能用肩扛，自從給牛套上挽具之後，人就省力多了，因為牛能運載的貨物是人類所能運載的三倍。到了公元前4000年，牛拉犁使得植物種植和動物馴養融合在一起。人們繼續忙碌著，直到又過了6000年左右，人類才在工業革命中開始利用煤炭和蒸汽這些新能源。
側翼丘陵區的早期農民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我們在乘坐長途航班時，往往害怕旁邊坐著一個哇哇大哭的嬰兒，但是我們不妨想想早期的婦女采集者，她們每年都要背著孩子走上幾千英裏的路途去采集植物。顯然，她們並不想要太多的孩子。無論她們是有意還是無意，她們會用母乳喂養孩子到三四歲，從而減少懷孕次數（產生母乳會阻止排卵）。冰河時期的采集者很可能采用同樣的方式，但是隨著她們漸漸定居下來，她們開始不需要這麽做了。事實上，生育更多的小孩成了一個優勢，因為這會產生更多的勞動力。最近的骨骼研究表明，早期的農村婦女通常待在同一個地方，儲存著食物，生七八個小孩（其中可能有四個能存活到一歲，三個存活到生育年齡），而她的祖先隻會生五六個小孩。人們種植的作物越多，就能養活越多的孩子。當然，他們養的小孩越多，就要種植越多的作物。
於是人口激增。到了公元前8000年，一些村莊甚至有500個村民，是新仙女木事件前恩·馬拉哈等村莊的10倍。到公元前6500年，在現在土耳其的恰塔勒胡由克，人口可能已經達到了3000人。這些村莊急劇膨脹，因此，它們也就麵臨著潛在的問題。科學家通過顯微鏡對恰塔勒胡由克的沉積物進行分析，發現人們把臭烘烘的垃圾和糞便倒在房子之間，堆積如山，然後這些垃圾和糞便被踩成了塵埃和爛泥。這些髒東西會嚇退采集狩獵者，但是顯然會對老鼠、蒼蠅和跳蚤有利。我們可以從被踩成泥地的幾小塊糞便中看出，人們也在室內飼養動物。約旦艾因加紮勒遺址發現的人類骨骼表明，到公元前7000年時，肺結核已經從牛群傳染到人類。人們定居下來，種植更多的作物，增加了人口，但是這也意味著要養活更多的人，會產生更多的細菌，這些都增加了死亡率。每一個農村在剛形成時的幾代往往會迅速發展，直到它們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達到平衡。
雖然很肮髒，但很顯然，這就是人們想要的生活。采集狩獵者群體有著廣闊的地理活動範圍，但是社會活動範圍卻很狹窄：環境發生了變化，但人類沒有改變。早期農民的生活正好相反。你的一生可能都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小村莊裏——這個村莊到處都有聖壇，有盛大的節日和宴會，有住在堅固房子裏的愛說閑話的鄰居，他們的房子抹上石灰，屋頂還是防水的。在現在大多數人看來，這些小屋既擁擠，又煙霧繚繞，還散發出惡臭，但是它們卻是人類的一大進步，因為人類不用再居住在潮濕的山洞裏，也不用在下雨時在樹下縮成一團。
早期的農民改變了環境，把它變成了同心圓——在圓的中心，是他們的家，然後往外依次是鄰居、耕地和牧場。牧羊人在冬夏季節的時候，把飼養的動物趕到這些牧場。在這些牧場之外是一個野生、不受約束的世界，在這裏，有著嚇人的動物和野人等。一些挖掘者發現了一些刻有幾條線的石板，在一些考古學家看來，這些線條畫的就是林間小道。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傑夫阿瑪地區的村民和現在被阿薩德湖淹沒的一些地區的人們似乎已經開始書寫原始文字了，他們把蛇、鳥、農場動物和一些抽象的符號刻在石頭上。
我們可以認為，側翼丘陵區的人們通過將這些心理結構作用於他們的世界，也馴養了自己。他們甚至給“愛”賦予新的意義。夫妻之間的愛或者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愛是很自然的，在人類身上延續了幾百萬年，但是農業給這些關係注入了新的力量。采集者原先總是把自己的知識告訴他們的孩子，教他們如何找到成熟的植物、野生的動物以及安全的洞穴，但是農民傳給下一代的東西更具體。為了生活得更好，人們現在需要財產——房子、土地和牲畜，更不用說諸如水井、牆壁以及工具這樣的東西。顯然，第一批農民是集體主義者，他們共同分享食物，甚至還一起煮食，但是到了公元前8000年，他們建起了麵積更大、功能更多的房子，每一間房子都有專門的儲藏室和廚房。他們還有可能把土地變成了私有田地。人們開始越來越傾向於建立小型的家族，家族成為幾代人之間傳遞財產的最小單位。孩子需要這種物質的繼承，否則的話，他們會變得非常貧窮。財產的傳遞成為關乎生死的重要事情。
有跡象表明當時人們已經產生祖先崇拜。我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0年，例如柯爾梅斯·德雷地區沒有下頜的頭骨，但是隨著農業的發展，祖先的地位不斷上升。將死去的幾代人的屍體埋在房子下麵變得很常見，這種方式似乎能夠充分表現出財產與後人之間的關係。有的人還不僅僅將屍體埋在地下，他們會在屍體腐爛之後再挖出來，把頭顱拿走，然後再把無頭屍體埋入地下。他們利用石灰，在頭顱上製作出麵容，在眼眶裏裝上貝殼，然後畫出一些諸如頭發這樣的細節。
考古行業是男人的天下，而凱瑟琳·凱尼恩（kathleen kenyon）卻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考古學家。她在西岸的傑裏科遺址進行挖掘時，率先發現了這個可怕的風俗。不過現在考古學家在很多地方都發現了抹上石灰的頭顱。人們究竟對頭顱做了什麽，我們還不清楚，因為我們隻發現了那些重新被埋起來的頭顱。大多數頭顱被放在了深洞裏，不過在恰塔勒胡由克地區，我們發現了一位埋葬於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婦女，她將一個頭顱抱在胸前，這個頭顱曾不止三次被抹上石灰和塗成紅色。
早期農民與屍體如此親密的接觸會讓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感到惡心，但是顯然，這對側翼丘陵區的人們有著重大意義。大多數考古學家認為，這表明了祖先是最重要的超自然存在。祖先遺留下了財產，使活著的人不至於餓死，活著的人因此對他們表示敬意。財產的傳遞很可能是通過神聖的宗教儀式進行的，這樣就能說明為什麽有的人比其他人擁有得更多。人們也有可能利用頭顱來召喚祖先的靈魂，問他們的祖先何時開始耕種，去哪裏捕獵或者是否襲擊鄰居。
整個側翼丘陵區都出現了祖先崇拜。在恰塔勒胡由克，幾乎每家每戶都有屍體埋在房子下麵，祖先的頭顱也被抹上了石灰。在艾因加紮勒，考古學家發現了兩處深坑，坑裏有真人大小的塑像和半身像，是用塗上石灰的蘆葦做成的。一些雕像有雙人頭，大部分雕像都有大大的眼睛。最令人驚訝的是，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土耳其東南部恰約尼地區的人們建起了被挖掘者稱為“死亡之屋”的地方。在祭壇後麵，藏著66個頭顱和400具骷髏。化學家檢測出，祭壇裏的沉積物是人類和動物的血紅蛋白結晶。黏土碗上有更多的人血，並且另外兩個房子裏也有沾滿血汙的祭壇，其中一個祭壇上還刻著人頭。這相當令人難以置信。它聽起來就像是一部驚悚電影——受害者被綁到祭壇上，掙紮著，牧師用鋒利的火石割開他們的脖子，然後把他們的頭鋸下，儲藏起來，敬奉者喝著他們的鮮血……
或許不是這樣。考古學家挖掘出來的東西並不能證實或者推翻這樣的假想。不過，這些塑像以及“死亡之屋”似乎暗示出現了宗教專家，他們用某種方式令人們相信，他們能夠接近超自然力量。也許他們能夠進入昏睡狀態，也許他們能夠更好地描述幻覺。無論是出於什麽原因，牧師可能是第一個享有製度化權威的人。也許，這就是根深蒂固的等級製度的起源。
無論正確與否，等級製度在家庭內部發展得最快。我已經說過，在采集狩獵社會，男人和女人各自扮演著不一樣的角色。男人主要進行狩獵活動，而女人主要負責采集活動。不過現代研究表明，馴養進一步加劇了性別之間的分工，把婦女限製在了家裏。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使得大多數婦女把大部分時間花在了懷孕以及照顧小孩上。農業的變化——很可能是婦女帶來的變化——更加強了這種現象。人工種植的穀物比野生穀物需要更多的加工處理。因為婦女可以一邊照看嬰兒，一邊在家打穀、研磨和烘烤，所以這些就變成了婦女的工作。
當出現土地遼闊而勞動力不足的情況時（如早期的耕種時期），人們往往開墾大片土地，男人和女人共同鋤地和拔草。如果出現人口增長，而農田的產量卻沒有增加的情況（就像公元前8000年後的側翼丘陵區那樣），人們就會更努力地耕作，通過施肥、犁地，甚至灌溉從每一塊土地上獲得更多的食物。所有的這些工作都需要上半身的力量。有很多女人跟男人一樣強壯，但是隨著農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男人負責戶外工作，女人則負責室內工作。成年男人在農田裏耕作，男孩照料牲畜，婦女和女孩做著比以前更加明確的室內工作。考古學家在阿布胡賴拉丘發現了162具公元前7000年的骷髏，通過研究，考古學家發現了令人驚訝的性別差異。男人和女人的上背椎骨都變大了，這很可能是因為他們頭上經常頂著沉重的物體，但是隻有女人的腳趾有關節炎，這是因為她們在研磨穀物的時候，長時間跪著，用腳趾發力。
除草、清理石塊、施肥、澆水和犁地都能增加產量，並且繼承一塊精心照料的土地，而不僅僅是任意的一塊土地，對一家人的財富來說有很大的差別。公元前9000年後宗教的發展方式表明人們開始在意祖先和繼承，我們不妨認為正是從這個時候，他們開始把宗教儀式與其他製度結合起來。麵對著這麽多的危險，現代農民想要確保將來繼承自己財產的人是他們的親生孩子。采集者對性的隨意態度使得男性產生了對女兒婚前貞潔以及妻子婚外行為的諸多擔憂。傳統農業社會的男性一般在30歲左右結婚，也就是在他們繼承財產之後，而女性一般在15歲左右結婚。雖然我們不能確定這種模式是在農業產生的同時產生的，但是這很有可能。例如，公元前7500年之前，一個女孩往往是在父權下成長的，到青少年時期，她從父權手中被移交到夫權手中。婚姻可能會成為財富的來源，例如一個已經擁有大量土地和牲畜的人與另一個財產相當的人結婚時，就會鞏固他們已有的財產。富有的人變得更加富有。
有值得繼承的東西就意味著有值得被偷的東西。公元前9600年之後，側翼丘陵區的防禦工事和有組織的爭鬥迅速增多，這顯然並非巧合。現代采集狩獵者的生活充滿暴力，由於沒有真正的等級製度約束他們，年輕的狩獵者往往認為殺人是解決爭端的最好辦法。在很多集體中，這就是死亡的主要原因。為了能夠住在一起，人們不得不學會處理人與人之間的暴力。那些能夠處理這些暴力的人將發展得很好，並且能夠利用暴力從其他部落奪取物品。
最引人注目的證據是在傑裏科遺址發現的。史上關於傑裏科的各種記載，莫過於《聖經》裏的故事最廣為人知：約書亞率以色列大軍圍攻傑裏科，鼓號齊鳴六天六夜，終於在第七天城牆倒塌，大軍摧毀了傑裏科。50年前，凱瑟琳·凱尼恩在這裏挖掘的時候，她確實發現了城牆——但是，不是約書亞摧毀的那堵牆。約書亞生活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而凱瑟琳·凱尼恩所發現的像堡壘一樣的城牆比這還要早8000年。凱瑟琳·凱尼恩認為，這些高12英尺，寬5英尺的堡壘是用來防禦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300年。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顯示，凱瑟琳·凱尼恩可能犯了一個錯誤。她所謂的“堡壘”實際上是由不同時期建造的幾堵小牆組成的，當初修建這些牆也許是為了阻擋河流。不過，她的第二個偉大發現——一個25英尺高的石塔很可能就是用來防禦的。就當時最先進的武器而言——將一塊磨尖了的石頭綁在棍子的一端，這確實是一個強大的堡壘。
除了側翼丘陵區，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地方的人們有這麽多要防禦的東西。在公元前7000年，這個區域之外的所有人幾乎都是采集者，根據季節的變化轉移地點，他們建立村落的地點，例如現在巴基斯坦的梅赫爾格爾和長江三角洲的上海，以傑裏科的標準來說，根本算不了什麽。如果地球上其他地方的采集狩獵者能夠被空運到恰約尼或者恰塔勒胡由克，我想，他們一定不會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這裏沒有他們那樣的洞穴或者小木屋，取而代之的是繁華的城鎮，鎮上有堅固的房子、大量的食品儲存，以及讓人驚歎的藝術和宗教遺址。他們會發現自己勞作辛苦，壽命短，而且還養著一群令人討厭的細菌；他們會和那些富人以及窮人接觸，對男人的權威以及父母的權威感到惱怒或者高興；他們甚至還可能發現，一些人能夠在宗教儀式中殺死自己；他們也可能疑惑，為什麽人類要讓自己遭受這一切？ 前進和繁殖：農業的延伸
讓我們從產生等級製度和繁重工作的史前側翼丘陵區快速前進一萬年到1967年的巴黎。
對於巴黎大學楠泰爾學院校園的中年男管理員來說（源自於恰塔勒胡由克地區的父權製），他們管理的女學生不能進入男生的宿舍（反之亦然）。對於這些年輕人來說，他們顯然不能理解這樣的規定，但是300代以來年輕人不得不遵守這樣的規定。不過現在不再是這樣了。隨著冬季的來臨，學生們對長者的權威發起挑戰，希望決定自己的愛情生活。1968年，丹尼爾·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現在歐洲議會中一位受人尊敬的綠黨成員，以前曾經是一個學生激進分子，被稱為“紅色丹尼”）發動了“五月風暴”，開啟了一連串學生運動的序幕。學生走上街道示威，與武裝警察發生衝突。路障和焚燒的汽車使得巴黎癱瘓。法國總統戴高樂秘密會見了他的上將，想尋求軍隊的支持。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密歇根大學年輕的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薩林斯早年因寫過一係列關於社會進化的書以及對越南戰爭的批判而聞名。現在他放棄了在安娜堡（他毫不留情地將安娜堡稱為“一個隻有小巷的小大學城”）學習的機會，轉而去法蘭西學院求學，法蘭西學院是人類學和學生激進主義的聖地。隨著危機的加深，薩林斯向《摩登時代》（les temps modernes）雜誌投了一篇文章，後來這篇文章成為有史以來人類史學方麵最有影響力的文章之一。
