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競爭、毀滅，還是融合:世界的發展趨勢
西方將主宰多久：東方為什麽會落後，西方為什麽能崛起 作者：伊恩·莫裏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2103年，西方統治的時代才會結束
在第三章末尾，埃比尼澤·斯克魯奇恐懼地盯著那塊銘記著“埃比尼澤·斯克魯奇”的墓碑。他緊緊地抓著聖誕未來之靈的手，拚命地問：“這些是表示未來一定會這麽發生，還是說未來可能會這麽發生？”
我想，我們不妨對圖12-1提出同樣的問題。圖12-1顯示，如果現在東西方社會發展的速度和20世紀時的發展速度一樣，那麽東方就會在2103年的時候再一次超過西方。但是，由於17世紀以來，社會發展的速度一直在加快，所以圖12-1隻是一個保守的估計。對這個圖最好的解釋就是最早要到2103年，西方統治的時代才可能結束。
東方現在的城市規模已經和西方一樣大了，並且中國和美國經濟總量（這也許是進行預測時最簡單的變量）的差距正在迅速縮小。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戰略家們認為，到203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會趕上美國；高盛集團的銀行家們認為這會發生在2027年；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會計師們認為到2025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就會趕上美國；一些經濟學家，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甚至預測這會發生得更早（他們分別認為是2020年和2016年）。東方要在戰爭能力、信息技術以及能量獲取方麵趕超西方，需要更多的時間，但是我們完全可以認為2050年後，東方的社會發展會迅速地趕上西方。 <h5>圖12-1 亙古不變？如果現在東西方社會發展的速度和20世紀時的發展速度一樣，那麽西方就會在2103年結束統治地位</h5>
不過，還是有人心存懷疑。以上所有專家的預測都是在2006～2007年之間作出的，當時東方正處於金融危機的前夕，而這些銀行家、會計師和經濟學家並沒有預測到這場金融危機。我們應該知道，《聖誕頌歌》最關鍵的一點是，斯克魯奇的命運並不是板上釘釘的。斯克魯奇跟聖誕未來之靈保證道：“我不會忘記從過去、現在和未來得到的教訓。”然後，斯克魯奇果然在聖誕節早晨起床的時候，變了一個人。他身上的殺氣消散了，他的心從堅冰變成了熱情的火焰，最終這團火溫暖了整個城市，他成為這個城市最會過聖誕節的人。
和斯克魯奇一樣的西方是否能夠在21世紀重新改造自己，繼續保持領先？在本章中，我會給出一個令人驚訝的回答。
我在這本書中提到，預言家在試圖解釋西方得以統治世界的原因以及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麽時，最大的缺陷在於他們看得不夠遠。他們在向我們解釋曆史的時候，也隻是回顧了幾百年前的事情，這就像斯克魯奇單單通過與聖誕現在之靈對話來吸取教訓。
如果我們按照斯克魯奇的實際做法，牢記聖誕過去之靈的話，就能做得更好。或者我們可以模仿哈裏·謝頓，在研究銀河帝國的未來時，先了解它的千年曆史。像斯克魯奇和謝頓那樣，我們不僅僅要了解現有的趨勢將如何發展，還要了解這些趨勢是否會產生削弱它們的力量。我們需要考慮社會發展的悖論，了解後發優勢，並且預測地理因素將如何影響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發展將如何改變地理的意義。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就會發現，事情沒有那麽簡單。 中美共同體崩潰之後
人類生活的每個時代都非常有趣。
自2000年以來，作為世界核心的西方和邊緣的東方之間產生了一種非常奇怪的關係。在19世紀40年代，西方的核心區域就已經擴展到世界，把它的影響力覆蓋到世界的各個角落，並將原先獨立的東方核心變為西方的新邊緣地帶。它們之間的關係就像曆史上所有核心地區與邊緣地區之間的關係一樣，隻不過前者的規模更大一些。東方用自己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富裕的西方進行貿易。人們發現了後發優勢，日本進行了重建。到了20世紀60年代，東亞的一些國家進入了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市場，開始繁榮發展起來。1978年之後，中國等國家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市場也有更大的彈性。早期西方學者認為東方大量的貧困人口以及固執的知識分子是東方落後的因素，而現在這些看起來卻像是巨大的優勢。整個東方最終都開始了工業革命，東方的企業家們建起工廠，向西方（尤其是美國）銷售廉價的商品。
以上這些都不是特別新鮮的事，並且十多年以來一直發展得很好（除了那些試圖與廉價的亞洲商品進行競爭的西方人）。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生產商發現——就像其他邊緣國家的人們一樣——即使是最富有的核心地區也不能統購邊緣國家所能出口的一切商品。
東西關係變得不尋常的原因是在2000年後出現了新的解決辦法。雖然美國的人均收入幾乎是中國人均收入的10倍，中國還是能夠借錢給西方，讓他們持續買進東方的商品。中國常常把大量的經常項目盈餘投資於諸如美國長期國債這樣以美元標價的證券。中國購進幾千億美元，使得人民幣看起來比美元廉價，從而令中國的商品比西方商品便宜得多。
經濟學家意識到，這種關係相當於在一場婚姻中，一方負責存錢和投資，另一方則負責花錢，但是雙方誰也離不開誰。如果中國停止買入美元的話，美元就有可能崩潰，那麽中國持有的8000億美元就會貶值。另一方麵，如果美國人停止購買中國商品，那麽他們的生活水平就會下降，信用也沒有了。美國人一旦發起抵製活動，中國的企業就會陷入混亂之中，但是中國可以通過拋售美元、破壞美國的經濟來實施報複。
美國哈佛大學著名金融曆史學教授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學經濟史教授舒拉裏克（moritz schrick）將這個奇怪的關係稱為“中美共同體”，認為中美已經走入共生時代。但是，美國不能永遠通過向中國借錢來購買中國的商品。中美共同體大量的低息貸款使雙方的資產都出現了通貨膨脹，並且在2007年的時候，泡沫經濟開始崩潰。2008年，西方經濟直線下滑，導致其他國家經濟也出現下滑。到了2009年，13萬億美元的消費者財富化為烏有，中美共同體也出現了衰退局麵。
2010年早期，政府的迅速幹預似乎避免了重蹈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覆轍，但是中美共同體的崩潰還是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在東方，失業人口劇增，股票市場崩潰，2009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還不到2007年的一半。即便如此，中國在2009年7.5%的增長速度還是遠遠高於西方核心地區在最好時期的增長速度。中國需要5860億美元來刺激經濟，不過它至少還有足夠的儲備金來解決這個問題。
西方麵臨的情況則嚴重得多。美國在其現有的國債上又動用了7870億美元來刺激經濟，但是2009年，它的經濟還是下滑了2%。2009年夏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201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反彈到8.5%，而美國隻有0.8%。最令人恐懼的是，美國國會預算局預測，在2019年前，美國將無法還清它為刺激經濟所借的國債，到那個時候，美國的老齡化將使美國經濟進一步衰退。
2009年10月，世界20個經濟強國的首腦聚集在一起，商討解決危機的辦法，一句俏皮話開始流傳起來：“2009年，中國拯救了資本主義。”這句話有很大的真實性，1918年的情況可以拿來與2009年進行對比。當時，整個大西洋都麵臨著國家力量和財富的衰退——從歐洲原先的核心地區到美國新興的核心地區。2009年，整個太平洋也有可能發生同樣的衰退——從美國到繁榮發展的中國。中美共同體有可能隻是通往東方統治道路上的一個停靠點而已。
毫無疑問，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這個預測。一些專家指出，美國就像斯克魯奇一樣，已經多次徹底地改造了自己。關於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所經曆的經濟大蕭條以及20世紀70年代的通貨膨脹，已經有太多的批評聲，但是最後，美國的經濟得以反彈，分別在20世紀40年代和80年代的時候打敗了納粹和蘇聯。這些樂觀者堅稱，美國的企業家和科學家總能想出辦法，並且即使美國在2010年確實陷入了危機，它也能在2020年時超過中國。
其他一些專家則強調中國自身也存在著問題。最明顯的是，由於經濟的發展提高了人們的工資水平，中國正在失去一些後發優勢。在20世紀90年代，一些低端的製造工作開始從中國沿海轉移到內陸，現在正集體轉移到諸如越南這樣工資更低的國家。很多經濟學家認為這是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自然過程，但是有一些人認為，這意味著中國開始失去它的優勢了。
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人口是一個更大的挑戰。由於低出生率和遷移率，中國人口的平均年齡上升得比美國快，到2040年，中國經濟麵臨的老齡化問題要比美國嚴峻得多。中國自然資源的短缺也有可能減緩經濟的增長，城鄉之間的差距有可能進一步加大。隻要發生其中任何一件事情，就有可能出現動亂。
西方一群有影響力的學者認為，或許所有的這些猜測都不重要，因為它們都會被忽略。盡管在20世紀的時候，大西洋的財富和力量都經曆了衰退，但是2000年，西歐人還是比他們在歐洲帝國主義鼎盛時期的先輩富有得多，因為上升的資本主義浪潮推動了西方各國的發展。在21世紀，太平洋上的國家有可能會取得進一步的發展。我們在前麵就提到了安格斯·麥迪森，他認為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2020年的時候會超過美國，並且預測在2003～2030年之間，中國的人均收入會增長兩倍（人均收入18991美元）。他認為，美國的人均收入隻會上升50%，但是因為他們的起點很高，所以到2030年，美國人均收入將為58722美元，是中國的3倍。羅伯特·福格爾則更加樂觀，他認為中國的經濟會在2016年超過美國。他說，到204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會達到令人驚訝的85000美元——但是到那個時候，美國人均收入將達到107000美元。
其中，最樂觀的看法是記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所說的“平穩版本”，即東方的繁榮發展將使得東方西方化。到那時，詢問是否還是由西方繼續統治這個問題已毫無意義，因為整個世界都已變成了西方。1999年時，喬治·布什這樣說道：“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時機對我們非常有利。”
一些人認為，使現代全球經濟繁榮的唯一方式，就是要變得自由和民主——也就是說，要更像西方的核心地區。不過，那些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東方的西方學者卻不認同東方在有能力統治全球的時候文化也會變得西方化這一觀點。畢竟，美國取代歐洲成為西方核心國家的時候，它的文化和歐洲文化並不一樣。相反，歐洲人開始抱怨本國文化的美國化。
當中國的城市精英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美國主宰的全球經濟時，他們喜歡上了西方文化中的很多事物。他們脫下了中山裝，創辦了英語學校，甚至在故宮的星巴克裏喝著拿鐵咖啡。北京後海的昂貴酒吧裏擠滿了二十幾歲的年輕人，這些人就像紐約和倫敦股民一樣，手拿黑莓手機，關注股票行情。不過，問題是，當太平洋國家麵臨力量和財富衰退的時候，它們的西方化進程是否還會繼續。
馬丁·雅克卻不這麽認為。在他看來，隨著東方和南亞根據自己的需要，適應了工業主義、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我們已經看到了他所謂的“爭鳴的現代性”的發展。雅克認為，在21世紀上半葉，支離破碎的全球秩序將會代替西方統治，使得多種貨幣（美元、歐元以及人民幣）和經濟/軍事影響範圍（就像美國對歐洲、亞洲西南部和南亞的影響，以及中國對東亞和非洲的影響）都會受到各自文化傳統的統治（歐美文化、儒家思想等）。但是他預測，在21世紀下半葉，具體的數字將證明一切，中國將統治世界，世界將被東方化。
雅克通過總結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權力運用的方式推斷得出，21世紀末，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將與19～20世紀以西方為核心的世界有著巨大的差別。這個世界將會變得更加等級化，認為外國人就應該向東方進貢，而不是像西方理論那樣，覺得每一個國家和機構名義上都是平等的。這個世界也會變得非常偏執，會擯棄西方人主張的人類價值理論，中央集權論者也不能忍受人們對政治統治者權力的任何反對。在整個世界，人們會忘記過去歐美統治的輝煌成就。他們會學說普通話，而不是英語，他們會紀念鄭和，而不是哥倫布；他們會學習儒家思想而不是柏拉圖理論，並且他們會對中國的文藝複興人物沈括驚歎不已，而不是對達·芬奇感到讚歎。
一些戰略學家認為中國的全球統治會遵循儒家思想中的和平治國，不像西方那樣具有軍事侵略性。其他戰略家卻不這麽認為。不過，我們無法從中國的曆史中得到明確的答案。在中國曆史上，確實有一些統治者反對將戰爭作為政策工具（尤其是在貴族和官僚中），但是有更多的人崇尚武力，例如除宋朝以外的幾乎每個朝代的前幾任皇帝。那些自稱“現實主義者”的國家關係理論家們普遍認為，自朝鮮戰爭以來，中國的謹慎與其說是由於儒家思想，還不如說是由於自身的缺點造成的。自2006年以來，中國的軍事開支每年至少增加16%，其目標是要在21世紀20年代趕上美國。或許可以說，東方要在21世紀統治世界，其過程可能會比19～20世紀的西方更加血腥。
這就是我們的未來。也許會有偉大的人物幫助美國，幫助西方多統治幾代；也許會有一群愚笨之人暫時阻撓中國的崛起；也許東方會被西方化，或者西方將被東方化；也許我們會共同生活在地球村裏，或者我們會陷入文明的衝突裏；也許每一個人都會變得更加富有；也許我們會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灰飛煙滅。
這種自相矛盾的預測隻會讓人想起我在第四章提到的盲人摸象的故事，故事中的每一個人都認為自己摸到的是真正的大象。我在本書中提到，唯一可以解釋西方統治地位的方式是利用社會發展指數進行說明。我現在想要證明，用同一種方法也能幫助我們了解100年後的世界是什麽樣子的。 擁有1.4億人口的城市：未來的社會發展速度會讓你瞠目結舌
我們再來看看圖12-1，尤其注意2103年，東西方交匯的這個點。到那個時候，社會發展指數會超過5000分。
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在冰河時期末期到2000年間的14000年裏，社會發展指數上升了900分。根據圖12-1，在接下來的100年裏，社會發展指數還將上升4000分。900分把我們從阿爾塔米拉岩窟的石洞壁畫帶到了原子彈時期，那麽另外4000分會把我們帶到哪裏？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問題。隻有了解當社會發展指數達到5000分時世界會是怎樣的，我們才能了解中美共同體崩潰之後將會發生什麽。
經濟學家傑裏米·裏夫金（jeremy rifkin）在2000年的一次訪談中提到：“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我們的生活方式將比過去的幾千年麵臨著更為根本的變革。”或許，這聽起來有點極端，但是如果圖12-1確實顯示了未來的輪廓，那麽裏夫金的預測實際上卻是過於保守了。根據圖12-1，在2000～2050年之間，社會發展速度將是過去14000年的發展速度的兩倍；到2103年，發展速度還將翻倍。這真是對曆史的極大諷刺！
之前提到的所有預言在此刻全部破滅。根據現在對未來的所有推斷，我們得出意料之中的結果，即未來和現在基本一樣，除了中國會變得更加富有。如果我們把整個曆史都置於這個問題之上——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和聖誕過去之靈對話的話——我們將不得不承認接下來的社會發展速度將史無前例。
5000分的社會發展指數所蘊涵的意義令人瞠目結舌。如果我們假設能源獲取、社會組織、信息技術和戰爭能力到2013年在社會發展指數中占的比例和2000年大致相同，那麽一個世紀後，就會出現擁有1.4億人口的大城市（相當於將東京、墨西哥城、紐約、聖保羅、孟買、德裏和上海合並為一個城市），每天的人均能量消耗將會達到130萬千卡。
戰爭能力的5倍增長則更加難以想象。我們有大量的武器，足以摧毀這個世界好幾次。21世紀，我們不再是簡單地增加核導彈、炸彈以及槍支的數量，相反，21世紀的科技會使武器變得無用，就像坦克使得騎兵失去作用一樣。美國科學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致力於開發反彈道導彈，諸如《星球大戰》裏的情形肯定會變為現實。機器人將為我們作戰，網絡戰爭將會變得極其重要。納米技術會把日常材料變為堅硬的盾牌和極具殺傷力的武器，並且每一種新的進攻形式都會帶來同樣高端的防衛形式。
不過，最令人難以置信的，還是圖12-1暗示的信息技術的變化。20世紀把我們從錄音機和電話時代帶到了網絡時代，21世紀使發達國家的人們更容易得到世界上的所有信息，我們的大腦就像（或者說變成了）一台大型的計算機，其計算能力遠遠超過了我們這個時代所有大腦和機器的計算能力。
當然，所有的這些聽起來都不大可能。擁有1.4億人口的城市根本無法運作。這個世界也沒有足夠的石油、煤炭、天然氣和鈾來滿足人均能量消耗達130萬千卡的幾十億人口。納米技術、計算機以及機器人戰爭會把我們全都消滅。我們的大腦會與計算機結合——我們將不再是人類。
我想，這就是圖12-1最為重要，也最令人擔憂的暗示。
