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走向世界:元、明兩個朝代給中國帶來了什麽
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麽會落後，西方為什麽能崛起 作者：伊恩·莫裏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馬可·波羅眼裏的中國
馬可·波羅對中國的一切都感到驚奇。中國的宮殿是世界上最好的，統治者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中國河流上的船隻比基督教國家所有河流上的船隻還要多，運載著比歐洲人所能想象的還要多的食物，這些食物精致得幾乎令人無法相信。中國少女謙遜端莊，中國妻子善良美麗，杭州妓女的熱情好客也讓外國人念念不忘。但是，最讓人驚訝的，還是中國的商業。“我可以非常老實地告訴你，”馬可波羅說道，“中國的商業規模之大，若非親眼所見，絕不會有人相信。”
於是，問題產生了。1295年，當馬可·波羅回到威尼斯時，那些等著聽他故事的人，事實上並不相信他的話。盡管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例如10磅重的梨，馬可·波羅大部分的描述還是和我們在圖8-1中所見的一致。馬可·波羅去中國的時候，中國的社會發展正遠遠領先於西方的社會發展。
雖然馬可·波羅驚歎於東方世界，但是有三件大事他並不知道。首先，它的領先地位正在下降，社會發展指數從1100年的20分降至1500年的6分以下。其次，在第七章末尾預見的那個情形——東方的鐵器製造商和磨坊主將開始工業革命，大量利用化石燃料——並沒有發生。雖然馬可·波羅對中國火炕燃燒用的煤炭感興趣，但是他對中國的肥魚以及半透明的瓷器同樣感興趣。盡管他所描述的這片土地令人驚歎，但是它還保持著傳統的經濟模式。最後，馬可·波羅的到來是對未來的一種預示——歐洲人就要來了。1492年，意大利人克裏斯托弗·哥倫布聲稱自己到達了中國，雖然他到達的是美洲。1513年，哥倫布的侄子拉斐爾·佩雷斯特雷洛（rafael perestrello）成為第一個真正到達中國的歐洲人。
在哥倫布登陸和西方的社會發展超過東方之間，經曆了三個世紀。這一章揭示的漫長時期並不是東方時代的結束，甚至不是東方衰敗的開始。 <h5>圖8-1 在日益縮小的世界裏日益縮小的差距：貿易、旅遊以及動蕩時期再一次將東西方連接在一起</h5>成吉思汗的鐵騎征服歐洲
這是1127年的1月9日，地點在開封。這個城市的城牆在鐵錘和炮彈的攻擊下變得滿目瘡痍。沒人知道在這場大風雪裏，到底發生了什麽，但是城牆上的中國防禦者們射出大量弓箭，不停地向黑暗中開火，試圖擊退向他們逼近的敵軍。三千名女真族士兵最先受到攻擊——有的被燒，有的被比弓箭還鋒利的石頭砸傷——但是進攻者踩在屍體上繼續前進，重整隊伍。女真族是中國北部邊界的最新威脅，他們習慣了麵對糟糕的情況。在城牆內，雖然有100個人倒下了，但是四處遍布的屍體並沒有令防禦者失去信心。但接下來軍官們逃散了，謠言四處散布。沒多久，傳來了攻城塔的聲音以及毒箭的嘶嘶聲。我們不知道恐慌是如何產生的，隻知道突然有成千上萬的士兵尖叫著從城牆裏跑出來，拚命地四處逃散。敵人攻入了城內，燒殺搶掠。宮殿裏的很多女人寧可投水自盡，也不願忍受將要發生的事，但是皇帝就這麽等著被俘虜。
開封的淪陷是意料之中的。盡管在11世紀，宋朝經濟繁榮發展，但是與北部邊境的契丹族無休止的戰爭給宋朝的經濟帶來了巨大影響，並且曆代皇帝隻是不停地尋找新的方式進行賠款而已。因此，在1115年，當“野蠻的女真族”提出幫助攻打契丹族時，宋徽宗心急地接受了。宋徽宗本該擔心這些女真族在短短的20年裏已經從落後地區的農民變成了令人聞風喪膽的騎士，但他並沒有。宋徽宗精通音樂、繪畫和書法，但他並不是一個政治家，而且他的大臣們醉心於政治鬥爭，並不理會鐵一般的事實。對女真族的支持，使得宋徽宗創造出了一個怪物，這個怪物首先侵吞了契丹族，然後是宋徽宗自己。如果殘餘的宋朝大臣沒有坐船逃竄的話，他們也會被這個怪物吃掉。直到1141年，女真族（當時控製中國北部）和一個被極度削弱了的宋朝（定都杭州）才劃分了邊界。
開封的淪陷以及之後南北貿易受到破壞，意味著在整個12世紀社會基本沒什麽發展。雖然社會停滯不前，但是並沒有崩潰。開封迅速地從這場浩劫中恢複過來，甚至一度成為女真族的首都；杭州也發展成了一個大都市，給馬可波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南部的煤田產量雖然沒有北方煤田的產量多，但是依然非常可觀。12世紀的工業家已經懂得如何在生產鐵的過程中利用更加廉價、劣質的煤炭，甚至還懂得如何從鐵加工過程所產生的汙染副產品中提煉銅。貿易、紙幣、化石燃料以及商品生產不斷發展，在1200年的時候，中國的工業發展仍然領先西方一個世紀左右。
鐵木真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鐵木真於1162年在寒冷的蒙古草原出生。他的父親也速該從蔑兒乞人手中奪走了訶額侖，使她生下了鐵木真。鐵木真名字的由來是在他出生時，也速該正好俘虜了敵對部族的一位名為鐵木真·兀格的勇士。按照當時蒙古人的信仰，在抓到敵對部落勇士時，如正好有嬰兒出生，該勇士的勇氣會轉移到該嬰兒身上。鐵木真之名即由此而來。鐵木真的父母有一次在撤離營地的時候，把他給忘了，直到一年後才回來找他。後來也速該被塔塔兒族殺害，塔塔兒族還趕走訶額侖，偷了她的動物，使她挨餓。鐵木真跑回家中，抓老鼠給訶額侖充饑。他還殺害了同父異母的兄弟，因為根據部落的規定，他的兄弟有權娶訶額侖為妻。之後，鐵木真被販賣為奴隸，等他逃出來之後，未婚妻已經被搶了，肚子裏可能還懷著另一個男人的孩子。鐵木真把搶奪她的人殺了，把她奪了回來。[1]
鐵木真是一個鐵血錚錚的男子漢，否則的話，蒙古人也不會稱他為成吉思汗——意為“無畏的領導者”——他也不會成為曆史上最偉大的征服者。心理專家都認為，他奪權的道路（殺死自己的胞弟劄木合，無視親族要求改變戰爭，以及在爭吵中和他的酒鬼兒子反目）與他早期的家庭經曆不無關係。
在某些方麵，兩千年裏，蒙古草原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和他之前的首領一樣，成吉思汗一方麵害怕宋朝，一方麵又覬覦它的財富。這些因素促使他突然襲擊宋朝北部的女真國，並且利用戰利品賄賂其他的蒙古領袖，讓他們追隨他。但是在其他方麵，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即使是成吉思汗本人也要遵守這個曆史規律，即一個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半個世紀以來，定居在這裏的中國人、穆斯林以及基督徒在草原上建立城鎮，引進了灌溉技術和犁。農民從遊牧民那裏獲得土地，而遊牧民從農民這裏學會了製造武器。
很顯然，在這樣的交易中，遊牧民占了上風。後發優勢再一次顯現。成吉思汗——這個最了不起的遊牧首領——知道如何將城裏的技師和他的騎兵部隊完美結合起來，使得他的部隊所向披靡。在他死之前（1227年），他已經從太平洋一路打到了伏爾加河。根據一個波斯人所見，成吉思汗就像“從紙上抹去字跡”那樣輕易地掃除障礙。蒙古人所經之處“都變成了貓頭鷹和烏鴉的棲息地，隻聽得見呼呼的風聲”。
成吉思汗不需要社會發展指數來告訴他宋朝是個適合搶掠的地方。我們所知道的，是他試圖偷走一切，把農民從土地上趕走，將宋朝北部都變成蒙古馬駒的冬季牧場。1215年的時候，他摧毀了90多座城市，放火燒了中都（今北京）整整一個月。不過，在他死後，統治者開始認為讓農民留在土地上並向他們征稅，獲得的回報更大。
不久就出現了一個機會實行這個新政策。宋徽宗與女真族聯盟對抗契丹族，結果使得開封淪陷，自己被俘虜。然而宋朝新的統治者沒有從中吸取教訓，而是在1234年的時候和蒙古族結成了類似的聯盟與女真族對抗。結果更糟：蒙古人吞並了女真人的金國，並且使得宋朝軍隊處於崩潰的邊緣。
正是蒙古政治的特殊性使得宋朝在1230年時並沒有滅亡。成吉思汗死於1227年，他的兒子窩闊台接過了大權，尊稱為“大汗”。但是成吉思汗的孫子為了繼承汗位不久就開始了政治鬥爭。有些人擔心，如果窩闊台征服宋朝的話，手中會有更大的權力，那麽在汗位的繼承中，對他的兒子會非常有利。因此，他們對主要的蒙古將領施加壓力，讓他們進行西征。1237年的時候，他們成功地令主要的蒙古部落突然改變計劃，向西前進。
歐洲人完全不能理解蒙古人。英國編年史學家馬修·帕裏斯（matthew paris）認為，這些入侵者完全是一個謎。他說：“直到如今，還沒有任何方法接近他們，他們也從來不暴露自己，這使得我們必須通過與其他第三者的普遍交往，才能了解一些關於他們的風俗習慣或其人民的情況。”馬修錯誤地將韃靼人（對蒙古人的稱謂之一）翻譯成塔耳塔洛斯（tartarus），塔耳塔洛斯是地獄深淵之神。他認為蒙古人就是“跟撒旦同屬一類的、麵目可憎的一個大部落”。又或者，他們是以色列人中走失的一個部落，最後又找到了回去的方向。雖然馬修知道，蒙古人並不會說希伯來語，也似乎完全不知道摩西律法，但是馬修堅信自己是正確的：這些猶太人在摩西得到十誡前，誤入歧途，他們： <blockquote>
追隨奇怪的神靈，有著不為人知的習俗，所以現在有著更加了不起的行為。由於上帝的報複，他們不被其他民族所了解，他們的語言令人迷惑，變成了冷酷而且沒有理性的禽獸。 </blockquote>
蒙古人征服了德國和匈牙利的騎士，並遠征至維也納。但是他們掉頭離開了——就像他們突然放棄宋朝那樣，將他們的戰俘驅趕到亞洲腹地。蒙古人侵略歐洲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影響可汗的繼任者，所以當窩闊台在1241年12月11日死去的時候，歐洲突然失去了它的重要地位。
當蒙古人再一次把目光投向西方時，他們明智地選擇了一個更加富裕的目標——伊斯蘭中心。1258年，他們僅用兩周時間就攻破了巴格達的城牆。三天裏，他們沒有給最後一位哈裏發任何吃的和喝的，然後把他扔到一堆金子上，叫他吃金子。當他拒絕這麽做時，他和他的繼承人被人用毛毯裹起來，活活踩死了。
1260年，一支埃及部隊在加利利海岸邊阻止了蒙古人的進攻，但是那時蒙古人的四處征戰已經使得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這些伊斯蘭的中心地帶經濟落後了兩個世紀。不過，蒙古人對歐洲最大的影響，恰恰是他們沒有做的那些事情。正因為他們沒有洗劫開羅，所以開羅仍然是西方當時最大、最富有的城市；正因為他們沒有入侵西歐，所以當時的威尼斯和熱那亞仍然是西方國家最大的商業中心。伊斯蘭核心地帶的發展受到嚴重影響，但是埃及和意大利的發展仍在繼續，並且到了1270年，就是馬可波羅動身前往中國的那一年，歐洲的中心決定性地轉移到了地中海地區——這塊地區是蒙古人沒有入侵的。
在又一位可汗駕崩之後，他的繼承者忽必烈最終決定完全征服宋朝，蒙古人放棄了他們在西方的戰爭。這是蒙古人有史以來打得最為艱難的戰爭，也是最具有毀滅性的。為了攻破宋朝的抵抗，忽必烈花了5年的時間圍攻襄陽。到了1279年，當忽必烈把宋朝最後一個小皇帝逼到海裏的時候，中國處於工業革命邊緣的經濟結構正在崩潰。東方的社會發展直線下滑。
除此之外，還有自然災害的影響。開封從女真人的搶掠中恢複了過來，不過它經曆的真正衰退是在1194年，當時黃河決堤，摧毀了供養這座城市的運河——這條運河給開封運來煤炭，運走產品。在此之前，黃河就已經泛濫過很多次，與之前相比，此次最大的不同就是蒙古人的破壞放大了自然的殘酷性。在蒙古軍隊入侵後，1230年發生的饑荒和瘟疫奪走了開封周圍100萬人的生命，在四川這個人數也許更多。1270年時，死亡人數更多。總的說來，13世紀的中國麵臨著四大天啟騎士——遷徙、國家崩潰、饑荒以及疾病，人口減少了1/4左右。盡管馬可·波羅對中國十分讚歎，但到了1290年，中國的工業發展已經停滯了。事實上，東西方的差距正在縮小。 槍炮、病菌和鋼鐵：社會發展最強大的塑造力
在公元1～4世紀之間，東方的社會發展曾經衰退過。第一個千年中，東方社會發展迅速，有效地縮短了核心地區間的差距。一些旅行者、商人以及掠奪者建立了重疊的貿易區，他們穿過大草原，進入印度洋。這種東西方交流是社會發展的結果，但同時也產生了破壞發展的因素。當西方的核心地帶無法打破43分左右的社會發展指數上限時，天啟騎士把東西方的核心都拖垮了。
到了公元9世紀，東方的發展已經恢複到可以開始第二次東西方交流。商人、傳教士以及移民再一次穿過了大草原和印度洋，建立起交流的重疊區。在成吉思汗小時候，商人已經不僅帶著諸如香料、絲綢這樣的奢侈品，還帶著散裝食物穿過印度洋，數量之多，令羅馬人都會嫉妒；從波斯灣的霍爾木茲到爪哇的麻喏巴歇，國際化的商業城市正在興起。
蒙古人對草原的征服給第二條東西幹線帶來了穩定，可汗窩闊台也急於把他在喀喇昆侖的新首都變為一個帝國之都。據說，他為了吸引商人到那兒，無論他們要價多少，都付給他們比要價高10%的價格。波斯學者拉希德丁（rashid al-din）寫道：“每天吃完飯後，他會坐在宮殿外的一張凳子上，在那兒有各種各樣堆積如山的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品。”
除了商人，一起到來的還有牧師，這顯示了蒙古人對宗教的開放態度。“就像上帝給了一隻手不同的手指一樣，窩闊台也給了人類不同的信仰方式。”窩闊台的繼承者這麽告訴一個基督徒。為了了解不同的信仰，1254年，可汗決定在佛教徒、伊斯蘭教徒和基督徒間進行一場公開辯論。這種事也隻有在喀喇昆侖才會發生。
很多人圍觀，但是辯論進行得並不成功。根據蒙古傳統，在辯論中場休息的時候，要給辯論者端上馬奶酒。但是隨著時間慢慢過去，他們的爭論偏離了重點。酒精磨鈍了他們的善辯，基督徒唱起聖歌，穆斯林吟誦起了古蘭經，佛教徒陷入了沉思之中。最後大家都醉得不能繼續了。
雖然這些宗教團體沒能實現他們之間的對話，但是西方人不斷前來。穆斯林商人將東方的貨物帶到克裏米亞的卡法，然後賣給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不但把這些貨物賣到北歐，還追蹤這些貨物的來源。馬可·波羅的叔叔於1260年離開卡法，一路來到北京，然後在1274年的時候，又進行第二次旅程，帶上了小馬可·波羅。之後傳教士到來了。1305年，一位剛剛到達北京的基督徒炫耀自己通過草原的這條路線比海上貿易路線更迅速、更安全。
第一次東西方交流隻是在歐亞大陸之間建立起了一些簡單的聯係，但是第二次東西方交流卻織起了一張真正的網，使得大量人口穿過歐亞大陸，為1100年之後的幾個世紀帶來了第一次技術遷移。這對落後的西方國家來說非常有利。一些事物如獨輪手推車，在公元1世紀左右就在中國發明出來了，於1250年左右傳到了歐洲，公元5世紀在中國使用的馬項圈幾乎在同一時間傳到歐洲。
但是，那時最重要的技術遷移卻是廉價的鑄鐵工具。這些工具於公元前6世紀在中國出現，公元1世紀的時候已經變得很常見了。11世紀，阿拉伯人已經掌握了鑄鐵技術，不過1380年才傳到歐洲。如果你曾經試著不用鐵鍬挖掘泥土的話，你就知道鑄鐵有多重要了。我在希臘讀研究生的時候，當時儲藏室的鑰匙丟了，我們沒有任何鐵製工具就開始挖掘。當你像1380年前的歐洲人那樣徒手挖掘時，土壤似乎變得尤其堅硬。我可以肯定地說，第二次東西方交流解放了歐洲的能源生產。
同樣重要的還有信息技術。公元105年，中國工匠首次用桑樹皮製成紙張，到公元700年的時候，紙張已經變得十分常見。造紙術於公元750年傳入阿拉伯（因為在中亞抓住幾個中國造紙師），意大利在1150年之後從阿拉伯買進紙張，直到1276年，才開始自己製作紙張。在那個時候，中國的工匠已經使用了500年的雕版印刷術和200年的活字印刷術。歐洲在1375年左右才引進或者說是改造了雕版印刷。12世紀末，中國和印度發明的船桅和船舵，經由阿拉伯傳到地中海地區。
除了諸如獨輪手推車這樣的古代發明，西方人也學習了最新的技術。1119年，中國的書籍中首次提到指南針；1180年指南針傳到阿拉伯和歐洲；而火炮傳播得更早。在13世紀，蒙古軍侵略宋朝時，東方的工匠已經知道如何令火藥迅速氧化從而發生爆炸，而不僅僅是燃燒，接著他們將這個新技術應用到竹筒中，助推箭頭。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火炮（也許要追溯到1288年）在中國東北，是一根一英尺長的鐵管，能夠裝入鉛彈。僅僅30年後，在1326年，佛羅倫薩的一份手稿描述了一門銅炮，並且第二年在牛津手稿的一個插圖中畫出了兩門做工粗糙，但卻是實實在在的火炮。阿拉伯首次使用火炮是在1331年與西班牙的戰爭中。西歐很可能是從蒙古人那裏直接學到火炮技術的，然後將這個技術傳給了西班牙裔的穆斯林。又過了30年（1360年），這些新武器才傳到了埃及。
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火炮極大地改變了西方世界，即使如此，第二次東西方交流和第一次東西方交流一樣，傳播的最重要物品卻是病菌。“中西方的文明都遭受了災難性的瘟疫。瘟疫摧毀了國家，使人口急劇減少，”阿拉伯曆史學家伊本·哈爾頓（ibn khaldun）寫道，“它吞噬了文明的很多美好事物，使它們徹底消失。”這個瘟疫就是黑死病。
瘟疫在亞洲腹地變異，沿著絲綢之路擴散。一位阿拉伯學者（他自己就是死於瘟疫的）認為大草原約在1331年爆發瘟疫。同年，瘟疫沿著長江流域肆虐，據說每10個人中就有9個死於瘟疫。我們無法得知，在接下來的20年內是不是同樣的病菌摧毀了歐亞大陸，但是，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在1338年和1339年蒙古人的墓碑上提到的瘟疫就是這個。到了14世紀50年代，瘟疫平息了好幾年，然後突然地到處都迅速爆發了瘟疫。1345年，中國東部沿岸瘟疫肆虐，第二年，一支蒙古軍隊將瘟疫帶到了克裏米亞的卡法，一個世紀前，馬可·波羅的叔叔正是從這個城市離開，動身前往北京的。第二次東西方交流回到原點。
