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腦所麵臨的第一個挑戰是，要同斯大林和解。這對他來說是極為棘手的，因為他目前所處的顯要地位主要不是靠遵循蘇聯模式贏得的。但是現在，身為中國的第一位共產主義統治者，他必須去莫斯科與著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斯大林握手言歡。無疑，他希望斯大林能從兩個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加入共產主義行列這一事實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出發，忘記過去並讚同翻開曆史上的新篇章。
毛非常清楚斯大林對他的不信任。13年後，他回憶說，當中國共產黨人取得勝利後，斯大林“又懷疑中國是南斯拉夫，我就變成鐵托”。
到12月份，毛第一次準備去莫斯科會見斯大林的時候，他知道他的一位同僚已先他抵達那裏。顯然，他的這位同僚正在俄國人的支持下，鞏固其在具有戰略意義的東北地區的地位。這個人就是高崗。高曾經在長征結束時把毛迎入陝西並使後者免於磨難。
在內戰的最後階段，即1946年到1949年期間，高作為東北的領導人已經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因為東北緊扼通往蘇聯的中國鐵路，而且它的重工業對共產黨人極為重要。高後來宣稱：“我是一個國際共產主義者，而毛澤東及其支持者則是井岡山上的土生土長的共產主義者。”據此，可以說。高正把自己看成可以取代毛的領袖人物。高並沒有公開謀求毛的黨的主席職位，卻千方百計想攫取劉少奇的書記處書記職位和周恩來的總理職位。所有這些恐怕都得到了蘇聯的支持。毛後來說，斯大林非常喜歡高崗並送給他一件特別的禮物—小汽車。赫魯曉夫記得克裏姆林宮曾收到過高崗提供的有關北京領導人情況的許多材料，他說：“他是中國政治局在滿洲的代表和首腦，跟我們自己在那裏的代表關係很密切。
1949年7月，就在毛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數個星期前，高崗率領一個獨立的貿易代表團，作為“中國東北人民民主政府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先於毛同斯大林簽訂了一個貿易協定。
據後來陳毅的一個報告的譯本說，高“從蘇聯邀請專家，派學生去蘇聯。事後才敷衍性地要求中央政府同意”。(1) 直到1952年，高的東北甚至還擁有自己獨立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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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蘇聯黨政領導人布爾加寧（右一）、莫洛托夫（右二）前來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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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49年12月16日毛去莫斯科時，對他以前的朋友和救星的作用心存疑慮。當斯大林把他當做心腹朋友時，毛一定感到很意外。後來，赫魯曉夫回憶說：“斯大林決心贏得毛的信任與友誼，所以他把蘇聯大使關於毛與高崗爭論的報告交給毛，對毛說：‘看看吧，你可能會對這些東西感興趣。’接著赫魯曉夫自己解釋道：“斯大林為什麽要出賣高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驅使……他估計毛遲早會發現高崗一直在告自己的秘，因此，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毛就可以指責斯大林煽動反對中國政府。於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還是犧牲高崗來取得毛的信任。然而，我認為毛從來就沒有真正信任過斯大林。”(2)
赫魯曉夫是對的。毛在訪問前沒有理由設想斯大林對他已有好感，談判的結果又在他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不信任感。由於這一原因，高在東北的表現和行為一定變得越來越令人難以容忍。但是，毛必須等到斯大林死後，才能對付這個危險的競爭對手。
在毛訪問莫斯科的九周（其中有兩天去了列寧格勒）內，中蘇雙方都令人驚異地沉默寡言。斯大林70壽辰時，毛重新出現在宴會上，之後又受到蘇聯領導人的多次宴請。然而，他們彼此都發現很難談得來。
根據赫魯曉夫的說法，斯大林對中國的新統治者一直憂心忡忡。“這個毛澤東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他問身邊的同僚，“我對他一無所知。他從未來過蘇聯。
斯大林懷疑毛有狹隘的農民觀念，害怕城市工人，把紅軍建立在孤立的基礎上而不考慮無產階級。由於毛在國民黨無力防禦上海時，對占領該市裹足不前，因而使斯大林確信了他的上述看法。斯大林向毛提起的第一樁事情就是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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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21日，毛澤東出席斯大林70壽辰慶祝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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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不打下上海？”他問。
毛答道：“那裏有600萬人口，要是占領上海，我們就得給這些人吃的，我們到哪裏去弄這麽多糧食？
這個回答隻能加重斯大林的懷疑：毛考慮的不是進入上海並獲得當地無產階級的支持，而是唯恐供應城市食品的工作會妨礙他在全國其他地區同蔣的鬥爭。
當後來斯大林重溫這段爭論時，對他的同僚說：“毛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他自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可是他連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許他根本不想懂得這些道理。
最初的會晤一結束，怨氣便自談判中湧現出來。斯大林連續幾天不想見毛，而且正如赫魯曉夫所言，“由於斯大林自己不去看毛，也沒叫別人去款待他，因此別人誰也不敢去看他。謠言傳開了，說毛很不高興，他受到禁閉和忽視，假如這種待遇繼續下去，他就要離開。於是，斯大林為他擺了另一次晚宴，以穩住其心神。一些人把毛的長住歸結於下述事實，即他在莫斯科經常患病，身體虛弱無力，無法在會議上講話。
至於斯大林，由於他要求在華享有和中國過去被迫給予西方人的極為相似的特權，因而加重了毛的憂慮。例如，他提議建立一個聯合股份公司來開采新疆的自然資源；他還要求毛拿出土地建立一個橡膠種植園—這兩個建議極易讓人聯想起昔日令人望而生畏的歐洲帝國主義國家。
同斯大林的這些會談，毛牢牢地記在心裏。八年後，他在家裏告訴他的同誌：
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對於互助同盟條約、中長路、合股公司、國境問題，我們的態度：一條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一條是你一定要堅持，我接受。這是因為顧全社會主義利益。那時有兩個“殖民地”，即東北和新疆，任何第三國的都不準住在那裏……
1957年毛在另一次談話中回憶說：“我們要簽訂中蘇條約，他不訂；要中長路，他不給；但老虎口裏的肉還是能拿出來的。
在俄國首都的寒冬裏過了毫無收獲的一個月後，毛把周恩來從北京召來以收拾談判的殘局。兩個最高級人物能夠麵對麵解決他們之間的問題的神話破產了。結果，毛在中國的威望降低了。三個星期後，1950年2月14日（聖瓦倫丁節），一份友好、互助和結盟的條約在為此而舉行的儀式上簽訂。同時簽訂的還有，俄國在5年內向中國僅提供3億美元貸款的協定和其他經濟協定。用斯大林為東歐各國所做的一切或者美國為其亞洲盟國所做的一切來衡量，任何人都會清楚，斯大林對待中國明顯地吝嗇。
中蘇還對即將發生在朝鮮的事件進行了討論。顯然，當時尚未認識到這一事件將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斯大林就北朝鮮領袖金日成進攻南朝鮮的計劃征詢毛的意見。
赫魯曉夫回憶說：“毛……同意金日成的設想，並提出美國不會幹涉的看法，其理由是，這場戰爭是一場國內戰爭，朝鮮人民會自己加以解決。
幾天後，毛穿越西伯利亞和中國東北回到了北京。抵京之際，毛對兩國之間“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誼，僅發表了寥寥數語的演說。斯大林與毛的“偉大會見”的照片出現在全國，以誇張的語言讚頌他們的新歌也傳播開來：“毛澤東！斯大林！就像天上的太陽一樣光明！”然而，北京的圈內人物卻知道毛受到蘇方的冷遇。
從某種意義上說，出於中國人的自豪與自尊，毛在同斯大林周旋的過程中已經站起來了。他的中國同誌無疑欽佩他的氣概。但是，另一方麵，他卻未能把中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東西帶回來。俄國擁有的技術和能夠提供的資金，中國自己要花費幾十年才能挖掘和積累起來，所以毛的同誌們對此一定頗為失望。
毛同斯大林最低限度的諒解一經取得，他便安下心來處理國內問題，把延安的經驗運用於一個由不同的民族組成的6億人口的國家中。正如江青直截了當所說的那樣：“現在，人民給了我們很高的地位、良好的待遇和巨大的權力，如果我們不能作出新的貢獻，那麽，人民會需要我們多久？
毛於2月和3月間從俄國歸來後，繼續在東北的城市和工業區旅行。他去了哈爾濱、長春、沈陽等城市的工廠和企業。地方官員努力讓他住得舒適一些並給他提供良好的飯菜，毛沒有阻攔任何特殊安排。但在一個城市裏，當毛看到他房間裏的彈簧軟床時，他對貼身警衛說：“我們不習慣睡這種床，你最好用我們自己的。”於是，軟床被撤走，毛簡單的床上用品鋪在了一塊木板上。
毛在哈爾濱視察鐵路工作時說：“很好。你們有許多熟練工人。我們沒有經驗，應該依靠熟練工人管理工廠。”
他對一位負責人說：“你懂得怎樣管理工廠嗎？”
那個官員答道：“不，我不懂。最近我剛被調到工廠。”
毛評判說：“如果你不懂，你應該學。我們都不懂，我們都應該學。 南方的土地改革問題特別困難。1950年初，毛給南方各省黨的領導人發出一份征詢意見的通知，建議他們放慢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並指出，土改規模空前偉大，黨的幹部容易發生過“左”偏向。過去，北方人民的土改是在戰爭中進行的。現在已無戰爭，所以土改給予社會的震動特別重大。最後，土改將使民族資產階級不安，而黨正在努力同他們合作。基於上述原因，毛極力主張，盡管共產黨人取得了勝利，但暫時還不要觸動南方的富農。
6月份，毛說，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黨已經創造過奇跡了，但現在應當避免衝動。“四麵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麵有所讓步，有所緩和……
要說服知識分子學習唯物主義以清除他們的唯心主義思想。“他們講上帝造人，我們講從猿到人。”
在這百業待興的階段，迎來了共產主義勝利的第一個周年紀念。在為此而於北京中心舉行的舞蹈演出期間，毛作了一首詩：
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人民五億不團圓。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於闐，詩人興會更無前。
然而，一個未曾料到的悲劇降臨了，無論對中國，還是對毛本人，它都是一幕悲劇。6月份，金日成越過朝鮮分界線，向南進軍，朝鮮戰爭爆發了。杜魯門總統認為這場戰爭是在蘇聯和中國的支持下策劃的。中國人自己知道，毛在莫斯科的訪問作為一次乞求幫助的遊說活動是很不成功的，但對華盛頓和倫敦的西方政治家來說，它更像是一次向莫斯科的控製屈服的旅行。朝鮮戰爭的突發，被視為在亞洲其他地區進一步擴散共產主義理想運動的第一個行動。
毛錯了。美國人—不僅僅是美國人—進行了幹涉以支持南朝鮮政權。到10月份，麥克阿瑟將軍指揮下的聯合國武裝部隊已逼近鴨綠江，而且似乎要向中國邊境進軍。在此情況下，毛戰勝了自己在向美國人挑戰問題上的強烈恐懼，給中國軍隊發出了一道命令：“著中國人民誌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誌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
在中國軍隊開進朝鮮的最初幾個星期裏，毛作出安排，讓他的老對手，親蘇的王明坐火車迅速出發去莫斯科。最後得了妄想症的王，斷言這是一陰謀，讓他在美國飛機襲擊蘇中兩國之間的鐵路時喪生。他對毛所下達的指示抱怨不已。在中國共產黨人的一所醫院裏他用消毒雜酚皂液代替醫療藥皂刷碗。然而，他平安地抵達了蘇聯並在那裏住了很多年，撰寫他的回憶錄，編錄毛的所謂的罪行。
與誌願軍一起入朝的一位官員是毛的長子岸英。這位年輕人在幹了一段農活後，先是被分配到北京做翻譯工作，後來又參加了軍訓。據說他在朝鮮指揮一個師。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那時他年僅30歲。
1950年11月，在一次美軍空襲或者中國飛機墜毀的過程中，岸英犧勝了。用江青的話說，毛得到的這個消息給他們的個人生活蒙上一層“深深的憂鬱”。
戰爭結束後，金日成每年都在平壤以中國人的悼念方式在岸英的墳墓上放置花圈。因為據說後者的遺體“應朝鮮人民的要求”從未運回他的故鄉。
朝鮮戰爭打斷了毛發展中國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的進程，同時也給蟄居於台灣並隨時準備反攻的國民黨以巨大的鼓舞。此時已得到美國全麵支持的國民黨對他們剛剛撤離的大陸加倍地進行破壞和顛覆活動。1951年，毛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領導鎮壓反革命分子和其他違法者、歹徒的運動上麵。所謂“三反”（反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運動和後來的“五反”（反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以及對倔強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都是在這個時期展開的。
正是這些運動，和土改一起導致了大規模的血腥鎮壓。5月，毛發出指示，在犯有最嚴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當中，大約10%至20%的人應處以死刑。而這僅僅是最低限度的數字。這些人應當包括“有血債或有其他引起群眾憤恨的罪行或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的人”。