在本書中，我主要提到了兩個觀點：第一，生物因素、社會因素以及地理因素共同解釋了社會發展的曆史，其中生物因素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社會因素顯示了社會如何發展，地理因素則決定了哪裏的社會發展（或者倒退）得最快；第二，雖然地理因素決定了哪裏的社會發展或者倒退，但社會發展也決定了地理因素的意義。我現在準備對此做出進一步的闡釋。21世紀的社會發展指數上升得如此之快也將改變生物因素和社會因素的意義。我們正接近曆史上最大的斷層。
雷·庫茲韋爾（ray kurzweil）是一名發明家，也是一名未來主義者，他將此稱為“奇點”——“在未來時代，科技將會迅速發生變化，產生的影響也極其深遠……科技以飛快的速度發展著”。其觀點的基礎之一就是摩爾定律。摩爾定律是由英特爾創始人之一戈登·摩爾提出來的。其內容為：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約每隔18個月便會增加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而價格將降低一半。40年前，龐大的計算機每秒運行幾千萬次運算，要花幾百萬美元，而我現在使用的小型電腦，隻需要花費幾千美元，每秒能夠運行幾十億次運算——在性價比方麵提高了10倍，或者說每18個月就翻一番，就像摩爾預測的那樣。
庫茲韋爾認為，如果這種趨勢繼續的話，到2030年左右，計算機就能夠運行可以複製10000萬兆電子信號的程序，即人類大腦220億個神經細胞每秒發出的信號數量。它們能夠存儲一般大腦所能存儲的10兆記憶。到那個時候，掃描技術將能夠精確地描繪出人腦中的每一個神經細胞——技術擁護者們認為，這意味著我們能夠將真實的人類思想上傳到機器中。庫茲韋爾認為，到2045年左右，計算機就能夠解析世界上的所有思想，從而有效地將碳基生物和矽基生物融合成一個單一的全球意識。這就是奇點——我們將超越於生物之上，進化成一個比人類更為先進的全新物種。
人們對庫茲韋爾充滿激情的想法褒貶不一，有人覺得他的想法非常可笑，有人則對他的想法充滿了敬佩之情。就像在他之前的所有預言家一樣，他所犯的錯誤可能遠遠大於他做對的事。但是，庫茲韋爾的所謂“來自懷疑的批判”毫無疑問是非常正確的，即不相信這麽奇怪的事居然會發生。正如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理查德·斯莫利（richard smalley）常說的那樣：“當科學家說某件事是可能的時候，他們很可能低估了事情發生所需的時間；但是，當他們說不可能的時候，他們很可能錯了。”人類正踉踉蹌蹌地邁向某種奇點，政府和軍隊也正認真對待奇點，並對此製訂計劃。
也許，我們已經看到了變化。我曾在第十章中指出，工業革命使人類的意義發生了比農業革命時更為巨大的變化。縱觀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飲食的改善使得人們的壽命變為原來的兩倍，身高也比人類的祖先高了6英寸左右。現在婦女花在生育和撫養孩子上的時間也更多了，而且與早期相比，很少有嬰兒夭折了。在一些最富裕的國家，醫生們似乎能夠創造奇跡——他們能讓我們保持年輕（2008年，在美國有500萬例肉毒杆菌手術），可以控製我們的情緒（每10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服用百憂解）並加強從軟骨到陰莖的一切功能（2005年，美國醫生開出了1700萬份偉哥、犀利士和樂威壯等處方）。我想，古代那些年老的皇帝會認為這些紫色的小藥丸和庫茲韋爾的奇點一樣奇妙。
21世紀的基因研究更大程度上改變了人類，修正了我們細胞中的複製錯誤，並且在我們的器官出現問題時培育出新的器官。一些科學家認為我們正接近“部分的永生”：就像亞伯拉罕·林肯的著名斧頭（這把斧頭換了三次把手、兩次刀刃）那樣，我們身上的每一個部分都可以被更新，從而獲得永生。
那麽為什麽要局限於修複已經壞掉的那些呢？你也許記得20世紀70年代的電視連續劇《無敵金剛》（the six million dor man）。電視一開始，就出現一位名為史蒂夫·奧斯汀（由李·梅傑斯扮演）的飛行員。他在一次空難中失去了一條胳膊、一隻眼睛和兩條腿。這時響起了畫外音，說道：“我們可以改造他——因為我們有科技。”奧斯汀馬上就變成了一個仿生人，他跑得比汽車快，手臂上帶著蓋革計數器，眼裏裝著變焦透鏡，並且最後還出現了一個仿生女友（即林賽·瓦格納）。
過了30年，運動員都變成仿生的了。2005年，高爾夫球手老虎·伍茲做了眼科手術後，他的視力變得比過去更好了；2008年，國際田徑聯合會臨時禁止短跑運動員奧斯卡·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參加殘奧會，因為他的假腿似乎比那些真腿跑得快得多。
到了21世紀20年代，發達核心地區的中年人可能會比他們年輕時視力更好，跑得更快，樣貌更好看。但是他們沒有下一代那樣犀利的眼神、敏捷的身手和漂亮的外表。基因測試使得人們能夠選擇打掉畸形胎兒，並且，由於我們能夠更好地控製某種基因，父母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設計嬰兒。一些人可能要問，如果你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嬰兒類型，那麽為什麽還需要自然的基因呢？
有人對此做出回答，這是因為優生學——無論是受到像希特勒這樣的種族狂熱者還是消費者的驅動——是不道德的。同時，優生學也是危險的。生物學家喜歡說“進化比你聰明”，有一天我們或許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因為我們試圖通過去除自己的愚蠢、醜陋、肥胖和懶惰等特質來超越自然。批評者們認為，所有這些關於超越生物的想法，隻是因為我們想扮演上帝的角色——據說，克雷格·文特爾（craig venter）這位率先給人類染色體排序的科學家對此給出了這樣的回答：“我們不是扮演上帝，我們就是上帝。”
爭論還在繼續，但是，我認為我們的時代——正如我們之前的那些時代——最後會得到它所需要的思想。一萬年前，一些人可能會擔憂種植小麥、馴養羊群是不符合自然規律的；200年前，肯定有人對蒸汽機抱有同樣的想法。那些抱有疑慮思想並能掌控自己的人才能獲得發展，反之，則不能。將治療性克隆、美容以及延長壽命宣布為不合法的做法聽起來不太可行，而禁止對自然界的軍事利用聽起來更加不可行。
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是研究如何改變人類項目的最大讚助者之一。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正是該機構給我們帶來了互聯網（當時被稱為阿帕網）。現在它的大腦界麵項目正在研究分子大小的計算機，利用酶以及dna分子，而不是矽，植入士兵的大腦中。2002年誕生了第一台分子計算機，2004年產生了更加先進的計算機幫助治療癌症。不過，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希望通過提高士兵的染色體接合速度、增加記憶容量甚至提供無線網絡連接，讓士兵也具備計算機的一些優點。同時，該機構用類似的方法進行“無聲通話項目”。在開口說話前，人腦首先把語言信息轉換成神經信號。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希望通過對這些神經信號的分析，使士兵在戰場上實現無聲通信。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一份報告指出，這樣的“網絡傳心術”將在21世紀20年代成為現實。
庫茲韋爾關於奇點的最後一個看法是，能夠複製生物大腦運轉的計算機將發展得越來越快。2007年4月，ibm的研究者將藍色基因/l超級計算機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平行皮層模擬器，這個模擬器能夠運行一個模擬老鼠大腦功能的程序。這個程序隻有老鼠大腦的一半那麽複雜，運行速度也隻有老鼠的1/10，但是同年9月，這個實驗室已經能夠模擬更大、更複雜的老鼠大腦。
當然，老鼠的大腦遠遠不能與人腦相比。實際上，這個實驗室的研究人員估計，如果要模擬人腦，需要比現在強大400倍的電腦，而憑借2007年的科技水平是無法達到能源、冷卻以及空間方麵的要求的。不過在2008年的時候，計算機的成本已經大幅下降了。ibm預測，藍色基因/q超級電腦將在2011年得以運行，並且至少能夠實現1/4的目標。更加野心勃勃的小鷹項目連接起上千台藍色基因超級電腦，能夠在21世紀20年代的時候更加接近目標。
如果有人堅持認為到2045年的時候，這些就相當於庫茲韋爾的奇點，那就顯得輕率了。不過，要是否認我們正在接近一個巨大的斷層，則會顯得更加輕率。無論我們把目光投向哪裏，科學家們都正在打破生物的界限。克雷格·文特爾的實驗室已經利用單純的化學物合成了單一的細胞染色體。在這本書出版的時候，即2010年下半年，他們可能已經將人工染色體移植到細胞中，產生了地球上第一個合成的自我繁殖的有機體。基因學甚至有著自己的摩爾定律和卡爾森曲線：1995～2009年間，合成dna的成本從每個堿基對1美元降到了不足0.1美分。一些基因學家認為，到2020年，創造出全新的有機體將變得非常普遍。雖然我們很難接受這個想法，但是最近幾個世紀的發展趨勢使人類存在的意義發生了變化，有可能實現社會發展指數5000分所要求的大規模城市、巨大的能量儲備、具有殺傷力的武器以及科幻式的信息技術。
本書大量提到了社會的發展，講述了很多早期人類麵臨的主要問題。人類的進化消滅了早期猿人，農業的出現使狩獵采集者所麵臨的緊要問題變得不再重要，同樣，城市和國家的興起使史前人類擔憂的問題變得不再重要。草原通道的關閉以及海洋路線的開通結束了限製東方兩千年發展的不利因素，工業革命使以前所有的問題都顯得無足輕重。
這些變革正在加快步伐，每一次變革都使社會發展的程度更深、速度更快。如果社會發展正如圖12-1預測的那樣，在21世紀的時候，確實上升4000分，那麽這次正在進行的革命將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很多未來學家都認為，這次變革的核心在於將遺傳學、機器人技術、納米技術以及計算機科學的變革都結合起來，它所產生的影響將會推翻我們已知的大部分知識。
但是，雖然圖12-1清楚地顯示了東方的社會發展指數高於西方，但你可能已經注意到了我在這個部分引用的每一個例子——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ibm、《無敵金剛》——都是發生在美國人身上的。東方的科學家對新技術的研發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例如，日本和韓國的機器人技術都很先進），但是目前為止，這些變革主要還是發生在西方。這意味著那些認為美國將會經曆衰退而中國將會崛起的專家們是錯誤的：如果美國對新科技的主導像兩個世紀前英國對工業技術的主導一樣，那麽基因/納米/計算機革命將會比工業革命產生更加重大的影響，將更多的財富和力量轉移到西方。
另一方麵，財富潛在地從西方轉移到東方意味著美國現在的統治隻是20世紀末遺留下來的，意味著到21世紀20年代，這些巨大進步將會發生在東方的實驗室裏。中國正投入大量的資金吸引本國最好的科學家從美國回來，也許，在21世紀40年代，將是聯想而不是ibm的主機引起世界的關注，因此圖12-1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的真實性。
或許，這個奇點會使“東方”和“西方”這兩個存在了1萬年的概念變得毫無意義。它不是改變了地理，而是廢除了地理。人類和機器的結合意味著出現了新的獲取和使用能源的方式、新的共處方式、新的作戰方式以及新的溝通方式。這意味著新的工作方式、思考方式、關愛方式以及微笑方式，也意味著新的出生方式、衰老方式以及死亡方式，這甚至還意味著所有這些事情的終止以及我們大腦所不能想象的新世界的誕生。
所有的這些事情都有可能成為現實。
當然，除非有什麽事阻止了它們的發生。 最糟糕的情形：什麽可以讓世界毀滅
2006年年末，我和妻子受邀參加斯坦福大學的一個會議，主題是“危機中的世界”。這次會議明星薈萃，其中一些還是世界上一流的決策者。這天明媚陽光暖洋洋地灑在我們身上。股票市場、房價、工作以及消費者信心指數始終都是我們談論的焦點。當時還是美國的早晨。
在吃早飯時，我們從國防部前秘書長那裏得知了我們所麵臨的各種威脅，包括核威脅、生物威脅以及恐怖分子的威脅。吃午餐時，我們了解到了現在環境惡化的驚人程度以及國際安全麵臨的巨大風險，同時，我們還知道了全球性的瘟疫幾乎不可避免。所有的事情都在惡化。我們聽到越來越多令人沮喪的消息，聽著專家們報告一個個正在逼近的災難。會議舉辦得非常成功，但是，晚餐結束後，當主講人宣布我們在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中失敗的時候，聽眾幾乎沒有任何反應。
那天聽到那麽多令人絕望的消息後，我開始思考（說得委婉些）。在公元1世紀以及公元1000年後，社會發展達到了一個極限，並且社會發展本身產生了使東方社會崩潰的破壞力。我們現在是否在討論一個新的極限，大約在1000分左右？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天啟騎士們是否正在比我們更快地接近奇點？
那五個熟悉的因素——氣候變化、饑荒、國家崩潰、遷移以及疾病——似乎全都回來了。首先，全球變暖或許最能夠說明社會發展的悖論，從1800年起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化石燃料向空氣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從而令大氣層吸收了大量的熱量。我們的塑料玩具和冰箱將整個世界變成了一個溫室。自1850年來，平均氣溫已經上升了1華氏度，其中最近30年上升得最為明顯，溫度計裏的水銀不斷上升。
過去，較高的溫度往往意味著農業收成更好，社會發展更快（如羅馬時期和中世紀暖期），但是，這一次的情況卻不相同。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2007年表示“極端氣候的變化頻率和強度，以及海平麵的變化，大多都對自然界以及人類產生了負麵的影響……全球變暖會產生突然且不可逆轉的影響”。這些說法已經比較委婉了，這份報告中的注釋說明更令人驚慌。
冰蓋中的氣泡表明，在過去的65萬年裏，二氧化碳的濃度一直在提高，從冰河時期的180ppm（百萬分比濃度）上升到溫暖的間冰期時期的290ppm。到了1958年，二氧化碳的濃度突破了300ppm。到了2009年夏天，這個數字達到了387ppm。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預計，如果目前的趨勢沒有得到遏製的話，到2050年，這個數字將會達到550ppm——比過去的2400萬年中的任何時刻都要高——平均溫度將會上升5華氏度。如果能量攝取正如圖12-1顯示的那樣保持持續增長的話，整個世界就會變得更熱，而且變熱的速度會更快。
即使我們停止排放溫室氣體，空氣中已經包含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氣溫還將繼續上升。我們已經使大氣層的化學成分發生了改變。無論我們現在采取什麽措施，北極都將融化。根據一些保守估計，例如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估計，到2100年，冰蓋將全部融化；最激進的學者認為，到2013年，兩極在夏天時冰蓋將全部融化。大多數科學家認為這將發生在2040年左右。
隨著兩極的融化，海平麵將上升。現在的海平麵已經比1900年時足足高了5英寸。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預計，到2100年，海平麵將繼續上升兩英尺。關於兩極融化最為恐怖的預測是，屆時海平麵將上升50英尺，淹沒地球上數百萬平方英裏最好的農田以及最富裕的城市。地球在以超乎我們想象的速度迅速縮小。
但是，即使冰塊融化成冰冷的水，由於海洋從大氣層中吸收熱量，它們的溫度仍然會變得越來越高，並且由於現在海洋冬天的溫度沒有以前那麽低，颶風持續的時間將會更長，也將更加猛烈；潮濕的地方會變得更加潮濕，也會發生更加猛烈的風暴和洪災；幹燥的地方會變得更加幹燥，也會發生更多的森林火災和沙塵暴。
全球變暖對我們中的很多人產生了影響，給我們敲響了警鍾。我個人在2008年的時候就受到了全球變暖的影響。早在加利福尼亞州火災季節前，我們的房子就已經被充滿灰塵的空氣包圍了。天空變成了橘紅色，消防直升機的旋翼淹沒了我們的聲音。我們在下雨之前在房子周圍挖了一條防火道，真是千鈞一發。或許，我應該說，雨終於下了：現在美國西部的火災季節持續的時間比20世紀70年代持續的時間要長78天，是30年前的5倍。消防隊員認為，以後還會更糟。
所有這些都屬於記者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說的“我們所知道的可怕事物”。不過，他認為，“更可怕的，是我們所不知道的事”。弗裏德曼解釋道，這是因為，我們所麵臨的並不是全球變暖，而是“全球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是非線性的：一切事物都與其他事物緊密相關，以異常複雜的方式進行反饋。當地球環境發生突然且不可逆的變化時，就會出現臨界點，但是我們不知道這些臨界點在哪裏，或者說當我們達到這些臨界點時，會發生什麽。
最恐怖的事情是，我們不知道人類該如何應對。就像過去發生的所有氣候變化一樣，這次的氣候變化也不會直接導致地球崩潰。2006年，英國的《斯特恩報告》估計，如果我們在2100年前，繼續像現在這樣破壞環境的話，氣候變化將會使全球經濟產量在現在的基礎上下降20%——這個前景令人沮喪，但是我們知道這並不代表著世界末日。並且即使最可怕的預測真的實現了，即溫度上升了10華氏度，人類也能夠應對。我們真正應該擔憂的不是天氣本身，而是2100年前人類對氣候變化的反應將會造成更多的災難。
最明顯的災難就是饑荒。綠色革命也許是20世紀最偉大的成就，它使糧食產量增加的速度比人口增加的速度更快。在2000年前，事情看起來似乎是如果我們能夠遏製獨裁者和軍閥的邪惡和愚蠢，我們就能消滅饑餓。但是10年後，這看起來不太可能。社會發展的悖論再一次發生了作用。隨著人們財富的增加，農民們用越來越廉價的穀物飼養動物，這樣我們能夠吃到昂貴的肉食；越來越多的農田開始產出生物燃料，這樣我們開車的時候就不用耗油了。結果是：在2006～2008年期間，主食的價格上升了1～2倍，非洲和亞洲饑餓的人群發生了暴動。2009年，史無前例的穀物大豐收（23億噸）以及金融危機使得價格下降，但是到2050年，世界人口將會達到90億，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預測，價格會波動得更加劇烈，食物也會變得更加緊缺。
