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金戈鐵馬:東西方帝國與外來入侵者的鬥爭
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麽會落後，西方為什麽能崛起 作者：伊恩·莫裏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最美好的歸宿：東西方社會發展的衰退
“在此最完善的世界上，萬物皆有歸宿，此歸宿自然是最完美的歸宿。”在伏爾泰的經典喜劇作品《老實人》（candied）中，導師邦葛羅斯孜孜不倦地重複著他的樂觀主義哲學。在書中，邦葛羅斯先後遭遇一連串的厄運：感染梅毒，一隻眼睛失明，半截耳朵潰爛，遭人囚禁奴役，被宗教裁判所施以絞刑，甚至接連遭遇兩次地震。盡管如此，他仍然堅持“一切皆善”的說教。
當然，邦葛羅斯這個人物是伏爾泰跟讀者開了一個小玩笑，用來諷刺當代哲學的愚昧無知，但是曆史上確實曾經湧現出許多真實的“邦葛羅斯”。在公元後的前幾個世紀，東西方核心都被非常富庶的強大帝國所主宰。一位中國詩人曾這樣描寫：“帝王出遊，場麵極盡奢華。歡愉無盡，綿延數萬年。”對於羅馬帝國，古希臘雄辯家阿裏斯提得斯（aristides）更加熱情洋溢地讚歎：“為了帝國的永存，文明世界一齊祈禱。請求所有的神一起賜予這個帝國，賦予這個城市永恒的繁榮，永不消逝，直到石頭漂浮在海麵上，直到草木再不發芽。”
那麽這些“邦葛羅斯”到底做了些什麽，從而導致了圖6-1中的情形？東西方的社會發展在公元前1世紀左右達到巔峰，隨後不約而同地出現衰退。這種衰退與之前相比又更進一步。它不僅範圍更為廣泛，波及歐亞大陸兩端，而且影響程度更深，持續時間更長，長達數個世紀。截至公元400年，東方社會發展的衰退程度超過了10%；截至公元500年，西方社會的發展程度倒退了20%。據統計，西方世界社會發展占據領先地位長達14000年，本章旨在向廣大讀者展現其末尾階段，並探討這次衰退的根源所在。 <h5>圖6-1 一個舊世界——大規模衰退：古代帝國的巔峰時期、衰退時期以及瓦解時期（公元前100～公元500年）</h5>秦漢和羅馬帝國統治下的世界新秩序
古代帝國也不全是“邦葛羅斯”式的人。經曆了數百年的戰火紛飛、生靈塗炭，我在第五章中提及的“暴力的悖論”——戰爭最終引導和平繁榮的事實——才逐漸變得清晰起來。統一戰爭剛結束，秦國和羅馬帝國這兩個超級大國就在血腥殘暴的內戰中誕生。秦國很快穩定下來，並日益強大，而羅馬帝國則經曆了更為漫長的過程。
在征服戰爭中，秦朝中央集權的強製機構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但是在和平統治階段，這種機構的運作結果並不理想。公元前221年，秦國消滅了最後的敵人，但是秦始皇繼續在全國範圍內征召男丁，這一次並不是為了打仗，而是為了派遣他們修建自己的陵寢。從某種角度來看，這些人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因為他們修築了綿延數千公裏的道路和運河。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卻遠非如此。根據司馬遷的記載，作為秦朝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自命為“天子”，並寄希望於一些招搖撞騙之徒，靡費大量錢財尋求長生不老之藥。也許就像現代人買保險那樣，他花費36年時間，命令70萬男丁修建帝陵。（考古學家已經在秦始皇陵挖掘出數百人的殉葬坑。）
這個占地20平方英裏的中國墓葬建築群（大部分還未被開掘）與埃及金字塔遙相呼應，不相上下。秦始皇陵是一個工作隊於1974年挖掘水井時無意中發現的，現在已聞名遐邇。共有六千多尊真人大小的陶俑守衛著整個陵寢，它們是世界考古界的奇跡，然而令人驚奇的是，司馬遷描述秦始皇陵時根本沒有提及這些名震四方的兵馬俑。司馬遷將兵馬俑略去，轉而描述陵墓地下400碼寬、周圍環繞著水銀仿製的秦國河流的青銅宮殿。（1981～2003年的探測調查發現，陵寢地下的土壤中含有大量水銀。）司馬遷還補充說，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命令將他所有未生育過的嬪妃、知道陵寢秘密的匠人以及秦國數百名高級官吏一起在此陪葬。
秦始皇的暴政激起了社會各個階層的強烈抵抗。王公貴族加以指責，秦始皇強製將其遣送回都城；知識分子站出來反抗，秦始皇活埋了460名反抗儒生；農民發動起義，他殘忍地將叛亂者腰斬。[1]
由於秦始皇在國內實施恐怖統治，他剛駕崩就發生了大規模內亂。公元前209年的某天，故事拉開了帷幕：兩名下級官吏必須及時將征召文件送去衛戍部隊，但是由於突發暴雨，導致他們無法完成任務。而根據秦律，延誤軍務必定招來殺身之禍。根據司馬遷記錄，其中一人說：“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於是發動起義。
正如他們預料的那樣，兩名起義者很快被處死，但是他們的義舉很快傳遍全國。不出幾個月，中國又回到了大一統之前各國混戰的狀態。公元前206年，秦朝覆滅，叛亂演變成可怖的內戰。經曆四年的野蠻屠殺之後，農民出身的劉邦掌握了局勢，隨後建立了漢朝。他將8萬名俘虜全部處死，宣告從此天下太平，史稱漢高祖（或漢高帝）。[2]
羅馬與秦國所麵臨的問題正好相反。秦國的問題在於高度集權的統治方式無法適應和平年代的發展步伐，而羅馬最棘手的問題是組織機構過於鬆散。在羅馬帝國內部，由富有的年長男性成員組成的元老院以及由貧窮市民組成的公民大會得到進一步發展，這對於一個城邦國家的運作來說綽綽有餘，但是它們無法勝任對一個帝國的管理，導致戰利品堆積如山、成群的奴隸無人處置、國家對那些因戰功而極其富有的軍事將領疏於防範。公元前133年的秋天，議會成員由於政見不合而發生衝突，元老院的元老們居然砸碎他們坐的長凳，互相拳打腳踢，拚死互毆。到公元前80年左右，再也沒有人能夠說得清，到底是誰在統治羅馬帝國。
盡管羅馬在接下來的50年間內戰頻發，但至少沒有像秦朝那樣頃刻崩塌。越來越多的軍隊隻效忠於他們各自的軍事將領，不再遵從為國盡忠的原則。元老院為了遏製這些戰功赫赫的軍事領袖，隻好派他們攻打更為弱小的鄰國（反而使得這些將領實力大增），或者任命新的軍事將領來討伐舊將領（結果又引發了新的危機）。到公元前45年，尤利烏斯·愷撒成功地打敗了所有入侵者，次年遇刺身亡。自此，曆史的車輪重新開始轉動。公元前30年，屋大維在埃及抓捕了安東尼和克麗奧佩特拉（“埃及豔後”），他們最終被迫自殺。此時，羅馬帝國的貴族們對於長期征戰已經深惡痛絕，於是達成一致意見：私底下，他們將對屋大維（後命名奧古斯都）唯命是從，而在公開場合，他們又假裝把他當做普通市民對待。通過這個詭異的協定，似乎所有人都保全了麵子。公元前27年，奧古斯都宣布重建共和國，成為這個帝國的實際統治者。
到了公元前1年，東方和西方兩個核心都處於獨立王國的統治之下，但是這個局麵的形成並非毫無懸念。事實上在公元前203年，漢朝的開創者漢高祖曾經簽訂了一項協議，同意與他最後的敵人分享東方核心的統治權，但他隨後違背承諾，將對方殺死，並且掠奪其所有財富。到公元前30年左右，地中海地區似乎即將分裂，一邊是來自羅馬的屋大維統治下說拉丁語的西部，另一邊則是來自埃及的安東尼和克麗奧佩特拉統治下的說希臘語的東部。如果漢高祖信守承諾，或者安東尼不那麽沉迷於酒精和性愛，那麽這一章的內容將會徹底改寫。然而，當時南亞正朝著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公元前1000～前600年間，位於恒河流域的小城市和小國家不斷發展，最後成為類似東西方核心地區的先進國家。公元前3世紀，這些城市和國家被龐大的孔雀王朝吞並，建成了可能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國家（雖然秦朝很快就會趕超它）。然而孔雀王朝沒有像羅馬和秦國那樣不斷壯大，反而在接下來的幾百年間逐步分裂。到了奧古斯都時代，整個南亞再一次分裂為眾多彼此交戰的小國。
托爾斯泰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有同樣的幸福，而不幸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同樣適用於國家關係。對於國家來說，分裂滅亡有無數種方式，比如戰場失利潰敗，君主昏庸無道，貴族脫韁失控，百姓暴動叛亂以及政府運作不良。但是保持國家統一隻有一個方法：妥協。在這一點上，漢朝和羅馬的統治者都顯示出了卓越的才能。
公元前202年，漢高祖與其他諸侯達成一項協議：將他“國家領土”的2/3分別賞賜給10個諸侯，作為其統治下的半獨立國家存在，從而結束內戰。漢高祖深知，為了防止新的內戰發生，國家需要根除這些諸侯的威脅。如果下手過快，驚動了這些諸侯的話，可能會引發帝國原本想要阻止的戰爭。相反，如果下手太慢，又會導致這些諸侯勢力過於強大。然而，漢朝皇帝很好地把握了時機，在公元前100年利用幾次突發的叛亂活動，徹底解除了來自諸侯的威脅。
和秦始皇的妄自尊大相比，漢朝皇帝們顯然要收斂得多，但他們或多或少也存在狂妄的一麵。例如，公元前141年漢景帝駕崩時，也有眾多兵馬俑隨葬（數量是秦始皇兵馬俑的6倍多，但是高度隻有其1/3）。盡管漢朝皇帝和商周的君王一樣，堅信自己是連接人間和上天的代理人，但是除了偉大的征服者漢武帝之外，漢朝其他皇帝都未曾宣稱自己長生不死或君權神授。
他們小心謹慎地維持統治。皇帝們與世家大族打交道時，需要拋棄皇家信仰（盡管也可以采取比較實際的做法，即把貴族的財富與宮廷自身的成功聯係在一起）。如果想安撫士紳學者，就需要將皇位納入一個理想化的儒家等級製度模型（在此也有一個具有實踐意義的做法，就是把人們對於儒家經典的認知程度作為入仕的考量標準，而非憑借貴族關係網絡）。而在廣闊的鄉間，維持皇家的權威需要運用一些其他要素。在前軸心時代，皇帝曾經充當世人和祖先、神靈之間的橋梁角色，現在他們要將這種角色與更加現實的措施相結合，諸如減少賦役、緩和嚴酷的秦朝律法以及相應的稅收減免政策。
這種妥協帶來了和平統一的局麵，並逐漸將東方核心轉變為一個獨立的整體，東方核心的統治者們稱之為中國（世界中心的“中心之國”）或者天下（普天之下，因為在他們看來，邊境線之外的其他東西都無關緊要）。至此，人們開始認識到把東方核心看作一個獨立整體的意義，並且由於近代西方人的發音錯誤，將“秦”（qin）讀做“china”，因此西方開始用“china”來稱呼中國。盡管當時中國內部仍然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但是東方核心已經開始向中華民族演變。
羅馬人也做出了類似的妥協。公元前30年，羅馬內戰結束，勝利者奧古斯都遣散了征召來的士兵，派遣職業軍人駐守邊防。和漢朝的皇帝一樣，他深知強大的軍隊時刻威脅著他的統治。中國統治者用犯人和外國人補充軍隊，意圖將其驅逐出主流社會；而奧古斯都和他的繼任者們決定將軍隊安置在較近的範圍內，將軍隊改造成核心社會機構，直接聽命於皇帝。
戰爭成了專業人士的專利，其他人都轉投和平之路。像中國一樣，羅馬吞並了其他的附庸國，並將貴族的財富與國家的財富緊密聯係起來。皇帝們如履薄冰，步步謹慎：對待貴族階層時表現出高不可攀的氣勢，處理軍隊問題時要扮演他們的最高統帥，與那些將統治者想象成超自然存在的民眾接觸時又要變得神聖莊嚴。他們運用一種“死後上帝”的策略來代替以往“一日上帝”的妥協辦法。這種理論聲稱，皇帝們在死前都隻不過是傑出的人類，死後方被擁入神性的懷抱。有些皇帝認為這種理論純屬無稽之談，例如維斯帕先。他在彌留之際還與朝臣戲謔道：“我想我正在變成神。”
在公元1世紀以前，一種希臘羅馬式的文化融合不斷發展，當時的富人們可以在約旦到萊茵河區間內的城市遊曆：他們在風景似曾相識的城市停留，用幾乎相同的金製餐具吃飯，觀看相似的希臘悲劇，用巧妙的方法間接提及荷馬和維吉爾，四處尋覓對其良好教養表示欣賞的誌趣相投者。地方知名人士越來越多地得到長老院的認同，本地權貴篆刻碑文時采用拉丁文和希臘文兩種文字，甚至連在土地上耕作的農民也開始認同自己是羅馬人。
這種妥協平息了抵抗行為。在這一點上，當屬1979年的喜劇《布萊恩的一生》（monty python''s life of brian）總結得最為全麵。雷吉（由約翰·克立斯扮演）是猶太人民陣線的主席，當時的追隨者大多對革命毫無熱情，因此他試圖激起他們內心對羅馬統治的反抗怒火，結果卻發現他們更傾向於談論羅馬帝國帶來的好處（尤其是美酒）。雷吉向他們提出了一個針對羅馬帝國的著名問題：“那麽好吧。除了環境衛生以外，醫藥、教育、美酒、公共秩序、憤怒、淨水係統以及公共衛生——羅馬人到底為我們做了些什麽？”那些自由的捍衛者沉思片刻，隨後有一人試探性地舉起手說：“他們還帶來了和平？”雷吉被這個愚蠢至極的回答驚呆了，回複說：“哦，和平……你閉嘴！”
雷吉並未意識到：和平改變了一切，和平帶來了橫貫歐亞大陸兩端的繁榮富強。兩大核心國人口迅速增長，經濟飛速發展。從最基本的方麵來說，據我們統計——社會總產量、每單位土地的產量或每單位勞動力的產量——農業產出呈上升趨勢。漢朝和羅馬的律法不僅為地主的財產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對待農民的財產也一視同仁。各階層的農民因此得到更多耕地，他們致力於擴大灌溉麵積，改進排水係統，購買奴隸或者雇傭勞動力，並且更多地使用肥料和更加先進的工具。埃及相關史料表明，羅馬時代的農民每播種1磅種子就能收獲10磅小麥，這對尚未經曆現代化進程的農業生產來說，無疑是一項傲人的成績。雖然尚無任何中國農業的相關記錄，但是在農業手冊中保留下來的農業發現和農業記錄表明，中國當時的農業產出也相當高，尤其是在黃河流域。
就這樣，農民和工匠將能量獲取推向更高水平。然而，當時貴族撰寫並保存至今的文學作品中卻鮮少提及這些，他們不約而同地對此保持沉默。事實上，縱觀整個人類發展史，此前使用的能量均來自動物肌肉或者生物燃料，但是當時的人類已經發現四種潛在的、具有革命性的能源——煤炭、天然氣、水力和風力。
前麵兩種能源一直處在邊緣地帶，當時中國有一小部分鐵匠將煤炭用於鑄鐵作坊，四川的製鹽者用竹管將天然氣抽上來，通過燃燒來蒸發海水中的水分。但是，後兩種能源的發展完全不同。公元前1世紀，羅馬和中國都發明了水車，為磨坊提供動力研磨穀物，以及加熱熔爐。目前所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當屬公元100年後建於法國巴貝格地區的水車，它擁有16個互相連接的輪子，可以產生30千瓦的能量，基本等同於100頭公牛（或者兩輛全速行駛的福特t型車）所產生的能量。這種水車輪子大多較小，但是一個普通的羅馬磨坊產生的能量就相當於10個壯年男子用腳踩輪子產生的能量。
然而，風力和水力的廣泛使用並非來源於新型水車，而是來自對舊航海技術的革新。除非能夠找到將生產出來的數千噸小麥、數百萬加侖[3]酒和幾十億顆鐵釘運送到潛在買主所在位置的方法，否則根本沒有人會生產這些東西。因此，規模更大、條件更好且價格低廉的船運（以及港口、運河）幾乎和耕地、水車占據著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見，貿易和工業發展是同步的。
圖6-2很清晰地表明了當時的西方發展狀況，將不斷增長的海難船隻數量和2005年針對西班牙佩尼多維洛地區湖泊沉積物調查研究中記錄的鉛汙染水平對比。（之所以調查海難船隻，是因為缺少現存的關於古代船運的書麵記錄，因此——除非隨著時間推移，船長們莫名其妙地變得笨拙，因而經常在駕駛船隻時發生觸礁事故——海難船隻數量最能體現出當時船運發展的程度；之所以調查鉛汙染水平，是因為作為銀加工業的衍生物，鉛對於地球化學家來說是最容易展開研究的同位素。）圖中，兩條曲線同步上升，且都在公元前1世紀達到頂峰，這體現出當時貿易和工業發展的緊密聯係（以及對於環境發展來說，古羅馬時期絕非黃金時代）。
我們還無法將圖6-2與東方發展的相應圖表做比較，因為中國考古學家還沒有搜集到可以計量的足夠數據。然而現存資料表明，公元前300年後東方核心的貿易發展相當繁榮，但是仍不及西方核心發展程度高。舉例來說，近期一項調查得出這樣的結論：羅馬帝國當時流通的貨幣數量大約是漢代的兩倍，並且當時羅馬最富裕的人所擁有的財富大約是中國富人財產的兩倍之多。
這種貿易發展的差異性很可能與兩者不同的地理條件有很大關係。在羅馬帝國，90%的人口居住在距離地中海10英裏範圍內。公元前第二個千年，西方核心擴張到地中海沿岸，帶來了各個領域的蓬勃發展，也帶來了相應的持續性破壞。但是到了公元前1世紀，當羅馬人完成對整個海岸線地區的征服之後，羅馬帝國立即終結了這種破壞行為。當時的地中海已經構建起四通八達且價格低廉的水路運輸係統，得益於此，貿易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h5>圖6-2 商品和服務：地中海海難船隻數量和西班牙佩尼多維洛地區湖泊鉛汙染水平的平行增長趨勢。沉船數量以及鉛含量已經做過標準化處理，因此能夠在同一縱坐標上對兩者進行比較，公元前1年兩者數量均計為100</h5>
然而，對於漢朝來說，居住在近海以及靠近河流的人口比例較少，而且並非所有的河流都能隨時保持暢通無阻。羅馬的軍事擴張保證了一個新經濟疆界的穩定發展，那裏的農民能夠將最先進的農耕技術運用在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然後再賣出農作物，滿足意大利和希臘城市的糧食供應。然而秦朝和漢朝缺少像地中海那樣的水運通道，因此貿易活動隻能局限於相對較小的範圍內。一些漢朝皇帝通過疏浚黃河和渭河，以及修建人工運河繞開難行區域等手段，試圖提升中國的交通運輸水平，但是之後的幾個世紀裏，中國一直未能解決這個難題，也就一直無法擁有屬於自己的地中海。
在東西方經濟發展背後，存在著兩股相似的力量，分別起著拉動和推動作用。所謂拉動作用就是指國家的發展壯大。羅馬和漢朝的征服者在各地廣泛征稅，並將多數稅收收入用於擴充邊防軍隊（當時羅馬大約擁有35萬軍隊，中國擁有至少20萬軍隊）和建設龐大的都城（羅馬都城大約有100萬居民，而漢代都城長安大約擁有50萬居民）。東西方核心都需要將食物、商品和錢財從富裕、納稅的地區運送到窮困、消耗國家收入的人群聚居地。