其他人盡管犯有死罪，但應處以較輕的刑罰，“如果我們把這些人殺了，群眾是不容易了解的，社會人士是不會十分同情的，又損失了大批的勞動力，又不能起分化敵人的作用，而且我們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
與此同時，毛的妻子正逐步介入他的政治生活。50年代中期，在周恩來的幫助下，她在文化部的電影籌劃指導委員會裏謀得一席之地。幾個月後，她發現了一個問題，並能就此向毛證明她是其思想的合格的捍衛者。這個機會就是電影《武訓傳》的上演。武訓是19世紀的著名乞丐，他攢錢投資創辦學校以便讓窮人的孩子受到教育。電影對他進行了稱頌。於是江青抱怨說，《武訓傳》是在鼓勵人們去做一個膽小怕事的規矩人，而不是去做一個徹底的激進的革命者。負責文化事業的共產黨官員、江青在上海的歲月裏的宿敵、現任文化部部長的周揚沒有理會她的意見。毛對此也沒有什麽興趣。經過長時間的爭論，她離開了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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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誌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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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數日，她沒有在毛的房間裏露麵。最後，毛去了她的書房，而她正在全神貫注地搞她的研究。毛不高興地說：“原來你仍在忙這個。”
江告訴毛，她想去山東武訓的家鄉以收集更多的材料。毛反對這樣做。盡管如此，江青還是用假名去了山東並勝利歸來，因為她搜集的材料表明，事實上，武訓後來變成一個地主和地主階級的支持者。毛最終信服了，並幫助她寫了一些報告。毛自己也寫了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曆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曆史事件，具體的曆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曆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麽地方去了呢？
1951年末，江青隱姓埋名去中南地區幫助搞土改。應其要求，毛送給她一件大衣，以備冬季之用。而且，他還與同事們一致同意，她應辭去作為毛的秘書長和電影局局長的職務。據說，這是由於她生病的緣故。
江青勝任政治或文化領導工作的才能，沒有給毛的許多同誌留下印象。
1952年底，因為抱怨肺疼，她第二次出訪蘇聯進行治療。蘇聯外科醫生做手術檢查她的肺，結果未找到絲毫的病象。接著，她又一次被送往雅爾塔，在那裏她接受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青黴素治療。隻是到了1953年秋，她方獲許回國，但仍需醫治。
據江青說，斯大林對毛的建議之一是，他應該出版他的著作集。實際上，這是必然的。1950年毛從莫斯科回國後不久，便開始修改和編輯他的手稿的工作，對這些手稿毛希望作為財富加以保存。修改的原因很多。顯然，他需要改正其早期著作中存在的明顯的理論錯誤。其次，在遵義取得黨的領導地位以前，毛表達的某些思想也要加以充實，它們曾經一度為黨所擯斥。
同時，毛希望不要留下任何公開的把柄，以防政治對手攻擊他在1935年以前不服從黨的領導。最後，在50年代初期，減弱中國共產黨對斯大林的理論權威的否定程度，對毛是有益的。
出於上述考慮，在修訂過程中，通過增、刪和各種各樣的改動，對原內容進行了廣泛的調整。一位西方的著名學者斯圖爾特·施拉姆得出結論：“在對照原版檢查以前，你不能把任何一個句子看做與毛實際上寫的完全一致。
《毛澤東選集》第1卷於1951年10月，第2卷於1952年4月，第3卷於1953年5月相繼麵世。此後，隔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1960年9月，第4卷才出版發行，而第5卷則是在他死後問世的。
任何國家在任何時候隻依靠舊黃曆是行不通的。如果我們隻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的著作，比如他的《兩種策略》，我們就不可能解決1950年以來所出現的新問題。如果隻有1901年出版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便不可能有效地解決十月革命前後所出現的新問題。為了適應當時的需要，列寧寫了《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等。
列寧死後，斯大林有必要寫《列寧主義基礎》和《列寧主義問題》來反擊反革命分子保衛列寧主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和抗日戰爭初期，我們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些著作我們必須出版以便跟上時代的需要。
要進行係統的考察，就應該判斷出混雜在毛的著作中的大量中國引語。毛是寫給中國人而不是西方讀者看的。據統計，毛著作中的所有參考資料，22%源於儒家思想，12%出自道家或墨家的著作，13%是中國傳奇或純粹的文學作品中的東西。換句話說，他的引語的幾乎一半是中國讀者所熟悉的。相比之下，僅有4%源於馬克思和恩格斯，24%引自斯大林，18%引自列寧。
這反映了毛自身的讀書種類。他是一個博覽群書的人，同時又是一個很會有選擇的讀書的人。一位在40年代初訪問過延安的蘇聯人評論說，毛隻讀舊式的包羅萬象的典籍、古代哲學信條和舊小說，漠視西方的經典，蔑視所有的非中國人的著作。這個評論有些誇張—但並非完全不著邊際。毛對書籍的矛盾心理是顯而易見的。他曾經告訴參加某次會議的同誌們：如果一個人盡相信書本裏說的，還不如什麽書都不讀好。他非常喜歡說：一個人“書讀得越多越蠢”。這句台詞在幾個場合中都被提起過。
“選集”是怎樣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呢？毛的一位親蘇的同事強烈地批評了他的哲學文章。他聲稱，這些文章中包含著嚴重的理論錯誤（是“反唯物主義的、極端主觀唯心主義的、唯意誌論的”）和方法論錯誤（是“反辯證法的，與科學的方法論極端矛盾的、詭辯的”）。就毛的《辯證法唯物論提鋼》一書來說，它有那麽多的錯誤和幼稚的議論，以至於任何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人，在讀這本著作時都要“笑掉牙齒”。
毛公開承認，有些同誌說“我甚至沒有一點馬克思主義”。接著，他進而表白自己是怎樣在實踐中而不是在課堂上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以前我有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想，隻是後來我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書本裏，我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於是開始改造我的思想。但主要是在過去幾年裏，通過參加階級鬥爭，我才得到改造。如果我想進一步改造，就必須繼續學習，否則就要落在後麵。
“選集”裏有許多具有特色的主題。比如，實用的中庸之道—中國人的一種典型行為方式。內戰末期，毛關於同國民黨談判的建議便是一例。他說：“我們不應當怕麻煩、圖清靜而不去接受這些談判，我們也不應當糊裏糊塗地去接受這些談判。我們的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我們也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
貫穿於“選集”中的另一個思想是，不穩定和不平衡是正常的。毛在一篇文章中講：“樹欲靜，而風不止”，“沒有必要害怕浪潮；人類社會就是在無數的‘浪潮’中演進的”。毛用一句話明確地表達了這個思想：“平衡、靜止和統一是暫時的和相對的，而不平衡、變化和對立則是絕對的和永恒的。
毛的“選集”中還存在著民粹主義的思想痕跡。他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裏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所以，任何共產黨領導人都要同群眾保持聯係並從他們那裏吸取營養。“群眾是公平的，他們不會否定我們的成績”。
同時，毛關於階級的思想也是不同尋常的。在一個關於階級問題的指示裏，他寫道：
……階級成分和本人表現要區別，主要是本人表現……問題是你站在原來出身的那個階級立場上，還是站在改變了的階級立場上，即站在工人、貧下中農方麵？……如果隻論出身，那麽，馬恩列斯都不行。
這樣一來，中國的資產階級便可獲準進入成員雜遝的“人民”俱樂部。這個俱樂部為他們提供優良的行為樣板，讓他們轉變思想。然而，無論你轉變與否，思想畢竟是個抽象的東西。最後，毛承認在這個問題上，他受到許多最親密的同誌的欺騙。
毛從未能使自己喜歡上知識分子。1968年，他向來自大學和工廠裏的受過軍事訓練的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青年革命者—紅衛兵發表了一個講話，說：“我認為知識分子是最不文明的。我認為樸實無華的士兵是最文明的。”毛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唯物主義者，但他又明顯地接受甚至頌揚生活中的主觀意誌的作用。他引用孔子的話說：“君子……內省不疚。”
60年代初他寫道：“我們不能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存在能動的和自由的意誌了。”他堅信主觀力量改變客觀現實的能量，堅信主觀意誌的威力。在1938年的一本小冊子裏他已經寫出了這一點：
我們反對主觀地看問題，說的是一個人的思想，不根據和不符合客觀事實……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戰和最後勝利沒有人做就不會出現。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術……
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台，必須建築在客觀條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借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戲劇來。
上述思想和更多的其他思想一齊收入“選集”，以展示毛主義或毛澤東思想的一貫性和係統性。這幾乎就像古代學者整理孔子及其他聖人的教誨一樣。毛澤東思想被描繪為“寶貴的思想財富”和“取之不盡的理論寶庫”。一首小詩寫道：
毛主席的書是寶庫，
總有取之不盡的珍貴財富。
一字值千金，
讀了心裏紅彤彤。
毛對自己的智慧結晶有時是很謙虛的。他說：“《毛澤東選集》，有多少是我的？它是用鮮血凝成的著作……毛選中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用流血犧牲換來的。
除了發到中國的幾乎每個黨員和非黨員手裏外，“選集”還被譯成幾十種語言在世界各地發行。由於中國人做的各種各樣的宣傳，因而導致《時代》在毛70壽辰之際發表了一篇評論，稱毛是“中國的思想之王”。一位年輕的非洲來訪者曾經告訴毛：“您的著作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更加易懂。……您的著作寫得很通俗。毛的著作中有常識性的內容和維多利亞式的帶有塞繆爾·斯邁斯思想印跡的關於自立的道德說教，也有哲學論辯和進行革命的策略，這些一直激勵著他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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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揮 鞭（1952~1954）</h2>
至此時，尚沒有一位國家元首前往北京進行國事訪問，對這個剛剛誕生的新中國表示敬意。直到1952年9月，在毛澤東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三個年頭，蒙古人民共和國黨的領導人澤登巴爾才來到北京，成為第一個訪問人民中國的國家元首。令人感到驚訝不解的是，蘇聯人並沒有率先做出這種表示，這或許是因為鋼鐵般的斯大林正在走向他生命的終點。1953年3月，這位蘇聯的獨裁者和領袖病逝於莫斯科，北京的毛澤東寫了一篇出人意料的而又明顯言不由衷的悼念文章。悼文中說：“人們都知道，斯大林同誌熱愛中國人民，認為中國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國革命問題上，他獻出了崇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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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10月21日，毛澤東和印度共和國總理尼赫魯在印度駐華大使舉行的招待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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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是第二個訪問中國的外國領導人。1953年11月，他來到北京與毛澤東會晤。至少這是對中國人參加朝鮮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無私奉獻和巨大犧牲（包括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的一種表示。第一個訪問新中國的非共產主義國家的政府首腦是印度的尼赫魯，他在1954年10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了國事訪問。盡管幾年前，毛澤東還打電報給印度共產黨表示良好的祝願。在電報中，毛澤東告訴尼赫魯的國內對手說，依靠勇敢的印度共產黨人，“……印度決不會長期處於帝國主義及其合作者的羈絆之下。自由的印度將有一天要與自由的中國一樣，作為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主義大家庭的一員而出現於世界……在1953年夏季朝鮮戰爭停火期間，尼赫魯證明了他所領導的印度真正地獨立於當時世界任何陣營之外。