學生中的激進分子在楠泰爾的牆上潦草地寫著：“打開托兒所、大學以及其他牢籠的大門。由於教師和考試，我們的競爭從6歲就開始了。”薩林斯的文章為學生提供了某些東西：不是答案——無政府主義者很可能並不想要答案，但至少是某種鼓勵。薩林斯認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社會“為不可實現的事物——無限的需求建立了聖地”。我們遵從資本主義的準則，努力賺錢，所以我們能夠通過購買那些我們並不需要的東西來滿足我們無限的需求。薩林斯建議，我們可以學學采集狩獵者。他解釋道：“世界上最原始的人類，幾乎沒有任何財產，但是他們並不貧窮。”這聽起來就像一個矛盾的觀點：薩林斯認為采集者一般一周隻工作21～35個小時——比巴黎工廠的勞動者，甚至可能比學生的工作時間還短。采集狩獵者沒有汽車，也沒有電視，但是他們並不需要這些東西。他們的收入很少，但是他們的需求更少，薩林斯認為，正是因為這樣，他們生活在“原始富足的社會”。
薩林斯提到了關鍵的一點，他問道：如果得到的報酬是工作、不公平和戰爭的話，為什麽農業社會要取代采集社會？但農業社會確確實實取代了采集社會。到了公元前7000年，側翼丘陵區的采集業已完全被農業取代。公元前8500年之前，人工種植的穀物就已經傳到塞浦路斯，到公元前8500年，就傳到了土耳其中部。到了公元前7000年，完全人工種植的植物就已經傳到了以上所有的地區，並向東傳到了巴基斯坦（或者有可能是巴基斯坦自己發展起來的）。它們在公元前6000年到達了希臘、伊拉克南部和亞洲中部，在公元前5500年到達埃及和歐洲中部，在公元前4500年到達大西洋沿岸。
幾十年來，考古學家一直對事情發生的原因爭論不休，但始終沒有達成一致意見。例如，在最近一個權威評論的末尾，劍橋大學的格雷姆·巴克（graeme barker）給出了他所能給出的最好結論，農民“用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速度和出於不同的理由代替了采集者，但是他們麵對的挑戰是相似的”。
雖然整個過程雜亂無章——這個過程經曆了幾千年，穿過了幾個大陸，怎能不混亂？但是如果我們記得這隻是關於地球獲得能量之鏈的過程，那麽我們就能明白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軌道的變化意味著地球能獲得更多的太陽能，光合作用將一部分太陽能轉化成了化學能，新陳代謝將一部分化學能轉化成了動能，農業使得人類能夠從動植物中獲取更多的能量來滿足自己的需求。雖然害蟲、肉食動物和寄生生物吸收了其中一部分能量，但還是有很多剩餘的能量。
像植物和其他動物那樣，人類主要通過有性繁殖來釋放多餘的能量。高出生率意味著新的村莊可以迅速發展，直到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都被耕種，然後出現疾病和饑餓，最後死亡率和出生率相平衡。一些村莊就這樣穩定發展，總是在崩潰的邊緣徘徊著；而在另一些村莊，則有一些大膽的人決定重新開始。他們也許會走上一個小時到同一個村莊或平原上的一塊空地（也許不太合人意）——或者長途跋涉幾百英裏尋找他們聽說過的綠色牧場。他們甚至還可能漂洋過海。毫無疑問，很多冒險家都失敗了，衣衫襤褸、饑腸轆轆的幸存者夾著尾巴灰溜溜地回來了。不過，有一些人成功了。人口數量急劇增長，直到死亡率趕上了出生率。
當大多數農民擴張到新的領土時，他們發現采集者已經生活在那裏了。這讓我們很容易想到西方老電影中的場景：農民搶掠牛群，剝去采集者的頭皮，雙方用弓箭互相攻擊。不過現實可能沒這麽戲劇化。考古學家研究發現，每一個地區的首批農民往往定居在與當地采集者不同的區域。這一點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因為最好的農田和最好的采集地很少有重疊的。至少，在初期，農民和采集者可能互相忽視。
當然，最後，采集生活消失了。今天，你在托斯卡納或者東京郊區已經看不到狩獵者或者采集者在修剪過的地方覓食了。農業人口迅速增長，僅僅幾個世紀就占領了最好的土地，直到他們沒有其他選擇，隻好入侵（在他們眼裏）采集者生活的邊緣地帶。
關於接下來發生了什麽，主要有兩個理論。第一個理論認為，農民從根本上摧毀了原始富足的社會。疾病是其中一個原因，老鼠、牲畜以及永久性村莊毫無疑問使得農民沒有采集狩獵者那樣健康。不過，我們不能將這種傳染病與1942年之後奪取幾百萬美洲原住民性命的傳染病相比。農民與采集者隻是隔著幾英裏的森林，而不是不可穿越的海洋，因此他們之間疾病的差異並不是非常大。
但是，即使沒有大規模的屠殺，數量的多少還是起著決定性作用。如果采集者決定和農民打一仗，就像很多現代殖民地那樣，他們就有可能摧毀奇怪的農業村莊，不過，會有更多的農民前來，攻破他們的防線。另外，采集者可以選擇逃跑，但是無論他們撤退多遠，新的一批農民最後還是會出現，他們會砍掉更多的樹，到處傳播細菌，直到采集者被打敗，而這片土地農民也不能利用了，就像西伯利亞和撒哈拉沙漠的情況那樣。
第二個理論認為，以上這些情況都沒有發生，因為大部分區域出現的首批農民並不是來自側翼丘陵區的移民的後代。他們是定居下來的當地采集狩獵者，最後自己成了農民。薩林斯的觀點使得農業與原始富足的社會相比一點也不吸引人，但是采集者很可能並沒有麵臨兩種生活方式的選擇。農民不會進入采集者的林地。相反，他會首先進入一個沒有像他那樣精耕細作的村莊（也許沒有開始使用犁耕地和施肥），然後進入精耕細作程度更低的村莊（可能燒毀森林，種植植物，直到長出野草，之後他們繼續遷移），最後，他會進入那些完全依賴於采集狩獵的社會。思想、人口和細菌在這個廣闊的接觸帶不停地來回流動。
當采集者意識到他們的鄰居能夠以更加集約的辦法殺死他們賴以生存的野生植物和動物時，他們沒有對農民發動進攻或者逃跑，而是加入了這個群體，加強了自己的耕作。人們並沒有用農業完全取代采集業，而是決定少花一點時間進行采集，多花一點時間種植。之後，他們可能要決定是否要除草、犁地和施肥，不過——重複之前提到的情景——這隻是從原始富足社會邁向繁重勞作和慢性疾病的一小步。整體說來，在經曆了幾百年，跨越了幾千英裏後，那些向農業靠近的采集者人口數量增多了，而那些固守自己傳統方式的人減少了。在這個過程中，農業的“邊界”延伸了。沒有人選擇等級製度和更長的工作時間，婦女也不喜歡患有關節炎的腳趾，這些東西悄悄地降臨到他們身上。
無論考古學家挖掘出多少石器、焚燒過的種子或者地基，他們都無法證明其中的任何一個理論。不過基因學再一次提供了（部分）幫助。20世紀70年代，斯坦福大學的盧卡·卡瓦利-斯福紮（luca cavalli-sforza）對歐洲血型和核dna進行了一項大規模的研究。他的團隊發現從東南部到西北部，基因頻率的變化相當一致。他們指出，這證實了考古學家所說的農業傳播方式。他們得出結論：在亞洲西部的移民把農業帶到歐洲後，他們的後代大規模地替代了原始采集者，把剩餘的采集者逼退到遙遠的北部和西部。
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colin renfrew）認為語言學也支持卡瓦利-斯福紮的觀點。他認為，第一批農民不僅用西南亞的基因替代了歐洲的基因，還用側翼丘陵區的印歐語係代替了歐洲的本土語言，出現了諸如巴斯克語這樣孤立的語言。農業社會對原始富足社會的取代在歐洲人的血液和語言中體現了出來。
起先，這些新的證據隻是引起學者們更多的爭論。語言學家馬上就挑戰了倫福儒的觀點，認為如果歐洲語言真的是在六七萬年前從同一個祖語中分離出來的話，那麽它們之間的差異就會更大。1996年，布萊恩·賽克斯（bryan sykes）帶領的牛津團隊在基因學方麵挑戰了卡瓦利-斯福紮的觀點。賽克斯研究的是線粒體dna而不是卡瓦利-斯福紮研究的核dna。他發現，傳播路線並非像斯福紮所說的那樣自東南向西北傳播，而且由於這個傳播路徑太混亂，無法輕易地在地圖上表現出來。賽克斯發現六組基因宗譜，隻有其中一組能夠與來自亞洲西部的農業移民相聯係。賽克斯認為，其他五組的曆史更加久遠，可以追溯到25000～50000年前。他總結道，所有的這些都表明了歐洲第一批農民主要來自那些決定定居下來的原住采集者，而不是來自側翼丘陵區的移民後代。
卡瓦利-斯福紮和賽克斯的團隊在1997年《美國人類遺傳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ics）上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不過之後，他們的觀點開始慢慢融合。卡瓦利-斯福紮現在認為來自亞洲西部的農業移民占了歐洲人dna中的26%～28%，賽克斯則認為這個數字是20%。要說每三四個歐洲人中就有一個是西南亞移民的後代，這種說法雖然過於簡單，但也沒有太大的錯誤。 猜測與預言：東西方的生產活動對比
無論是卡瓦利-斯福紮還是倫福儒，又或者是賽克斯的觀點——即使是他們之間達成的妥協——都無法令楠泰爾的學生高興，因為所有的這些理論都認為農民將不可避免地代替采集者。基因學和考古學認為，競爭與考試或者教師無關，因為競爭一直伴隨著我們。這意味著不管如何，事情大體上都會像現在這樣發展。
但是，這是真的嗎？畢竟，人類有自由意願。懶惰、貪婪和恐懼或許是曆史發展的動力，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從中做出選擇。如果歐洲第一批農民中至少有3/4是原始采集者的後代，那麽顯然，史前歐洲人很可能會停止耕作——如果他們中有相當多的人抵製人工種植的話。那麽，為什麽這種情況沒有發生呢？
有時候事情就是這樣的。在公元前5200年前的幾百年前，農業從現在的波蘭傳播到巴黎盆地之後，停止了傳播。在1000年裏，幾乎沒有農民進入巴黎盆地與波羅的海之間五六十英裏的土地，波羅的海地區的采集者也很少有人從事更加集約的耕作。在這兒，采集者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沿著農業/采集的斷層線，我們發現了大量加固了的定居點和被鈍器殺死的年輕人的骨骼，骨骼左邊是他們的頭顱——如果他們是麵對麵搏鬥，用手抓著石斧的話，就會出現這種情形。一些大型的墳墓甚至就是發生屠殺的地點。
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7000年前，在歐洲北部平原的邊緣發生了怎樣的情況，但是地理和經濟對確定農業/采集邊界的作用與文化和暴力的作用一樣大。波羅的海的采集者生活在一個寒冷的伊甸園，這裏豐富的海洋資源供養著村莊裏密集的人口。考古學家已經挖掘出大量的貝殼和盛宴的殘餘物，這些東西在村莊的周圍堆積如山。顯然，豐富的自然資源使得采集者能夠自給自足：有足夠多的采集者可以對抗農民，但是為了養活自己，其中一部分人不得不轉向農業生產。同時，農民發現，那些原先在側翼丘陵區人工種植和養殖的動植物在這個遙遠的北部生長得並沒有那麽好。
我們不知道為什麽在公元前4200年之後，農業會最終移至北部。一些考古學家強調是推力的作用，認為農民的數量已經增加到一定程度，所以他們壓製了所有反對的聲音；另一些人強調是拉力的作用，認為采集社會自身的危機使得北部受到侵略。但是無論結局怎樣，波羅的海的這個特例表明，一旦側翼丘陵區出現了農業，原始富足的社會將無法存續。
我這麽說並不是在否定自由意願的存在。那樣的話會很愚蠢，雖然有很多人會受到誘惑而否定自由意願的存在。例如，偉大的列夫·托爾斯泰在他的小說《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結尾就用奇怪的附錄否認曆史上的自由意願——說它奇怪，是因為這本書描寫了各種痛苦的決定（和優柔寡斷）、思想的突然轉變和很多帶來嚴重後果的愚蠢錯誤。托爾斯泰認為，盡管如此，“曆史上的自由意願隻是一種表達，這種表達暗示著我們並不知道人類曆史的規律”。他繼續說道： <blockquote>
認為人的自由意願能夠影響曆史事件，就如同認為移動天體的自由力量與天文學相關……如果有一個天體可以自由移動，那麽開普勒定律和牛頓定律都將無效，並且關於天體運動的任何理論都將不複存在。如果有任何一個行動是出於自由意願，那麽也就不會有曆史規律的存在，同樣消失的還有對曆史事件的看法。 </blockquote>
這是一派胡言。高級的一派胡言，再高級也是一派胡言。在任何一天，任何一個采集者都可以決定不再進行集約生產，任何一個農民也可以從自己的土地或者磨石邊走開，去收集堅果或者捕殺野鹿。顯然，有些人這麽做了，於是對他們自己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長遠來看，這並不重要，因為對資源的競爭意味著那些繼續耕作或者更加辛勤耕作的人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源。農民們養育更多小孩，飼養更多牲畜，開墾更多田地，和采集者有著更深的矛盾。就像公元前5200年波羅的海的情形那樣，農業的擴張在適當的時候放慢了腳步。但是這種情況並不能一直持續下去。
毫無疑問，農業也會受到當地條件的限製（例如，在公元前6500～前6000年，過度放牧使得約旦河穀變成了一片沙漠），但是除了像新仙女木事件這樣的氣候災害，世界上的所有自由意願都無法阻止農業生活方式向所有適宜的地方擴展。當智人與溫暖、潮濕和穩定的氣候以及能夠被種植和馴化的動植物聯係起來，農業的發展就變得不可避免。
到了公元前7000年，歐亞大陸西端那些充滿活力的、開放的農業社會與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不一樣。這時，我們可以將“西方”與其他地方區分開來。但是，西方與其他地方之間的差異並不是永久性的。在接下來的幾千年裏，在幸運緯度帶上，大約有6個地區的人們開始獨立發展農業。
在側翼丘陵區之外，農業發展最早也最明顯的地方就是中國。公元前8000～前7500年之間，長江流域的人們就開始種植稻；公元前6500年，中國北部的人們開始種植粟；粟和稻分別在公元前5500年和公元前4500年完全人工種植；野豬也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之間被馴化。最近的研究發現，耕種在西半球幾乎同時開始。公元前8200年，南瓜在秘魯的南充克流域已經開始人工種植；公元前7500～前6000年，墨西哥瓦哈卡的人們也開始種植植物。公元前6500年時，南充克流域已經出現了花生。雖然考古證據顯示，公元前5300年，瓦哈卡地區野生的類蜀黍轉變為人工種植的玉米，不過基因學家懷疑這個過程實際發生得更早，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