21世紀，地理因素將繼續對東西方產生不同的影響。全球變暖將提高農作物在寒冷地區的產量，如俄羅斯和加拿大等大國，但是將會對非洲及亞洲的國家產生相當大的負麵影響，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將從非洲延伸到亞洲的一條線稱為“不穩定的弧形帶”。世界上大部分的貧困人口都生活在這條弧形帶上，而且農作物產量下降會潛在地釋放三大天啟騎士。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估計，在2008～2025年之間，麵臨食物或者水資源短缺的人口數量將由6億上升到14億，並且其中大部分生活在這條弧形帶上。《斯特恩報告》總結道，到2050年，饑荒以及幹旱將產生兩億“氣候移民”——是2008年全球移民總和的5倍。
西方核心地區的大部分人已經將移民視為一個威脅，雖然3個世紀前草原通道的關閉使得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而不是社會發展的威脅。2006年，蓋洛普民意測驗指出，美國人認為移民是美國的第二大嚴重問題（僅次於伊拉克戰爭）。對很多人來說，墨西哥人走私毒品、爭搶工作崗位所帶來的威脅超過了所有利益。對歐洲人來說，他們對恐怖分子的恐懼也同樣巨大。在美國和歐洲，本土主義者認為新來的定居者難以同化。
全球變暖甚至可能使反對移民的激進主義者的恐懼在21世紀20年代成為現實。成千上百萬的饑餓者、憤怒者以及絕望者都將逃離伊斯蘭世界，前往歐洲以及美國。人口遷移的影響將使得曆史上的一切事物都相形見絀，再次產生過去草原通道上的各種問題。
疾病，作為天啟騎士之一，可能成為這些問題之一。在公元2世紀以及14世紀，移民者在穿過草原的同時也傳播了瘟疫，20世紀最嚴重的流行病——1918年的h1n1流感——在美國和歐洲的士兵間傳播。h1n1在一年內殺死的人——可能有5000萬——比黑死病一個世紀內殺死的人還要多，是過去30年艾滋病導致死亡人數的2～3倍。
空中旅行使得疾病更加難以控製。自1959年非洲出現艾滋病毒後，20世紀80年代四大洲爆發了艾滋病；2003年，非典病毒（sars）在中國東部變異後，數周內就傳播到了37個國家。基因學家在31天內對這個病毒的dna進行排序（給艾滋病毒排序則花了15年），國際上的迅速反應將其扼殺在了搖籃中。但是，到2009年，當流行病學家辨別出所謂的豬流感時（被稱為“新型h1n1”，從而與1918年的流感進行區分），豬流感已經傳播得太廣，難以控製了。
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如果豬流感或者任何其他類似的流感像1957年的h2n2病毒那樣——殺死了100萬～200萬人口——具有殺傷力的話，豬流感將殺死200萬～740萬人口；如果豬流感的致命性像1918年的流感那樣，那麽將會導致2億人口死亡。當今世界比1918年時做了更好的準備，但是即使死亡人數隻是當時的1/10，也會產生短期的經濟衰退，這將使2007～2009年間的經濟危機看起來微不足道。世界銀行估計，一場流行病將會使世界經濟產量減少5%。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官網上，《流感：你需要知道的10件事》（ten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pandemic influenza）中列出的一些預測更令人恐懼： <blockquote>
·世界可能馬上就會發生另一場流行病。 </blockquote> <blockquote>
·所有的國家都會受到波及。 </blockquote> <blockquote>
·藥材供應將會短缺。 </blockquote> <blockquote>
·將會發生大規模的死亡事件。 </blockquote> <blockquote>
·經濟和社會將會受到巨大破壞。 </blockquote>
當四大天啟騎士——氣候變化、饑荒、遷移以及疾病相繼發生時，它們就會互相作用，從而釋放第五大天啟騎士：國家的崩潰。世界上一些最不穩定的政權正好位於不穩定的弧形帶上。並且，隨著壓力的增加，一些政權有可能像阿富汗或者索馬裏那樣完全崩潰，增加人民的痛苦，為恐怖分子提供更多的避難所。如果這些核心地區繼續不穩定的話，它們的經濟就會完全受到弧形帶資源的限製，那麽我們就有可能陷入最糟糕的情形。
早在1943年，當美國軍隊進入波斯灣時，他們就了解了這個核心問題。報告指出：“這個地區的石油是有史以來最了不起的獎品。”西方核心地區的發達國家不久就將它們的宏偉戰略定位在了海灣石油上。20世紀50年代，當西歐的力量衰退的時候，美國開始介入，秘密或者公開地幫助盟國，對抗敵國，保持自己能夠自由進入弧形帶的權利。蘇維埃政權雖然沒有那麽依賴海灣石油，但是它也一樣積極地進行幹預，目的是不讓美國從中獲利。20世紀90年代，當蘇聯解體的時候，中國對石油的依賴（自2000年以來，中國對石油的需求占了全球石油需求的40%）使其不得不也加入這場大博弈中。
中國對資源（大豆、鐵、銅、鈷、木材、天然氣以及石油）的渴望，意味著在21世紀初它與西方在不穩定的弧形帶將會產生不斷的衝突。中國的外交官強調中國是“和平崛起”（還有人低調地稱之為“和平發展”），但是西方對此產生的焦慮在20世紀90年代起就逐步增加。根據2005年的一份民意調查，54%的美國人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對世界和平的一種威脅”；2007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認為中國是全球穩定的第二大威脅，僅次於伊朗。
1914年，當歐洲的大國們還在努力應對巴爾幹半島上的奧斯曼帝國時，塞爾維亞的黑手黨隻需要一把手槍就能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2008年，美國的一個委員會總結道：“2013年年底前，恐怖分子很有可能會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用於世界的某個角落。”大國們現在正努力應對不穩定弧形帶上的複雜情況，我們無法想象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基地組織將會做出怎樣的舉動。
這條弧形帶上存在的問題比一個世紀前巴爾幹半島的問題還要可怕得多，因為這些問題隨時有可能引發核戰爭。自1970年左右，以色列已經建立起大型軍火庫；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對原子彈進行了試驗；自2005年以來，歐盟和美國就一直譴責伊朗試圖製造原子彈的做法。大多數國際觀察員認為，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某個時刻，伊朗就能夠製造核武器了。這將促使半數伊斯蘭國家尋求核威懾力量。以色列預測伊朗在2011年的時候已能夠用核武器武裝自己，但是以色列不會讓伊朗實現。以色列的戰機已經摧毀了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核反應堆，並且如果伊朗不停止製造原子彈的話，以色列也會對其發動進攻。
在不穩定弧形帶上，美國在其最親密的盟友和最厭惡的敵人之間，無法就核衝突問題保持中立。也許，俄羅斯和中國也不能保持中立。俄羅斯和中國都對伊朗製造核武器的野心予以譴責，但是它們卻讓伊朗參加上海合作組織——這個組織的目的是遏製美國在中亞的勢力。
當然，如果東西方爆發全麵戰爭的話，將是人類的浩劫。對中國來說，這可能會導致自我毀滅：美國的核彈頭數量是中國的20倍，美國能到達中國的核彈頭數量也許是中國能到達美國的核彈頭數量的100倍。中國在2010年1月進行了反彈道導彈試驗，但是它的水平還是遠遠落後於美國。美國有11艘航空母艦，而中國一艘也沒有[1]，並且美國的軍事科技力量遠遠領先於中國。
即便如此，就算美國贏得戰爭，它所麵臨的情況也將和戰敗一樣糟糕。即使是一個小規模的衝突，也有可能導致可怕的代價。如果中美共同體突然分裂，這對雙方來說都意味著金融災難。核戰爭的結果更加可怕，它將把美國西海岸以及中國的大部分地區變成一片放射性廢墟，殺死上千萬人口，使全球經濟陷入混亂。最糟糕的是，中美戰爭很容易就會把俄羅斯牽扯其中，而俄羅斯現在仍然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軍火庫。
不管我們站在什麽角度，發動全麵戰爭都是瘋狂的舉動。幸運的是，一大批專業文獻向我們說明了在全球化的今天，發動全麵戰爭是不可能的。一位專家說道：“沒有什麽自然力量能夠忽視貸款的力量。”另一位專家認為：“國際資金流動是全球和平的最大保證。”還有一位專家則認為戰爭“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錢，嚴重阻礙了貿易，所以戰爭之後，將是貸款和產業的全麵崩潰”，這意味著“全麵的損耗和貧困，工業和貿易將被摧毀，資本的力量也受到重創”。
這令人欣慰——除了這些專家沒有談及21世紀初中美可能會發生衝突。1910～1914年間，所有的專家都認為現代國家在貿易和金融上聯係緊密，因此歐洲完全不可能發生大國之間的戰爭。但是還是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也許各國的政治家們能將我們從一個個懸崖邊上拉回，也許我們能在30年或者50年內避免核戰爭，但是我們要認真想想，我們是否能夠保證恐怖分子以及圖謀不軌的國家永遠都得不到核武器？或者我們能否遏製每一個統治者發動核戰爭的念頭？即使我們把核武器增長速度限製在現有的速度上，到2060年，也將會有接近20個核大國，其中一些還處在不穩定弧形帶上。
每一年我們都要避免天啟騎士不斷帶來的威脅。資源壓力將會增加，新的疾病將會進化，核武器將會激增，並且——最為嚴重的是——世界氣候變化難以預測。那些認為我們可以永遠成功應對各種危機的想法未免過於樂觀了。
我們似乎在接近一個新的極限。在公元1世紀，當羅馬達到極限的時候，人們麵臨著兩種可能的結果：一種情況是他們找到解決的辦法，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將會向前發展；另一種情況是他們找不到解決的方法，這時，天啟騎士就會令社會崩潰。羅馬的崩潰帶來了6個世紀的衰退，使西方社會發展下降了超過1/3。11世紀，中國的宋朝也達到同樣的極限，它也沒能找到解決辦法，於是東方的社會發展程度在1200～1400年間下降了近1/6。
在21世紀，我們達到了新的極限。我們麵臨著相同的選擇，但是情況卻更加嚴峻。當羅馬和宋朝無法找到解決辦法時，它們在崩潰前至少還有幾個世紀的衰退，但是我們就沒那麽幸運了。我們的未來充滿了各種可能性，但是最大的可能性是我們將走向毀滅。
對於西方統治來說，奇點的意義飽受爭議，不過毀滅帶來的後果則更加明確。1949年，愛因斯坦告訴一名記者：“我不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戰將使用何種武器，但是我知道在第四次世界大戰中他們的武器——就是石頭。”在末日之後，沒有人能夠進行統治。 接下來的40年非常重要：世界末日真的會來臨？
通過與聖誕過去之靈對話，我們得到了令人驚恐的結論：21世紀將有一場激烈的賽跑。在一條跑道上，是奇點；在另一條跑道上，則是末日。二者必將決出勝負。我們要麽馬上（也許在2050年前）就會開始一場比工業革命影響還要深遠的變革——這場變革使我們現在麵臨的一切問題都無足輕重，要麽就會蹣跚地走向前所未有的崩潰。我們難以知道妥協是否會起作用，即每一個人都變得更富有，中國漸漸地超過西方，事情就像過去那樣發展著。
這意味著接下來的40年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應該采取以下行動來阻止末日的到來。首先，我們要避免全麵的核戰爭。要避免全麵的核戰爭，就需要大國削減它們的核軍火庫。矛盾的是，追求全麵裁軍可能更加危險，因為核武器已經被製造出來了。大國們隨時可能迅速地製造核彈，並且那些真正的破壞者——恐怖分子以及圖謀不軌的國家統治者——會忽視所有的協議。在未來的30～40年間，核武器激增將會增加爆發核戰爭的風險，最穩定的局勢是，大國們有足夠的核武器阻止進攻卻沒有足夠的武器毀滅所有人。
原先的核大國——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和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在“二戰”期間，集數學家、和平主義者以及氣象學家（他後來意識到天氣研究對空軍的重要性後，就不再研究氣象了）身份為一身的劉易斯·弗賴伊·理查森（lewis fry richardson）得出一個著名的結論，即2000年前，爆發核戰爭的可能性有15%～20%。不過，在2008年，能源科學家瓦茨拉夫·斯米爾（vav smil）作出了樂觀的預測，他認為2050年前，發生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規模的戰爭的可能性遠低於1%。2010年1月，《原子科學家通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刊載的一篇名為《末日的時鍾》（doomsday clock）的文章提到，我們已經非常接近末日了。
其次，我們要減緩世界氣候變化的速度。在這點上，事情進展得沒有那麽順利。1997年，世界各國領導者齊聚東京，試圖找出解決辦法，他們達成協議，到2012年的時候，本國溫室氣體的排放要比他們在1990年的排放量降低5.2%。但是，這個減排責任主要落在了西方發達國家身上，並且美國——20世紀90年代世界最大的環境汙染國——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在很多評論家看來（正如一位印度官員所說的那樣），這就像是“身材肥胖的人要求那些體型瘦弱的人節食”。但是，美國的決策者提出，隻有印度和中國（中國在2006年的時候取代了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也減排，溫室氣體的排放才能得到控製。
2008年之前，美國和中國都在努力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它們還缺少達成廣泛協議所需的政治意願。《斯特恩報告》的作者們預測，在2050年前，將二氧化碳濃度控製在450ppm以內從而避免災難所需要的科學技術、森林保護等需要花費一萬億美元。但將這個代價與什麽措施都不采取所導致的後果相比，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然而，2007～2009年的經濟危機後，很多國家的金融體係受到重創，因此，它們對昂貴的減排方案的支持也就大打折扣。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盡管核戰爭和全球氣候變化之間有著明顯的差異，但是實際上，它們都會帶來相同的問題。五千年以來，國家和帝國是地球上最有效的機構，但是隨著社會發展改變了地理的意義，這些機構已經變得不那麽有效了。托馬斯·弗裏德曼簡潔地對此做出總結：“全球化的第一個時期（大約1870～1914年）將一個‘大’世界變成了一個‘中等’世界，但是這次的全球化（自1989年以來）則將一個‘中等’世界變成了一個‘小’世界。”6年之後，世界變化的程度之深使得弗裏德曼又總結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這次，他認為：“全球化的第三階段，正將‘小’世界變成一個‘迷你’世界，同時還使得地球變平。”
在這個迷你、扁平的世界裏，我們沒有藏身之處。核武器和氣候變化（更不用提恐怖主義、疾病、遷移、金融、食物和水資源等）是全球性的問題，需要各國共同努力解決。國家和帝國隻在本國內擁有主權，並不能獨自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
1945年，當美國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後，愛因斯坦不到一個月內就在《紐約時報》上提出了最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法：“要拯救文明和人類，需要創立世界政府。”愛因斯坦被人們譏笑為一個涉足自己完全不懂的領域的幼稚科學家。愛因斯坦直言不諱地說明了自己的觀點：“如果無法成立一個世界政府，那麽我們的未來隻有一條出路，那就是人類對自己的完全毀滅。”
回首過去的15000年，愛因斯坦似乎對曆史的發展方向做出了正確的判斷。從石器時代的村莊到烏魯克和商朝這樣的早期國家，再到亞述和秦國這樣的早期帝國以及諸如英國這樣的海洋帝國，有著明顯的趨勢表明政治單位越來越大。據此產生的邏輯結果是在21世紀早期，美國將作為全球帝國崛起——或者，隨著經濟平衡越來越傾向於東方，21世紀中期或者末期，中國將作為全球帝國崛起。
不過，這個邏輯結果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這些越來越大的政治單位幾乎毫無例外都是通過戰爭建立的，也隻有愛因斯坦所說的世界政府才能夠加以阻止。如果阻止核戰爭的唯一方式是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如果建立世界政府的唯一途徑是通過中美核戰爭，那麽我們的前景將十分暗淡。
不過，這兩個前提事實上並不是完全正確的。自1945年以來，非政府組織開始承擔起越來越多的職能。這些組織包括慈善團體和跨國私人企業，它們處於國家或者聯盟（如歐盟、聯合國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的保護傘下。毫無疑問，國家依然是安全（聯合國在停止戰爭方麵，和國際聯盟一樣無所作為）和金融（2008～2009年，政府提供資金拯救資本主義）的保障者，並且不會馬上消失。但是接下來的40年裏，阻止末日來臨的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就是讓國家和非政府組織進行更為緊密的合作，讓政府用某些方麵的國家主權換取它們所不能單獨實現的解決方法。
這將是一個難以處理的局麵。就像過去的很多情況一樣，新的挑戰需要新的思想。但是，即使我們在接下來的50年裏能夠建立可以解決全球性問題的機構，要使奇點贏得這場比賽，這也隻是一個必要非充分條件。
我們可以將我們的情形與公元1世紀、11世紀以及17世紀的情形相比較，當時的社會發展指數達到了43分這個極限。我在第十一章中提到，羅馬或者宋朝能夠突破這個極限的唯一方法就是像17世紀的歐洲和中國的做法那樣，通過關閉草原通道以及打通海上通道改變地理格局。隻有那樣，它們才能重新獲得安全，才能提出需要用科學方法解決的各種問題，並且建立有利於工業革命出現的種種前提條件。當然，無論是羅馬還是宋朝，它們都沒能做到這一點。在幾代人的時間裏，遷移、疾病、饑荒、國家崩潰以及氣候變化共同導致了歐亞大陸的崩潰。
17世紀，歐洲和中國確實改變了地理格局，它們提高了上限，雖然我們在第九章中看到，它們並沒有打破這個上限。到了1750年，社會再一次麵臨越來越多的問題，但是那個時候，英國的企業家已經利用改變的地理格局開始了能源儲存的革命。
在21世紀，我們需要遵循相同的方法。首先，我們必須改變政治地理，為能夠減緩戰爭以及全球氣候變化步伐的全球機構騰出空間；其次，我們必須好好利用爭取到的時間發動一場能源方麵的新革命，降低我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如果我們像20世紀那樣繼續使用石油和煤炭，那麽我們可能在碳氫化合物耗盡之前就已經滅亡了。