1347年，商人們把鼠疫帶到了地中海的每一個港口。從英國到伊拉克都出現了黑死病——“胳肢窩下或者腹股溝突然出現腫塊，通常這兩個地方都有腫塊，”一位法國編年史家在1348年記載道，“死亡不可避免。”通過咳嗽傳播的肺鼠疫，甚至更加致命。“人們身上有很多血點，身上布滿了紅斑，然後死亡。”大馬士革的一位詩人這樣寫道，他本人於1363年死於瘟疫。
很多作家描述了當時的情景：墓地都無法容納更多的屍體，牧師正念著最後的經文就突然死去，整個村莊都空了。另一位大馬士革詩人寫道：“人類的靈魂變得非常廉價。”黑死病的一種症狀就是患者的皮膚上會出現許多黑斑。
到了1351年，已經有1/3甚至一半的西方人死於疾病，疾病從地中海地區擴散到俄國，然後又傳播到中國。那一年，中國皇帝從亞洲內陸征用了“綠眼基督徒”與那些帶來瘟疫的造反者作戰。瘟疫殺死了一半的軍隊，之後中國每年都受到瘟疫的襲擊，直到1360年。我們無法計算死亡人數，但這數字肯定大得驚人。
黑死病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尤其是在1340年。中世紀暖期接近尾聲，開始了氣候學家所說的小冰期。從挪威到中國，冰川開始形成。位於格陵蘭和冰島之間的丹麥海峽，自1350年後定期結冰。挪威人丟棄了他們在格陵蘭的定居點，北極熊穿過冰橋前往冰島，那兒對他們來說足夠冷。在1303年和1306～1307年，波羅的海就封凍過兩次；1309～1310年，英國的泰晤士河也完全結冰。1315～1317年，歐洲西北部降雨頻繁，以至於穀物都在地裏腐爛了，並且——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由於土地過於泥濘，騎士無法作戰。
穀物歉收，親人死亡，人們相信上帝正發出某種信息。在中國，匪徒發起了宗教叛亂，主要就是反對蒙古入侵者。一方麵是因為這個外族皇帝的縱酒狂歡，一方麵是因為這些以救世主自居的領導者宣稱佛祖懲惡揚善，引導每一個人死後都進入天堂。到1350年的時候，這個帝國已經開始瓦解了。
對於古代西方的核心地區之一伊拉克，我們知之甚少。那兒的蒙古統治者和中國的蒙古統治者一樣無能，不過在埃及和敘利亞，瘟疫增強了伊斯蘭教的地位。顯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瘟疫隻是用來懲罰異教徒這個說法（對於相信的人來說，死於瘟疫是一種恩賜，也是一種殉道），例如，編年史學家阿瓦第（al-wardi）就寫道：“我們請求上帝原諒我們靈魂裏的罪惡，瘟疫就是他對我們的懲罰之一。”那些販賣魔法防禦的商人也有了生意——但是最受歡迎的做法還是集體祈禱會，遊行到聖人的墓穴前以及對醉酒和道德淪喪所采取的更加嚴厲的措施。
對很多基督徒來說，事情看起來更加嚴峻。因為不僅看起來上帝在懲罰他們（一位意大利人悲歎道：“當我準備寫上帝對人類的神聖審判時，我感到心煩意亂。”），而且教會本身看起來也快要瓦解了。1303年，法國國王派人毆打教皇，並把他關進監獄。之後不久，教皇法庭轉移到法國的阿維尼翁，阿維尼翁成為腐敗和墮落的代名詞。一個教皇甚至宣布禁止說耶穌曾是窮人。最後一些紅衣主教轉而支持羅馬，選出了一位反對教皇的人，與阿維尼翁教皇在每件事上進行爭論。1409年後的幾年，實際上有三位對立的教皇，每一位都宣稱自己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
人們對教會失去信心後，開始依靠自己解決問題。1260年前後，意大利北部出現了一個主張極端苦行的鞭笞派： <blockquote>
該派教徒赤裸上半身，穿過城市以及繁華小鎮的十字路口和廣場。他們在那兒圍成圈，一麵唱聖詩，一麵用皮鞭抽打自己，直至流血。他們認為可以借此贖罪，並且勸人悔改……必須指出的是，很多受人尊敬的婦女和虔誠的老夫人就像男人一樣，用這種方式進行苦修，唱著聖詩穿過小鎮和教堂。 </blockquote>
其他人選擇更加傳統的贖罪法，例如殺戮猶太人，即使猶太人和基督徒死得一樣快（正如一位教皇於1348年指出的那樣）。但是什麽都起不了作用，地中海周圍那些西方核心地區就這樣迅速崩潰了。末日似乎就要來臨。 不同的河流：攻陷君士坦丁堡與朱元璋起義
曆史似乎在不斷地重演。公元1世紀，西方的社會發展指數達到了43分左右。
1100年之後，東方的社會發展達到了相同的水平，也麵臨著同樣的災難。如果馮·丹尼肯的外星人在1350年再一次來到地球的話，他們就會發現，人類的曆史不斷麵臨經濟繁榮與衰退的循環。
但是就像我所想象的所有太空人一樣，他們可能也會犯錯，因為另一條曆史規律也在起作用。即使是天啟騎士也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在第二次東西方交流時這些騎士所經過的核心地區與他們在第一次東西方交流時所摧毀的核心地區大不一樣，這意味著第二次東西方交流帶來的結果與第一次東西方交流的結果差異巨大。
最為明顯的是，1200年左右的第二次東西方交流中，東西方核心地區的地理麵積都比第一次東西方交流時的地理麵積大，這個麵積的差異非常重要。一方麵，核心地區越大，受到的破壞也越大：我們很難給災難量化，但是始於13世紀的瘟疫、饑荒和遷徙確實看起來比始於公元2世紀的要嚴重得多。但是另一方麵，核心地區越大，也意味著越能承受衝擊，越能迅速恢複發展。13世紀的日本、南亞、地中海盆地以及歐洲大部分，都逃脫了蒙古人的摧毀；14世紀，日本和南亞還躲過了黑死病；中國的中心地帶——長江三角洲似乎也完好地度過了這些災難。
經濟地理也發生了改變。公元100年左右，西方的中心比東方的中心更加富裕和發達。但是到了1200年，則是另一種情形了：東方的中心（而不是西方的中心）創下了曆史紀錄，並且西方的任何事物與東方的商業網絡相比（尤其是那些連接中國南部、亞洲東南部和印度洋的商業網絡），都相形見絀。
政治地理的變化鞏固了經濟。還在公元100年的時候，每個核心地區的大部分貿易隻是在一個國家內部進行；而到了1200年，貿易已經跨越了國界。政治上，東西方的核心都比以前要混亂得多。並且，即使在黑死病之後，大國再一次鞏固了原先的中心地帶，政治關係還是變得非常不一樣。每一個大國都必須和周圍的一些小國打交道。在東方，這種關係主要是商業和外交上的；在西方，這種關係更多的是暴力上的。
把以上這些因素都放在一起考慮，這些變化意味著，在第二次東西方交流中，這些核心地區比第一次東西方交流時恢複得要快，恢複的方式也不相同。
14世紀的時候，西方的奧斯曼人在原先的中心地帶迅速重建了一個帝國。蒙古人摧毀了原先的伊斯蘭王國後，土耳其部落於1300年左右定居在安納托利亞，奧斯曼人隻是其中的部落之一。但是在發生黑死病的幾年後，他們已經比對手更占上風了，並建立起了一座歐洲橋頭堡。到了13世紀90年代，他們就已開始欺淩拜占庭帝國的幸存者；到了1396年，他們令基督教世界十分恐懼，以至於原先針鋒相對的羅馬和阿維尼翁教皇達成統一意見，聯合起來，派遣十字軍討伐他們。
這是一個災難，但是當帖木兒（一位蒙古首領，是成吉思汗的後裔）對伊斯蘭世界發動新的進攻時，基督徒獲得了短暫的希望。1400年，蒙古人攻入大馬士革；1401年，他們搶掠了巴格達，據說當時用巴格達9萬居民的頭骨在廢墟周圍建起一座座塔；1402年，帖木兒打敗奧斯曼，把蘇丹王關進籠子，蘇丹王最後羞愧而死。但是之後，基督徒的希望落空了。帖木兒決定不再留下來繼續破壞穆斯林其他的土地，而是殺回中國，因為他認為當時中國的皇帝侮辱了他。然而，1405年，帖木兒卻在騎馬前往中國報仇的途中病死了。
幸免於難的奧斯曼人在20年裏迅速恢複了商業，但是他們在巴爾幹遭遇了慘痛的教訓。1402年，蒙古人侵略他們的時候，蒙古弓箭手包圍並射殺了行動不如他們敏捷的奧斯曼人。歐洲軍隊無法和這些騎士短兵相接，但是他們已經大大改進了他們的武器，所以在1444年的時候，一支匈牙利軍隊給了奧斯曼人狠狠一擊。匈牙利人將武器綁在一起，然後將小炮裝在車上作為移動的堡壘，阻擋了土耳其騎兵的攻擊。如果匈牙利國王那天沒有衝在軍隊的前麵戰死的話，他也許就能取得勝利了。
土耳其人學得很快，馬上就想到了最好的應對辦法：購買歐洲人的武器。這個新技術很昂貴，但是即使是歐洲最富有的城邦，例如威尼斯和熱那亞，也要比蘇丹王貧窮得多。奧斯曼雇傭意大利人作為軍官和攻城技師，將被奴役的基督徒訓練成步兵精英，並且還招募歐洲槍手。不久之後，奧斯曼又重新開始進攻了。1453年，他們對君士坦丁堡發動進攻時（當時的君士坦丁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堡壘，也是土耳其進攻的最大障礙）挖走了拜占庭的一流槍手——一個匈牙利人。這個槍手為奧斯曼製造了一個可以扔一千磅重的石球的鐵質加農炮，（根據編年史學家所說）它的聲音大得會讓孕婦流產。事實上，這個大炮在第二天就出現了裂縫，在第四天或者第五天的時候已經壞了。但在這個大炮壞了之後，這個匈牙利人又製造了一門更小、更實用的加農炮。
有史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君士坦丁堡的城牆被攻破了。成千上萬個驚慌失措的拜占庭人湧入聖索菲亞大教堂（吉本稱之為“人間天堂，第二個天空，最後的樂園和上帝的寶座”）——他們相信預言所說的，當異教徒攻擊教堂的時候，會有天使出現，手握短劍，恢複羅馬帝國。但是沒有天使出現，君士坦丁堡淪陷了。吉本指出，它的淪陷帶來了羅馬帝國的最終滅亡。
隨著土耳其人的逼近，歐洲國王更加殘暴地互相對抗和鎮壓異教徒，爆發了真正的戰爭。先是1470年法國和勃艮第的戰爭。他們用更厚的炮管製造加農炮，在加農炮中裝入火藥，並用鐵質炮彈替代了石頭炮彈。這樣便產生了更小型、更有威力和更易於攜帶的加農炮，原先的武器被廢棄了。新型的炮彈很輕，可以裝在昂貴的新型戰船中，這些戰船是靠風帆行駛而不是靠船槳。加農炮的炮門很低，它的鐵質炮彈正好可以擊中敵軍船隻的吃水線。
除了國王，沒有人能夠承擔得起這麽昂貴的技術。慢慢的，西歐君主買入了大量新型武器用來震懾貴族、獨立城市以及主教，這些主教混亂、重疊的管轄範圍使得早期的歐洲國家非常脆弱。君主們在大西洋沿岸建立起了更加強大的國家——法國、西班牙和英國，國王的命令貫徹全國，並且這個國家第一次要求人們對它保持忠誠。一旦國王成功控製貴族，就可以建立官僚體製，直接向人民征收稅收以及購買更多的槍支——當然這也會迫使鄰國君主購買更多的槍支，從而迫使每一個人捐出更多的錢。
後發優勢再一次顯現，鬥爭慢慢地將西方的中心轉移到了大西洋。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長久以來都被認為是歐洲最為發達的地方，但是現在它們的先進卻麵對著一個劣勢：要將諸如米蘭和威尼斯這樣的城邦國家變成意大利民族國家，它們顯得過於富有和強大，但是要單獨對抗諸如法國和西班牙這樣真正的民族國家，它們卻還不夠富有和強大。馬基雅維利這類作家對這種自由非常高興，但是當1494年，法國軍隊入侵意大利時，這種代價就顯而易見了。正如馬基雅維利承認的那樣，法國對意大利的進攻已經變成“對其發動戰爭時毫無畏懼，繼續戰爭時毫無危險，結束戰爭時毫發無損”。12支最新的法國加農炮掃清了路上的一切障礙，法國軍隊隻花了8個小時就把蒙特·聖喬瓦尼城堡炸開了，殺死了700名意大利士兵，而法國隻犧牲了10名士兵。意大利的城市不能和諸如法國這樣的大國相比。到了1500年，大西洋沿岸的西方核心地區已經發生了變化，而戰爭是主要的因素。
相比之下，東方的核心轉移到了中國，商業和外交起著主要作用，雖然新的帝國的崛起也和西方一樣，是以殘酷的流血事件為開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重新統一了中國。朱元璋於1328年出生在一個貧困家庭，當時蒙古力量正在衰敗。朱元璋的父母（為了逃離沉重稅收遷移到其他地方）賣掉了朱元璋的哥哥和姐姐，把最小的兒子朱元璋留給一位僧人撫養。這位老人給朱元璋講了很多紅巾軍的英勇事跡，紅巾軍運動是諸多對抗蒙古統治的運動之一。老人堅持，報應就要到了，菩薩不久就會從天上下來懲治這些惡人。但是相反，1344年的夏天麵臨著蝗蟲和旱災，疾病（極有可能就是黑死病）奪走了朱元璋一家人的性命。
年少的朱元璋在寺院裏打雜，但是因荒年寺院難以維持，方丈遣散眾僧，朱元璋隻得離鄉為遊方僧。在中國南部遊曆了三四年之後，朱元璋回到寺院，卻見寺院已被燒成了平地。蒙古統治的崩潰也帶來了國內戰爭。朱元璋沒有其他地方可去，於是就和其他僧人一起，在這冒著煙的廢墟上遊蕩著，時常饑腸轆轆。
朱元璋長相奇醜，身材很高，下巴突出，滿臉麻子。但是他很聰明、剛毅，能讀書寫字（這得歸功於那些僧人），總之，他屬於任何幫派都想拉他入夥的那種人。當一支紅巾軍隊伍經過時，他們就把朱元璋招收入伍。紅巾軍首領對朱元璋非常欣賞。後來，他娶了首領的女兒為妻，並且最後成了這幫人的首領。
在12年無休止的戰爭中，朱元璋把自己的手下從一幫殘忍的匪徒變成了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並且將其他叛亂者從長江流域驅逐出去。不過，他並不相信紅巾軍盲目的目標，而是組織了一個能夠管理整個帝國的官僚體係。1368年1月，40歲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歡呼聲中，登上皇帝的寶座，建國號大明，年號洪武。
朱元璋的所有詔令聽起來都好像與他糟糕、貧窮和暴力的幼年生活有關。他想把中國變成一個和平穩定的田園式天堂，在這裏，德高望重的老者監督著自給自足的農民，商人隻對不能在本地生產的商品進行貿易，並且（不像朱元璋的家庭那樣）沒有人四處搬遷。朱元璋認為很少有人需要離開家8英裏遠，並且如果不經允許就離家超過35英裏遠，就要被鞭打。朱元璋擔心商業和貨幣製度會腐蝕穩固的社會關係，曾三次頒布法令限製外國人和政府批準的商人進行商業活動，甚至還禁止外國香料的流入，防止它們誘惑中國人進行非法交易。到1452年為止，朱元璋的繼承者三次更新這些法令，在第四次更新法令的時候，由於害怕商人能夠輕易地進行不必要的商業活動，皇帝禁止了白銀的流通。
朱元璋在自己的遺詔中寫道：“31年來，我一直都努力地執行上天的命令，擔驚受怕，沒有哪一天過得輕鬆。”但是，我們必須想一想，朱元璋的鬥爭有多少隻是存在於自己的想法裏，而沒有實際行動。與他之前的那些蒙古統治者相反，朱元璋急於把自己變為理想化的儒家統治者，隻不過他從來沒有真正禁止過對外貿易。他的兒子永樂皇帝甚至還擴展了對外貿易，多次為了自己的私生活引進朝鮮處女（他說，她們有利於自己的健康）。但是，明朝的君主並沒有堅持通過官方進行貿易。他們再三宣稱這樣是為了保護社會的穩定（理論上），讓外國人顯示應有的尊重。一個統治者解釋道：“我並不喜歡外國的東西。我接受它們僅僅是因為這些東西來自遙遠的地方，表達了遠方人民的真誠。”“貢品”（指那些在國土之外的交易）填滿了皇帝的金庫這個事實也不值得一提。
盡管如此，貿易還是發展迅速。1488年，一位遭遇海難的朝鮮人觀察到，“杭州灣裏的外國船隻就像梳齒那麽密集”。沉船遺骸考古學家發現，商船變得更大了。皇帝不得不多次修訂關於貿易的法令，這有力地反映了人們正在忽略這些法令。
商業繁榮的影響非常深遠。農民收入再一次增加，家庭人口增多，大批農民開墾了新土地或者去城裏工作。遭受了幾個世紀的風風雨雨後，當地的有識之士修複了道路、橋梁以及運河，商人販賣食物，人們都奔向市場，廉價出售自己能夠生產的產品，購買其他商品。到了1487年，一位官員寫道，人們“把穀物換成金錢，然後再把金錢換成衣服、食物以及日常用品……整個國家的每個人都是如此”。
商業將擴大了的東方核心聯係起來，就像戰爭將西方國家聯係起來一樣。14世紀的日本在人口、農業以及金融方麵都迅速發展。雖然受到明朝的法令限製，但是日本和中國的貿易還是穩定增長。貿易對於東南亞國家而言顯得更加重要：從外貿中獲得的稅收為爪哇的麻喏巴歇等國的興起提供了資金，麻喏巴歇控製著香料產業。許多當地的統治者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向中國尋求幫助。
所有的這些都不需要摧毀了西方國家的那種殘酷的暴力。除了試圖在越南建立起一個友好的政權，早期的明朝皇帝隻與蒙古人作戰。蒙古人仍然是明朝唯一的威脅。假如帖木兒沒有在1405年駕崩的話，他可能已經將明朝推翻了。1449年，另一支蒙古部落俘虜了一位明朝皇帝。但是，明朝皇帝認為他們不需要先進的炮彈與蒙古人作戰，隻需要擁有大批的傳統軍隊就可以了。例如，1422年，當永樂皇帝入侵大草原時，他就動用了34萬頭驢、11.7萬輛馬車以及23.5萬個車夫來運輸供士兵食用的4800萬磅穀物。
為開展對外交流，擴大明朝的影響，永樂皇帝於1405年宣布要派使臣到“西洋（即印度洋）上的各國以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將商業與外交聯係起來。不過和使臣們一起去的，還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艦船。為了造這艘船，他召集25000個工匠在當時的首都南京建造了大造船廠。四川的伐木工人挑選出最好的杉樹來製造船桅，榆樹和雪鬆來製造船體，橡樹來製造舵柄，並且砍下整棵樹，讓它們順著長江而下，到達造船廠。工匠建起幾百英尺長的巨大幹船塢，用來建造大船。他們考慮了每一個細節，甚至給鐵釘塗上了特製的防水層。
這艘船並不是軍艦，但是建造這艘船的目的就是為了震懾他國，令他國敬畏。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木船，約有250英尺長，吃水2000噸；船頭站著曆史上最偉大的上將——穆斯林宦官鄭和。據說鄭和有7英尺高，腰圍60英寸（一些記錄中，鄭和高9英尺，腰圍90英寸）。
300多艘船起航，載著27870名船員。此行的計劃是在印度洋周圍的一些富裕國家上岸。這些國家的國王發現，一夜之間，宮殿的窗戶外麵到處都是中國的船隻。他們交出大量的貢品，通過官方渠道進行交易。但是這次航行也是一次大冒險：船員們覺得自己似乎來到了一個貧困地區，在這兒，一切都有可能發生。在斯裏蘭卡的時候，當地的穆斯林給他們看聖經上亞當的腳印；而在越南時，船員們認為他們必須躲過一些“僵屍頭野蠻人”。 <blockquote>
