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廟是清修之地,安江農校的現校址以前就是一座古廟。袁隆平難道要一輩子在這裏“參禪悟道”?如果雪峰山和沅水的靈氣能夠不斷地注入他的生命,讓他的靈感迸發、研究有成,那也值得了!


    袁隆平成了安江農校的老師。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袁隆平教學生們學習俄語,會不會有發音的困難?袁隆平將月光花嫁接到紅薯秧上,又會出現什麽樣的結果?這是一個苦難的時代,要麵對浮誇風、大躍進,袁隆平就好像一條無法掌握命運的孤舟,但他的心中卻有不變的方向,那就是育成良種、挑戰饑餓!


    安江農校位於湖南省洪江市安江鎮。農校就坐落在風景如畫的雪峰山下。雪峰山山勢挺拔,因其主峰蘇寶頂四季積雪不融,仿佛戴著一頂雪笠而得名。雪峰山上岩石皆褶皺,坡度多陡峭,樹木頗聳生,以此而聞名三湘之地。


    雪峰山為安江農校提供了筋骨,而逶迤如龍的沅水,就為安江農校提供了無邊的靈氣。沅水俗稱沅江,發源於貴州雲霧山雞冠嶺,流經黔東、湘西,至黔城以下始稱沅江。該江全長千裏。這條朝迎晨曦、晚浴星鬥的沅水,就好像美人手中的一條綢帶,對著遠路而來的袁隆平婆娑起舞,袁隆平竟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裏。


    安江農校建在聖元寺中。聖元寺在民國的時候是當地最著名的一座大寺,可是卻不幸毀於兵燹戰禍。如今隻殘存著青磚黛瓦的僧房,而焚香念經的僧人早已沒有了,隻有院內數十株參天的古木還在靜靜地對袁隆平訴說著這座古刹昔日的輝煌。


    袁隆平先坐船,再轉火車,最後乘著燒木炭的汽車,幾經輾轉來到了安江農校。該校的校長對袁隆平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他給袁隆平介紹該校情況的時候,還特意提到學校如今已經有電燈了。


    電燈電話,樓上樓下,小麵包,大列巴——這四樣東西,在當時,就是人人向往和為之奮鬥的目標。既然有電燈,這裏就不算鄉下。可是當袁隆平背著行李來到分給自己的教員宿舍時,他卻不禁露出了一絲苦笑。


    環顧四周,這座宿舍倒是不小,可是,牆上還依稀可辨內容不明的宗教壁畫。人都說達摩在五乳峰的石窟中麵壁十年,才悟出了真正的佛法;袁隆平將要在這裏“修行”十八年,才能真正的“得稻”。


    在曆史的長河中,十八年隻是白駒過隙,可是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十八年卻是一段相當漫長的曆程。袁隆平為了能夠生活得溫馨愜意一些,他首先打掃了一下衛生,再給窗子安上了窗玻璃,然後找來石灰水,將那些斑駁的壁畫全部塗成了白色。


    當時是解放初期,國家百廢待興,沒有經費來維修這座農校,袁隆平也隻好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了。


    袁隆平收拾完了自己的住處之後,來到了沅江邊,看著碧波蕩漾的江水,他抑製不住滿心的興奮,脫下外衣穿著短褲,一頭撲進了清涼的江水中。沅水清澈得好似一塊巨大的翡翠,柔軟得好像母親的一雙素手,不管前麵有多大的困難,袁隆平就好似一條逆流而上的魚,一定要衝破艱難險阻,最後直衝龍門,化為蛟龍。


    初登講台,袁隆平看著台下同學們殷切的眼睛,不免有一些緊張,可是講完幾節課後,班上的同學們就都喜歡上了這個年紀雖小,卻能將農學課講得生動、明了、透徹的老師。


    安江農校的學生大多是山裏生山裏長的山村娃。他們為了求知上進,有的背著裝滿幹糧的小簍來上學,有的放學後,不僅要翻越幾座高山,回家還要順便打上一捆柴草。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嚴酷的現實讓他們早早地成熟了,他們上課的時候,不僅注意聽講,而且懂得禮貌,袁隆平也非常喜歡這些善良淳樸的山裏孩子。


    家有三鬥糧,不當孩子王。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國家經濟困難,尊師重教還隻是停留在畫餅充饑的階段,袁隆平雖然每月領工資,但微薄的工資尚不足以讓他擺脫清貧的窘境,那些世代務農、麵朝黃土背朝天的山裏娃的艱難,更是可想而知了。


    湘西的冬天簡直和北方一樣寒冷,刺骨的寒風直往肉裏鑽。袁隆平站在講台上,他看到很多穿得單薄的貧困學生因為沒有防寒的衣服而凍得麵色青紫,心裏很不是滋味。課後他便翻箱倒櫃,將自己能防寒的衣服全拿出來,讓那些衣衫單薄的學生穿在身上。


    那些學生看到袁隆平身上的衣服也不多,一個個麵色猶豫,連聲說:“老師我們不要,我們不冷!”