一些環境保護主義者則提供了新的建議，希望人類能夠回歸更為簡單的生活方式，從而大量減少能源的使用以及阻止全球氣候變化，但是這很難實現。2050年前，世界人口很可能將繼續增加30億，其中的上千萬人口很可能會由於極度貧困而起來反抗，使用比以前更多的能源。戴維·道格拉斯（david dous）是美國互聯網技術服務公司sun的首席可持續發展官，他指出，如果每個人擁有一個功率為60瓦的白熾燈，每天使用4小時，那麽整個世界需要近60個500兆瓦的發電站。國際能源機構預測石油的需求量到2030年時將從2007年的每天8600萬桶增加到1.16億桶。他們預測，即使到那時，仍然會有14億人口要麵臨電力缺乏的情況。
世界貧富差距的加大使得未來50年裏能源需求不可能降低。如果我們使用更少的能源運輸食物，那麽上千萬的貧民就會挨餓，這將使我們更快地麵臨末日。但是如果人們沒有挨餓的話，他們就會需要越來越多的能源。單單在中國，馬路上每天就新增1.4萬輛汽車；2000～2030年之間，約有4億人口（比美國的人口總數還要多）將從低耗能的農村遷往高耗能的城市；越洋度假、乘坐飛機以及住宿旅館的旅遊者數量將由2006年的3400萬上升到2020年的1.15億。
除非災難迫使我們減少能源需求，否則的話，我們不可能這麽做——這意味著，要避免資源耗竭和地球汙染，唯一的方法就是開發新的可持續的潔淨能源。
原子能將是重要的組成部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們對放射性物質的恐懼使得核計劃一度擱淺，但是隨著新的時代產生新的觀念，人們的恐懼也許會消失。或者太陽能會變得更加重要，地球接收到的太陽能隻有二十億分之一，其中還有1/3被反射回去。即便如此，地球每小時還是會接收大量的太陽能，可以滿足人們的需求——前提是我們能夠有效利用。或者，納米技術以及基因學能夠開發出全新的能源。當然，這些大部分聽上去就像是科幻小說，並且要開啟一個利用潔淨能源的新時代，我們需要大大提高科學技術。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提高科技水平的話，我們馬上就會麵臨末日。
要使奇點贏得這場比賽，我們需要控製戰爭的爆發、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以及進行能源革命。我們要確保每一件事的發展方向都是正確的。隻要其中一件事出現錯誤，世界末日就會贏得這場比賽。情形很不樂觀。 未來該怎樣：如何看待我們當前麵臨的威脅
一些科學家認為，他們已經知道誰將贏得這場比賽，因為答案寫在了恒星上。1950年的某一天（沒有人知道確切時間），物理學家恩利克·費米（enrico fermi）和他的三位同事在新墨西哥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一起吃午餐。他們談論著《紐約客》（new yorker）上的一幅漫畫，漫畫上畫著一個飛碟。於是他們談到了外星人。突然費米問道：“這些外星人在哪裏？”和費米共進午餐的同事過了好一會兒才意識到，費米仍然在思考著外星人。費米一邊吃午飯，腦海中一邊閃過一些數字。他突然想到，雖然銀河係中2500億顆恒星中隻有很少的一部分適合居住，但是外太空仍然充滿大量的外星人。我們的地球還很年輕，還不到50億年，所以其中一些外星人比人類的曆史更加久遠，也更加先進。即使他們的太空船速度不比我們快，他們也需要花上5000萬年的時間來開發整個銀河係。所以，他們在哪裏？為什麽他們沒有和我們取得聯係？
1967年，天文學家約瑟夫·什克洛夫斯基（iosif shklovskii）和卡爾·薩根（carl sagan）對費米的問題做出了回答。他們計算出，如果每25萬顆恒星中有一顆恒星被一顆適合居住的行星環繞著，那麽在整個銀河係中，就有100萬個潛在的外來文明。約瑟夫·什克洛夫斯基和卡爾·薩根認為，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得到來自他們的任何信息，這一定意味著先進的文化總是會自我摧毀。他們甚至認為，這些外星人在一個世紀內不斷地製造核武器，然後自我毀滅，不然的話，宇宙中一定有來自他們的各種訊息，而我們也能得到這些訊息。所有的這些證據表明在2045年，我們將走向毀滅。這正是廣島和長崎被投下原子彈的100年後（令人不安的是，2045年正好也是庫茲韋爾指出發生奇點的年份）。
這是個非常聰明的觀點，但是，要計算出這些數字，還是有很多的方式。100萬個文明都將走向末日隻是一種猜想，並且德雷克方程（由法蘭克·德雷克於1961年提出，可以計算出宇宙中有幾個星球有生命存在）的大部分解答事實上得出的是更低的數字。根據德雷克自己的運算，我們的銀河係在它的整個曆史中隻產生了10個先進的文明，其中外星人以我們不知道的方式存在著。
總之，費米的觀點並沒有太大意義，因為這場比賽的最終結果不僅依賴於恒星，還依賴於我們的過去。即使曆史不能給我們準確的預測工具（像阿西莫夫在《基地三部曲》中想象的那樣），但是它卻給我們提供了相當可靠的暗示。我想，這些暗示正是我們未來唯一的真正基礎。
從短期看來，過去建立的各種模型表明了財富和力量從西方轉移到東方是不可阻擋的。19世紀，原先的東方核心地區變成了西方的邊緣地區，使得東方獲得了後發優勢。而且，中國現在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與全球的資本主義經濟結合依然還在進行。過不了多久——也許是2030年之前，但幾乎可以肯定是在2040年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會超過美國。21世紀的某個時刻，中國會用盡自己的後發優勢，但是到那個時候，世界的經濟中心仍然還在東方，並將延伸到亞洲的南部和東南部。21世紀，財富和力量將不可避免地從西方轉向東方，正如19世紀，財富和力量從東方轉向西方那樣。
毫無疑問，財富和力量從西方轉向東方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快，但是目前為止原先的西方核心在人均能量獲取、科技以及軍事實力方麵還具有極大的優勢，並且很有可能在21世紀上半葉繼續以某種方式保持它的統治。隻要美國還足夠強大地作為世界警察，那麽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就和英國作為世界警察時期的概率一樣小。但是在2025～2050年之間的某個時刻，美國的全球領先地位將削弱，正如1870年後的英國，新的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也將增加。
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也將增加不穩定因素，因為科技使得我們更容易製造出高端武器。史蒂文·梅斯（steven metz）是美國陸軍軍事學院的一名教授，他認為：“我們將看到，如果美國之外的國家沒有相同的技術，那麽他們就會發展與之類似的科技，尤其是因為現在的技術都是現成的。現在，一些破壞分子完全不需要去發展技術，他們隻需要買下技術就行了。”2001年，蘭德公司的一份報告指出：“美國必須考慮到可能的軍事衝突，因為到2020年後，中國可能在技術上和軍事上更為先進。”
美國也許將率先研製出反彈道導彈防禦係統、機器人、納米武器、能夠控製敵人計算機和機器人的計算機技術以及將太空軍事化的衛星。可能的風險之一是美國會在2040年之前部署它那些尖端武器，美國的領導者也有可能為了改變他們長期的戰略下滑而去開發具有巨大優勢的科技。不過，我覺得這不大可能發生。即使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緊張局勢下，美國也沒有在蘇聯建立起核武庫之前去攻打它。真正的風險是，那些害怕美國的軍事實力在未來幾年來會產生突破的國家可能會選擇首先出擊而不是坐以待斃。德國在1914年發動世界大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於這種想法。
21世紀要維持和平的話，需要很強的政治手腕。在這本書中，我已經討論過，偉大的人物或者愚笨之人從來沒有決定曆史的發展方向。我認為，這些人所能做的，最多隻是加快或者延緩曆史的進程。即使是最糟糕的決定，例如公元530～630年之間拜占庭查士丁尼國王與波斯庫斯魯國王開戰的決定，也隻是加快了崩潰的速度。假如查士丁尼和庫斯魯沒有發動戰爭的話，西方的社會發展也許能恢複得更快，不過就算他們發動了戰爭，社會發展最終也會恢複。
但是，自從1945年以來，領導者卻真的有能力改變曆史。赫魯曉夫和肯尼迪在1962年的時候就差點改變了曆史。核武器的產生容不得我們犯一點錯誤，也沒有機會重來。過去我們犯錯的結果是導致社會衰退或者崩潰，而現在，這些錯誤將直接導致我們的滅亡。領導者有史以來第一次起著決定作用。我們隻能希望，我們的時代像之前的大部分時代那樣，可以獲得它所需要的思想。
在第十一章我提到，西方得以統治世界隻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一種確定性，對21世紀的大競賽而言，更是如此。現在，我們的勝算看起來並不大，但是我認為，如果我們的時代能夠得到它所需要的思想，那麽奇點將很有可能取得勝利。
如果在接下來的50年裏，無汙染的可再生能源能夠替代碳氫化合物，那麽它們就會減少（很顯然不是消除）大國在不穩定弧形帶裏相互爭奪資源、爭鬥不休的風險。它們也將減緩全球氣候變化，減少弧形帶裏的壓力，並且可能比工業革命更大幅度地提高糧食產量。如果機器人技術像很多科學家預測的那樣有很大的進展，那麽智能機器就有可能使發達的歐洲國家和日本避免人口災難，為它們國家的老年人提供廉價的照顧服務。如果納米技術也能達到人們所宣傳的程度，我們甚至在21世紀40年代前就可以淨化空氣和海洋了。
但是最後，我們隻能依賴一個預測，那就是無論是世界末日還是奇點都不可能真正贏得這場比賽，因為這場比賽沒有終點線。即使到了2045年（這個時間是庫茲韋爾認為奇點到來的時間，是約瑟夫·什克洛夫斯基和卡爾·薩根認為世界末日最早來臨的時間，是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襲擊後的一個世紀），我們也不能宣布曆史結束了，宣布哪一方贏得了比賽。如果——我認為這有可能發生——在21世紀中期，世界毀滅的可能性還是很低，社會發展指數也超過了2000分，新的奇點改變人類的意義遠遠超過結束這場比賽的意義。
我們不妨以長遠的眼光看待今天我們所麵臨的威脅。這些令我們感到害怕的威脅似乎和過去那些不斷推動變化的力量有很多相似之處。相對突然的多次環境變化會使得物種變異，改變它們的基因。180萬年前，非洲東部森林的幹旱完全有可能產生比能人更為先進的物種。現在的21世紀，某種類似的事情又一次發生了。
大規模的滅亡正在發生，每20分鍾左右就有一種植物或者陸地動物消失。2004年的一份研究預測，可能出現的最好結果就是，2050年之前，世界上的1000萬種動植物中隻有9%麵臨滅絕，不過大多數生物學家預測生物的多樣性將減少1/3～1/2。一些生物學家甚至提到了第六次大滅絕，認為到2100年，世界上2/3的物種都會滅絕。人類可能就在這些滅絕的物種當中，但是21世紀的殘酷情況不僅僅是將人類從地球上抹去那樣簡單，而有可能像180萬年或者10萬年之前那樣，為具有新型大腦的生物體創造條件——這種情況下，這個大腦就融合了人腦和機器——從而替代人類。這時的天啟騎士沒有蹂躪我們，而是加快了我們步入奇點的步伐。
但是這個奇點也許和世界末日一樣可怕。在庫茲韋爾想象的世界裏，隨著人腦和機器智能在21世紀40年代的融合，奇點的發展也會達到高潮，並且我們當中有幸活到那個時候的人事實上就會長生不死。但是那些最有經驗的人們——美國軍隊的技術專家們——認為事情並不會那樣發展。例如，美國前上校托馬斯·亞當斯（thomas adams）就認為戰爭已經超過了“人類空間”。因為武器變得“更快、更小、更多了，並且創造了人類難以控製的複雜環境”。他還認為，技術“正迅速地將我們帶向我們不想去但又不能避免的地方”。人類和計算機的結合也許隻是人工智能徹底代替人類的一個短暫的過渡階段，正如人類代替了早期的猿人一樣。
如果這就是21世紀末奇點要帶我們去的地方，那麽這將意味著人類的結束，同時結束的還有人類的懶惰、貪婪以及恐懼。在這種情況下，我所謂的莫裏斯定理——變化是因為懶惰、貪婪和恐懼的人們（他們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為了獲得更簡單、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產生的——最後也將被扭曲。
社會學也將走上同樣的道路，雖然我們還不知道哪一種形式將統治機器人社會，但奇點肯定會徹底毀滅原先的地理格局。東西方之間原先存在的差異對機器人來說也毫無意義了。
當2103年的曆史學家（如果到時還有曆史學家的話）回望碳基智能到矽基智能的轉變時，他們將驚訝地發現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這就像從狩獵采集者到農民的轉化、從村莊到城市的轉化、從農業到工業的轉化一樣不可避免。同樣顯而易見的是，自冰河時期末期以來，從原先的農業核心發展出來的地區傳統注定要融合成一個單一的後人類世界文化。現在看來，21世紀早期人們對西方的統治以及這種統治是否會繼續的擔憂有一點滑稽。 東西交匯：如果沒有了東西之分
這聽起來有些諷刺意味。在這本書的開頭，我就做了一個假設，假設1848年中國皇帝將艾伯特帶到北京作為人質，然後在接下來的十一章裏我解釋了為什麽事情沒有這樣發生。對於本書的主要問題，我認為答案是地理因素：是地理而不是人類，將洛蒂帶到了巴爾莫勒爾堡，而不是把艾伯特帶到了北京。
在本章，我將進一步闡述這個觀點，因為解釋西方統治世界的原因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答未來將會發生什麽。就像地理決定了西方得以統治世界那樣，它也決定了東方會利用後發優勢趕上西方，直到它的社會發展超過西方。但是這裏，我們又遇到了另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情況。社會的不斷發展總是改變著地理的意義，並且到了21世紀，當社會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時，地理就會變得毫無意義。到時真正有意義的就是奇點和世界末日之間的競爭。為了防止世界末日的來臨，我們需要把越來越多的問題變成全球性的問題，關於世界上的哪個國家具有最高的社會發展程度這個問題將變得越來越不重要。
這就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情況：回答本書的第一個問題（為什麽西方得以統治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回答了第二個問題（未來將發生什麽），但是回答了第二個問題將使得第一個問題失去重要性。我們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麽，會使事情變得明朗（或許事情一直都很明朗）——即真正有重要意義的曆史不是關於西方，不是關於東方，也不是關於人類。真正重要的曆史是關於進化和全球化，它告訴我們，我們是如何從單細胞生物走向奇點的。
在本書中，我提到了長期注定理論和短期偶然理論都不能很好地解釋曆史，但是現在，我要做出進一步的闡釋。從長遠來看，在進化曆史的時標上，無論是長期注定理論還是短期偶然理論都無足輕重。15000年前，在冰河時期結束前，東方和西方的區分並沒有多大意義。從現在起的一個世紀後，東西方的區分再一次變得沒有意義。在這個中間時代，東西方的重要性隻是地理意義的副作用。這個時代隻是一個過渡時代。到那個時候——我認為這個時間處於2045～2103年之間——地理的意義將不再那麽重要。東西方時期隻是我們經曆的一個階段。
即使這個時期每一件事情的發生都以與現實不同的情形發生——如果鄭和真的到達了特諾奇蒂特蘭，如果出現的是新型的太平洋經濟而不是大西洋經濟，如果是中國而不是英國發生工業革命，如果是艾伯特到達北京而不是洛蒂到達巴爾莫勒爾堡——生物因素、社會因素以及地理因素的強大力量仍然會推動曆史像現在這樣發展。美洲（或者我們現在可以將其稱為“鄭和之地”）本將成為東方的一部分，而不是西方的核心地區；東方本可以統治世界，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由西方統治世界，但是世界依舊會越變越小，變成現在的“迷你型”。無論中美聯合體是否崩潰，21世紀早期的世界仍有可能繼續被中美聯合體共同統治，世界末日和奇點之間的競賽仍將繼續。東方和西方也將慢慢地失去它們的重要性。
這個結論並不令人驚訝。早在1889年，當時世界正從“大”世界變為“中等”世界，一個名叫拉迪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年輕詩人就已經能看清楚部分真相了。從前線回到倫敦不久，吉卜林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記錄了下來，取名為《東西方民謠》（the bad of east and west）。故事中講述了一個名為卡邁勒的邊境襲擊者的故事，他偷了一個英國上將的驢。上將的兒子跳上自己的馬，穿過沙漠追逐卡邁勒（“月亮低垂，馬蹄聲招來了黃昏，他騎的馬像一隻受傷的公牛，而這頭驢卻像一隻剛醒來的小鹿一樣”）。不過，故事的最後，這個英國人沒追上。卡邁勒進行了反擊，他舉起了來複槍。但是故事的結局皆大歡喜：這兩個人“互相看著對方的眼睛，他們發現彼此都沒有錯誤，大家都是上帝之子”。
詩的開頭是這樣的：啊，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它們永不交匯。人們常用這個開頭來說明19世紀西方那令人難以忍受的自滿。當然，這並不是吉卜林真正想要表達的。事實上他寫的是：
啊，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它們永不交匯，
直到地球和天空都站在了上帝的審判席上；
沒有東方和西方之分，也沒有邊界、種類和生命，
兩個巨人麵對麵站在一起，
雖然他們來自地球的兩端！
正如吉卜林看到的那樣，人們（真正的人類）是完全一樣的，是地理模糊了真相，要求我們走到世界的兩端去了解事情。但是在21世紀，社會的急速發展和世界的縮小使得我們無須這麽做。當我們超越了生物界限的時候，既沒有東西方之分，也沒有邊界、種類和生命。如果我們能夠長久地推遲世界末日的來臨，那麽東西方就可以交匯了。
我們可以做到嗎？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我們今天麵臨的挑戰與1000年前宋朝麵對的挑戰以及2000年前羅馬帝國所麵臨的挑戰最大的區別在於我們現在知道了很多牽涉其中的因素。不像羅馬和宋朝，我們的時代也許還沒得到它所需要的思想。
賈雷德·戴蒙德在他的著作《崩潰》（copse）的最後一頁提到，有兩種力量能夠解救地球於災難之中：考古學家（他們發現早期社會的錯誤）和電視節目（傳播考古學家的發現）。作為一個看過很多電視節目的考古學家，我非常讚同他的觀點，不過我還想增加一個救世主，那就是曆史。隻有曆史學家能夠將社會發展放在一起描述，隻有曆史學家能夠解釋人類之間的差別以及如何防止這些差別消滅我們。