泰斯塔西奧山（也稱“碎陶片之山”）是位於羅馬郊區的一個遺址，它充分展現了西方這股拉動力影響範圍之廣。和氣勢磅礴的秦始皇陵相比，這座僅有150英尺高、雜草叢生且到處散布著破損陶片的土堆實在是相形見絀，但是對於考古學家來說，這就是建造於意大利的“埃及金字塔”。長達3個世紀的歲月裏，共有2500萬個儲藏罐被丟棄至此，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這些罐子大多用於儲藏橄欖油——共兩億加侖的橄欖油——並將其從西班牙運至羅馬，那裏的城鎮居民將橄欖油廣泛應用於烹飪、沐浴[4]以及燃燒照明。站在泰斯塔西奧山上，你會深切體會到處於饑餓狀態的人幾乎無所不能，從而心懷敬畏。而這不過是羅馬眾多垃圾填埋場中的一個。
第二股力量起到推動作用，其運作原理大致與氣候變化相似。公元前800年後的全球氣候變冷，使得落後國家陷入混亂之中，引發了長達數個世紀之久的擴張運動。到了公元前200年，持續性的地球軌道變更帶來了氣候學家口中的“羅馬暖期”。冬季風不斷減弱——對於地中海和中國長江與黃河流域的農民來說是個壞消息，但對於那些從先前的全球變冷趨勢中孕育而生的先進國家來說，東西方社會已經具有足夠的應變能力，不僅能夠適應氣候變化，還能夠進一步對氣候變化加以利用。盡管世事艱難，但逆境也加速了人類的多元化進程和開拓創新的步伐。人們重新開始使用水車和煤炭，並且通過船運將貨物送往各地，從而發掘當地的獨特發展優勢。先進國家為貿易發展提供了道路和港口，以增加船運活動的利潤，還提供了軍隊支持和法律條款，以確保利潤的安全性。它們甚至非常明智地宣稱：富人應該支付更多稅款。
高端國家還將統治範圍由原本的核心腹地擴展到受暖期影響而更加多產的地區——例如西部的法國、羅馬尼亞和多雨的英格蘭，以及東部的中國東北、朝鮮和中亞地區。盡管他們自身並未意識到，但實際上東西方的皇帝們選擇兩麵下注，因為盡管氣候變化對溫暖地區造成了一定損害，但同時也為寒冷地區帶來了諸多效益。在羅馬，商人們依托地中海將商品運往各地，由此獲取巨額利潤；而在中國，大河往往不如地中海便捷通暢，因此利潤也相對較少。但就整體來說，東西方貿易發展程度相差並不大。
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曆經各種戰爭、奴役和屠殺，孕育出一個富足的時代，也醞釀出本章開頭提到的民眾的過分樂觀情緒。盡管富裕的成果並沒有在公平的基礎上進行分配，因為當時農民的數量遠遠超過了哲學家或者國王的數量，但是當時存活下來的大城市人口已經多於以往任何時代的居民數量，而且整體來說這些人壽命更長、生活質量明顯提升、擁有更多的財產。
20世紀70年代，我在英國從事考古挖掘工作，曾經發掘出幾處羅馬時代的遺址。當時的考古工作相當艱苦，我們需要用鎬清理出混凝土（另一項羅馬人的發明）澆灌而成的巨型房基，並且必須趕在更多發現堆積如山之前，爭分奪秒地完成工作記錄。之後，我開始攻讀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公元前700年左右的希臘社會，並在1983年展開針對那個時代遺址的第一次挖掘工作。結果令人大吃一驚。這些人不曾擁有任何物品，如果能找到一大塊生鏽的鐵板已經算是大發現了。與更早期的人類相比，羅馬人可以說是身處消費天堂。公元前800年左右，羅馬帝國西部的人均消耗僅僅處於勉強維持生存的最低水平，然而六七百年之後人均消耗量增長超過了50%。
當時的東方也正在經曆類似的過程，盡管——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數據還不夠充分。如果依據現代的標準來看，那麽當時生活在東西方核心的居民生活極端貧困——有一半幼兒不足5歲就夭折，幾乎沒有人能活過50歲，長期飲食不良使得古人比現代人身高足足矮了6英寸——但是與之前的時代相比，當時可以算是黃金時代。因此，古代國家到處遍布“邦葛羅斯”式的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漢武帝抗擊匈奴與東西方的交流
然而，這些“邦葛羅斯”並未意識到，核心內部加速的社會發展進程也同樣改變著國界線以外的世界。當帝國強盛時，統治者可以把他的意誌肆意強加於邊境線上的居民，以公元前6世紀波斯帝國的大流士和公元前3世紀的秦始皇為例，他們都將中亞的大片草原納入自己的控製之下。但當帝國衰微時，遊牧民族就會進行反擊。公元前300年左右的西方，亞曆山大大帝手下的將領們紛紛在波斯帝國的廢墟之上建立新的國家，但都無法與他們偉大祖先建造的強大國家相提並論。而塞西亞人很快入侵巴克特裏亞和印度北部，另一群來自中亞的帕提亞人也開始向伊朗滲透。公元前200年，羅馬人向馬其頓王國發起猛烈攻勢，最終導致馬其頓王國滅亡，而帕提亞人卻從中漁翁得利。
帕提亞人與之前深入西方核心的遊牧民族有所區別。當時的遊牧民族——例如塞西亞人——都是通過掠奪或者向農耕國家勒索保護費獲取財富，他們基本等同於強盜，而且對於征服先進國家以及管理自身混亂不堪的官僚機構毫無興趣。相反，帕提亞的騎手們隻能被稱為半遊牧民族，他們來自中亞大草原的邊緣地區，而非大草原貧瘠的腹地，他們世代與農耕者毗鄰而居，他們的統治者深諳如何從備受壓迫的農民手中榨取稅收，同時竭力維持其軍事權力所依附的“馬背上的傳統”。公元前140年左右，他們已經成功地將之前波斯帝國的大部分地區轉化為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鬆散統一的落後國家。
帕提亞王室喜歡以居魯士和大流士的後裔自居，並竭盡全力去適應西方的先進文化，但事實上，他們的國家一直停留在鬆散統一的落後形態。盡管曾經給羅馬帝國帶來短暫而猛烈的衝擊——當時的羅馬人已然忘卻遊牧民族騎兵的巨大威力——但是他們永遠無法真正威脅羅馬帝國的存在。帕提亞的騎兵以“回馬射”聞名於世，即指騎兵佯裝退卻，隨後返身向追捕者發射弓箭。憑借類似的戰術，帕提亞騎兵於公元前53年向羅馬軍隊發動突然襲擊，導致這支軍隊全軍覆沒，甚至殺死了羅馬大將軍克拉蘇。帕提亞國王對西方文化極其推崇，在他的手下呈上克拉蘇的人頭時，他還在觀賞希臘的悲劇，他所受的教育足以讓他理解戲劇對話所表現的主人公的宿命悲劇。
與東方核心的秦漢王朝與匈奴之間發生的矛盾衝突相比，西方核心的羅馬帝國與帕提亞人之間的爭端顯然相形見絀。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先發製人發動戰爭，結果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戰爭非但沒有對遊牧民族產生脅迫效果，反而激起了大草原上的一場政治革命，正是這場革命使得長期爭鬥不止的匈奴部落統一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遊牧國家。和帕提亞人不同，匈奴首領冒頓單於沒有向農民征稅，以支撐日益完備的貴族體係，相反，他展開了對中原的瘋狂掠奪，並用搶奪來的絲綢和美酒買通不斷減少的遊牧首領，讓他們對其效忠，從而建立了極端落後的國家。
冒頓很好地把握了時機。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駕崩。公元前209年，冒頓接管了匈奴部落，在接下來的9年中，利用中原的內亂肆意洗劫。漢代第一位皇帝漢高祖決定結束這種局麵，他在公元前200年派遣一支龐大的軍隊直入大草原。這一行為使他深刻地認識到：對遊牧民族發動戰爭與王位爭奪戰截然不同。麵對漢朝的強勁攻勢，匈奴人采取暫時撤退的戰略，把漢朝軍隊留在荒野之中忍饑挨餓，然後冒頓伺機發動突襲，而當時漢朝士兵中有1/3已經凍掉了手指，再也無力迎戰。漢高祖勉強得以全身而退，多數士兵卻未能逃過一劫。
漢高祖終於意識到，和匈奴士兵相比，漢朝的軍隊損耗嚴重、兵將反應遲緩並且不擅長先發製人，因此他提出了第四種戰略：與冒頓和親。於是，漢高祖將他的長公主許配給冒頓，命令她即刻起程離開長安。這位公主被迫放棄原本優渥的生活條件——經過打磨的精致石板房以及珍珠鑲嵌的精美床罩[5]，匆匆趕往大草原，在氈帳裏淒涼地度過餘生。1000年後，仍有中國詩人為這位漢朝公主賦詩，感慨她孤苦伶仃，被迫與野蠻粗鄙的牧民為伍的無盡悲戚。
這次皇家聯姻開創了中國學者所說的“和親政策”。除了和親以外，漢高祖每年將大量黃金和絲綢賞賜給冒頓。然而，封賞並非長久之計。匈奴越發貪得無厭、索取無度，隨後開始在各地肆意掠奪。他們深信，隻要破壞的成本低於開戰的成本，漢朝的皇帝們就不會貿然戰爭。
這種和親政策持續了60年，漢朝國庫日漸空虛。公元前130年之後，漢朝皇室憤而停止和親政策。一些官員對公元前200年發生的災難仍然心有餘悸，提出對匈奴采取忍耐放縱的政策；另一些官員則強烈要求向匈奴開戰，血債血償。公元前135年，在一向持保守態度的皇太後逝世後，年輕的漢武帝決定采取武力鎮壓。公元前129～前119年期間，漢武帝每年派遣數十萬精銳部隊討伐匈奴，但每次都铩羽而歸，僅存半數殘兵敗將。戰爭消耗了巨額的人力和物力，於是漢武帝的批評者，即那些撰寫史書的鴻儒們總結說：“這場由漢武帝率先發動的戰爭無疑是一場災難。”
但是，如同400年前波斯帝國的大流士對塞西亞人發動戰爭一樣（也被史學家認為是失敗的戰爭），漢武帝發動的戰爭也對遊牧民族產生了巨大影響。由於失去了漢朝的封賞，也無法將洗劫來的財富分給部下，匈奴統治者控製下的牧地不斷受到威脅，遊牧民族聯盟最終解體，匈奴內部爆發動亂。公元前51年，匈奴承認漢朝統治。大約一個世紀之後，匈奴分裂成兩個部落，一個部落退居北方，另一個部落在漢朝內部定居下來。
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和漢朝都取得了對遊牧民族的主動權。漢朝皇帝采取“以夷製夷”政策，賜予南匈奴穩定的居住地（以及長期的封賞），換取他們對其他遊牧民族作戰。由於受到森林、山脈和東歐農場的保護，羅馬得以免受遊牧民族侵擾，他們隻需要麵對來自帕提亞（半）遊牧民族的威脅。即便如此，羅馬人在迎戰帕提亞人時，仍然將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和運河邊作為戰場，而非遊牧民族占據優勢的草原。隻要羅馬皇帝對戰事加以足夠的重視，羅馬軍團就能夠輕而易舉地攻破帕提亞人的頑強抵抗。
盡管如此，在羅馬東部和中國北方的邊疆地區，戰爭並未真正平息。公元114年，羅馬人將帕提亞人趕出美索不達米亞，取得了對整個西方核心地區的控製權，但在公元117年，他們隻能再次放棄這片“河流之間的土地”（意指美索不達米亞）。在公元2世紀，羅馬人曾經四次意欲奪取美索不達米亞，但每次都被迫放棄。對於羅馬人來說，盡管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物產富饒，但畢竟地處遙遠，難以駕馭。相反，漢朝統治者將匈奴納入自己的統治範圍之內，使得漢朝版圖上的邊境線逐步轉變成一塊流動的邊境區域。在這片北方荒野上，人員得以自由流動，政府也極少插手幹預。由此可見，強大的軍事威懾作用遠勝於細枝末節的法律條款。
遊牧民族和農耕國家之間聯係日益緊密，改變了歐亞大陸的地理狀況，甚至導致整個世界範圍縮小。最顯著的效果就是出現了大片由烏克蘭向蒙古延伸的共享物質文化地區。通過這片區域的開放，商人和士兵不斷流動，沿途傳播東西方的文化、藝術和武器。然而，在東西方之間航行著的最重要的“貨輪”是無法用肉眼辨別出來的。
數千年間，隨著舊世界農民不斷在村莊聚居，逐漸出現了一群討厭的病原體，它們大多具有高度傳染性，相當一部分病原體具有致命性。由於吸入汙濁的空氣或者飲用受汙染的水源，許多人染上瘟疫，並且交叉感染，導致疫病迅速蔓延。但同時，也有不少人並未感染疫病，由此證明這些人本身具有抗體，能夠抵抗疫病侵襲。在1000年間，這些自帶抗體的人群通過基因庫將自身的防禦力延續下去。盡管隨機突變仍然可以將休眠的疾病轉化為致命殺手，如野火燎原般肆虐人間，但隨後宿主和病毒會自發構建起一種新的平衡，使得兩者都能存活下來。
如果暴露在一群從未接觸過的細菌中，人類幾乎沒有任何防禦能力來抵擋這群靜默的殺手。最著名的案例當屬由著名地理學家及曆史學家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命名的“哥倫布大交換”，它始於1492年，當時歐洲對新世界展開了一係列可怖的征服活動。完全分隔開來的病毒分別在歐洲和美洲大陸發展變化。美洲本土也存在著可怕的疾病，比如梅毒，但是美洲本土疾病相對來說症狀輕微、感染範圍較小，完全無法與來自歐洲的各種細菌相提並論。當時，處於殖民統治之下的人們對於流行病學方麵的研究幾乎一無所知，在歐洲殖民者踏上這片土地之後，諸如麻疹、腦膜炎、天花、傷寒等疾病——此類疾病數不勝數——就開始入侵他們的身體，摧毀他們的健康細胞，病人最終在極度痛苦中死去。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死亡人數，但是哥倫布大交換至少將新世界3/4的人口從地球上抹去。一位16世紀的法國人總結說：“這一切災難似乎是上帝的意願，他希望（美洲本土居民）將土地拱手讓與新來的殖民者。”
一個類似的“第一次東西方交流”在公元2世紀孕育而生，但分布更加均衡。在農業發展初始階段的幾千年間，西方、南亞和東方核心分別醞釀著各自特有的致命疾病組合。自公元前200年起，這些疾病仿佛處於不同的星球，發展趨勢大相徑庭。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商人和牧民在不同核心之間自由流動，不同的病毒逐漸合並，並在全世界引發了巨大的恐慌和陰霾。
據中國史料記載，公元161～162年間，西北邊境有一支軍隊正在與遊牧民族對峙，但是軍中突然發生神秘的瘟疫，大約1/3的士兵因此喪命。公元165年，同樣有史料記載某個軍營發生了類似的疫病。羅馬史料也描述了羅馬與帕提亞人戰鬥期間一個軍事基地發生的瘟疫，而這個基地與中國的瘟疫發生地相隔4000英裏。公元171～185年之間，中國接連發生了5次瘟疫，同一時期的羅馬也遭受了幾乎同樣多的瘟疫肆虐。根據現存的詳細記錄，疫病在埃及奪去了超過1/4的生命。
現在，我們已經很難弄清楚古代疾病到底是怎麽一回事，一方麵是因為病毒在過去的2000年中不斷發展進化，另一方麵是因為古代的記錄者在描述疾病時含糊其辭。現代社會中，作家們可以買到諸如《電影劇本創作入門》（screenwriting for dummies）這類書籍，隨後套用書中公式，就能夠製作出一部電影或電視節目。同樣，古代的作家們也深知任何一本優秀的史書都需要包含關於政治、戰爭和瘟疫的相關內容。就像現代人觀看電影一樣，古代的讀者們對這些情節發展有著很強的敏感性。作家在描述瘟疫時，必須涉及瘟疫來臨前的征兆、發生時陰森可怖的症狀和令人驚愕的死亡率、腐爛的屍體、崩壞的法治、心碎的寡婦、淒慘的父母及兒女。
如果想要描寫瘟疫蔓延的慘狀，最容易的方法是提取另一段史料並替換其中的人名。關於這一點，西方的原型出自修昔底德對公元前430年左右侵襲雅典的一場瘟疫的目擊實錄。盡管修昔底德的相關敘述並不清晰，但是2006年的一項dna研究證實那是傷寒症的一種。在其後1000年間，其他史學家公開地反複引用這一描述，而且他們關於疫病的描述全都含糊不清。
除了這種不確定性的疑雲，印度相關記錄表明，公元2世紀的印度未發生任何瘟疫，這就與羅馬和中國的史料記載形成了鮮明對比。這可能是因為養尊處優的統治階層對數百萬貧苦百姓的生死漠不關心，但是更為可信的說法是瘟疫的確繞過了印度。這也說明了第一次東西方交流的傳播途徑主要是通過絲綢之路和大草原，而非通過印度洋的貿易航線，這也和瘟疫始於中國和羅馬、始於邊境線上的軍營之中的事實一致。
不論微生物交換的機製如何，在公元180年後幾乎每一代都要重演可怕的瘟疫。在西方，最嚴重的時期是公元251～266年，當時羅馬城中每年有5000人喪生；在東方，最暗無天日的年代是公元310～322年期間，（根據史料記載）疫病又在西北部地區肆虐，幾乎無人幸免於難。一名從瘟疫中幸存的大夫將瘟疫描述為類似麻疹或天花等疾病： <blockquote>
近來有許多人遭受傳染性腫脹的折磨，這種腫脹開始於頭部、麵部和四肢。但是不久之後，這種腫脹蔓延到全身各處，看上去就像是含有白色物體的瘡。當這些膿包幹透之後，又出現了新生的膿包。如果病人早期沒有得到治療的話，通常會死亡。即便康複也會留下醜陋的紫色傷疤。 </blockquote>
第一次東西方交流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城市萎縮，貿易衰退，稅收銳減，土地荒廢。禍不單行，當時一切跡象——泥炭沼澤、湖泊沉積物、冰芯、樹木年輪、珊瑚中的鍶鈣比率，甚至海藻中的化學物質——都顯示羅馬暖期就此結束，氣候開始變得不適宜人類生存。公元200～500年期間，平均氣溫下降了大約2華氏度。另外，氣候學家所說的“黑暗時代寒冷期”導致夏天更加涼爽，減少了海洋的水汽蒸發，季風和降雨也隨之減弱。
在其他條件之下，日益繁榮的東西方兩大核心也許能夠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就像公元前2世紀羅馬暖期開始時一樣。但是這一次，瘟疫肆虐以及氣候變化——第四章重點描述的天啟五騎士中的兩名——並駕齊驅，共同作用。這到底意味著什麽？其他的三騎士，即饑荒、移民及亡國是否會加入這一行列？一切都取決於人類準備如何應對。 王莽、董卓和曹操：天命已盡的漢朝
和其他組織機構一樣，漢朝和羅馬帝國在發展過程中解決了各自的特定問題。它們學會了如何打敗對手，如何用簡單的技巧統治廣袤的領土和龐大的人口，如何將富裕地區的糧食和財富轉移到邊境線上的軍隊以及大城市中去。盡管這兩個國家在解決問題時方法大同小異，但正是這些區別決定了它們如何應對第一次東西方交流帶來的挑戰。