這個女鬼是人類家庭中一個真正的女人，唯一的特別之處在於她的眼睛沒有瞳孔。到了晚上，當她睡著的時候，她的頭就會飛走，吃人類嬰兒的糞便。這些邪氣進入嬰兒的腹部，最後，嬰兒因為受到邪氣的影響而死亡。然後這個頭就會飛回來，重新安到她的身上，與之前無異。如果人們知道了，等頭飛走後，把她的身體移到其他地方，當頭飛回來的時候，如果不能安到身體上的話，這個女人就會死亡。 </blockquote>
不過，除了他們自己想象的一些威脅外，船員們幾乎沒有遇到什麽危險。1405～1433年之間派出的7支寶船艦隊有史以來最有力地顯示了明朝國力。為了奪得馬六甲海峽（它那時和現在一樣都是世界上最為繁忙的航道，而且時常有海盜侵襲），他們打了三次仗。除此之外，他們隻在斯裏蘭卡內戰中支持一方時使用了武力。摩加迪沙的街道並沒有給中國船員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位鄭和的手下寫道，“我們四處張望，看到的隻是歎息的人們以及慍怒的眼神。整個國家除了山，什麽也沒有，一片荒涼”）。不過，麥加倒是令他們印象深刻（雖然一位官員覺得伊斯蘭教最神聖的神殿看起來就像是一座塔一樣）。
寶船艦隊向南部和西部足足行駛了9000英裏，但是一些研究學者認為，這隻是個開始。鄭和的船上有指南針和地圖，裝有大量食物和飲用水，所以他們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前任英國皇家海軍潛艇艇長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他的暢銷書——《1421：中國發現美洲之年》（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中指出，這艘船到達過很多地方。孟席斯認為，鄭和的手下周滿率領船隊穿過當時還未在圖上畫出的太平洋，於1423年夏天登陸俄勒岡州，之後沿著美國的西海岸向下航行。孟席斯認為，雖然在舊金山灣丟了一艘船，但是，周滿還是堅持沿著墨西哥灣沿岸，一路駛向秘魯，最後才穿過太平洋返回中國。1423年10月，經過了4個月的繞道之行後，周滿安全地回到了南京。
孟席斯認為，傳統的曆史學家忽略了周滿的功績（還忽略了更令人驚訝的航行——鄭和的手下到過大西洋、北極、南極洲、澳大利亞和意大利），因為鄭和的航海日誌在15世紀時就丟失了。並且由於很少有曆史學家像孟席斯那樣具有實際的航海知識，因此，他們也就不能發現隱藏在15世紀和16世紀地圖中的線索。
但是曆史學家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他們承認，鄭和的航海日誌確實已經丟失，但是這些曆史學家發出疑問：為什麽現有的大量明朝文獻——包括對鄭和航行的兩次現場目擊——從來沒有提到過這些發現？他們好奇，15世紀的船隻如何能夠達到孟席斯理論中要求的那種船速？鄭和的船員如何像孟席斯聲稱的那樣繪製世界的海岸線？為什麽孟席斯收集到的證據無法經受學術檢驗？
我必須承認我站在質疑者這一邊。我認為，孟席斯的《1421：中國發現美洲之年》與馮·丹尼肯的《眾神的戰車》不相上下。但是，就像馮·丹尼肯的猜想那樣——或者像本書的簡介中提到的艾伯特在北京的情形一樣——《1421：中國發現美洲之年》的優點在於，它讓我們思考為什麽事情不是這樣發展的。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因為如果事情就像孟席斯所說的那樣發生，西方現在很可能就不會處於主宰地位了。 鄭和下西洋的“奇特經曆”
時間是1431年的8月13日，地點在特諾奇蒂特蘭。鄭和的頭疼痛不已。他每天所做的，就是不停地派遣信使到燃燒中的城市，要求他的同盟停止屠殺阿茲特克人。但是，當陽光穿過煙霧時，他放棄了。他告訴自己，沒有人能因為這些屠殺責怪他。這些人野蠻、粗鄙而無知，他們甚至不知道銅是什麽。他們在乎的隻是用玻璃般光滑的黑色石頭劈開敵人的胸膛，扯出敵人那還跳動著的心髒。
鄭和和他的手下當然知道中國古代商朝的故事：幾千年前殘暴的商朝統治者以人做獻祭，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在太平洋之外是一個平行的世界——這個世界比僵屍頭野人的國家還要奇特——那兒的時間是靜止的，而且仍然由商王統治。鄭和的手下猜想，上帝一定又給他們委派了和古代周朝一樣的任務，鄭和是新的吳王，是為了從這片土地的邪惡國王手中奪過上帝委任的統治權，是為了開創一個黃金時代。
當皇帝派他前往東洋時，鄭和並沒有預見到這些。皇帝說，你從東海進入蓬萊島。自從秦始皇以來，人們一直在尋找這些島嶼。那兒的精靈住在銀子和金子裝飾的宮殿裏。鳥兒和野獸都是全白的，還長著仙草。10年前，我們的上將周滿來到了這片神奇的地方，我現在命令你給我們帶回長生草。
鄭和比任何人見過的世麵都要多，沒有什麽東西能讓他驚訝。即使是碰見了傳說中的龍和大鯊魚，他也會鎮定自如。但是他還是沒能發現長生草。鄭和的船隊沿著日本的海岸線向上行駛，賜予當地武裝派別一些頭銜，接受了他們的貢品。他的船艦已經逆風行駛了兩個月，駛向海天交融的地平線。他那些幾乎就要叛變的手下發現了一塊新土地，這塊土地上都是樹、雨水和山峰，情形比在非洲的時候更糟。
當他們沿著海岸線向下航行時，花了更長的時間。在那兒，他們發現了當地人。這些當地人並沒有嚇得跑開——事實上，這些當地人是出來迎接他們的，帶著一些他們從來沒有嚐過的美食。這些好客、半裸的當地人並沒有長生草，雖然他們吸食著會令人興奮的藥草。他們也沒有銀子和金子裝飾的宮殿，不過他們聽起來好像在說這些東西都在島內。所以，鄭和隻帶了幾百個人、幾十匹馬，在對當地語言一知半解的情況下，動身尋找長生草去了。
有的時候他不得不與野蠻人進行搏鬥，但是火焰炸彈起到了威懾的作用，這些野蠻人不敢進入他們的地盤。即使有的時候，沒什麽火力了，馬匹和鋼製短劍也一樣能嚇住這些野蠻人。不過，他最好的武器卻是這些當地人。這些當地人把鄭和和他的手下當做神明一樣來對待，給他們搬運供給品，為他們打架。鄭和聰明地利用野人來對付野人。鄭和“手下”的這群野人自稱是普雷佩查。這些原住民原先就對鄰近的原住民阿茲特克充滿仇恨，鄭和讓他們這種仇恨達到極點。雖然鄭和並不知道究竟是什麽仇恨，但是這並不重要，慢慢的，原住民間的內戰讓他更加接近長生草。
直到他的同盟來到阿茲特克的首都特諾奇蒂特蘭之外時，鄭和才不得不承認，沒有什麽長生草。就特諾奇蒂特蘭本身而言，它非常大：街道寬廣、筆直，還有階梯式的金字塔。但是，這兒沒有白色動物，沒有銀子和金子裝飾的宮殿，當然也沒有長生草。事實上，到處都是死亡。可怕的黃水瘡和膿包奪走了幾千人的生命，他們的身體甚至在他們死亡之前就已經發臭了。鄭和見過很多的瘟疫，但沒有哪一個像這個一樣可怕。不過他的手下中，100個人中隻有一個得這種病，這顯然是得到了上帝的庇佑。
直到最後一刻，瘟疫的危險性才顯露了出來——鄭和手下的原住民已經虛弱得不能攻擊特諾奇蒂特蘭人，特諾奇蒂特蘭人也虛弱得不能防禦了。但是，上帝又一次站在了鄭和這一邊。鄭和的騎士通過堤道，用弓箭攻進了特諾奇蒂特蘭。街上發生了一場勝負顯而易見的惡戰——阿茲特克人用石頭和棉花對抗中國的鐵質短劍和鎖子甲——阿茲特克人放棄了抵抗，普雷佩查開始燒殺搶掠。當最後一個阿茲特克國王伊茲科阿圖在宮殿門口抵抗時，他們用劍把他刺死了，然後把他扔進火裏，挖出了他的心髒，並且——最為恐怖的是——他們把他的肉割下，生吃了。
鄭和的疑問有了答案。這些人並不是不死之身。他這個開創了新時代的“吳王”也不是。事實上，這時候唯一的難題就是，他怎麽把自己搶奪到的財物帶回南京。 偉大人物和愚笨之人：為什麽中國越來越保守，而西方越來越願意冒險
當然，事實並不是這樣，而是像我在前言中描述的那樣。特諾奇蒂特蘭人確實被洗劫了。它的鄰居美索美洲人對其發動了多次進攻，並且還帶來了致命的疾病。不過洗劫發生在1521年，而不是1431年；領導者是荷南·科爾特斯（hernan cortes）而不是鄭和；致命的細菌來自歐洲，而非亞洲。如果周滿真如孟席斯所說的那樣發現了美洲，如果故事正如我剛才描述的那樣展開，而且墨西哥成為明朝帝國而不是西班牙的一部分的話，當今世界就完全是另一種情形了。美洲就有可能與太平洋的經濟而不是大西洋的經濟聯係起來；它們的資源可能推動東方的工業革命，而不是西方的工業革命；艾伯特就可能死於北京而不是巴爾莫勒爾堡。西方也不會占據主宰地位了。
那麽為什麽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如果他們的船長願意的話，明朝的船隻完全可以航行到美洲。事實上，1955年一艘仿製鄭和時期的船隻從中國開到了加利福尼亞州（雖然沒有返回中國），在2009年時，另外一艘按明代原樣複製的木帆船“太平公主”號從台灣啟程，用了79天橫跨太平洋，於10月9日抵達舊金山，可惜在回程抵達台灣的前夕被撞沉。“太平公主”號這次往返太平洋的活動，初衷就是利用科學實證法來證明明代的時候，中國人就有能力橫渡大洋到達美洲再返回中國。
大多數人認為，曆史之所以這樣發展，是因為在15世紀的時候，中國皇帝已經對航海失去興趣了，而歐洲的國王（不管怎麽樣，有一些）對此變得感興趣了。就某個方麵來說，這是非常正確的。當永樂皇帝在1424年駕崩的時候，他的繼承者首先製定法令，禁止遠洋航行。不出所料，印度洋上的國王停止了進獻貢品，於是下一位皇帝於1431年派遣鄭和再次前往波斯灣，隻是後來的正統皇帝又廢除了這項法令。1436年，朝廷拒絕了南京船塢要求招收更多工匠的再三請求，在接下來的10年或20年裏，大船都腐爛了。到了1500年，沒有皇帝像永樂皇帝那樣，派船前往各國，即使他們有這個想法也無法付諸實施。
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皇族正做著截然相反的事情。葡萄牙亨利王子是一位航海家，為探險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他的一部分動機是出於自私的打算（例如覬覦非洲的黃金），一部分則是由於超自然的原因（例如，他相信在非洲的某個地方，有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祭司王約翰。這位國王長生不死，守衛著天堂的大門，並且會將歐洲從伊斯蘭教手中解救出來）。同時，亨利還為探險提供資金，雇傭製圖師，幫助設計能夠航行至非洲西海岸的新型船隻。
葡萄牙的探險當然並非都是一帆風順。1420年，一位船長（克裏斯托弗·哥倫布未來的嶽父）發現了無人居住的馬德拉群島，他在波爾圖桑塔島放走了一隻母兔和它的孩子。兔子的繁殖速度很快，它們吃掉了所有的東西，迫使船員不得不遷移到馬德拉（葡萄牙語中意為“樹林”）一個森林茂盛的小島上。這些殖民者放火燒這個島，迫使“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為了躲避這場大火，都逃到海裏去。海水沒過他們的脖子，他們兩天兩夜沒有吃沒有喝”，一位編年史學家這樣說道。
但是在破壞了當地的生態係統之後，歐洲人發現這片燒焦了的土地非常適合甘蔗生長，亨利王子也出資讓他們建立磨坊。在30年裏，他們引進了非洲奴隸在他們的種植園勞作，到了15世紀末，這些開拓者每年都出口600多噸的蔗糖。
航行到大西洋更深處時，葡萄牙的船員發現了亞速爾群島。沿著非洲海岸，他們於1444年到達了塞內加爾河。1473年，他們首次穿過了赤道，並且在1482年的時候到達剛果河。船隊在那裏遇到了強烈的風暴。苦於疾病和風暴的船員們多數不願繼續冒險前行，數次請求返航。巴爾托洛梅烏·迪亞斯（bartolomeu dias）力排眾議，堅持南行。船隊在大洋中漂泊了13個晝夜，不知不覺間到達了非洲南端的“風暴角”（現在稱之為“好望角”）。迪亞斯本想繼續沿海岸線東行，無奈疲憊不堪的船員們歸心似箭，迪亞斯隻好下令返航。雖然迪亞斯並沒有發現祭司王約翰，但是他發現了一條可以通向東方的海上之路。
與鄭和的航海相比，葡萄牙人的探險規模既小得可笑（隻有幾十個船員，而不是成百上千）又不體麵（有兔子、蔗糖和奴隸，甚至沒有從其他王室那裏獲得禮物）。但是事後看來，1430年是世界曆史上的一個決定性時刻，或者說是唯一的一個決定性時刻，就是在這個時候，西方才變得有可能主宰世界；就是在這個時刻，海上技術的發展將幾大海洋變成了高速通道，連接起整個地球。亨利王子抓住了這個機遇，而明朝正統皇帝卻將這個機遇拒之門外。從這裏開始，曆史上關於偉大人物和愚笨之人的理論似乎有了定論：這個地球的命運依賴於這兩個男人所做的決定。
但是，是這樣嗎？亨利的遠見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顯然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其他的歐洲國王緊隨其後，意大利無數的私人航海探險隊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亨利是以收集錢幣而不是航海為興趣的話，其他的統治者很可能會接替他的做法。當葡萄牙國王約翰拒絕資助冒險家哥倫布那個聽起來瘋狂的想法時——向西航行到達印度，卡斯提爾女王伊莎貝拉介入了（雖然在她點頭同意前，哥倫布已經向她說了三次這個想法）。不到一年，哥倫布回來了，宣布——他在這裏犯了兩個錯誤——他已經登上了大可汗的土地（他犯的第一個錯誤是，那裏實際上是古巴；第二個錯誤是，蒙古人已經被中國驅逐出去一個多世紀了）。卡斯提爾發現了通往亞洲的新路線，這引起了英國亨利七世的恐懼。於是在1497年時，亨利七世派遣佛羅倫薩商人喬瓦尼·卡波托（giovanni caboto）進行航海活動。卡波托到達了紐芬蘭島，不過他和哥倫布一樣，犯了糊塗，堅持認為這片土地也是大可汗的土地。
雖然正統皇帝的錯誤今天看來是非常嚴重的，但是我們應該知道，1436年，當他“決定”不派造船者去南京時，他才9歲。他的大臣們為他做了這個決定，於是在整個15世紀，正統皇帝之後的曆任皇帝都在重複這個決定。有一個故事說，1477年，當大臣們重提派寶船艦隊航行這個想法時，一些陰謀家燒毀了鄭和的航海日誌，其中以劉大夏為首。他跟兵部尚書這樣說道： <blockquote>
鄭和前往西方的航海浪費了上百萬的金錢和穀物，而且成千上萬的人死於此……這是一個極其糟糕的行動，大臣們本應該予以強烈反對。即使這些舊資料現在還保存著，也應該被燒毀。 </blockquote>
了解了劉大夏所要表達的意思之後——劉大夏是故意“丟掉”這些資料的——兵部尚書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說道：“你的陰德不小。這個位置遲早是你的！”
即使亨利和正統皇帝是不一樣的人，做出不一樣的決定，曆史也仍然會是一樣的。我們不需要問為什麽是由某一個王子或者皇帝做出一個決定，而是要問為什麽當中國越來越保守時，西方的歐洲人反而更願意冒險。或許隻是由於文化的原因，使科爾特斯而不是鄭和到達特諾奇蒂特蘭，無關偉大人物或者愚笨之人。 為什麽中國沒有出現文藝複興
“此刻，我希望自己能再年輕一次，”荷蘭學者伊拉斯謨在1517年給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沒別的原因——隻是我預見一個黃金時代就要到來了。”這個“黃金時代”，法國人稱之為複興，意為“重生”：如一些人認為的那樣，這個複興就是指突然而又不可逆轉地使歐洲人與世界上的其他人區分開來的文化力量，使哥倫布和卡波托這樣的航海家得以進行航海活動。意大利文化精英中那些富有創造力的天才——一位19世紀的曆史學家稱他們為“第一批現代歐洲之子”——使科爾特斯得以踏上特諾奇蒂特蘭。
曆史學家大都認為複興源於12世紀，當時意大利北部的城市擺脫了德國和教皇的統治，發展為一個新興的經濟地區。他們的領導者希望擺脫受外國統治者統治的曆史，開始尋找使城市發展成獨立的共和政體的辦法。漸漸的，他們發現可以在古羅馬文獻中找到答案。到了14世紀，氣候變化、饑荒和疾病破壞了很多舊的確定性，於是一些學者將古代經典著作闡述為社會重生。
這些學者聲稱，古羅馬是一個充滿智慧和美德的土地，但是野蠻的“中世紀”介入古羅馬與現代之間，腐蝕了一切。學者們建議，要發展意大利新的獨立城市，就要往回看，他們必須建起一座通往古代的橋梁，這樣就能複興古代人的智慧，人性也會變得完美。
學術和藝術就是這座橋梁。學者們遍尋修道院尋找丟失的手稿，像羅馬人那樣全麵地學習拉丁語，從而以羅馬人的思維來思考、說話。這樣，這些真正的人文主義者（他們自稱）就可以重新抓住古羅馬的智慧。同時，通過到處尋找羅馬廢墟，建築者們能夠修複古代文物，建造代表最高美德的教堂和宮殿。畫家和音樂家沒有羅馬的例子可供學習，他們盡力地猜測古羅馬的典範和統治者，迫切地想讓自己看起來正在努力完善世界。他們邀請人文主義者作為顧問，委托藝術家給他們畫像，還收集了羅馬文物。
文藝複興有一個奇怪的方麵是，這個表麵上重修文物的行為事實上卻產生了發明和開放式求知這樣非傳統的文化。當然，也有來自保守派的聲音。他們驅逐激進的思想家（例如馬基雅維利），威脅他們保持沉默（如伽利略）。但是，他們卻阻止不了新思想的萌發。
回報是驚人的。通過將學術、藝術以及工藝的每個方麵與其他事物聯係起來，並以古代的標準對它們進行評價，諸如米開朗琪羅這樣的“文藝複興人”把它們一下子全都解放了。在這些令人驚歎的人物中，有的像阿爾貝蒂這樣創立了偉大的理論，也有像達·芬奇這樣的偉大人物，他們擅長一切事物，從肖像畫法到數學。他們創造性的思維可以毫不費力地遊走於工作室和權力走廊之間，將理論應用於實際：用來指揮軍隊、擔任職務和給統治者提出建議（除了《君主論》，馬基雅維利還寫出了他那個時代最好的喜劇）。遊客和移民將新思想從佛羅倫薩這個文藝複興的中心傳播至葡萄牙、波蘭和英國，於是具有當地特色的文藝複興在這些地方發展起來。
毫無疑問，這是曆史上最驚人的插曲之一。文藝複興時期的意大利人並沒有重建羅馬—— 即使在1500年，西方的社會發展仍然比1500年前羅馬的發展頂峰低了整整10分。與羅馬帝國的鼎盛時期相比，更多的意大利人識字了，但是歐洲最大的城市麵積也隻有古羅馬的1/4；歐洲的士兵雖然配有槍支，但若與愷撒大帝的軍團作戰的話，也隻是小兵小將而已；歐洲最富裕的國家也沒有羅馬最富有的行政區那麽多產。但是，如果意大利的文藝複興者確實徹徹底底地變革了西方文化，使得歐洲與世界其他地方區分開來，並且在保守的東方人安於現狀時鼓舞了西方的冒險家征服美洲，那麽這些量的差異也就顯得不那麽重要了。