對中國人來說，朝鮮戰爭使他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毛澤東在1952年夏天的一個講話中指出，在過去的一年，我們用於“抗美援朝戰爭的費用，和國內建設的費用大體相等，一半一半”。在1952年，對於剛剛誕生的新中國來說，這筆戰爭開支無疑是十分巨大的，但它確有著特別重要的政治意義，它證明了中國人能夠戰勝美國人。毛澤東進一步指出，這是因為美國雖然在“武器上是強大的，但是在道義上得不到支持，是弱小的”。
在1953年2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它包括許多非共產黨人士參加—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的閉幕詞中，毛澤東再一次強調指出，黨內一些同誌缺乏民主，他要求他的聽眾去反對政府官員中存在的官僚主義。這一思想最終導致了14年後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展開的一場動亂—“文化大革命”。他說，官僚主義在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中日益滋長，“即以中央一級機關來說，許多部門中的許多領導幹部，還僅僅滿足於坐在機關中寫決議，發指示。隻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層去了解情況和檢查工作，使自己的領導常常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以致在工作中發生了不少的嚴重問題”。
顯然，毛澤東正在製定一些新的模式和法規，試圖以此去訓練他的黨。為此，他請求黨外人士監督和批評那些沒有能按照他的要求和思想去做的黨員幹部。在黨內，他對這些人的批評是十分嚴厲的。用他的話說，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因此要不斷地打掃灰塵，使房間保持清潔和衛生。
但是，實際上在中共黨內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和看法，並逐漸發展成為黨內的一種與毛澤東相悖的異己力量。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後，中國人民進入了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階段，這是邁向集體化的第一步。然而，劉少奇，這位毛的助手卻提出另一種觀點，他認為中國首先應該發展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然後才有可能使土地有效地變為社會所有。
劉少奇的這番講話最早見於1951年夏天，後來這一講話被紅衛兵視為與毛澤東路線相對抗的證明。劉少奇在一個批示中說：“有些同誌認為，農民依靠互相幫助和合作就能夠實現農業集體化和農業社會化，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劉少奇的這一批示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顯然這是對毛澤東大力號召在廣大的中國農村迅速推行合作化的回答。到1951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接受了毛澤東的加快組織農村合作社的建議。至此，劉少奇不得不作出讓步。
毛澤東發表講話公開指責劉少奇，他嚴厲地說：
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
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
之後，毛再一次批評他的助手的保守主義，並促使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更進一步加速國有化和集體化進程。
1953年8月，毛澤東再次批評黨內領導幹部中的穩健派，主要是劉少奇的門徒薄一波，薄是當時中央人民政府的財政部長。在稅收係統，薄一波主張實行“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製，因此被認為是“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毛澤東指出，薄一波的“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應該受到批判。而且，薄一波的錯誤不是孤立的，毛澤東強調說：
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說有那麽一點錯誤，小平同誌也說有那麽一點錯誤。無論任何人，犯了錯誤都要檢討，都要受黨的監督，受各級黨委的領導，這是完成黨的任務的主要條件。全國有很多人，是靠無政府狀態吃飯。薄一波就是這樣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評他是完全必要的。
毛在這篇講話的最後特別提出了在以前會議中沒有被寫進決議中的黨的有關紀律，並要求全黨遵守這些紀律，保持謙虛的作風。他要求說：
一曰不作壽。作壽不會使人長壽……二曰不送禮。至少黨內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場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於群眾熱情，也不潑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誌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係，應當如此。遵守這些規定，就是謙虛態度。
1953年夏季以前，毛澤東對始終采取不合作態度的著名的非共產主義哲學家梁漱溟持讚賞態度。梁是一個進步的改良主義者，辛亥革命後他積極從事農業改良和鄉村建設、鄉村自治。1945年，他積極奔走，致力於國共兩黨達成協議，以避免內戰再起。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1953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上，梁漱溟提出要改善農民的待遇。因為農民的生活比城市工人糟糕得多。他說，用佛教中的等級製度來比喻，“城市工人在九天之上”，而農民卻在“九地之下”。
梁漱溟的講話，馬上遭到周恩來的反駁，於是梁漱溟寫了一個條子給毛澤東，要求再一次發言。他的要求得到準許，於是，梁漱溟十分平靜地開始了他的演講。他說：“我再次要求發言，是因為首先我要考驗一下我自己的勇氣，其次我要考驗一下中國共產黨的雅量如何。”
這時，毛澤東發脾氣了，他搶過話筒，打斷了梁的發言，他說：“我猜想，梁先生自以為是非常美的，‘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這些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美女）。但是對我來說，你很醜陋。”麵對這突如其來的訓斥，梁漱溟一時驚訝得說不出話來。會場的氣氛頓時十分緊張。
毛用手指著梁漱溟接著說：“台灣的報紙說你是一個很有骨氣的人，但是要我說，你很醜，是反動透頂。
於是，梁被出席會議的毛的堅定的支持者哄下講台。這時一位很受尊重的前國民黨官員站起來，向毛澤東鞠了一躬，說道：“請問毛主席，現在發生的事情，是梁漱溟的思想問題，還是他的政治問題？”
這一插話的目的在於，根據共產黨的理論，思想問題是可以通過教育得到改正，反之如果是政治上的錯誤就要嚴重得多。這時會場上出現了長時間的沉默。之後，毛回答說：“這是梁漱溟的思想問題。”
“既然是思想問題，”這位老者繼續說，“我想我們今天不應該過於激動。”
從此以後，毛澤東和梁漱溟反目了，梁被描繪成是“用筆杆子殺人”的人。毛澤東取笑梁漱溟關於九重天的比喻，以及梁曾經提出的“中國沒有階級”，“中國的問題是一個文化失調的問題”和“無色透明政府”等觀點，指出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隻會說胡話。
雖然如此，毛沒有將梁劃為反革命一類，他要求全黨繼續和梁辯論，以便把問題搞清楚，並且希望盡可能改造他。另外還有一個不足為外人道的原因，這就是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喜歡挑戰，但是他漸漸感到來自黨內他的同誌們的挑戰和爭辯越來越少，這些人既小心翼翼地恭維他，又在他的背後搞陰謀。
現在毛的妻子江青，經過療養後病愈回到北京。所以毛又像過去一樣，每天坐在她的旁邊，聽她介紹來自各地經過她選擇的有關情況報告和電報，以及一些各地寄來的新書。
但是這時發生了一件令人費解的麻煩事，江青失去了對毛的一個兒子的監護權。這個孩子是賀子珍生的，40年代初他同賀子珍一同住在莫斯科。據說後來他返回上海，由一位牧師照管。在牧師家裏他經常挨打以致此後精神從未恢複正常，於是他常常左右搖擺，癲狂不止，往往跌倒在地。(3)
在中國共產黨人取得勝利後，這個孩子回到了他父親身過。江青把他當做自己的兒子來撫養，努力地去愛他。但當她不得不忍受放射來治療她的腫瘤時，這個孩子被毛的助手們帶走了，而且她不知道被帶到哪裏去了。這由不得她，也由不得毛本人。整個事情是一個大悲劇，對於這個孩子來說，這樣做是明智的。
這是從江青自己嘴裏說出的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在自己的家裏，毛澤東怎麽可能不去設法保護他的兒子？難道是他對這個孩子的神經不正常感到厭煩，以至於讓別人將他帶走？對這個孩子的處理是用什麽方式？他到底受到了什麽樣的對待？為什麽再沒有聽到他的消息？整個事情像一團迷霧，讓人難以理解。但這一切又的確是江青親自透露出來的。
一年以後，她恢複了和毛的政治合作。當她躺在病床上時，精力全部放在讀書上，她看到一本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18世紀經典小說《紅樓夢》的文章。想起毛澤東對這部中國優秀的古典名著十分推崇，曾說過：“《紅樓夢》我已經讀過五遍，但是我不受它的影響，我隻把它作為曆史書來看。”
一位在二三十年代因對中國古籍進行注釋工作而聞名的大學教授(4) 最近寫了一篇讚賞《紅樓夢》的文章，但是文章中沒有階級分析、階級鬥爭的內容。兩個年輕的馬克思主義學生(5) 寫文章對此進行了批判。江青把他們的文章拿給毛澤東看，毛同意廣泛宣傳他們的文章。像三年前批判電影《武訓傳》一樣，共產黨負責文化工作的官員顯然不具備毛主席那樣的敏銳和革命性，文化出版部門的負責人拒絕刊登這篇徹底的反傳統的文章。一直到毛在他的妻子的刺激下，堅持要刊登出來為止。
是年夏天(6) ，毛澤東和江青離開北京到北戴河海邊度假。在這裏他寫了一首詞：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魚船。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這一時期，毛澤東試圖通過清除他的宿敵來鞏固自己的地位。1953年底他發動了反對高崗的運動。在建國後的頭四個年頭，由於沒有發生什麽事情，毛對高崗的野心沒怎麽注意。抗美援朝戰爭使得中國比以往更加依靠東北地區作為戰爭的直接後方。1953年春斯大林的逝世使高崗失去了外部力量的支持。從這時起。毛就開始作出了處理高崗的戰略安排。
在1953年聖誕節的前夜，貝利亞在莫斯科以叛國罪被捕，毛在北京建議中央政治局以黨的名義開展一場批判高崗的運動。他後來回憶道：“我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明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10〕一個星期之後，劉少奇在中央委員會上發表了一次講話，他完全站在毛主席一邊，指出一些領導人現在“自以為天下第一，隻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製和報複，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做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11〕對於毛澤東本人說，公開地帶頭譴責他的老同誌是困難的，所以在這次北京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他很策略地“走開了”。根據一位當時在北京的非共產黨的政界人士說，毛“要回他的湖南老家，並且說他準備在那裏度過春節，這樣就可以充當一個旁觀者了”。毛澤東後來承認這次會議是至關重要的。“四中全會是應當開的，決議是很必要的。否則再讓高崗搞一年，是不可設想的。”〔12〕但是由於劉少奇沒有完全執行毛的指示，使得反對高崗的運動到下一年度才徹底結束。
1953年底，大膽的王明回到中國。眾所周知，他現在已經沒有幾分價值了。在北京醫院裏，他住了三個月，治療膽囊炎。據說，他拒絕了醫生要他做手術的有力勸告，不久以後，他又重新背井離鄉回到了他長期居住的蘇聯。
1954年毛澤東主持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草案。他稱讚了這部憲法草案，並就此談到對中國發展的若幹想法：
我看，我們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概經過50年即10個5年計劃，就差不多了，就像個樣子了，就同現在不大一樣了。現在我們能造什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翹起來。
毛澤東已經著手開始實施他的一些改革主張，包括漢字的簡化（他拒絕了文字改革委員會於1953年提出的建議，即步子不要走得太快）。1956年他指出：
洋字比較好……字母少，寫起來一邊倒，漢字比不上。有些教授說：“漢字是世界上萬國最好的文字。”我看不見得。因此我們采用羅馬字。例如阿拉伯字也是外國發明的，現在不是大家都用了嗎？羅馬字出現在羅馬，英、美、俄等國不也都在采用嗎？
不久以後，毛對一些音樂家發表了關於如何學習西方的談話。他指責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音樂，鄙視中國音樂。他提醒說，全盤西化是不切實際的：
全盤西化是行不通的，是中國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藝術和自然科學不同，例如，割闌尾，吃阿司匹林，這些醫療方法就沒有什麽民族形式，但是藝術卻不同，藝術就是民族形式問題。