顯然，中國和西方的馴養與側翼丘陵區沒有關係，不過發生在流經巴基斯坦的印度河的情況就沒有那麽明朗了。公元前7000年左右，人工種植的大麥、小麥，馴養的綿羊和山羊突然在梅赫爾格爾出現了，很多考古學家認為是來自側翼丘陵區的移民把它們帶到那兒的。小麥的出現尤其引人注意，因為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夠將當地野生的小麥與在梅赫爾格爾周圍出現的人工種植的小麥區分開來。植物學家還沒有對這個地區進行徹底的研究（甚至那些在這塊土地上到處尋找這些部落領地的巴基斯坦軍隊也並不十分了解），所以這兒可能會給我們帶來驚喜。雖然現有的證據表明印度河流域的農業確實是由側翼丘陵區發展而來的，但是我們要看到，這個地區的農業以自己的方式迅速發展著：在公元前5500年，人們馴化了當地的瘤牛；公元前2500年出現了一個先進、有文化的城市社會。
公元前7000年左右，撒哈拉沙漠的東部比現在要潮濕得多，每一年的夏季都有大量的季風雨注入湖中，即便如此，它還是不適宜居住。顯然，在這裏，逆境是“發明之母”：牛和羊不能在野外生存，但是如果采集者將它們從一個湖趕到另一個湖，就能使這些動物生存下來。公元前7000～前5000年之間，采集者把自己變成了牧民，把野生的牛和羊變成了體型更大、性情更加溫順的動物。
到了公元前5000年，在兩個高原地帶也出現了農業，其中一處在秘魯，人們在這裏放牧著美洲駝，采集著變異的奎奴亞藜種子；另一處是新幾內亞島。考古學家在新幾內亞島的發現和在印度河流域的發現一樣有爭議，但是現在我們可以肯定，公元前5000年時，高地的人們放火燒毀森林，抽幹沼澤，種植香蕉和芋頭。
這些地區的發展曆史都大不相同，但是，就像側翼丘陵區一樣，每一個都是特色鮮明的經濟、社會以及文化傳統的起點，這些傳統流傳至今。在這裏，我們終於可以回答那個從第一章起就一直困擾我們的問題了，那就是如何定義西方。曆史學家諾曼·戴維斯對各種所謂“彈性地理”的西方定義做出了批判。他認為，這些定義“隻是為了擴大作者的利益”。戴維斯不分精華糟粕全盤否定，並且拒絕談論西方。多虧了考古學家提供的時間深度，我們現在能夠做得更好。
現代社會的偉大文明都要追溯到冰河時期末期馴養的開始。我們沒有必要因為戴維斯的觀點而不把“西方”作為分析範疇：它隻是一個地理術語，指的是那些由歐亞大陸最西部的核心馴養地區發展而來的社會。公元前11000年之前把“西方”作為一個與眾不同的地區來討論毫無意義，當時的耕作剛剛開始讓側翼丘陵區變得不同。隻有在公元前8000年之後，“西方”這個概念才變成一個重要的分析工具，但是其他農業核心也開始出現。到了公元前4500年，西方擴張，包括了歐洲大部分的地區，並且在過去的500年裏，殖民者把美洲、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西伯利亞都納入了“西方”。因此，把“東方”定義為那些在公元前7500年由中國最東部的核心馴養地區發展而來的社會再自然不過了。我們同樣也可以談論具有可比性的西方、南亞、新幾內亞和非洲的傳統。我們問為什麽西方統治世界，實際上是問為什麽是從側翼丘陵區農業核心發展而來的社會而不是從中國、墨西哥、印度河流域、撒哈拉東部、秘魯或者新幾內亞的農業核心發展而來的社會統治著我們的地球。
我的腦海中馬上就浮現出一個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解釋：側翼丘陵區的人們——第一批西方人——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早幾千年開始發展農業，是因為他們更加聰明。當他們穿過歐洲時，他們把自己的聰明才智通過基因和語言傳遞了下來。1500年之後，歐洲人就利用自己的智慧將地球上的其他地方殖民化。以上這些就是西方得以統治世界的原因。
就像我們在第一章討論的種族論那樣，這個解釋毫無疑問也是錯誤的。至於原因，進化學家和地理學家賈雷德·戴蒙德已經在他的經典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中做出了有力的解釋。戴蒙德認為，自然是不公平的。側翼丘陵區比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早幾千年出現農業，不是因為那裏的人們特別聰明，而是地理因素使然。
戴蒙德認為，雖然現在地球上約有20萬種植物，但是隻有幾千種是可以食用的，其中隻有幾百種可以人工種植。事實上，我們今天消耗的熱量中超過一半是來自穀物，其中最重要的穀物包括小麥、玉米、稻、大麥和高粱。這些從野生狀態進化而來的穀物並不是在全球範圍內均勻分布的。在65種最大、最有營養的種子中，有32種生長在亞洲東南部和地中海盆地的野外，而亞洲東部隻有6種，美洲中部有5種，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種，北美洲也是4種，澳大利亞和南美各有2種，歐洲西部有1種。如果人們（就整體而言）是完全一樣的，並且世界上所有的采集者都一樣懶惰、貪婪和恐懼，那麽側翼丘陵區的人們之所以比其他人更早開始種植植物和馴養動物是因為他們有更多好的原材料。
側翼丘陵區還具有其他優勢。野生小麥和大麥隻需要一個基因突變就能被馴化，但是將類蜀黍變成玉米卻需要幾十個基因突變。公元前14000年左右進入北美洲的人不會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懶惰、更貪婪，他們種植類蜀黍而不是小麥，這也沒有什麽錯。在西方，沒有野生的小麥。移民也不能將馴化作物從東方帶到西方，因為隻有美洲和亞洲之間出現大陸橋的時候，他們才能進入美洲。公元前12000年左右，當上升的海平麵還沒有淹沒大陸橋時，他們還沒有馴化作物可以攜帶。當出現馴化的糧食作物[6]時，大陸橋已經被淹沒了。
在馴養動物方麵，機遇再一次青睞了側翼丘陵區。世界上有148種大型哺乳動物（重量超過100磅），直到1900年隻有14種被馴養，其中有7種原產於亞洲西南部。世界上5種最重要的馴養動物中（綿羊、山羊、奶牛、豬和馬），除了馬之外，在側翼丘陵區都有野生原種。在14種被馴養的動物中，東亞有5種，而南美隻有1種。北美、澳大利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一種也沒有。當然，非洲到處都是野生動物，但是在馴養諸如獅子和長頸鹿這樣的物種時，顯然具有極大的挑戰性——獅子會吃掉你，而長頸鹿跑得比獅子還快。
但是，我們不應該認為側翼丘陵區的人們首先發展了農業是因為他們在種族上或者文化上更加優越。因為他們生活的環境比其他地方有更多適合種植的植物和馴養的動物，因此，他們率先發展了農業。中國的野生動植物的資源雖然比不上側翼丘陵區，但條件也比較優越。大概2000年之後，中國也開始了種植植物和馴養動物。又過了500年才出現了撒哈拉沙漠的牧民，當時他們馴養綿羊和牛群，因為沙漠裏無法種植作物，這些牧民沒有變成農民。新幾內亞高地的人麵臨著相反的問題，他們隻有一些可以種植的植物，但沒有適合馴養的大型動物。他們需要再過2000年才能發展為農民，並且永遠也不會成為牧民。不像側翼丘陵區、中國、印度河流域、瓦哈卡和秘魯那樣，撒哈拉和新幾內亞的農業核心沒有發展自己的城市和文明——不是因為他們不夠優越，而是因為他們缺少自然資源。
與非洲和新幾內亞地區的人們相比，美洲原住民有更多的事可以做，但比不上側翼丘陵區和中國的人們。瓦哈卡和安第斯山地區的人行動迅速，在新仙女木事件結束後的2500年裏就種植起了植物（不過沒有馴養動物）。火雞和美洲駝是除了狗之外，他們可以馴養的兩種動物，而這還要再經曆幾個世紀。
澳大利亞的資源最有限。最近的挖掘表明，澳大利亞人嚐試過鰻魚養殖。如果再給他們幾千年時間的話，他們或許也能建立馴養和種植的生活方式。然而，在18世紀，歐洲侵略者征服了他們，帶來了小麥和綿羊。
就目前我們所說的，不管哪裏的人似乎確實都一樣。全球變暖給了每個人新的選擇，包括勞動量更少、勞動量不變和吃得更多，或者生更多的小孩，即使這意味著要更辛勤地勞動。新的氣候狀況也使人們能夠選擇在更加龐大的群體生活，不用那麽頻繁地四處遷移。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那些不做改變、生育更多小孩和更加辛勤勞動的人就會排擠那些做出不同選擇的人。自然因素使得西方首先開始了這個過程。 伊甸園之東：中國最早期的農業文化和西方有多大差別
也許宣揚長期注定理論的人會同意這種觀點，也許任何地方的人們真的是完全一樣的，也許地理因素確實對西方更加有利。但是，曆史不僅僅是由天氣和種子的大小決定的。顯然，人們在勞動得更少、吃得更多和供養更多的人口之間做出的選擇也很重要。故事的結局往往在一開始就決定了，也許今天西方得以統治世界的原因是因為一萬年前在側翼丘陵區建立的文化和後來發展起來的西方社會比世界上其他核心地區的文化都更有潛力。
接下來，讓我們看一下在西方之外，起源於中國的記載最為詳細、曆史最為悠久，並且（在我們現在的時代）最為強大的文化。我們需要找出中國最早期的農業文化和西方的農業文化有多大的差別，以及這些差別是否導致了東方和西方不同的發展方向，從而揭示為什麽西方社會得以統治全球。
直到最近，考古學家對中國早期的農業還是知之甚少。很多學者甚至認為水稻——中國最主要的食物——起源於泰國，而不是中國。1984年在長江流域發現的野生水稻表明人們曾在這裏種植過水稻，但是依然沒有直接的考古證據。問題是，雖然麵包師總要烤一些麵包，留下一些燒焦了的小麥或者大麥的種子，從而被考古學家發現，但是煮食水稻卻很少會有燒焦的種子留下。因此，對考古學家來說，要恢複古代水稻更加困難。
不過，考古學家們不久就攻克了這個難題。1988年，挖掘者在長江流域的彭頭山發現，公元前7000年左右，製陶工人開始將米糠和稻梗加入陶土中，防止陶壺在窯中破裂。有確切的證據表明，當時的人們已經開始種植這些作物了。
不過，真正的突破始於1995年，當時北京大學的嚴文明教授和美國考古學家理查德·麥克尼什（richard meish）合作（麥克尼什是世界一流的實地考察者，他在20世紀40年代在墨西哥開始挖掘的時候，在地溝裏待了5683天，令人驚歎——幾乎是我的10倍；2001年，當他在伯利茲實地考察的時候，發生事故身亡，享年82歲。據說，他在被送往醫院的途中，不停地和救護車司機說著考古學）。麥克尼什不僅給中國同行帶來了研究早期農業的專業技術，同時還帶來了生物考古學家德博拉·皮爾索爾（deborah pearsall）。這位考古學家帶來了新的科學技術。盡管在考古發現中我們很難找到水稻的蹤跡，但是所有植物都從地下水中吸收少量的矽。一些植物細胞中富含矽質，當植物腐爛的時候，就會在土壤中留下植物岩。對植物岩的研究不僅能讓我們了解當時的大米是否被食用，還能讓我們知道水稻是不是人工種植的。
嚴文明和麥克尼什在靠近長江流域的吊桶環遺址挖了16英尺深的地溝。皮爾索爾通過研究植物岩發現，公元前12000年時，人們就已經將野生稻連根拔起，帶回洞中。就像側翼丘陵區一樣，隨著全球變暖，這裏的小麥、大麥和黑麥迅速生長——這對采集狩獵者來說，是一個黃金時期。雖然植物岩無法表明稻向人工種植發展的過程與黑麥在阿布胡賴拉丘發展的過程一樣，但是新仙女木事件對長江流域的破壞和對西方的破壞一樣大。公元前10500年，野生稻在吊桶環幾乎完全消失，直到公元前9600年之後氣候變暖，野生稻才再一次出現。那個時候，粗糙的陶器碎片（很可能是來自煮食穀物的容器）已經很常見了，這比側翼丘陵區的第一個陶器早了2500年。公元前8000年左右，植物岩變得更大，表明人們開始種植野生稻。到了公元前7500年，野生穀物和人工種植植物在吊桶環一樣常見；到了公元前6500年，完全野生水稻已經消失。
自2001年開始在長江三角洲進行的一係列挖掘證實了這條時間線。到了公元前7000年，黃河流域的人們已經開始種植小麥。黃河和長江之間有一個名為賈湖的重要遺址，這個地方的人們在公元前7000年就已經種植水稻和小麥了，也可能已經馴養野豬了。公元前6000年左右，赤山的一場大火燒焦了近25萬磅重的粟米種子，這些粟米種子被儲存在8個坑裏。在一些坑的底部，粟米下麵埋著狗和豬的完整骨架（很有可能用於祭祀），這是有關中國馴養動物的最早記錄。
像西方一樣，東方種植植物、馴養動物以及發展科技的過程跨越了幾個世紀。長江流域的河姆渡的高地下水位讓考古學家們驚喜不已，這裏保留著大量被水浸過的大米、木製品和竹製品，全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到了公元前4000年，水稻已經完全被人工種植，像西方的小麥和大麥一樣，等著人類來收割。河姆渡人還馴化了水牛，用它們的肩胛骨當做鏟子。在中國北部的渭河流域，考古學家發現，在公元前5000年之後，開始慢慢地從狩獵轉向農業。這在人們使用的工具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隨著人們從開墾森林土地變為在農田上耕種，工具也從斧頭變成了石鏟和鋤頭，並且由於農民翻地翻得越來越深，鏟子也變得越來越大。在長江流域，可辨別的稻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700年。
兩萬年前那些顫抖地圍在篝火旁的穴居人一定不知道，他們的世界已經開始變暖了。在接下來的一萬年裏，氣候的變化加上他們迅速進化的大腦改變了地理，產生了直至今天都帶有明顯的地區特色的生活方式。東方和西方的概念開始有了意義。
全球變暖帶來的影響令人難以置信。在公元前17000年左右的兩三個世紀裏，由於覆蓋北美、歐洲以及亞洲的冰川融化，海平麵上升了40英尺。土耳其和克裏米亞之間的區域，即現在的黑海，在冰河時期曾是一個地勢低窪的盆地，但是冰川徑流將其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這麽大的洪災需要諾亞方舟[1]才能拯救。在某段時期，海平麵每天上升6英尺。每一天，湖岸都會向前推進一英裏。現代所發生的任何事都不能與之相比。
地球的運行軌道變化使得氣候冷熱交替，收成時好時壞。圖2-1顯示了南極冰芯氧同位素的比例如何隨著氣候的變化而變化。直到公元前14000年之後——此時融化的冰川不再把冰冷的水注入海洋中——世界才開始逐漸變暖。公元前12700年左右，氣候變暖的速度加快，在短短的時間裏，地球的溫度就上升了5華氏度左右，直到變成現在的溫度。 <h5>圖2-1 冰裏的故事：南極冰蓋上氣泡中的氧同位素比例，顯示了兩萬年前溫暖潮濕與寒冷幹燥的氣候在不停交替</h5>
中世紀的天主教徒喜歡把整個宇宙看成是一個偉大的存在之鏈，從偉大的上帝到最卑微的蚯蚓。無論是城堡裏的富人，還是家徒四壁的窮人，他們在永恒的曆史中都有各自的地位。不過，我們最好想一想絕非永恒的能量之鏈。重力能構成了宇宙。它先是把原始的宇宙湯變成了氫和氮，然後再把這些純元素變成恒星。我們的太陽就像一個巨大的核反應堆，將重力能變為電磁能，地球上的植物則通過光合作用把一小部分電磁能轉化成了化學能。動物吃掉植物，發生新陳代謝，把化學能變為動能。太陽和其他星球之間的相互引力決定了地球的運行軌道，從而決定了我們將得到多少電磁能，植物將產生多少化學能以及動物將從中轉化多少動能。這些又決定了其他一切事物。