我猜想，假如中國的知識分子聽到這個想法的話，會感到非常吃驚。我可以想象得到，他們放下硯台和毛筆向19世紀的歐洲曆史學家解釋的情形。他們向那些提出這個理論的曆史學家說道，20世紀的意大利人並不是第一個對自己的曆史感到失望，並從古代尋求方法完善現代的民族。中國的思想家——正如我們在第七章看到的那樣——在400年前做著非常相似的事，就是回望過去的佛法來尋找漢朝文學和繪畫中的智慧。意大利人在15世紀的時候通過過去尋求社會重生的道路，而中國人在11世紀的時候就已經這麽做了。1500年的佛羅倫薩人才輩出，這些人才精通醫術、文學和政治，不過1100年時的開封就已經如此了。那時有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名為沈括，其著作涵蓋了農業、考古、製圖、氣候變化、古典文學、人種論、地理、數學、醫學、冶金學、氣象學、音樂、繪畫和動物學等，難道達·芬奇精通的領域會比沈括精通的領域還要寬，還要驚人嗎？沈括和所有佛羅倫薩的發明家一樣精通工匠技藝，而且還介紹了運河水閘和活字印刷的工作原理，設計了新型的水閘，修建幾個能抽幹10萬英畝沼澤的水泵；沈括和馬基雅維利一樣博學多才，而且還任職司天監，與遊牧民商定協議。假如達·芬奇知道的話，也會驚歎不已的。
如果中國也對自己400年前的文化進行複興的話，那麽關於文藝複興使得歐洲進入一個獨特的發展方向這個理論也就不那麽有說服力了。如果說中國和歐洲都是因為兩次軸向思想浪潮才出現了文藝複興，這樣可能更合理：因為每一個時代都獲得了它所需要的思想。聰明、有知識的人們思考擺在他們麵前的難題，並且如果他們麵臨類似的問題的話，他們就會用類似的方式解決，無論身處何時何地。
11世紀的中國人和15世紀的歐洲人確實麵臨著類似的問題。他們都生活在社會發展的時代，他們都了解第二波軸向思想結局很糟（東方的唐朝滅亡和對佛教的抵製、氣候變化、黑死病，以及西方的教會危機）。他們都往回看“未開化”的過去，看看第一波了不起的軸向思想（東方的孔子和漢代王朝，西方的西塞羅和羅馬帝國）。中西方采取的方式也是相似的：將先進的學術應用到古代的文學作品和藝術中，並以全新的方式解讀世界。
詢問為什麽歐洲的文藝複興促使冒險家前往特諾奇蒂特蘭，而中國的保守主義者卻安於現狀、錯失機遇這個問題，就好比詢問為什麽西方的統治者都是聰明人，而東方的統治者都是愚笨之人這個問題一樣糟糕。顯然，我們需要重新表述問題。我們應該這麽問：如果歐洲15世紀的文藝複興真的激發了探險活動，那麽為什麽中國11世紀的文藝複興沒有同樣的影響呢？為什麽中國的探險家在宋朝的時候沒有發現美洲呢？這個時代比孟席斯推斷他們去美洲的時間更早。
直接答案是沒有文藝複興精神促使宋朝的冒險家前往美洲，除非他們的船能到達那裏，而11世紀的中國船隻很可能做不到。一些曆史學家並不讚同，他們指出，1000年左右，維京人就乘坐比中國大船簡陋得多的船隻到達美洲。但是我們看一下地球儀就能發現其中有很大的不同。要到達美洲，這些維京人要穿過法羅群島、冰島以及格陵蘭島，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穿過寬於500英裏的公海。這聽起來或許很可怕，但是將它與中國探險家穿過的海域相比，也就沒什麽了。中國的探險家必須從日本穿過5000英裏的黑潮，經過阿留申群島，才能到達加利福尼亞的北部（如果順著赤道逆流從菲律賓到尼加拉瓜的話，就要穿過兩倍距離的公海）。
自然地理——以及本章稍後將要談到的其他形式的地理——使得西方的歐洲人穿過大西洋比東方人穿過太平洋要容易得多。即使大風暴可能會將偶爾出現的中國船隻吹到美洲——可以想象得到，北赤道洋流也會將他們帶回——11世紀的探險家即便被文藝複興精神所激勵，也不會找到美洲，然後告訴世人。
隻有在12世紀，造船和航海技術提高到一定水平時，中國的船隻才可能完成南京與加利福尼亞州之間12000英裏的往返航程。當然，這也比哥倫布和科爾特斯早了近400年。那麽，為什麽12世紀的中國沒有出現征服者呢？
這可能是因為12世紀中國的文藝複興精神在衰退，無論我們如何界定文藝複興精神這個詞。12世紀的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然後13～14世紀的時候出現下滑。隨著文藝複興先決條件的消失，精英思想趨於保守。一些曆史學家認為，1070年，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使得新儒家思想家拒絕接觸更加廣闊的世界，一些曆史學家認為是由於1127年開封的衰敗，另一些曆史學家則認為原因與這些完全無關。但是幾乎所有的曆史學家都同意，雖然知識分子繼續放眼世界，但是他們的行動實際上卻帶有很大的局限性。大多數人不願冒著生命危險卷入國家的內部政治鬥爭中，於是選擇了安於現狀。一些人創辦學校，並且雖然安排了講課和閱讀，卻拒絕為科舉考試培養學生；一些人為秩序良好的村莊和家庭儀式製定規則；還有一些仍然關注自身，通過“靜坐”和沉思完善自己，如20世紀的理論家朱熹所說的“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朱熹是那個時代的巨人。朱熹一生雖然為官時間不長，但一直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或多或少地為下層人民辦好事。1193年朱熹任職於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複了四大書院之一——嶽麓書院，這成為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朱熹的一生誌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為統治思想。但因理學初出，影響不深。因為牽涉國家政治，導致他被革職還鄉，他畢生的理學研究也被批判為“偽學”。但是隨著13世紀外在威脅的增加，以及國內大臣尋求各種方式保住自己的地位，朱熹的理學看起來非常有用。他的理學第一次得到平反，被列入科舉考試範圍，最後成為國家管理的唯一思想基礎。朱熹的思想成為正統思想。1400年左右，一位學者開心地說道：“因為朱熹，人們得以了解理學，不再需要書寫，要做的隻是實踐。”
朱熹被稱為中國曆史上第二大有影響的思想家（僅次於孔子）。由於每個人的判斷標準不同，有人認為朱熹完善了儒家思想，也有人認為他使中國處於停滯、自滿以及壓抑的狀態。但是這些褒獎或者指責都過分誇大了。和所有最優秀的理論家一樣，朱熹隻是提出了時代需要的想法，人們覺得這些理論合適就使用了。
這一點在朱熹的家庭觀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到了12世紀，佛教、原型女性主義以及經濟的發展已經改變了原先的性別角色。有錢人家開始讓他們的女兒接受教育，給她們更多的嫁妝，這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隨著女性經濟地位的提高，他們規定女兒和兒子一樣能繼承財產。甚至在一些貧窮人家，商業化的紡織生產使婦女的賺錢能力增強，也就使她們擁有更多的財產權。
12世紀男性富人開始反抗，當時朱熹還是個小孩子。男性要求女性守貞操，妻子不能獨立，並且婦女隻能待在家裏（如果她們必須出去的話，就要蒙上麵紗，或者坐在轎子裏）。批評者們尤其反對那些再嫁的寡婦，認為她們把財產帶入了其他家庭。當13世紀朱熹的理學得到平反時，他的思想看起來就像給這些想法披上了哲學外衣。14世紀，那些官僚廢除有利於婦女的財產法令時，他們宣布這些措施的基礎就是朱熹的思想。
朱熹的著作並沒有給婦女的生活帶來改變，隻是對知識分子以及很可能沒有讀過朱熹文章的人產生了影響。例如，在這些年，工匠眼中女性美麗的象征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在公元8世紀，佛教和原型女性主義盛行的時候，當時最流行的陶瓷雕像類型是被美術史學家戲謔地稱為“豐滿女性”的雕像。據說受楊貴妃的啟發——她的美貌引發了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亂——他們所展示的婦女都相當豐滿。相反，到了12世紀，畫家筆下的婦女一般都很蒼白，憔悴，服侍著丈夫或者疲倦地坐著，等著丈夫回來。
這些苗條的美人也許是一直坐著，因為站著很疼。臭名昭著的裹腳習俗（把女子的雙腳用布帛纏裹起來，使其成為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蓮”）可能始於1100年左右，在朱熹出生前30年。大概那個時候有一些詩指的就是裹腳這件事，在1148年後不久，一位知識分子寫道：“女性的裹腳是最近開始的，在以前的任何書籍中均沒有提到。”
關於裹腳的最早考古依據是在黃升以及周夫人的墓中發現的，她們分別死於1243年和1274年。她們的腳上都裹著6英尺長的裹腳布，穿著絲綢鞋，鞋頭向上翹（見圖8-2）。周夫人的骨骼保存完好，可以看到她那畸形的腳：她的8個小腳趾頭扭曲在腳掌下，兩個大腳趾頭向前伸著，使得這雙纖細的腳能夠穿進她那又小又尖的鞋子。
12世紀的中國並沒有要求女性裹腳，改善女性的走路姿勢似乎可以讓所有人著迷（至少，讓男性著迷）。但是，黃升和周夫人受到的折磨比其他國家的人們受到的折磨要大得多。穿細高跟鞋會讓你腳趾起泡，裹腳則會使你坐在輪椅上。這個習俗帶來的痛苦是——日複一日，從出生到死亡——難以想象的。就在周夫人被埋葬的那一年，一位學者對裹腳進行了批判：“還不到四五歲的無辜小女孩，卻要遭受裹腳帶來的無盡痛苦。我不知道裹腳的用處何在。” <h5>圖8-2 小腳：黃升墓中的絲綢鞋和襪子。黃升死於1243年，是個年僅17歲的女孩。這是曆史上關於裹腳的首個有力證據</h5>
確實，裹腳有什麽用？但是裹腳變得越來越普遍，也越來越恐怖。13世紀的裹腳使雙腳變得更瘦，而17世紀的裹腳卻是使雙腳變得更短，而且還要弓，要裹成粽子狀，成為所謂的“三寸金蓮”。20世紀深受裹腳之害的婦女雙腳的照片簡直慘不忍睹。
把所有的這些都歸罪於朱熹就有點過分了。他的哲學思想並沒有使中國的核心文化變得更加保守，相反，文化中的保守主義使他的想法受到歡迎。朱熹的思想隻是軍事潰敗、緊縮以及社會發展下滑的最明顯的反映。12世紀世界衰退時，古代與其說是複興的來源，還不如說是避難的場所。在1274年時，也就是周夫人死的那一年，全球探險的可能動力之一——文藝複興精神已經極其缺乏了。
那麽，1100年之後社會的停滯以及之後的衰退是否解釋了為什麽是科爾特斯而不是鄭和到達了特諾奇蒂特蘭呢？這隻是解釋了部分原因而已。不過這倒可以解釋為什麽在12～13世紀沒有偉大的探險航行。但是到了1405年，當鄭和的第一支寶船艦隊從南京出發時，東方的社會發展又一次加速。永樂皇帝多次派鄭和下西洋顯示了他開放的思想。隨著社會的再一次發展，15世紀的知識分子開始尋找可以替代朱熹思想的理論。
例如，王陽明就曾經非常努力地遵循朱熹的思想。在1490年時，像朱熹建議的那樣，王陽明花了一周凝視著竹子的莖。但是這非但沒有給他帶來頓悟，反而使他生病了。就在那時，他產生了一個頓悟：他認識到每個人直覺上都知道事實，而不需要幾年的靜坐或者學習孔子的言論。隻要我們實踐了，就能夠獲得智慧。這個頓悟非常適合發展中的社會。王陽明成為新的文藝複興人，躋身於時代一流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軍事家行列。王陽明的弟子甚至更加反對朱熹的思想，認為街上都是聖人，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判斷對錯，認為變得富有是件好事。他們甚至——恐怖中的恐怖——提倡婦女平等。
結束鄭和航海的這個決定，並不是在保守主義衰退的背景下，而是在充滿著擴張、創新和挑戰的背景下做出的。沒有證據顯示是死板、保守的思想阻礙了15世紀中國的探險活動，而朝氣蓬勃的文藝複興則推動了歐洲人漂洋過海。那麽，到底是什麽導致了這樣的結果呢？ 為什麽是歐洲人發現了美洲，而不是中國人
我們已經看到了答案：是地理，而不是人，使得中西方走向不同的道路。地理因素使得西方人比東方人更容易到達美洲。
歐洲人最顯而易見的地理優勢是自然地理：季風、島嶼的位置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麵積差距都對他們非常有利。如果有足夠時間的話，東亞的探險家最後也一定會穿過太平洋。但是，在其他條件同等的情況下，維京人或者葡萄牙船員總是會比中國人或者日本人更容易到達新大陸。
當然，在現實中，其他條件很難同等。並且，在15世紀時，經濟和政治地理使原本就有自然優勢的西歐更具有優勢。當時東方的社會發展遠高於西方，並且由於馬可·波羅這樣的人，西方人知道了這一事實。這刺激了西方人下決心要在經濟上超過東方人，躋身於地球上最富裕國家的行列。相反，東方人卻沒有多大的動力前往西方。他們依賴於別人主動走向他們。
阿拉伯人地理位置優越，控製著絲綢之路的西方路段以及印度洋的貿易路線。多個世紀以來，位於東西交通路線兩端的歐洲人落後閉塞，靠威尼斯人從阿拉伯人的桌子上收集來的麵包屑勉強生存。不過，十字軍和蒙古軍的征戰開始改變了政治地圖，令歐洲人更容易進入東方。貪婪戰勝了懶惰和恐懼，商人（尤其是威尼斯商人）從紅海進入印度洋，或者，就像馬可波羅那樣，穿過大草原。
當西方歐洲國家開始迅速發展，並且在黑死病之後頻繁發動戰爭時，政治地理推動了經濟發展。大西洋沿岸的統治者急於購買更多的大炮，想盡各種辦法獲得更多的財富（加強稅收體製、搶劫猶太人、掠奪鄰國等）。他們樂於與任何能夠給他們提供新的收入來源的人進行合作，即使是遊蕩在海灣的那些貪婪、自私的人。
大西洋上的國家與紅海以及絲綢之路的距離非常遙遠，但是所有的船長都對自己了不起的新型船隻有信心，利用禮物、借款以及貿易壟斷作為交換，把原先地理上的孤立變成了一個優勢。他們找到了從大西洋通向東方的路線。有一些人想要從非洲南端進入印度洋，避免與威尼斯人和伊斯蘭教徒做交易；一些人堅持他們會一直向西行，直到繞地球一周到達東方。（第三種方法是從北極穿過，很顯然不太吸引人。）大多數歐洲人更喜歡向南行駛而不是向西行駛，因為他們計算出——正確地計算出——往西去東方的話，要航行非常長的時間。如果在這裏要提到一個愚笨之人的話，那麽非哥倫布莫屬。他錯誤地估計了距離，並拒絕相信他把數字弄錯了，因此他開通了一條通向特諾奇蒂特蘭的路。相反，如果要提到偉人的話，那就是明朝皇帝周圍的那些大臣們。在計算了成本和收益之後，他們在15世紀30年代停止了鄭和不切實際的航行，並且在15世紀70年代“弄丟”了他的航海日誌。
有時愚笨一點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愚笨和聰明並沒有多大的差別，因為地理令曆史這樣發展。當永樂皇帝在1403年掌權的時候，他需要修複中國在南亞的地位。派遣鄭和的寶船艦隊去卡利卡特和霍爾木茲花費巨大，但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派遣鄭和向東航行進入空蕩蕩的大洋是完全不可能的，無論那兒有多少長生草。15世紀的中國統治者最後會停止航行到印度洋這個代價高昂的航海活動，這看起來是很有可能的，但是無論如何，他們都不可能派船進入太平洋。經濟地理使探險活動變得不合理。
但是歐洲的船員為了尋找通向東方財富的路線而穿過大西洋時，為什麽沒有馬上發現美洲，這一點也令人費解。哥倫布和他的船員需要勇氣來探索這片未知之地，他們順著風，但是無法保證會有另一陣風把他們帶回家。如果他們退縮了，在歐洲的港口也有很多勇敢的人會再一次嚐試。並且即使在1492年的時候，伊莎貝拉女王拒絕了哥倫布的第三次建議，歐洲人也不會停止向西航行。哥倫布要麽會再找一個支持者，要麽就是會出現另一個航海家——卡波托，或者是1500年發現巴西的葡萄牙人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pedro alvares cabral）——發現這片新大陸。
地理使得一切事情的發生不可避免——就像農民取代狩獵采集者或者國家取代村莊一樣不可避免，太平洋沿岸大膽的船員會比南中國海同樣大膽的船員更早發現美洲。
事情一旦那樣發生了，結局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決定了。歐洲的病菌、武器和製度比美洲當地人強大得多，當地人和國家就這麽崩潰了。如果蒙特祖馬或者科爾特斯做出另外的決定，征服者可能就會死在特諾奇蒂特蘭沾滿鮮血的祭壇上，他們的心髒也會在他們撕心裂肺的尖叫聲中被挖出，然後敬奉給神靈。但是在他們之後會有更多的征服者，帶來更多的天花、大炮以及種植園。當地美洲人不能阻擋歐洲帝國主義者，就像七八個世紀之前歐洲當地的狩獵采集者不能阻擋農民一樣。
當歐洲人繞過南非進入印度洋時，地理位置也同樣重要，隻是方式不同而已。歐洲人進入的是一個社會發展程度更高的世界，有古代的帝王、創辦已久的商行以及當地致命的疾病。距離和代價——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使得歐洲人入侵東方就像歐洲人入侵美洲一樣不引人注目。1498年葡萄牙人第一次繞過非洲進入印度的航行隻有四艘船，船長瓦斯科·達·伽馬隻是一個不知名的人物，人們對這次航行並不抱什麽希望。
達·伽馬是一個了不起的船長。他順著風在公海航行了6000英裏，到達了非洲的南端。但是，他不是一個政客。他所做的一切幾乎讓人對他失去信心。他綁架當地向導，鞭打他們，這在他離開非洲之前就差點釀成了災難。當被他虐待的向導把他帶到印度的時候，他因為把卡利卡特的領導者誤認為基督徒，而得罪了這些領導者。他給他們一些微不足道的禮物，進一步得罪了他們。最後他設法得到了一箱香料和寶石，然後不顧所有人的反對，逆風行駛。近一半的船員死在了印度洋上，而幸存者也因壞血病殘疾。