最後，毛澤東接受了音樂家們的一些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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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毛澤東在修改憲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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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承認，在近代文化上，西方的水平比我們高，我們是落後了……我們必須善於吸收外國好的東西，以收取長補短之效……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1954年的秋季，北京迎來了一些重要的客人。尼赫魯訪問了中國。1954年8月25日毛接見了由克萊蒙特·艾德禮率領的英國工黨代表團。克萊蒙特·艾德禮是英國前首相，團員有埃熱那·伯威尼和埃德茲·森默斯克。伯威尼在後來的一篇文章中描寫毛很有自信心，並且很有韌性。盡管劉少奇和周恩來在3個小時的會談中始終作陪，但毛在整個談話中一直不容別人插嘴。毛想知道為什麽英國工黨不能把資產階級消滅掉。對此艾德禮和他的同事持有異議，他們曆數了英國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認為是比較好的。但毛說，這是剝削殖民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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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會見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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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禮後來寫道：“當我請他們解釋一下丹麥、瑞典和挪威為什麽在沒有殖民地的情況下人民生活水平也很高時，他們沒有回答。”
9月，毛澤東第一次會見了西藏的傳統最高統治者達賴喇嘛。毛對西藏的情況表示滿意，他說：“西藏已經到了祖國懷抱。”並進一步指出，中國的任務就是要通過利用開發西藏自然資源使西藏社會得到發展，駐紮拉薩的人民解放軍的任務是幫助西藏人民，而不是對西藏人民發號施令。
然後，毛直截了當地問達賴喇嘛，他們是否反對他的願望而且事實上已經有所行動。這位西藏前最高領導人後來回憶說，他感覺自己處於一種非常為難和窘迫的境地，但他老練地應付過去了。第二次拜訪毛時，他同樣富有策略性。這次談話持續了3個小時，當時隻有一名翻譯在場。達賴喇嘛試圖打消毛對他的懷疑，他急於要改變他的處境，於是向毛保證他不可能通過反對中國人而背棄祖國。
幾天之後，毛澤東親自約見達賴喇嘛，這位西藏人回憶道：“某些事情促使毛認為佛教是一種很好的宗教，盡管釋迦牟尼是一個王子，但是他就改善人民生活問題提出了許多好的思想，他也同意tara女神是一個好心腸的婦女。”這樣的談話講行了幾分鍾後，毛又一次起身離去，將手足無措的達賴喇嘛丟在那裏。
不久以後，達賴喇嘛應邀到毛主席家參加一個會議，大約有20多位黨的幹部在座，達賴坐在毛的身邊，毛的獨斷作風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會議的主題是討論中國農村的生活問題，毛“講話非常生硬……他說他對目前所做的一切還不很滿意……他引證了一封從他家鄉來的信，說共產黨的官員正在做的並不是幫助人民”。
過了一會兒，毛轉過身對達賴喇嘛說：“西藏人是比較團結的，但他們的思想比較複雜。20年後西藏會變得強大起來，現在中央政府正在幫助西藏人民，20年後西藏將幫助中央政府。”他向達賴喇嘛介紹了一位著名的解放軍將軍。這位將軍曾打過許多勝仗，後來他鎮壓了西藏的叛亂。
毛最後一次同達賴喇嘛會見，主要是就民主問題高談闊論。他認為西藏領導人應該具有民主思想。毛把他的椅子靠近達賴，輕輕地但充滿自信地說：
“我非常理解你。但是宗教是有害的，它有兩大缺點，它危害民族團結，它阻礙國家進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到宗教的毒害。”這種對宗教領導人來說十分不得體的談話使達賴困惑不解，也使他對毛的反感越發強烈了。他回憶說：“毛的表現絲毫沒有理智。他看上去並不是非常健康，氣喘得厲害，呼吸非常沉重。他的衣服式樣與其他人一樣，隻是顏色有些不同。他很不注意修飾，我注意到他的襯衣袖口已經磨破了。他的鞋好像從未擦過。他的動作遲緩，講話慢條斯理，用字不多，語言簡練，每句話的意思都非常充實、清楚和準確。他講話時連續不斷地抽煙。另外他的講話方式特別容易吸引聽眾的注意和激發他們的想象力，給人以和藹和真誠的印象。
毛也向達賴喇嘛保證，他不會對西藏使用武力，強迫西藏進入共產主義。直到中央政府派兵占領和統治西藏時，這位西藏領導人還以為這個行動並沒有得到毛的同意和支持。而周恩來對西藏表現出十分強硬的態度。達賴評論說：“對此我一點不感到驚奇，當我和毛在一起時，我就知道，他（指周恩來）支持鎮壓西藏的政策。”
達賴喇嘛在北京出席了慶祝藏曆新年的傳統晚會，毛送來了一些喜餅。西藏迎新年的傳統風俗中有一項是把喜餅扔向天花板，認為這樣可以把它們敬奉給釋迦牟尼佛。當毛澤東了解到這一風俗後，他也把喜餅扔向天花板。1954年 10月1日，蘇聯三巨頭—赫魯曉夫、布爾加寧和米高揚來到北京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周年，這比任何外國代表團來訪的意義都要重大。對於赫魯曉夫來說，這是他三次北京之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富有建設性的一次訪問。他發現他受到了彬彬有禮但又不很真誠的接待。他回憶說：
“當我見到毛之後，我們互相熱烈擁抱和親吻。在北京期間，我們通常躺在一個遊泳池裏，像最好的朋友那樣交談許多相互感興趣的事情。但這是一種令人不舒服的親密，氣氛讓你感到難受。此外，毛談的一些事情使我感到很驚奇，我確實不明白他到底是什麽意思，我想這大概是因為漢語具有許多微妙之處及中國人特殊的思維方式所決定的。毛的一些想法令我感到一會兒過於簡單化，一會兒過於複雜化。”
毛在中斷30年後又重新恢複了有規律的遊泳活動，1954年，北京一所大學開放了一個新建的內部遊泳池，“我每天晚上帶著我的包和換洗的衣服去那裏，”毛告訴赫魯曉夫，“我用了整整三個月來研究水的特性，沒有受到任何幹擾。”不久之後，一個華麗的遊泳池在他的花園內建成。正是在這個遊泳池他接待了赫魯曉夫。據說他對黨中央花費這麽多錢修建它感到十分不安，所以一定要堅持自己為這個特權付錢。
在赫魯曉夫的回憶錄中，曾提到他與毛的一次談話，“我和毛澤東穿著遊泳褲躺在遊泳池邊上，討論戰爭與和平問題。”
“赫魯曉夫同誌，”毛開始說，“你怎麽想？如果我們比較一下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的軍事實力，你就能看到我們顯然比我們的敵人強。你想，中國、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加在一起能動員多少個師啊！”
“毛澤東同誌，”赫魯曉夫回答道，“這種想法現在可過時了。你再也不能根據哪一方麵的人多來計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頭和刺刀解決紛爭的時候，誰的人多刺刀多，結果的確不一樣。可是出現機關槍以後，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占上風了。現在有了原子彈，雙方部隊的數目對真正力量的對比和戰爭的結果就更沒有意義了。哪一方的部隊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聽我說，赫魯曉夫同誌。”毛馬上作出反應說，“你們隻要挑動美國人動武就行了，你們需要用多少個師來打垮他們，我們就會給你們多少個師—100個，200個，1000個，都行。
赫魯曉夫試圖進行一番解釋，他說，隻要一兩枚導彈就能把中國全部的師都炸成粉末的。但毛根本不想聽，他認為赫魯曉夫是膽小鬼。後來又出現了進一步的分歧，因為赫魯曉夫想要中國100萬工人去西伯利亞幫助蘇聯開發廣闊的森林資源。對於這一要求，赫魯曉夫回憶說：“毛對我們建議的反應很符合他的性格特征—並且預示了要發生的事情。他真懂得如何把我們搞得啞口無言。首先，你可以想象毛的樣子像什麽。他走動起來像熊那樣穩靜和緩慢，左右搖晃。他會長時間盯著你，然後把兩眼垂下來，開始用一種遲緩和平靜的聲調說：‘你知道，赫魯曉夫同誌，很多年來人們普遍認為，由於中國是一個不發達、人口過多、到處是失業的國家，因為它是廉價勞動力的極好來源。但是你知道，我們中國人覺得這是對我們的侮辱。出之於你的口，這倒有點令人為難。如果我們接受你的建議，別人會對蘇聯和中國之間的關係，產生錯誤的想法。他們會認為蘇聯對中國的看法，同西方資本家對中國的看法一樣。
上述會談的內容充分地顯示出中蘇兩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同誌之間的分歧。赫魯曉夫北京之行的一個有趣的插曲就是他與江青的邂逅。當他們一同站在天安門城樓觀看慶祝建國5周年的遊行時，周恩來為他們作了介紹。根據赫魯曉夫妻子後來的回憶，毛注意到了當時所發生的這一切，他走到江青的身旁，粗暴地將她帶到一邊，很明顯，他要阻止她與蘇聯領導人的接觸。在她後來的生涯中，再沒有會見過蘇聯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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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弄 潮（1955~1956）</h2>
1955年春天，毛發現，必須除掉黨內的一個對手。鄧小平在黨的會議上，發動了一場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鬥爭，宣布包括高崗在內的黨內一個小集團反對黨的最高領導，高崗還“企圖建立東北獨立王國”。他“不但不向黨低頭認罪，反而以自殺來表示他對黨的最後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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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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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曉夫是那些對高崗事件的官方解釋表示懷疑的人士之一，他評論說：“我非常懷疑高崗是否自殺，極有可能是毛把他掐死或毒死了。但這些疑慮看來是沒有根據的。另外一個關於高崗之死的說法是，在一次質問當中，他拔出手槍，大聲說道：“如果你們這些同誌對我什麽都不相信，我將在你們麵前自殺。”但是他被坐在旁邊的政治局委員奪下了武器。毫無疑問，當高崗第二次試圖這樣做的時候，他成功了。在中國，自殺是傳統的最後的反抗行動。
高崗事件對毛的領導地位構成了嚴重威脅。毛澤東後來說，高－饒事件是一場八級地震。但不管高的野心究竟是什麽，毛已經決意開展反對高崗的運動。
據說，毛打算把他的親信派到高崗控製的東北地區，擔任最高領導人。而且他還要求清除饒漱石及其親信，當時饒是負責上海地區工作的領導人。他們都是毛所說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探聽日本對於建立反對國民黨聯盟意見的秘密行動的僅有的幾個見證人。
在一次討論有關批判高崗問題的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講話，他對他的同事們說，即使是你崇敬的人，如果他的思想是錯誤的，也應該同他進行鬥爭。毛提到了個人的態度問題，這主要是針對那些經過長征並參加1935年創建陝北革命根據地的老幹部的。他說：
對不符合黨的原則的，就應當保持一個距離……不能因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學，同鄉等而廢去這個距離。在這次高饒反黨事件中……都有過許多這樣的經驗：隻要你以為關係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講，不保持一個距離，不擋回去，不劃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們那個“鬼”就要纏住你。所以，應當表示態度，應當堅持原則……要有名有姓，哪一個部門，要指出來。你沒有搞好，我是不滿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無非是怕喪失選票，還怕工作上不好相處。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飯？沒有那回事。其實，你講出來了，把問題尖銳地擺在桌麵上，倒是好相處了。
在1955年3月的這次會議上，毛在經濟政策上的一些想法遭到了反對：大部分同誌讚同劉少奇的更為謹慎地發展經濟的做法。為此，毛建立起了他自己的反對黨，以鉗製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中妨礙實施他的政策的大部分同僚。在這種情況下，毛做出了任何統治者都做過的事情，他組建了自己的“近衛軍”。
中央委員會已經有了自己的辦公廳，承擔毛的日常秘書工作，軍隊也有一支特別部隊，這就是後來的8341部隊，它是毛的個人警衛武裝。這支部隊的一些老戰士在毛死後回憶說：
“為了更好地了解農業合作化的詳細情況和國家對糧食統購統銷的情況，毛主席要求我們從每個縣挑選一個人到他的警衛部隊來工作。他通過這些人探親回家所做的一些調查來了解農村一些地區的情況，從而了解當時全國的形勢。
1955年5月，毛為這些戰士布置了一項新的政治任務。
他說：“你們都是做警衛工作的，我現在給你們加一樣，就是調查工作……你們要有三個任務：一個保衛工作，一個是學習，再加一個調查工作。”
“我們擬個章程，”他告訴那些準備回家鄉做調查研究工作的戰士們說，“對人要謙虛，對父母，對鄉村老百姓要尊重，要尊重區鄉幹部，別擺架子。謙虛就可以調查出東西。”
這批戰士按時出發，並給毛帶回了許多信息。
“1955年7月下旬，第一批調查的同誌回來，毛主席一連三天，用了十個多小時的時間聽取匯報，並把匯報的同誌留在家裏一起吃飯。毛主席仔細地詢問農村生產生活等情況，一字一句地看同誌們寫的調查報告，還把報告中用錯了的字和標點符號一一改正過來……有的同誌在匯報時，把從家鄉帶回來的農民經常吃的穀麵餅子拿給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後吃了一些，並且告訴身邊的每個同誌都要吃一點。
一天，當從湖南和湖北回來的戰士匯報家鄉的情況後，毛主席非常高興地說道：“了解兩個省六千萬人口的情況，用了三個鍾頭。這個辦法實在好，通過你們和廣大農民聯係起來了。”
他伸出三個指頭繼續說：“你們見到農民，我看到你們，就間接見到農民，就離這麽遠。你們是武裝起來的農民，有了階級覺悟。”
這些警衛戰士不僅被派回家鄉搞調查研究，而且還要求他們給家裏寫信。毛告訴他們：“以後你們兩個月寫一次信，內容是家裏有沒有吃的，生產情況，合作社情況，每年寫四五封，回信拿給我看，那我就消息靈通了。
毛和他的同事們之間的分歧是，在當時是否具有通過開展大規模的合作化運動，帶動全體農民進入農業集體化的第一階段的膽識。這種做法以前曾經嚐試過，但沒有取得成功，毛還想再試一次。然而許多農民強烈反對這樣做，政府所規定的糧食定額給他們造成巨大的壓力。由於缺乏有效的物質鼓勵辦法，農業產量下降，並且最終影響了工農業生產和國家建設。負責農業的官員們，尤其是毛的老戰友—鄧子恢，認為應該放慢合作化運動的步子。1955年上半年，在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接受了鄧子恢的觀點。