公元前12700年左右，地球加快了能量巨鏈的形成。太陽光越多，意味著有越多的動植物，人類也就有越多的選擇——選擇食物的數量、工作的強度以及繁衍後代的數量。每一個獨立的個體或者小團體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將這些選擇結合起來，但是總體而言，人類推動能量之鏈的方式和動植物的方式極其相似：他們進行繁衍。公元前18000年左右的每一個人（可能有50萬人），到公元前10000年時就有12個後代了。
人們對全球變暖的不同感受依賴於他們生活的不同區域。在南半球，海洋緩和了氣候變化的影響，不過北半球就不一樣了。對生活在黑海盆地形成之前的那些采集者來說，氣候變暖帶來的影響是災難性的，而對那些生活在沿海平原上的人們來說，情況也好不到哪去。冰期給他們帶來了巨大好處，但是氣候變暖意味著海平麵的上升。每一年，當海浪淹沒他們祖先的捕獵場所時，他們不得不撤到其他地方，直到最後一切都消失了[2]。不過對於北半球的大部分人來說，提升能量之鏈是一件好事。人們可以追尋動植物，前往原先過於寒冷的區域生活。到了公元前13000年（具體時間還無定論），人類已經遍布美洲——這裏之前沒有猿人的足跡。人們在公元前11500年到達了美洲南端，登上了這裏的山峰，進入了這裏的雨林區。人類得到了這片土地。 伊甸園
全球變暖的最大受益者是生活在“幸運緯度帶”上的人們，這個緯度大約是歐亞大陸的北緯20～35度，以及美洲大陸的南緯15度到北緯20度。冰河時期聚集在這個緯度帶的動植物在公元前12700年後迅速繁衍生長，尤其是在亞洲兩端。在這裏，野生穀物——西南亞大麥、小麥以及黑麥和東亞的稻和粟的前身——進化成了大顆種子，采集者可以將這些種子煮成粥或者搗碎了烘烤成麵包。這些采集者要做的事隻是等待這些植物成熟，然後搖晃它們，收集種子。對現代西南亞的野生穀物的實驗表明，2.5英畝的植物就能結出一噸可食用的種子。隻要消耗一卡路裏的能量收割就能獲得50卡路裏的食物。這是采集者的黃金時代。
在冰河時期，由於食物稀少，幾個狩獵采集者一起在土地上四處遊蕩，但是他們的後代改變了生活方式。像其他擁有大腦的動物那樣（無論是蜜蜂、海豚、鸚鵡，還是我們的近親猿），人們似乎是出於本能地生活在一起。我們是善於社交的。
也許擁有大腦的動物之所以過著群居生活，是因為他們知道群體相對個體而言，有更多的眼睛觀察周圍，有更多的耳朵聆聽四周，也就能更快地發現敵人。又或者，正如一些進化學家認為的那樣，在大腦進化之前就有了群居生活，開始了大腦科學家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所說的“認知軍備比賽”。在這場競賽中，那些能夠猜出其他動物在想什麽的動物——能夠跟蹤朋友和敵人以及那些同屬一個群體或者不是一個群體的動物——比那些不能猜出其他動物想法的動物發展得更快。
無論如何，今天我們已經進化得彼此相像，並且我們的祖先通過形成更大的固定群體來更好地利用能量之鏈。到了公元前12500年，規模達到四五十個人的群體一同生活在幸運緯度帶上，已經變得非常普遍了，並且還有一些群體超過了100人。
在冰河時期，人們搭起帳篷，吃光他們所能找到的動植物，然後再搬到另一個地方，重新開始這個過程。我們歌唱著自己是一個遊牧民，就像鳥兒一樣自由等，但是，當能量之鏈使得我們完全有可能定居下來的時候，還是壁壘和家園對我們有更大的吸引力。早在公元前16000年，中國人就已經開始製造陶器（如果你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換一個地方的話，這並不是一個好做法）；公元前11000年左右，秘魯高地的狩獵采集者已經築起圍牆，並保持潔淨——對高度流動的人口來說，這毫無意義，但是對那些連續幾個月生活在同一個地方的人們來說，這麽做是非常明智的。
在考古學家稱為側翼丘陵區的地方，我們能夠最清楚地看出早期人類的群居和定居生活。側翼丘陵區是南亞一個跨越底格裏斯河、幼發拉底河以及約旦河穀的弧形帶。本章節我會花大量的筆墨討論這個區域，因為這個地區見證了人類首次擺脫狩獵采集者的生活方式的轉變——與此同時，還見證了西方的誕生。
位於現在以色列的恩·馬拉哈（也稱為埃諾恩）最能說明過去發生了什麽。公元前12500年左右，一群不知名的人類在這裏建立了半地窖式的圓形房子。有的房子寬約30英尺，用石頭砌牆，用修剪過的樹幹做房梁。燒焦的食物殘渣表明他們曾收集在不同時期成熟的各種堅果及植物，把它們儲存在防水的坑裏，然後用石漿封存起來。他們居住的村莊到處都是鹿、狐狸、鳥兒以及（最為重要的是）瞪羚的骨頭。考古學家對瞪羚的牙齒很感興趣，因為這些牙齒在冬天和夏天的時候呈現出不同的顏色，因此很容易看出它是死於什麽季節的。恩·馬拉哈地區瞪羚的牙齒有著兩種顏色，這很可能意味著人們常年居住在那裏。目前為止，我們還未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找到像側翼丘陵區這樣的地方。
定居和大規模群居大大地改變了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他們周圍的世界。在過去，人們隻能跟著食物不斷更換地方。他們肯定能說出他們停留過的每一個地方：我的父親就是死在這個洞穴的，我的兒子在這裏燒毀過一個小屋，諸如此類。但是，恩·馬拉哈不僅僅是人們生活過的一個地方。對生活在那裏的人們來說，恩·馬拉哈就是他們生活的地方。他們在這裏生老病死。他們現在不再把屍體放在一個多年以後他們都不會再來的地方，而是埋在房子與房子之間，有的甚至還把屍體埋在自己的房子裏麵，把他們祖先的根紮在了這個特殊的地方。人們小心嗬護著自己的房子，一次又一次地對房子進行重建。
他們也開始擔憂起衛生問題。冰河時期采集者的生活並不整潔，他們居住的地方到處都是食物殘渣。因為當蛆和食腐動物出現時，人們早就離開了這個地方，尋找下一處食物來源。不過，恩·馬拉哈的人們不是這樣。他們哪兒也不去，因此也就不得不忍受這些垃圾。考古學家在恩·馬拉哈發現了大量的老鼠骨頭——這些老鼠與冰河時期的老鼠長得並不一樣。早期的食腐動物也不得不通過其他途徑尋找食物。如果人們將所有的骨頭和堅果都放在洞穴裏，這對那些動物來說無疑是一個好消息，但是如果早期的老鼠想依賴這些食物過活的話，它們很可能早在人類回來增添食物之前就餓死了。
永久性村莊改變了老鼠的生活。一天24小時中，它們有7個小時可以吃到一大堆美味的垃圾。那些瘦小的老鼠比那些又肥又大的老鼠在人們的眼皮底下生活得更好。在短短的幾十年裏（一個世紀的時間則顯得太長了），老鼠就已經能夠和人類共處了。鬼鬼祟祟的家鼠完全代替了它們的祖先，就像人類代替了猿人一樣。
家鼠對人類的這種“恩賜”也給予“回報”：它們把大小便排在人類儲存的食物和水裏，加速了疾病的傳播。人們出於這種原因開始厭惡老鼠，我們中的一些人甚至認為老鼠非常可怕。不過，最為可怕的食腐動物是狼，它們也難以抵擋垃圾的誘惑。大多數人認為，那些像《野性的呼喚》（call of the wild）中一樣的狼就像老鼠一樣可怕，隻不過老鼠長得更小，也沒那麽危險。
長久以來，考古學家都認為人們積極地馴養狗，把較溫順的狼當成寵物來養，讓它們生出更加溫順的狼崽——它們喜歡人類就像人類喜歡自己那樣。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自然選擇再一次不以我們的意誌為轉移。不過，不管怎樣，狼、垃圾以及人類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了我們稱為“狗”的動物，這些狗可以殺死攜帶病菌的老鼠，甚至可以與狼作戰，從而成了男人最好的朋友。狗也是女人最好的朋友：公元前11000年左右，有一位年老的婦女被埋葬在恩·馬拉哈。她的一隻手搭在一隻小狗上，他們看起來就像睡著了一樣[3]。 懶惰、貪婪創造了西方特色的生活方式
在本書的前言部分，我將科幻作家羅伯特·安森·海因萊因的俏皮話“懶人想尋找更簡單的方法解決問題，於是就有了進步”擴展為一個社會學理論，即曆史是因為懶惰、貪婪和恐懼的人們（他們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為了獲得更簡單、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產生的。這個準則在冰河時期末期對側翼丘陵區的人們產生了巨大影響，創造了具有西方特色的生活方式，使得西方的社會發展快於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
我們或許可以將這一點歸功於（或者歸咎於）女人。在現代的狩獵采集社會，婦女主要做采集工作，而男人主要負責狩獵。男人的墓中主要是矛頭和箭頭，女人的墓中主要是磨削工具，據此我們可以判斷，史前發生在東西方的事情差不多是一樣的，這提示了目前為止本書主要問題的答案——我們在提到西方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生活方式時，該從什麽時間、什麽地點說起——約15000年前，側翼丘陵區婦女的聰明才智。
野生穀物是一年生植物。也就是說，它們在一個季節裏生根發芽，最後枯萎，然後在來年的時候，它們的種子長成新的植物。當植物成熟時，它的葉軸（連接種子和植物的小莖）就會變得脆弱，然後這些種子就會紛紛落到地麵。種子落到地麵時，外殼會摔碎，然後就會發芽。對於15000年前的采集者來說，收集種子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拿著籃子，搖晃植物，把快要成熟的種子晃下來。唯一的問題是，每一個地方的每種野生植物的種子是在不同時期成熟的。如果這些采集者來得晚了，大部分的種子已經掉落，生根發芽或者被鳥兒吃了。如果他們來得太早，葉軸還太硬，也就不容易把種子搖落下來。不管是哪一種情況，他們都會失去大部分的穀物。當然，他們也可以不停地來到同一個地方，不過這樣他們就沒有那麽多的時間去其他地方。
我們不知道懶惰（不想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貪婪（想要獲取更多的食物）和恐懼（對饑餓的恐懼或者恐懼他人搶先獲得食物）是否真的給了人們靈感，但是有人——很有可能是一個女人——想出了一個好主意：可以把最好的種子重新種植在特別肥沃的土壤裏。之後，她很可能這樣想：如果我們照料這些種子——翻土，拔草，甚至給這些植物澆水，那麽我們每年都可以得到它們的果實，甚至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果實。生活非常美好。
側翼丘陵區再一次為我們提供了最早的直接證據，對此我們要間接地感謝社會複興黨。社會複興黨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們在薩達姆·侯賽因的領導下，在伊拉克發動了恐怖的政治運動，不過他們首先於1963年在伊拉克鄰國敘利亞取得執政地位。在清除對手後，他們開始對敘利亞進行現代化改造，其中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在幼發拉底河上建設水壩，形成一個長約50英裏的阿薩德湖——阿薩德湖目前供應著敘利亞大部分的電力。敘利亞文物總局預測洪水將會淹沒側翼丘陵區的核心地帶，因此發動了一場國際性的運動，研究可能會受到破壞的地區。1971年，一支英國考察隊發現了阿布胡賴拉丘。阿布胡賴拉丘上的發現表明公元前7000年左右，這裏曾經有一個村莊，考古學家也對此提供了大量的書麵證據。不過有一道地溝顯示，這個村莊是建立在更早時期的一個定居點的廢墟上，這個定居點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700年。
這是一個巨大的意外收獲。發掘者開始與時間賽跑，因為洪水正在逼近；他們還要和戰爭賽跑，因為敘利亞的軍隊正在召集工人與以色列交戰。當洪水淹沒這個地方的時候，挖掘隊已經挖掘了500多平方英尺的土地：雖然隻是一小片區域，但這卻是考古上的一大重要發現。他們發現了半地下的環形小屋、磨削工具、壁爐以及幾千個燒焦了的種子。這些種子主要是野草的種子，但是其中一部分飽滿、沉甸甸的黑麥種子尤其引人注目。
這些種子表明阿布胡賴拉丘的人們已經開始使用鋤頭耕地了。他們把種子埋在土裏，而不是僅僅把種子扔在土壤上。那些較大的幼苗比小幼苗更容易破土而出，接觸空氣。如果史前的耕種者把自己種植的所有植物都吃光了，那麽這一點也就不重要了。但是如果他們把其中的一些種子保存起來，以備來年再種，那麽大種子的數量就會比小種子略多。最初的時候，這個差異還不足以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如果耕種者不斷重複這個過程的話，隨著種子的平均尺寸越來越大，他們對“正常”種子的標準也會逐漸提高。古植物學家（那些專門研究現存的古代植物的科學家）將這些大顆的種子稱為“栽培種子”，與那些野生的穀物以及我們現在所食用的完全人工種植的穀物區分開來。
公元前11000年，當阿布胡賴拉丘的人們埋葬老婦人和她的小狗時，他們早就已經頻繁種植黑麥，收獲更大的種子。現在看起來這似乎沒什麽了不起，但是，這卻是西方發展的萌芽。 失樂園
在地球的另一端，並沒有出現小狗與黑麥，有的隻是冰川在不斷地融化。大約一萬年前，融化的冰川衝刷出了北美洲，有了中西部平原。現在這些冰川的融化將這個樹木日益增多的平原變成了一塊沼澤之地，蚊蟲滋生。生態學家將此稱為“喝醉了的林地”——地麵太潮濕了，那些樹木根本就無法直立。巨礫和還未融化的冰塊將冰川徑流困在了大湖裏。其中最大的冰川湖是阿加西湖，它是以一位瑞典科學家的名字命名的，這位科學家在19世紀30年代第一次明確提出曆史上曾出現過全球性冰河時期。到了公元前10800年，阿加西湖幾乎占了西部平原25萬平方英裏的麵積，是現在蘇必利爾湖的4倍。接著，發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氣溫和海平麵的上升導致阿加西湖最終枯竭。
與現在的很多災難相比，阿加西湖的枯竭經曆了漫長的時間。例如，在令人印象深刻但並不可信的電影《後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中，丹尼斯·奎德（dannis quaid）扮演了一個名叫傑克·霍爾的科學家（顯然也是唯一的科學家）。他意識到全球變暖將在第二天導致冰蓋崩潰。總統召見了他。在白宮裏，他告訴總統，一場超級風暴就要發生，到時溫度會降到零下150華氏度，阻斷墨西哥灣暖流——正是這一暖流將熱量傳遞到北歐沿海地區，使得英國倫敦的冬天不像安大略省倫敦市那麽寒冷。霍爾認為，這場超級風暴將引發新的冰河時期，使得北美大部分地區不再適合居住。毫無疑問，總統對此持懷疑態度，因此，他並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幾個小時之後，暴發了超級風暴，霍爾的兒子被困在了紐約。後來就是一係列的英雄事跡。