最重要的一點在於這兩個國家如何處理軍隊問題。公元前120年之後，為了抵抗匈奴的不斷入侵，漢朝建立了龐大的騎兵隊伍，並且越來越多地雇傭來自遊牧民族的騎兵。公元1世紀時，漢朝統治者將“以夷製夷”的政策運用得得心應手，使得許多牧民在漢朝境內定居下來。這帶來了雙重的後果，一方麵漢朝統治者減少了對邊境的匈奴士兵的監督管理，使邊境軍事化，另一方麵將境內非軍事化。在中國腹地，人們很少在都城以外看到軍隊駐紮，雇傭軍更是少見。中國的貴族階層認為服兵役毫無意義，因為來自“蠻夷之地”的官員都駐紮在遠離都城之地，而這些來自遠方的外國人替漢朝打仗。
對於漢朝統治者來說，這個政策有積極的一麵，原本強大的貴族再也無力調遣軍隊，無法組織叛變。但這也帶來了消極後果，因為統治者不再擁有強大的軍隊，無法製衡那些事實上對統治階級構成威脅的貴族。隨著國家的軍事壟斷地位不斷削弱，貴族們開始任意欺壓當地農民，吞並土地以建造私人宅邸，並把那裏作為私有封地進行地主式管理。從農民身上榨取的財富是有限的。天高皇帝遠，而地主卻近在咫尺，因此更多的財富落入當地地主手中，隻有少數作為稅收送去長安。
為了遏製這一趨勢，漢朝統治者們對貴族建造府邸的規模以及擁有的農民數量進行限製，將土地重新分配給自由民（且可征稅的）小農，並通過國家對鐵、鹽、酒等生活必需品的壟斷積累資金。但是公元9年，王莽篡位稱帝，宣布土地國有，廢除奴隸製度和農奴製，並宣稱從此以後隻有國家才能占有黃金，這一事件加劇了統治者與地主之間的矛盾。王莽的集權很快瓦解，但是此後農民起義劇烈地撼動著整個國家。公元30年後，當漢朝重整秩序時，統治者的政策已然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取代王莽登上帝位的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出身地方豪族，他能夠攀上權力頂峰並非依靠舊皇室的裙帶關係。為了恢複漢室的權威，光武帝必須與手下的巨賈富商緊密合作，他甚至拿出自己的財富用於投資，由此開創了地主們的黃金時代。逐漸的，地主們變得和皇帝一樣富有，統領著數以千計的農民，事實上這些貴族幾乎無視國家權威和那些討厭的收稅人員。之前的漢朝皇帝將構成威脅的地主遷入長安，這樣就可以時刻留意他們的一舉一動，但是光武帝堅決要求遷都洛陽，而洛陽恰好是地主們最強勢力的據點，在那裏貴族形成了對皇室的監視。[6]
這個精英階層開始掌控國家權力，並逐漸擺脫國家巨大的財政開銷——軍隊。到公元1世紀後期，匈奴已經無法構成主要威脅，這就意味著為抗擊匈奴而集結起來的龐大騎兵軍團必須自生自滅，騎兵要生存就必須去掠奪他們曾經保護過的農民。到了公元150年左右，南匈奴——理論上的附屬地區——已經基本獨立。
麵對羌族——大致是當時中國西部邊境所有的農牧民——造成的新威脅，他們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更不用說重整軍隊。也許是得益於羅馬暖期溫和的氣候，羌族人口接連幾代迅速增長，並且一些小團體已經遷入中國的西部地區。如果條件允許，他們就占領土地；如果條件不允許，他們就發動戰爭，四處偷竊。為了維護邊疆地區的穩定，漢朝需要建立起一支衛戍部隊，而不是遊牧民族騎兵，但是洛陽的地主們並不想為此埋單。
一些官員建議放棄西部省份，任由羌族人自生自滅，另一些官員則擔心這將引發多米諾效應。一位朝臣據理力爭：“如果失去涼州地區，那麽三個附屬國將會成為邊境。如果這些附屬國的人民向內遷徙，那麽弘農將會成為邊境。如果弘農的人民向內遷徙，那麽洛陽將成為邊境。如果這樣繼續下去，就會到達東海邊，這樣一來東海就成了邊境。”
漢朝政府最終被這種說法說服，決定維持原來的路線，花錢籌建軍隊，但是滲透仍在繼續。公元94年和公元108年，羌族軍隊兩次占領了西部省份的大部分地區。自公元110年開始，羌族不斷崛起。公元150年，羌族也和匈奴一樣擺脫了洛陽統治階級的統治。當地地主被迫在西部和北部邊境建立他們自己的防禦體係，將附庸的農民轉變成民兵，那些受國家派遣又被國家遺忘的地方官員們也組織起自己的軍隊（他們在任職地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來支付軍隊費用）。
我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漢朝天命已盡。公元145年相繼發生了三次分散的起義，要求建立新政權。然而對於擁有大片土地的精英階層來說，這無疑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盡管漢朝版圖縮小，稅收銳減，軍隊在某種程度上私有化，但是他們的土地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富饒多產。同時，戰火紛飛的國家根本無暇顧及當地稅收，戰爭陰雲對他們來說也隻是遙遠的傳聞。在他們眼中，似乎萬物都找到了最完美的歸宿。
公元2世紀60年代，第一次東西方交流踏上中國土地，此後中國的“邦葛羅斯”以一種粗暴的形式覺醒了。瘟疫在西北方肆虐，羌族向漢朝統治核心地區推進，進而席卷各地。漢朝非但沒能力挽狂瀾，反而爆發了內亂。
理論上來說，在洛陽任職的官吏有數百人，他們原本應該將皇帝的意願轉變為現實，但實際上（就像很多朝代的政府工作人員一樣），他們卻幹著以權謀私的勾當。這些官僚中有許多人來自地主家庭，在遇到他們厭惡的事情時（比如為戰爭籌集資金等），他們通常都擅長尋找借口來逃避。但凡有些主見的皇帝都要學會與之周旋，一些皇帝開始任用皇親國戚，尤其是眾多嬪妃的親戚；另一些皇帝轉向宦官尋求幫助，我在第五章提到了宦官具備的優勢。精明的皇帝會將兩者發揮到淋漓盡致，但是這些代理人也各有他們自己的小算盤，並希望皇帝不要過於精明。公元88年後，由於外戚和宦官的肆意妄為，14歲以上的皇子們沒有一個能夠活著登上帝位。皇室政治淪為圍繞大臣、宦官和年幼皇帝的外戚展開的陰謀。
公元168年，當時正處在漢朝最需要領袖人物的緊要關頭，然而年僅12歲的漢靈帝登基後不久，宦官就發動了反對外戚的政變。此後大約20年間，伴隨著疫病四下蔓延、匈奴和羌族不斷侵擾，宮廷卻沉溺於清洗和反清洗的內部矛盾之中，奪走了數千人的性命，並導致整個宮廷機構癱瘓。宮廷的腐敗無能此時攀至頂峰。不公平的現實引發了人民的叛亂，但是靈帝卻無力集結和指揮軍隊，隻能任命各地的鐵腕人物組織軍隊，盡可能維持其統治。
國家陷入這場突如其來的混亂之中，這是百姓無法理解的，而儒家禮儀和道教神秘主義也無法對此做出解釋，於是一群自稱先知的人填補了空白。在黃河流域，一位內科醫師宣揚罪惡導致疫病、懺悔帶來健康，從而贏得了眾多追隨者。公元2世紀70年代，他進一步總結說，這個朝代本身是罪惡以及瘟疫蔓延的最終根源，因此必須推翻它。他宣稱：“當一個新的甲子開始，偉大的命運將會降臨世界。”
但是偉大的命運並沒有到來。相反，當日曆翻到下一個甲子年，即公元184年的4月3日，情況變得更加糟糕。盡管支持漢朝的軍隊鎮壓了叛亂（也就是著名的“黃巾起義”，黃巾是指叛亂者頭上所戴的頭巾，黃色則是新時代的象征），但是類似的起義在中國境內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上天似乎也想表現他的不滿，黃河大規模泛濫，36.5萬名農民流離失所。“五鬥米道”運動（承諾人們隻要懺悔自身罪過並獻出五鬥米，即可免受瘟疫）將四川變成獨立的道教神權統治地區；羌族則利用了這場騷亂，再次洗劫中國西部地區；原本代表皇帝鎮壓反抗、抵抗入侵的特別指揮官變成獨立的諸侯。當朝廷終於決定展開行動時，卻事與願違，事情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公元189年，漢靈帝想召勢力最強的諸侯董卓入京，但是董卓卻回複道：“在我掌控之下的漢族軍隊和蠻夷軍隊都對我說：‘如果你走了，我們的供給將被切斷，我們的妻兒將會死於饑寒。’所以他們把我的行李拿走，不讓我離開。”在漢靈帝一再堅持下，董卓最終聽從君命來到洛陽，但也帶來了他的軍隊。就在董卓趕到洛陽之前，漢靈帝駕崩，外戚（擁立13歲的皇子為繼承人）與宦官（擁立8歲的皇子為繼承人）正式對立，兩股勢力互相殺戮。
董卓借機攻入洛陽，殺盡宦官，謀殺了較為年長的皇子，擁立年幼的皇子登上帝位，史稱漢獻帝。隨後，董卓火燒洛陽，並開始思考下一步行動。
天下的統治權已然不在漢室皇帝手中，但也不屬於董卓，因為當皇帝作為管理者的高級權力失效後，他們那含糊、天授的低級權力仍繼續發揮作用。隻要漢獻帝還活著，就沒有人膽敢宣稱自己是皇帝，也沒有人敢謀殺幼帝。（諸侯爭鬥是無比殘酷的，董卓於公元192年遇刺身亡。）權力掮客們不斷上演著爭權奪利的戲碼，將漢獻帝視作傀儡，整個國家分裂成數個封地，而匈奴和羌族在邊境地區虎視眈眈。曾經堅不可摧的漢朝高級管理機構已然煙消雲散。
公元197年後，曹操寫下了《蒿裏行》這首詩。
鎧甲生蟣虱，
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
千裏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
念之斷人腸。
曹操一直抑製著這股悲憤之情，直至俘獲漢獻帝，隨後他挾天子以令諸侯，成為中國北方的霸主。
曹操是一個複雜的人。他完全有能力恢複漢室，將自己打造成英明輔臣，名垂青史。但是他親眼目睹諸侯對國家造成的破壞，因此他將士兵駐紮在領地，一些人從事耕種，另一些接受戰爭訓練，以此解決軍事問題，並且將鄉紳階層分為九個等級，根據精英領導製度決定各自的地位，以此解決政治問題。和一千年前亞述王國的提格拉·帕拉薩一樣，曹操並不重視富商巨賈。這樣看來，曹操似乎極有可能重新統一中國。然而公元208年，曹操的水軍在赤壁之戰中毀於一旦，這個希望又一次破滅了。
盡管曹操有不少功績，但是他（主要是因為公元14世紀的鴻篇巨製《三國演義》）卻被後世看作顛覆漢朝的惡魔。20世紀的京劇表演中，曹操臉譜為粉白色，眼睛描有黑線，是眾人鄙棄的反麵角色。到了20世紀90年代，曹操的形象添加了幾分高科技色彩，躍入電腦屏幕中，搖身一變成為無數電腦遊戲中的惡人。隨著電視劇《三國演義》的熱播，曹操又進入了電視屏幕。隨後曹操進入電影熒幕，出現在亞洲人出資拍攝、時至當日造價最昂貴的電影中（《赤壁之戰》耗資8000萬美元，該電影上部的上映時間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重合）。
曹操之所以臭名昭著，更多是因為他死後所發生的事情，而非他自身犯下的罪行。赤壁之戰後，魏蜀吳三國之間形成了某種平衡。公元220年後，曹操的長子曹丕迫使漢獻帝退位，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麵。在這個時期，曹氏建立的國家是三國中最強大的。公元263年，曹魏打敗了其中一個對手，曹魏被司馬家族取代後稱晉朝[7]，公元280年，其又集結起一支龐大的軍隊和艦隊，滅掉了吳國，成功統一天下。
在接下來的10年中，後漢的瓦解看上去就像是一次短暫的反常現象，也許可以和公元前2200年或公元前1750年發生在西方核心的事件比較。當時氣候變化、移民和饑荒三個因素導致國家滅亡，但是它們對於社會發展影響甚微。然而人們很快發現，事實上漢朝衰亡與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的衰落極其相似，並帶來巨大的長期後果。
戰場上的勝利本身能夠消滅其他幸存的諸侯，但是它無法改變中國潛在的根本問題。貴族階層一如既往的強大，很快破壞了曹操的軍事領地和精英領導製度。瘟疫仍在蔓延，“黑暗時代寒冷期”不僅使得黃河流域的農民生活更為艱難，對匈奴和羌族人來說也是不小的考驗。公元265～287年，25萬中亞人口在西晉境內定居。有時候，西晉對移民帶來的勞動力表示歡迎。但也有一些時候，政府無法很好地安置這些移民。
在這一點上，一些不起眼的細節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影響力，例如皇帝的感情生活。晉武帝共生育了27名皇子，當他於公元290年去世後，一些皇子雇傭了他們能找到的最野蠻的遊牧民族士兵，用於爭奪權力和財富。而這些遊牧民族的士兵也並不傻，他們很快意識到自己不必滿足於已支付的酬勞，他們盡可以隨心所欲地漫天要價。公元304年，一個匈奴首領沒有拿到理想的酬勞，於是宣稱要建立新國家取而代之，導致矛盾進一步升溫。之後，西晉沒有滿足他的全部要求，因此他的兒子在公元311年將洛陽城付之一炬，褻瀆了西晉王室的祖墳，將晉懷帝囚禁起來，命令他在晚宴時倒酒。但是他們仍然認為獲得的戰利品與他們本身的價值不符，於是匈奴在公元316年將長安城夷為平地，並且捕獲了晉湣帝，讓這個階下囚負責洗杯子和倒酒。幾個月後，匈奴人厭倦了這種遊戲，於是殺死了湣帝及所有皇親國戚。
西晉由此滅亡。匈奴和羌族的軍團繼續在中國北方地區肆意洗劫，西晉朝廷置百萬百姓於不顧，逃至長江邊的建康（現在的南京），放棄了中國北方這片世界上最先進的農業地區。然而，受到高死亡率（隨著瘟疫襲擊該地區）以及大規模移民的雙重影響，許多北方土地已經退化成荒漠。這一現實正好符合了從草原地區遷入的遊牧民族的需要，但是對於留下來的農耕團體來說，這意味著再次的饑荒。如果是在以前景氣的年代，當地鄉紳或者國家可能已經介入並給予援助，但是現在沒有人可以伸出援手。雪上加霜的是，蝗災吞噬了村民們勉強生產出來的少數作物。隨後，草原移民帶來的新型瘟疫給日漸困窘的農耕者帶來了更為沉重的打擊。公元317年左右，也就是長安被焚後的一年，天花首次出現在中國境內。
在貧瘠荒蕪的土地上，匈奴和羌族首領發起更多的戰爭，但是這些戰爭更像是大規模的奴隸搶奪運動，而非國家之間的衝突。統治者們每次召集上萬個農民，集中在新的都城周圍，命令奴隸們開墾土地來供給專門的騎兵軍隊。同時，騎兵們從草原引進新式武器，例如合適的鞍具、馬鐙，以及高大的馬匹，這實際上淘汰了步兵部隊。那些沒有逃往南方的漢人貴族隻得遷往山區，他們的附庸農紛紛湧入巨大的圍欄之中，因為那裏是躲避騎兵劫掠的唯一場所。
當時，中國北方新建立的國家（中國的史學家稱其為“五胡十六國”）都處於極其不穩定的狀態。舉例來說，一個國家在公元350年采取了過激的種族清洗政策，導致漢人大肆屠殺中亞人，引發國家內亂。官方史料記載：“死亡人數超過20萬，屍體堆積如山，遠至城牆之外，被豺狗、野狼和野狗啃噬。”這場內亂最後留下了一片權力真空地區，導致其他國家首領蜂擁而至。到公元383年時，出現了另一個諸侯，他似乎有能力統一中國。但是當他圍攻建康時，一個很明顯的小失誤最終演變成驚慌失措的大潰敗。公元385年，他的國家也不複存在。
從長安逃離出來的人們向南方遷徙，公元317年在建康建立了“東晉”[8]。與中國北方的強盜國家不同，東晉擁有奢華的宮廷，並保持漢室皇族一貫的生活方式。它派遣使節前往日本和印度尼西亞，創造出卓越的文學和藝術成果。最值得關注的是，這個朝代存在了一個世紀之久。
但在表麵的光鮮背後，東晉帝國也和北方國家一樣四分五裂。北方貴族逃亡南方後，對於遵從皇帝命令毫無興趣。一些逃難的貴族聚集在建康，成為趨炎附勢的寄生蟲，依附皇室朝廷為生。另一些拓殖長江流域，並在這片炎熱濕潤的土地上建立起他們的領地。他們將本土居民驅逐出去，砍伐森林，排幹沼澤的水，讓逃難的農民作為農奴在此定居。
衝突在社會各個層麵醞釀蔓延。從北方逃至此地的新貴族與南方舊貴族長期不合，各個派別的貴族共同打擊中層富裕階級，富裕的中層精英階級壓榨農民階級，各階層的漢人將本土居民驅趕至山區和叢林，每個人都在反抗危機四伏的建康朝廷。盡管寫就了許多失去北方故土的悲戚詩歌，逃亡中國南方的地主們並不急於交稅或是臣服於可能重新統一中國的勢力。晉朝天命已盡。 羅馬帝國與漢朝統治的不同之處
和公元前12世紀的危機不同，由東西方交流引發的危機影響範圍遍及歐亞大陸，當時西方出現了第一部現代曆史著作，即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編寫的《羅馬帝國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吉本說，該書的主題是一場“可怕的革命”，“這場革命將永遠被世人銘記，直至今日（18世紀70年代）仍然影響著地球上所有的國家”。吉本是正確的：在他有生之年，西方社會發展重新攀上了羅馬帝國時期達到的高度。
羅馬帝國和漢朝皇帝曾經麵對同樣的問題，但是運用了不同的解決辦法。中國的統治者恐懼內戰，於是將軍隊中立化，導致統治階級沒有足夠的武裝力量來抵禦強大的地主階級；相反，羅馬帝國統治者接管了軍隊，並將他們的親屬任命為軍隊首領，並用平民補充軍隊。這種做法導致平民很難反抗皇帝的意誌，但對於士兵來說卻正好相反。
這種體係的管理需要高超的技巧，由於許多羅馬統治者都有神誌失常的傾向，周期性的衝突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卡利古拉縱欲放蕩，甚至讓他的馬成為執政官，這已經夠荒唐了；而尼祿竟然強迫元老院議員當眾唱歌，甚至殺害膽敢違抗他的人，這種做法顯然超出了忍耐的極限。公元68年，軍隊中三個不同派別分別宣稱他們的首領為皇帝，最終一場殘酷的內戰平息了事端。史學家塔西佗記錄說：“現在，帝國的秘密被揭開——皇帝可以在羅馬之外產生。”哪裏有士兵，哪裏就有可能存在新皇帝。
不可否認的是，羅馬采取的辦法的確保衛了邊疆地區。在公元1世紀時，萊茵河和多瑙河以外的日耳曼人和中國西部邊境地區的羌族人一樣人口迅速增長。此後，部落之間互相爭鬥，與羅馬的城鎮開展貿易，並悄然經由河道進入帝國內部。為了完成這些事情，他們必須組織起更大的團體，推選出強勢的首領。為了應對邊境日漸鬆懈的問題，羅馬帝國和漢朝一樣建造起長城（最著名的是橫貫大不列顛島的哈德良長城），監督貿易，並且反擊入侵活動。
公元161年，馬可·奧勒留成為羅馬皇帝，當時羅馬似乎還處在健康發展的軌道上，而且馬可·奧勒留對哲學充滿熱情。然而，他必須麵對第一次東西方交流帶來的眾多問題。在他即位當年，第一次嚴重的瘟疫在中國西北邊境的軍營爆發；來自敘利亞的帕提亞人入侵羅馬，迫使馬可·奧勒留糾集軍隊來應對威脅。擁擠不堪的軍營為疫病傳播提供了理想條件，於是在公元165年爆發瘟疫（可能是天花或麻疹，但是史上的記載都含糊不清），給他的軍隊帶來了毀滅性打擊。伴隨著遙遠北部和西部發生的人口變動，強大的日耳曼帝國穿越多瑙河，瘟疫也在公元167年蔓延至羅馬。馬可·奧勒留用他的餘生——13年——與入侵者抗衡。[9]