但毛絕不向大多數人低頭，即使是他的親密同事。7月份，他召開了一次有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會議，想說服他們接受他的加快農業集體化的計劃。他堅持認為，“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誌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
毛非常清楚斯大林對他的不信任。13年後，他回憶說，當中國共產黨人取得勝利後，斯大林“又懷疑中國是南斯拉夫，我就變成鐵托”。
到12月份，毛第一次準備去莫斯科會見斯大林的時候，他知道他的一位同僚已先他抵達那裏。顯然，他的這位同僚正在俄國人的支持下，鞏固其在具有戰略意義的東北地區的地位。這個人就是高崗。高曾經在長征結束時把毛迎入陝西並使後者免於磨難。
在內戰的最後階段，即1946年到1949年期間，高作為東北的領導人已經確立了自己的地位，因為東北緊扼通往蘇聯的中國鐵路，而且它的重工業對共產黨人極為重要。高後來宣稱：“我是一個國際共產主義者，而毛澤東及其支持者則是井岡山上的土生土長的共產主義者。”據此，可以說。高正把自己看成可以取代毛的領袖人物。高並沒有公開謀求毛的黨的主席職位，卻千方百計想攫取劉少奇的書記處書記職位和周恩來的總理職位。所有這些恐怕都得到了蘇聯的支持。毛後來說，斯大林非常喜歡高崗並送給他一件特別的禮物—小汽車。赫魯曉夫記得克裏姆林宮曾收到過高崗提供的有關北京領導人情況的許多材料，他說：“他是中國政治局在滿洲的代表和首腦，跟我們自己在那裏的代表關係很密切。
1949年7月，就在毛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數個星期前，高崗率領一個獨立的貿易代表團，作為“中國東北人民民主政府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先於毛同斯大林簽訂了一個貿易協定。
據後來陳毅的一個報告的譯本說，高“從蘇聯邀請專家，派學生去蘇聯。事後才敷衍性地要求中央政府同意”。(1) 直到1952年，高的東北甚至還擁有自己獨立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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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蘇聯黨政領導人布爾加寧（右一）、莫洛托夫（右二）前來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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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49年12月16日毛去莫斯科時，對他以前的朋友和救星的作用心存疑慮。當斯大林把他當做心腹朋友時，毛一定感到很意外。後來，赫魯曉夫回憶說：“斯大林決心贏得毛的信任與友誼，所以他把蘇聯大使關於毛與高崗爭論的報告交給毛，對毛說：‘看看吧，你可能會對這些東西感興趣。’接著赫魯曉夫自己解釋道：“斯大林為什麽要出賣高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驅使……他估計毛遲早會發現高崗一直在告自己的秘，因此，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毛就可以指責斯大林煽動反對中國政府。於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還是犧牲高崗來取得毛的信任。然而，我認為毛從來就沒有真正信任過斯大林。”(2)
赫魯曉夫是對的。毛在訪問前沒有理由設想斯大林對他已有好感，談判的結果又在他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不信任感。由於這一原因，高在東北的表現和行為一定變得越來越令人難以容忍。但是，毛必須等到斯大林死後，才能對付這個危險的競爭對手。
在毛訪問莫斯科的九周（其中有兩天去了列寧格勒）內，中蘇雙方都令人驚異地沉默寡言。斯大林70壽辰時，毛重新出現在宴會上，之後又受到蘇聯領導人的多次宴請。然而，他們彼此都發現很難談得來。
根據赫魯曉夫的說法，斯大林對中國的新統治者一直憂心忡忡。“這個毛澤東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他問身邊的同僚，“我對他一無所知。他從未來過蘇聯。
斯大林懷疑毛有狹隘的農民觀念，害怕城市工人，把紅軍建立在孤立的基礎上而不考慮無產階級。由於毛在國民黨無力防禦上海時，對占領該市裹足不前，因而使斯大林確信了他的上述看法。斯大林向毛提起的第一樁事情就是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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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21日，毛澤東出席斯大林70壽辰慶祝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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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不打下上海？”他問。
毛答道：“那裏有600萬人口，要是占領上海，我們就得給這些人吃的，我們到哪裏去弄這麽多糧食？
這個回答隻能加重斯大林的懷疑：毛考慮的不是進入上海並獲得當地無產階級的支持，而是唯恐供應城市食品的工作會妨礙他在全國其他地區同蔣的鬥爭。
當後來斯大林重溫這段爭論時，對他的同僚說：“毛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他自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可是他連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許他根本不想懂得這些道理。
最初的會晤一結束，怨氣便自談判中湧現出來。斯大林連續幾天不想見毛，而且正如赫魯曉夫所言，“由於斯大林自己不去看毛，也沒叫別人去款待他，因此別人誰也不敢去看他。謠言傳開了，說毛很不高興，他受到禁閉和忽視，假如這種待遇繼續下去，他就要離開。於是，斯大林為他擺了另一次晚宴，以穩住其心神。一些人把毛的長住歸結於下述事實，即他在莫斯科經常患病，身體虛弱無力，無法在會議上講話。
至於斯大林，由於他要求在華享有和中國過去被迫給予西方人的極為相似的特權，因而加重了毛的憂慮。例如，他提議建立一個聯合股份公司來開采新疆的自然資源；他還要求毛拿出土地建立一個橡膠種植園—這兩個建議極易讓人聯想起昔日令人望而生畏的歐洲帝國主義國家。
同斯大林的這些會談，毛牢牢地記在心裏。八年後，他在家裏告訴他的同誌：
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對於互助同盟條約、中長路、合股公司、國境問題，我們的態度：一條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一條是你一定要堅持，我接受。這是因為顧全社會主義利益。那時有兩個“殖民地”，即東北和新疆，任何第三國的都不準住在那裏……
1957年毛在另一次談話中回憶說：“我們要簽訂中蘇條約，他不訂；要中長路，他不給；但老虎口裏的肉還是能拿出來的。
在俄國首都的寒冬裏過了毫無收獲的一個月後，毛把周恩來從北京召來以收拾談判的殘局。兩個最高級人物能夠麵對麵解決他們之間的問題的神話破產了。結果，毛在中國的威望降低了。三個星期後，1950年2月14日（聖瓦倫丁節），一份友好、互助和結盟的條約在為此而舉行的儀式上簽訂。同時簽訂的還有，俄國在5年內向中國僅提供3億美元貸款的協定和其他經濟協定。用斯大林為東歐各國所做的一切或者美國為其亞洲盟國所做的一切來衡量，任何人都會清楚，斯大林對待中國明顯地吝嗇。
中蘇還對即將發生在朝鮮的事件進行了討論。顯然，當時尚未認識到這一事件將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斯大林就北朝鮮領袖金日成進攻南朝鮮的計劃征詢毛的意見。
赫魯曉夫回憶說：“毛……同意金日成的設想，並提出美國不會幹涉的看法，其理由是，這場戰爭是一場國內戰爭，朝鮮人民會自己加以解決。
幾天後，毛穿越西伯利亞和中國東北回到了北京。抵京之際，毛對兩國之間“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誼，僅發表了寥寥數語的演說。斯大林與毛的“偉大會見”的照片出現在全國，以誇張的語言讚頌他們的新歌也傳播開來：“毛澤東！斯大林！就像天上的太陽一樣光明！”然而，北京的圈內人物卻知道毛受到蘇方的冷遇。
從某種意義上說，出於中國人的自豪與自尊，毛在同斯大林周旋的過程中已經站起來了。他的中國同誌無疑欽佩他的氣概。但是，另一方麵，他卻未能把中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東西帶回來。俄國擁有的技術和能夠提供的資金，中國自己要花費幾十年才能挖掘和積累起來，所以毛的同誌們對此一定頗為失望。
毛同斯大林最低限度的諒解一經取得，他便安下心來處理國內問題，把延安的經驗運用於一個由不同的民族組成的6億人口的國家中。正如江青直截了當所說的那樣：“現在，人民給了我們很高的地位、良好的待遇和巨大的權力，如果我們不能作出新的貢獻，那麽，人民會需要我們多久？
毛於2月和3月間從俄國歸來後，繼續在東北的城市和工業區旅行。他去了哈爾濱、長春、沈陽等城市的工廠和企業。地方官員努力讓他住得舒適一些並給他提供良好的飯菜，毛沒有阻攔任何特殊安排。但在一個城市裏，當毛看到他房間裏的彈簧軟床時，他對貼身警衛說：“我們不習慣睡這種床，你最好用我們自己的。”於是，軟床被撤走，毛簡單的床上用品鋪在了一塊木板上。
毛在哈爾濱視察鐵路工作時說：“很好。你們有許多熟練工人。我們沒有經驗，應該依靠熟練工人管理工廠。”
他對一位負責人說：“你懂得怎樣管理工廠嗎？”
那個官員答道：“不，我不懂。最近我剛被調到工廠。”
毛評判說：“如果你不懂，你應該學。我們都不懂，我們都應該學。 南方的土地改革問題特別困難。1950年初，毛給南方各省黨的領導人發出一份征詢意見的通知，建議他們放慢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並指出，土改規模空前偉大，黨的幹部容易發生過“左”偏向。過去，北方人民的土改是在戰爭中進行的。現在已無戰爭，所以土改給予社會的震動特別重大。最後，土改將使民族資產階級不安，而黨正在努力同他們合作。基於上述原因，毛極力主張，盡管共產黨人取得了勝利，但暫時還不要觸動南方的富農。
6月份，毛說，有些人認為可以提早消滅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是錯誤的，是不適合我們國家的情況的。黨已經創造過奇跡了，但現在應當避免衝動。“四麵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麵有所讓步，有所緩和……
要說服知識分子學習唯物主義以清除他們的唯心主義思想。“他們講上帝造人，我們講從猿到人。”
在這百業待興的階段，迎來了共產主義勝利的第一個周年紀念。在為此而於北京中心舉行的舞蹈演出期間，毛作了一首詩：
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人民五億不團圓。一唱雄雞天下白，萬方樂奏有於闐，詩人興會更無前。
然而，一個未曾料到的悲劇降臨了，無論對中國，還是對毛本人，它都是一幕悲劇。6月份，金日成越過朝鮮分界線，向南進軍，朝鮮戰爭爆發了。杜魯門總統認為這場戰爭是在蘇聯和中國的支持下策劃的。中國人自己知道，毛在莫斯科的訪問作為一次乞求幫助的遊說活動是很不成功的，但對華盛頓和倫敦的西方政治家來說，它更像是一次向莫斯科的控製屈服的旅行。朝鮮戰爭的突發，被視為在亞洲其他地區進一步擴散共產主義理想運動的第一個行動。
毛錯了。美國人—不僅僅是美國人—進行了幹涉以支持南朝鮮政權。到10月份，麥克阿瑟將軍指揮下的聯合國武裝部隊已逼近鴨綠江，而且似乎要向中國邊境進軍。在此情況下，毛戰勝了自己在向美國人挑戰問題上的強烈恐懼，給中國軍隊發出了一道命令：“著中國人民誌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誌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
在中國軍隊開進朝鮮的最初幾個星期裏，毛作出安排，讓他的老對手，親蘇的王明坐火車迅速出發去莫斯科。最後得了妄想症的王，斷言這是一陰謀，讓他在美國飛機襲擊蘇中兩國之間的鐵路時喪生。他對毛所下達的指示抱怨不已。在中國共產黨人的一所醫院裏他用消毒雜酚皂液代替醫療藥皂刷碗。然而，他平安地抵達了蘇聯並在那裏住了很多年，撰寫他的回憶錄，編錄毛的所謂的罪行。
與誌願軍一起入朝的一位官員是毛的長子岸英。這位年輕人在幹了一段農活後，先是被分配到北京做翻譯工作，後來又參加了軍訓。據說他在朝鮮指揮一個師。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那時他年僅30歲。
1950年11月，在一次美軍空襲或者中國飛機墜毀的過程中，岸英犧勝了。用江青的話說，毛得到的這個消息給他們的個人生活蒙上一層“深深的憂鬱”。
戰爭結束後，金日成每年都在平壤以中國人的悼念方式在岸英的墳墓上放置花圈。因為據說後者的遺體“應朝鮮人民的要求”從未運回他的故鄉。
朝鮮戰爭打斷了毛發展中國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的進程，同時也給蟄居於台灣並隨時準備反攻的國民黨以巨大的鼓舞。此時已得到美國全麵支持的國民黨對他們剛剛撤離的大陸加倍地進行破壞和顛覆活動。1951年，毛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花在領導鎮壓反革命分子和其他違法者、歹徒的運動上麵。所謂“三反”（反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運動和後來的“五反”（反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以及對倔強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都是在這個時期展開的。
正是這些運動，和土改一起導致了大規模的血腥鎮壓。5月，毛發出指示，在犯有最嚴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當中，大約10%至20%的人應處以死刑。而這僅僅是最低限度的數字。這些人應當包括“有血債或有其他引起群眾憤恨的罪行或最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的人”。
其他人盡管犯有死罪，但應處以較輕的刑罰，“如果我們把這些人殺了，群眾是不容易了解的，社會人士是不會十分同情的，又損失了大批的勞動力，又不能起分化敵人的作用，而且我們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