我不會把故事的結果告訴你，但我要說的是，公元前10800年左右，當阿加西湖突然使墨西哥灣暖流停止流動的時候，情況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雖然沒有超級風暴，但是當湖水流入大西洋時，整個世界在12000年裏，都進入了冰河時期（地質學家將公元前10800～前9600年之間稱為“新仙女木事件”，仙女木是寒冷氣候的標誌性植物，用來命名北歐地區出現的寒冷事件）。側翼丘陵區永久性村莊的人們食用野生穀物，使得食物剩餘成為可能，老鼠和狗長得不那麽肥壯了，種子也變得更少、更小了[4]。
人類從伊甸園裏被趕了出來。大多數人放棄了常年居住的村莊，形成了更小的群體，然後繼續在山坡遊蕩，尋找下一頓的食物，就像冰河時期最冷時他們的祖先那樣。在側翼丘陵區發現的動物骨頭顯示，由於人類的過度捕殺，到了公元前10500年，瞪羚變得越來越小。早期人類牙齒上的釉質說明他們從小就缺乏營養。
之後人類再也沒有麵臨同樣規模的災難。事實上，要找到可以與之相匹敵的，我們就要來看看科幻小說了。1941年，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新奇科幻》（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上發表了名為《夜歸》（nightfall）的科幻小說，當時他剛開始他的寫作生涯。故事發生在拉加什，這個星球有6個太陽。無論拉加什星球上的人民去哪裏，都至少有一個太陽照耀著，並且總是白天——除了每2049年發生一次日食，此時太陽排成一條線，月亮位於太陽前方。天空變黑了，星星出來了，恐懼的人們做出種種瘋狂的舉動。日食結束的時候，拉加什的人們也摧毀了自己的文明，回到了野蠻的狀態。在接下來的2049年中，他們又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到下一次日食發生的時候，又開始了這個過程。
新仙女木事件就像修訂版的《夜歸》：地球的運行變化使得凍川融化不斷交替，每隔幾千年就發生諸如阿加西湖枯竭這樣的悲劇，把曆史抹得一幹二淨。雖然《夜歸》是一個了不起的故事（美國科幻作家協會票選《夜歸》為史上最佳科幻短篇小說，我本人也這麽認為），但它並不是用來思考曆史的絕佳例子。在真實世界中，即使是新仙女木事件，也不能像《夜歸》那樣將過去完全抹去。事實上，我們不妨追隨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在阿西莫夫成為作家前的2500年——他認為，“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這是一個著名的悖論：當你第二次踏進這條河的時候，是新的水流而不是原先的水流在流淌，它已經不是你上次踏進去的那條河了。
同樣，我們也不可能經曆兩次同樣的冰河時期。公元前10800年左右，當阿加西湖消失的時候，側翼丘陵區的社會已經和冰河時期前的社會不一樣了。與阿西莫夫筆下的拉加什星球的人們不同，當自然界使人類生活的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時，地球上的人類並沒有發瘋。相反，他們運用自己獨特的技巧和聰明才智，在原先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新仙女木事件並沒有讓時光倒流。沒有什麽事情能讓時光倒流。
一些考古學家認為，新仙女木事件非但沒有使人類接近末日，反而加快了創新的發展。就像所有的科學技術一樣，用來鑒定阿布胡賴拉丘最早進行人工種植黑麥的年代的科學技術自身也存在著一些缺陷。阿布胡賴拉丘的發掘者指出，雖然先前提到大顆黑麥種子大約出現在公元前11000年左右——在新仙女木事件發生之前，但是有可能在500年後，人們才開始收獲黑麥種子——在新仙女木事件之後。也許阿布胡賴拉丘的婦女不是出於懶惰或者貪婪才去種植黑麥的，也許她們隻是出於恐懼。由於氣溫降低，野生動植物減少，阿布胡賴拉丘的人們很可能在嚐試種植作物後，發現精心種植的作物能夠產出更多、更大的種子。一方麵，寒冷、幹燥的天氣使得人們更加難以種植穀物；另一方麵，天氣越惡劣，人們越有動力去人工種植穀物。一些考古學家認為在新仙女木事件時，采集者扛著幾袋種子，將這些種子撒在看起來容易生長的地方，防止它們受到自然界的破壞。
如果我們對此進行進一步思考的話，就會發現這個觀點的真實性與否。不過我們已經知道，在側翼丘陵區，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通過四處尋找食物來應對環境災難的。法國發掘隊在穆賴拜特——就在阿布胡賴拉丘的上遊，發現了建於公元前10000年左右的一個村莊。在阿薩德湖淹沒這個村莊前，發掘隊隻挖掘出了25平方英裏的麵積，但是已經足以看出這裏的村民曾一起努力獲得大量的野生植物和瞪羚。在一個建於公元前10000～前9500年的房子內，考古學家有了一個意外的發現：在一個泥土製成的凳子裏，嵌著歐洲野牛的角和現代公牛的祖先的肩胛骨。
發生新仙女木事件前，沒有哪一個地方會有這麽奇怪的事，但是發掘者在建於公元前10000年後的村莊中，發現了各種各樣令人驚訝的事情。例如，1986年發現的位於伊拉克北部的柯爾梅斯·德雷。人們隻挖掘出了兩個小地溝，一個地溝的位置正好對著一個煮食野生食物的區域，就像恩·馬拉哈或者阿布胡賴拉丘那樣，而另一個地溝則沒有任何室內活動的跡象。但是，它有一排三間圓形小屋，每一間寬12～15英尺，距地麵5英尺。第一間屋抹上了灰泥，有四根支柱。這四根支柱緊密排列，因此要在房內走動顯得比較困難。其中一根支柱保存完好：黏土澆注，抹上石灰，一端逐漸變窄，在靠近頂部處有奇怪的突起，使得它看起來就像是人體軀幹。這間房間裏有大量泥土（顯然是特意的），泥土裏是一些動物的骨頭和諸如石珠這樣不尋常的物品。然後人們幾乎在同樣的地點挖掘出了另一間房間。和第一間房間一樣，這間房間也抹上了石灰，裝滿了大量泥土。第三間房間的情況也是如此。人們在這個房間裏發現了六個人類顱骨。這些顱骨沒有下頜骨，剛剛露出地麵。這些顱骨很不完整，表明它們在四處流傳很久之後才被埋在這裏。
這些人究竟在做些什麽？在考古學家中有這麽一個笑話，就是每當我們無法確定挖掘出來的是什麽時，我們就說這與宗教有關（當我在西西裏島挖掘出一個我認為與宗教相關的遺址時，我不再覺得這個笑話好笑了）。當然，問題是，我們無法挖掘出過去的信仰，但這也並不意味著當考古學家談論史前宗教的時候，他們隻是在編造。
如果我們把宗教定義為對強大、超自然而且往往無形的神秘力量或者實體的信仰——這些神秘力量或者實體關注人類，同時也希望人類能夠關注它們——那麽我們就能認出（如果不一定要理解的話）宗教儀式的廢墟，人們通過這些儀式與神聖的世界進行交流。
宗教儀式因文化而異。例如在某些地方，隻有當你把一隻活著的白羊的鮮血倒在某一塊石頭的右邊，或者隻有當你脫下鞋子，雙膝跪下，朝著某一個方向朝拜的時候，或者當你向牧師懺悔你的罪行時，那些強大的神秘力量才能聽到你的聲音。當然遠遠不止這些行為。雖然宗教儀式多種多樣，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點。許多宗教儀式要求有特殊的地點（山頂、洞穴和不尋常的建築等）、物體（雕像、圖案、珍貴或者外來的物品等）、運動（遊行、朝聖等）以及衣服（要非常正式）。宗教盛宴非常流行，同樣流行的還有齋戒，目的是使人們進入全身心的靜修狀態。失眠、疼痛、反複唱詩、唱歌或者吃藥都具有一樣的效果，可以使真正聖潔的人產生幻覺。
這些遺址包括一切：奇怪的地下房間、像人一樣的支柱、沒有下巴的顱骨——雖然在對宗教的考察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推測出來的，但是我認為它們是人類對新仙女木事件的宗教反應。整個世界都非常寒冷，植物瀕臨死亡，瞪羚正在消失。這些使得人們很自然地會向上天、神靈以及祖先尋求幫助，人們也很自然地選出特別的人和特別的地點來與神聖的世界進行交流。柯爾梅斯·德雷的那個聖壇，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擴音器，放大人們尋求幫助的聲音。
公元前9600年新仙女木事件結束後，世界變得暖和，此時側翼丘陵區與3000年前的情形並不一樣，當時世界在經曆了冰河時期後也開始變得暖和。全球變暖也沒有兩次踏進同樣的社會。在早期的溫暖時期，諸如恩·馬拉哈地區的人們開心地享受著自然界的豐富資源，而公元前9600年後側翼丘陵區的人們則將大量的資源投入了宗教。公元前9600年之後建立的很多地方都有精心埋葬的人類和野牛的顱骨，還有一些看起來像公共聖壇的大型地下房間。在敘利亞的傑夫阿瑪地區，法國考古學家在一個大的地下房間周圍發現了10所多功能的房子。一張凳子上擺放著一個人類頭顱，在房間的中間，是一個沒有頭的骨架。這看起來就像是活人獻祭。
最令人驚訝的要數哥貝克力山丘。它坐落在山頂上，可以俯瞰土耳其南部。自1995年以來，德國和土耳其的挖掘者已經挖出了四個凹陷的房間，高10英尺，寬30英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000年或者更早。就像那些在柯爾梅斯·德雷發現的更小、更早的房間一樣，每一個房間都特意填滿了東西。房間裏都有t形石柱，有的石柱甚至有7英尺高，雕有動物紋飾。根據古地磁測年法，至少還有15個巨石遺跡埋在地下。這個遺址可能總共有200個石柱，其中許多都不止8噸重。挖掘者還在一個礦場發現了一個重達50噸、高約20英尺的未完成的石柱。
早期的人類僅靠打火石完成了這些工程。雖然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為什麽這個特別的山頂會如此的神聖，但它看起來確實像一個宗教聖地。也許它是一個歡度節日的地方，幾百個人在這裏一次聚上幾周，雕刻石柱，然後把石柱拉到房間立起來。不過，有一件事我們可以肯定：曆史上從沒有這麽大規模的集體合作。
人類並不是被動地接受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他們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希望在麵對災難時獲得神靈和祖先的幫助。雖然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懷疑這些神靈以及祖先的靈魂是否真的存在，但是宗教儀式卻可以被當做社會黏合劑。毫無疑問，那些相信通過宗教儀式會獲得神靈幫助的人會更加堅強地麵對困難，並且無論情況多糟，都能團結在一起。
到了公元前10000年，側翼丘陵區的發展早已領先於世界上的其他地區。大部分地區的大部分人仍然不停地在洞穴和野外之間變換著住處，就像2004年在中國的龍王發現的遺跡那樣，唯一能夠證明他們活動的就是一些燒土遺跡。在這個遺址發現的一塊破碎的頁岩或許隻是一塊普通的石鏟，意味著人工種植穀物的時期開始了，但是這裏沒有像阿布胡賴拉丘那樣飽滿的黑麥種子，更不用說諸如穆賴拜特和柯爾梅斯·德雷那樣的遺址了。美洲最廣為人知的遺址要數一間裝滿了彎彎的小樹苗的小屋，它是由一群細心的挖掘者在智利的蒙特沃爾德發現的。在印度，考古學家還沒有更多發現。散落的石器是唯一可以證明有人類活動的證據。
一個與眾不同的西方世界正在形成。 變化的天堂：人類生產方式的巨變
到了公元前9600年，地球再一次變得暖和。這一次，側翼丘陵區的人們已經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牧草了。他們馬上（所謂的馬上，是在當時看來）又開始了耕種。到了公元前9300年，約旦河穀地區種植的小麥和大麥的種子比那些野生的種子要大得多，人們也開始修剪無花果樹，以提高產量。目前世界已知的最古老的穀倉——黏土建造的小屋，寬和高各10英尺——就是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出現在約旦河穀的。在那個時候，人工種植已經在側翼丘陵區至少7個地區發展起來了，從現在的以色列到土耳其的東南部。到了公元前8500年，飽滿的穀物種子在整個地區都已經很常見了。
以現代的標準來看，這個地區的變化發生得非常慢，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千年裏，側翼丘陵區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差異越來越明顯。這個地區的人們不知不覺中改變了植物的基因，使得這些植物隻能人工種植，必須依靠人類來生長。就像狗一樣，這些植物需要我們，正如我們需要它們那樣。
像動物一樣，這些植物進化了，因為它們的dna傳到下一代時發生了隨機突變。植物的突變偶爾會增加植物繁殖的概率。當環境也發生變化的時候，這種情況就變得相當普遍，就像永久性村莊的產生使得小型、溫順的狼比那些龐大、凶猛的狼更受歡迎，或者就像人工種植使得飽滿的種子比個頭小的種子更具優勢。我之前已經提到過，野生穀物的繁殖需要等它的種子成熟後落到地麵，外殼破碎，然後種子才能生長。但是有一些植物（也就是一百萬分之一或者兩百萬分之一的概率）的基因會發生隨機突變，而這個基因加固了連接種子和植物的葉軸，也加固了保護種子的外殼。當這些種子成熟後，它們並不會落到地麵，外殼也不會破碎。這些種子會等著采集者來把它們拾起。但是每一年在采集者到來之前，那些變異的植物就已經死亡了，因為它們的種子無法進入土壤，從而使這個突變成為不利的突變。如果人類搖晃這些植物，拾起掉落的種子，也會發生同樣的情況。突變的種子不會掉落，它們會再一次死亡。
考古生物學家激烈地討論著到底發生了什麽改變了這種情況，但是這往往涉及人類的貪婪。婦女（再一次，我們認為是婦女）花了大量的精力給最好的草地鋤地、除草和澆水，她們想盡量多地從她們種植的植物中獲得食物。這意味著她們每一次到草地中去都要搖晃幾次那些植物，然後她們肯定會意識到，無論她們搖得多麽用力，一些固執的種子——那些葉軸堅硬的突變植物——就是不會掉落。所以人們很可能就會直接把這個令人討厭的植物連根拔起帶回家。畢竟，小麥和大麥的植株並不重，而且我很肯定，如果我遇到這種植物的話，我也會這麽做。