和中國不同，羅馬在公元2世紀取得了邊境戰爭勝利。如果沒有獲勝的話，公元2世紀80年代的羅馬就會像漢朝一樣陷入重重危機。盡管如此，馬可·奧勒留的勝利僅僅影響了變革的步伐，而非結果，這也意味著單獨靠軍隊的力量無法阻擋國家滅亡的命運。疫病引發了平民大規模死亡、國家經濟崩潰、食品價格和農民工資飛漲。從這個角度看，瘟疫實際上為幸存下來的農民提供了獲得財富的機遇，他們可以拋棄原本貧瘠低產的土地，聚集在肥沃多產的土地上。但隨著農耕範圍收縮，稅收和租金也隨之下降，中國經濟大環境進入自由落體階段。公元200年後，地中海沉船殘骸數量銳減。公元250年後冰芯中的汙染水平、湖泊沉積物以及沼澤也大幅度減少（見圖6-3），所有人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生活的艱苦與匱乏。公元200年後，發掘出來的牛、豬、羊骨骼明顯變小、變少，這就表明當時生活水平不斷下降。到公元220年左右，富有的城市居民所建造的宏偉建築與雕塑數量也不斷減少。 <h5>圖6-3 衰亡與瓦解：公元後第一個千年，地中海沉船殘骸數量以及西班牙佩尼多維洛湖床的鉛汙染水平。下降曲線與圖6-2中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上升曲線相對應。和圖6-2中一樣，沉船數量和鉛含量已被標準化，因此它們可以在同一縱坐標中進行比較，公元前1年兩者數量均計為100</h5>
就在馬可·奧勒留取得勝利的50年後，羅馬失去了對邊境地區的控製。公元前1世紀，雖然漢朝戰勝了匈奴，但對漢朝統治者來說，邊境地區似乎變得更難駕馭。同樣，當時羅馬也接連取得勝利，重挫帕提亞軍隊，使得該政權在公元3世紀20年代波斯入侵前就已經滅亡。然而，新生的薩珊王國建立了更集權、更先進的國家，並在公元244年打敗了羅馬軍隊，殺死了領軍的羅馬皇帝。
大批軍隊和金錢被用於支撐坍塌的東部防線，導致羅馬無力在多瑙河、萊茵河邊界嚴密布防。入侵者沒有以小團夥的形式偷越邊境、搶奪牛羊，而是作為數百人或數千人的強大軍團衝破脆弱的防線，燒殺搶掠，搶奪奴隸。剛從波羅的海沿岸移民至巴爾幹半島的哥特人沿路掠奪直至希臘，甚至在公元251年打敗並殺死另一位羅馬皇帝。也許是人口流動的緣故，當時瘟疫爆發變得更為頻繁。公元259年，羅馬終於召集起一支軍隊對抗波斯入侵，可是結局更為悲慘：羅馬皇帝瓦勒良不僅被俘，還被關進籠子長達一年，身著奴隸的破爛衣服，遭受極端可怕的折磨。羅馬人堅稱瓦勒良的剛毅不屈最終打動了捉拿者。但事實上，如同匈奴抓獲漢朝皇帝一樣，波斯人最終對折磨瓦勒良失去了興趣，於是將他的皮剝下來，掛上城牆。
第一次東西方交流以及波斯薩珊王朝的崛起導致羅馬帝國的地位一落千丈。在人口減少、經濟停滯不前的緊要關頭，羅馬皇帝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金錢和軍隊。他們想到的第一個（但並不明智的）辦法就是利用貨幣貶值的手段來組建新的軍隊，結果導致貨幣價值下降，加速了經濟崩潰。軍隊認識到中央政府的失敗無能，於是決定自己掌握政權，很快就宣稱新皇帝即位。這些新皇帝與之前的皇帝形成鮮明對比，他們完全沒有天賦君權的觀念。他們中有許多人都是強硬派軍人出身，有些甚至是列兵出身的文盲，因此很少能夠在王位上堅持兩年以上，所有人最終都死於非命。
由於軍隊各派別之間忙於內亂而忽略了邊境防禦，羅馬的地方貴族也和中國的地方貴族走上了同樣的道路，他們將農民變成附庸，並將他們組織成民兵。敘利亞的貿易城市巴爾米拉最終成功地將波斯人驅逐出去，它理論上是代表羅馬出戰，但是最終該國女王（親自帶領軍隊並且時常穿戴盔甲參加市民集會）入侵羅馬，並占領埃及和安納托利亞。在帝國另一端的萊茵河上，一位統治者宣稱獨立的“高盧王國”誕生，並將高盧（現在的法國）、不列顛和西班牙納入自己的統治範圍。
公元270年，羅馬和公元220年的中國一樣分裂成三個王國。盡管四處兵荒馬亂，但羅馬的情形並沒有到非常糟糕的程度。公元3世紀60年代，巴爾米拉和高盧進攻波斯和日耳曼王國，這為羅馬帝國贏得了喘息的機會，地中海周邊的城市——羅馬帝國的財政支柱——基本上處於安全狀態。隻要保證商品能夠經由海運送往各地，就會有源源不斷的金錢流入帝國金庫，這樣一來，軍人出身又注重實際的新皇帝就能夠養精蓄銳，重建帝國。他們在統治區增加賦稅，在佩戴盔甲的步兵周圍建立突擊隊，隨後對敵人發動攻擊。公元272年，這支軍隊粉碎了巴爾米拉的入侵；公元274年使高盧覆滅；到公元282年為止，基本鏟除日耳曼戰團的威脅；公元297年，羅馬占領了波斯帝國後宮，為瓦勒良報了一箭之仇。
羅馬皇帝戴克裏先（公元284～305年在位）利用這個轉折點，迅速進行行政、財務和國防改革，旨在讓羅馬帝國更好地應對新世界的問題。這一舉措使得羅馬的軍隊規模差不多翻了一番。邊疆地區的動亂幾乎從未真正平息，但是當時羅馬帝國用縱深防禦抵擋日耳曼人的侵襲，又用圍困策略拖垮波斯帝國，因此戰勝的概率遠超過戰敗的概率。為了處理這些事務，戴克裏先將工作分成四個部分，各派遣一名長官和一名副手處理西部和東部各省事務。不出意料，這些長官引發了兩場、三場或四場內戰，這幾乎和他們抵抗外敵的次數一樣多。但如果把這些內戰與公元3世紀90年代中國晉朝爆發的27次內戰相比，當時的羅馬可以說是相當穩定。
一個新的羅馬帝國初步成型。隨著西部地區的決策機構向邊境地區的前沿轉移，而東部地區的決策機構向一個名為君士坦丁堡的新興大城市轉移，羅馬已經不再是都城。但最終，任何機構重組都無法解決羅馬帝國潛在的根本問題，跨越數世紀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已經動搖。隨著糧食、酒類和橄欖油的貿易開展，財富再次由上至下傳播開來，東部地區在公元4世紀走上複興之路，但是西部地區卻逐漸脫離這個軌道。西歐的大地主對公元3世紀時獲得的權力緊握不放，將“屬於他們的”農民牢牢捆綁在土地上，並且將他們與國家稅收分離。隨著他們日漸自給自足，周遭的城市開始縮小，貿易和工業發展更是大幅下滑。而最棘手的問題超出皇帝能力範圍之外：氣溫和降雨持續減少，瘟疫繼續橫行，草原移民也在持續增加。這些都不是皇帝所能改變的。
公元350年左右，一群匈奴人橫跨哈薩克斯坦，向西遷徙，引發了周圍各國的一陣動蕩。人們一直在爭論匈奴人為何能夠引發如此多的恐慌。古代文人將其歸咎於匈奴人特有的令人恐懼的氣質，而現代學者通常歸咎於他們使用的具有強大威力的弓弩。在此，我們需要從結果出發，尋求事件的緣由。為了逃避匈奴的威脅，遊牧民族紛紛逃入印度、伊朗，或向西撤退至現在的匈牙利。這使得哥特人的生活愈加艱難，因為他們在公元3世紀入侵這個國家——即現在的羅馬尼亞——之後就作為農民定居下來。經過一番激烈的內部辯論，哥特人決定向羅馬人尋求庇護，要求遷入羅馬帝國。
這在當時是很常見的。羅馬製定了和漢朝類似的“以夷製夷”政策，原則上認可移民遷徙，並將他們分成小團體，隨後征召入伍，或安排在農場定居，抑或作為奴隸買賣。這樣不僅減輕了邊境壓力，提升了軍隊人數，而且增加了納稅人口。顯然，移民們的想法與統治者截然不同，他們更青睞作為小團體在帝國內部定居，並繼續保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為防止這種現象發生，羅馬需要時刻維持一支強大的軍隊，對移民產生威懾作用。
公元376年夏天，哥特人抵達多瑙河岸邊，這令身在君士坦丁堡、統治東部地區的皇帝瓦倫斯左右為難。一方麵，遷居至此的哥特人人數過多，帶來諸多不便；另一方麵，接納如此多的移民將帶來巨大的潛在利益，尤其考慮到當時瓦倫斯最精銳的部隊遠在波斯作戰。於是瓦倫斯決定允許哥特人遷入，但是哥特人剛一過河，那些指揮官們就如脫韁野馬般失去了控製，因為比起分散安置移民，他們對牟取暴利更有興趣。食不果腹的哥特人爆發了動亂，他們洗劫了現在的保加利亞，並要求在帝國內部建立自己的國家。對此，瓦倫斯采取強硬態度，拒絕與其談判交涉。他讓波斯前線的軍隊撤回並趕往巴爾幹半島。他沒有等待西羅馬帝國皇帝支援，而是選擇直接開戰，盡管這又是一項錯誤的決定。
公元378年8月，大約1.5萬名羅馬士兵（其中許多人是日耳曼移民）在阿德裏安堡與大約2萬哥特人展開激戰。結果，包括瓦倫斯在內的2/3羅馬士兵在接下來的潰敗中戰死。回想奧古斯都時代，失去1萬軍隊並不是重大損失，甚至不會留下書麵記錄，因為當時的羅馬有能力組織起更大規模的軍團展開可怕的報複。然而，公元378年的羅馬帝國已經日益衰微，這些死去士兵的空缺無人補充。於是哥特人抓住這一時機，順利侵入羅馬帝國。
就這樣，兩者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僵持局麵。哥特人不像遊牧民族匈奴人，他們不會伺機偷盜一番，隨後回到草原；他們也不是波斯人那樣的帝國主義者，意圖吞並其他地區。哥特人想要在羅馬帝國疆域之內建立自己的領土。但是他們沒有攻城裝備，無法對城鎮發動進攻，也沒有行政機構來管理國民，因此他們需要羅馬的合作。當這種期望破滅之後，他們就在巴爾幹半島四處破壞，試圖威脅君士坦丁堡同意賜予他們自己的國土。東羅馬帝國皇帝沒有足夠兵力驅趕哥特人，隻得以國庫空虛作為擋箭牌，收買哥特人，又不時與之發生小衝突。直至公元401年，他說服哥特人繼續向更理想的西部遷徙，順理成章地將哥特人變成西羅馬帝國皇帝的頭等難題。
但是這個聰明的外交手段很快失效。公元405年，匈奴人繼續向西推進。同時，越來越多的日耳曼部落逼近羅馬邊境，導致更多地區淪陷。主要由日耳曼移民組成的羅馬軍團在一名半日耳曼將軍帶領下，進行著血腥的消耗戰；外交官也施展外交手段，試圖尋求更多外援。但在公元406年的新年前夜，數以千計的日耳曼人衝過了冰封的萊茵河，羅馬最終淪陷。自此，再也沒有任何軍隊能夠阻止他們前進的步伐，這些移民分散開來，到處搶掠。詩人西多尼烏斯原本是富裕貴族，他曾經描述了一群士兵衝進他的住宅並向他施加侮辱的情景。他與一位住在羅馬的朋友通信時說：“為什麽要為維納斯而唱？當我置身於長發的暴民當中，被迫聆聽日耳曼演說，卑鄙的勃艮第人將腐臭的黃油塗抹在頭發上，而我還要板著臉為他們唱讚歌……你根本想象不到，有人每天清晨朝你打嗝，散發出累積十天的大蒜和洋蔥的惡臭。”盡管如此，還是有許多人嫉妒西多尼烏斯。另一個目擊者用更加直白的文字寫道：“整個高盧都彌漫著火葬柴堆散發出的濃煙。”
不列顛的軍隊爆發了起義，開始掌管自己的防禦部隊。公元407年，萊茵河防線的剩餘部隊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所有地區都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為了引起災難纏身的西羅馬帝國注意，哥特人於公元408年入侵意大利，又在公元410年公開劫掠羅馬。公元416年，他們終於得償夙願，西羅馬帝國的皇帝同意：如果哥特人幫助他趕走日耳曼人並將篡奪者從高盧、西班牙清除，他們就可以獲得部分領土。
和中國邊境的情況類似，羅馬邊境也曾經成為蠻夷的（這些帝國以此稱呼外族人）聚居地，之後這些人獲取國家支付的酬勞，負責保護國家不受其他蠻族入侵威脅。這對皇帝來說是雙輸的局麵。公元429年，當日耳曼的哥特人（代表羅馬而戰）在西班牙打敗了日耳曼的汪達爾人（反對羅馬）時，汪達爾人被迫退至北非。這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但是現今的突尼斯沙漠在當時是羅馬的糧食基地，擁有上萬平方英裏的灌溉耕地，每年向意大利出口50萬噸糧食。失去此地供應的糧食，羅馬城將會餓殍遍地；沒有此地的稅收收入，羅馬根本無力支付受雇攻打汪達爾人的日耳曼雇傭軍費用。
在接下來的10年中，聰明的羅馬將領和外交家（通常都是日耳曼人出身）成功遏製了汪達爾人，並穩定了高盧、西班牙地區，但在公元439年，情況急轉直下。汪達爾人占領了迦太基的農業腹地，對羅馬來說最糟糕的情況終於成了現實。
君士坦丁堡的統治者樂於看到他們在羅馬的潛在競爭對手的種種慘狀，但是西羅馬帝國即將滅亡的悲慘前景也給東羅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二世敲響了警鍾，於是他集結起一支強大的軍隊，幫助解放現在的突尼斯地區。然而公元441年，當他的軍隊集結時，另一個打擊從天而降。匈奴王阿提拉——羅馬作家稱其為“上帝之鞭”——入侵巴爾幹半島，他不僅帶領著最勇猛精幹的騎兵，還擁有先進的攻城裝備。（可能是來自君士坦丁堡的難民將此技術帶給他，一名狄奧多西的大使聲稱，公元449年時他曾在阿提拉的宮廷中見到這樣的一個流放者。）
在匈奴攻城槌的猛攻之下，狄奧多西的防禦體係簡直不堪一擊，於是他放棄攻打汪達爾人。他拯救了君士坦丁堡——僅僅如此——但對於羅馬來說，這是最黑暗的日子。公元400年，羅馬城擁有大約80萬居民。到了公元450年，人口僅存3/4。稅收枯竭，軍隊消亡，最糟糕的是出現了更多篡奪者意圖謀取王位。阿提拉審時度勢，在榨幹巴爾幹所有財富之後，決定繼續西進。羅馬西部軍隊的半哥特指揮官成功地使哥特人相信阿提拉也是他們的敵人，他帶領的是全部由日耳曼人組成的軍隊。他導致了阿提拉人生中唯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失敗。阿提拉還沒來得及展開報複行動就含恨而終：在他第無數次的婚宴上，他因飲酒過量導致血管爆裂，“上帝之鞭”最終去和他的主人見麵了。
失去了阿提拉，鬆散的匈奴國開始分裂，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暫時擺脫了危險的境地，於是試圖再次收複西羅馬帝國，但是直到公元467年，他們才將所有的條件準備妥當，包括金錢、船隻以及一位值得信賴的羅馬鐵腕人士。東羅馬帝國皇帝傾盡國庫所有，派遣海軍上將巴斯裏斯克斯（basiliskos）帶領1000艘軍艦重奪北非，試圖解決西部省份的財政危機。
最終，羅馬帝國隨風而逝。公元468年夏天，北非沿岸的風原本是西向的，推動巴斯裏斯克斯的艦隊逼近迦太基。但是就在登岸的最後關頭，風向突然逆轉，使得艦隊無法靠岸。借此機會，汪達爾人放出火船攻擊羅馬密集排布的艦隊，這正是1588年英國對抗西班牙無敵艦隊時所采用的策略。羅馬的舊式船隻采用幹燥易燃的繩子、木製甲板和布製風帆，頃刻間艦隊就成了煉獄火海。驚慌失措的船員們互相踩踏，爭相用長杆把火船推向遠處，然而無處可逃的羅馬軍隊已然方寸大亂。汪達爾人趁亂登船，展開殺戮，戰爭由此結束。
在第五章我已經講過了曆史的偉人理論，該理論認為創造事件的是獨一無二的天才人物——例如亞述的提格拉·帕拉薩，而非強大的客觀力量——例如第一次東西方交流。偉人理論的對立麵是曆史的蠢人理論：我們必須問，如果巴斯裏斯克斯足夠機智，想出了逃脫困境的辦法，會發生什麽呢？[10]他可能已經重新占領迦太基，但是這能夠修複意大利——北非財政軸心嗎？也許能。汪達爾人已經在非洲長達30年，羅馬帝國也許能夠很快重建其經濟結構。又或者，不能。哥特國王奧多亞塞是當時西歐最鐵腕的人物，他覬覦意大利已久。公元476年，他致信君士坦丁堡皇帝芝諾說世界不再需要兩個皇帝，因為芝諾的榮耀足以統治全世界，並提議讓他以芝諾的名義統治意大利。芝諾深知奧多亞塞意在占領意大利，但他也明白沒有必要與之爭辯。
就這樣，羅馬的末日到來了。伴隨羅馬滅亡的並非驚天動地的一聲巨響，而是一陣嗚咽啜泣。如果當初巴斯裏斯克斯收複了迦太基，那麽比起公元476年的真實情況，芝諾保衛意大利時情況是否會改觀呢？我對此持懷疑態度。自此，再也無人能夠擁有足夠實力掌控一個橫跨地中海的帝國，而公元5世紀時瘋狂的幕後操縱、政治活動和暗殺都無法改變經濟下滑、政治崩潰和移民流動的現實。古典世界就此結束。 更小的世界：東晉和拜占庭帝國對比
自此，東西方兩大核心都分裂成兩部分。在中國，東晉王朝統治著前朝的南部地區，且自視為整個中國的正當統治者。同樣，西方的拜占庭帝國（這樣稱呼是因為其都城君士坦丁堡位於古代的希臘城市拜占庭）統治著古羅馬帝國的東部，並宣稱擁有對整個羅馬帝國的統治權。
東晉和拜占庭帝國都是先進國家，擁有完備的官僚體係、稅收製度和受薪軍隊。它們都擁有大城市和有學識的文人，而尼羅河流域、長江流域也前所未有的富饒多產。隨著中國北部和歐洲西部漸漸脫離核心區域，它們的統治範圍也不斷縮小。
管理者、商人和金錢組成的網絡曾將東西方核心國家組成一個連貫的整體，但這一網絡被疫病、移民和戰爭瓦解。公元4世紀的中國北方國家和公元5世紀的西歐國家一直處於低級階段，它們的皇帝整日與將領們在搶奪來的大殿中飲酒作樂。這些皇帝樂於向被征服的農民征稅，盡管他們實際上並不需要這些財富，因為他們不需要支付雇傭軍的薪酬。他們極其富有，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試圖對官僚機構進行管理，並從難以駕馭的手下那裏征稅，這些手段造成了諸多麻煩。
在中國北方和羅馬帝國西部，有許多舊式的富有貴族家族攜帶財產逃往建康和君士坦丁堡，但他們中更多人選擇留在舊帝國的廢墟之中，也許像西多尼烏斯一樣維持著貴族的驕傲姿態，但又與新統治者達成某種協議。他們適應了新的社會現實，用羊毛褲子換下絲綢袍子，消遣活動也從古典詩歌轉向狩獵。
有些現實產生了積極的結果。之前，貴族所擁有的地產遍布整個漢朝或羅馬帝國，但現在那些超級富有的貴族們都消失了。盡管在公元4世紀和5世紀，地主的財產受到國家限製，但他們的富裕程度仍然令人咋舌。古羅馬和中國的精英階級都不約而同地選擇與他們的征服者通婚，並從破敗的城市搬到鄉下的領地。
在公元4世紀的中國北方和5世紀的西歐，伴隨著不斷加速的向落後國家發展的趨勢，皇帝們允許貴族向農民收取租金，而這原本是農民應當作為稅金交給國家的盈餘資金。隨著人口減少，農民能夠集中精力耕作最為肥沃多產的土地，盈餘資金也不斷增長。數世紀以來，農民非但沒有忘記曆代積累的農耕技術，反而自行創造了不少新技術。公元300年後，長江流域的排水係統以及尼羅河流域的灌溉係統得到長足的發展，牛拉犁在中國北方迅速推廣，條播機、鏵式犁以及水力磨坊也在西歐盛行。
盡管貴族們一再地粉飾太平，而農民不斷地大膽創新，我們無法否認的是：漢朝和羅馬曾經繁榮一時的官僚、商人以及管理者行列正在不斷削弱，這就意味著歐亞大陸兩端的經濟大環境持續衰退。這些人通常都是唯利是圖、毫無競爭力的代表，但是他們確實完成了一項任務，那就是將商品運往各地，從而發掘了不同地區的競爭優勢。如果沒有他們作為媒介，經濟會變得更為本土化，也更傾向於自給自足。