但是，因為亞洲香料的邊際利潤超過100%，盡管達·伽馬犯了這麽多的錯誤，他還是為自己和國王謀取到了大筆財富。在達·伽馬之後，幾十艘葡萄牙船隻也穿過了印度洋，利用他們唯一的優勢：火藥。在進行交易、欺淩時，葡萄牙人發現沒有什麽能像槍支這麽有效。他們把印度洋沿岸的海灣都當做貿易飛地（或者是強盜的巢穴，看出自誰的口中），還把辣椒運回葡萄牙。
馬可·波羅對中國的一切都感到驚奇。中國的宮殿是世界上最好的，統治者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中國河流上的船隻比基督教國家所有河流上的船隻還要多，運載著比歐洲人所能想象的還要多的食物，這些食物精致得幾乎令人無法相信。中國少女謙遜端莊，中國妻子善良美麗，杭州妓女的熱情好客也讓外國人念念不忘。但是，最讓人驚訝的，還是中國的商業。“我可以非常老實地告訴你，”馬可波羅說道，“中國的商業規模之大，若非親眼所見，絕不會有人相信。”
於是，問題產生了。1295年，當馬可·波羅回到威尼斯時，那些等著聽他故事的人，事實上並不相信他的話。盡管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例如10磅重的梨，馬可·波羅大部分的描述還是和我們在圖8-1中所見的一致。馬可·波羅去中國的時候，中國的社會發展正遠遠領先於西方的社會發展。
雖然馬可·波羅驚歎於東方世界，但是有三件大事他並不知道。首先，它的領先地位正在下降，社會發展指數從1100年的20分降至1500年的6分以下。其次，在第七章末尾預見的那個情形——東方的鐵器製造商和磨坊主將開始工業革命，大量利用化石燃料——並沒有發生。雖然馬可·波羅對中國火炕燃燒用的煤炭感興趣，但是他對中國的肥魚以及半透明的瓷器同樣感興趣。盡管他所描述的這片土地令人驚歎，但是它還保持著傳統的經濟模式。最後，馬可·波羅的到來是對未來的一種預示——歐洲人就要來了。1492年，意大利人克裏斯托弗·哥倫布聲稱自己到達了中國，雖然他到達的是美洲。1513年，哥倫布的侄子拉斐爾·佩雷斯特雷洛（rafael perestrello）成為第一個真正到達中國的歐洲人。
在哥倫布登陸和西方的社會發展超過東方之間，經曆了三個世紀。這一章揭示的漫長時期並不是東方時代的結束，甚至不是東方衰敗的開始。 <h5>圖8-1 在日益縮小的世界裏日益縮小的差距：貿易、旅遊以及動蕩時期再一次將東西方連接在一起</h5>成吉思汗的鐵騎征服歐洲
這是1127年的1月9日，地點在開封。這個城市的城牆在鐵錘和炮彈的攻擊下變得滿目瘡痍。沒人知道在這場大風雪裏，到底發生了什麽，但是城牆上的中國防禦者們射出大量弓箭，不停地向黑暗中開火，試圖擊退向他們逼近的敵軍。三千名女真族士兵最先受到攻擊——有的被燒，有的被比弓箭還鋒利的石頭砸傷——但是進攻者踩在屍體上繼續前進，重整隊伍。女真族是中國北部邊界的最新威脅，他們習慣了麵對糟糕的情況。在城牆內，雖然有100個人倒下了，但是四處遍布的屍體並沒有令防禦者失去信心。但接下來軍官們逃散了，謠言四處散布。沒多久，傳來了攻城塔的聲音以及毒箭的嘶嘶聲。我們不知道恐慌是如何產生的，隻知道突然有成千上萬的士兵尖叫著從城牆裏跑出來，拚命地四處逃散。敵人攻入了城內，燒殺搶掠。宮殿裏的很多女人寧可投水自盡，也不願忍受將要發生的事，但是皇帝就這麽等著被俘虜。
開封的淪陷是意料之中的。盡管在11世紀，宋朝經濟繁榮發展，但是與北部邊境的契丹族無休止的戰爭給宋朝的經濟帶來了巨大影響，並且曆代皇帝隻是不停地尋找新的方式進行賠款而已。因此，在1115年，當“野蠻的女真族”提出幫助攻打契丹族時，宋徽宗心急地接受了。宋徽宗本該擔心這些女真族在短短的20年裏已經從落後地區的農民變成了令人聞風喪膽的騎士，但他並沒有。宋徽宗精通音樂、繪畫和書法，但他並不是一個政治家，而且他的大臣們醉心於政治鬥爭，並不理會鐵一般的事實。對女真族的支持，使得宋徽宗創造出了一個怪物，這個怪物首先侵吞了契丹族，然後是宋徽宗自己。如果殘餘的宋朝大臣沒有坐船逃竄的話，他們也會被這個怪物吃掉。直到1141年，女真族（當時控製中國北部）和一個被極度削弱了的宋朝（定都杭州）才劃分了邊界。
開封的淪陷以及之後南北貿易受到破壞，意味著在整個12世紀社會基本沒什麽發展。雖然社會停滯不前，但是並沒有崩潰。開封迅速地從這場浩劫中恢複過來，甚至一度成為女真族的首都；杭州也發展成了一個大都市，給馬可波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南部的煤田產量雖然沒有北方煤田的產量多，但是依然非常可觀。12世紀的工業家已經懂得如何在生產鐵的過程中利用更加廉價、劣質的煤炭，甚至還懂得如何從鐵加工過程所產生的汙染副產品中提煉銅。貿易、紙幣、化石燃料以及商品生產不斷發展，在1200年的時候，中國的工業發展仍然領先西方一個世紀左右。
鐵木真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切。鐵木真於1162年在寒冷的蒙古草原出生。他的父親也速該從蔑兒乞人手中奪走了訶額侖，使她生下了鐵木真。鐵木真名字的由來是在他出生時，也速該正好俘虜了敵對部族的一位名為鐵木真·兀格的勇士。按照當時蒙古人的信仰，在抓到敵對部落勇士時，如正好有嬰兒出生，該勇士的勇氣會轉移到該嬰兒身上。鐵木真之名即由此而來。鐵木真的父母有一次在撤離營地的時候，把他給忘了，直到一年後才回來找他。後來也速該被塔塔兒族殺害，塔塔兒族還趕走訶額侖，偷了她的動物，使她挨餓。鐵木真跑回家中，抓老鼠給訶額侖充饑。他還殺害了同父異母的兄弟，因為根據部落的規定，他的兄弟有權娶訶額侖為妻。之後，鐵木真被販賣為奴隸，等他逃出來之後，未婚妻已經被搶了，肚子裏可能還懷著另一個男人的孩子。鐵木真把搶奪她的人殺了，把她奪了回來。[1]
鐵木真是一個鐵血錚錚的男子漢，否則的話，蒙古人也不會稱他為成吉思汗——意為“無畏的領導者”——他也不會成為曆史上最偉大的征服者。心理專家都認為，他奪權的道路（殺死自己的胞弟劄木合，無視親族要求改變戰爭，以及在爭吵中和他的酒鬼兒子反目）與他早期的家庭經曆不無關係。
在某些方麵，兩千年裏，蒙古草原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和他之前的首領一樣，成吉思汗一方麵害怕宋朝，一方麵又覬覦它的財富。這些因素促使他突然襲擊宋朝北部的女真國，並且利用戰利品賄賂其他的蒙古領袖，讓他們追隨他。但是在其他方麵，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即使是成吉思汗本人也要遵守這個曆史規律，即一個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半個世紀以來，定居在這裏的中國人、穆斯林以及基督徒在草原上建立城鎮，引進了灌溉技術和犁。農民從遊牧民那裏獲得土地，而遊牧民從農民這裏學會了製造武器。
很顯然，在這樣的交易中，遊牧民占了上風。後發優勢再一次顯現。成吉思汗——這個最了不起的遊牧首領——知道如何將城裏的技師和他的騎兵部隊完美結合起來，使得他的部隊所向披靡。在他死之前（1227年），他已經從太平洋一路打到了伏爾加河。根據一個波斯人所見，成吉思汗就像“從紙上抹去字跡”那樣輕易地掃除障礙。蒙古人所經之處“都變成了貓頭鷹和烏鴉的棲息地，隻聽得見呼呼的風聲”。
成吉思汗不需要社會發展指數來告訴他宋朝是個適合搶掠的地方。我們所知道的，是他試圖偷走一切，把農民從土地上趕走，將宋朝北部都變成蒙古馬駒的冬季牧場。1215年的時候，他摧毀了90多座城市，放火燒了中都（今北京）整整一個月。不過，在他死後，統治者開始認為讓農民留在土地上並向他們征稅，獲得的回報更大。
不久就出現了一個機會實行這個新政策。宋徽宗與女真族聯盟對抗契丹族，結果使得開封淪陷，自己被俘虜。然而宋朝新的統治者沒有從中吸取教訓，而是在1234年的時候和蒙古族結成了類似的聯盟與女真族對抗。結果更糟：蒙古人吞並了女真人的金國，並且使得宋朝軍隊處於崩潰的邊緣。
正是蒙古政治的特殊性使得宋朝在1230年時並沒有滅亡。成吉思汗死於1227年，他的兒子窩闊台接過了大權，尊稱為“大汗”。但是成吉思汗的孫子為了繼承汗位不久就開始了政治鬥爭。有些人擔心，如果窩闊台征服宋朝的話，手中會有更大的權力，那麽在汗位的繼承中，對他的兒子會非常有利。因此，他們對主要的蒙古將領施加壓力，讓他們進行西征。1237年的時候，他們成功地令主要的蒙古部落突然改變計劃，向西前進。
歐洲人完全不能理解蒙古人。英國編年史學家馬修·帕裏斯（matthew paris）認為，這些入侵者完全是一個謎。他說：“直到如今，還沒有任何方法接近他們，他們也從來不暴露自己，這使得我們必須通過與其他第三者的普遍交往，才能了解一些關於他們的風俗習慣或其人民的情況。”馬修錯誤地將韃靼人（對蒙古人的稱謂之一）翻譯成塔耳塔洛斯（tartarus），塔耳塔洛斯是地獄深淵之神。他認為蒙古人就是“跟撒旦同屬一類的、麵目可憎的一個大部落”。又或者，他們是以色列人中走失的一個部落，最後又找到了回去的方向。雖然馬修知道，蒙古人並不會說希伯來語，也似乎完全不知道摩西律法，但是馬修堅信自己是正確的：這些猶太人在摩西得到十誡前，誤入歧途，他們： <blockquote>
追隨奇怪的神靈，有著不為人知的習俗，所以現在有著更加了不起的行為。由於上帝的報複，他們不被其他民族所了解，他們的語言令人迷惑，變成了冷酷而且沒有理性的禽獸。 </blockquote>
蒙古人征服了德國和匈牙利的騎士，並遠征至維也納。但是他們掉頭離開了——就像他們突然放棄宋朝那樣，將他們的戰俘驅趕到亞洲腹地。蒙古人侵略歐洲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影響可汗的繼任者，所以當窩闊台在1241年12月11日死去的時候，歐洲突然失去了它的重要地位。
當蒙古人再一次把目光投向西方時，他們明智地選擇了一個更加富裕的目標——伊斯蘭中心。1258年，他們僅用兩周時間就攻破了巴格達的城牆。三天裏，他們沒有給最後一位哈裏發任何吃的和喝的，然後把他扔到一堆金子上，叫他吃金子。當他拒絕這麽做時，他和他的繼承人被人用毛毯裹起來，活活踩死了。
1260年，一支埃及部隊在加利利海岸邊阻止了蒙古人的進攻，但是那時蒙古人的四處征戰已經使得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這些伊斯蘭的中心地帶經濟落後了兩個世紀。不過，蒙古人對歐洲最大的影響，恰恰是他們沒有做的那些事情。正因為他們沒有洗劫開羅，所以開羅仍然是西方當時最大、最富有的城市；正因為他們沒有入侵西歐，所以當時的威尼斯和熱那亞仍然是西方國家最大的商業中心。伊斯蘭核心地帶的發展受到嚴重影響，但是埃及和意大利的發展仍在繼續，並且到了1270年，就是馬可波羅動身前往中國的那一年，歐洲的中心決定性地轉移到了地中海地區——這塊地區是蒙古人沒有入侵的。
在又一位可汗駕崩之後，他的繼承者忽必烈最終決定完全征服宋朝，蒙古人放棄了他們在西方的戰爭。這是蒙古人有史以來打得最為艱難的戰爭，也是最具有毀滅性的。為了攻破宋朝的抵抗，忽必烈花了5年的時間圍攻襄陽。到了1279年，當忽必烈把宋朝最後一個小皇帝逼到海裏的時候，中國處於工業革命邊緣的經濟結構正在崩潰。東方的社會發展直線下滑。
除此之外，還有自然災害的影響。開封從女真人的搶掠中恢複了過來，不過它經曆的真正衰退是在1194年，當時黃河決堤，摧毀了供養這座城市的運河——這條運河給開封運來煤炭，運走產品。在此之前，黃河就已經泛濫過很多次，與之前相比，此次最大的不同就是蒙古人的破壞放大了自然的殘酷性。在蒙古軍隊入侵後，1230年發生的饑荒和瘟疫奪走了開封周圍100萬人的生命，在四川這個人數也許更多。1270年時，死亡人數更多。總的說來，13世紀的中國麵臨著四大天啟騎士——遷徙、國家崩潰、饑荒以及疾病，人口減少了1/4左右。盡管馬可·波羅對中國十分讚歎，但到了1290年，中國的工業發展已經停滯了。事實上，東西方的差距正在縮小。 槍炮、病菌和鋼鐵：社會發展最強大的塑造力
在公元1～4世紀之間，東方的社會發展曾經衰退過。第一個千年中，東方社會發展迅速，有效地縮短了核心地區間的差距。一些旅行者、商人以及掠奪者建立了重疊的貿易區，他們穿過大草原，進入印度洋。這種東西方交流是社會發展的結果，但同時也產生了破壞發展的因素。當西方的核心地帶無法打破43分左右的社會發展指數上限時，天啟騎士把東西方的核心都拖垮了。
到了公元9世紀，東方的發展已經恢複到可以開始第二次東西方交流。商人、傳教士以及移民再一次穿過了大草原和印度洋，建立起交流的重疊區。在成吉思汗小時候，商人已經不僅帶著諸如香料、絲綢這樣的奢侈品，還帶著散裝食物穿過印度洋，數量之多，令羅馬人都會嫉妒；從波斯灣的霍爾木茲到爪哇的麻喏巴歇，國際化的商業城市正在興起。
蒙古人對草原的征服給第二條東西幹線帶來了穩定，可汗窩闊台也急於把他在喀喇昆侖的新首都變為一個帝國之都。據說，他為了吸引商人到那兒，無論他們要價多少，都付給他們比要價高10%的價格。波斯學者拉希德丁（rashid al-din）寫道：“每天吃完飯後，他會坐在宮殿外的一張凳子上，在那兒有各種各樣堆積如山的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品。”
除了商人，一起到來的還有牧師，這顯示了蒙古人對宗教的開放態度。“就像上帝給了一隻手不同的手指一樣，窩闊台也給了人類不同的信仰方式。”窩闊台的繼承者這麽告訴一個基督徒。為了了解不同的信仰，1254年，可汗決定在佛教徒、伊斯蘭教徒和基督徒間進行一場公開辯論。這種事也隻有在喀喇昆侖才會發生。
很多人圍觀，但是辯論進行得並不成功。根據蒙古傳統，在辯論中場休息的時候，要給辯論者端上馬奶酒。但是隨著時間慢慢過去，他們的爭論偏離了重點。酒精磨鈍了他們的善辯，基督徒唱起聖歌，穆斯林吟誦起了古蘭經，佛教徒陷入了沉思之中。最後大家都醉得不能繼續了。
雖然這些宗教團體沒能實現他們之間的對話，但是西方人不斷前來。穆斯林商人將東方的貨物帶到克裏米亞的卡法，然後賣給意大利人；意大利人不但把這些貨物賣到北歐，還追蹤這些貨物的來源。馬可·波羅的叔叔於1260年離開卡法，一路來到北京，然後在1274年的時候，又進行第二次旅程，帶上了小馬可·波羅。之後傳教士到來了。1305年，一位剛剛到達北京的基督徒炫耀自己通過草原的這條路線比海上貿易路線更迅速、更安全。
第一次東西方交流隻是在歐亞大陸之間建立起了一些簡單的聯係，但是第二次東西方交流卻織起了一張真正的網，使得大量人口穿過歐亞大陸，為1100年之後的幾個世紀帶來了第一次技術遷移。這對落後的西方國家來說非常有利。一些事物如獨輪手推車，在公元1世紀左右就在中國發明出來了，於1250年左右傳到了歐洲，公元5世紀在中國使用的馬項圈幾乎在同一時間傳到歐洲。
但是，那時最重要的技術遷移卻是廉價的鑄鐵工具。這些工具於公元前6世紀在中國出現，公元1世紀的時候已經變得很常見了。11世紀，阿拉伯人已經掌握了鑄鐵技術，不過1380年才傳到歐洲。如果你曾經試著不用鐵鍬挖掘泥土的話，你就知道鑄鐵有多重要了。我在希臘讀研究生的時候，當時儲藏室的鑰匙丟了，我們沒有任何鐵製工具就開始挖掘。當你像1380年前的歐洲人那樣徒手挖掘時，土壤似乎變得尤其堅硬。我可以肯定地說，第二次東西方交流解放了歐洲的能源生產。
同樣重要的還有信息技術。公元105年，中國工匠首次用桑樹皮製成紙張，到公元700年的時候，紙張已經變得十分常見。造紙術於公元750年傳入阿拉伯（因為在中亞抓住幾個中國造紙師），意大利在1150年之後從阿拉伯買進紙張，直到1276年，才開始自己製作紙張。在那個時候，中國的工匠已經使用了500年的雕版印刷術和200年的活字印刷術。歐洲在1375年左右才引進或者說是改造了雕版印刷。12世紀末，中國和印度發明的船桅和船舵，經由阿拉伯傳到地中海地區。
除了諸如獨輪手推車這樣的古代發明，西方人也學習了最新的技術。1119年，中國的書籍中首次提到指南針；1180年指南針傳到阿拉伯和歐洲；而火炮傳播得更早。在13世紀，蒙古軍侵略宋朝時，東方的工匠已經知道如何令火藥迅速氧化從而發生爆炸，而不僅僅是燃燒，接著他們將這個新技術應用到竹筒中，助推箭頭。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火炮（也許要追溯到1288年）在中國東北，是一根一英尺長的鐵管，能夠裝入鉛彈。僅僅30年後，在1326年，佛羅倫薩的一份手稿描述了一門銅炮，並且第二年在牛津手稿的一個插圖中畫出了兩門做工粗糙，但卻是實實在在的火炮。阿拉伯首次使用火炮是在1331年與西班牙的戰爭中。西歐很可能是從蒙古人那裏直接學到火炮技術的，然後將這個技術傳給了西班牙裔的穆斯林。又過了30年（1360年），這些新武器才傳到了埃及。
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火炮極大地改變了西方世界，即使如此，第二次東西方交流和第一次東西方交流一樣，傳播的最重要物品卻是病菌。“中西方的文明都遭受了災難性的瘟疫。瘟疫摧毀了國家，使人口急劇減少，”阿拉伯曆史學家伊本·哈爾頓（ibn khaldun）寫道，“它吞噬了文明的很多美好事物，使它們徹底消失。”這個瘟疫就是黑死病。
瘟疫在亞洲腹地變異，沿著絲綢之路擴散。一位阿拉伯學者（他自己就是死於瘟疫的）認為大草原約在1331年爆發瘟疫。同年，瘟疫沿著長江流域肆虐，據說每10個人中就有9個死於瘟疫。我們無法得知，在接下來的20年內是不是同樣的病菌摧毀了歐亞大陸，但是，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在1338年和1339年蒙古人的墓碑上提到的瘟疫就是這個。到了14世紀50年代，瘟疫平息了好幾年，然後突然地到處都迅速爆發了瘟疫。1345年，中國東部沿岸瘟疫肆虐，第二年，一支蒙古軍隊將瘟疫帶到了克裏米亞的卡法，一個世紀前，馬可·波羅的叔叔正是從這個城市離開，動身前往北京的。第二次東西方交流回到原點。
1347年，商人們把鼠疫帶到了地中海的每一個港口。從英國到伊拉克都出現了黑死病——“胳肢窩下或者腹股溝突然出現腫塊，通常這兩個地方都有腫塊，”一位法國編年史家在1348年記載道，“死亡不可避免。”通過咳嗽傳播的肺鼠疫，甚至更加致命。“人們身上有很多血點，身上布滿了紅斑，然後死亡。”大馬士革的一位詩人這樣寫道，他本人於1363年死於瘟疫。