如果那時婦女從一堆種子中隨意挑選一些種植，那麽這些種子中就會既有突變的種子，也有正常的種子。事實上，突變的種子會更多一點，因為有一些正常的種子在掉落後消失了。因此每一年她們種植植物的時候，所種植的突變植物的數量就會略有增加。這是個緩慢的過程，當時的人們覺察不到這個過程，但是它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就像垃圾對老鼠產生的巨大影響一樣。她們在幾千年裏，而不是一兩百萬年裏，就從基因上改變了植物。挖掘發現表明，直到公元前8500年左右，還沒有出現完全人工種植的小麥和大麥。不過，到了公元前8000年，我們在側翼丘陵區發現的植物中有一半有著堅硬的葉軸；而到了公元前7500年，幾乎所有的植物都有堅硬的葉軸了。
懶惰、貪婪和恐懼往往帶來進步。人們發現，在園子裏第一年種植穀物，第二年種植含蛋白質豐富的大豆的話，土壤就會變得肥沃，同時也令自己的飲食更加豐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種起了小扁豆和鷹嘴豆。人們把小麥和大麥在粗糙的磨石上搗碎，去除雜質。之後，他們發明了新的飲食方式——他們利用黏土烘製出防水的鍋，用來煮食。如果我們可以將當時的婦女與現代的農學家進行對比的話，正是她們做出了大部分或者說全部的創新，同時，她們也知道了如何將亞麻織成衣服。動物的皮和毛已經不受歡迎了。
當婦女在種植植物的時候，男人（很可能是男人）開始養殖動物。到了公元前8000年，牧羊人在現在的伊朗西部成功養殖了山羊，山羊的基因後來得以進化，個頭變得更大，性情變得更加溫順。公元前7000年前，牧人把歐洲野牛馴養成了今天溫順的奶牛，把野豬馴養成了家豬。在接下來的幾千年裏，他們漸漸知道，不應屠殺所有的動物來獲得食物，而應留著一些來獲取羊毛和牛奶，並且——最有用的是——可以利用它們拉車[5]。以前，人們搬運東西隻能用肩扛，自從給牛套上挽具之後，人就省力多了，因為牛能運載的貨物是人類所能運載的三倍。到了公元前4000年，牛拉犁使得植物種植和動物馴養融合在一起。人們繼續忙碌著，直到又過了6000年左右，人類才在工業革命中開始利用煤炭和蒸汽這些新能源。
側翼丘陵區的早期農民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我們在乘坐長途航班時，往往害怕旁邊坐著一個哇哇大哭的嬰兒，但是我們不妨想想早期的婦女采集者，她們每年都要背著孩子走上幾千英裏的路途去采集植物。顯然，她們並不想要太多的孩子。無論她們是有意還是無意，她們會用母乳喂養孩子到三四歲，從而減少懷孕次數（產生母乳會阻止排卵）。冰河時期的采集者很可能采用同樣的方式，但是隨著她們漸漸定居下來，她們開始不需要這麽做了。事實上，生育更多的小孩成了一個優勢，因為這會產生更多的勞動力。最近的骨骼研究表明，早期的農村婦女通常待在同一個地方，儲存著食物，生七八個小孩（其中可能有四個能存活到一歲，三個存活到生育年齡），而她的祖先隻會生五六個小孩。人們種植的作物越多，就能養活越多的孩子。當然，他們養的小孩越多，就要種植越多的作物。
於是人口激增。到了公元前8000年，一些村莊甚至有500個村民，是新仙女木事件前恩·馬拉哈等村莊的10倍。到公元前6500年，在現在土耳其的恰塔勒胡由克，人口可能已經達到了3000人。這些村莊急劇膨脹，因此，它們也就麵臨著潛在的問題。科學家通過顯微鏡對恰塔勒胡由克的沉積物進行分析，發現人們把臭烘烘的垃圾和糞便倒在房子之間，堆積如山，然後這些垃圾和糞便被踩成了塵埃和爛泥。這些髒東西會嚇退采集狩獵者，但是顯然會對老鼠、蒼蠅和跳蚤有利。我們可以從被踩成泥地的幾小塊糞便中看出，人們也在室內飼養動物。約旦艾因加紮勒遺址發現的人類骨骼表明，到公元前7000年時，肺結核已經從牛群傳染到人類。人們定居下來，種植更多的作物，增加了人口，但是這也意味著要養活更多的人，會產生更多的細菌，這些都增加了死亡率。每一個農村在剛形成時的幾代往往會迅速發展，直到它們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達到平衡。
雖然很肮髒，但很顯然，這就是人們想要的生活。采集狩獵者群體有著廣闊的地理活動範圍，但是社會活動範圍卻很狹窄：環境發生了變化，但人類沒有改變。早期農民的生活正好相反。你的一生可能都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小村莊裏——這個村莊到處都有聖壇，有盛大的節日和宴會，有住在堅固房子裏的愛說閑話的鄰居，他們的房子抹上石灰，屋頂還是防水的。在現在大多數人看來，這些小屋既擁擠，又煙霧繚繞，還散發出惡臭，但是它們卻是人類的一大進步，因為人類不用再居住在潮濕的山洞裏，也不用在下雨時在樹下縮成一團。
早期的農民改變了環境，把它變成了同心圓——在圓的中心，是他們的家，然後往外依次是鄰居、耕地和牧場。牧羊人在冬夏季節的時候，把飼養的動物趕到這些牧場。在這些牧場之外是一個野生、不受約束的世界，在這裏，有著嚇人的動物和野人等。一些挖掘者發現了一些刻有幾條線的石板，在一些考古學家看來，這些線條畫的就是林間小道。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傑夫阿瑪地區的村民和現在被阿薩德湖淹沒的一些地區的人們似乎已經開始書寫原始文字了，他們把蛇、鳥、農場動物和一些抽象的符號刻在石頭上。
我們可以認為，側翼丘陵區的人們通過將這些心理結構作用於他們的世界，也馴養了自己。他們甚至給“愛”賦予新的意義。夫妻之間的愛或者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愛是很自然的，在人類身上延續了幾百萬年，但是農業給這些關係注入了新的力量。采集者原先總是把自己的知識告訴他們的孩子，教他們如何找到成熟的植物、野生的動物以及安全的洞穴，但是農民傳給下一代的東西更具體。為了生活得更好，人們現在需要財產——房子、土地和牲畜，更不用說諸如水井、牆壁以及工具這樣的東西。顯然，第一批農民是集體主義者，他們共同分享食物，甚至還一起煮食，但是到了公元前8000年，他們建起了麵積更大、功能更多的房子，每一間房子都有專門的儲藏室和廚房。他們還有可能把土地變成了私有田地。人們開始越來越傾向於建立小型的家族，家族成為幾代人之間傳遞財產的最小單位。孩子需要這種物質的繼承，否則的話，他們會變得非常貧窮。財產的傳遞成為關乎生死的重要事情。
有跡象表明當時人們已經產生祖先崇拜。我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0年，例如柯爾梅斯·德雷地區沒有下頜的頭骨，但是隨著農業的發展，祖先的地位不斷上升。將死去的幾代人的屍體埋在房子下麵變得很常見，這種方式似乎能夠充分表現出財產與後人之間的關係。有的人還不僅僅將屍體埋在地下，他們會在屍體腐爛之後再挖出來，把頭顱拿走，然後再把無頭屍體埋入地下。他們利用石灰，在頭顱上製作出麵容，在眼眶裏裝上貝殼，然後畫出一些諸如頭發這樣的細節。
考古行業是男人的天下，而凱瑟琳·凱尼恩（kathleen kenyon）卻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考古學家。她在西岸的傑裏科遺址進行挖掘時，率先發現了這個可怕的風俗。不過現在考古學家在很多地方都發現了抹上石灰的頭顱。人們究竟對頭顱做了什麽，我們還不清楚，因為我們隻發現了那些重新被埋起來的頭顱。大多數頭顱被放在了深洞裏，不過在恰塔勒胡由克地區，我們發現了一位埋葬於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婦女，她將一個頭顱抱在胸前，這個頭顱曾不止三次被抹上石灰和塗成紅色。
早期農民與屍體如此親密的接觸會讓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感到惡心，但是顯然，這對側翼丘陵區的人們有著重大意義。大多數考古學家認為，這表明了祖先是最重要的超自然存在。祖先遺留下了財產，使活著的人不至於餓死，活著的人因此對他們表示敬意。財產的傳遞很可能是通過神聖的宗教儀式進行的，這樣就能說明為什麽有的人比其他人擁有得更多。人們也有可能利用頭顱來召喚祖先的靈魂，問他們的祖先何時開始耕種，去哪裏捕獵或者是否襲擊鄰居。
整個側翼丘陵區都出現了祖先崇拜。在恰塔勒胡由克，幾乎每家每戶都有屍體埋在房子下麵，祖先的頭顱也被抹上了石灰。在艾因加紮勒，考古學家發現了兩處深坑，坑裏有真人大小的塑像和半身像，是用塗上石灰的蘆葦做成的。一些雕像有雙人頭，大部分雕像都有大大的眼睛。最令人驚訝的是，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土耳其東南部恰約尼地區的人們建起了被挖掘者稱為“死亡之屋”的地方。在祭壇後麵，藏著66個頭顱和400具骷髏。化學家檢測出，祭壇裏的沉積物是人類和動物的血紅蛋白結晶。黏土碗上有更多的人血，並且另外兩個房子裏也有沾滿血汙的祭壇，其中一個祭壇上還刻著人頭。這相當令人難以置信。它聽起來就像是一部驚悚電影——受害者被綁到祭壇上，掙紮著，牧師用鋒利的火石割開他們的脖子，然後把他們的頭鋸下，儲藏起來，敬奉者喝著他們的鮮血……
或許不是這樣。考古學家挖掘出來的東西並不能證實或者推翻這樣的假想。不過，這些塑像以及“死亡之屋”似乎暗示出現了宗教專家，他們用某種方式令人們相信，他們能夠接近超自然力量。也許他們能夠進入昏睡狀態，也許他們能夠更好地描述幻覺。無論是出於什麽原因，牧師可能是第一個享有製度化權威的人。也許，這就是根深蒂固的等級製度的起源。
無論正確與否，等級製度在家庭內部發展得最快。我已經說過，在采集狩獵社會，男人和女人各自扮演著不一樣的角色。男人主要進行狩獵活動，而女人主要負責采集活動。不過現代研究表明，馴養進一步加劇了性別之間的分工，把婦女限製在了家裏。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使得大多數婦女把大部分時間花在了懷孕以及照顧小孩上。農業的變化——很可能是婦女帶來的變化——更加強了這種現象。人工種植的穀物比野生穀物需要更多的加工處理。因為婦女可以一邊照看嬰兒，一邊在家打穀、研磨和烘烤，所以這些就變成了婦女的工作。
當出現土地遼闊而勞動力不足的情況時（如早期的耕種時期），人們往往開墾大片土地，男人和女人共同鋤地和拔草。如果出現人口增長，而農田的產量卻沒有增加的情況（就像公元前8000年後的側翼丘陵區那樣），人們就會更努力地耕作，通過施肥、犁地，甚至灌溉從每一塊土地上獲得更多的食物。所有的這些工作都需要上半身的力量。有很多女人跟男人一樣強壯，但是隨著農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男人負責戶外工作，女人則負責室內工作。成年男人在農田裏耕作，男孩照料牲畜，婦女和女孩做著比以前更加明確的室內工作。考古學家在阿布胡賴拉丘發現了162具公元前7000年的骷髏，通過研究，考古學家發現了令人驚訝的性別差異。男人和女人的上背椎骨都變大了，這很可能是因為他們頭上經常頂著沉重的物體，但是隻有女人的腳趾有關節炎，這是因為她們在研磨穀物的時候，長時間跪著，用腳趾發力。
除草、清理石塊、施肥、澆水和犁地都能增加產量，並且繼承一塊精心照料的土地，而不僅僅是任意的一塊土地，對一家人的財富來說有很大的差別。公元前9000年後宗教的發展方式表明人們開始在意祖先和繼承，我們不妨認為正是從這個時候，他們開始把宗教儀式與其他製度結合起來。麵對著這麽多的危險，現代農民想要確保將來繼承自己財產的人是他們的親生孩子。采集者對性的隨意態度使得男性產生了對女兒婚前貞潔以及妻子婚外行為的諸多擔憂。傳統農業社會的男性一般在30歲左右結婚，也就是在他們繼承財產之後，而女性一般在15歲左右結婚。雖然我們不能確定這種模式是在農業產生的同時產生的，但是這很有可能。例如，公元前7500年之前，一個女孩往往是在父權下成長的，到青少年時期，她從父權手中被移交到夫權手中。婚姻可能會成為財富的來源，例如一個已經擁有大量土地和牲畜的人與另一個財產相當的人結婚時，就會鞏固他們已有的財產。富有的人變得更加富有。
有值得繼承的東西就意味著有值得被偷的東西。公元前9600年之後，側翼丘陵區的防禦工事和有組織的爭鬥迅速增多，這顯然並非巧合。現代采集狩獵者的生活充滿暴力，由於沒有真正的等級製度約束他們，年輕的狩獵者往往認為殺人是解決爭端的最好辦法。在很多集體中，這就是死亡的主要原因。為了能夠住在一起，人們不得不學會處理人與人之間的暴力。那些能夠處理這些暴力的人將發展得很好，並且能夠利用暴力從其他部落奪取物品。
最引人注目的證據是在傑裏科遺址發現的。史上關於傑裏科的各種記載，莫過於《聖經》裏的故事最廣為人知：約書亞率以色列大軍圍攻傑裏科，鼓號齊鳴六天六夜，終於在第七天城牆倒塌，大軍摧毀了傑裏科。50年前，凱瑟琳·凱尼恩在這裏挖掘的時候，她確實發現了城牆——但是，不是約書亞摧毀的那堵牆。約書亞生活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而凱瑟琳·凱尼恩所發現的像堡壘一樣的城牆比這還要早8000年。凱瑟琳·凱尼恩認為，這些高12英尺，寬5英尺的堡壘是用來防禦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300年。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顯示，凱瑟琳·凱尼恩可能犯了一個錯誤。她所謂的“堡壘”實際上是由不同時期建造的幾堵小牆組成的，當初修建這些牆也許是為了阻擋河流。不過，她的第二個偉大發現——一個25英尺高的石塔很可能就是用來防禦的。就當時最先進的武器而言——將一塊磨尖了的石頭綁在棍子的一端，這確實是一個強大的堡壘。
除了側翼丘陵區，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地方的人們有這麽多要防禦的東西。在公元前7000年，這個區域之外的所有人幾乎都是采集者，根據季節的變化轉移地點，他們建立村落的地點，例如現在巴基斯坦的梅赫爾格爾和長江三角洲的上海，以傑裏科的標準來說，根本算不了什麽。如果地球上其他地方的采集狩獵者能夠被空運到恰約尼或者恰塔勒胡由克，我想，他們一定不會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這裏沒有他們那樣的洞穴或者小木屋，取而代之的是繁華的城鎮，鎮上有堅固的房子、大量的食品儲存，以及讓人驚歎的藝術和宗教遺址。他們會發現自己勞作辛苦，壽命短，而且還養著一群令人討厭的細菌；他們會和那些富人以及窮人接觸，對男人的權威以及父母的權威感到惱怒或者高興；他們甚至還可能發現，一些人能夠在宗教儀式中殺死自己；他們也可能疑惑，為什麽人類要讓自己遭受這一切？ 前進和繁殖：農業的延伸
讓我們從產生等級製度和繁重工作的史前側翼丘陵區快速前進一萬年到1967年的巴黎。