我希望這本書在這一進程中能有所幫助。 <hr/>
[1] 中國已在2011年擁有自己的第一艘航空母艦。——編者注
在第三章末尾，埃比尼澤·斯克魯奇恐懼地盯著那塊銘記著“埃比尼澤·斯克魯奇”的墓碑。他緊緊地抓著聖誕未來之靈的手，拚命地問：“這些是表示未來一定會這麽發生，還是說未來可能會這麽發生？”
我想，我們不妨對圖12-1提出同樣的問題。圖12-1顯示，如果現在東西方社會發展的速度和20世紀時的發展速度一樣，那麽東方就會在2103年的時候再一次超過西方。但是，由於17世紀以來，社會發展的速度一直在加快，所以圖12-1隻是一個保守的估計。對這個圖最好的解釋就是最早要到2103年，西方統治的時代才可能結束。
東方現在的城市規模已經和西方一樣大了，並且中國和美國經濟總量（這也許是進行預測時最簡單的變量）的差距正在迅速縮小。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的戰略家們認為，到203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會趕上美國；高盛集團的銀行家們認為這會發生在2027年；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會計師們認為到2025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就會趕上美國；一些經濟學家，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甚至預測這會發生得更早（他們分別認為是2020年和2016年）。東方要在戰爭能力、信息技術以及能量獲取方麵趕超西方，需要更多的時間，但是我們完全可以認為2050年後，東方的社會發展會迅速地趕上西方。 <h5>圖12-1 亙古不變？如果現在東西方社會發展的速度和20世紀時的發展速度一樣，那麽西方就會在2103年結束統治地位</h5>
不過，還是有人心存懷疑。以上所有專家的預測都是在2006～2007年之間作出的，當時東方正處於金融危機的前夕，而這些銀行家、會計師和經濟學家並沒有預測到這場金融危機。我們應該知道，《聖誕頌歌》最關鍵的一點是，斯克魯奇的命運並不是板上釘釘的。斯克魯奇跟聖誕未來之靈保證道：“我不會忘記從過去、現在和未來得到的教訓。”然後，斯克魯奇果然在聖誕節早晨起床的時候，變了一個人。他身上的殺氣消散了，他的心從堅冰變成了熱情的火焰，最終這團火溫暖了整個城市，他成為這個城市最會過聖誕節的人。
和斯克魯奇一樣的西方是否能夠在21世紀重新改造自己，繼續保持領先？在本章中，我會給出一個令人驚訝的回答。
我在這本書中提到，預言家在試圖解釋西方得以統治世界的原因以及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麽時，最大的缺陷在於他們看得不夠遠。他們在向我們解釋曆史的時候，也隻是回顧了幾百年前的事情，這就像斯克魯奇單單通過與聖誕現在之靈對話來吸取教訓。
如果我們按照斯克魯奇的實際做法，牢記聖誕過去之靈的話，就能做得更好。或者我們可以模仿哈裏·謝頓，在研究銀河帝國的未來時，先了解它的千年曆史。像斯克魯奇和謝頓那樣，我們不僅僅要了解現有的趨勢將如何發展，還要了解這些趨勢是否會產生削弱它們的力量。我們需要考慮社會發展的悖論，了解後發優勢，並且預測地理因素將如何影響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發展將如何改變地理的意義。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就會發現，事情沒有那麽簡單。 中美共同體崩潰之後
人類生活的每個時代都非常有趣。
自2000年以來，作為世界核心的西方和邊緣的東方之間產生了一種非常奇怪的關係。在19世紀40年代，西方的核心區域就已經擴展到世界，把它的影響力覆蓋到世界的各個角落，並將原先獨立的東方核心變為西方的新邊緣地帶。它們之間的關係就像曆史上所有核心地區與邊緣地區之間的關係一樣，隻不過前者的規模更大一些。東方用自己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富裕的西方進行貿易。人們發現了後發優勢，日本進行了重建。到了20世紀60年代，東亞的一些國家進入了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市場，開始繁榮發展起來。1978年之後，中國等國家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市場也有更大的彈性。早期西方學者認為東方大量的貧困人口以及固執的知識分子是東方落後的因素，而現在這些看起來卻像是巨大的優勢。整個東方最終都開始了工業革命，東方的企業家們建起工廠，向西方（尤其是美國）銷售廉價的商品。
以上這些都不是特別新鮮的事，並且十多年以來一直發展得很好（除了那些試圖與廉價的亞洲商品進行競爭的西方人）。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生產商發現——就像其他邊緣國家的人們一樣——即使是最富有的核心地區也不能統購邊緣國家所能出口的一切商品。
東西關係變得不尋常的原因是在2000年後出現了新的解決辦法。雖然美國的人均收入幾乎是中國人均收入的10倍，中國還是能夠借錢給西方，讓他們持續買進東方的商品。中國常常把大量的經常項目盈餘投資於諸如美國長期國債這樣以美元標價的證券。中國購進幾千億美元，使得人民幣看起來比美元廉價，從而令中國的商品比西方商品便宜得多。
經濟學家意識到，這種關係相當於在一場婚姻中，一方負責存錢和投資，另一方則負責花錢，但是雙方誰也離不開誰。如果中國停止買入美元的話，美元就有可能崩潰，那麽中國持有的8000億美元就會貶值。另一方麵，如果美國人停止購買中國商品，那麽他們的生活水平就會下降，信用也沒有了。美國人一旦發起抵製活動，中國的企業就會陷入混亂之中，但是中國可以通過拋售美元、破壞美國的經濟來實施報複。
美國哈佛大學著名金融曆史學教授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學經濟史教授舒拉裏克（moritz schrick）將這個奇怪的關係稱為“中美共同體”，認為中美已經走入共生時代。但是，美國不能永遠通過向中國借錢來購買中國的商品。中美共同體大量的低息貸款使雙方的資產都出現了通貨膨脹，並且在2007年的時候，泡沫經濟開始崩潰。2008年，西方經濟直線下滑，導致其他國家經濟也出現下滑。到了2009年，13萬億美元的消費者財富化為烏有，中美共同體也出現了衰退局麵。
2010年早期，政府的迅速幹預似乎避免了重蹈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覆轍，但是中美共同體的崩潰還是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在東方，失業人口劇增，股票市場崩潰，2009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還不到2007年的一半。即便如此，中國在2009年7.5%的增長速度還是遠遠高於西方核心地區在最好時期的增長速度。中國需要5860億美元來刺激經濟，不過它至少還有足夠的儲備金來解決這個問題。
西方麵臨的情況則嚴重得多。美國在其現有的國債上又動用了7870億美元來刺激經濟，但是2009年，它的經濟還是下滑了2%。2009年夏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201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反彈到8.5%，而美國隻有0.8%。最令人恐懼的是，美國國會預算局預測，在2019年前，美國將無法還清它為刺激經濟所借的國債，到那個時候，美國的老齡化將使美國經濟進一步衰退。
2009年10月，世界20個經濟強國的首腦聚集在一起，商討解決危機的辦法，一句俏皮話開始流傳起來：“2009年，中國拯救了資本主義。”這句話有很大的真實性，1918年的情況可以拿來與2009年進行對比。當時，整個大西洋都麵臨著國家力量和財富的衰退——從歐洲原先的核心地區到美國新興的核心地區。2009年，整個太平洋也有可能發生同樣的衰退——從美國到繁榮發展的中國。中美共同體有可能隻是通往東方統治道路上的一個停靠點而已。
毫無疑問，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這個預測。一些專家指出，美國就像斯克魯奇一樣，已經多次徹底地改造了自己。關於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所經曆的經濟大蕭條以及20世紀70年代的通貨膨脹，已經有太多的批評聲，但是最後，美國的經濟得以反彈，分別在20世紀40年代和80年代的時候打敗了納粹和蘇聯。這些樂觀者堅稱，美國的企業家和科學家總能想出辦法，並且即使美國在2010年確實陷入了危機，它也能在2020年時超過中國。
其他一些專家則強調中國自身也存在著問題。最明顯的是，由於經濟的發展提高了人們的工資水平，中國正在失去一些後發優勢。在20世紀90年代，一些低端的製造工作開始從中國沿海轉移到內陸，現在正集體轉移到諸如越南這樣工資更低的國家。很多經濟學家認為這是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自然過程，但是有一些人認為，這意味著中國開始失去它的優勢了。
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人口是一個更大的挑戰。由於低出生率和遷移率，中國人口的平均年齡上升得比美國快，到2040年，中國經濟麵臨的老齡化問題要比美國嚴峻得多。中國自然資源的短缺也有可能減緩經濟的增長，城鄉之間的差距有可能進一步加大。隻要發生其中任何一件事情，就有可能出現動亂。
西方一群有影響力的學者認為，或許所有的這些猜測都不重要，因為它們都會被忽略。盡管在20世紀的時候，大西洋的財富和力量都經曆了衰退，但是2000年，西歐人還是比他們在歐洲帝國主義鼎盛時期的先輩富有得多，因為上升的資本主義浪潮推動了西方各國的發展。在21世紀，太平洋上的國家有可能會取得進一步的發展。我們在前麵就提到了安格斯·麥迪森，他認為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2020年的時候會超過美國，並且預測在2003～2030年之間，中國的人均收入會增長兩倍（人均收入18991美元）。他認為，美國的人均收入隻會上升50%，但是因為他們的起點很高，所以到2030年，美國人均收入將為58722美元，是中國的3倍。羅伯特·福格爾則更加樂觀，他認為中國的經濟會在2016年超過美國。他說，到204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會達到令人驚訝的85000美元——但是到那個時候，美國人均收入將達到107000美元。
其中，最樂觀的看法是記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所說的“平穩版本”，即東方的繁榮發展將使得東方西方化。到那時，詢問是否還是由西方繼續統治這個問題已毫無意義，因為整個世界都已變成了西方。1999年時，喬治·布什這樣說道：“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時機對我們非常有利。”
一些人認為，使現代全球經濟繁榮的唯一方式，就是要變得自由和民主——也就是說，要更像西方的核心地區。不過，那些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東方的西方學者卻不認同東方在有能力統治全球的時候文化也會變得西方化這一觀點。畢竟，美國取代歐洲成為西方核心國家的時候，它的文化和歐洲文化並不一樣。相反，歐洲人開始抱怨本國文化的美國化。
當中國的城市精英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美國主宰的全球經濟時，他們喜歡上了西方文化中的很多事物。他們脫下了中山裝，創辦了英語學校，甚至在故宮的星巴克裏喝著拿鐵咖啡。北京後海的昂貴酒吧裏擠滿了二十幾歲的年輕人，這些人就像紐約和倫敦股民一樣，手拿黑莓手機，關注股票行情。不過，問題是，當太平洋國家麵臨力量和財富衰退的時候，它們的西方化進程是否還會繼續。
馬丁·雅克卻不這麽認為。在他看來，隨著東方和南亞根據自己的需要，適應了工業主義、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我們已經看到了他所謂的“爭鳴的現代性”的發展。雅克認為，在21世紀上半葉，支離破碎的全球秩序將會代替西方統治，使得多種貨幣（美元、歐元以及人民幣）和經濟/軍事影響範圍（就像美國對歐洲、亞洲西南部和南亞的影響，以及中國對東亞和非洲的影響）都會受到各自文化傳統的統治（歐美文化、儒家思想等）。但是他預測，在21世紀下半葉，具體的數字將證明一切，中國將統治世界，世界將被東方化。
雅克通過總結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權力運用的方式推斷得出，21世紀末，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將與19～20世紀以西方為核心的世界有著巨大的差別。這個世界將會變得更加等級化，認為外國人就應該向東方進貢，而不是像西方理論那樣，覺得每一個國家和機構名義上都是平等的。這個世界也會變得非常偏執，會擯棄西方人主張的人類價值理論，中央集權論者也不能忍受人們對政治統治者權力的任何反對。在整個世界，人們會忘記過去歐美統治的輝煌成就。他們會學說普通話，而不是英語，他們會紀念鄭和，而不是哥倫布；他們會學習儒家思想而不是柏拉圖理論，並且他們會對中國的文藝複興人物沈括驚歎不已，而不是對達·芬奇感到讚歎。
一些戰略學家認為中國的全球統治會遵循儒家思想中的和平治國，不像西方那樣具有軍事侵略性。其他戰略家卻不這麽認為。不過，我們無法從中國的曆史中得到明確的答案。在中國曆史上，確實有一些統治者反對將戰爭作為政策工具（尤其是在貴族和官僚中），但是有更多的人崇尚武力，例如除宋朝以外的幾乎每個朝代的前幾任皇帝。那些自稱“現實主義者”的國家關係理論家們普遍認為，自朝鮮戰爭以來，中國的謹慎與其說是由於儒家思想，還不如說是由於自身的缺點造成的。自2006年以來，中國的軍事開支每年至少增加16%，其目標是要在21世紀20年代趕上美國。或許可以說，東方要在21世紀統治世界，其過程可能會比19～20世紀的西方更加血腥。
這就是我們的未來。也許會有偉大的人物幫助美國，幫助西方多統治幾代；也許會有一群愚笨之人暫時阻撓中國的崛起；也許東方會被西方化，或者西方將被東方化；也許我們會共同生活在地球村裏，或者我們會陷入文明的衝突裏；也許每一個人都會變得更加富有；也許我們會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灰飛煙滅。
這種自相矛盾的預測隻會讓人想起我在第四章提到的盲人摸象的故事，故事中的每一個人都認為自己摸到的是真正的大象。我在本書中提到，唯一可以解釋西方統治地位的方式是利用社會發展指數進行說明。我現在想要證明，用同一種方法也能幫助我們了解100年後的世界是什麽樣子的。 擁有1.4億人口的城市：未來的社會發展速度會讓你瞠目結舌
我們再來看看圖12-1，尤其注意2103年，東西方交匯的這個點。到那個時候，社會發展指數會超過5000分。
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在冰河時期末期到2000年間的14000年裏，社會發展指數上升了900分。根據圖12-1，在接下來的100年裏，社會發展指數還將上升4000分。900分把我們從阿爾塔米拉岩窟的石洞壁畫帶到了原子彈時期，那麽另外4000分會把我們帶到哪裏？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問題。隻有了解當社會發展指數達到5000分時世界會是怎樣的，我們才能了解中美共同體崩潰之後將會發生什麽。
經濟學家傑裏米·裏夫金（jeremy rifkin）在2000年的一次訪談中提到：“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我們的生活方式將比過去的幾千年麵臨著更為根本的變革。”或許，這聽起來有點極端，但是如果圖12-1確實顯示了未來的輪廓，那麽裏夫金的預測實際上卻是過於保守了。根據圖12-1，在2000～2050年之間，社會發展速度將是過去14000年的發展速度的兩倍；到2103年，發展速度還將翻倍。這真是對曆史的極大諷刺！
之前提到的所有預言在此刻全部破滅。根據現在對未來的所有推斷，我們得出意料之中的結果，即未來和現在基本一樣，除了中國會變得更加富有。如果我們把整個曆史都置於這個問題之上——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和聖誕過去之靈對話的話——我們將不得不承認接下來的社會發展速度將史無前例。
5000分的社會發展指數所蘊涵的意義令人瞠目結舌。如果我們假設能源獲取、社會組織、信息技術和戰爭能力到2013年在社會發展指數中占的比例和2000年大致相同，那麽一個世紀後，就會出現擁有1.4億人口的大城市（相當於將東京、墨西哥城、紐約、聖保羅、孟買、德裏和上海合並為一個城市），每天的人均能量消耗將會達到130萬千卡。
戰爭能力的5倍增長則更加難以想象。我們有大量的武器，足以摧毀這個世界好幾次。21世紀，我們不再是簡單地增加核導彈、炸彈以及槍支的數量，相反，21世紀的科技會使武器變得無用，就像坦克使得騎兵失去作用一樣。美國科學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致力於開發反彈道導彈，諸如《星球大戰》裏的情形肯定會變為現實。機器人將為我們作戰，網絡戰爭將會變得極其重要。納米技術會把日常材料變為堅硬的盾牌和極具殺傷力的武器，並且每一種新的進攻形式都會帶來同樣高端的防衛形式。
不過，最令人難以置信的，還是圖12-1暗示的信息技術的變化。20世紀把我們從錄音機和電話時代帶到了網絡時代，21世紀使發達國家的人們更容易得到世界上的所有信息，我們的大腦就像（或者說變成了）一台大型的計算機，其計算能力遠遠超過了我們這個時代所有大腦和機器的計算能力。
當然，所有的這些聽起來都不大可能。擁有1.4億人口的城市根本無法運作。這個世界也沒有足夠的石油、煤炭、天然氣和鈾來滿足人均能量消耗達130萬千卡的幾十億人口。納米技術、計算機以及機器人戰爭會把我們全都消滅。我們的大腦會與計算機結合——我們將不再是人類。
我想，這就是圖12-1最為重要，也最令人擔憂的暗示。
在本書中，我主要提到了兩個觀點：第一，生物因素、社會因素以及地理因素共同解釋了社會發展的曆史，其中生物因素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社會因素顯示了社會如何發展，地理因素則決定了哪裏的社會發展（或者倒退）得最快；第二，雖然地理因素決定了哪裏的社會發展或者倒退，但社會發展也決定了地理因素的意義。我現在準備對此做出進一步的闡釋。21世紀的社會發展指數上升得如此之快也將改變生物因素和社會因素的意義。我們正接近曆史上最大的斷層。