很多作家描述了當時的情景：墓地都無法容納更多的屍體，牧師正念著最後的經文就突然死去，整個村莊都空了。另一位大馬士革詩人寫道：“人類的靈魂變得非常廉價。”黑死病的一種症狀就是患者的皮膚上會出現許多黑斑。
到了1351年，已經有1/3甚至一半的西方人死於疾病，疾病從地中海地區擴散到俄國，然後又傳播到中國。那一年，中國皇帝從亞洲內陸征用了“綠眼基督徒”與那些帶來瘟疫的造反者作戰。瘟疫殺死了一半的軍隊，之後中國每年都受到瘟疫的襲擊，直到1360年。我們無法計算死亡人數，但這數字肯定大得驚人。
黑死病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尤其是在1340年。中世紀暖期接近尾聲，開始了氣候學家所說的小冰期。從挪威到中國，冰川開始形成。位於格陵蘭和冰島之間的丹麥海峽，自1350年後定期結冰。挪威人丟棄了他們在格陵蘭的定居點，北極熊穿過冰橋前往冰島，那兒對他們來說足夠冷。在1303年和1306～1307年，波羅的海就封凍過兩次；1309～1310年，英國的泰晤士河也完全結冰。1315～1317年，歐洲西北部降雨頻繁，以至於穀物都在地裏腐爛了，並且——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由於土地過於泥濘，騎士無法作戰。
穀物歉收，親人死亡，人們相信上帝正發出某種信息。在中國，匪徒發起了宗教叛亂，主要就是反對蒙古入侵者。一方麵是因為這個外族皇帝的縱酒狂歡，一方麵是因為這些以救世主自居的領導者宣稱佛祖懲惡揚善，引導每一個人死後都進入天堂。到1350年的時候，這個帝國已經開始瓦解了。
對於古代西方的核心地區之一伊拉克，我們知之甚少。那兒的蒙古統治者和中國的蒙古統治者一樣無能，不過在埃及和敘利亞，瘟疫增強了伊斯蘭教的地位。顯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瘟疫隻是用來懲罰異教徒這個說法（對於相信的人來說，死於瘟疫是一種恩賜，也是一種殉道），例如，編年史學家阿瓦第（al-wardi）就寫道：“我們請求上帝原諒我們靈魂裏的罪惡，瘟疫就是他對我們的懲罰之一。”那些販賣魔法防禦的商人也有了生意——但是最受歡迎的做法還是集體祈禱會，遊行到聖人的墓穴前以及對醉酒和道德淪喪所采取的更加嚴厲的措施。
對很多基督徒來說，事情看起來更加嚴峻。因為不僅看起來上帝在懲罰他們（一位意大利人悲歎道：“當我準備寫上帝對人類的神聖審判時，我感到心煩意亂。”），而且教會本身看起來也快要瓦解了。1303年，法國國王派人毆打教皇，並把他關進監獄。之後不久，教皇法庭轉移到法國的阿維尼翁，阿維尼翁成為腐敗和墮落的代名詞。一個教皇甚至宣布禁止說耶穌曾是窮人。最後一些紅衣主教轉而支持羅馬，選出了一位反對教皇的人，與阿維尼翁教皇在每件事上進行爭論。1409年後的幾年，實際上有三位對立的教皇，每一位都宣稱自己是上帝在人間的代表。
人們對教會失去信心後，開始依靠自己解決問題。1260年前後，意大利北部出現了一個主張極端苦行的鞭笞派： <blockquote>
該派教徒赤裸上半身，穿過城市以及繁華小鎮的十字路口和廣場。他們在那兒圍成圈，一麵唱聖詩，一麵用皮鞭抽打自己，直至流血。他們認為可以借此贖罪，並且勸人悔改……必須指出的是，很多受人尊敬的婦女和虔誠的老夫人就像男人一樣，用這種方式進行苦修，唱著聖詩穿過小鎮和教堂。 </blockquote>
其他人選擇更加傳統的贖罪法，例如殺戮猶太人，即使猶太人和基督徒死得一樣快（正如一位教皇於1348年指出的那樣）。但是什麽都起不了作用，地中海周圍那些西方核心地區就這樣迅速崩潰了。末日似乎就要來臨。 不同的河流：攻陷君士坦丁堡與朱元璋起義
曆史似乎在不斷地重演。公元1世紀，西方的社會發展指數達到了43分左右。
1100年之後，東方的社會發展達到了相同的水平，也麵臨著同樣的災難。如果馮·丹尼肯的外星人在1350年再一次來到地球的話，他們就會發現，人類的曆史不斷麵臨經濟繁榮與衰退的循環。
但是就像我所想象的所有太空人一樣，他們可能也會犯錯，因為另一條曆史規律也在起作用。即使是天啟騎士也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在第二次東西方交流時這些騎士所經過的核心地區與他們在第一次東西方交流時所摧毀的核心地區大不一樣，這意味著第二次東西方交流帶來的結果與第一次東西方交流的結果差異巨大。
最為明顯的是，1200年左右的第二次東西方交流中，東西方核心地區的地理麵積都比第一次東西方交流時的地理麵積大，這個麵積的差異非常重要。一方麵，核心地區越大，受到的破壞也越大：我們很難給災難量化，但是始於13世紀的瘟疫、饑荒和遷徙確實看起來比始於公元2世紀的要嚴重得多。但是另一方麵，核心地區越大，也意味著越能承受衝擊，越能迅速恢複發展。13世紀的日本、南亞、地中海盆地以及歐洲大部分，都逃脫了蒙古人的摧毀；14世紀，日本和南亞還躲過了黑死病；中國的中心地帶——長江三角洲似乎也完好地度過了這些災難。
經濟地理也發生了改變。公元100年左右，西方的中心比東方的中心更加富裕和發達。但是到了1200年，則是另一種情形了：東方的中心（而不是西方的中心）創下了曆史紀錄，並且西方的任何事物與東方的商業網絡相比（尤其是那些連接中國南部、亞洲東南部和印度洋的商業網絡），都相形見絀。
政治地理的變化鞏固了經濟。還在公元100年的時候，每個核心地區的大部分貿易隻是在一個國家內部進行；而到了1200年，貿易已經跨越了國界。政治上，東西方的核心都比以前要混亂得多。並且，即使在黑死病之後，大國再一次鞏固了原先的中心地帶，政治關係還是變得非常不一樣。每一個大國都必須和周圍的一些小國打交道。在東方，這種關係主要是商業和外交上的；在西方，這種關係更多的是暴力上的。
把以上這些因素都放在一起考慮，這些變化意味著，在第二次東西方交流中，這些核心地區比第一次東西方交流時恢複得要快，恢複的方式也不相同。
14世紀的時候，西方的奧斯曼人在原先的中心地帶迅速重建了一個帝國。蒙古人摧毀了原先的伊斯蘭王國後，土耳其部落於1300年左右定居在安納托利亞，奧斯曼人隻是其中的部落之一。但是在發生黑死病的幾年後，他們已經比對手更占上風了，並建立起了一座歐洲橋頭堡。到了13世紀90年代，他們就已開始欺淩拜占庭帝國的幸存者；到了1396年，他們令基督教世界十分恐懼，以至於原先針鋒相對的羅馬和阿維尼翁教皇達成統一意見，聯合起來，派遣十字軍討伐他們。
這是一個災難，但是當帖木兒（一位蒙古首領，是成吉思汗的後裔）對伊斯蘭世界發動新的進攻時，基督徒獲得了短暫的希望。1400年，蒙古人攻入大馬士革；1401年，他們搶掠了巴格達，據說當時用巴格達9萬居民的頭骨在廢墟周圍建起一座座塔；1402年，帖木兒打敗奧斯曼，把蘇丹王關進籠子，蘇丹王最後羞愧而死。但是之後，基督徒的希望落空了。帖木兒決定不再留下來繼續破壞穆斯林其他的土地，而是殺回中國，因為他認為當時中國的皇帝侮辱了他。然而，1405年，帖木兒卻在騎馬前往中國報仇的途中病死了。
幸免於難的奧斯曼人在20年裏迅速恢複了商業，但是他們在巴爾幹遭遇了慘痛的教訓。1402年，蒙古人侵略他們的時候，蒙古弓箭手包圍並射殺了行動不如他們敏捷的奧斯曼人。歐洲軍隊無法和這些騎士短兵相接，但是他們已經大大改進了他們的武器，所以在1444年的時候，一支匈牙利軍隊給了奧斯曼人狠狠一擊。匈牙利人將武器綁在一起，然後將小炮裝在車上作為移動的堡壘，阻擋了土耳其騎兵的攻擊。如果匈牙利國王那天沒有衝在軍隊的前麵戰死的話，他也許就能取得勝利了。
土耳其人學得很快，馬上就想到了最好的應對辦法：購買歐洲人的武器。這個新技術很昂貴，但是即使是歐洲最富有的城邦，例如威尼斯和熱那亞，也要比蘇丹王貧窮得多。奧斯曼雇傭意大利人作為軍官和攻城技師，將被奴役的基督徒訓練成步兵精英，並且還招募歐洲槍手。不久之後，奧斯曼又重新開始進攻了。1453年，他們對君士坦丁堡發動進攻時（當時的君士坦丁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堡壘，也是土耳其進攻的最大障礙）挖走了拜占庭的一流槍手——一個匈牙利人。這個槍手為奧斯曼製造了一個可以扔一千磅重的石球的鐵質加農炮，（根據編年史學家所說）它的聲音大得會讓孕婦流產。事實上，這個大炮在第二天就出現了裂縫，在第四天或者第五天的時候已經壞了。但在這個大炮壞了之後，這個匈牙利人又製造了一門更小、更實用的加農炮。
有史以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君士坦丁堡的城牆被攻破了。成千上萬個驚慌失措的拜占庭人湧入聖索菲亞大教堂（吉本稱之為“人間天堂，第二個天空，最後的樂園和上帝的寶座”）——他們相信預言所說的，當異教徒攻擊教堂的時候，會有天使出現，手握短劍，恢複羅馬帝國。但是沒有天使出現，君士坦丁堡淪陷了。吉本指出，它的淪陷帶來了羅馬帝國的最終滅亡。
隨著土耳其人的逼近，歐洲國王更加殘暴地互相對抗和鎮壓異教徒，爆發了真正的戰爭。先是1470年法國和勃艮第的戰爭。他們用更厚的炮管製造加農炮，在加農炮中裝入火藥，並用鐵質炮彈替代了石頭炮彈。這樣便產生了更小型、更有威力和更易於攜帶的加農炮，原先的武器被廢棄了。新型的炮彈很輕，可以裝在昂貴的新型戰船中，這些戰船是靠風帆行駛而不是靠船槳。加農炮的炮門很低，它的鐵質炮彈正好可以擊中敵軍船隻的吃水線。
除了國王，沒有人能夠承擔得起這麽昂貴的技術。慢慢的，西歐君主買入了大量新型武器用來震懾貴族、獨立城市以及主教，這些主教混亂、重疊的管轄範圍使得早期的歐洲國家非常脆弱。君主們在大西洋沿岸建立起了更加強大的國家——法國、西班牙和英國，國王的命令貫徹全國，並且這個國家第一次要求人們對它保持忠誠。一旦國王成功控製貴族，就可以建立官僚體製，直接向人民征收稅收以及購買更多的槍支——當然這也會迫使鄰國君主購買更多的槍支，從而迫使每一個人捐出更多的錢。
後發優勢再一次顯現，鬥爭慢慢地將西方的中心轉移到了大西洋。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長久以來都被認為是歐洲最為發達的地方，但是現在它們的先進卻麵對著一個劣勢：要將諸如米蘭和威尼斯這樣的城邦國家變成意大利民族國家，它們顯得過於富有和強大，但是要單獨對抗諸如法國和西班牙這樣真正的民族國家，它們卻還不夠富有和強大。馬基雅維利這類作家對這種自由非常高興，但是當1494年，法國軍隊入侵意大利時，這種代價就顯而易見了。正如馬基雅維利承認的那樣，法國對意大利的進攻已經變成“對其發動戰爭時毫無畏懼，繼續戰爭時毫無危險，結束戰爭時毫發無損”。12支最新的法國加農炮掃清了路上的一切障礙，法國軍隊隻花了8個小時就把蒙特·聖喬瓦尼城堡炸開了，殺死了700名意大利士兵，而法國隻犧牲了10名士兵。意大利的城市不能和諸如法國這樣的大國相比。到了1500年，大西洋沿岸的西方核心地區已經發生了變化，而戰爭是主要的因素。
相比之下，東方的核心轉移到了中國，商業和外交起著主要作用，雖然新的帝國的崛起也和西方一樣，是以殘酷的流血事件為開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重新統一了中國。朱元璋於1328年出生在一個貧困家庭，當時蒙古力量正在衰敗。朱元璋的父母（為了逃離沉重稅收遷移到其他地方）賣掉了朱元璋的哥哥和姐姐，把最小的兒子朱元璋留給一位僧人撫養。這位老人給朱元璋講了很多紅巾軍的英勇事跡，紅巾軍運動是諸多對抗蒙古統治的運動之一。老人堅持，報應就要到了，菩薩不久就會從天上下來懲治這些惡人。但是相反，1344年的夏天麵臨著蝗蟲和旱災，疾病（極有可能就是黑死病）奪走了朱元璋一家人的性命。
年少的朱元璋在寺院裏打雜，但是因荒年寺院難以維持，方丈遣散眾僧，朱元璋隻得離鄉為遊方僧。在中國南部遊曆了三四年之後，朱元璋回到寺院，卻見寺院已被燒成了平地。蒙古統治的崩潰也帶來了國內戰爭。朱元璋沒有其他地方可去，於是就和其他僧人一起，在這冒著煙的廢墟上遊蕩著，時常饑腸轆轆。
朱元璋長相奇醜，身材很高，下巴突出，滿臉麻子。但是他很聰明、剛毅，能讀書寫字（這得歸功於那些僧人），總之，他屬於任何幫派都想拉他入夥的那種人。當一支紅巾軍隊伍經過時，他們就把朱元璋招收入伍。紅巾軍首領對朱元璋非常欣賞。後來，他娶了首領的女兒為妻，並且最後成了這幫人的首領。
在12年無休止的戰爭中，朱元璋把自己的手下從一幫殘忍的匪徒變成了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並且將其他叛亂者從長江流域驅逐出去。不過，他並不相信紅巾軍盲目的目標，而是組織了一個能夠管理整個帝國的官僚體係。1368年1月，40歲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歡呼聲中，登上皇帝的寶座，建國號大明，年號洪武。
朱元璋的所有詔令聽起來都好像與他糟糕、貧窮和暴力的幼年生活有關。他想把中國變成一個和平穩定的田園式天堂，在這裏，德高望重的老者監督著自給自足的農民，商人隻對不能在本地生產的商品進行貿易，並且（不像朱元璋的家庭那樣）沒有人四處搬遷。朱元璋認為很少有人需要離開家8英裏遠，並且如果不經允許就離家超過35英裏遠，就要被鞭打。朱元璋擔心商業和貨幣製度會腐蝕穩固的社會關係，曾三次頒布法令限製外國人和政府批準的商人進行商業活動，甚至還禁止外國香料的流入，防止它們誘惑中國人進行非法交易。到1452年為止，朱元璋的繼承者三次更新這些法令，在第四次更新法令的時候，由於害怕商人能夠輕易地進行不必要的商業活動，皇帝禁止了白銀的流通。
朱元璋在自己的遺詔中寫道：“31年來，我一直都努力地執行上天的命令，擔驚受怕，沒有哪一天過得輕鬆。”但是，我們必須想一想，朱元璋的鬥爭有多少隻是存在於自己的想法裏，而沒有實際行動。與他之前的那些蒙古統治者相反，朱元璋急於把自己變為理想化的儒家統治者，隻不過他從來沒有真正禁止過對外貿易。他的兒子永樂皇帝甚至還擴展了對外貿易，多次為了自己的私生活引進朝鮮處女（他說，她們有利於自己的健康）。但是，明朝的君主並沒有堅持通過官方進行貿易。他們再三宣稱這樣是為了保護社會的穩定（理論上），讓外國人顯示應有的尊重。一個統治者解釋道：“我並不喜歡外國的東西。我接受它們僅僅是因為這些東西來自遙遠的地方，表達了遠方人民的真誠。”“貢品”（指那些在國土之外的交易）填滿了皇帝的金庫這個事實也不值得一提。
盡管如此，貿易還是發展迅速。1488年，一位遭遇海難的朝鮮人觀察到，“杭州灣裏的外國船隻就像梳齒那麽密集”。沉船遺骸考古學家發現，商船變得更大了。皇帝不得不多次修訂關於貿易的法令，這有力地反映了人們正在忽略這些法令。
商業繁榮的影響非常深遠。農民收入再一次增加，家庭人口增多，大批農民開墾了新土地或者去城裏工作。遭受了幾個世紀的風風雨雨後，當地的有識之士修複了道路、橋梁以及運河，商人販賣食物，人們都奔向市場，廉價出售自己能夠生產的產品，購買其他商品。到了1487年，一位官員寫道，人們“把穀物換成金錢，然後再把金錢換成衣服、食物以及日常用品……整個國家的每個人都是如此”。
商業將擴大了的東方核心聯係起來，就像戰爭將西方國家聯係起來一樣。14世紀的日本在人口、農業以及金融方麵都迅速發展。雖然受到明朝的法令限製，但是日本和中國的貿易還是穩定增長。貿易對於東南亞國家而言顯得更加重要：從外貿中獲得的稅收為爪哇的麻喏巴歇等國的興起提供了資金，麻喏巴歇控製著香料產業。許多當地的統治者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向中國尋求幫助。
所有的這些都不需要摧毀了西方國家的那種殘酷的暴力。除了試圖在越南建立起一個友好的政權，早期的明朝皇帝隻與蒙古人作戰。蒙古人仍然是明朝唯一的威脅。假如帖木兒沒有在1405年駕崩的話，他可能已經將明朝推翻了。1449年，另一支蒙古部落俘虜了一位明朝皇帝。但是，明朝皇帝認為他們不需要先進的炮彈與蒙古人作戰，隻需要擁有大批的傳統軍隊就可以了。例如，1422年，當永樂皇帝入侵大草原時，他就動用了34萬頭驢、11.7萬輛馬車以及23.5萬個車夫來運輸供士兵食用的4800萬磅穀物。
為開展對外交流，擴大明朝的影響，永樂皇帝於1405年宣布要派使臣到“西洋（即印度洋）上的各國以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將商業與外交聯係起來。不過和使臣們一起去的，還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艦船。為了造這艘船，他召集25000個工匠在當時的首都南京建造了大造船廠。四川的伐木工人挑選出最好的杉樹來製造船桅，榆樹和雪鬆來製造船體，橡樹來製造舵柄，並且砍下整棵樹，讓它們順著長江而下，到達造船廠。工匠建起幾百英尺長的巨大幹船塢，用來建造大船。他們考慮了每一個細節，甚至給鐵釘塗上了特製的防水層。
這艘船並不是軍艦，但是建造這艘船的目的就是為了震懾他國，令他國敬畏。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木船，約有250英尺長，吃水2000噸；船頭站著曆史上最偉大的上將——穆斯林宦官鄭和。據說鄭和有7英尺高，腰圍60英寸（一些記錄中，鄭和高9英尺，腰圍90英寸）。
300多艘船起航，載著27870名船員。此行的計劃是在印度洋周圍的一些富裕國家上岸。這些國家的國王發現，一夜之間，宮殿的窗戶外麵到處都是中國的船隻。他們交出大量的貢品，通過官方渠道進行交易。但是這次航行也是一次大冒險：船員們覺得自己似乎來到了一個貧困地區，在這兒，一切都有可能發生。在斯裏蘭卡的時候，當地的穆斯林給他們看聖經上亞當的腳印；而在越南時，船員們認為他們必須躲過一些“僵屍頭野蠻人”。 <blockquote>
這個女鬼是人類家庭中一個真正的女人，唯一的特別之處在於她的眼睛沒有瞳孔。到了晚上，當她睡著的時候，她的頭就會飛走，吃人類嬰兒的糞便。這些邪氣進入嬰兒的腹部，最後，嬰兒因為受到邪氣的影響而死亡。然後這個頭就會飛回來，重新安到她的身上，與之前無異。如果人們知道了，等頭飛走後，把她的身體移到其他地方，當頭飛回來的時候，如果不能安到身體上的話，這個女人就會死亡。 </blockquote>