貿易通道收縮，城市也在收縮。南方遊客對中國北方城市的衰敗破落感到震驚，而在古羅馬帝國的一些地區衰敗程度極其嚴重，以至於詩人開始產生這樣的疑問：周圍這些正在腐朽的巨石廢墟究竟是不是人類建造的？公元700年左右的一首英文詩歌這樣寫道：“斷裂的屋脊，搖晃的高塔，這是巨人的傑作，黴變在城樓和炮膛蔓延。破碎的盾牌，倒塌的房頂。這都是歲月的痕跡。”
“在此最完善的世界上，萬物皆有歸宿，此歸宿自然是最完美的歸宿。”在伏爾泰的經典喜劇作品《老實人》（candied）中，導師邦葛羅斯孜孜不倦地重複著他的樂觀主義哲學。在書中，邦葛羅斯先後遭遇一連串的厄運：感染梅毒，一隻眼睛失明，半截耳朵潰爛，遭人囚禁奴役，被宗教裁判所施以絞刑，甚至接連遭遇兩次地震。盡管如此，他仍然堅持“一切皆善”的說教。
當然，邦葛羅斯這個人物是伏爾泰跟讀者開了一個小玩笑，用來諷刺當代哲學的愚昧無知，但是曆史上確實曾經湧現出許多真實的“邦葛羅斯”。在公元後的前幾個世紀，東西方核心都被非常富庶的強大帝國所主宰。一位中國詩人曾這樣描寫：“帝王出遊，場麵極盡奢華。歡愉無盡，綿延數萬年。”對於羅馬帝國，古希臘雄辯家阿裏斯提得斯（aristides）更加熱情洋溢地讚歎：“為了帝國的永存，文明世界一齊祈禱。請求所有的神一起賜予這個帝國，賦予這個城市永恒的繁榮，永不消逝，直到石頭漂浮在海麵上，直到草木再不發芽。”
那麽這些“邦葛羅斯”到底做了些什麽，從而導致了圖6-1中的情形？東西方的社會發展在公元前1世紀左右達到巔峰，隨後不約而同地出現衰退。這種衰退與之前相比又更進一步。它不僅範圍更為廣泛，波及歐亞大陸兩端，而且影響程度更深，持續時間更長，長達數個世紀。截至公元400年，東方社會發展的衰退程度超過了10%；截至公元500年，西方社會的發展程度倒退了20%。據統計，西方世界社會發展占據領先地位長達14000年，本章旨在向廣大讀者展現其末尾階段，並探討這次衰退的根源所在。 <h5>圖6-1 一個舊世界——大規模衰退：古代帝國的巔峰時期、衰退時期以及瓦解時期（公元前100～公元500年）</h5>秦漢和羅馬帝國統治下的世界新秩序
古代帝國也不全是“邦葛羅斯”式的人。經曆了數百年的戰火紛飛、生靈塗炭，我在第五章中提及的“暴力的悖論”——戰爭最終引導和平繁榮的事實——才逐漸變得清晰起來。統一戰爭剛結束，秦國和羅馬帝國這兩個超級大國就在血腥殘暴的內戰中誕生。秦國很快穩定下來，並日益強大，而羅馬帝國則經曆了更為漫長的過程。
在征服戰爭中，秦朝中央集權的強製機構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但是在和平統治階段，這種機構的運作結果並不理想。公元前221年，秦國消滅了最後的敵人，但是秦始皇繼續在全國範圍內征召男丁，這一次並不是為了打仗，而是為了派遣他們修建自己的陵寢。從某種角度來看，這些人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因為他們修築了綿延數千公裏的道路和運河。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卻遠非如此。根據司馬遷的記載，作為秦朝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自命為“天子”，並寄希望於一些招搖撞騙之徒，靡費大量錢財尋求長生不老之藥。也許就像現代人買保險那樣，他花費36年時間，命令70萬男丁修建帝陵。（考古學家已經在秦始皇陵挖掘出數百人的殉葬坑。）
這個占地20平方英裏的中國墓葬建築群（大部分還未被開掘）與埃及金字塔遙相呼應，不相上下。秦始皇陵是一個工作隊於1974年挖掘水井時無意中發現的，現在已聞名遐邇。共有六千多尊真人大小的陶俑守衛著整個陵寢，它們是世界考古界的奇跡，然而令人驚奇的是，司馬遷描述秦始皇陵時根本沒有提及這些名震四方的兵馬俑。司馬遷將兵馬俑略去，轉而描述陵墓地下400碼寬、周圍環繞著水銀仿製的秦國河流的青銅宮殿。（1981～2003年的探測調查發現，陵寢地下的土壤中含有大量水銀。）司馬遷還補充說，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命令將他所有未生育過的嬪妃、知道陵寢秘密的匠人以及秦國數百名高級官吏一起在此陪葬。
秦始皇的暴政激起了社會各個階層的強烈抵抗。王公貴族加以指責，秦始皇強製將其遣送回都城；知識分子站出來反抗，秦始皇活埋了460名反抗儒生；農民發動起義，他殘忍地將叛亂者腰斬。[1]
由於秦始皇在國內實施恐怖統治，他剛駕崩就發生了大規模內亂。公元前209年的某天，故事拉開了帷幕：兩名下級官吏必須及時將征召文件送去衛戍部隊，但是由於突發暴雨，導致他們無法完成任務。而根據秦律，延誤軍務必定招來殺身之禍。根據司馬遷記錄，其中一人說：“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於是發動起義。
正如他們預料的那樣，兩名起義者很快被處死，但是他們的義舉很快傳遍全國。不出幾個月，中國又回到了大一統之前各國混戰的狀態。公元前206年，秦朝覆滅，叛亂演變成可怖的內戰。經曆四年的野蠻屠殺之後，農民出身的劉邦掌握了局勢，隨後建立了漢朝。他將8萬名俘虜全部處死，宣告從此天下太平，史稱漢高祖（或漢高帝）。[2]
羅馬與秦國所麵臨的問題正好相反。秦國的問題在於高度集權的統治方式無法適應和平年代的發展步伐，而羅馬最棘手的問題是組織機構過於鬆散。在羅馬帝國內部，由富有的年長男性成員組成的元老院以及由貧窮市民組成的公民大會得到進一步發展，這對於一個城邦國家的運作來說綽綽有餘，但是它們無法勝任對一個帝國的管理，導致戰利品堆積如山、成群的奴隸無人處置、國家對那些因戰功而極其富有的軍事將領疏於防範。公元前133年的秋天，議會成員由於政見不合而發生衝突，元老院的元老們居然砸碎他們坐的長凳，互相拳打腳踢，拚死互毆。到公元前80年左右，再也沒有人能夠說得清，到底是誰在統治羅馬帝國。
盡管羅馬在接下來的50年間內戰頻發，但至少沒有像秦朝那樣頃刻崩塌。越來越多的軍隊隻效忠於他們各自的軍事將領，不再遵從為國盡忠的原則。元老院為了遏製這些戰功赫赫的軍事領袖，隻好派他們攻打更為弱小的鄰國（反而使得這些將領實力大增），或者任命新的軍事將領來討伐舊將領（結果又引發了新的危機）。到公元前45年，尤利烏斯·愷撒成功地打敗了所有入侵者，次年遇刺身亡。自此，曆史的車輪重新開始轉動。公元前30年，屋大維在埃及抓捕了安東尼和克麗奧佩特拉（“埃及豔後”），他們最終被迫自殺。此時，羅馬帝國的貴族們對於長期征戰已經深惡痛絕，於是達成一致意見：私底下，他們將對屋大維（後命名奧古斯都）唯命是從，而在公開場合，他們又假裝把他當做普通市民對待。通過這個詭異的協定，似乎所有人都保全了麵子。公元前27年，奧古斯都宣布重建共和國，成為這個帝國的實際統治者。
到了公元前1年，東方和西方兩個核心都處於獨立王國的統治之下，但是這個局麵的形成並非毫無懸念。事實上在公元前203年，漢朝的開創者漢高祖曾經簽訂了一項協議，同意與他最後的敵人分享東方核心的統治權，但他隨後違背承諾，將對方殺死，並且掠奪其所有財富。到公元前30年左右，地中海地區似乎即將分裂，一邊是來自羅馬的屋大維統治下說拉丁語的西部，另一邊則是來自埃及的安東尼和克麗奧佩特拉統治下的說希臘語的東部。如果漢高祖信守承諾，或者安東尼不那麽沉迷於酒精和性愛，那麽這一章的內容將會徹底改寫。然而，當時南亞正朝著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公元前1000～前600年間，位於恒河流域的小城市和小國家不斷發展，最後成為類似東西方核心地區的先進國家。公元前3世紀，這些城市和國家被龐大的孔雀王朝吞並，建成了可能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國家（雖然秦朝很快就會趕超它）。然而孔雀王朝沒有像羅馬和秦國那樣不斷壯大，反而在接下來的幾百年間逐步分裂。到了奧古斯都時代，整個南亞再一次分裂為眾多彼此交戰的小國。
托爾斯泰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有同樣的幸福，而不幸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同樣適用於國家關係。對於國家來說，分裂滅亡有無數種方式，比如戰場失利潰敗，君主昏庸無道，貴族脫韁失控，百姓暴動叛亂以及政府運作不良。但是保持國家統一隻有一個方法：妥協。在這一點上，漢朝和羅馬的統治者都顯示出了卓越的才能。
公元前202年，漢高祖與其他諸侯達成一項協議：將他“國家領土”的2/3分別賞賜給10個諸侯，作為其統治下的半獨立國家存在，從而結束內戰。漢高祖深知，為了防止新的內戰發生，國家需要根除這些諸侯的威脅。如果下手過快，驚動了這些諸侯的話，可能會引發帝國原本想要阻止的戰爭。相反，如果下手太慢，又會導致這些諸侯勢力過於強大。然而，漢朝皇帝很好地把握了時機，在公元前100年利用幾次突發的叛亂活動，徹底解除了來自諸侯的威脅。
和秦始皇的妄自尊大相比，漢朝皇帝們顯然要收斂得多，但他們或多或少也存在狂妄的一麵。例如，公元前141年漢景帝駕崩時，也有眾多兵馬俑隨葬（數量是秦始皇兵馬俑的6倍多，但是高度隻有其1/3）。盡管漢朝皇帝和商周的君王一樣，堅信自己是連接人間和上天的代理人，但是除了偉大的征服者漢武帝之外，漢朝其他皇帝都未曾宣稱自己長生不死或君權神授。
他們小心謹慎地維持統治。皇帝們與世家大族打交道時，需要拋棄皇家信仰（盡管也可以采取比較實際的做法，即把貴族的財富與宮廷自身的成功聯係在一起）。如果想安撫士紳學者，就需要將皇位納入一個理想化的儒家等級製度模型（在此也有一個具有實踐意義的做法，就是把人們對於儒家經典的認知程度作為入仕的考量標準，而非憑借貴族關係網絡）。而在廣闊的鄉間，維持皇家的權威需要運用一些其他要素。在前軸心時代，皇帝曾經充當世人和祖先、神靈之間的橋梁角色，現在他們要將這種角色與更加現實的措施相結合，諸如減少賦役、緩和嚴酷的秦朝律法以及相應的稅收減免政策。
這種妥協帶來了和平統一的局麵，並逐漸將東方核心轉變為一個獨立的整體，東方核心的統治者們稱之為中國（世界中心的“中心之國”）或者天下（普天之下，因為在他們看來，邊境線之外的其他東西都無關緊要）。至此，人們開始認識到把東方核心看作一個獨立整體的意義，並且由於近代西方人的發音錯誤，將“秦”（qin）讀做“china”，因此西方開始用“china”來稱呼中國。盡管當時中國內部仍然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但是東方核心已經開始向中華民族演變。
羅馬人也做出了類似的妥協。公元前30年，羅馬內戰結束，勝利者奧古斯都遣散了征召來的士兵，派遣職業軍人駐守邊防。和漢朝的皇帝一樣，他深知強大的軍隊時刻威脅著他的統治。中國統治者用犯人和外國人補充軍隊，意圖將其驅逐出主流社會；而奧古斯都和他的繼任者們決定將軍隊安置在較近的範圍內，將軍隊改造成核心社會機構，直接聽命於皇帝。
戰爭成了專業人士的專利，其他人都轉投和平之路。像中國一樣，羅馬吞並了其他的附庸國，並將貴族的財富與國家的財富緊密聯係起來。皇帝們如履薄冰，步步謹慎：對待貴族階層時表現出高不可攀的氣勢，處理軍隊問題時要扮演他們的最高統帥，與那些將統治者想象成超自然存在的民眾接觸時又要變得神聖莊嚴。他們運用一種“死後上帝”的策略來代替以往“一日上帝”的妥協辦法。這種理論聲稱，皇帝們在死前都隻不過是傑出的人類，死後方被擁入神性的懷抱。有些皇帝認為這種理論純屬無稽之談，例如維斯帕先。他在彌留之際還與朝臣戲謔道：“我想我正在變成神。”
在公元1世紀以前，一種希臘羅馬式的文化融合不斷發展，當時的富人們可以在約旦到萊茵河區間內的城市遊曆：他們在風景似曾相識的城市停留，用幾乎相同的金製餐具吃飯，觀看相似的希臘悲劇，用巧妙的方法間接提及荷馬和維吉爾，四處尋覓對其良好教養表示欣賞的誌趣相投者。地方知名人士越來越多地得到長老院的認同，本地權貴篆刻碑文時采用拉丁文和希臘文兩種文字，甚至連在土地上耕作的農民也開始認同自己是羅馬人。
這種妥協平息了抵抗行為。在這一點上，當屬1979年的喜劇《布萊恩的一生》（monty python''s life of brian）總結得最為全麵。雷吉（由約翰·克立斯扮演）是猶太人民陣線的主席，當時的追隨者大多對革命毫無熱情，因此他試圖激起他們內心對羅馬統治的反抗怒火，結果卻發現他們更傾向於談論羅馬帝國帶來的好處（尤其是美酒）。雷吉向他們提出了一個針對羅馬帝國的著名問題：“那麽好吧。除了環境衛生以外，醫藥、教育、美酒、公共秩序、憤怒、淨水係統以及公共衛生——羅馬人到底為我們做了些什麽？”那些自由的捍衛者沉思片刻，隨後有一人試探性地舉起手說：“他們還帶來了和平？”雷吉被這個愚蠢至極的回答驚呆了，回複說：“哦，和平……你閉嘴！”
雷吉並未意識到：和平改變了一切，和平帶來了橫貫歐亞大陸兩端的繁榮富強。兩大核心國人口迅速增長，經濟飛速發展。從最基本的方麵來說，據我們統計——社會總產量、每單位土地的產量或每單位勞動力的產量——農業產出呈上升趨勢。漢朝和羅馬的律法不僅為地主的財產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對待農民的財產也一視同仁。各階層的農民因此得到更多耕地，他們致力於擴大灌溉麵積，改進排水係統，購買奴隸或者雇傭勞動力，並且更多地使用肥料和更加先進的工具。埃及相關史料表明，羅馬時代的農民每播種1磅種子就能收獲10磅小麥，這對尚未經曆現代化進程的農業生產來說，無疑是一項傲人的成績。雖然尚無任何中國農業的相關記錄，但是在農業手冊中保留下來的農業發現和農業記錄表明，中國當時的農業產出也相當高，尤其是在黃河流域。
就這樣，農民和工匠將能量獲取推向更高水平。然而，當時貴族撰寫並保存至今的文學作品中卻鮮少提及這些，他們不約而同地對此保持沉默。事實上，縱觀整個人類發展史，此前使用的能量均來自動物肌肉或者生物燃料，但是當時的人類已經發現四種潛在的、具有革命性的能源——煤炭、天然氣、水力和風力。
前麵兩種能源一直處在邊緣地帶，當時中國有一小部分鐵匠將煤炭用於鑄鐵作坊，四川的製鹽者用竹管將天然氣抽上來，通過燃燒來蒸發海水中的水分。但是，後兩種能源的發展完全不同。公元前1世紀，羅馬和中國都發明了水車，為磨坊提供動力研磨穀物，以及加熱熔爐。目前所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當屬公元100年後建於法國巴貝格地區的水車，它擁有16個互相連接的輪子，可以產生30千瓦的能量，基本等同於100頭公牛（或者兩輛全速行駛的福特t型車）所產生的能量。這種水車輪子大多較小，但是一個普通的羅馬磨坊產生的能量就相當於10個壯年男子用腳踩輪子產生的能量。
然而，風力和水力的廣泛使用並非來源於新型水車，而是來自對舊航海技術的革新。除非能夠找到將生產出來的數千噸小麥、數百萬加侖[3]酒和幾十億顆鐵釘運送到潛在買主所在位置的方法，否則根本沒有人會生產這些東西。因此，規模更大、條件更好且價格低廉的船運（以及港口、運河）幾乎和耕地、水車占據著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見，貿易和工業發展是同步的。
圖6-2很清晰地表明了當時的西方發展狀況，將不斷增長的海難船隻數量和2005年針對西班牙佩尼多維洛地區湖泊沉積物調查研究中記錄的鉛汙染水平對比。（之所以調查海難船隻，是因為缺少現存的關於古代船運的書麵記錄，因此——除非隨著時間推移，船長們莫名其妙地變得笨拙，因而經常在駕駛船隻時發生觸礁事故——海難船隻數量最能體現出當時船運發展的程度；之所以調查鉛汙染水平，是因為作為銀加工業的衍生物，鉛對於地球化學家來說是最容易展開研究的同位素。）圖中，兩條曲線同步上升，且都在公元前1世紀達到頂峰，這體現出當時貿易和工業發展的緊密聯係（以及對於環境發展來說，古羅馬時期絕非黃金時代）。
我們還無法將圖6-2與東方發展的相應圖表做比較，因為中國考古學家還沒有搜集到可以計量的足夠數據。然而現存資料表明，公元前300年後東方核心的貿易發展相當繁榮，但是仍不及西方核心發展程度高。舉例來說，近期一項調查得出這樣的結論：羅馬帝國當時流通的貨幣數量大約是漢代的兩倍，並且當時羅馬最富裕的人所擁有的財富大約是中國富人財產的兩倍之多。
這種貿易發展的差異性很可能與兩者不同的地理條件有很大關係。在羅馬帝國，90%的人口居住在距離地中海10英裏範圍內。公元前第二個千年，西方核心擴張到地中海沿岸，帶來了各個領域的蓬勃發展，也帶來了相應的持續性破壞。但是到了公元前1世紀，當羅馬人完成對整個海岸線地區的征服之後，羅馬帝國立即終結了這種破壞行為。當時的地中海已經構建起四通八達且價格低廉的水路運輸係統，得益於此，貿易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h5>圖6-2 商品和服務：地中海海難船隻數量和西班牙佩尼多維洛地區湖泊鉛汙染水平的平行增長趨勢。沉船數量以及鉛含量已經做過標準化處理，因此能夠在同一縱坐標上對兩者進行比較，公元前1年兩者數量均計為100</h5>
然而，對於漢朝來說，居住在近海以及靠近河流的人口比例較少，而且並非所有的河流都能隨時保持暢通無阻。羅馬的軍事擴張保證了一個新經濟疆界的穩定發展，那裏的農民能夠將最先進的農耕技術運用在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然後再賣出農作物，滿足意大利和希臘城市的糧食供應。然而秦朝和漢朝缺少像地中海那樣的水運通道，因此貿易活動隻能局限於相對較小的範圍內。一些漢朝皇帝通過疏浚黃河和渭河，以及修建人工運河繞開難行區域等手段，試圖提升中國的交通運輸水平，但是之後的幾個世紀裏，中國一直未能解決這個難題，也就一直無法擁有屬於自己的地中海。
在東西方經濟發展背後，存在著兩股相似的力量，分別起著拉動和推動作用。所謂拉動作用就是指國家的發展壯大。羅馬和漢朝的征服者在各地廣泛征稅，並將多數稅收收入用於擴充邊防軍隊（當時羅馬大約擁有35萬軍隊，中國擁有至少20萬軍隊）和建設龐大的都城（羅馬都城大約有100萬居民，而漢代都城長安大約擁有50萬居民）。東西方核心都需要將食物、商品和錢財從富裕、納稅的地區運送到窮困、消耗國家收入的人群聚居地。