雷·庫茲韋爾（ray kurzweil）是一名發明家，也是一名未來主義者，他將此稱為“奇點”——“在未來時代，科技將會迅速發生變化，產生的影響也極其深遠……科技以飛快的速度發展著”。其觀點的基礎之一就是摩爾定律。摩爾定律是由英特爾創始人之一戈登·摩爾提出來的。其內容為：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約每隔18個月便會增加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而價格將降低一半。40年前，龐大的計算機每秒運行幾千萬次運算，要花幾百萬美元，而我現在使用的小型電腦，隻需要花費幾千美元，每秒能夠運行幾十億次運算——在性價比方麵提高了10倍，或者說每18個月就翻一番，就像摩爾預測的那樣。
庫茲韋爾認為，如果這種趨勢繼續的話，到2030年左右，計算機就能夠運行可以複製10000萬兆電子信號的程序，即人類大腦220億個神經細胞每秒發出的信號數量。它們能夠存儲一般大腦所能存儲的10兆記憶。到那個時候，掃描技術將能夠精確地描繪出人腦中的每一個神經細胞——技術擁護者們認為，這意味著我們能夠將真實的人類思想上傳到機器中。庫茲韋爾認為，到2045年左右，計算機就能夠解析世界上的所有思想，從而有效地將碳基生物和矽基生物融合成一個單一的全球意識。這就是奇點——我們將超越於生物之上，進化成一個比人類更為先進的全新物種。
人們對庫茲韋爾充滿激情的想法褒貶不一，有人覺得他的想法非常可笑，有人則對他的想法充滿了敬佩之情。就像在他之前的所有預言家一樣，他所犯的錯誤可能遠遠大於他做對的事。但是，庫茲韋爾的所謂“來自懷疑的批判”毫無疑問是非常正確的，即不相信這麽奇怪的事居然會發生。正如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理查德·斯莫利（richard smalley）常說的那樣：“當科學家說某件事是可能的時候，他們很可能低估了事情發生所需的時間；但是，當他們說不可能的時候，他們很可能錯了。”人類正踉踉蹌蹌地邁向某種奇點，政府和軍隊也正認真對待奇點，並對此製訂計劃。
也許，我們已經看到了變化。我曾在第十章中指出，工業革命使人類的意義發生了比農業革命時更為巨大的變化。縱觀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飲食的改善使得人們的壽命變為原來的兩倍，身高也比人類的祖先高了6英寸左右。現在婦女花在生育和撫養孩子上的時間也更多了，而且與早期相比，很少有嬰兒夭折了。在一些最富裕的國家，醫生們似乎能夠創造奇跡——他們能讓我們保持年輕（2008年，在美國有500萬例肉毒杆菌手術），可以控製我們的情緒（每10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服用百憂解）並加強從軟骨到陰莖的一切功能（2005年，美國醫生開出了1700萬份偉哥、犀利士和樂威壯等處方）。我想，古代那些年老的皇帝會認為這些紫色的小藥丸和庫茲韋爾的奇點一樣奇妙。
21世紀的基因研究更大程度上改變了人類，修正了我們細胞中的複製錯誤，並且在我們的器官出現問題時培育出新的器官。一些科學家認為我們正接近“部分的永生”：就像亞伯拉罕·林肯的著名斧頭（這把斧頭換了三次把手、兩次刀刃）那樣，我們身上的每一個部分都可以被更新，從而獲得永生。
那麽為什麽要局限於修複已經壞掉的那些呢？你也許記得20世紀70年代的電視連續劇《無敵金剛》（the six million dor man）。電視一開始，就出現一位名為史蒂夫·奧斯汀（由李·梅傑斯扮演）的飛行員。他在一次空難中失去了一條胳膊、一隻眼睛和兩條腿。這時響起了畫外音，說道：“我們可以改造他——因為我們有科技。”奧斯汀馬上就變成了一個仿生人，他跑得比汽車快，手臂上帶著蓋革計數器，眼裏裝著變焦透鏡，並且最後還出現了一個仿生女友（即林賽·瓦格納）。
過了30年，運動員都變成仿生的了。2005年，高爾夫球手老虎·伍茲做了眼科手術後，他的視力變得比過去更好了；2008年，國際田徑聯合會臨時禁止短跑運動員奧斯卡·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參加殘奧會，因為他的假腿似乎比那些真腿跑得快得多。
到了21世紀20年代，發達核心地區的中年人可能會比他們年輕時視力更好，跑得更快，樣貌更好看。但是他們沒有下一代那樣犀利的眼神、敏捷的身手和漂亮的外表。基因測試使得人們能夠選擇打掉畸形胎兒，並且，由於我們能夠更好地控製某種基因，父母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設計嬰兒。一些人可能要問，如果你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嬰兒類型，那麽為什麽還需要自然的基因呢？
有人對此做出回答，這是因為優生學——無論是受到像希特勒這樣的種族狂熱者還是消費者的驅動——是不道德的。同時，優生學也是危險的。生物學家喜歡說“進化比你聰明”，有一天我們或許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因為我們試圖通過去除自己的愚蠢、醜陋、肥胖和懶惰等特質來超越自然。批評者們認為，所有這些關於超越生物的想法，隻是因為我們想扮演上帝的角色——據說，克雷格·文特爾（craig venter）這位率先給人類染色體排序的科學家對此給出了這樣的回答：“我們不是扮演上帝，我們就是上帝。”
爭論還在繼續，但是，我認為我們的時代——正如我們之前的那些時代——最後會得到它所需要的思想。一萬年前，一些人可能會擔憂種植小麥、馴養羊群是不符合自然規律的；200年前，肯定有人對蒸汽機抱有同樣的想法。那些抱有疑慮思想並能掌控自己的人才能獲得發展，反之，則不能。將治療性克隆、美容以及延長壽命宣布為不合法的做法聽起來不太可行，而禁止對自然界的軍事利用聽起來更加不可行。
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是研究如何改變人類項目的最大讚助者之一。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正是該機構給我們帶來了互聯網（當時被稱為阿帕網）。現在它的大腦界麵項目正在研究分子大小的計算機，利用酶以及dna分子，而不是矽，植入士兵的大腦中。2002年誕生了第一台分子計算機，2004年產生了更加先進的計算機幫助治療癌症。不過，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希望通過提高士兵的染色體接合速度、增加記憶容量甚至提供無線網絡連接，讓士兵也具備計算機的一些優點。同時，該機構用類似的方法進行“無聲通話項目”。在開口說話前，人腦首先把語言信息轉換成神經信號。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希望通過對這些神經信號的分析，使士兵在戰場上實現無聲通信。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一份報告指出，這樣的“網絡傳心術”將在21世紀20年代成為現實。
庫茲韋爾關於奇點的最後一個看法是，能夠複製生物大腦運轉的計算機將發展得越來越快。2007年4月，ibm的研究者將藍色基因/l超級計算機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平行皮層模擬器，這個模擬器能夠運行一個模擬老鼠大腦功能的程序。這個程序隻有老鼠大腦的一半那麽複雜，運行速度也隻有老鼠的1/10，但是同年9月，這個實驗室已經能夠模擬更大、更複雜的老鼠大腦。
當然，老鼠的大腦遠遠不能與人腦相比。實際上，這個實驗室的研究人員估計，如果要模擬人腦，需要比現在強大400倍的電腦，而憑借2007年的科技水平是無法達到能源、冷卻以及空間方麵的要求的。不過在2008年的時候，計算機的成本已經大幅下降了。ibm預測，藍色基因/q超級電腦將在2011年得以運行，並且至少能夠實現1/4的目標。更加野心勃勃的小鷹項目連接起上千台藍色基因超級電腦，能夠在21世紀20年代的時候更加接近目標。
如果有人堅持認為到2045年的時候，這些就相當於庫茲韋爾的奇點，那就顯得輕率了。不過，要是否認我們正在接近一個巨大的斷層，則會顯得更加輕率。無論我們把目光投向哪裏，科學家們都正在打破生物的界限。克雷格·文特爾的實驗室已經利用單純的化學物合成了單一的細胞染色體。在這本書出版的時候，即2010年下半年，他們可能已經將人工染色體移植到細胞中，產生了地球上第一個合成的自我繁殖的有機體。基因學甚至有著自己的摩爾定律和卡爾森曲線：1995～2009年間，合成dna的成本從每個堿基對1美元降到了不足0.1美分。一些基因學家認為，到2020年，創造出全新的有機體將變得非常普遍。雖然我們很難接受這個想法，但是最近幾個世紀的發展趨勢使人類存在的意義發生了變化，有可能實現社會發展指數5000分所要求的大規模城市、巨大的能量儲備、具有殺傷力的武器以及科幻式的信息技術。
本書大量提到了社會的發展，講述了很多早期人類麵臨的主要問題。人類的進化消滅了早期猿人，農業的出現使狩獵采集者所麵臨的緊要問題變得不再重要，同樣，城市和國家的興起使史前人類擔憂的問題變得不再重要。草原通道的關閉以及海洋路線的開通結束了限製東方兩千年發展的不利因素，工業革命使以前所有的問題都顯得無足輕重。
這些變革正在加快步伐，每一次變革都使社會發展的程度更深、速度更快。如果社會發展正如圖12-1預測的那樣，在21世紀的時候，確實上升4000分，那麽這次正在進行的革命將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很多未來學家都認為，這次變革的核心在於將遺傳學、機器人技術、納米技術以及計算機科學的變革都結合起來，它所產生的影響將會推翻我們已知的大部分知識。
但是，雖然圖12-1清楚地顯示了東方的社會發展指數高於西方，但你可能已經注意到了我在這個部分引用的每一個例子——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ibm、《無敵金剛》——都是發生在美國人身上的。東方的科學家對新技術的研發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例如，日本和韓國的機器人技術都很先進），但是目前為止，這些變革主要還是發生在西方。這意味著那些認為美國將會經曆衰退而中國將會崛起的專家們是錯誤的：如果美國對新科技的主導像兩個世紀前英國對工業技術的主導一樣，那麽基因/納米/計算機革命將會比工業革命產生更加重大的影響，將更多的財富和力量轉移到西方。
另一方麵，財富潛在地從西方轉移到東方意味著美國現在的統治隻是20世紀末遺留下來的，意味著到21世紀20年代，這些巨大進步將會發生在東方的實驗室裏。中國正投入大量的資金吸引本國最好的科學家從美國回來，也許，在21世紀40年代，將是聯想而不是ibm的主機引起世界的關注，因此圖12-1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的真實性。
或許，這個奇點會使“東方”和“西方”這兩個存在了1萬年的概念變得毫無意義。它不是改變了地理，而是廢除了地理。人類和機器的結合意味著出現了新的獲取和使用能源的方式、新的共處方式、新的作戰方式以及新的溝通方式。這意味著新的工作方式、思考方式、關愛方式以及微笑方式，也意味著新的出生方式、衰老方式以及死亡方式，這甚至還意味著所有這些事情的終止以及我們大腦所不能想象的新世界的誕生。
所有的這些事情都有可能成為現實。
當然，除非有什麽事阻止了它們的發生。 最糟糕的情形：什麽可以讓世界毀滅
2006年年末，我和妻子受邀參加斯坦福大學的一個會議，主題是“危機中的世界”。這次會議明星薈萃，其中一些還是世界上一流的決策者。這天明媚陽光暖洋洋地灑在我們身上。股票市場、房價、工作以及消費者信心指數始終都是我們談論的焦點。當時還是美國的早晨。
在吃早飯時，我們從國防部前秘書長那裏得知了我們所麵臨的各種威脅，包括核威脅、生物威脅以及恐怖分子的威脅。吃午餐時，我們了解到了現在環境惡化的驚人程度以及國際安全麵臨的巨大風險，同時，我們還知道了全球性的瘟疫幾乎不可避免。所有的事情都在惡化。我們聽到越來越多令人沮喪的消息，聽著專家們報告一個個正在逼近的災難。會議舉辦得非常成功，但是，晚餐結束後，當主講人宣布我們在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中失敗的時候，聽眾幾乎沒有任何反應。
那天聽到那麽多令人絕望的消息後，我開始思考（說得委婉些）。在公元1世紀以及公元1000年後，社會發展達到了一個極限，並且社會發展本身產生了使東方社會崩潰的破壞力。我們現在是否在討論一個新的極限，大約在1000分左右？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天啟騎士們是否正在比我們更快地接近奇點？
那五個熟悉的因素——氣候變化、饑荒、國家崩潰、遷移以及疾病——似乎全都回來了。首先，全球變暖或許最能夠說明社會發展的悖論，從1800年起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化石燃料向空氣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從而令大氣層吸收了大量的熱量。我們的塑料玩具和冰箱將整個世界變成了一個溫室。自1850年來，平均氣溫已經上升了1華氏度，其中最近30年上升得最為明顯，溫度計裏的水銀不斷上升。
過去，較高的溫度往往意味著農業收成更好，社會發展更快（如羅馬時期和中世紀暖期），但是，這一次的情況卻不相同。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2007年表示“極端氣候的變化頻率和強度，以及海平麵的變化，大多都對自然界以及人類產生了負麵的影響……全球變暖會產生突然且不可逆轉的影響”。這些說法已經比較委婉了，這份報告中的注釋說明更令人驚慌。
冰蓋中的氣泡表明，在過去的65萬年裏，二氧化碳的濃度一直在提高，從冰河時期的180ppm（百萬分比濃度）上升到溫暖的間冰期時期的290ppm。到了1958年，二氧化碳的濃度突破了300ppm。到了2009年夏天，這個數字達到了387ppm。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預計，如果目前的趨勢沒有得到遏製的話，到2050年，這個數字將會達到550ppm——比過去的2400萬年中的任何時刻都要高——平均溫度將會上升5華氏度。如果能量攝取正如圖12-1顯示的那樣保持持續增長的話，整個世界就會變得更熱，而且變熱的速度會更快。
即使我們停止排放溫室氣體，空氣中已經包含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氣溫還將繼續上升。我們已經使大氣層的化學成分發生了改變。無論我們現在采取什麽措施，北極都將融化。根據一些保守估計，例如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估計，到2100年，冰蓋將全部融化；最激進的學者認為，到2013年，兩極在夏天時冰蓋將全部融化。大多數科學家認為這將發生在2040年左右。
隨著兩極的融化，海平麵將上升。現在的海平麵已經比1900年時足足高了5英寸。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預計，到2100年，海平麵將繼續上升兩英尺。關於兩極融化最為恐怖的預測是，屆時海平麵將上升50英尺，淹沒地球上數百萬平方英裏最好的農田以及最富裕的城市。地球在以超乎我們想象的速度迅速縮小。
但是，即使冰塊融化成冰冷的水，由於海洋從大氣層中吸收熱量，它們的溫度仍然會變得越來越高，並且由於現在海洋冬天的溫度沒有以前那麽低，颶風持續的時間將會更長，也將更加猛烈；潮濕的地方會變得更加潮濕，也會發生更加猛烈的風暴和洪災；幹燥的地方會變得更加幹燥，也會發生更多的森林火災和沙塵暴。
全球變暖對我們中的很多人產生了影響，給我們敲響了警鍾。我個人在2008年的時候就受到了全球變暖的影響。早在加利福尼亞州火災季節前，我們的房子就已經被充滿灰塵的空氣包圍了。天空變成了橘紅色，消防直升機的旋翼淹沒了我們的聲音。我們在下雨之前在房子周圍挖了一條防火道，真是千鈞一發。或許，我應該說，雨終於下了：現在美國西部的火災季節持續的時間比20世紀70年代持續的時間要長78天，是30年前的5倍。消防隊員認為，以後還會更糟。
所有這些都屬於記者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說的“我們所知道的可怕事物”。不過，他認為，“更可怕的，是我們所不知道的事”。弗裏德曼解釋道，這是因為，我們所麵臨的並不是全球變暖，而是“全球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是非線性的：一切事物都與其他事物緊密相關，以異常複雜的方式進行反饋。當地球環境發生突然且不可逆的變化時，就會出現臨界點，但是我們不知道這些臨界點在哪裏，或者說當我們達到這些臨界點時，會發生什麽。
最恐怖的事情是，我們不知道人類該如何應對。就像過去發生的所有氣候變化一樣，這次的氣候變化也不會直接導致地球崩潰。2006年，英國的《斯特恩報告》估計，如果我們在2100年前，繼續像現在這樣破壞環境的話，氣候變化將會使全球經濟產量在現在的基礎上下降20%——這個前景令人沮喪，但是我們知道這並不代表著世界末日。並且即使最可怕的預測真的實現了，即溫度上升了10華氏度，人類也能夠應對。我們真正應該擔憂的不是天氣本身，而是2100年前人類對氣候變化的反應將會造成更多的災難。
最明顯的災難就是饑荒。綠色革命也許是20世紀最偉大的成就，它使糧食產量增加的速度比人口增加的速度更快。在2000年前，事情看起來似乎是如果我們能夠遏製獨裁者和軍閥的邪惡和愚蠢，我們就能消滅饑餓。但是10年後，這看起來不太可能。社會發展的悖論再一次發生了作用。隨著人們財富的增加，農民們用越來越廉價的穀物飼養動物，這樣我們能夠吃到昂貴的肉食；越來越多的農田開始產出生物燃料，這樣我們開車的時候就不用耗油了。結果是：在2006～2008年期間，主食的價格上升了1～2倍，非洲和亞洲饑餓的人群發生了暴動。2009年，史無前例的穀物大豐收（23億噸）以及金融危機使得價格下降，但是到2050年，世界人口將會達到90億，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預測，價格會波動得更加劇烈，食物也會變得更加緊缺。
21世紀，地理因素將繼續對東西方產生不同的影響。全球變暖將提高農作物在寒冷地區的產量，如俄羅斯和加拿大等大國，但是將會對非洲及亞洲的國家產生相當大的負麵影響，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將從非洲延伸到亞洲的一條線稱為“不穩定的弧形帶”。世界上大部分的貧困人口都生活在這條弧形帶上，而且農作物產量下降會潛在地釋放三大天啟騎士。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估計，在2008～2025年之間，麵臨食物或者水資源短缺的人口數量將由6億上升到14億，並且其中大部分生活在這條弧形帶上。《斯特恩報告》總結道，到2050年，饑荒以及幹旱將產生兩億“氣候移民”——是2008年全球移民總和的5倍。