不過，除了他們自己想象的一些威脅外，船員們幾乎沒有遇到什麽危險。1405～1433年之間派出的7支寶船艦隊有史以來最有力地顯示了明朝國力。為了奪得馬六甲海峽（它那時和現在一樣都是世界上最為繁忙的航道，而且時常有海盜侵襲），他們打了三次仗。除此之外，他們隻在斯裏蘭卡內戰中支持一方時使用了武力。摩加迪沙的街道並沒有給中國船員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位鄭和的手下寫道，“我們四處張望，看到的隻是歎息的人們以及慍怒的眼神。整個國家除了山，什麽也沒有，一片荒涼”）。不過，麥加倒是令他們印象深刻（雖然一位官員覺得伊斯蘭教最神聖的神殿看起來就像是一座塔一樣）。
寶船艦隊向南部和西部足足行駛了9000英裏，但是一些研究學者認為，這隻是個開始。鄭和的船上有指南針和地圖，裝有大量食物和飲用水，所以他們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前任英國皇家海軍潛艇艇長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他的暢銷書——《1421：中國發現美洲之年》（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中指出，這艘船到達過很多地方。孟席斯認為，鄭和的手下周滿率領船隊穿過當時還未在圖上畫出的太平洋，於1423年夏天登陸俄勒岡州，之後沿著美國的西海岸向下航行。孟席斯認為，雖然在舊金山灣丟了一艘船，但是，周滿還是堅持沿著墨西哥灣沿岸，一路駛向秘魯，最後才穿過太平洋返回中國。1423年10月，經過了4個月的繞道之行後，周滿安全地回到了南京。
孟席斯認為，傳統的曆史學家忽略了周滿的功績（還忽略了更令人驚訝的航行——鄭和的手下到過大西洋、北極、南極洲、澳大利亞和意大利），因為鄭和的航海日誌在15世紀時就丟失了。並且由於很少有曆史學家像孟席斯那樣具有實際的航海知識，因此，他們也就不能發現隱藏在15世紀和16世紀地圖中的線索。
但是曆史學家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他們承認，鄭和的航海日誌確實已經丟失，但是這些曆史學家發出疑問：為什麽現有的大量明朝文獻——包括對鄭和航行的兩次現場目擊——從來沒有提到過這些發現？他們好奇，15世紀的船隻如何能夠達到孟席斯理論中要求的那種船速？鄭和的船員如何像孟席斯聲稱的那樣繪製世界的海岸線？為什麽孟席斯收集到的證據無法經受學術檢驗？
我必須承認我站在質疑者這一邊。我認為，孟席斯的《1421：中國發現美洲之年》與馮·丹尼肯的《眾神的戰車》不相上下。但是，就像馮·丹尼肯的猜想那樣——或者像本書的簡介中提到的艾伯特在北京的情形一樣——《1421：中國發現美洲之年》的優點在於，它讓我們思考為什麽事情不是這樣發展的。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因為如果事情就像孟席斯所說的那樣發生，西方現在很可能就不會處於主宰地位了。 鄭和下西洋的“奇特經曆”
時間是1431年的8月13日，地點在特諾奇蒂特蘭。鄭和的頭疼痛不已。他每天所做的，就是不停地派遣信使到燃燒中的城市，要求他的同盟停止屠殺阿茲特克人。但是，當陽光穿過煙霧時，他放棄了。他告訴自己，沒有人能因為這些屠殺責怪他。這些人野蠻、粗鄙而無知，他們甚至不知道銅是什麽。他們在乎的隻是用玻璃般光滑的黑色石頭劈開敵人的胸膛，扯出敵人那還跳動著的心髒。
鄭和和他的手下當然知道中國古代商朝的故事：幾千年前殘暴的商朝統治者以人做獻祭，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在太平洋之外是一個平行的世界——這個世界比僵屍頭野人的國家還要奇特——那兒的時間是靜止的，而且仍然由商王統治。鄭和的手下猜想，上帝一定又給他們委派了和古代周朝一樣的任務，鄭和是新的吳王，是為了從這片土地的邪惡國王手中奪過上帝委任的統治權，是為了開創一個黃金時代。
當皇帝派他前往東洋時，鄭和並沒有預見到這些。皇帝說，你從東海進入蓬萊島。自從秦始皇以來，人們一直在尋找這些島嶼。那兒的精靈住在銀子和金子裝飾的宮殿裏。鳥兒和野獸都是全白的，還長著仙草。10年前，我們的上將周滿來到了這片神奇的地方，我現在命令你給我們帶回長生草。
鄭和比任何人見過的世麵都要多，沒有什麽東西能讓他驚訝。即使是碰見了傳說中的龍和大鯊魚，他也會鎮定自如。但是他還是沒能發現長生草。鄭和的船隊沿著日本的海岸線向上行駛，賜予當地武裝派別一些頭銜，接受了他們的貢品。他的船艦已經逆風行駛了兩個月，駛向海天交融的地平線。他那些幾乎就要叛變的手下發現了一塊新土地，這塊土地上都是樹、雨水和山峰，情形比在非洲的時候更糟。
當他們沿著海岸線向下航行時，花了更長的時間。在那兒，他們發現了當地人。這些當地人並沒有嚇得跑開——事實上，這些當地人是出來迎接他們的，帶著一些他們從來沒有嚐過的美食。這些好客、半裸的當地人並沒有長生草，雖然他們吸食著會令人興奮的藥草。他們也沒有銀子和金子裝飾的宮殿，不過他們聽起來好像在說這些東西都在島內。所以，鄭和隻帶了幾百個人、幾十匹馬，在對當地語言一知半解的情況下，動身尋找長生草去了。
有的時候他不得不與野蠻人進行搏鬥，但是火焰炸彈起到了威懾的作用，這些野蠻人不敢進入他們的地盤。即使有的時候，沒什麽火力了，馬匹和鋼製短劍也一樣能嚇住這些野蠻人。不過，他最好的武器卻是這些當地人。這些當地人把鄭和和他的手下當做神明一樣來對待，給他們搬運供給品，為他們打架。鄭和聰明地利用野人來對付野人。鄭和“手下”的這群野人自稱是普雷佩查。這些原住民原先就對鄰近的原住民阿茲特克充滿仇恨，鄭和讓他們這種仇恨達到極點。雖然鄭和並不知道究竟是什麽仇恨，但是這並不重要，慢慢的，原住民間的內戰讓他更加接近長生草。
直到他的同盟來到阿茲特克的首都特諾奇蒂特蘭之外時，鄭和才不得不承認，沒有什麽長生草。就特諾奇蒂特蘭本身而言，它非常大：街道寬廣、筆直，還有階梯式的金字塔。但是，這兒沒有白色動物，沒有銀子和金子裝飾的宮殿，當然也沒有長生草。事實上，到處都是死亡。可怕的黃水瘡和膿包奪走了幾千人的生命，他們的身體甚至在他們死亡之前就已經發臭了。鄭和見過很多的瘟疫，但沒有哪一個像這個一樣可怕。不過他的手下中，100個人中隻有一個得這種病，這顯然是得到了上帝的庇佑。
直到最後一刻，瘟疫的危險性才顯露了出來——鄭和手下的原住民已經虛弱得不能攻擊特諾奇蒂特蘭人，特諾奇蒂特蘭人也虛弱得不能防禦了。但是，上帝又一次站在了鄭和這一邊。鄭和的騎士通過堤道，用弓箭攻進了特諾奇蒂特蘭。街上發生了一場勝負顯而易見的惡戰——阿茲特克人用石頭和棉花對抗中國的鐵質短劍和鎖子甲——阿茲特克人放棄了抵抗，普雷佩查開始燒殺搶掠。當最後一個阿茲特克國王伊茲科阿圖在宮殿門口抵抗時，他們用劍把他刺死了，然後把他扔進火裏，挖出了他的心髒，並且——最為恐怖的是——他們把他的肉割下，生吃了。
鄭和的疑問有了答案。這些人並不是不死之身。他這個開創了新時代的“吳王”也不是。事實上，這時候唯一的難題就是，他怎麽把自己搶奪到的財物帶回南京。 偉大人物和愚笨之人：為什麽中國越來越保守，而西方越來越願意冒險
當然，事實並不是這樣，而是像我在前言中描述的那樣。特諾奇蒂特蘭人確實被洗劫了。它的鄰居美索美洲人對其發動了多次進攻，並且還帶來了致命的疾病。不過洗劫發生在1521年，而不是1431年；領導者是荷南·科爾特斯（hernan cortes）而不是鄭和；致命的細菌來自歐洲，而非亞洲。如果周滿真如孟席斯所說的那樣發現了美洲，如果故事正如我剛才描述的那樣展開，而且墨西哥成為明朝帝國而不是西班牙的一部分的話，當今世界就完全是另一種情形了。美洲就有可能與太平洋的經濟而不是大西洋的經濟聯係起來；它們的資源可能推動東方的工業革命，而不是西方的工業革命；艾伯特就可能死於北京而不是巴爾莫勒爾堡。西方也不會占據主宰地位了。
那麽為什麽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如果他們的船長願意的話，明朝的船隻完全可以航行到美洲。事實上，1955年一艘仿製鄭和時期的船隻從中國開到了加利福尼亞州（雖然沒有返回中國），在2009年時，另外一艘按明代原樣複製的木帆船“太平公主”號從台灣啟程，用了79天橫跨太平洋，於10月9日抵達舊金山，可惜在回程抵達台灣的前夕被撞沉。“太平公主”號這次往返太平洋的活動，初衷就是利用科學實證法來證明明代的時候，中國人就有能力橫渡大洋到達美洲再返回中國。
大多數人認為，曆史之所以這樣發展，是因為在15世紀的時候，中國皇帝已經對航海失去興趣了，而歐洲的國王（不管怎麽樣，有一些）對此變得感興趣了。就某個方麵來說，這是非常正確的。當永樂皇帝在1424年駕崩的時候，他的繼承者首先製定法令，禁止遠洋航行。不出所料，印度洋上的國王停止了進獻貢品，於是下一位皇帝於1431年派遣鄭和再次前往波斯灣，隻是後來的正統皇帝又廢除了這項法令。1436年，朝廷拒絕了南京船塢要求招收更多工匠的再三請求，在接下來的10年或20年裏，大船都腐爛了。到了1500年，沒有皇帝像永樂皇帝那樣，派船前往各國，即使他們有這個想法也無法付諸實施。
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皇族正做著截然相反的事情。葡萄牙亨利王子是一位航海家，為探險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他的一部分動機是出於自私的打算（例如覬覦非洲的黃金），一部分則是由於超自然的原因（例如，他相信在非洲的某個地方，有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祭司王約翰。這位國王長生不死，守衛著天堂的大門，並且會將歐洲從伊斯蘭教手中解救出來）。同時，亨利還為探險提供資金，雇傭製圖師，幫助設計能夠航行至非洲西海岸的新型船隻。
葡萄牙的探險當然並非都是一帆風順。1420年，一位船長（克裏斯托弗·哥倫布未來的嶽父）發現了無人居住的馬德拉群島，他在波爾圖桑塔島放走了一隻母兔和它的孩子。兔子的繁殖速度很快，它們吃掉了所有的東西，迫使船員不得不遷移到馬德拉（葡萄牙語中意為“樹林”）一個森林茂盛的小島上。這些殖民者放火燒這個島，迫使“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為了躲避這場大火，都逃到海裏去。海水沒過他們的脖子，他們兩天兩夜沒有吃沒有喝”，一位編年史學家這樣說道。
但是在破壞了當地的生態係統之後，歐洲人發現這片燒焦了的土地非常適合甘蔗生長，亨利王子也出資讓他們建立磨坊。在30年裏，他們引進了非洲奴隸在他們的種植園勞作，到了15世紀末，這些開拓者每年都出口600多噸的蔗糖。
航行到大西洋更深處時，葡萄牙的船員發現了亞速爾群島。沿著非洲海岸，他們於1444年到達了塞內加爾河。1473年，他們首次穿過了赤道，並且在1482年的時候到達剛果河。船隊在那裏遇到了強烈的風暴。苦於疾病和風暴的船員們多數不願繼續冒險前行，數次請求返航。巴爾托洛梅烏·迪亞斯（bartolomeu dias）力排眾議，堅持南行。船隊在大洋中漂泊了13個晝夜，不知不覺間到達了非洲南端的“風暴角”（現在稱之為“好望角”）。迪亞斯本想繼續沿海岸線東行，無奈疲憊不堪的船員們歸心似箭，迪亞斯隻好下令返航。雖然迪亞斯並沒有發現祭司王約翰，但是他發現了一條可以通向東方的海上之路。
與鄭和的航海相比，葡萄牙人的探險規模既小得可笑（隻有幾十個船員，而不是成百上千）又不體麵（有兔子、蔗糖和奴隸，甚至沒有從其他王室那裏獲得禮物）。但是事後看來，1430年是世界曆史上的一個決定性時刻，或者說是唯一的一個決定性時刻，就是在這個時候，西方才變得有可能主宰世界；就是在這個時刻，海上技術的發展將幾大海洋變成了高速通道，連接起整個地球。亨利王子抓住了這個機遇，而明朝正統皇帝卻將這個機遇拒之門外。從這裏開始，曆史上關於偉大人物和愚笨之人的理論似乎有了定論：這個地球的命運依賴於這兩個男人所做的決定。
但是，是這樣嗎？亨利的遠見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顯然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其他的歐洲國王緊隨其後，意大利無數的私人航海探險隊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果亨利是以收集錢幣而不是航海為興趣的話，其他的統治者很可能會接替他的做法。當葡萄牙國王約翰拒絕資助冒險家哥倫布那個聽起來瘋狂的想法時——向西航行到達印度，卡斯提爾女王伊莎貝拉介入了（雖然在她點頭同意前，哥倫布已經向她說了三次這個想法）。不到一年，哥倫布回來了，宣布——他在這裏犯了兩個錯誤——他已經登上了大可汗的土地（他犯的第一個錯誤是，那裏實際上是古巴；第二個錯誤是，蒙古人已經被中國驅逐出去一個多世紀了）。卡斯提爾發現了通往亞洲的新路線，這引起了英國亨利七世的恐懼。於是在1497年時，亨利七世派遣佛羅倫薩商人喬瓦尼·卡波托（giovanni caboto）進行航海活動。卡波托到達了紐芬蘭島，不過他和哥倫布一樣，犯了糊塗，堅持認為這片土地也是大可汗的土地。
雖然正統皇帝的錯誤今天看來是非常嚴重的，但是我們應該知道，1436年，當他“決定”不派造船者去南京時，他才9歲。他的大臣們為他做了這個決定，於是在整個15世紀，正統皇帝之後的曆任皇帝都在重複這個決定。有一個故事說，1477年，當大臣們重提派寶船艦隊航行這個想法時，一些陰謀家燒毀了鄭和的航海日誌，其中以劉大夏為首。他跟兵部尚書這樣說道： <blockquote>
鄭和前往西方的航海浪費了上百萬的金錢和穀物，而且成千上萬的人死於此……這是一個極其糟糕的行動，大臣們本應該予以強烈反對。即使這些舊資料現在還保存著，也應該被燒毀。 </blockquote>
了解了劉大夏所要表達的意思之後——劉大夏是故意“丟掉”這些資料的——兵部尚書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說道：“你的陰德不小。這個位置遲早是你的！”
即使亨利和正統皇帝是不一樣的人，做出不一樣的決定，曆史也仍然會是一樣的。我們不需要問為什麽是由某一個王子或者皇帝做出一個決定，而是要問為什麽當中國越來越保守時，西方的歐洲人反而更願意冒險。或許隻是由於文化的原因，使科爾特斯而不是鄭和到達特諾奇蒂特蘭，無關偉大人物或者愚笨之人。 為什麽中國沒有出現文藝複興
“此刻，我希望自己能再年輕一次，”荷蘭學者伊拉斯謨在1517年給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沒別的原因——隻是我預見一個黃金時代就要到來了。”這個“黃金時代”，法國人稱之為複興，意為“重生”：如一些人認為的那樣，這個複興就是指突然而又不可逆轉地使歐洲人與世界上的其他人區分開來的文化力量，使哥倫布和卡波托這樣的航海家得以進行航海活動。意大利文化精英中那些富有創造力的天才——一位19世紀的曆史學家稱他們為“第一批現代歐洲之子”——使科爾特斯得以踏上特諾奇蒂特蘭。
曆史學家大都認為複興源於12世紀，當時意大利北部的城市擺脫了德國和教皇的統治，發展為一個新興的經濟地區。他們的領導者希望擺脫受外國統治者統治的曆史，開始尋找使城市發展成獨立的共和政體的辦法。漸漸的，他們發現可以在古羅馬文獻中找到答案。到了14世紀，氣候變化、饑荒和疾病破壞了很多舊的確定性，於是一些學者將古代經典著作闡述為社會重生。
這些學者聲稱，古羅馬是一個充滿智慧和美德的土地，但是野蠻的“中世紀”介入古羅馬與現代之間，腐蝕了一切。學者們建議，要發展意大利新的獨立城市，就要往回看，他們必須建起一座通往古代的橋梁，這樣就能複興古代人的智慧，人性也會變得完美。
學術和藝術就是這座橋梁。學者們遍尋修道院尋找丟失的手稿，像羅馬人那樣全麵地學習拉丁語，從而以羅馬人的思維來思考、說話。這樣，這些真正的人文主義者（他們自稱）就可以重新抓住古羅馬的智慧。同時，通過到處尋找羅馬廢墟，建築者們能夠修複古代文物，建造代表最高美德的教堂和宮殿。畫家和音樂家沒有羅馬的例子可供學習，他們盡力地猜測古羅馬的典範和統治者，迫切地想讓自己看起來正在努力完善世界。他們邀請人文主義者作為顧問，委托藝術家給他們畫像，還收集了羅馬文物。
文藝複興有一個奇怪的方麵是，這個表麵上重修文物的行為事實上卻產生了發明和開放式求知這樣非傳統的文化。當然，也有來自保守派的聲音。他們驅逐激進的思想家（例如馬基雅維利），威脅他們保持沉默（如伽利略）。但是，他們卻阻止不了新思想的萌發。
回報是驚人的。通過將學術、藝術以及工藝的每個方麵與其他事物聯係起來，並以古代的標準對它們進行評價，諸如米開朗琪羅這樣的“文藝複興人”把它們一下子全都解放了。在這些令人驚歎的人物中，有的像阿爾貝蒂這樣創立了偉大的理論，也有像達·芬奇這樣的偉大人物，他們擅長一切事物，從肖像畫法到數學。他們創造性的思維可以毫不費力地遊走於工作室和權力走廊之間，將理論應用於實際：用來指揮軍隊、擔任職務和給統治者提出建議（除了《君主論》，馬基雅維利還寫出了他那個時代最好的喜劇）。遊客和移民將新思想從佛羅倫薩這個文藝複興的中心傳播至葡萄牙、波蘭和英國，於是具有當地特色的文藝複興在這些地方發展起來。
毫無疑問，這是曆史上最驚人的插曲之一。文藝複興時期的意大利人並沒有重建羅馬—— 即使在1500年，西方的社會發展仍然比1500年前羅馬的發展頂峰低了整整10分。與羅馬帝國的鼎盛時期相比，更多的意大利人識字了，但是歐洲最大的城市麵積也隻有古羅馬的1/4；歐洲的士兵雖然配有槍支，但若與愷撒大帝的軍團作戰的話，也隻是小兵小將而已；歐洲最富裕的國家也沒有羅馬最富有的行政區那麽多產。但是，如果意大利的文藝複興者確實徹徹底底地變革了西方文化，使得歐洲與世界其他地方區分開來，並且在保守的東方人安於現狀時鼓舞了西方的冒險家征服美洲，那麽這些量的差異也就顯得不那麽重要了。