對於巴黎大學楠泰爾學院校園的中年男管理員來說（源自於恰塔勒胡由克地區的父權製），他們管理的女學生不能進入男生的宿舍（反之亦然）。對於這些年輕人來說，他們顯然不能理解這樣的規定，但是300代以來年輕人不得不遵守這樣的規定。不過現在不再是這樣了。隨著冬季的來臨，學生們對長者的權威發起挑戰，希望決定自己的愛情生活。1968年，丹尼爾·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現在歐洲議會中一位受人尊敬的綠黨成員，以前曾經是一個學生激進分子，被稱為“紅色丹尼”）發動了“五月風暴”，開啟了一連串學生運動的序幕。學生走上街道示威，與武裝警察發生衝突。路障和焚燒的汽車使得巴黎癱瘓。法國總統戴高樂秘密會見了他的上將，想尋求軍隊的支持。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密歇根大學年輕的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薩林斯早年因寫過一係列關於社會進化的書以及對越南戰爭的批判而聞名。現在他放棄了在安娜堡（他毫不留情地將安娜堡稱為“一個隻有小巷的小大學城”）學習的機會，轉而去法蘭西學院求學，法蘭西學院是人類學和學生激進主義的聖地。隨著危機的加深，薩林斯向《摩登時代》（les temps modernes）雜誌投了一篇文章，後來這篇文章成為有史以來人類史學方麵最有影響力的文章之一。
學生中的激進分子在楠泰爾的牆上潦草地寫著：“打開托兒所、大學以及其他牢籠的大門。由於教師和考試，我們的競爭從6歲就開始了。”薩林斯的文章為學生提供了某些東西：不是答案——無政府主義者很可能並不想要答案，但至少是某種鼓勵。薩林斯認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社會“為不可實現的事物——無限的需求建立了聖地”。我們遵從資本主義的準則，努力賺錢，所以我們能夠通過購買那些我們並不需要的東西來滿足我們無限的需求。薩林斯建議，我們可以學學采集狩獵者。他解釋道：“世界上最原始的人類，幾乎沒有任何財產，但是他們並不貧窮。”這聽起來就像一個矛盾的觀點：薩林斯認為采集者一般一周隻工作21～35個小時——比巴黎工廠的勞動者，甚至可能比學生的工作時間還短。采集狩獵者沒有汽車，也沒有電視，但是他們並不需要這些東西。他們的收入很少，但是他們的需求更少，薩林斯認為，正是因為這樣，他們生活在“原始富足的社會”。
薩林斯提到了關鍵的一點，他問道：如果得到的報酬是工作、不公平和戰爭的話，為什麽農業社會要取代采集社會？但農業社會確確實實取代了采集社會。到了公元前7000年，側翼丘陵區的采集業已完全被農業取代。公元前8500年之前，人工種植的穀物就已經傳到塞浦路斯，到公元前8500年，就傳到了土耳其中部。到了公元前7000年，完全人工種植的植物就已經傳到了以上所有的地區，並向東傳到了巴基斯坦（或者有可能是巴基斯坦自己發展起來的）。它們在公元前6000年到達了希臘、伊拉克南部和亞洲中部，在公元前5500年到達埃及和歐洲中部，在公元前4500年到達大西洋沿岸。
幾十年來，考古學家一直對事情發生的原因爭論不休，但始終沒有達成一致意見。例如，在最近一個權威評論的末尾，劍橋大學的格雷姆·巴克（graeme barker）給出了他所能給出的最好結論，農民“用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速度和出於不同的理由代替了采集者，但是他們麵對的挑戰是相似的”。
雖然整個過程雜亂無章——這個過程經曆了幾千年，穿過了幾個大陸，怎能不混亂？但是如果我們記得這隻是關於地球獲得能量之鏈的過程，那麽我們就能明白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軌道的變化意味著地球能獲得更多的太陽能，光合作用將一部分太陽能轉化成了化學能，新陳代謝將一部分化學能轉化成了動能，農業使得人類能夠從動植物中獲取更多的能量來滿足自己的需求。雖然害蟲、肉食動物和寄生生物吸收了其中一部分能量，但還是有很多剩餘的能量。
像植物和其他動物那樣，人類主要通過有性繁殖來釋放多餘的能量。高出生率意味著新的村莊可以迅速發展，直到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都被耕種，然後出現疾病和饑餓，最後死亡率和出生率相平衡。一些村莊就這樣穩定發展，總是在崩潰的邊緣徘徊著；而在另一些村莊，則有一些大膽的人決定重新開始。他們也許會走上一個小時到同一個村莊或平原上的一塊空地（也許不太合人意）——或者長途跋涉幾百英裏尋找他們聽說過的綠色牧場。他們甚至還可能漂洋過海。毫無疑問，很多冒險家都失敗了，衣衫襤褸、饑腸轆轆的幸存者夾著尾巴灰溜溜地回來了。不過，有一些人成功了。人口數量急劇增長，直到死亡率趕上了出生率。
當大多數農民擴張到新的領土時，他們發現采集者已經生活在那裏了。這讓我們很容易想到西方老電影中的場景：農民搶掠牛群，剝去采集者的頭皮，雙方用弓箭互相攻擊。不過現實可能沒這麽戲劇化。考古學家研究發現，每一個地區的首批農民往往定居在與當地采集者不同的區域。這一點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因為最好的農田和最好的采集地很少有重疊的。至少，在初期，農民和采集者可能互相忽視。
當然，最後，采集生活消失了。今天，你在托斯卡納或者東京郊區已經看不到狩獵者或者采集者在修剪過的地方覓食了。農業人口迅速增長，僅僅幾個世紀就占領了最好的土地，直到他們沒有其他選擇，隻好入侵（在他們眼裏）采集者生活的邊緣地帶。
關於接下來發生了什麽，主要有兩個理論。第一個理論認為，農民從根本上摧毀了原始富足的社會。疾病是其中一個原因，老鼠、牲畜以及永久性村莊毫無疑問使得農民沒有采集狩獵者那樣健康。不過，我們不能將這種傳染病與1942年之後奪取幾百萬美洲原住民性命的傳染病相比。農民與采集者隻是隔著幾英裏的森林，而不是不可穿越的海洋，因此他們之間疾病的差異並不是非常大。
但是，即使沒有大規模的屠殺，數量的多少還是起著決定性作用。如果采集者決定和農民打一仗，就像很多現代殖民地那樣，他們就有可能摧毀奇怪的農業村莊，不過，會有更多的農民前來，攻破他們的防線。另外，采集者可以選擇逃跑，但是無論他們撤退多遠，新的一批農民最後還是會出現，他們會砍掉更多的樹，到處傳播細菌，直到采集者被打敗，而這片土地農民也不能利用了，就像西伯利亞和撒哈拉沙漠的情況那樣。
第二個理論認為，以上這些情況都沒有發生，因為大部分區域出現的首批農民並不是來自側翼丘陵區的移民的後代。他們是定居下來的當地采集狩獵者，最後自己成了農民。薩林斯的觀點使得農業與原始富足的社會相比一點也不吸引人，但是采集者很可能並沒有麵臨兩種生活方式的選擇。農民不會進入采集者的林地。相反，他會首先進入一個沒有像他那樣精耕細作的村莊（也許沒有開始使用犁耕地和施肥），然後進入精耕細作程度更低的村莊（可能燒毀森林，種植植物，直到長出野草，之後他們繼續遷移），最後，他會進入那些完全依賴於采集狩獵的社會。思想、人口和細菌在這個廣闊的接觸帶不停地來回流動。
當采集者意識到他們的鄰居能夠以更加集約的辦法殺死他們賴以生存的野生植物和動物時，他們沒有對農民發動進攻或者逃跑，而是加入了這個群體，加強了自己的耕作。人們並沒有用農業完全取代采集業，而是決定少花一點時間進行采集，多花一點時間種植。之後，他們可能要決定是否要除草、犁地和施肥，不過——重複之前提到的情景——這隻是從原始富足社會邁向繁重勞作和慢性疾病的一小步。整體說來，在經曆了幾百年，跨越了幾千英裏後，那些向農業靠近的采集者人口數量增多了，而那些固守自己傳統方式的人減少了。在這個過程中，農業的“邊界”延伸了。沒有人選擇等級製度和更長的工作時間，婦女也不喜歡患有關節炎的腳趾，這些東西悄悄地降臨到他們身上。
無論考古學家挖掘出多少石器、焚燒過的種子或者地基，他們都無法證明其中的任何一個理論。不過基因學再一次提供了（部分）幫助。20世紀70年代，斯坦福大學的盧卡·卡瓦利-斯福紮（luca cavalli-sforza）對歐洲血型和核dna進行了一項大規模的研究。他的團隊發現從東南部到西北部，基因頻率的變化相當一致。他們指出，這證實了考古學家所說的農業傳播方式。他們得出結論：在亞洲西部的移民把農業帶到歐洲後，他們的後代大規模地替代了原始采集者，把剩餘的采集者逼退到遙遠的北部和西部。
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colin renfrew）認為語言學也支持卡瓦利-斯福紮的觀點。他認為，第一批農民不僅用西南亞的基因替代了歐洲的基因，還用側翼丘陵區的印歐語係代替了歐洲的本土語言，出現了諸如巴斯克語這樣孤立的語言。農業社會對原始富足社會的取代在歐洲人的血液和語言中體現了出來。
起先，這些新的證據隻是引起學者們更多的爭論。語言學家馬上就挑戰了倫福儒的觀點，認為如果歐洲語言真的是在六七萬年前從同一個祖語中分離出來的話，那麽它們之間的差異就會更大。1996年，布萊恩·賽克斯（bryan sykes）帶領的牛津團隊在基因學方麵挑戰了卡瓦利-斯福紮的觀點。賽克斯研究的是線粒體dna而不是卡瓦利-斯福紮研究的核dna。他發現，傳播路線並非像斯福紮所說的那樣自東南向西北傳播，而且由於這個傳播路徑太混亂，無法輕易地在地圖上表現出來。賽克斯發現六組基因宗譜，隻有其中一組能夠與來自亞洲西部的農業移民相聯係。賽克斯認為，其他五組的曆史更加久遠，可以追溯到25000～50000年前。他總結道，所有的這些都表明了歐洲第一批農民主要來自那些決定定居下來的原住采集者，而不是來自側翼丘陵區的移民後代。
卡瓦利-斯福紮和賽克斯的團隊在1997年《美國人類遺傳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ics）上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不過之後，他們的觀點開始慢慢融合。卡瓦利-斯福紮現在認為來自亞洲西部的農業移民占了歐洲人dna中的26%～28%，賽克斯則認為這個數字是20%。要說每三四個歐洲人中就有一個是西南亞移民的後代，這種說法雖然過於簡單，但也沒有太大的錯誤。 猜測與預言：東西方的生產活動對比
無論是卡瓦利-斯福紮還是倫福儒，又或者是賽克斯的觀點——即使是他們之間達成的妥協——都無法令楠泰爾的學生高興，因為所有的這些理論都認為農民將不可避免地代替采集者。基因學和考古學認為，競爭與考試或者教師無關，因為競爭一直伴隨著我們。這意味著不管如何，事情大體上都會像現在這樣發展。
但是，這是真的嗎？畢竟，人類有自由意願。懶惰、貪婪和恐懼或許是曆史發展的動力，但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從中做出選擇。如果歐洲第一批農民中至少有3/4是原始采集者的後代，那麽顯然，史前歐洲人很可能會停止耕作——如果他們中有相當多的人抵製人工種植的話。那麽，為什麽這種情況沒有發生呢？
有時候事情就是這樣的。在公元前5200年前的幾百年前，農業從現在的波蘭傳播到巴黎盆地之後，停止了傳播。在1000年裏，幾乎沒有農民進入巴黎盆地與波羅的海之間五六十英裏的土地，波羅的海地區的采集者也很少有人從事更加集約的耕作。在這兒，采集者保留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沿著農業/采集的斷層線，我們發現了大量加固了的定居點和被鈍器殺死的年輕人的骨骼，骨骼左邊是他們的頭顱——如果他們是麵對麵搏鬥，用手抓著石斧的話，就會出現這種情形。一些大型的墳墓甚至就是發生屠殺的地點。
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7000年前，在歐洲北部平原的邊緣發生了怎樣的情況，但是地理和經濟對確定農業/采集邊界的作用與文化和暴力的作用一樣大。波羅的海的采集者生活在一個寒冷的伊甸園，這裏豐富的海洋資源供養著村莊裏密集的人口。考古學家已經挖掘出大量的貝殼和盛宴的殘餘物，這些東西在村莊的周圍堆積如山。顯然，豐富的自然資源使得采集者能夠自給自足：有足夠多的采集者可以對抗農民，但是為了養活自己，其中一部分人不得不轉向農業生產。同時，農民發現，那些原先在側翼丘陵區人工種植和養殖的動植物在這個遙遠的北部生長得並沒有那麽好。
我們不知道為什麽在公元前4200年之後，農業會最終移至北部。一些考古學家強調是推力的作用，認為農民的數量已經增加到一定程度，所以他們壓製了所有反對的聲音；另一些人強調是拉力的作用，認為采集社會自身的危機使得北部受到侵略。但是無論結局怎樣，波羅的海的這個特例表明，一旦側翼丘陵區出現了農業，原始富足的社會將無法存續。
我這麽說並不是在否定自由意願的存在。那樣的話會很愚蠢，雖然有很多人會受到誘惑而否定自由意願的存在。例如，偉大的列夫·托爾斯泰在他的小說《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結尾就用奇怪的附錄否認曆史上的自由意願——說它奇怪，是因為這本書描寫了各種痛苦的決定（和優柔寡斷）、思想的突然轉變和很多帶來嚴重後果的愚蠢錯誤。托爾斯泰認為，盡管如此，“曆史上的自由意願隻是一種表達，這種表達暗示著我們並不知道人類曆史的規律”。他繼續說道： <blockquote>
認為人的自由意願能夠影響曆史事件，就如同認為移動天體的自由力量與天文學相關……如果有一個天體可以自由移動，那麽開普勒定律和牛頓定律都將無效，並且關於天體運動的任何理論都將不複存在。如果有任何一個行動是出於自由意願，那麽也就不會有曆史規律的存在，同樣消失的還有對曆史事件的看法。 </blockquote>
這是一派胡言。高級的一派胡言，再高級也是一派胡言。在任何一天，任何一個采集者都可以決定不再進行集約生產，任何一個農民也可以從自己的土地或者磨石邊走開，去收集堅果或者捕殺野鹿。顯然，有些人這麽做了，於是對他們自己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長遠來看，這並不重要，因為對資源的競爭意味著那些繼續耕作或者更加辛勤耕作的人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源。農民們養育更多小孩，飼養更多牲畜，開墾更多田地，和采集者有著更深的矛盾。就像公元前5200年波羅的海的情形那樣，農業的擴張在適當的時候放慢了腳步。但是這種情況並不能一直持續下去。
毫無疑問，農業也會受到當地條件的限製（例如，在公元前6500～前6000年，過度放牧使得約旦河穀變成了一片沙漠），但是除了像新仙女木事件這樣的氣候災害，世界上的所有自由意願都無法阻止農業生活方式向所有適宜的地方擴展。當智人與溫暖、潮濕和穩定的氣候以及能夠被種植和馴化的動植物聯係起來，農業的發展就變得不可避免。