    袁隆平用命令的口氣說:“聽話,穿上,一定要穿上,老師下個月發工資,我就有棉衣穿了!”


    師者父母也。袁隆平的衣服並不值錢,但每一件衣服上,都包含著沉甸甸的師恩、暖洋洋的師情。


    這天,安江農校校長聽完了袁隆平的農學課,他拉著袁隆平的手說:“現在全國到處都在學習蘇聯老大哥,我們學校的外語課,也準備改學俄文了!”


    袁隆平在讀大學的時候曾經學習過俄文,校長便有意讓他做農校的俄文老師。


    俄文和中華民族的漢文字一樣,博大精深,都是世界上偉大的語言,袁隆平在相輝學院讀得雖然不是俄語專業,但他有俄語的底子,經過突擊學習,帶俄語的初級班應該沒有問題。


    教書育人,自然要治學嚴謹,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馬虎。袁隆平接過校長布置的任務後,他就找出上大學時的俄文課本,精心背課。


    管仲在《權休》中說: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穀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獲者,人也。


    經過精心準備和刻苦學習,袁隆平在大學期間學俄語時最難發的顫音p,也被他發得準確無誤了。


    袁隆平滿懷信心地走上了俄語教師的講台,他準確的俄語讀音,生動的教學方式,得到了學生們的一致喜愛,學校的教職員工,也對教學認真的袁隆平讚不絕口。


    為了快速提高學生們的俄語水平,袁隆平在上課做俄語習題的同時還領著學生們用俄語演唱《喀秋莎》和《紅梅花兒開》。一有時間,他還用鏗鏘有力的聲音為學生們朗讀俄國偉大詩人普希金的瑰麗詩篇《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不要悲傷,不要心急;


    憂鬱的日子裏需要鎮靜,


    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將會來臨。


    心兒永遠向往著未來,


    現在卻常是憂鬱;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將會過去,


    而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親切的懷戀。


    當袁隆平用俄文教學生們朗誦普希金的這首詩的時候,那抑揚頓挫的音節,充滿哲理的詩句,使學生們一個個無不為詩人堅強樂觀的精神所感動。


    當時俄國革命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普希金卻被沙皇流放。可是不管處境多麽惡劣,普希金都沒有喪失希望與鬥誌,他熱愛生活,執著地追求理想,相信光明必將到來。


    這首詩傳入我國後深受人們喜愛,有的學生將這首詩抄寫在課本的扉頁上,當成自己一生的座右銘。


    袁隆平教了一年俄文,使得全校學生的俄語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時候,學校分來了俄語老師,袁隆平也就交出了俄語的“接力棒”。農校遺傳學教研室的負責人認為,袁隆平大學的專業就是遺傳學,應該讓他學以致用,便將他調到了教研室,讓他一邊給學生上遺傳課,一邊參加必要的科研工作。


    袁隆平對學校的安排欣然接受——我是一塊磚,哪用往哪搬。袁隆平當時就是這樣想的,俄文教學是工作,搞遺傳學研究也是工作,不管在哪裏,袁隆平都能發熱發光。


    當時的安江農校並沒有教育部門統編下發的《遺傳學》的課本。袁隆平為了將課上好,他就領著同學們上山下田,觀察實物,采集標本,袁隆平親自製圖做表,並自編了一本非常實用的“土”教材。這種動手又動腦,實踐加操作的教學方法,深得同學們的喜歡。


    袁隆平上課雖然認真,卻也沒有什麽講究,一旦黑板上寫滿粉筆字,他將手一縮,拿起袖子就當板擦用。袁隆平天生樂觀,一到下課,他就和學生們玩到一起,上課是老師,下課是兄長,袁隆平自然成了安江農校最受學生們歡迎的老師之一。


    馬克思曾經說過,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隻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1956年,黨中央向全國科研戰線的工作者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借此時機,袁隆平立下雄心壯誌,要研製一種新的、高產的農作物。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蓬勃兮,滃澹澹而妄止……孳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慓兮,以鬱怫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怨,奈何人兮——兩千多年前,西漢著名政論家賈誼重農、憫農,麵對著天上的白雲,發出了急切盼雨的疾呼。


    千百年來,我國的農業都是靠天吃飯。風調雨順,老百姓的飯碗裏就有餘糧;一旦出現旱澇瘟蝗之災,貧苦的百姓們隻能賣兒鬻女,背井離鄉、四處逃荒。


    夢想中的世界充滿了美好——如果能研製出一種上麵長高粱,中間生玉米,根莖上結土豆的新型農作物,那將是一件多麽鼓舞人心的事情?當時蘇聯生物學家米丘林、李森科的“無性雜交”理論之所以能在國內盛行,便是迎合了某些人不切實際而且違反自然規律的無稽觀點。