我猜想，假如中國的知識分子聽到這個想法的話，會感到非常吃驚。我可以想象得到，他們放下硯台和毛筆向19世紀的歐洲曆史學家解釋的情形。他們向那些提出這個理論的曆史學家說道，20世紀的意大利人並不是第一個對自己的曆史感到失望，並從古代尋求方法完善現代的民族。中國的思想家——正如我們在第七章看到的那樣——在400年前做著非常相似的事，就是回望過去的佛法來尋找漢朝文學和繪畫中的智慧。意大利人在15世紀的時候通過過去尋求社會重生的道路，而中國人在11世紀的時候就已經這麽做了。1500年的佛羅倫薩人才輩出，這些人才精通醫術、文學和政治，不過1100年時的開封就已經如此了。那時有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名為沈括，其著作涵蓋了農業、考古、製圖、氣候變化、古典文學、人種論、地理、數學、醫學、冶金學、氣象學、音樂、繪畫和動物學等，難道達·芬奇精通的領域會比沈括精通的領域還要寬，還要驚人嗎？沈括和所有佛羅倫薩的發明家一樣精通工匠技藝，而且還介紹了運河水閘和活字印刷的工作原理，設計了新型的水閘，修建幾個能抽幹10萬英畝沼澤的水泵；沈括和馬基雅維利一樣博學多才，而且還任職司天監，與遊牧民商定協議。假如達·芬奇知道的話，也會驚歎不已的。
如果中國也對自己400年前的文化進行複興的話，那麽關於文藝複興使得歐洲進入一個獨特的發展方向這個理論也就不那麽有說服力了。如果說中國和歐洲都是因為兩次軸向思想浪潮才出現了文藝複興，這樣可能更合理：因為每一個時代都獲得了它所需要的思想。聰明、有知識的人們思考擺在他們麵前的難題，並且如果他們麵臨類似的問題的話，他們就會用類似的方式解決，無論身處何時何地。
11世紀的中國人和15世紀的歐洲人確實麵臨著類似的問題。他們都生活在社會發展的時代，他們都了解第二波軸向思想結局很糟（東方的唐朝滅亡和對佛教的抵製、氣候變化、黑死病，以及西方的教會危機）。他們都往回看“未開化”的過去，看看第一波了不起的軸向思想（東方的孔子和漢代王朝，西方的西塞羅和羅馬帝國）。中西方采取的方式也是相似的：將先進的學術應用到古代的文學作品和藝術中，並以全新的方式解讀世界。
詢問為什麽歐洲的文藝複興促使冒險家前往特諾奇蒂特蘭，而中國的保守主義者卻安於現狀、錯失機遇這個問題，就好比詢問為什麽西方的統治者都是聰明人，而東方的統治者都是愚笨之人這個問題一樣糟糕。顯然，我們需要重新表述問題。我們應該這麽問：如果歐洲15世紀的文藝複興真的激發了探險活動，那麽為什麽中國11世紀的文藝複興沒有同樣的影響呢？為什麽中國的探險家在宋朝的時候沒有發現美洲呢？這個時代比孟席斯推斷他們去美洲的時間更早。
直接答案是沒有文藝複興精神促使宋朝的冒險家前往美洲，除非他們的船能到達那裏，而11世紀的中國船隻很可能做不到。一些曆史學家並不讚同，他們指出，1000年左右，維京人就乘坐比中國大船簡陋得多的船隻到達美洲。但是我們看一下地球儀就能發現其中有很大的不同。要到達美洲，這些維京人要穿過法羅群島、冰島以及格陵蘭島，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穿過寬於500英裏的公海。這聽起來或許很可怕，但是將它與中國探險家穿過的海域相比，也就沒什麽了。中國的探險家必須從日本穿過5000英裏的黑潮，經過阿留申群島，才能到達加利福尼亞的北部（如果順著赤道逆流從菲律賓到尼加拉瓜的話，就要穿過兩倍距離的公海）。
自然地理——以及本章稍後將要談到的其他形式的地理——使得西方的歐洲人穿過大西洋比東方人穿過太平洋要容易得多。即使大風暴可能會將偶爾出現的中國船隻吹到美洲——可以想象得到，北赤道洋流也會將他們帶回——11世紀的探險家即便被文藝複興精神所激勵，也不會找到美洲，然後告訴世人。
隻有在12世紀，造船和航海技術提高到一定水平時，中國的船隻才可能完成南京與加利福尼亞州之間12000英裏的往返航程。當然，這也比哥倫布和科爾特斯早了近400年。那麽，為什麽12世紀的中國沒有出現征服者呢？
這可能是因為12世紀中國的文藝複興精神在衰退，無論我們如何界定文藝複興精神這個詞。12世紀的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然後13～14世紀的時候出現下滑。隨著文藝複興先決條件的消失，精英思想趨於保守。一些曆史學家認為，1070年，王安石變法的失敗使得新儒家思想家拒絕接觸更加廣闊的世界，一些曆史學家認為是由於1127年開封的衰敗，另一些曆史學家則認為原因與這些完全無關。但是幾乎所有的曆史學家都同意，雖然知識分子繼續放眼世界，但是他們的行動實際上卻帶有很大的局限性。大多數人不願冒著生命危險卷入國家的內部政治鬥爭中，於是選擇了安於現狀。一些人創辦學校，並且雖然安排了講課和閱讀，卻拒絕為科舉考試培養學生；一些人為秩序良好的村莊和家庭儀式製定規則；還有一些仍然關注自身，通過“靜坐”和沉思完善自己，如20世紀的理論家朱熹所說的“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朱熹是那個時代的巨人。朱熹一生雖然為官時間不長，但一直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或多或少地為下層人民辦好事。1193年朱熹任職於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複了四大書院之一——嶽麓書院，這成為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朱熹的一生誌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為統治思想。但因理學初出，影響不深。因為牽涉國家政治，導致他被革職還鄉，他畢生的理學研究也被批判為“偽學”。但是隨著13世紀外在威脅的增加，以及國內大臣尋求各種方式保住自己的地位，朱熹的理學看起來非常有用。他的理學第一次得到平反，被列入科舉考試範圍，最後成為國家管理的唯一思想基礎。朱熹的思想成為正統思想。1400年左右，一位學者開心地說道：“因為朱熹，人們得以了解理學，不再需要書寫，要做的隻是實踐。”
朱熹被稱為中國曆史上第二大有影響的思想家（僅次於孔子）。由於每個人的判斷標準不同，有人認為朱熹完善了儒家思想，也有人認為他使中國處於停滯、自滿以及壓抑的狀態。但是這些褒獎或者指責都過分誇大了。和所有最優秀的理論家一樣，朱熹隻是提出了時代需要的想法，人們覺得這些理論合適就使用了。
這一點在朱熹的家庭觀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到了12世紀，佛教、原型女性主義以及經濟的發展已經改變了原先的性別角色。有錢人家開始讓他們的女兒接受教育，給她們更多的嫁妝，這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隨著女性經濟地位的提高，他們規定女兒和兒子一樣能繼承財產。甚至在一些貧窮人家，商業化的紡織生產使婦女的賺錢能力增強，也就使她們擁有更多的財產權。
12世紀男性富人開始反抗，當時朱熹還是個小孩子。男性要求女性守貞操，妻子不能獨立，並且婦女隻能待在家裏（如果她們必須出去的話，就要蒙上麵紗，或者坐在轎子裏）。批評者們尤其反對那些再嫁的寡婦，認為她們把財產帶入了其他家庭。當13世紀朱熹的理學得到平反時，他的思想看起來就像給這些想法披上了哲學外衣。14世紀，那些官僚廢除有利於婦女的財產法令時，他們宣布這些措施的基礎就是朱熹的思想。
朱熹的著作並沒有給婦女的生活帶來改變，隻是對知識分子以及很可能沒有讀過朱熹文章的人產生了影響。例如，在這些年，工匠眼中女性美麗的象征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在公元8世紀，佛教和原型女性主義盛行的時候，當時最流行的陶瓷雕像類型是被美術史學家戲謔地稱為“豐滿女性”的雕像。據說受楊貴妃的啟發——她的美貌引發了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亂——他們所展示的婦女都相當豐滿。相反，到了12世紀，畫家筆下的婦女一般都很蒼白，憔悴，服侍著丈夫或者疲倦地坐著，等著丈夫回來。
這些苗條的美人也許是一直坐著，因為站著很疼。臭名昭著的裹腳習俗（把女子的雙腳用布帛纏裹起來，使其成為又小又尖的“三寸金蓮”）可能始於1100年左右，在朱熹出生前30年。大概那個時候有一些詩指的就是裹腳這件事，在1148年後不久，一位知識分子寫道：“女性的裹腳是最近開始的，在以前的任何書籍中均沒有提到。”
關於裹腳的最早考古依據是在黃升以及周夫人的墓中發現的，她們分別死於1243年和1274年。她們的腳上都裹著6英尺長的裹腳布，穿著絲綢鞋，鞋頭向上翹（見圖8-2）。周夫人的骨骼保存完好，可以看到她那畸形的腳：她的8個小腳趾頭扭曲在腳掌下，兩個大腳趾頭向前伸著，使得這雙纖細的腳能夠穿進她那又小又尖的鞋子。
12世紀的中國並沒有要求女性裹腳，改善女性的走路姿勢似乎可以讓所有人著迷（至少，讓男性著迷）。但是，黃升和周夫人受到的折磨比其他國家的人們受到的折磨要大得多。穿細高跟鞋會讓你腳趾起泡，裹腳則會使你坐在輪椅上。這個習俗帶來的痛苦是——日複一日，從出生到死亡——難以想象的。就在周夫人被埋葬的那一年，一位學者對裹腳進行了批判：“還不到四五歲的無辜小女孩，卻要遭受裹腳帶來的無盡痛苦。我不知道裹腳的用處何在。” <h5>圖8-2 小腳：黃升墓中的絲綢鞋和襪子。黃升死於1243年，是個年僅17歲的女孩。這是曆史上關於裹腳的首個有力證據</h5>
確實，裹腳有什麽用？但是裹腳變得越來越普遍，也越來越恐怖。13世紀的裹腳使雙腳變得更瘦，而17世紀的裹腳卻是使雙腳變得更短，而且還要弓，要裹成粽子狀，成為所謂的“三寸金蓮”。20世紀深受裹腳之害的婦女雙腳的照片簡直慘不忍睹。
把所有的這些都歸罪於朱熹就有點過分了。他的哲學思想並沒有使中國的核心文化變得更加保守，相反，文化中的保守主義使他的想法受到歡迎。朱熹的思想隻是軍事潰敗、緊縮以及社會發展下滑的最明顯的反映。12世紀世界衰退時，古代與其說是複興的來源，還不如說是避難的場所。在1274年時，也就是周夫人死的那一年，全球探險的可能動力之一——文藝複興精神已經極其缺乏了。
那麽，1100年之後社會的停滯以及之後的衰退是否解釋了為什麽是科爾特斯而不是鄭和到達了特諾奇蒂特蘭呢？這隻是解釋了部分原因而已。不過這倒可以解釋為什麽在12～13世紀沒有偉大的探險航行。但是到了1405年，當鄭和的第一支寶船艦隊從南京出發時，東方的社會發展又一次加速。永樂皇帝多次派鄭和下西洋顯示了他開放的思想。隨著社會的再一次發展，15世紀的知識分子開始尋找可以替代朱熹思想的理論。
例如，王陽明就曾經非常努力地遵循朱熹的思想。在1490年時，像朱熹建議的那樣，王陽明花了一周凝視著竹子的莖。但是這非但沒有給他帶來頓悟，反而使他生病了。就在那時，他產生了一個頓悟：他認識到每個人直覺上都知道事實，而不需要幾年的靜坐或者學習孔子的言論。隻要我們實踐了，就能夠獲得智慧。這個頓悟非常適合發展中的社會。王陽明成為新的文藝複興人，躋身於時代一流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軍事家行列。王陽明的弟子甚至更加反對朱熹的思想，認為街上都是聖人，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判斷對錯，認為變得富有是件好事。他們甚至——恐怖中的恐怖——提倡婦女平等。
結束鄭和航海的這個決定，並不是在保守主義衰退的背景下，而是在充滿著擴張、創新和挑戰的背景下做出的。沒有證據顯示是死板、保守的思想阻礙了15世紀中國的探險活動，而朝氣蓬勃的文藝複興則推動了歐洲人漂洋過海。那麽，到底是什麽導致了這樣的結果呢？ 為什麽是歐洲人發現了美洲，而不是中國人
我們已經看到了答案：是地理，而不是人，使得中西方走向不同的道路。地理因素使得西方人比東方人更容易到達美洲。
歐洲人最顯而易見的地理優勢是自然地理：季風、島嶼的位置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麵積差距都對他們非常有利。如果有足夠時間的話，東亞的探險家最後也一定會穿過太平洋。但是，在其他條件同等的情況下，維京人或者葡萄牙船員總是會比中國人或者日本人更容易到達新大陸。
當然，在現實中，其他條件很難同等。並且，在15世紀時，經濟和政治地理使原本就有自然優勢的西歐更具有優勢。當時東方的社會發展遠高於西方，並且由於馬可·波羅這樣的人，西方人知道了這一事實。這刺激了西方人下決心要在經濟上超過東方人，躋身於地球上最富裕國家的行列。相反，東方人卻沒有多大的動力前往西方。他們依賴於別人主動走向他們。
阿拉伯人地理位置優越，控製著絲綢之路的西方路段以及印度洋的貿易路線。多個世紀以來，位於東西交通路線兩端的歐洲人落後閉塞，靠威尼斯人從阿拉伯人的桌子上收集來的麵包屑勉強生存。不過，十字軍和蒙古軍的征戰開始改變了政治地圖，令歐洲人更容易進入東方。貪婪戰勝了懶惰和恐懼，商人（尤其是威尼斯商人）從紅海進入印度洋，或者，就像馬可波羅那樣，穿過大草原。
當西方歐洲國家開始迅速發展，並且在黑死病之後頻繁發動戰爭時，政治地理推動了經濟發展。大西洋沿岸的統治者急於購買更多的大炮，想盡各種辦法獲得更多的財富（加強稅收體製、搶劫猶太人、掠奪鄰國等）。他們樂於與任何能夠給他們提供新的收入來源的人進行合作，即使是遊蕩在海灣的那些貪婪、自私的人。
大西洋上的國家與紅海以及絲綢之路的距離非常遙遠，但是所有的船長都對自己了不起的新型船隻有信心，利用禮物、借款以及貿易壟斷作為交換，把原先地理上的孤立變成了一個優勢。他們找到了從大西洋通向東方的路線。有一些人想要從非洲南端進入印度洋，避免與威尼斯人和伊斯蘭教徒做交易；一些人堅持他們會一直向西行，直到繞地球一周到達東方。（第三種方法是從北極穿過，很顯然不太吸引人。）大多數歐洲人更喜歡向南行駛而不是向西行駛，因為他們計算出——正確地計算出——往西去東方的話，要航行非常長的時間。如果在這裏要提到一個愚笨之人的話，那麽非哥倫布莫屬。他錯誤地估計了距離，並拒絕相信他把數字弄錯了，因此他開通了一條通向特諾奇蒂特蘭的路。相反，如果要提到偉人的話，那就是明朝皇帝周圍的那些大臣們。在計算了成本和收益之後，他們在15世紀30年代停止了鄭和不切實際的航行，並且在15世紀70年代“弄丟”了他的航海日誌。
有時愚笨一點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愚笨和聰明並沒有多大的差別，因為地理令曆史這樣發展。當永樂皇帝在1403年掌權的時候，他需要修複中國在南亞的地位。派遣鄭和的寶船艦隊去卡利卡特和霍爾木茲花費巨大，但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派遣鄭和向東航行進入空蕩蕩的大洋是完全不可能的，無論那兒有多少長生草。15世紀的中國統治者最後會停止航行到印度洋這個代價高昂的航海活動，這看起來是很有可能的，但是無論如何，他們都不可能派船進入太平洋。經濟地理使探險活動變得不合理。
但是歐洲的船員為了尋找通向東方財富的路線而穿過大西洋時，為什麽沒有馬上發現美洲，這一點也令人費解。哥倫布和他的船員需要勇氣來探索這片未知之地，他們順著風，但是無法保證會有另一陣風把他們帶回家。如果他們退縮了，在歐洲的港口也有很多勇敢的人會再一次嚐試。並且即使在1492年的時候，伊莎貝拉女王拒絕了哥倫布的第三次建議，歐洲人也不會停止向西航行。哥倫布要麽會再找一個支持者，要麽就是會出現另一個航海家——卡波托，或者是1500年發現巴西的葡萄牙人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pedro alvares cabral）——發現這片新大陸。
地理使得一切事情的發生不可避免——就像農民取代狩獵采集者或者國家取代村莊一樣不可避免，太平洋沿岸大膽的船員會比南中國海同樣大膽的船員更早發現美洲。
事情一旦那樣發生了，結局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決定了。歐洲的病菌、武器和製度比美洲當地人強大得多，當地人和國家就這麽崩潰了。如果蒙特祖馬或者科爾特斯做出另外的決定，征服者可能就會死在特諾奇蒂特蘭沾滿鮮血的祭壇上，他們的心髒也會在他們撕心裂肺的尖叫聲中被挖出，然後敬奉給神靈。但是在他們之後會有更多的征服者，帶來更多的天花、大炮以及種植園。當地美洲人不能阻擋歐洲帝國主義者，就像七八個世紀之前歐洲當地的狩獵采集者不能阻擋農民一樣。
當歐洲人繞過南非進入印度洋時，地理位置也同樣重要，隻是方式不同而已。歐洲人進入的是一個社會發展程度更高的世界，有古代的帝王、創辦已久的商行以及當地致命的疾病。距離和代價——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使得歐洲人入侵東方就像歐洲人入侵美洲一樣不引人注目。1498年葡萄牙人第一次繞過非洲進入印度的航行隻有四艘船，船長瓦斯科·達·伽馬隻是一個不知名的人物，人們對這次航行並不抱什麽希望。
達·伽馬是一個了不起的船長。他順著風在公海航行了6000英裏，到達了非洲的南端。但是，他不是一個政客。他所做的一切幾乎讓人對他失去信心。他綁架當地向導，鞭打他們，這在他離開非洲之前就差點釀成了災難。當被他虐待的向導把他帶到印度的時候，他因為把卡利卡特的領導者誤認為基督徒，而得罪了這些領導者。他給他們一些微不足道的禮物，進一步得罪了他們。最後他設法得到了一箱香料和寶石，然後不顧所有人的反對，逆風行駛。近一半的船員死在了印度洋上，而幸存者也因壞血病殘疾。
但是，因為亞洲香料的邊際利潤超過100%，盡管達·伽馬犯了這麽多的錯誤，他還是為自己和國王謀取到了大筆財富。在達·伽馬之後，幾十艘葡萄牙船隻也穿過了印度洋，利用他們唯一的優勢：火藥。在進行交易、欺淩時，葡萄牙人發現沒有什麽能像槍支這麽有效。他們把印度洋沿岸的海灣都當做貿易飛地（或者是強盜的巢穴，看出自誰的口中），還把辣椒運回葡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