與此同時，毛的妻子正逐步介入他的政治生活。50年代中期，在周恩來的幫助下，她在文化部的電影籌劃指導委員會裏謀得一席之地。幾個月後，她發現了一個問題，並能就此向毛證明她是其思想的合格的捍衛者。這個機會就是電影《武訓傳》的上演。武訓是19世紀的著名乞丐，他攢錢投資創辦學校以便讓窮人的孩子受到教育。電影對他進行了稱頌。於是江青抱怨說，《武訓傳》是在鼓勵人們去做一個膽小怕事的規矩人，而不是去做一個徹底的激進的革命者。負責文化事業的共產黨官員、江青在上海的歲月裏的宿敵、現任文化部部長的周揚沒有理會她的意見。毛對此也沒有什麽興趣。經過長時間的爭論，她離開了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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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誌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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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數日，她沒有在毛的房間裏露麵。最後，毛去了她的書房，而她正在全神貫注地搞她的研究。毛不高興地說：“原來你仍在忙這個。”
江告訴毛，她想去山東武訓的家鄉以收集更多的材料。毛反對這樣做。盡管如此，江青還是用假名去了山東並勝利歸來，因為她搜集的材料表明，事實上，武訓後來變成一個地主和地主階級的支持者。毛最終信服了，並幫助她寫了一些報告。毛自己也寫了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曆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曆史事件，具體的曆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曆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麽地方去了呢？
1951年末，江青隱姓埋名去中南地區幫助搞土改。應其要求，毛送給她一件大衣，以備冬季之用。而且，他還與同事們一致同意，她應辭去作為毛的秘書長和電影局局長的職務。據說，這是由於她生病的緣故。
江青勝任政治或文化領導工作的才能，沒有給毛的許多同誌留下印象。
1952年底，因為抱怨肺疼，她第二次出訪蘇聯進行治療。蘇聯外科醫生做手術檢查她的肺，結果未找到絲毫的病象。接著，她又一次被送往雅爾塔，在那裏她接受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青黴素治療。隻是到了1953年秋，她方獲許回國，但仍需醫治。
據江青說，斯大林對毛的建議之一是，他應該出版他的著作集。實際上，這是必然的。1950年毛從莫斯科回國後不久，便開始修改和編輯他的手稿的工作，對這些手稿毛希望作為財富加以保存。修改的原因很多。顯然，他需要改正其早期著作中存在的明顯的理論錯誤。其次，在遵義取得黨的領導地位以前，毛表達的某些思想也要加以充實，它們曾經一度為黨所擯斥。
同時，毛希望不要留下任何公開的把柄，以防政治對手攻擊他在1935年以前不服從黨的領導。最後，在50年代初期，減弱中國共產黨對斯大林的理論權威的否定程度，對毛是有益的。
出於上述考慮，在修訂過程中，通過增、刪和各種各樣的改動，對原內容進行了廣泛的調整。一位西方的著名學者斯圖爾特·施拉姆得出結論：“在對照原版檢查以前，你不能把任何一個句子看做與毛實際上寫的完全一致。
《毛澤東選集》第1卷於1951年10月，第2卷於1952年4月，第3卷於1953年5月相繼麵世。此後，隔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1960年9月，第4卷才出版發行，而第5卷則是在他死後問世的。
任何國家在任何時候隻依靠舊黃曆是行不通的。如果我們隻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的著作，比如他的《兩種策略》，我們就不可能解決1950年以來所出現的新問題。如果隻有1901年出版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便不可能有效地解決十月革命前後所出現的新問題。為了適應當時的需要，列寧寫了《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等。
列寧死後，斯大林有必要寫《列寧主義基礎》和《列寧主義問題》來反擊反革命分子保衛列寧主義。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和抗日戰爭初期，我們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些著作我們必須出版以便跟上時代的需要。
要進行係統的考察，就應該判斷出混雜在毛的著作中的大量中國引語。毛是寫給中國人而不是西方讀者看的。據統計，毛著作中的所有參考資料，22%源於儒家思想，12%出自道家或墨家的著作，13%是中國傳奇或純粹的文學作品中的東西。換句話說，他的引語的幾乎一半是中國讀者所熟悉的。相比之下，僅有4%源於馬克思和恩格斯，24%引自斯大林，18%引自列寧。
這反映了毛自身的讀書種類。他是一個博覽群書的人，同時又是一個很會有選擇的讀書的人。一位在40年代初訪問過延安的蘇聯人評論說，毛隻讀舊式的包羅萬象的典籍、古代哲學信條和舊小說，漠視西方的經典，蔑視所有的非中國人的著作。這個評論有些誇張—但並非完全不著邊際。毛對書籍的矛盾心理是顯而易見的。他曾經告訴參加某次會議的同誌們：如果一個人盡相信書本裏說的，還不如什麽書都不讀好。他非常喜歡說：一個人“書讀得越多越蠢”。這句台詞在幾個場合中都被提起過。
“選集”是怎樣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呢？毛的一位親蘇的同事強烈地批評了他的哲學文章。他聲稱，這些文章中包含著嚴重的理論錯誤（是“反唯物主義的、極端主觀唯心主義的、唯意誌論的”）和方法論錯誤（是“反辯證法的，與科學的方法論極端矛盾的、詭辯的”）。就毛的《辯證法唯物論提鋼》一書來說，它有那麽多的錯誤和幼稚的議論，以至於任何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人，在讀這本著作時都要“笑掉牙齒”。
毛公開承認，有些同誌說“我甚至沒有一點馬克思主義”。接著，他進而表白自己是怎樣在實踐中而不是在課堂上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以前我有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想，隻是後來我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書本裏，我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於是開始改造我的思想。但主要是在過去幾年裏，通過參加階級鬥爭，我才得到改造。如果我想進一步改造，就必須繼續學習，否則就要落在後麵。
“選集”裏有許多具有特色的主題。比如，實用的中庸之道—中國人的一種典型行為方式。內戰末期，毛關於同國民黨談判的建議便是一例。他說：“我們不應當怕麻煩、圖清靜而不去接受這些談判，我們也不應當糊裏糊塗地去接受這些談判。我們的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我們也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
貫穿於“選集”中的另一個思想是，不穩定和不平衡是正常的。毛在一篇文章中講：“樹欲靜，而風不止”，“沒有必要害怕浪潮；人類社會就是在無數的‘浪潮’中演進的”。毛用一句話明確地表達了這個思想：“平衡、靜止和統一是暫時的和相對的，而不平衡、變化和對立則是絕對的和永恒的。
毛的“選集”中還存在著民粹主義的思想痕跡。他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裏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所以，任何共產黨領導人都要同群眾保持聯係並從他們那裏吸取營養。“群眾是公平的，他們不會否定我們的成績”。
同時，毛關於階級的思想也是不同尋常的。在一個關於階級問題的指示裏，他寫道：
……階級成分和本人表現要區別，主要是本人表現……問題是你站在原來出身的那個階級立場上，還是站在改變了的階級立場上，即站在工人、貧下中農方麵？……如果隻論出身，那麽，馬恩列斯都不行。
這樣一來，中國的資產階級便可獲準進入成員雜遝的“人民”俱樂部。這個俱樂部為他們提供優良的行為樣板，讓他們轉變思想。然而，無論你轉變與否，思想畢竟是個抽象的東西。最後，毛承認在這個問題上，他受到許多最親密的同誌的欺騙。
毛從未能使自己喜歡上知識分子。1968年，他向來自大學和工廠裏的受過軍事訓練的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青年革命者—紅衛兵發表了一個講話，說：“我認為知識分子是最不文明的。我認為樸實無華的士兵是最文明的。”毛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唯物主義者，但他又明顯地接受甚至頌揚生活中的主觀意誌的作用。他引用孔子的話說：“君子……內省不疚。”
60年代初他寫道：“我們不能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存在能動的和自由的意誌了。”他堅信主觀力量改變客觀現實的能量，堅信主觀意誌的威力。在1938年的一本小冊子裏他已經寫出了這一點：
我們反對主觀地看問題，說的是一個人的思想，不根據和不符合客觀事實……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戰和最後勝利沒有人做就不會出現。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術……
指導戰爭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爭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戰爭指揮員活動的舞台，必須建築在客觀條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憑借這個舞台，卻可以導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戲劇來。
上述思想和更多的其他思想一齊收入“選集”，以展示毛主義或毛澤東思想的一貫性和係統性。這幾乎就像古代學者整理孔子及其他聖人的教誨一樣。毛澤東思想被描繪為“寶貴的思想財富”和“取之不盡的理論寶庫”。一首小詩寫道：
毛主席的書是寶庫，
總有取之不盡的珍貴財富。
一字值千金，
讀了心裏紅彤彤。
毛對自己的智慧結晶有時是很謙虛的。他說：“《毛澤東選集》，有多少是我的？它是用鮮血凝成的著作……毛選中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用流血犧牲換來的。
除了發到中國的幾乎每個黨員和非黨員手裏外，“選集”還被譯成幾十種語言在世界各地發行。由於中國人做的各種各樣的宣傳，因而導致《時代》在毛70壽辰之際發表了一篇評論，稱毛是“中國的思想之王”。一位年輕的非洲來訪者曾經告訴毛：“您的著作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更加易懂。……您的著作寫得很通俗。毛的著作中有常識性的內容和維多利亞式的帶有塞繆爾·斯邁斯思想印跡的關於自立的道德說教，也有哲學論辯和進行革命的策略，這些一直激勵著他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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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揮 鞭（1952~1954）</h2>
至此時，尚沒有一位國家元首前往北京進行國事訪問，對這個剛剛誕生的新中國表示敬意。直到1952年9月，在毛澤東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三個年頭，蒙古人民共和國黨的領導人澤登巴爾才來到北京，成為第一個訪問人民中國的國家元首。令人感到驚訝不解的是，蘇聯人並沒有率先做出這種表示，這或許是因為鋼鐵般的斯大林正在走向他生命的終點。1953年3月，這位蘇聯的獨裁者和領袖病逝於莫斯科，北京的毛澤東寫了一篇出人意料的而又明顯言不由衷的悼念文章。悼文中說：“人們都知道，斯大林同誌熱愛中國人民，認為中國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國革命問題上，他獻出了崇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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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10月21日，毛澤東和印度共和國總理尼赫魯在印度駐華大使舉行的招待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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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是第二個訪問中國的外國領導人。1953年11月，他來到北京與毛澤東會晤。至少這是對中國人參加朝鮮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無私奉獻和巨大犧牲（包括毛澤東的長子毛岸英）的一種表示。第一個訪問新中國的非共產主義國家的政府首腦是印度的尼赫魯，他在1954年10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了國事訪問。盡管幾年前，毛澤東還打電報給印度共產黨表示良好的祝願。在電報中，毛澤東告訴尼赫魯的國內對手說，依靠勇敢的印度共產黨人，“……印度決不會長期處於帝國主義及其合作者的羈絆之下。自由的印度將有一天要與自由的中國一樣，作為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主義大家庭的一員而出現於世界……在1953年夏季朝鮮戰爭停火期間，尼赫魯證明了他所領導的印度真正地獨立於當時世界任何陣營之外。
對中國人來說，朝鮮戰爭使他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毛澤東在1952年夏天的一個講話中指出，在過去的一年，我們用於“抗美援朝戰爭的費用，和國內建設的費用大體相等，一半一半”。在1952年，對於剛剛誕生的新中國來說，這筆戰爭開支無疑是十分巨大的，但它確有著特別重要的政治意義，它證明了中國人能夠戰勝美國人。毛澤東進一步指出，這是因為美國雖然在“武器上是強大的，但是在道義上得不到支持，是弱小的”。