到了公元前7000年，歐亞大陸西端那些充滿活力的、開放的農業社會與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不一樣。這時，我們可以將“西方”與其他地方區分開來。但是，西方與其他地方之間的差異並不是永久性的。在接下來的幾千年裏，在幸運緯度帶上，大約有6個地區的人們開始獨立發展農業。
在側翼丘陵區之外，農業發展最早也最明顯的地方就是中國。公元前8000～前7500年之間，長江流域的人們就開始種植稻；公元前6500年，中國北部的人們開始種植粟；粟和稻分別在公元前5500年和公元前4500年完全人工種植；野豬也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之間被馴化。最近的研究發現，耕種在西半球幾乎同時開始。公元前8200年，南瓜在秘魯的南充克流域已經開始人工種植；公元前7500～前6000年，墨西哥瓦哈卡的人們也開始種植植物。公元前6500年時，南充克流域已經出現了花生。雖然考古證據顯示，公元前5300年，瓦哈卡地區野生的類蜀黍轉變為人工種植的玉米，不過基因學家懷疑這個過程實際發生得更早，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
顯然，中國和西方的馴養與側翼丘陵區沒有關係，不過發生在流經巴基斯坦的印度河的情況就沒有那麽明朗了。公元前7000年左右，人工種植的大麥、小麥，馴養的綿羊和山羊突然在梅赫爾格爾出現了，很多考古學家認為是來自側翼丘陵區的移民把它們帶到那兒的。小麥的出現尤其引人注意，因為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夠將當地野生的小麥與在梅赫爾格爾周圍出現的人工種植的小麥區分開來。植物學家還沒有對這個地區進行徹底的研究（甚至那些在這塊土地上到處尋找這些部落領地的巴基斯坦軍隊也並不十分了解），所以這兒可能會給我們帶來驚喜。雖然現有的證據表明印度河流域的農業確實是由側翼丘陵區發展而來的，但是我們要看到，這個地區的農業以自己的方式迅速發展著：在公元前5500年，人們馴化了當地的瘤牛；公元前2500年出現了一個先進、有文化的城市社會。
公元前7000年左右，撒哈拉沙漠的東部比現在要潮濕得多，每一年的夏季都有大量的季風雨注入湖中，即便如此，它還是不適宜居住。顯然，在這裏，逆境是“發明之母”：牛和羊不能在野外生存，但是如果采集者將它們從一個湖趕到另一個湖，就能使這些動物生存下來。公元前7000～前5000年之間，采集者把自己變成了牧民，把野生的牛和羊變成了體型更大、性情更加溫順的動物。
到了公元前5000年，在兩個高原地帶也出現了農業，其中一處在秘魯，人們在這裏放牧著美洲駝，采集著變異的奎奴亞藜種子；另一處是新幾內亞島。考古學家在新幾內亞島的發現和在印度河流域的發現一樣有爭議，但是現在我們可以肯定，公元前5000年時，高地的人們放火燒毀森林，抽幹沼澤，種植香蕉和芋頭。
這些地區的發展曆史都大不相同，但是，就像側翼丘陵區一樣，每一個都是特色鮮明的經濟、社會以及文化傳統的起點，這些傳統流傳至今。在這裏，我們終於可以回答那個從第一章起就一直困擾我們的問題了，那就是如何定義西方。曆史學家諾曼·戴維斯對各種所謂“彈性地理”的西方定義做出了批判。他認為，這些定義“隻是為了擴大作者的利益”。戴維斯不分精華糟粕全盤否定，並且拒絕談論西方。多虧了考古學家提供的時間深度，我們現在能夠做得更好。
現代社會的偉大文明都要追溯到冰河時期末期馴養的開始。我們沒有必要因為戴維斯的觀點而不把“西方”作為分析範疇：它隻是一個地理術語，指的是那些由歐亞大陸最西部的核心馴養地區發展而來的社會。公元前11000年之前把“西方”作為一個與眾不同的地區來討論毫無意義，當時的耕作剛剛開始讓側翼丘陵區變得不同。隻有在公元前8000年之後，“西方”這個概念才變成一個重要的分析工具，但是其他農業核心也開始出現。到了公元前4500年，西方擴張，包括了歐洲大部分的地區，並且在過去的500年裏，殖民者把美洲、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西伯利亞都納入了“西方”。因此，把“東方”定義為那些在公元前7500年由中國最東部的核心馴養地區發展而來的社會再自然不過了。我們同樣也可以談論具有可比性的西方、南亞、新幾內亞和非洲的傳統。我們問為什麽西方統治世界，實際上是問為什麽是從側翼丘陵區農業核心發展而來的社會而不是從中國、墨西哥、印度河流域、撒哈拉東部、秘魯或者新幾內亞的農業核心發展而來的社會統治著我們的地球。
我的腦海中馬上就浮現出一個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解釋：側翼丘陵區的人們——第一批西方人——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早幾千年開始發展農業，是因為他們更加聰明。當他們穿過歐洲時，他們把自己的聰明才智通過基因和語言傳遞了下來。1500年之後，歐洲人就利用自己的智慧將地球上的其他地方殖民化。以上這些就是西方得以統治世界的原因。
就像我們在第一章討論的種族論那樣，這個解釋毫無疑問也是錯誤的。至於原因，進化學家和地理學家賈雷德·戴蒙德已經在他的經典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中做出了有力的解釋。戴蒙德認為，自然是不公平的。側翼丘陵區比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早幾千年出現農業，不是因為那裏的人們特別聰明，而是地理因素使然。
戴蒙德認為，雖然現在地球上約有20萬種植物，但是隻有幾千種是可以食用的，其中隻有幾百種可以人工種植。事實上，我們今天消耗的熱量中超過一半是來自穀物，其中最重要的穀物包括小麥、玉米、稻、大麥和高粱。這些從野生狀態進化而來的穀物並不是在全球範圍內均勻分布的。在65種最大、最有營養的種子中，有32種生長在亞洲東南部和地中海盆地的野外，而亞洲東部隻有6種，美洲中部有5種，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種，北美洲也是4種，澳大利亞和南美各有2種，歐洲西部有1種。如果人們（就整體而言）是完全一樣的，並且世界上所有的采集者都一樣懶惰、貪婪和恐懼，那麽側翼丘陵區的人們之所以比其他人更早開始種植植物和馴養動物是因為他們有更多好的原材料。
側翼丘陵區還具有其他優勢。野生小麥和大麥隻需要一個基因突變就能被馴化，但是將類蜀黍變成玉米卻需要幾十個基因突變。公元前14000年左右進入北美洲的人不會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懶惰、更貪婪，他們種植類蜀黍而不是小麥，這也沒有什麽錯。在西方，沒有野生的小麥。移民也不能將馴化作物從東方帶到西方，因為隻有美洲和亞洲之間出現大陸橋的時候，他們才能進入美洲。公元前12000年左右，當上升的海平麵還沒有淹沒大陸橋時，他們還沒有馴化作物可以攜帶。當出現馴化的糧食作物[6]時，大陸橋已經被淹沒了。
在馴養動物方麵，機遇再一次青睞了側翼丘陵區。世界上有148種大型哺乳動物（重量超過100磅），直到1900年隻有14種被馴養，其中有7種原產於亞洲西南部。世界上5種最重要的馴養動物中（綿羊、山羊、奶牛、豬和馬），除了馬之外，在側翼丘陵區都有野生原種。在14種被馴養的動物中，東亞有5種，而南美隻有1種。北美、澳大利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一種也沒有。當然，非洲到處都是野生動物，但是在馴養諸如獅子和長頸鹿這樣的物種時，顯然具有極大的挑戰性——獅子會吃掉你，而長頸鹿跑得比獅子還快。
但是，我們不應該認為側翼丘陵區的人們首先發展了農業是因為他們在種族上或者文化上更加優越。因為他們生活的環境比其他地方有更多適合種植的植物和馴養的動物，因此，他們率先發展了農業。中國的野生動植物的資源雖然比不上側翼丘陵區，但條件也比較優越。大概2000年之後，中國也開始了種植植物和馴養動物。又過了500年才出現了撒哈拉沙漠的牧民，當時他們馴養綿羊和牛群，因為沙漠裏無法種植作物，這些牧民沒有變成農民。新幾內亞高地的人麵臨著相反的問題，他們隻有一些可以種植的植物，但沒有適合馴養的大型動物。他們需要再過2000年才能發展為農民，並且永遠也不會成為牧民。不像側翼丘陵區、中國、印度河流域、瓦哈卡和秘魯那樣，撒哈拉和新幾內亞的農業核心沒有發展自己的城市和文明——不是因為他們不夠優越，而是因為他們缺少自然資源。
與非洲和新幾內亞地區的人們相比，美洲原住民有更多的事可以做，但比不上側翼丘陵區和中國的人們。瓦哈卡和安第斯山地區的人行動迅速，在新仙女木事件結束後的2500年裏就種植起了植物（不過沒有馴養動物）。火雞和美洲駝是除了狗之外，他們可以馴養的兩種動物，而這還要再經曆幾個世紀。
澳大利亞的資源最有限。最近的挖掘表明，澳大利亞人嚐試過鰻魚養殖。如果再給他們幾千年時間的話，他們或許也能建立馴養和種植的生活方式。然而，在18世紀，歐洲侵略者征服了他們，帶來了小麥和綿羊。
就目前我們所說的，不管哪裏的人似乎確實都一樣。全球變暖給了每個人新的選擇，包括勞動量更少、勞動量不變和吃得更多，或者生更多的小孩，即使這意味著要更辛勤地勞動。新的氣候狀況也使人們能夠選擇在更加龐大的群體生活，不用那麽頻繁地四處遷移。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那些不做改變、生育更多小孩和更加辛勤勞動的人就會排擠那些做出不同選擇的人。自然因素使得西方首先開始了這個過程。 伊甸園之東：中國最早期的農業文化和西方有多大差別
也許宣揚長期注定理論的人會同意這種觀點，也許任何地方的人們真的是完全一樣的，也許地理因素確實對西方更加有利。但是，曆史不僅僅是由天氣和種子的大小決定的。顯然，人們在勞動得更少、吃得更多和供養更多的人口之間做出的選擇也很重要。故事的結局往往在一開始就決定了，也許今天西方得以統治世界的原因是因為一萬年前在側翼丘陵區建立的文化和後來發展起來的西方社會比世界上其他核心地區的文化都更有潛力。
接下來，讓我們看一下在西方之外，起源於中國的記載最為詳細、曆史最為悠久，並且（在我們現在的時代）最為強大的文化。我們需要找出中國最早期的農業文化和西方的農業文化有多大的差別，以及這些差別是否導致了東方和西方不同的發展方向，從而揭示為什麽西方社會得以統治全球。
直到最近，考古學家對中國早期的農業還是知之甚少。很多學者甚至認為水稻——中國最主要的食物——起源於泰國，而不是中國。1984年在長江流域發現的野生水稻表明人們曾在這裏種植過水稻，但是依然沒有直接的考古證據。問題是，雖然麵包師總要烤一些麵包，留下一些燒焦了的小麥或者大麥的種子，從而被考古學家發現，但是煮食水稻卻很少會有燒焦的種子留下。因此，對考古學家來說，要恢複古代水稻更加困難。
不過，考古學家們不久就攻克了這個難題。1988年，挖掘者在長江流域的彭頭山發現，公元前7000年左右，製陶工人開始將米糠和稻梗加入陶土中，防止陶壺在窯中破裂。有確切的證據表明，當時的人們已經開始種植這些作物了。
不過，真正的突破始於1995年，當時北京大學的嚴文明教授和美國考古學家理查德·麥克尼什（richard meish）合作（麥克尼什是世界一流的實地考察者，他在20世紀40年代在墨西哥開始挖掘的時候，在地溝裏待了5683天，令人驚歎——幾乎是我的10倍；2001年，當他在伯利茲實地考察的時候，發生事故身亡，享年82歲。據說，他在被送往醫院的途中，不停地和救護車司機說著考古學）。麥克尼什不僅給中國同行帶來了研究早期農業的專業技術，同時還帶來了生物考古學家德博拉·皮爾索爾（deborah pearsall）。這位考古學家帶來了新的科學技術。盡管在考古發現中我們很難找到水稻的蹤跡，但是所有植物都從地下水中吸收少量的矽。一些植物細胞中富含矽質，當植物腐爛的時候，就會在土壤中留下植物岩。對植物岩的研究不僅能讓我們了解當時的大米是否被食用，還能讓我們知道水稻是不是人工種植的。
嚴文明和麥克尼什在靠近長江流域的吊桶環遺址挖了16英尺深的地溝。皮爾索爾通過研究植物岩發現，公元前12000年時，人們就已經將野生稻連根拔起，帶回洞中。就像側翼丘陵區一樣，隨著全球變暖，這裏的小麥、大麥和黑麥迅速生長——這對采集狩獵者來說，是一個黃金時期。雖然植物岩無法表明稻向人工種植發展的過程與黑麥在阿布胡賴拉丘發展的過程一樣，但是新仙女木事件對長江流域的破壞和對西方的破壞一樣大。公元前10500年，野生稻在吊桶環幾乎完全消失，直到公元前9600年之後氣候變暖，野生稻才再一次出現。那個時候，粗糙的陶器碎片（很可能是來自煮食穀物的容器）已經很常見了，這比側翼丘陵區的第一個陶器早了2500年。公元前8000年左右，植物岩變得更大，表明人們開始種植野生稻。到了公元前7500年，野生穀物和人工種植植物在吊桶環一樣常見；到了公元前6500年，完全野生水稻已經消失。
自2001年開始在長江三角洲進行的一係列挖掘證實了這條時間線。到了公元前7000年，黃河流域的人們已經開始種植小麥。黃河和長江之間有一個名為賈湖的重要遺址，這個地方的人們在公元前7000年就已經種植水稻和小麥了，也可能已經馴養野豬了。公元前6000年左右，赤山的一場大火燒焦了近25萬磅重的粟米種子，這些粟米種子被儲存在8個坑裏。在一些坑的底部，粟米下麵埋著狗和豬的完整骨架（很有可能用於祭祀），這是有關中國馴養動物的最早記錄。
像西方一樣，東方種植植物、馴養動物以及發展科技的過程跨越了幾個世紀。長江流域的河姆渡的高地下水位讓考古學家們驚喜不已，這裏保留著大量被水浸過的大米、木製品和竹製品，全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到了公元前4000年，水稻已經完全被人工種植，像西方的小麥和大麥一樣，等著人類來收割。河姆渡人還馴化了水牛，用它們的肩胛骨當做鏟子。在中國北部的渭河流域，考古學家發現，在公元前5000年之後，開始慢慢地從狩獵轉向農業。這在人們使用的工具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隨著人們從開墾森林土地變為在農田上耕種，工具也從斧頭變成了石鏟和鋤頭，並且由於農民翻地翻得越來越深，鏟子也變得越來越大。在長江流域，可辨別的稻田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7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