西方核心地區的大部分人已經將移民視為一個威脅，雖然3個世紀前草原通道的關閉使得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而不是社會發展的威脅。2006年，蓋洛普民意測驗指出，美國人認為移民是美國的第二大嚴重問題（僅次於伊拉克戰爭）。對很多人來說，墨西哥人走私毒品、爭搶工作崗位所帶來的威脅超過了所有利益。對歐洲人來說，他們對恐怖分子的恐懼也同樣巨大。在美國和歐洲，本土主義者認為新來的定居者難以同化。
全球變暖甚至可能使反對移民的激進主義者的恐懼在21世紀20年代成為現實。成千上百萬的饑餓者、憤怒者以及絕望者都將逃離伊斯蘭世界，前往歐洲以及美國。人口遷移的影響將使得曆史上的一切事物都相形見絀，再次產生過去草原通道上的各種問題。
疾病，作為天啟騎士之一，可能成為這些問題之一。在公元2世紀以及14世紀，移民者在穿過草原的同時也傳播了瘟疫，20世紀最嚴重的流行病——1918年的h1n1流感——在美國和歐洲的士兵間傳播。h1n1在一年內殺死的人——可能有5000萬——比黑死病一個世紀內殺死的人還要多，是過去30年艾滋病導致死亡人數的2～3倍。
空中旅行使得疾病更加難以控製。自1959年非洲出現艾滋病毒後，20世紀80年代四大洲爆發了艾滋病；2003年，非典病毒（sars）在中國東部變異後，數周內就傳播到了37個國家。基因學家在31天內對這個病毒的dna進行排序（給艾滋病毒排序則花了15年），國際上的迅速反應將其扼殺在了搖籃中。但是，到2009年，當流行病學家辨別出所謂的豬流感時（被稱為“新型h1n1”，從而與1918年的流感進行區分），豬流感已經傳播得太廣，難以控製了。
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如果豬流感或者任何其他類似的流感像1957年的h2n2病毒那樣——殺死了100萬～200萬人口——具有殺傷力的話，豬流感將殺死200萬～740萬人口；如果豬流感的致命性像1918年的流感那樣，那麽將會導致2億人口死亡。當今世界比1918年時做了更好的準備，但是即使死亡人數隻是當時的1/10，也會產生短期的經濟衰退，這將使2007～2009年間的經濟危機看起來微不足道。世界銀行估計，一場流行病將會使世界經濟產量減少5%。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官網上，《流感：你需要知道的10件事》（ten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pandemic influenza）中列出的一些預測更令人恐懼： <blockquote>
·世界可能馬上就會發生另一場流行病。 </blockquote> <blockquote>
·所有的國家都會受到波及。 </blockquote> <blockquote>
·藥材供應將會短缺。 </blockquote> <blockquote>
·將會發生大規模的死亡事件。 </blockquote> <blockquote>
·經濟和社會將會受到巨大破壞。 </blockquote>
當四大天啟騎士——氣候變化、饑荒、遷移以及疾病相繼發生時，它們就會互相作用，從而釋放第五大天啟騎士：國家的崩潰。世界上一些最不穩定的政權正好位於不穩定的弧形帶上。並且，隨著壓力的增加，一些政權有可能像阿富汗或者索馬裏那樣完全崩潰，增加人民的痛苦，為恐怖分子提供更多的避難所。如果這些核心地區繼續不穩定的話，它們的經濟就會完全受到弧形帶資源的限製，那麽我們就有可能陷入最糟糕的情形。
早在1943年，當美國軍隊進入波斯灣時，他們就了解了這個核心問題。報告指出：“這個地區的石油是有史以來最了不起的獎品。”西方核心地區的發達國家不久就將它們的宏偉戰略定位在了海灣石油上。20世紀50年代，當西歐的力量衰退的時候，美國開始介入，秘密或者公開地幫助盟國，對抗敵國，保持自己能夠自由進入弧形帶的權利。蘇維埃政權雖然沒有那麽依賴海灣石油，但是它也一樣積極地進行幹預，目的是不讓美國從中獲利。20世紀90年代，當蘇聯解體的時候，中國對石油的依賴（自2000年以來，中國對石油的需求占了全球石油需求的40%）使其不得不也加入這場大博弈中。
中國對資源（大豆、鐵、銅、鈷、木材、天然氣以及石油）的渴望，意味著在21世紀初它與西方在不穩定的弧形帶將會產生不斷的衝突。中國的外交官強調中國是“和平崛起”（還有人低調地稱之為“和平發展”），但是西方對此產生的焦慮在20世紀90年代起就逐步增加。根據2005年的一份民意調查，54%的美國人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對世界和平的一種威脅”；2007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認為中國是全球穩定的第二大威脅，僅次於伊朗。
1914年，當歐洲的大國們還在努力應對巴爾幹半島上的奧斯曼帝國時，塞爾維亞的黑手黨隻需要一把手槍就能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2008年，美國的一個委員會總結道：“2013年年底前，恐怖分子很有可能會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用於世界的某個角落。”大國們現在正努力應對不穩定弧形帶上的複雜情況，我們無法想象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基地組織將會做出怎樣的舉動。
這條弧形帶上存在的問題比一個世紀前巴爾幹半島的問題還要可怕得多，因為這些問題隨時有可能引發核戰爭。自1970年左右，以色列已經建立起大型軍火庫；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對原子彈進行了試驗；自2005年以來，歐盟和美國就一直譴責伊朗試圖製造原子彈的做法。大多數國際觀察員認為，在21世紀第二個10年的某個時刻，伊朗就能夠製造核武器了。這將促使半數伊斯蘭國家尋求核威懾力量。以色列預測伊朗在2011年的時候已能夠用核武器武裝自己，但是以色列不會讓伊朗實現。以色列的戰機已經摧毀了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核反應堆，並且如果伊朗不停止製造原子彈的話，以色列也會對其發動進攻。
在不穩定弧形帶上，美國在其最親密的盟友和最厭惡的敵人之間，無法就核衝突問題保持中立。也許，俄羅斯和中國也不能保持中立。俄羅斯和中國都對伊朗製造核武器的野心予以譴責，但是它們卻讓伊朗參加上海合作組織——這個組織的目的是遏製美國在中亞的勢力。
當然，如果東西方爆發全麵戰爭的話，將是人類的浩劫。對中國來說，這可能會導致自我毀滅：美國的核彈頭數量是中國的20倍，美國能到達中國的核彈頭數量也許是中國能到達美國的核彈頭數量的100倍。中國在2010年1月進行了反彈道導彈試驗，但是它的水平還是遠遠落後於美國。美國有11艘航空母艦，而中國一艘也沒有[1]，並且美國的軍事科技力量遠遠領先於中國。
即便如此，就算美國贏得戰爭，它所麵臨的情況也將和戰敗一樣糟糕。即使是一個小規模的衝突，也有可能導致可怕的代價。如果中美共同體突然分裂，這對雙方來說都意味著金融災難。核戰爭的結果更加可怕，它將把美國西海岸以及中國的大部分地區變成一片放射性廢墟，殺死上千萬人口，使全球經濟陷入混亂。最糟糕的是，中美戰爭很容易就會把俄羅斯牽扯其中，而俄羅斯現在仍然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軍火庫。
不管我們站在什麽角度，發動全麵戰爭都是瘋狂的舉動。幸運的是，一大批專業文獻向我們說明了在全球化的今天，發動全麵戰爭是不可能的。一位專家說道：“沒有什麽自然力量能夠忽視貸款的力量。”另一位專家認為：“國際資金流動是全球和平的最大保證。”還有一位專家則認為戰爭“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錢，嚴重阻礙了貿易，所以戰爭之後，將是貸款和產業的全麵崩潰”，這意味著“全麵的損耗和貧困，工業和貿易將被摧毀，資本的力量也受到重創”。
這令人欣慰——除了這些專家沒有談及21世紀初中美可能會發生衝突。1910～1914年間，所有的專家都認為現代國家在貿易和金融上聯係緊密，因此歐洲完全不可能發生大國之間的戰爭。但是還是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也許各國的政治家們能將我們從一個個懸崖邊上拉回，也許我們能在30年或者50年內避免核戰爭，但是我們要認真想想，我們是否能夠保證恐怖分子以及圖謀不軌的國家永遠都得不到核武器？或者我們能否遏製每一個統治者發動核戰爭的念頭？即使我們把核武器增長速度限製在現有的速度上，到2060年，也將會有接近20個核大國，其中一些還處在不穩定弧形帶上。
每一年我們都要避免天啟騎士不斷帶來的威脅。資源壓力將會增加，新的疾病將會進化，核武器將會激增，並且——最為嚴重的是——世界氣候變化難以預測。那些認為我們可以永遠成功應對各種危機的想法未免過於樂觀了。
我們似乎在接近一個新的極限。在公元1世紀，當羅馬達到極限的時候，人們麵臨著兩種可能的結果：一種情況是他們找到解決的辦法，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將會向前發展；另一種情況是他們找不到解決的方法，這時，天啟騎士就會令社會崩潰。羅馬的崩潰帶來了6個世紀的衰退，使西方社會發展下降了超過1/3。11世紀，中國的宋朝也達到同樣的極限，它也沒能找到解決辦法，於是東方的社會發展程度在1200～1400年間下降了近1/6。
在21世紀，我們達到了新的極限。我們麵臨著相同的選擇，但是情況卻更加嚴峻。當羅馬和宋朝無法找到解決辦法時，它們在崩潰前至少還有幾個世紀的衰退，但是我們就沒那麽幸運了。我們的未來充滿了各種可能性，但是最大的可能性是我們將走向毀滅。
對於西方統治來說，奇點的意義飽受爭議，不過毀滅帶來的後果則更加明確。1949年，愛因斯坦告訴一名記者：“我不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戰將使用何種武器，但是我知道在第四次世界大戰中他們的武器——就是石頭。”在末日之後，沒有人能夠進行統治。 接下來的40年非常重要：世界末日真的會來臨？
通過與聖誕過去之靈對話，我們得到了令人驚恐的結論：21世紀將有一場激烈的賽跑。在一條跑道上，是奇點；在另一條跑道上，則是末日。二者必將決出勝負。我們要麽馬上（也許在2050年前）就會開始一場比工業革命影響還要深遠的變革——這場變革使我們現在麵臨的一切問題都無足輕重，要麽就會蹣跚地走向前所未有的崩潰。我們難以知道妥協是否會起作用，即每一個人都變得更富有，中國漸漸地超過西方，事情就像過去那樣發展著。
這意味著接下來的40年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應該采取以下行動來阻止末日的到來。首先，我們要避免全麵的核戰爭。要避免全麵的核戰爭，就需要大國削減它們的核軍火庫。矛盾的是，追求全麵裁軍可能更加危險，因為核武器已經被製造出來了。大國們隨時可能迅速地製造核彈，並且那些真正的破壞者——恐怖分子以及圖謀不軌的國家統治者——會忽視所有的協議。在未來的30～40年間，核武器激增將會增加爆發核戰爭的風險，最穩定的局勢是，大國們有足夠的核武器阻止進攻卻沒有足夠的武器毀滅所有人。
原先的核大國——美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和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在“二戰”期間，集數學家、和平主義者以及氣象學家（他後來意識到天氣研究對空軍的重要性後，就不再研究氣象了）身份為一身的劉易斯·弗賴伊·理查森（lewis fry richardson）得出一個著名的結論，即2000年前，爆發核戰爭的可能性有15%～20%。不過，在2008年，能源科學家瓦茨拉夫·斯米爾（vav smil）作出了樂觀的預測，他認為2050年前，發生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規模的戰爭的可能性遠低於1%。2010年1月，《原子科學家通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刊載的一篇名為《末日的時鍾》（doomsday clock）的文章提到，我們已經非常接近末日了。
其次，我們要減緩世界氣候變化的速度。在這點上，事情進展得沒有那麽順利。1997年，世界各國領導者齊聚東京，試圖找出解決辦法，他們達成協議，到2012年的時候，本國溫室氣體的排放要比他們在1990年的排放量降低5.2%。但是，這個減排責任主要落在了西方發達國家身上，並且美國——20世紀90年代世界最大的環境汙染國——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在很多評論家看來（正如一位印度官員所說的那樣），這就像是“身材肥胖的人要求那些體型瘦弱的人節食”。但是，美國的決策者提出，隻有印度和中國（中國在2006年的時候取代了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也減排，溫室氣體的排放才能得到控製。
2008年之前，美國和中國都在努力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它們還缺少達成廣泛協議所需的政治意願。《斯特恩報告》的作者們預測，在2050年前，將二氧化碳濃度控製在450ppm以內從而避免災難所需要的科學技術、森林保護等需要花費一萬億美元。但將這個代價與什麽措施都不采取所導致的後果相比，也就顯得微不足道了。然而，2007～2009年的經濟危機後，很多國家的金融體係受到重創，因此，它們對昂貴的減排方案的支持也就大打折扣。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盡管核戰爭和全球氣候變化之間有著明顯的差異，但是實際上，它們都會帶來相同的問題。五千年以來，國家和帝國是地球上最有效的機構，但是隨著社會發展改變了地理的意義，這些機構已經變得不那麽有效了。托馬斯·弗裏德曼簡潔地對此做出總結：“全球化的第一個時期（大約1870～1914年）將一個‘大’世界變成了一個‘中等’世界，但是這次的全球化（自1989年以來）則將一個‘中等’世界變成了一個‘小’世界。”6年之後，世界變化的程度之深使得弗裏德曼又總結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這次，他認為：“全球化的第三階段，正將‘小’世界變成一個‘迷你’世界，同時還使得地球變平。”
在這個迷你、扁平的世界裏，我們沒有藏身之處。核武器和氣候變化（更不用提恐怖主義、疾病、遷移、金融、食物和水資源等）是全球性的問題，需要各國共同努力解決。國家和帝國隻在本國內擁有主權，並不能獨自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
1945年，當美國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後，愛因斯坦不到一個月內就在《紐約時報》上提出了最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法：“要拯救文明和人類，需要創立世界政府。”愛因斯坦被人們譏笑為一個涉足自己完全不懂的領域的幼稚科學家。愛因斯坦直言不諱地說明了自己的觀點：“如果無法成立一個世界政府，那麽我們的未來隻有一條出路，那就是人類對自己的完全毀滅。”
回首過去的15000年，愛因斯坦似乎對曆史的發展方向做出了正確的判斷。從石器時代的村莊到烏魯克和商朝這樣的早期國家，再到亞述和秦國這樣的早期帝國以及諸如英國這樣的海洋帝國，有著明顯的趨勢表明政治單位越來越大。據此產生的邏輯結果是在21世紀早期，美國將作為全球帝國崛起——或者，隨著經濟平衡越來越傾向於東方，21世紀中期或者末期，中國將作為全球帝國崛起。
不過，這個邏輯結果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這些越來越大的政治單位幾乎毫無例外都是通過戰爭建立的，也隻有愛因斯坦所說的世界政府才能夠加以阻止。如果阻止核戰爭的唯一方式是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如果建立世界政府的唯一途徑是通過中美核戰爭，那麽我們的前景將十分暗淡。
不過，這兩個前提事實上並不是完全正確的。自1945年以來，非政府組織開始承擔起越來越多的職能。這些組織包括慈善團體和跨國私人企業，它們處於國家或者聯盟（如歐盟、聯合國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的保護傘下。毫無疑問，國家依然是安全（聯合國在停止戰爭方麵，和國際聯盟一樣無所作為）和金融（2008～2009年，政府提供資金拯救資本主義）的保障者，並且不會馬上消失。但是接下來的40年裏，阻止末日來臨的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就是讓國家和非政府組織進行更為緊密的合作，讓政府用某些方麵的國家主權換取它們所不能單獨實現的解決方法。
這將是一個難以處理的局麵。就像過去的很多情況一樣，新的挑戰需要新的思想。但是，即使我們在接下來的50年裏能夠建立可以解決全球性問題的機構，要使奇點贏得這場比賽，這也隻是一個必要非充分條件。
我們可以將我們的情形與公元1世紀、11世紀以及17世紀的情形相比較，當時的社會發展指數達到了43分這個極限。我在第十一章中提到，羅馬或者宋朝能夠突破這個極限的唯一方法就是像17世紀的歐洲和中國的做法那樣，通過關閉草原通道以及打通海上通道改變地理格局。隻有那樣，它們才能重新獲得安全，才能提出需要用科學方法解決的各種問題，並且建立有利於工業革命出現的種種前提條件。當然，無論是羅馬還是宋朝，它們都沒能做到這一點。在幾代人的時間裏，遷移、疾病、饑荒、國家崩潰以及氣候變化共同導致了歐亞大陸的崩潰。
17世紀，歐洲和中國確實改變了地理格局，它們提高了上限，雖然我們在第九章中看到，它們並沒有打破這個上限。到了1750年，社會再一次麵臨越來越多的問題，但是那個時候，英國的企業家已經利用改變的地理格局開始了能源儲存的革命。
在21世紀，我們需要遵循相同的方法。首先，我們必須改變政治地理，為能夠減緩戰爭以及全球氣候變化步伐的全球機構騰出空間；其次，我們必須好好利用爭取到的時間發動一場能源方麵的新革命，降低我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如果我們像20世紀那樣繼續使用石油和煤炭，那麽我們可能在碳氫化合物耗盡之前就已經滅亡了。