在1953年2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它包括許多非共產黨人士參加—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的閉幕詞中，毛澤東再一次強調指出，黨內一些同誌缺乏民主，他要求他的聽眾去反對政府官員中存在的官僚主義。這一思想最終導致了14年後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展開的一場動亂—“文化大革命”。他說，官僚主義在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中日益滋長，“即以中央一級機關來說，許多部門中的許多領導幹部，還僅僅滿足於坐在機關中寫決議，發指示。隻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層去了解情況和檢查工作，使自己的領導常常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以致在工作中發生了不少的嚴重問題”。
顯然，毛澤東正在製定一些新的模式和法規，試圖以此去訓練他的黨。為此，他請求黨外人士監督和批評那些沒有能按照他的要求和思想去做的黨員幹部。在黨內，他對這些人的批評是十分嚴厲的。用他的話說，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因此要不斷地打掃灰塵，使房間保持清潔和衛生。
但是，實際上在中共黨內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和看法，並逐漸發展成為黨內的一種與毛澤東相悖的異己力量。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後，中國人民進入了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階段，這是邁向集體化的第一步。然而，劉少奇，這位毛的助手卻提出另一種觀點，他認為中國首先應該發展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然後才有可能使土地有效地變為社會所有。
劉少奇的這番講話最早見於1951年夏天，後來這一講話被紅衛兵視為與毛澤東路線相對抗的證明。劉少奇在一個批示中說：“有些同誌認為，農民依靠互相幫助和合作就能夠實現農業集體化和農業社會化，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劉少奇的這一批示得到了廣泛的傳播，顯然這是對毛澤東大力號召在廣大的中國農村迅速推行合作化的回答。到1951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接受了毛澤東的加快組織農村合作社的建議。至此，劉少奇不得不作出讓步。
毛澤東發表講話公開指責劉少奇，他嚴厲地說：
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
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
之後，毛再一次批評他的助手的保守主義，並促使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更進一步加速國有化和集體化進程。
1953年8月，毛澤東再次批評黨內領導幹部中的穩健派，主要是劉少奇的門徒薄一波，薄是當時中央人民政府的財政部長。在稅收係統，薄一波主張實行“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製，因此被認為是“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毛澤東指出，薄一波的“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應該受到批判。而且，薄一波的錯誤不是孤立的，毛澤東強調說：
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說有那麽一點錯誤，小平同誌也說有那麽一點錯誤。無論任何人，犯了錯誤都要檢討，都要受黨的監督，受各級黨委的領導，這是完成黨的任務的主要條件。全國有很多人，是靠無政府狀態吃飯。薄一波就是這樣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評他是完全必要的。
毛在這篇講話的最後特別提出了在以前會議中沒有被寫進決議中的黨的有關紀律，並要求全黨遵守這些紀律，保持謙虛的作風。他要求說：
一曰不作壽。作壽不會使人長壽……二曰不送禮。至少黨內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場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於群眾熱情，也不潑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誌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係，應當如此。遵守這些規定，就是謙虛態度。
1953年夏季以前，毛澤東對始終采取不合作態度的著名的非共產主義哲學家梁漱溟持讚賞態度。梁是一個進步的改良主義者，辛亥革命後他積極從事農業改良和鄉村建設、鄉村自治。1945年，他積極奔走，致力於國共兩黨達成協議，以避免內戰再起。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1953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上，梁漱溟提出要改善農民的待遇。因為農民的生活比城市工人糟糕得多。他說，用佛教中的等級製度來比喻，“城市工人在九天之上”，而農民卻在“九地之下”。
梁漱溟的講話，馬上遭到周恩來的反駁，於是梁漱溟寫了一個條子給毛澤東，要求再一次發言。他的要求得到準許，於是，梁漱溟十分平靜地開始了他的演講。他說：“我再次要求發言，是因為首先我要考驗一下我自己的勇氣，其次我要考驗一下中國共產黨的雅量如何。”
這時，毛澤東發脾氣了，他搶過話筒，打斷了梁的發言，他說：“我猜想，梁先生自以為是非常美的，‘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這些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美女）。但是對我來說，你很醜陋。”麵對這突如其來的訓斥，梁漱溟一時驚訝得說不出話來。會場的氣氛頓時十分緊張。
毛用手指著梁漱溟接著說：“台灣的報紙說你是一個很有骨氣的人，但是要我說，你很醜，是反動透頂。
於是，梁被出席會議的毛的堅定的支持者哄下講台。這時一位很受尊重的前國民黨官員站起來，向毛澤東鞠了一躬，說道：“請問毛主席，現在發生的事情，是梁漱溟的思想問題，還是他的政治問題？”
這一插話的目的在於，根據共產黨的理論，思想問題是可以通過教育得到改正，反之如果是政治上的錯誤就要嚴重得多。這時會場上出現了長時間的沉默。之後，毛回答說：“這是梁漱溟的思想問題。”
“既然是思想問題，”這位老者繼續說，“我想我們今天不應該過於激動。”
從此以後，毛澤東和梁漱溟反目了，梁被描繪成是“用筆杆子殺人”的人。毛澤東取笑梁漱溟關於九重天的比喻，以及梁曾經提出的“中國沒有階級”，“中國的問題是一個文化失調的問題”和“無色透明政府”等觀點，指出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隻會說胡話。
雖然如此，毛沒有將梁劃為反革命一類，他要求全黨繼續和梁辯論，以便把問題搞清楚，並且希望盡可能改造他。另外還有一個不足為外人道的原因，這就是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喜歡挑戰，但是他漸漸感到來自黨內他的同誌們的挑戰和爭辯越來越少，這些人既小心翼翼地恭維他，又在他的背後搞陰謀。
現在毛的妻子江青，經過療養後病愈回到北京。所以毛又像過去一樣，每天坐在她的旁邊，聽她介紹來自各地經過她選擇的有關情況報告和電報，以及一些各地寄來的新書。
但是這時發生了一件令人費解的麻煩事，江青失去了對毛的一個兒子的監護權。這個孩子是賀子珍生的，40年代初他同賀子珍一同住在莫斯科。據說後來他返回上海，由一位牧師照管。在牧師家裏他經常挨打以致此後精神從未恢複正常，於是他常常左右搖擺，癲狂不止，往往跌倒在地。(3)
在中國共產黨人取得勝利後，這個孩子回到了他父親身過。江青把他當做自己的兒子來撫養，努力地去愛他。但當她不得不忍受放射來治療她的腫瘤時，這個孩子被毛的助手們帶走了，而且她不知道被帶到哪裏去了。這由不得她，也由不得毛本人。整個事情是一個大悲劇，對於這個孩子來說，這樣做是明智的。
這是從江青自己嘴裏說出的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在自己的家裏，毛澤東怎麽可能不去設法保護他的兒子？難道是他對這個孩子的神經不正常感到厭煩，以至於讓別人將他帶走？對這個孩子的處理是用什麽方式？他到底受到了什麽樣的對待？為什麽再沒有聽到他的消息？整個事情像一團迷霧，讓人難以理解。但這一切又的確是江青親自透露出來的。
一年以後，她恢複了和毛的政治合作。當她躺在病床上時，精力全部放在讀書上，她看到一本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18世紀經典小說《紅樓夢》的文章。想起毛澤東對這部中國優秀的古典名著十分推崇，曾說過：“《紅樓夢》我已經讀過五遍，但是我不受它的影響，我隻把它作為曆史書來看。”
一位在二三十年代因對中國古籍進行注釋工作而聞名的大學教授(4) 最近寫了一篇讚賞《紅樓夢》的文章，但是文章中沒有階級分析、階級鬥爭的內容。兩個年輕的馬克思主義學生(5) 寫文章對此進行了批判。江青把他們的文章拿給毛澤東看，毛同意廣泛宣傳他們的文章。像三年前批判電影《武訓傳》一樣，共產黨負責文化工作的官員顯然不具備毛主席那樣的敏銳和革命性，文化出版部門的負責人拒絕刊登這篇徹底的反傳統的文章。一直到毛在他的妻子的刺激下，堅持要刊登出來為止。
是年夏天(6) ，毛澤東和江青離開北京到北戴河海邊度假。在這裏他寫了一首詞：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魚船。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這一時期，毛澤東試圖通過清除他的宿敵來鞏固自己的地位。1953年底他發動了反對高崗的運動。在建國後的頭四個年頭，由於沒有發生什麽事情，毛對高崗的野心沒怎麽注意。抗美援朝戰爭使得中國比以往更加依靠東北地區作為戰爭的直接後方。1953年春斯大林的逝世使高崗失去了外部力量的支持。從這時起。毛就開始作出了處理高崗的戰略安排。
在1953年聖誕節的前夜，貝利亞在莫斯科以叛國罪被捕，毛在北京建議中央政治局以黨的名義開展一場批判高崗的運動。他後來回憶道：“我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明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10〕一個星期之後，劉少奇在中央委員會上發表了一次講話，他完全站在毛主席一邊，指出一些領導人現在“自以為天下第一，隻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製和報複，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做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11〕對於毛澤東本人說，公開地帶頭譴責他的老同誌是困難的，所以在這次北京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他很策略地“走開了”。根據一位當時在北京的非共產黨的政界人士說，毛“要回他的湖南老家，並且說他準備在那裏度過春節，這樣就可以充當一個旁觀者了”。毛澤東後來承認這次會議是至關重要的。“四中全會是應當開的，決議是很必要的。否則再讓高崗搞一年，是不可設想的。”〔12〕但是由於劉少奇沒有完全執行毛的指示，使得反對高崗的運動到下一年度才徹底結束。
1953年底，大膽的王明回到中國。眾所周知，他現在已經沒有幾分價值了。在北京醫院裏，他住了三個月，治療膽囊炎。據說，他拒絕了醫生要他做手術的有力勸告，不久以後，他又重新背井離鄉回到了他長期居住的蘇聯。
1954年毛澤東主持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草案。他稱讚了這部憲法草案，並就此談到對中國發展的若幹想法：
我看，我們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概經過50年即10個5年計劃，就差不多了，就像個樣子了，就同現在不大一樣了。現在我們能造什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翹起來。
毛澤東已經著手開始實施他的一些改革主張，包括漢字的簡化（他拒絕了文字改革委員會於1953年提出的建議，即步子不要走得太快）。1956年他指出：
洋字比較好……字母少，寫起來一邊倒，漢字比不上。有些教授說：“漢字是世界上萬國最好的文字。”我看不見得。因此我們采用羅馬字。例如阿拉伯字也是外國發明的，現在不是大家都用了嗎？羅馬字出現在羅馬，英、美、俄等國不也都在采用嗎？
不久以後，毛對一些音樂家發表了關於如何學習西方的談話。他指責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音樂，鄙視中國音樂。他提醒說，全盤西化是不切實際的：
全盤西化是行不通的，是中國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藝術和自然科學不同，例如，割闌尾，吃阿司匹林，這些醫療方法就沒有什麽民族形式，但是藝術卻不同，藝術就是民族形式問題。
最後，毛澤東接受了音樂家們的一些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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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毛澤東在修改憲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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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承認，在近代文化上，西方的水平比我們高，我們是落後了……我們必須善於吸收外國好的東西，以收取長補短之效……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1954年的秋季，北京迎來了一些重要的客人。尼赫魯訪問了中國。1954年8月25日毛接見了由克萊蒙特·艾德禮率領的英國工黨代表團。克萊蒙特·艾德禮是英國前首相，團員有埃熱那·伯威尼和埃德茲·森默斯克。伯威尼在後來的一篇文章中描寫毛很有自信心，並且很有韌性。盡管劉少奇和周恩來在3個小時的會談中始終作陪，但毛在整個談話中一直不容別人插嘴。毛想知道為什麽英國工黨不能把資產階級消滅掉。對此艾德禮和他的同事持有異議，他們曆數了英國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認為是比較好的。但毛說，這是剝削殖民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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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會見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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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禮後來寫道：“當我請他們解釋一下丹麥、瑞典和挪威為什麽在沒有殖民地的情況下人民生活水平也很高時，他們沒有回答。”