泰斯塔西奧山（也稱“碎陶片之山”）是位於羅馬郊區的一個遺址，它充分展現了西方這股拉動力影響範圍之廣。和氣勢磅礴的秦始皇陵相比，這座僅有150英尺高、雜草叢生且到處散布著破損陶片的土堆實在是相形見絀，但是對於考古學家來說，這就是建造於意大利的“埃及金字塔”。長達3個世紀的歲月裏，共有2500萬個儲藏罐被丟棄至此，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這些罐子大多用於儲藏橄欖油——共兩億加侖的橄欖油——並將其從西班牙運至羅馬，那裏的城鎮居民將橄欖油廣泛應用於烹飪、沐浴[4]以及燃燒照明。站在泰斯塔西奧山上，你會深切體會到處於饑餓狀態的人幾乎無所不能，從而心懷敬畏。而這不過是羅馬眾多垃圾填埋場中的一個。
第二股力量起到推動作用，其運作原理大致與氣候變化相似。公元前800年後的全球氣候變冷，使得落後國家陷入混亂之中，引發了長達數個世紀之久的擴張運動。到了公元前200年，持續性的地球軌道變更帶來了氣候學家口中的“羅馬暖期”。冬季風不斷減弱——對於地中海和中國長江與黃河流域的農民來說是個壞消息，但對於那些從先前的全球變冷趨勢中孕育而生的先進國家來說，東西方社會已經具有足夠的應變能力，不僅能夠適應氣候變化，還能夠進一步對氣候變化加以利用。盡管世事艱難，但逆境也加速了人類的多元化進程和開拓創新的步伐。人們重新開始使用水車和煤炭，並且通過船運將貨物送往各地，從而發掘當地的獨特發展優勢。先進國家為貿易發展提供了道路和港口，以增加船運活動的利潤，還提供了軍隊支持和法律條款，以確保利潤的安全性。它們甚至非常明智地宣稱：富人應該支付更多稅款。
高端國家還將統治範圍由原本的核心腹地擴展到受暖期影響而更加多產的地區——例如西部的法國、羅馬尼亞和多雨的英格蘭，以及東部的中國東北、朝鮮和中亞地區。盡管他們自身並未意識到，但實際上東西方的皇帝們選擇兩麵下注，因為盡管氣候變化對溫暖地區造成了一定損害，但同時也為寒冷地區帶來了諸多效益。在羅馬，商人們依托地中海將商品運往各地，由此獲取巨額利潤；而在中國，大河往往不如地中海便捷通暢，因此利潤也相對較少。但就整體來說，東西方貿易發展程度相差並不大。
公元前第一個千年曆經各種戰爭、奴役和屠殺，孕育出一個富足的時代，也醞釀出本章開頭提到的民眾的過分樂觀情緒。盡管富裕的成果並沒有在公平的基礎上進行分配，因為當時農民的數量遠遠超過了哲學家或者國王的數量，但是當時存活下來的大城市人口已經多於以往任何時代的居民數量，而且整體來說這些人壽命更長、生活質量明顯提升、擁有更多的財產。
20世紀70年代，我在英國從事考古挖掘工作，曾經發掘出幾處羅馬時代的遺址。當時的考古工作相當艱苦，我們需要用鎬清理出混凝土（另一項羅馬人的發明）澆灌而成的巨型房基，並且必須趕在更多發現堆積如山之前，爭分奪秒地完成工作記錄。之後，我開始攻讀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公元前700年左右的希臘社會，並在1983年展開針對那個時代遺址的第一次挖掘工作。結果令人大吃一驚。這些人不曾擁有任何物品，如果能找到一大塊生鏽的鐵板已經算是大發現了。與更早期的人類相比，羅馬人可以說是身處消費天堂。公元前800年左右，羅馬帝國西部的人均消耗僅僅處於勉強維持生存的最低水平，然而六七百年之後人均消耗量增長超過了50%。
當時的東方也正在經曆類似的過程，盡管——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數據還不夠充分。如果依據現代的標準來看，那麽當時生活在東西方核心的居民生活極端貧困——有一半幼兒不足5歲就夭折，幾乎沒有人能活過50歲，長期飲食不良使得古人比現代人身高足足矮了6英寸——但是與之前的時代相比，當時可以算是黃金時代。因此，古代國家到處遍布“邦葛羅斯”式的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漢武帝抗擊匈奴與東西方的交流
然而，這些“邦葛羅斯”並未意識到，核心內部加速的社會發展進程也同樣改變著國界線以外的世界。當帝國強盛時，統治者可以把他的意誌肆意強加於邊境線上的居民，以公元前6世紀波斯帝國的大流士和公元前3世紀的秦始皇為例，他們都將中亞的大片草原納入自己的控製之下。但當帝國衰微時，遊牧民族就會進行反擊。公元前300年左右的西方，亞曆山大大帝手下的將領們紛紛在波斯帝國的廢墟之上建立新的國家，但都無法與他們偉大祖先建造的強大國家相提並論。而塞西亞人很快入侵巴克特裏亞和印度北部，另一群來自中亞的帕提亞人也開始向伊朗滲透。公元前200年，羅馬人向馬其頓王國發起猛烈攻勢，最終導致馬其頓王國滅亡，而帕提亞人卻從中漁翁得利。
帕提亞人與之前深入西方核心的遊牧民族有所區別。當時的遊牧民族——例如塞西亞人——都是通過掠奪或者向農耕國家勒索保護費獲取財富，他們基本等同於強盜，而且對於征服先進國家以及管理自身混亂不堪的官僚機構毫無興趣。相反，帕提亞的騎手們隻能被稱為半遊牧民族，他們來自中亞大草原的邊緣地區，而非大草原貧瘠的腹地，他們世代與農耕者毗鄰而居，他們的統治者深諳如何從備受壓迫的農民手中榨取稅收，同時竭力維持其軍事權力所依附的“馬背上的傳統”。公元前140年左右，他們已經成功地將之前波斯帝國的大部分地區轉化為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鬆散統一的落後國家。
帕提亞王室喜歡以居魯士和大流士的後裔自居，並竭盡全力去適應西方的先進文化，但事實上，他們的國家一直停留在鬆散統一的落後形態。盡管曾經給羅馬帝國帶來短暫而猛烈的衝擊——當時的羅馬人已然忘卻遊牧民族騎兵的巨大威力——但是他們永遠無法真正威脅羅馬帝國的存在。帕提亞的騎兵以“回馬射”聞名於世，即指騎兵佯裝退卻，隨後返身向追捕者發射弓箭。憑借類似的戰術，帕提亞騎兵於公元前53年向羅馬軍隊發動突然襲擊，導致這支軍隊全軍覆沒，甚至殺死了羅馬大將軍克拉蘇。帕提亞國王對西方文化極其推崇，在他的手下呈上克拉蘇的人頭時，他還在觀賞希臘的悲劇，他所受的教育足以讓他理解戲劇對話所表現的主人公的宿命悲劇。
與東方核心的秦漢王朝與匈奴之間發生的矛盾衝突相比，西方核心的羅馬帝國與帕提亞人之間的爭端顯然相形見絀。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先發製人發動戰爭，結果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戰爭非但沒有對遊牧民族產生脅迫效果，反而激起了大草原上的一場政治革命，正是這場革命使得長期爭鬥不止的匈奴部落統一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遊牧國家。和帕提亞人不同，匈奴首領冒頓單於沒有向農民征稅，以支撐日益完備的貴族體係，相反，他展開了對中原的瘋狂掠奪，並用搶奪來的絲綢和美酒買通不斷減少的遊牧首領，讓他們對其效忠，從而建立了極端落後的國家。
冒頓很好地把握了時機。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駕崩。公元前209年，冒頓接管了匈奴部落，在接下來的9年中，利用中原的內亂肆意洗劫。漢代第一位皇帝漢高祖決定結束這種局麵，他在公元前200年派遣一支龐大的軍隊直入大草原。這一行為使他深刻地認識到：對遊牧民族發動戰爭與王位爭奪戰截然不同。麵對漢朝的強勁攻勢，匈奴人采取暫時撤退的戰略，把漢朝軍隊留在荒野之中忍饑挨餓，然後冒頓伺機發動突襲，而當時漢朝士兵中有1/3已經凍掉了手指，再也無力迎戰。漢高祖勉強得以全身而退，多數士兵卻未能逃過一劫。
漢高祖終於意識到，和匈奴士兵相比，漢朝的軍隊損耗嚴重、兵將反應遲緩並且不擅長先發製人，因此他提出了第四種戰略：與冒頓和親。於是，漢高祖將他的長公主許配給冒頓，命令她即刻起程離開長安。這位公主被迫放棄原本優渥的生活條件——經過打磨的精致石板房以及珍珠鑲嵌的精美床罩[5]，匆匆趕往大草原，在氈帳裏淒涼地度過餘生。1000年後，仍有中國詩人為這位漢朝公主賦詩，感慨她孤苦伶仃，被迫與野蠻粗鄙的牧民為伍的無盡悲戚。
這次皇家聯姻開創了中國學者所說的“和親政策”。除了和親以外，漢高祖每年將大量黃金和絲綢賞賜給冒頓。然而，封賞並非長久之計。匈奴越發貪得無厭、索取無度，隨後開始在各地肆意掠奪。他們深信，隻要破壞的成本低於開戰的成本，漢朝的皇帝們就不會貿然戰爭。
這種和親政策持續了60年，漢朝國庫日漸空虛。公元前130年之後，漢朝皇室憤而停止和親政策。一些官員對公元前200年發生的災難仍然心有餘悸，提出對匈奴采取忍耐放縱的政策；另一些官員則強烈要求向匈奴開戰，血債血償。公元前135年，在一向持保守態度的皇太後逝世後，年輕的漢武帝決定采取武力鎮壓。公元前129～前119年期間，漢武帝每年派遣數十萬精銳部隊討伐匈奴，但每次都铩羽而歸，僅存半數殘兵敗將。戰爭消耗了巨額的人力和物力，於是漢武帝的批評者，即那些撰寫史書的鴻儒們總結說：“這場由漢武帝率先發動的戰爭無疑是一場災難。”
但是，如同400年前波斯帝國的大流士對塞西亞人發動戰爭一樣（也被史學家認為是失敗的戰爭），漢武帝發動的戰爭也對遊牧民族產生了巨大影響。由於失去了漢朝的封賞，也無法將洗劫來的財富分給部下，匈奴統治者控製下的牧地不斷受到威脅，遊牧民族聯盟最終解體，匈奴內部爆發動亂。公元前51年，匈奴承認漢朝統治。大約一個世紀之後，匈奴分裂成兩個部落，一個部落退居北方，另一個部落在漢朝內部定居下來。
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和漢朝都取得了對遊牧民族的主動權。漢朝皇帝采取“以夷製夷”政策，賜予南匈奴穩定的居住地（以及長期的封賞），換取他們對其他遊牧民族作戰。由於受到森林、山脈和東歐農場的保護，羅馬得以免受遊牧民族侵擾，他們隻需要麵對來自帕提亞（半）遊牧民族的威脅。即便如此，羅馬人在迎戰帕提亞人時，仍然將美索不達米亞的城市和運河邊作為戰場，而非遊牧民族占據優勢的草原。隻要羅馬皇帝對戰事加以足夠的重視，羅馬軍團就能夠輕而易舉地攻破帕提亞人的頑強抵抗。
盡管如此，在羅馬東部和中國北方的邊疆地區，戰爭並未真正平息。公元114年，羅馬人將帕提亞人趕出美索不達米亞，取得了對整個西方核心地區的控製權，但在公元117年，他們隻能再次放棄這片“河流之間的土地”（意指美索不達米亞）。在公元2世紀，羅馬人曾經四次意欲奪取美索不達米亞，但每次都被迫放棄。對於羅馬人來說，盡管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物產富饒，但畢竟地處遙遠，難以駕馭。相反，漢朝統治者將匈奴納入自己的統治範圍之內，使得漢朝版圖上的邊境線逐步轉變成一塊流動的邊境區域。在這片北方荒野上，人員得以自由流動，政府也極少插手幹預。由此可見，強大的軍事威懾作用遠勝於細枝末節的法律條款。
遊牧民族和農耕國家之間聯係日益緊密，改變了歐亞大陸的地理狀況，甚至導致整個世界範圍縮小。最顯著的效果就是出現了大片由烏克蘭向蒙古延伸的共享物質文化地區。通過這片區域的開放，商人和士兵不斷流動，沿途傳播東西方的文化、藝術和武器。然而，在東西方之間航行著的最重要的“貨輪”是無法用肉眼辨別出來的。
數千年間，隨著舊世界農民不斷在村莊聚居，逐漸出現了一群討厭的病原體，它們大多具有高度傳染性，相當一部分病原體具有致命性。由於吸入汙濁的空氣或者飲用受汙染的水源，許多人染上瘟疫，並且交叉感染，導致疫病迅速蔓延。但同時，也有不少人並未感染疫病，由此證明這些人本身具有抗體，能夠抵抗疫病侵襲。在1000年間，這些自帶抗體的人群通過基因庫將自身的防禦力延續下去。盡管隨機突變仍然可以將休眠的疾病轉化為致命殺手，如野火燎原般肆虐人間，但隨後宿主和病毒會自發構建起一種新的平衡，使得兩者都能存活下來。
如果暴露在一群從未接觸過的細菌中，人類幾乎沒有任何防禦能力來抵擋這群靜默的殺手。最著名的案例當屬由著名地理學家及曆史學家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命名的“哥倫布大交換”，它始於1492年，當時歐洲對新世界展開了一係列可怖的征服活動。完全分隔開來的病毒分別在歐洲和美洲大陸發展變化。美洲本土也存在著可怕的疾病，比如梅毒，但是美洲本土疾病相對來說症狀輕微、感染範圍較小，完全無法與來自歐洲的各種細菌相提並論。當時，處於殖民統治之下的人們對於流行病學方麵的研究幾乎一無所知，在歐洲殖民者踏上這片土地之後，諸如麻疹、腦膜炎、天花、傷寒等疾病——此類疾病數不勝數——就開始入侵他們的身體，摧毀他們的健康細胞，病人最終在極度痛苦中死去。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死亡人數，但是哥倫布大交換至少將新世界3/4的人口從地球上抹去。一位16世紀的法國人總結說：“這一切災難似乎是上帝的意願，他希望（美洲本土居民）將土地拱手讓與新來的殖民者。”
一個類似的“第一次東西方交流”在公元2世紀孕育而生，但分布更加均衡。在農業發展初始階段的幾千年間，西方、南亞和東方核心分別醞釀著各自特有的致命疾病組合。自公元前200年起，這些疾病仿佛處於不同的星球，發展趨勢大相徑庭。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商人和牧民在不同核心之間自由流動，不同的病毒逐漸合並，並在全世界引發了巨大的恐慌和陰霾。
據中國史料記載，公元161～162年間，西北邊境有一支軍隊正在與遊牧民族對峙，但是軍中突然發生神秘的瘟疫，大約1/3的士兵因此喪命。公元165年，同樣有史料記載某個軍營發生了類似的疫病。羅馬史料也描述了羅馬與帕提亞人戰鬥期間一個軍事基地發生的瘟疫，而這個基地與中國的瘟疫發生地相隔4000英裏。公元171～185年之間，中國接連發生了5次瘟疫，同一時期的羅馬也遭受了幾乎同樣多的瘟疫肆虐。根據現存的詳細記錄，疫病在埃及奪去了超過1/4的生命。
現在，我們已經很難弄清楚古代疾病到底是怎麽一回事，一方麵是因為病毒在過去的2000年中不斷發展進化，另一方麵是因為古代的記錄者在描述疾病時含糊其辭。現代社會中，作家們可以買到諸如《電影劇本創作入門》（screenwriting for dummies）這類書籍，隨後套用書中公式，就能夠製作出一部電影或電視節目。同樣，古代的作家們也深知任何一本優秀的史書都需要包含關於政治、戰爭和瘟疫的相關內容。就像現代人觀看電影一樣，古代的讀者們對這些情節發展有著很強的敏感性。作家在描述瘟疫時，必須涉及瘟疫來臨前的征兆、發生時陰森可怖的症狀和令人驚愕的死亡率、腐爛的屍體、崩壞的法治、心碎的寡婦、淒慘的父母及兒女。
如果想要描寫瘟疫蔓延的慘狀，最容易的方法是提取另一段史料並替換其中的人名。關於這一點，西方的原型出自修昔底德對公元前430年左右侵襲雅典的一場瘟疫的目擊實錄。盡管修昔底德的相關敘述並不清晰，但是2006年的一項dna研究證實那是傷寒症的一種。在其後1000年間，其他史學家公開地反複引用這一描述，而且他們關於疫病的描述全都含糊不清。
除了這種不確定性的疑雲，印度相關記錄表明，公元2世紀的印度未發生任何瘟疫，這就與羅馬和中國的史料記載形成了鮮明對比。這可能是因為養尊處優的統治階層對數百萬貧苦百姓的生死漠不關心，但是更為可信的說法是瘟疫的確繞過了印度。這也說明了第一次東西方交流的傳播途徑主要是通過絲綢之路和大草原，而非通過印度洋的貿易航線，這也和瘟疫始於中國和羅馬、始於邊境線上的軍營之中的事實一致。
不論微生物交換的機製如何，在公元180年後幾乎每一代都要重演可怕的瘟疫。在西方，最嚴重的時期是公元251～266年，當時羅馬城中每年有5000人喪生；在東方，最暗無天日的年代是公元310～322年期間，（根據史料記載）疫病又在西北部地區肆虐，幾乎無人幸免於難。一名從瘟疫中幸存的大夫將瘟疫描述為類似麻疹或天花等疾病： <blockquote>
近來有許多人遭受傳染性腫脹的折磨，這種腫脹開始於頭部、麵部和四肢。但是不久之後，這種腫脹蔓延到全身各處，看上去就像是含有白色物體的瘡。當這些膿包幹透之後，又出現了新生的膿包。如果病人早期沒有得到治療的話，通常會死亡。即便康複也會留下醜陋的紫色傷疤。 </blockquote>
第一次東西方交流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城市萎縮，貿易衰退，稅收銳減，土地荒廢。禍不單行，當時一切跡象——泥炭沼澤、湖泊沉積物、冰芯、樹木年輪、珊瑚中的鍶鈣比率，甚至海藻中的化學物質——都顯示羅馬暖期就此結束，氣候開始變得不適宜人類生存。公元200～500年期間，平均氣溫下降了大約2華氏度。另外，氣候學家所說的“黑暗時代寒冷期”導致夏天更加涼爽，減少了海洋的水汽蒸發，季風和降雨也隨之減弱。
在其他條件之下，日益繁榮的東西方兩大核心也許能夠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就像公元前2世紀羅馬暖期開始時一樣。但是這一次，瘟疫肆虐以及氣候變化——第四章重點描述的天啟五騎士中的兩名——並駕齊驅，共同作用。這到底意味著什麽？其他的三騎士，即饑荒、移民及亡國是否會加入這一行列？一切都取決於人類準備如何應對。 王莽、董卓和曹操：天命已盡的漢朝
和其他組織機構一樣，漢朝和羅馬帝國在發展過程中解決了各自的特定問題。它們學會了如何打敗對手，如何用簡單的技巧統治廣袤的領土和龐大的人口，如何將富裕地區的糧食和財富轉移到邊境線上的軍隊以及大城市中去。盡管這兩個國家在解決問題時方法大同小異，但正是這些區別決定了它們如何應對第一次東西方交流帶來的挑戰。
最重要的一點在於這兩個國家如何處理軍隊問題。公元前120年之後，為了抵抗匈奴的不斷入侵，漢朝建立了龐大的騎兵隊伍，並且越來越多地雇傭來自遊牧民族的騎兵。公元1世紀時，漢朝統治者將“以夷製夷”的政策運用得得心應手，使得許多牧民在漢朝境內定居下來。這帶來了雙重的後果，一方麵漢朝統治者減少了對邊境的匈奴士兵的監督管理，使邊境軍事化，另一方麵將境內非軍事化。在中國腹地，人們很少在都城以外看到軍隊駐紮，雇傭軍更是少見。中國的貴族階層認為服兵役毫無意義，因為來自“蠻夷之地”的官員都駐紮在遠離都城之地，而這些來自遠方的外國人替漢朝打仗。