一些環境保護主義者則提供了新的建議，希望人類能夠回歸更為簡單的生活方式，從而大量減少能源的使用以及阻止全球氣候變化，但是這很難實現。2050年前，世界人口很可能將繼續增加30億，其中的上千萬人口很可能會由於極度貧困而起來反抗，使用比以前更多的能源。戴維·道格拉斯（david dous）是美國互聯網技術服務公司sun的首席可持續發展官，他指出，如果每個人擁有一個功率為60瓦的白熾燈，每天使用4小時，那麽整個世界需要近60個500兆瓦的發電站。國際能源機構預測石油的需求量到2030年時將從2007年的每天8600萬桶增加到1.16億桶。他們預測，即使到那時，仍然會有14億人口要麵臨電力缺乏的情況。
世界貧富差距的加大使得未來50年裏能源需求不可能降低。如果我們使用更少的能源運輸食物，那麽上千萬的貧民就會挨餓，這將使我們更快地麵臨末日。但是如果人們沒有挨餓的話，他們就會需要越來越多的能源。單單在中國，馬路上每天就新增1.4萬輛汽車；2000～2030年之間，約有4億人口（比美國的人口總數還要多）將從低耗能的農村遷往高耗能的城市；越洋度假、乘坐飛機以及住宿旅館的旅遊者數量將由2006年的3400萬上升到2020年的1.15億。
除非災難迫使我們減少能源需求，否則的話，我們不可能這麽做——這意味著，要避免資源耗竭和地球汙染，唯一的方法就是開發新的可持續的潔淨能源。
原子能將是重要的組成部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們對放射性物質的恐懼使得核計劃一度擱淺，但是隨著新的時代產生新的觀念，人們的恐懼也許會消失。或者太陽能會變得更加重要，地球接收到的太陽能隻有二十億分之一，其中還有1/3被反射回去。即便如此，地球每小時還是會接收大量的太陽能，可以滿足人們的需求——前提是我們能夠有效利用。或者，納米技術以及基因學能夠開發出全新的能源。當然，這些大部分聽上去就像是科幻小說，並且要開啟一個利用潔淨能源的新時代，我們需要大大提高科學技術。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提高科技水平的話，我們馬上就會麵臨末日。
要使奇點贏得這場比賽，我們需要控製戰爭的爆發、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以及進行能源革命。我們要確保每一件事的發展方向都是正確的。隻要其中一件事出現錯誤，世界末日就會贏得這場比賽。情形很不樂觀。 未來該怎樣：如何看待我們當前麵臨的威脅
一些科學家認為，他們已經知道誰將贏得這場比賽，因為答案寫在了恒星上。1950年的某一天（沒有人知道確切時間），物理學家恩利克·費米（enrico fermi）和他的三位同事在新墨西哥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一起吃午餐。他們談論著《紐約客》（new yorker）上的一幅漫畫，漫畫上畫著一個飛碟。於是他們談到了外星人。突然費米問道：“這些外星人在哪裏？”和費米共進午餐的同事過了好一會兒才意識到，費米仍然在思考著外星人。費米一邊吃午飯，腦海中一邊閃過一些數字。他突然想到，雖然銀河係中2500億顆恒星中隻有很少的一部分適合居住，但是外太空仍然充滿大量的外星人。我們的地球還很年輕，還不到50億年，所以其中一些外星人比人類的曆史更加久遠，也更加先進。即使他們的太空船速度不比我們快，他們也需要花上5000萬年的時間來開發整個銀河係。所以，他們在哪裏？為什麽他們沒有和我們取得聯係？
1967年，天文學家約瑟夫·什克洛夫斯基（iosif shklovskii）和卡爾·薩根（carl sagan）對費米的問題做出了回答。他們計算出，如果每25萬顆恒星中有一顆恒星被一顆適合居住的行星環繞著，那麽在整個銀河係中，就有100萬個潛在的外來文明。約瑟夫·什克洛夫斯基和卡爾·薩根認為，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得到來自他們的任何信息，這一定意味著先進的文化總是會自我摧毀。他們甚至認為，這些外星人在一個世紀內不斷地製造核武器，然後自我毀滅，不然的話，宇宙中一定有來自他們的各種訊息，而我們也能得到這些訊息。所有的這些證據表明在2045年，我們將走向毀滅。這正是廣島和長崎被投下原子彈的100年後（令人不安的是，2045年正好也是庫茲韋爾指出發生奇點的年份）。
這是個非常聰明的觀點，但是，要計算出這些數字，還是有很多的方式。100萬個文明都將走向末日隻是一種猜想，並且德雷克方程（由法蘭克·德雷克於1961年提出，可以計算出宇宙中有幾個星球有生命存在）的大部分解答事實上得出的是更低的數字。根據德雷克自己的運算，我們的銀河係在它的整個曆史中隻產生了10個先進的文明，其中外星人以我們不知道的方式存在著。
總之，費米的觀點並沒有太大意義，因為這場比賽的最終結果不僅依賴於恒星，還依賴於我們的過去。即使曆史不能給我們準確的預測工具（像阿西莫夫在《基地三部曲》中想象的那樣），但是它卻給我們提供了相當可靠的暗示。我想，這些暗示正是我們未來唯一的真正基礎。
從短期看來，過去建立的各種模型表明了財富和力量從西方轉移到東方是不可阻擋的。19世紀，原先的東方核心地區變成了西方的邊緣地區，使得東方獲得了後發優勢。而且，中國現在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與全球的資本主義經濟結合依然還在進行。過不了多久——也許是2030年之前，但幾乎可以肯定是在2040年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會超過美國。21世紀的某個時刻，中國會用盡自己的後發優勢，但是到那個時候，世界的經濟中心仍然還在東方，並將延伸到亞洲的南部和東南部。21世紀，財富和力量將不可避免地從西方轉向東方，正如19世紀，財富和力量從東方轉向西方那樣。
毫無疑問，財富和力量從西方轉向東方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快，但是目前為止原先的西方核心在人均能量獲取、科技以及軍事實力方麵還具有極大的優勢，並且很有可能在21世紀上半葉繼續以某種方式保持它的統治。隻要美國還足夠強大地作為世界警察，那麽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就和英國作為世界警察時期的概率一樣小。但是在2025～2050年之間的某個時刻，美國的全球領先地位將削弱，正如1870年後的英國，新的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也將增加。
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也將增加不穩定因素，因為科技使得我們更容易製造出高端武器。史蒂文·梅斯（steven metz）是美國陸軍軍事學院的一名教授，他認為：“我們將看到，如果美國之外的國家沒有相同的技術，那麽他們就會發展與之類似的科技，尤其是因為現在的技術都是現成的。現在，一些破壞分子完全不需要去發展技術，他們隻需要買下技術就行了。”2001年，蘭德公司的一份報告指出：“美國必須考慮到可能的軍事衝突，因為到2020年後，中國可能在技術上和軍事上更為先進。”
美國也許將率先研製出反彈道導彈防禦係統、機器人、納米武器、能夠控製敵人計算機和機器人的計算機技術以及將太空軍事化的衛星。可能的風險之一是美國會在2040年之前部署它那些尖端武器，美國的領導者也有可能為了改變他們長期的戰略下滑而去開發具有巨大優勢的科技。不過，我覺得這不大可能發生。即使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緊張局勢下，美國也沒有在蘇聯建立起核武庫之前去攻打它。真正的風險是，那些害怕美國的軍事實力在未來幾年來會產生突破的國家可能會選擇首先出擊而不是坐以待斃。德國在1914年發動世界大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於這種想法。
21世紀要維持和平的話，需要很強的政治手腕。在這本書中，我已經討論過，偉大的人物或者愚笨之人從來沒有決定曆史的發展方向。我認為，這些人所能做的，最多隻是加快或者延緩曆史的進程。即使是最糟糕的決定，例如公元530～630年之間拜占庭查士丁尼國王與波斯庫斯魯國王開戰的決定，也隻是加快了崩潰的速度。假如查士丁尼和庫斯魯沒有發動戰爭的話，西方的社會發展也許能恢複得更快，不過就算他們發動了戰爭，社會發展最終也會恢複。
但是，自從1945年以來，領導者卻真的有能力改變曆史。赫魯曉夫和肯尼迪在1962年的時候就差點改變了曆史。核武器的產生容不得我們犯一點錯誤，也沒有機會重來。過去我們犯錯的結果是導致社會衰退或者崩潰，而現在，這些錯誤將直接導致我們的滅亡。領導者有史以來第一次起著決定作用。我們隻能希望，我們的時代像之前的大部分時代那樣，可以獲得它所需要的思想。
在第十一章我提到，西方得以統治世界隻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一種確定性，對21世紀的大競賽而言，更是如此。現在，我們的勝算看起來並不大，但是我認為，如果我們的時代能夠得到它所需要的思想，那麽奇點將很有可能取得勝利。
如果在接下來的50年裏，無汙染的可再生能源能夠替代碳氫化合物，那麽它們就會減少（很顯然不是消除）大國在不穩定弧形帶裏相互爭奪資源、爭鬥不休的風險。它們也將減緩全球氣候變化，減少弧形帶裏的壓力，並且可能比工業革命更大幅度地提高糧食產量。如果機器人技術像很多科學家預測的那樣有很大的進展，那麽智能機器就有可能使發達的歐洲國家和日本避免人口災難，為它們國家的老年人提供廉價的照顧服務。如果納米技術也能達到人們所宣傳的程度，我們甚至在21世紀40年代前就可以淨化空氣和海洋了。
但是最後，我們隻能依賴一個預測，那就是無論是世界末日還是奇點都不可能真正贏得這場比賽，因為這場比賽沒有終點線。即使到了2045年（這個時間是庫茲韋爾認為奇點到來的時間，是約瑟夫·什克洛夫斯基和卡爾·薩根認為世界末日最早來臨的時間，是廣島和長崎被原子彈襲擊後的一個世紀），我們也不能宣布曆史結束了，宣布哪一方贏得了比賽。如果——我認為這有可能發生——在21世紀中期，世界毀滅的可能性還是很低，社會發展指數也超過了2000分，新的奇點改變人類的意義遠遠超過結束這場比賽的意義。
我們不妨以長遠的眼光看待今天我們所麵臨的威脅。這些令我們感到害怕的威脅似乎和過去那些不斷推動變化的力量有很多相似之處。相對突然的多次環境變化會使得物種變異，改變它們的基因。180萬年前，非洲東部森林的幹旱完全有可能產生比能人更為先進的物種。現在的21世紀，某種類似的事情又一次發生了。
大規模的滅亡正在發生，每20分鍾左右就有一種植物或者陸地動物消失。2004年的一份研究預測，可能出現的最好結果就是，2050年之前，世界上的1000萬種動植物中隻有9%麵臨滅絕，不過大多數生物學家預測生物的多樣性將減少1/3～1/2。一些生物學家甚至提到了第六次大滅絕，認為到2100年，世界上2/3的物種都會滅絕。人類可能就在這些滅絕的物種當中，但是21世紀的殘酷情況不僅僅是將人類從地球上抹去那樣簡單，而有可能像180萬年或者10萬年之前那樣，為具有新型大腦的生物體創造條件——這種情況下，這個大腦就融合了人腦和機器——從而替代人類。這時的天啟騎士沒有蹂躪我們，而是加快了我們步入奇點的步伐。
但是這個奇點也許和世界末日一樣可怕。在庫茲韋爾想象的世界裏，隨著人腦和機器智能在21世紀40年代的融合，奇點的發展也會達到高潮，並且我們當中有幸活到那個時候的人事實上就會長生不死。但是那些最有經驗的人們——美國軍隊的技術專家們——認為事情並不會那樣發展。例如，美國前上校托馬斯·亞當斯（thomas adams）就認為戰爭已經超過了“人類空間”。因為武器變得“更快、更小、更多了，並且創造了人類難以控製的複雜環境”。他還認為，技術“正迅速地將我們帶向我們不想去但又不能避免的地方”。人類和計算機的結合也許隻是人工智能徹底代替人類的一個短暫的過渡階段，正如人類代替了早期的猿人一樣。
如果這就是21世紀末奇點要帶我們去的地方，那麽這將意味著人類的結束，同時結束的還有人類的懶惰、貪婪以及恐懼。在這種情況下，我所謂的莫裏斯定理——變化是因為懶惰、貪婪和恐懼的人們（他們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為了獲得更簡單、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產生的——最後也將被扭曲。
社會學也將走上同樣的道路，雖然我們還不知道哪一種形式將統治機器人社會，但奇點肯定會徹底毀滅原先的地理格局。東西方之間原先存在的差異對機器人來說也毫無意義了。
當2103年的曆史學家（如果到時還有曆史學家的話）回望碳基智能到矽基智能的轉變時，他們將驚訝地發現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這就像從狩獵采集者到農民的轉化、從村莊到城市的轉化、從農業到工業的轉化一樣不可避免。同樣顯而易見的是，自冰河時期末期以來，從原先的農業核心發展出來的地區傳統注定要融合成一個單一的後人類世界文化。現在看來，21世紀早期人們對西方的統治以及這種統治是否會繼續的擔憂有一點滑稽。 東西交匯：如果沒有了東西之分
這聽起來有些諷刺意味。在這本書的開頭，我就做了一個假設，假設1848年中國皇帝將艾伯特帶到北京作為人質，然後在接下來的十一章裏我解釋了為什麽事情沒有這樣發生。對於本書的主要問題，我認為答案是地理因素：是地理而不是人類，將洛蒂帶到了巴爾莫勒爾堡，而不是把艾伯特帶到了北京。
在本章，我將進一步闡述這個觀點，因為解釋西方統治世界的原因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答未來將會發生什麽。就像地理決定了西方得以統治世界那樣，它也決定了東方會利用後發優勢趕上西方，直到它的社會發展超過西方。但是這裏，我們又遇到了另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情況。社會的不斷發展總是改變著地理的意義，並且到了21世紀，當社會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時，地理就會變得毫無意義。到時真正有意義的就是奇點和世界末日之間的競爭。為了防止世界末日的來臨，我們需要把越來越多的問題變成全球性的問題，關於世界上的哪個國家具有最高的社會發展程度這個問題將變得越來越不重要。
這就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情況：回答本書的第一個問題（為什麽西方得以統治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回答了第二個問題（未來將發生什麽），但是回答了第二個問題將使得第一個問題失去重要性。我們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麽，會使事情變得明朗（或許事情一直都很明朗）——即真正有重要意義的曆史不是關於西方，不是關於東方，也不是關於人類。真正重要的曆史是關於進化和全球化，它告訴我們，我們是如何從單細胞生物走向奇點的。
在本書中，我提到了長期注定理論和短期偶然理論都不能很好地解釋曆史，但是現在，我要做出進一步的闡釋。從長遠來看，在進化曆史的時標上，無論是長期注定理論還是短期偶然理論都無足輕重。15000年前，在冰河時期結束前，東方和西方的區分並沒有多大意義。從現在起的一個世紀後，東西方的區分再一次變得沒有意義。在這個中間時代，東西方的重要性隻是地理意義的副作用。這個時代隻是一個過渡時代。到那個時候——我認為這個時間處於2045～2103年之間——地理的意義將不再那麽重要。東西方時期隻是我們經曆的一個階段。
即使這個時期每一件事情的發生都以與現實不同的情形發生——如果鄭和真的到達了特諾奇蒂特蘭，如果出現的是新型的太平洋經濟而不是大西洋經濟，如果是中國而不是英國發生工業革命，如果是艾伯特到達北京而不是洛蒂到達巴爾莫勒爾堡——生物因素、社會因素以及地理因素的強大力量仍然會推動曆史像現在這樣發展。美洲（或者我們現在可以將其稱為“鄭和之地”）本將成為東方的一部分，而不是西方的核心地區；東方本可以統治世界，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由西方統治世界，但是世界依舊會越變越小，變成現在的“迷你型”。無論中美聯合體是否崩潰，21世紀早期的世界仍有可能繼續被中美聯合體共同統治，世界末日和奇點之間的競賽仍將繼續。東方和西方也將慢慢地失去它們的重要性。
這個結論並不令人驚訝。早在1889年，當時世界正從“大”世界變為“中等”世界，一個名叫拉迪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年輕詩人就已經能看清楚部分真相了。從前線回到倫敦不久，吉卜林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記錄了下來，取名為《東西方民謠》（the bad of east and west）。故事中講述了一個名為卡邁勒的邊境襲擊者的故事，他偷了一個英國上將的驢。上將的兒子跳上自己的馬，穿過沙漠追逐卡邁勒（“月亮低垂，馬蹄聲招來了黃昏，他騎的馬像一隻受傷的公牛，而這頭驢卻像一隻剛醒來的小鹿一樣”）。不過，故事的最後，這個英國人沒追上。卡邁勒進行了反擊，他舉起了來複槍。但是故事的結局皆大歡喜：這兩個人“互相看著對方的眼睛，他們發現彼此都沒有錯誤，大家都是上帝之子”。
詩的開頭是這樣的：啊，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它們永不交匯。人們常用這個開頭來說明19世紀西方那令人難以忍受的自滿。當然，這並不是吉卜林真正想要表達的。事實上他寫的是：
啊，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它們永不交匯，
直到地球和天空都站在了上帝的審判席上；
沒有東方和西方之分，也沒有邊界、種類和生命，
兩個巨人麵對麵站在一起，
雖然他們來自地球的兩端！
正如吉卜林看到的那樣，人們（真正的人類）是完全一樣的，是地理模糊了真相，要求我們走到世界的兩端去了解事情。但是在21世紀，社會的急速發展和世界的縮小使得我們無須這麽做。當我們超越了生物界限的時候，既沒有東西方之分，也沒有邊界、種類和生命。如果我們能夠長久地推遲世界末日的來臨，那麽東西方就可以交匯了。
我們可以做到嗎？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我們今天麵臨的挑戰與1000年前宋朝麵對的挑戰以及2000年前羅馬帝國所麵臨的挑戰最大的區別在於我們現在知道了很多牽涉其中的因素。不像羅馬和宋朝，我們的時代也許還沒得到它所需要的思想。
賈雷德·戴蒙德在他的著作《崩潰》（copse）的最後一頁提到，有兩種力量能夠解救地球於災難之中：考古學家（他們發現早期社會的錯誤）和電視節目（傳播考古學家的發現）。作為一個看過很多電視節目的考古學家，我非常讚同他的觀點，不過我還想增加一個救世主，那就是曆史。隻有曆史學家能夠將社會發展放在一起描述，隻有曆史學家能夠解釋人類之間的差別以及如何防止這些差別消滅我們。
我希望這本書在這一進程中能有所幫助。 <hr/>
[1] 中國已在2011年擁有自己的第一艘航空母艦。——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