9月，毛澤東第一次會見了西藏的傳統最高統治者達賴喇嘛。毛對西藏的情況表示滿意，他說：“西藏已經到了祖國懷抱。”並進一步指出，中國的任務就是要通過利用開發西藏自然資源使西藏社會得到發展，駐紮拉薩的人民解放軍的任務是幫助西藏人民，而不是對西藏人民發號施令。
然後，毛直截了當地問達賴喇嘛，他們是否反對他的願望而且事實上已經有所行動。這位西藏前最高領導人後來回憶說，他感覺自己處於一種非常為難和窘迫的境地，但他老練地應付過去了。第二次拜訪毛時，他同樣富有策略性。這次談話持續了3個小時，當時隻有一名翻譯在場。達賴喇嘛試圖打消毛對他的懷疑，他急於要改變他的處境，於是向毛保證他不可能通過反對中國人而背棄祖國。
幾天之後，毛澤東親自約見達賴喇嘛，這位西藏人回憶道：“某些事情促使毛認為佛教是一種很好的宗教，盡管釋迦牟尼是一個王子，但是他就改善人民生活問題提出了許多好的思想，他也同意tara女神是一個好心腸的婦女。”這樣的談話講行了幾分鍾後，毛又一次起身離去，將手足無措的達賴喇嘛丟在那裏。
不久以後，達賴喇嘛應邀到毛主席家參加一個會議，大約有20多位黨的幹部在座，達賴坐在毛的身邊，毛的獨斷作風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會議的主題是討論中國農村的生活問題，毛“講話非常生硬……他說他對目前所做的一切還不很滿意……他引證了一封從他家鄉來的信，說共產黨的官員正在做的並不是幫助人民”。
過了一會兒，毛轉過身對達賴喇嘛說：“西藏人是比較團結的，但他們的思想比較複雜。20年後西藏會變得強大起來，現在中央政府正在幫助西藏人民，20年後西藏將幫助中央政府。”他向達賴喇嘛介紹了一位著名的解放軍將軍。這位將軍曾打過許多勝仗，後來他鎮壓了西藏的叛亂。
毛最後一次同達賴喇嘛會見，主要是就民主問題高談闊論。他認為西藏領導人應該具有民主思想。毛把他的椅子靠近達賴，輕輕地但充滿自信地說：
“我非常理解你。但是宗教是有害的，它有兩大缺點，它危害民族團結，它阻礙國家進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到宗教的毒害。”這種對宗教領導人來說十分不得體的談話使達賴困惑不解，也使他對毛的反感越發強烈了。他回憶說：“毛的表現絲毫沒有理智。他看上去並不是非常健康，氣喘得厲害，呼吸非常沉重。他的衣服式樣與其他人一樣，隻是顏色有些不同。他很不注意修飾，我注意到他的襯衣袖口已經磨破了。他的鞋好像從未擦過。他的動作遲緩，講話慢條斯理，用字不多，語言簡練，每句話的意思都非常充實、清楚和準確。他講話時連續不斷地抽煙。另外他的講話方式特別容易吸引聽眾的注意和激發他們的想象力，給人以和藹和真誠的印象。
毛也向達賴喇嘛保證，他不會對西藏使用武力，強迫西藏進入共產主義。直到中央政府派兵占領和統治西藏時，這位西藏領導人還以為這個行動並沒有得到毛的同意和支持。而周恩來對西藏表現出十分強硬的態度。達賴評論說：“對此我一點不感到驚奇，當我和毛在一起時，我就知道，他（指周恩來）支持鎮壓西藏的政策。”
達賴喇嘛在北京出席了慶祝藏曆新年的傳統晚會，毛送來了一些喜餅。西藏迎新年的傳統風俗中有一項是把喜餅扔向天花板，認為這樣可以把它們敬奉給釋迦牟尼佛。當毛澤東了解到這一風俗後，他也把喜餅扔向天花板。1954年 10月1日，蘇聯三巨頭—赫魯曉夫、布爾加寧和米高揚來到北京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周年，這比任何外國代表團來訪的意義都要重大。對於赫魯曉夫來說，這是他三次北京之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富有建設性的一次訪問。他發現他受到了彬彬有禮但又不很真誠的接待。他回憶說：
“當我見到毛之後，我們互相熱烈擁抱和親吻。在北京期間，我們通常躺在一個遊泳池裏，像最好的朋友那樣交談許多相互感興趣的事情。但這是一種令人不舒服的親密，氣氛讓你感到難受。此外，毛談的一些事情使我感到很驚奇，我確實不明白他到底是什麽意思，我想這大概是因為漢語具有許多微妙之處及中國人特殊的思維方式所決定的。毛的一些想法令我感到一會兒過於簡單化，一會兒過於複雜化。”
毛在中斷30年後又重新恢複了有規律的遊泳活動，1954年，北京一所大學開放了一個新建的內部遊泳池，“我每天晚上帶著我的包和換洗的衣服去那裏，”毛告訴赫魯曉夫，“我用了整整三個月來研究水的特性，沒有受到任何幹擾。”不久之後，一個華麗的遊泳池在他的花園內建成。正是在這個遊泳池他接待了赫魯曉夫。據說他對黨中央花費這麽多錢修建它感到十分不安，所以一定要堅持自己為這個特權付錢。
在赫魯曉夫的回憶錄中，曾提到他與毛的一次談話，“我和毛澤東穿著遊泳褲躺在遊泳池邊上，討論戰爭與和平問題。”
“赫魯曉夫同誌，”毛開始說，“你怎麽想？如果我們比較一下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的軍事實力，你就能看到我們顯然比我們的敵人強。你想，中國、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加在一起能動員多少個師啊！”
“毛澤東同誌，”赫魯曉夫回答道，“這種想法現在可過時了。你再也不能根據哪一方麵的人多來計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頭和刺刀解決紛爭的時候，誰的人多刺刀多，結果的確不一樣。可是出現機關槍以後，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占上風了。現在有了原子彈，雙方部隊的數目對真正力量的對比和戰爭的結果就更沒有意義了。哪一方的部隊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聽我說，赫魯曉夫同誌。”毛馬上作出反應說，“你們隻要挑動美國人動武就行了，你們需要用多少個師來打垮他們，我們就會給你們多少個師—100個，200個，1000個，都行。
赫魯曉夫試圖進行一番解釋，他說，隻要一兩枚導彈就能把中國全部的師都炸成粉末的。但毛根本不想聽，他認為赫魯曉夫是膽小鬼。後來又出現了進一步的分歧，因為赫魯曉夫想要中國100萬工人去西伯利亞幫助蘇聯開發廣闊的森林資源。對於這一要求，赫魯曉夫回憶說：“毛對我們建議的反應很符合他的性格特征—並且預示了要發生的事情。他真懂得如何把我們搞得啞口無言。首先，你可以想象毛的樣子像什麽。他走動起來像熊那樣穩靜和緩慢，左右搖晃。他會長時間盯著你，然後把兩眼垂下來，開始用一種遲緩和平靜的聲調說：‘你知道，赫魯曉夫同誌，很多年來人們普遍認為，由於中國是一個不發達、人口過多、到處是失業的國家，因為它是廉價勞動力的極好來源。但是你知道，我們中國人覺得這是對我們的侮辱。出之於你的口，這倒有點令人為難。如果我們接受你的建議，別人會對蘇聯和中國之間的關係，產生錯誤的想法。他們會認為蘇聯對中國的看法，同西方資本家對中國的看法一樣。
上述會談的內容充分地顯示出中蘇兩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同誌之間的分歧。赫魯曉夫北京之行的一個有趣的插曲就是他與江青的邂逅。當他們一同站在天安門城樓觀看慶祝建國5周年的遊行時，周恩來為他們作了介紹。根據赫魯曉夫妻子後來的回憶，毛注意到了當時所發生的這一切，他走到江青的身旁，粗暴地將她帶到一邊，很明顯，他要阻止她與蘇聯領導人的接觸。在她後來的生涯中，再沒有會見過蘇聯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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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弄 潮（1955~1956）</h2>
1955年春天，毛發現，必須除掉黨內的一個對手。鄧小平在黨的會議上，發動了一場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鬥爭，宣布包括高崗在內的黨內一個小集團反對黨的最高領導，高崗還“企圖建立東北獨立王國”。他“不但不向黨低頭認罪，反而以自殺來表示他對黨的最後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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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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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曉夫是那些對高崗事件的官方解釋表示懷疑的人士之一，他評論說：“我非常懷疑高崗是否自殺，極有可能是毛把他掐死或毒死了。但這些疑慮看來是沒有根據的。另外一個關於高崗之死的說法是，在一次質問當中，他拔出手槍，大聲說道：“如果你們這些同誌對我什麽都不相信，我將在你們麵前自殺。”但是他被坐在旁邊的政治局委員奪下了武器。毫無疑問，當高崗第二次試圖這樣做的時候，他成功了。在中國，自殺是傳統的最後的反抗行動。
高崗事件對毛的領導地位構成了嚴重威脅。毛澤東後來說，高－饒事件是一場八級地震。但不管高的野心究竟是什麽，毛已經決意開展反對高崗的運動。
據說，毛打算把他的親信派到高崗控製的東北地區，擔任最高領導人。而且他還要求清除饒漱石及其親信，當時饒是負責上海地區工作的領導人。他們都是毛所說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探聽日本對於建立反對國民黨聯盟意見的秘密行動的僅有的幾個見證人。
在一次討論有關批判高崗問題的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講話，他對他的同事們說，即使是你崇敬的人，如果他的思想是錯誤的，也應該同他進行鬥爭。毛提到了個人的態度問題，這主要是針對那些經過長征並參加1935年創建陝北革命根據地的老幹部的。他說：
對不符合黨的原則的，就應當保持一個距離……不能因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學，同鄉等而廢去這個距離。在這次高饒反黨事件中……都有過許多這樣的經驗：隻要你以為關係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講，不保持一個距離，不擋回去，不劃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們那個“鬼”就要纏住你。所以，應當表示態度，應當堅持原則……要有名有姓，哪一個部門，要指出來。你沒有搞好，我是不滿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無非是怕喪失選票，還怕工作上不好相處。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飯？沒有那回事。其實，你講出來了，把問題尖銳地擺在桌麵上，倒是好相處了。
在1955年3月的這次會議上，毛在經濟政策上的一些想法遭到了反對：大部分同誌讚同劉少奇的更為謹慎地發展經濟的做法。為此，毛建立起了他自己的反對黨，以鉗製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中妨礙實施他的政策的大部分同僚。在這種情況下，毛做出了任何統治者都做過的事情，他組建了自己的“近衛軍”。
中央委員會已經有了自己的辦公廳，承擔毛的日常秘書工作，軍隊也有一支特別部隊，這就是後來的8341部隊，它是毛的個人警衛武裝。這支部隊的一些老戰士在毛死後回憶說：
“為了更好地了解農業合作化的詳細情況和國家對糧食統購統銷的情況，毛主席要求我們從每個縣挑選一個人到他的警衛部隊來工作。他通過這些人探親回家所做的一些調查來了解農村一些地區的情況，從而了解當時全國的形勢。
1955年5月，毛為這些戰士布置了一項新的政治任務。
他說：“你們都是做警衛工作的，我現在給你們加一樣，就是調查工作……你們要有三個任務：一個保衛工作，一個是學習，再加一個調查工作。”
“我們擬個章程，”他告訴那些準備回家鄉做調查研究工作的戰士們說，“對人要謙虛，對父母，對鄉村老百姓要尊重，要尊重區鄉幹部，別擺架子。謙虛就可以調查出東西。”
這批戰士按時出發，並給毛帶回了許多信息。
“1955年7月下旬，第一批調查的同誌回來，毛主席一連三天，用了十個多小時的時間聽取匯報，並把匯報的同誌留在家裏一起吃飯。毛主席仔細地詢問農村生產生活等情況，一字一句地看同誌們寫的調查報告，還把報告中用錯了的字和標點符號一一改正過來……有的同誌在匯報時，把從家鄉帶回來的農民經常吃的穀麵餅子拿給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後吃了一些，並且告訴身邊的每個同誌都要吃一點。
一天，當從湖南和湖北回來的戰士匯報家鄉的情況後，毛主席非常高興地說道：“了解兩個省六千萬人口的情況，用了三個鍾頭。這個辦法實在好，通過你們和廣大農民聯係起來了。”
他伸出三個指頭繼續說：“你們見到農民，我看到你們，就間接見到農民，就離這麽遠。你們是武裝起來的農民，有了階級覺悟。”
這些警衛戰士不僅被派回家鄉搞調查研究，而且還要求他們給家裏寫信。毛告訴他們：“以後你們兩個月寫一次信，內容是家裏有沒有吃的，生產情況，合作社情況，每年寫四五封，回信拿給我看，那我就消息靈通了。
毛和他的同事們之間的分歧是，在當時是否具有通過開展大規模的合作化運動，帶動全體農民進入農業集體化的第一階段的膽識。這種做法以前曾經嚐試過，但沒有取得成功，毛還想再試一次。然而許多農民強烈反對這樣做，政府所規定的糧食定額給他們造成巨大的壓力。由於缺乏有效的物質鼓勵辦法，農業產量下降，並且最終影響了工農業生產和國家建設。負責農業的官員們，尤其是毛的老戰友—鄧子恢，認為應該放慢合作化運動的步子。1955年上半年，在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接受了鄧子恢的觀點。
但毛絕不向大多數人低頭，即使是他的親密同事。7月份，他召開了一次有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會議，想說服他們接受他的加快農業集體化的計劃。他堅持認為，“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誌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