對於漢朝統治者來說，這個政策有積極的一麵，原本強大的貴族再也無力調遣軍隊，無法組織叛變。但這也帶來了消極後果，因為統治者不再擁有強大的軍隊，無法製衡那些事實上對統治階級構成威脅的貴族。隨著國家的軍事壟斷地位不斷削弱，貴族們開始任意欺壓當地農民，吞並土地以建造私人宅邸，並把那裏作為私有封地進行地主式管理。從農民身上榨取的財富是有限的。天高皇帝遠，而地主卻近在咫尺，因此更多的財富落入當地地主手中，隻有少數作為稅收送去長安。
為了遏製這一趨勢，漢朝統治者們對貴族建造府邸的規模以及擁有的農民數量進行限製，將土地重新分配給自由民（且可征稅的）小農，並通過國家對鐵、鹽、酒等生活必需品的壟斷積累資金。但是公元9年，王莽篡位稱帝，宣布土地國有，廢除奴隸製度和農奴製，並宣稱從此以後隻有國家才能占有黃金，這一事件加劇了統治者與地主之間的矛盾。王莽的集權很快瓦解，但是此後農民起義劇烈地撼動著整個國家。公元30年後，當漢朝重整秩序時，統治者的政策已然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取代王莽登上帝位的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出身地方豪族，他能夠攀上權力頂峰並非依靠舊皇室的裙帶關係。為了恢複漢室的權威，光武帝必須與手下的巨賈富商緊密合作，他甚至拿出自己的財富用於投資，由此開創了地主們的黃金時代。逐漸的，地主們變得和皇帝一樣富有，統領著數以千計的農民，事實上這些貴族幾乎無視國家權威和那些討厭的收稅人員。之前的漢朝皇帝將構成威脅的地主遷入長安，這樣就可以時刻留意他們的一舉一動，但是光武帝堅決要求遷都洛陽，而洛陽恰好是地主們最強勢力的據點，在那裏貴族形成了對皇室的監視。[6]
這個精英階層開始掌控國家權力，並逐漸擺脫國家巨大的財政開銷——軍隊。到公元1世紀後期，匈奴已經無法構成主要威脅，這就意味著為抗擊匈奴而集結起來的龐大騎兵軍團必須自生自滅，騎兵要生存就必須去掠奪他們曾經保護過的農民。到了公元150年左右，南匈奴——理論上的附屬地區——已經基本獨立。
麵對羌族——大致是當時中國西部邊境所有的農牧民——造成的新威脅，他們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更不用說重整軍隊。也許是得益於羅馬暖期溫和的氣候，羌族人口接連幾代迅速增長，並且一些小團體已經遷入中國的西部地區。如果條件允許，他們就占領土地；如果條件不允許，他們就發動戰爭，四處偷竊。為了維護邊疆地區的穩定，漢朝需要建立起一支衛戍部隊，而不是遊牧民族騎兵，但是洛陽的地主們並不想為此埋單。
一些官員建議放棄西部省份，任由羌族人自生自滅，另一些官員則擔心這將引發多米諾效應。一位朝臣據理力爭：“如果失去涼州地區，那麽三個附屬國將會成為邊境。如果這些附屬國的人民向內遷徙，那麽弘農將會成為邊境。如果弘農的人民向內遷徙，那麽洛陽將成為邊境。如果這樣繼續下去，就會到達東海邊，這樣一來東海就成了邊境。”
漢朝政府最終被這種說法說服，決定維持原來的路線，花錢籌建軍隊，但是滲透仍在繼續。公元94年和公元108年，羌族軍隊兩次占領了西部省份的大部分地區。自公元110年開始，羌族不斷崛起。公元150年，羌族也和匈奴一樣擺脫了洛陽統治階級的統治。當地地主被迫在西部和北部邊境建立他們自己的防禦體係，將附庸的農民轉變成民兵，那些受國家派遣又被國家遺忘的地方官員們也組織起自己的軍隊（他們在任職地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來支付軍隊費用）。
我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漢朝天命已盡。公元145年相繼發生了三次分散的起義，要求建立新政權。然而對於擁有大片土地的精英階層來說，這無疑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盡管漢朝版圖縮小，稅收銳減，軍隊在某種程度上私有化，但是他們的土地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富饒多產。同時，戰火紛飛的國家根本無暇顧及當地稅收，戰爭陰雲對他們來說也隻是遙遠的傳聞。在他們眼中，似乎萬物都找到了最完美的歸宿。
公元2世紀60年代，第一次東西方交流踏上中國土地，此後中國的“邦葛羅斯”以一種粗暴的形式覺醒了。瘟疫在西北方肆虐，羌族向漢朝統治核心地區推進，進而席卷各地。漢朝非但沒能力挽狂瀾，反而爆發了內亂。
理論上來說，在洛陽任職的官吏有數百人，他們原本應該將皇帝的意願轉變為現實，但實際上（就像很多朝代的政府工作人員一樣），他們卻幹著以權謀私的勾當。這些官僚中有許多人來自地主家庭，在遇到他們厭惡的事情時（比如為戰爭籌集資金等），他們通常都擅長尋找借口來逃避。但凡有些主見的皇帝都要學會與之周旋，一些皇帝開始任用皇親國戚，尤其是眾多嬪妃的親戚；另一些皇帝轉向宦官尋求幫助，我在第五章提到了宦官具備的優勢。精明的皇帝會將兩者發揮到淋漓盡致，但是這些代理人也各有他們自己的小算盤，並希望皇帝不要過於精明。公元88年後，由於外戚和宦官的肆意妄為，14歲以上的皇子們沒有一個能夠活著登上帝位。皇室政治淪為圍繞大臣、宦官和年幼皇帝的外戚展開的陰謀。
公元168年，當時正處在漢朝最需要領袖人物的緊要關頭，然而年僅12歲的漢靈帝登基後不久，宦官就發動了反對外戚的政變。此後大約20年間，伴隨著疫病四下蔓延、匈奴和羌族不斷侵擾，宮廷卻沉溺於清洗和反清洗的內部矛盾之中，奪走了數千人的性命，並導致整個宮廷機構癱瘓。宮廷的腐敗無能此時攀至頂峰。不公平的現實引發了人民的叛亂，但是靈帝卻無力集結和指揮軍隊，隻能任命各地的鐵腕人物組織軍隊，盡可能維持其統治。
國家陷入這場突如其來的混亂之中，這是百姓無法理解的，而儒家禮儀和道教神秘主義也無法對此做出解釋，於是一群自稱先知的人填補了空白。在黃河流域，一位內科醫師宣揚罪惡導致疫病、懺悔帶來健康，從而贏得了眾多追隨者。公元2世紀70年代，他進一步總結說，這個朝代本身是罪惡以及瘟疫蔓延的最終根源，因此必須推翻它。他宣稱：“當一個新的甲子開始，偉大的命運將會降臨世界。”
但是偉大的命運並沒有到來。相反，當日曆翻到下一個甲子年，即公元184年的4月3日，情況變得更加糟糕。盡管支持漢朝的軍隊鎮壓了叛亂（也就是著名的“黃巾起義”，黃巾是指叛亂者頭上所戴的頭巾，黃色則是新時代的象征），但是類似的起義在中國境內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上天似乎也想表現他的不滿，黃河大規模泛濫，36.5萬名農民流離失所。“五鬥米道”運動（承諾人們隻要懺悔自身罪過並獻出五鬥米，即可免受瘟疫）將四川變成獨立的道教神權統治地區；羌族則利用了這場騷亂，再次洗劫中國西部地區；原本代表皇帝鎮壓反抗、抵抗入侵的特別指揮官變成獨立的諸侯。當朝廷終於決定展開行動時，卻事與願違，事情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公元189年，漢靈帝想召勢力最強的諸侯董卓入京，但是董卓卻回複道：“在我掌控之下的漢族軍隊和蠻夷軍隊都對我說：‘如果你走了，我們的供給將被切斷，我們的妻兒將會死於饑寒。’所以他們把我的行李拿走，不讓我離開。”在漢靈帝一再堅持下，董卓最終聽從君命來到洛陽，但也帶來了他的軍隊。就在董卓趕到洛陽之前，漢靈帝駕崩，外戚（擁立13歲的皇子為繼承人）與宦官（擁立8歲的皇子為繼承人）正式對立，兩股勢力互相殺戮。
董卓借機攻入洛陽，殺盡宦官，謀殺了較為年長的皇子，擁立年幼的皇子登上帝位，史稱漢獻帝。隨後，董卓火燒洛陽，並開始思考下一步行動。
天下的統治權已然不在漢室皇帝手中，但也不屬於董卓，因為當皇帝作為管理者的高級權力失效後，他們那含糊、天授的低級權力仍繼續發揮作用。隻要漢獻帝還活著，就沒有人膽敢宣稱自己是皇帝，也沒有人敢謀殺幼帝。（諸侯爭鬥是無比殘酷的，董卓於公元192年遇刺身亡。）權力掮客們不斷上演著爭權奪利的戲碼，將漢獻帝視作傀儡，整個國家分裂成數個封地，而匈奴和羌族在邊境地區虎視眈眈。曾經堅不可摧的漢朝高級管理機構已然煙消雲散。
公元197年後，曹操寫下了《蒿裏行》這首詩。
鎧甲生蟣虱，
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
千裏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
念之斷人腸。
曹操一直抑製著這股悲憤之情，直至俘獲漢獻帝，隨後他挾天子以令諸侯，成為中國北方的霸主。
曹操是一個複雜的人。他完全有能力恢複漢室，將自己打造成英明輔臣，名垂青史。但是他親眼目睹諸侯對國家造成的破壞，因此他將士兵駐紮在領地，一些人從事耕種，另一些接受戰爭訓練，以此解決軍事問題，並且將鄉紳階層分為九個等級，根據精英領導製度決定各自的地位，以此解決政治問題。和一千年前亞述王國的提格拉·帕拉薩一樣，曹操並不重視富商巨賈。這樣看來，曹操似乎極有可能重新統一中國。然而公元208年，曹操的水軍在赤壁之戰中毀於一旦，這個希望又一次破滅了。
盡管曹操有不少功績，但是他（主要是因為公元14世紀的鴻篇巨製《三國演義》）卻被後世看作顛覆漢朝的惡魔。20世紀的京劇表演中，曹操臉譜為粉白色，眼睛描有黑線，是眾人鄙棄的反麵角色。到了20世紀90年代，曹操的形象添加了幾分高科技色彩，躍入電腦屏幕中，搖身一變成為無數電腦遊戲中的惡人。隨著電視劇《三國演義》的熱播，曹操又進入了電視屏幕。隨後曹操進入電影熒幕，出現在亞洲人出資拍攝、時至當日造價最昂貴的電影中（《赤壁之戰》耗資8000萬美元，該電影上部的上映時間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重合）。
曹操之所以臭名昭著，更多是因為他死後所發生的事情，而非他自身犯下的罪行。赤壁之戰後，魏蜀吳三國之間形成了某種平衡。公元220年後，曹操的長子曹丕迫使漢獻帝退位，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麵。在這個時期，曹氏建立的國家是三國中最強大的。公元263年，曹魏打敗了其中一個對手，曹魏被司馬家族取代後稱晉朝[7]，公元280年，其又集結起一支龐大的軍隊和艦隊，滅掉了吳國，成功統一天下。
在接下來的10年中，後漢的瓦解看上去就像是一次短暫的反常現象，也許可以和公元前2200年或公元前1750年發生在西方核心的事件比較。當時氣候變化、移民和饑荒三個因素導致國家滅亡，但是它們對於社會發展影響甚微。然而人們很快發現，事實上漢朝衰亡與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的衰落極其相似，並帶來巨大的長期後果。
戰場上的勝利本身能夠消滅其他幸存的諸侯，但是它無法改變中國潛在的根本問題。貴族階層一如既往的強大，很快破壞了曹操的軍事領地和精英領導製度。瘟疫仍在蔓延，“黑暗時代寒冷期”不僅使得黃河流域的農民生活更為艱難，對匈奴和羌族人來說也是不小的考驗。公元265～287年，25萬中亞人口在西晉境內定居。有時候，西晉對移民帶來的勞動力表示歡迎。但也有一些時候，政府無法很好地安置這些移民。
在這一點上，一些不起眼的細節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影響力，例如皇帝的感情生活。晉武帝共生育了27名皇子，當他於公元290年去世後，一些皇子雇傭了他們能找到的最野蠻的遊牧民族士兵，用於爭奪權力和財富。而這些遊牧民族的士兵也並不傻，他們很快意識到自己不必滿足於已支付的酬勞，他們盡可以隨心所欲地漫天要價。公元304年，一個匈奴首領沒有拿到理想的酬勞，於是宣稱要建立新國家取而代之，導致矛盾進一步升溫。之後，西晉沒有滿足他的全部要求，因此他的兒子在公元311年將洛陽城付之一炬，褻瀆了西晉王室的祖墳，將晉懷帝囚禁起來，命令他在晚宴時倒酒。但是他們仍然認為獲得的戰利品與他們本身的價值不符，於是匈奴在公元316年將長安城夷為平地，並且捕獲了晉湣帝，讓這個階下囚負責洗杯子和倒酒。幾個月後，匈奴人厭倦了這種遊戲，於是殺死了湣帝及所有皇親國戚。
西晉由此滅亡。匈奴和羌族的軍團繼續在中國北方地區肆意洗劫，西晉朝廷置百萬百姓於不顧，逃至長江邊的建康（現在的南京），放棄了中國北方這片世界上最先進的農業地區。然而，受到高死亡率（隨著瘟疫襲擊該地區）以及大規模移民的雙重影響，許多北方土地已經退化成荒漠。這一現實正好符合了從草原地區遷入的遊牧民族的需要，但是對於留下來的農耕團體來說，這意味著再次的饑荒。如果是在以前景氣的年代，當地鄉紳或者國家可能已經介入並給予援助，但是現在沒有人可以伸出援手。雪上加霜的是，蝗災吞噬了村民們勉強生產出來的少數作物。隨後，草原移民帶來的新型瘟疫給日漸困窘的農耕者帶來了更為沉重的打擊。公元317年左右，也就是長安被焚後的一年，天花首次出現在中國境內。
在貧瘠荒蕪的土地上，匈奴和羌族首領發起更多的戰爭，但是這些戰爭更像是大規模的奴隸搶奪運動，而非國家之間的衝突。統治者們每次召集上萬個農民，集中在新的都城周圍，命令奴隸們開墾土地來供給專門的騎兵軍隊。同時，騎兵們從草原引進新式武器，例如合適的鞍具、馬鐙，以及高大的馬匹，這實際上淘汰了步兵部隊。那些沒有逃往南方的漢人貴族隻得遷往山區，他們的附庸農紛紛湧入巨大的圍欄之中，因為那裏是躲避騎兵劫掠的唯一場所。
當時，中國北方新建立的國家（中國的史學家稱其為“五胡十六國”）都處於極其不穩定的狀態。舉例來說，一個國家在公元350年采取了過激的種族清洗政策，導致漢人大肆屠殺中亞人，引發國家內亂。官方史料記載：“死亡人數超過20萬，屍體堆積如山，遠至城牆之外，被豺狗、野狼和野狗啃噬。”這場內亂最後留下了一片權力真空地區，導致其他國家首領蜂擁而至。到公元383年時，出現了另一個諸侯，他似乎有能力統一中國。但是當他圍攻建康時，一個很明顯的小失誤最終演變成驚慌失措的大潰敗。公元385年，他的國家也不複存在。
從長安逃離出來的人們向南方遷徙，公元317年在建康建立了“東晉”[8]。與中國北方的強盜國家不同，東晉擁有奢華的宮廷，並保持漢室皇族一貫的生活方式。它派遣使節前往日本和印度尼西亞，創造出卓越的文學和藝術成果。最值得關注的是，這個朝代存在了一個世紀之久。
但在表麵的光鮮背後，東晉帝國也和北方國家一樣四分五裂。北方貴族逃亡南方後，對於遵從皇帝命令毫無興趣。一些逃難的貴族聚集在建康，成為趨炎附勢的寄生蟲，依附皇室朝廷為生。另一些拓殖長江流域，並在這片炎熱濕潤的土地上建立起他們的領地。他們將本土居民驅逐出去，砍伐森林，排幹沼澤的水，讓逃難的農民作為農奴在此定居。
衝突在社會各個層麵醞釀蔓延。從北方逃至此地的新貴族與南方舊貴族長期不合，各個派別的貴族共同打擊中層富裕階級，富裕的中層精英階級壓榨農民階級，各階層的漢人將本土居民驅趕至山區和叢林，每個人都在反抗危機四伏的建康朝廷。盡管寫就了許多失去北方故土的悲戚詩歌，逃亡中國南方的地主們並不急於交稅或是臣服於可能重新統一中國的勢力。晉朝天命已盡。 羅馬帝國與漢朝統治的不同之處
和公元前12世紀的危機不同，由東西方交流引發的危機影響範圍遍及歐亞大陸，當時西方出現了第一部現代曆史著作，即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編寫的《羅馬帝國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吉本說，該書的主題是一場“可怕的革命”，“這場革命將永遠被世人銘記，直至今日（18世紀70年代）仍然影響著地球上所有的國家”。吉本是正確的：在他有生之年，西方社會發展重新攀上了羅馬帝國時期達到的高度。
羅馬帝國和漢朝皇帝曾經麵對同樣的問題，但是運用了不同的解決辦法。中國的統治者恐懼內戰，於是將軍隊中立化，導致統治階級沒有足夠的武裝力量來抵禦強大的地主階級；相反，羅馬帝國統治者接管了軍隊，並將他們的親屬任命為軍隊首領，並用平民補充軍隊。這種做法導致平民很難反抗皇帝的意誌，但對於士兵來說卻正好相反。
這種體係的管理需要高超的技巧，由於許多羅馬統治者都有神誌失常的傾向，周期性的衝突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卡利古拉縱欲放蕩，甚至讓他的馬成為執政官，這已經夠荒唐了；而尼祿竟然強迫元老院議員當眾唱歌，甚至殺害膽敢違抗他的人，這種做法顯然超出了忍耐的極限。公元68年，軍隊中三個不同派別分別宣稱他們的首領為皇帝，最終一場殘酷的內戰平息了事端。史學家塔西佗記錄說：“現在，帝國的秘密被揭開——皇帝可以在羅馬之外產生。”哪裏有士兵，哪裏就有可能存在新皇帝。
不可否認的是，羅馬采取的辦法的確保衛了邊疆地區。在公元1世紀時，萊茵河和多瑙河以外的日耳曼人和中國西部邊境地區的羌族人一樣人口迅速增長。此後，部落之間互相爭鬥，與羅馬的城鎮開展貿易，並悄然經由河道進入帝國內部。為了完成這些事情，他們必須組織起更大的團體，推選出強勢的首領。為了應對邊境日漸鬆懈的問題，羅馬帝國和漢朝一樣建造起長城（最著名的是橫貫大不列顛島的哈德良長城），監督貿易，並且反擊入侵活動。
公元161年，馬可·奧勒留成為羅馬皇帝，當時羅馬似乎還處在健康發展的軌道上，而且馬可·奧勒留對哲學充滿熱情。然而，他必須麵對第一次東西方交流帶來的眾多問題。在他即位當年，第一次嚴重的瘟疫在中國西北邊境的軍營爆發；來自敘利亞的帕提亞人入侵羅馬，迫使馬可·奧勒留糾集軍隊來應對威脅。擁擠不堪的軍營為疫病傳播提供了理想條件，於是在公元165年爆發瘟疫（可能是天花或麻疹，但是史上的記載都含糊不清），給他的軍隊帶來了毀滅性打擊。伴隨著遙遠北部和西部發生的人口變動，強大的日耳曼帝國穿越多瑙河，瘟疫也在公元167年蔓延至羅馬。馬可·奧勒留用他的餘生——13年——與入侵者抗衡。[9]
和中國不同，羅馬在公元2世紀取得了邊境戰爭勝利。如果沒有獲勝的話，公元2世紀80年代的羅馬就會像漢朝一樣陷入重重危機。盡管如此，馬可·奧勒留的勝利僅僅影響了變革的步伐，而非結果，這也意味著單獨靠軍隊的力量無法阻擋國家滅亡的命運。疫病引發了平民大規模死亡、國家經濟崩潰、食品價格和農民工資飛漲。從這個角度看，瘟疫實際上為幸存下來的農民提供了獲得財富的機遇，他們可以拋棄原本貧瘠低產的土地，聚集在肥沃多產的土地上。但隨著農耕範圍收縮，稅收和租金也隨之下降，中國經濟大環境進入自由落體階段。公元200年後，地中海沉船殘骸數量銳減。公元250年後冰芯中的汙染水平、湖泊沉積物以及沼澤也大幅度減少（見圖6-3），所有人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生活的艱苦與匱乏。公元200年後，發掘出來的牛、豬、羊骨骼明顯變小、變少，這就表明當時生活水平不斷下降。到公元220年左右，富有的城市居民所建造的宏偉建築與雕塑數量也不斷減少。 <h5>圖6-3 衰亡與瓦解：公元後第一個千年，地中海沉船殘骸數量以及西班牙佩尼多維洛湖床的鉛汙染水平。下降曲線與圖6-2中公元前第一個千年的上升曲線相對應。和圖6-2中一樣，沉船數量和鉛含量已被標準化，因此它們可以在同一縱坐標中進行比較，公元前1年兩者數量均計為100</h5>
就在馬可·奧勒留取得勝利的50年後，羅馬失去了對邊境地區的控製。公元前1世紀，雖然漢朝戰勝了匈奴，但對漢朝統治者來說，邊境地區似乎變得更難駕馭。同樣，當時羅馬也接連取得勝利，重挫帕提亞軍隊，使得該政權在公元3世紀20年代波斯入侵前就已經滅亡。然而，新生的薩珊王國建立了更集權、更先進的國家，並在公元244年打敗了羅馬軍隊，殺死了領軍的羅馬皇帝。
大批軍隊和金錢被用於支撐坍塌的東部防線，導致羅馬無力在多瑙河、萊茵河邊界嚴密布防。入侵者沒有以小團夥的形式偷越邊境、搶奪牛羊，而是作為數百人或數千人的強大軍團衝破脆弱的防線，燒殺搶掠，搶奪奴隸。剛從波羅的海沿岸移民至巴爾幹半島的哥特人沿路掠奪直至希臘，甚至在公元251年打敗並殺死另一位羅馬皇帝。也許是人口流動的緣故，當時瘟疫爆發變得更為頻繁。公元259年，羅馬終於召集起一支軍隊對抗波斯入侵，可是結局更為悲慘：羅馬皇帝瓦勒良不僅被俘，還被關進籠子長達一年，身著奴隸的破爛衣服，遭受極端可怕的折磨。羅馬人堅稱瓦勒良的剛毅不屈最終打動了捉拿者。但事實上，如同匈奴抓獲漢朝皇帝一樣，波斯人最終對折磨瓦勒良失去了興趣，於是將他的皮剝下來，掛上城牆。
第一次東西方交流以及波斯薩珊王朝的崛起導致羅馬帝國的地位一落千丈。在人口減少、經濟停滯不前的緊要關頭，羅馬皇帝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金錢和軍隊。他們想到的第一個（但並不明智的）辦法就是利用貨幣貶值的手段來組建新的軍隊，結果導致貨幣價值下降，加速了經濟崩潰。軍隊認識到中央政府的失敗無能，於是決定自己掌握政權，很快就宣稱新皇帝即位。這些新皇帝與之前的皇帝形成鮮明對比，他們完全沒有天賦君權的觀念。他們中有許多人都是強硬派軍人出身，有些甚至是列兵出身的文盲，因此很少能夠在王位上堅持兩年以上，所有人最終都死於非命。
由於軍隊各派別之間忙於內亂而忽略了邊境防禦，羅馬的地方貴族也和中國的地方貴族走上了同樣的道路，他們將農民變成附庸，並將他們組織成民兵。敘利亞的貿易城市巴爾米拉最終成功地將波斯人驅逐出去，它理論上是代表羅馬出戰，但是最終該國女王（親自帶領軍隊並且時常穿戴盔甲參加市民集會）入侵羅馬，並占領埃及和安納托利亞。在帝國另一端的萊茵河上，一位統治者宣稱獨立的“高盧王國”誕生，並將高盧（現在的法國）、不列顛和西班牙納入自己的統治範圍。
公元270年，羅馬和公元220年的中國一樣分裂成三個王國。盡管四處兵荒馬亂，但羅馬的情形並沒有到非常糟糕的程度。公元3世紀60年代，巴爾米拉和高盧進攻波斯和日耳曼王國，這為羅馬帝國贏得了喘息的機會，地中海周邊的城市——羅馬帝國的財政支柱——基本上處於安全狀態。隻要保證商品能夠經由海運送往各地，就會有源源不斷的金錢流入帝國金庫，這樣一來，軍人出身又注重實際的新皇帝就能夠養精蓄銳，重建帝國。他們在統治區增加賦稅，在佩戴盔甲的步兵周圍建立突擊隊，隨後對敵人發動攻擊。公元272年，這支軍隊粉碎了巴爾米拉的入侵；公元274年使高盧覆滅；到公元282年為止，基本鏟除日耳曼戰團的威脅；公元297年，羅馬占領了波斯帝國後宮，為瓦勒良報了一箭之仇。
羅馬皇帝戴克裏先（公元284～305年在位）利用這個轉折點，迅速進行行政、財務和國防改革，旨在讓羅馬帝國更好地應對新世界的問題。這一舉措使得羅馬的軍隊規模差不多翻了一番。邊疆地區的動亂幾乎從未真正平息，但是當時羅馬帝國用縱深防禦抵擋日耳曼人的侵襲，又用圍困策略拖垮波斯帝國，因此戰勝的概率遠超過戰敗的概率。為了處理這些事務，戴克裏先將工作分成四個部分，各派遣一名長官和一名副手處理西部和東部各省事務。不出意料，這些長官引發了兩場、三場或四場內戰，這幾乎和他們抵抗外敵的次數一樣多。但如果把這些內戰與公元3世紀90年代中國晉朝爆發的27次內戰相比，當時的羅馬可以說是相當穩定。
一個新的羅馬帝國初步成型。隨著西部地區的決策機構向邊境地區的前沿轉移，而東部地區的決策機構向一個名為君士坦丁堡的新興大城市轉移，羅馬已經不再是都城。但最終，任何機構重組都無法解決羅馬帝國潛在的根本問題，跨越數世紀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已經動搖。隨著糧食、酒類和橄欖油的貿易開展，財富再次由上至下傳播開來，東部地區在公元4世紀走上複興之路，但是西部地區卻逐漸脫離這個軌道。西歐的大地主對公元3世紀時獲得的權力緊握不放，將“屬於他們的”農民牢牢捆綁在土地上，並且將他們與國家稅收分離。隨著他們日漸自給自足，周遭的城市開始縮小，貿易和工業發展更是大幅下滑。而最棘手的問題超出皇帝能力範圍之外：氣溫和降雨持續減少，瘟疫繼續橫行，草原移民也在持續增加。這些都不是皇帝所能改變的。
公元350年左右，一群匈奴人橫跨哈薩克斯坦，向西遷徙，引發了周圍各國的一陣動蕩。人們一直在爭論匈奴人為何能夠引發如此多的恐慌。古代文人將其歸咎於匈奴人特有的令人恐懼的氣質，而現代學者通常歸咎於他們使用的具有強大威力的弓弩。在此，我們需要從結果出發，尋求事件的緣由。為了逃避匈奴的威脅，遊牧民族紛紛逃入印度、伊朗，或向西撤退至現在的匈牙利。這使得哥特人的生活愈加艱難，因為他們在公元3世紀入侵這個國家——即現在的羅馬尼亞——之後就作為農民定居下來。經過一番激烈的內部辯論，哥特人決定向羅馬人尋求庇護，要求遷入羅馬帝國。
這在當時是很常見的。羅馬製定了和漢朝類似的“以夷製夷”政策，原則上認可移民遷徙，並將他們分成小團體，隨後征召入伍，或安排在農場定居，抑或作為奴隸買賣。這樣不僅減輕了邊境壓力，提升了軍隊人數，而且增加了納稅人口。顯然，移民們的想法與統治者截然不同，他們更青睞作為小團體在帝國內部定居，並繼續保持以前的生活方式。為防止這種現象發生，羅馬需要時刻維持一支強大的軍隊，對移民產生威懾作用。
公元376年夏天，哥特人抵達多瑙河岸邊，這令身在君士坦丁堡、統治東部地區的皇帝瓦倫斯左右為難。一方麵，遷居至此的哥特人人數過多，帶來諸多不便；另一方麵，接納如此多的移民將帶來巨大的潛在利益，尤其考慮到當時瓦倫斯最精銳的部隊遠在波斯作戰。於是瓦倫斯決定允許哥特人遷入，但是哥特人剛一過河，那些指揮官們就如脫韁野馬般失去了控製，因為比起分散安置移民，他們對牟取暴利更有興趣。食不果腹的哥特人爆發了動亂，他們洗劫了現在的保加利亞，並要求在帝國內部建立自己的國家。對此，瓦倫斯采取強硬態度，拒絕與其談判交涉。他讓波斯前線的軍隊撤回並趕往巴爾幹半島。他沒有等待西羅馬帝國皇帝支援，而是選擇直接開戰，盡管這又是一項錯誤的決定。
公元378年8月，大約1.5萬名羅馬士兵（其中許多人是日耳曼移民）在阿德裏安堡與大約2萬哥特人展開激戰。結果，包括瓦倫斯在內的2/3羅馬士兵在接下來的潰敗中戰死。回想奧古斯都時代，失去1萬軍隊並不是重大損失，甚至不會留下書麵記錄，因為當時的羅馬有能力組織起更大規模的軍團展開可怕的報複。然而，公元378年的羅馬帝國已經日益衰微，這些死去士兵的空缺無人補充。於是哥特人抓住這一時機，順利侵入羅馬帝國。
就這樣，兩者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僵持局麵。哥特人不像遊牧民族匈奴人，他們不會伺機偷盜一番，隨後回到草原；他們也不是波斯人那樣的帝國主義者，意圖吞並其他地區。哥特人想要在羅馬帝國疆域之內建立自己的領土。但是他們沒有攻城裝備，無法對城鎮發動進攻，也沒有行政機構來管理國民，因此他們需要羅馬的合作。當這種期望破滅之後，他們就在巴爾幹半島四處破壞，試圖威脅君士坦丁堡同意賜予他們自己的國土。東羅馬帝國皇帝沒有足夠兵力驅趕哥特人，隻得以國庫空虛作為擋箭牌，收買哥特人，又不時與之發生小衝突。直至公元401年，他說服哥特人繼續向更理想的西部遷徙，順理成章地將哥特人變成西羅馬帝國皇帝的頭等難題。
但是這個聰明的外交手段很快失效。公元405年，匈奴人繼續向西推進。同時，越來越多的日耳曼部落逼近羅馬邊境，導致更多地區淪陷。主要由日耳曼移民組成的羅馬軍團在一名半日耳曼將軍帶領下，進行著血腥的消耗戰；外交官也施展外交手段，試圖尋求更多外援。但在公元406年的新年前夜，數以千計的日耳曼人衝過了冰封的萊茵河，羅馬最終淪陷。自此，再也沒有任何軍隊能夠阻止他們前進的步伐，這些移民分散開來，到處搶掠。詩人西多尼烏斯原本是富裕貴族，他曾經描述了一群士兵衝進他的住宅並向他施加侮辱的情景。他與一位住在羅馬的朋友通信時說：“為什麽要為維納斯而唱？當我置身於長發的暴民當中，被迫聆聽日耳曼演說，卑鄙的勃艮第人將腐臭的黃油塗抹在頭發上，而我還要板著臉為他們唱讚歌……你根本想象不到，有人每天清晨朝你打嗝，散發出累積十天的大蒜和洋蔥的惡臭。”盡管如此，還是有許多人嫉妒西多尼烏斯。另一個目擊者用更加直白的文字寫道：“整個高盧都彌漫著火葬柴堆散發出的濃煙。”
不列顛的軍隊爆發了起義，開始掌管自己的防禦部隊。公元407年，萊茵河防線的剩餘部隊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所有地區都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為了引起災難纏身的西羅馬帝國注意，哥特人於公元408年入侵意大利，又在公元410年公開劫掠羅馬。公元416年，他們終於得償夙願，西羅馬帝國的皇帝同意：如果哥特人幫助他趕走日耳曼人並將篡奪者從高盧、西班牙清除，他們就可以獲得部分領土。
和中國邊境的情況類似，羅馬邊境也曾經成為蠻夷的（這些帝國以此稱呼外族人）聚居地，之後這些人獲取國家支付的酬勞，負責保護國家不受其他蠻族入侵威脅。這對皇帝來說是雙輸的局麵。公元429年，當日耳曼的哥特人（代表羅馬而戰）在西班牙打敗了日耳曼的汪達爾人（反對羅馬）時，汪達爾人被迫退至北非。這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但是現今的突尼斯沙漠在當時是羅馬的糧食基地，擁有上萬平方英裏的灌溉耕地，每年向意大利出口50萬噸糧食。失去此地供應的糧食，羅馬城將會餓殍遍地；沒有此地的稅收收入，羅馬根本無力支付受雇攻打汪達爾人的日耳曼雇傭軍費用。
在接下來的10年中，聰明的羅馬將領和外交家（通常都是日耳曼人出身）成功遏製了汪達爾人，並穩定了高盧、西班牙地區，但在公元439年，情況急轉直下。汪達爾人占領了迦太基的農業腹地，對羅馬來說最糟糕的情況終於成了現實。
君士坦丁堡的統治者樂於看到他們在羅馬的潛在競爭對手的種種慘狀，但是西羅馬帝國即將滅亡的悲慘前景也給東羅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二世敲響了警鍾，於是他集結起一支強大的軍隊，幫助解放現在的突尼斯地區。然而公元441年，當他的軍隊集結時，另一個打擊從天而降。匈奴王阿提拉——羅馬作家稱其為“上帝之鞭”——入侵巴爾幹半島，他不僅帶領著最勇猛精幹的騎兵，還擁有先進的攻城裝備。（可能是來自君士坦丁堡的難民將此技術帶給他，一名狄奧多西的大使聲稱，公元449年時他曾在阿提拉的宮廷中見到這樣的一個流放者。）
在匈奴攻城槌的猛攻之下，狄奧多西的防禦體係簡直不堪一擊，於是他放棄攻打汪達爾人。他拯救了君士坦丁堡——僅僅如此——但對於羅馬來說，這是最黑暗的日子。公元400年，羅馬城擁有大約80萬居民。到了公元450年，人口僅存3/4。稅收枯竭，軍隊消亡，最糟糕的是出現了更多篡奪者意圖謀取王位。阿提拉審時度勢，在榨幹巴爾幹所有財富之後，決定繼續西進。羅馬西部軍隊的半哥特指揮官成功地使哥特人相信阿提拉也是他們的敵人，他帶領的是全部由日耳曼人組成的軍隊。他導致了阿提拉人生中唯一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失敗。阿提拉還沒來得及展開報複行動就含恨而終：在他第無數次的婚宴上，他因飲酒過量導致血管爆裂，“上帝之鞭”最終去和他的主人見麵了。
失去了阿提拉，鬆散的匈奴國開始分裂，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暫時擺脫了危險的境地，於是試圖再次收複西羅馬帝國，但是直到公元467年，他們才將所有的條件準備妥當，包括金錢、船隻以及一位值得信賴的羅馬鐵腕人士。東羅馬帝國皇帝傾盡國庫所有，派遣海軍上將巴斯裏斯克斯（basiliskos）帶領1000艘軍艦重奪北非，試圖解決西部省份的財政危機。
最終，羅馬帝國隨風而逝。公元468年夏天，北非沿岸的風原本是西向的，推動巴斯裏斯克斯的艦隊逼近迦太基。但是就在登岸的最後關頭，風向突然逆轉，使得艦隊無法靠岸。借此機會，汪達爾人放出火船攻擊羅馬密集排布的艦隊，這正是1588年英國對抗西班牙無敵艦隊時所采用的策略。羅馬的舊式船隻采用幹燥易燃的繩子、木製甲板和布製風帆，頃刻間艦隊就成了煉獄火海。驚慌失措的船員們互相踩踏，爭相用長杆把火船推向遠處，然而無處可逃的羅馬軍隊已然方寸大亂。汪達爾人趁亂登船，展開殺戮，戰爭由此結束。
在第五章我已經講過了曆史的偉人理論，該理論認為創造事件的是獨一無二的天才人物——例如亞述的提格拉·帕拉薩，而非強大的客觀力量——例如第一次東西方交流。偉人理論的對立麵是曆史的蠢人理論：我們必須問，如果巴斯裏斯克斯足夠機智，想出了逃脫困境的辦法，會發生什麽呢？[10]他可能已經重新占領迦太基，但是這能夠修複意大利——北非財政軸心嗎？也許能。汪達爾人已經在非洲長達30年，羅馬帝國也許能夠很快重建其經濟結構。又或者，不能。哥特國王奧多亞塞是當時西歐最鐵腕的人物，他覬覦意大利已久。公元476年，他致信君士坦丁堡皇帝芝諾說世界不再需要兩個皇帝，因為芝諾的榮耀足以統治全世界，並提議讓他以芝諾的名義統治意大利。芝諾深知奧多亞塞意在占領意大利，但他也明白沒有必要與之爭辯。
就這樣，羅馬的末日到來了。伴隨羅馬滅亡的並非驚天動地的一聲巨響，而是一陣嗚咽啜泣。如果當初巴斯裏斯克斯收複了迦太基，那麽比起公元476年的真實情況，芝諾保衛意大利時情況是否會改觀呢？我對此持懷疑態度。自此，再也無人能夠擁有足夠實力掌控一個橫跨地中海的帝國，而公元5世紀時瘋狂的幕後操縱、政治活動和暗殺都無法改變經濟下滑、政治崩潰和移民流動的現實。古典世界就此結束。 更小的世界：東晉和拜占庭帝國對比
自此，東西方兩大核心都分裂成兩部分。在中國，東晉王朝統治著前朝的南部地區，且自視為整個中國的正當統治者。同樣，西方的拜占庭帝國（這樣稱呼是因為其都城君士坦丁堡位於古代的希臘城市拜占庭）統治著古羅馬帝國的東部，並宣稱擁有對整個羅馬帝國的統治權。
東晉和拜占庭帝國都是先進國家，擁有完備的官僚體係、稅收製度和受薪軍隊。它們都擁有大城市和有學識的文人，而尼羅河流域、長江流域也前所未有的富饒多產。隨著中國北部和歐洲西部漸漸脫離核心區域，它們的統治範圍也不斷縮小。
管理者、商人和金錢組成的網絡曾將東西方核心國家組成一個連貫的整體，但這一網絡被疫病、移民和戰爭瓦解。公元4世紀的中國北方國家和公元5世紀的西歐國家一直處於低級階段，它們的皇帝整日與將領們在搶奪來的大殿中飲酒作樂。這些皇帝樂於向被征服的農民征稅，盡管他們實際上並不需要這些財富，因為他們不需要支付雇傭軍的薪酬。他們極其富有，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試圖對官僚機構進行管理，並從難以駕馭的手下那裏征稅，這些手段造成了諸多麻煩。
在中國北方和羅馬帝國西部，有許多舊式的富有貴族家族攜帶財產逃往建康和君士坦丁堡，但他們中更多人選擇留在舊帝國的廢墟之中，也許像西多尼烏斯一樣維持著貴族的驕傲姿態，但又與新統治者達成某種協議。他們適應了新的社會現實，用羊毛褲子換下絲綢袍子，消遣活動也從古典詩歌轉向狩獵。
有些現實產生了積極的結果。之前，貴族所擁有的地產遍布整個漢朝或羅馬帝國，但現在那些超級富有的貴族們都消失了。盡管在公元4世紀和5世紀，地主的財產受到國家限製，但他們的富裕程度仍然令人咋舌。古羅馬和中國的精英階級都不約而同地選擇與他們的征服者通婚，並從破敗的城市搬到鄉下的領地。
在公元4世紀的中國北方和5世紀的西歐，伴隨著不斷加速的向落後國家發展的趨勢，皇帝們允許貴族向農民收取租金，而這原本是農民應當作為稅金交給國家的盈餘資金。隨著人口減少，農民能夠集中精力耕作最為肥沃多產的土地，盈餘資金也不斷增長。數世紀以來，農民非但沒有忘記曆代積累的農耕技術，反而自行創造了不少新技術。公元300年後，長江流域的排水係統以及尼羅河流域的灌溉係統得到長足的發展，牛拉犁在中國北方迅速推廣，條播機、鏵式犁以及水力磨坊也在西歐盛行。
盡管貴族們一再地粉飾太平，而農民不斷地大膽創新，我們無法否認的是：漢朝和羅馬曾經繁榮一時的官僚、商人以及管理者行列正在不斷削弱，這就意味著歐亞大陸兩端的經濟大環境持續衰退。這些人通常都是唯利是圖、毫無競爭力的代表，但是他們確實完成了一項任務，那就是將商品運往各地，從而發掘了不同地區的競爭優勢。如果沒有他們作為媒介，經濟會變得更為本土化，也更傾向於自給自足。
貿易通道收縮，城市也在收縮。南方遊客對中國北方城市的衰敗破落感到震驚，而在古羅馬帝國的一些地區衰敗程度極其嚴重，以至於詩人開始產生這樣的疑問：周圍這些正在腐朽的巨石廢墟究竟是不是人類建造的？公元700年左右的一首英文詩歌這樣寫道：“斷裂的屋脊，搖晃的高塔，這是巨人的傑作，黴變在城樓和炮膛蔓延。破碎的盾牌，倒塌的房頂。這都是歲月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