    袁隆平在安江農校教授遺傳課的過程中,一開始,他還被米丘林、李森科的“無性雜交”理論迷惑了一段時間。


    無性雜交技術,就是使兩個親本的原生質體,融合成為一個,具雙親遺傳物質的雜種細胞,並在人工培養下,通過嫁接和胚胎等手段,使兩個遺傳性質不同的物種,進行可塑性的雜交方法。


    無性雜交技術否認孟德爾基因說的存在,並將“基因”學說作為唯心主義進行批判。以現在科學的眼光看,當時的無性雜交技術以所謂的可塑性物資改變生物的遺傳性,是沒有理論根據的。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用刀切去了老鼠的尾巴,按照米丘林的學說,這隻老鼠的後代,就應該都沒有尾巴才對,可事實上,這隻老鼠繁殖的後代一個個都尾巴健全,根本不為人力的改變而改變。


    1958年是袁隆平開始做“無性雜交”實驗的初始階段,然而,隨著“追英趕美”的“大躍進”的口號的提出,一個充滿了口號和虛誇的年代開始了。學校開始停課,袁隆平被迫放下教鞭,他扛起鐵鍬,領著學生們來到農村,師生們開始了深翻土地的勞動。


    “深翻三尺三,麥穗頂破天。”然而,實際上卻事與願違。土地被深翻之後,地表的熟土被翻到了地下,地下的生土被弄到了地表,原來一畝地的小麥還能打個三五百斤,可是深翻之後,一畝地的小麥,竟然連兩百斤都打不到了。


    深翻土地的“邪”風刮過之後,學校的師生們又接到了一個“光榮”的任務,那就是大煉鋼鐵。


    “以鋼為綱,綱舉目張。”為了煉鋼,學校的鐵鍋、鐵鏟被砸碎,鐵床、鐵舀子也未能幸免,全都被投到了煉鋼的土爐子中,接受“革命熔爐”的再一次煉製。校園中的那些百年古樹,也被砍倒,當成了柴火,塞到了爐下,成了煉鋼的燃料。


    “村村黑煙起,戶戶能煉鋼。”在這種蠱惑人心的口號的鼓動下,全國各地、男女老少齊動手,大家真的煉出了很多的“鋼”,可是這些所謂的“鋼”,隻是一些黑黑的“渣滓”,甚至連鐵都算不上。


    全國各地在“大躍進”風潮的鼓動下,什麽畝產萬斤糧、萬頭豬場、萬雞山等不切實際的、浮誇虛報等現象頻繁湧現。國家依照各地送上來的報告,開始征收公糧。結果,征收公糧的額度嚴重超出實際產量,袁隆平和他的學生們也開始承受浮誇風帶來的惡果,那就是袋中無糧,大家一起飽嚐餓肚子的滋味。


    周邊農民饑餓難耐之下,開始吃草根、樹葉和“觀音土”。觀音土一旦吃下去,便有一種脹腹的感覺,饑餓感是沒有了,但卻解不下大便,那可是會死人的。


    為了果腹,袁隆平就領著學生們到雪峰山上去挖野菜,袁隆平樂觀地告訴學生,這就叫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想要填飽肚子,就隻能靠自己的一雙手。


    湘西的孩子登山,都喜歡穿草鞋,袁隆平卻穿不慣,雪峰山山陡路滑,解放鞋不能穿,他幹脆打赤腳。一開始的時候,他的一雙腳經常被草根刺破,尖石紮得他腳板鑽心地痛,可是經過一段時間,腳底便生出了一層厚繭,他就能在山路上自由行走了。


    采回野菜,他領著同學們將其洗幹淨,再用清水泡上幾個小時,野菜的苦味被水浸泡變淡之後,他們就支起鐵鍋,開始煮野菜粥。雖然野菜粥苦兮兮的難以下咽,可是袁隆平依舊談笑風生,領著學生們吃得很香。


    一個人適應能力的大小和他的創造力的大小通常是成正比的。有人說,想要改變環境,必須要適應環境。袁隆平正在一點點地適應安江農校這個艱苦的環境,隻有適應了環境,他才有可能在這裏生根、生長……最後幹出一番大事來。


    謊言被重複一萬遍,便是真理。當時,在國內的農科界,米丘林和李森科的“無性雜交”理論大行其道。袁隆平一開始的時候,也對這二人的理論篤信不疑。


    袁隆平在“無性雜交”理論的指導下,首先決定在紅薯身上搞實驗,他先將在晚上綻放的月光花嫁接到紅薯秧上,他這樣做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想通過月光花增強光合作用,使紅薯的澱粉增多,進而達到增產的目的。


    袁隆平嫁接完紅薯,看著生產旺盛的薯秧,心裏充滿了勝利的希望。但要想使薯秧結籽兒,必須進行短日照處理。那時的安江農校試驗條件簡陋,根本就沒有任何遮光設備。袁隆平隻好將自己的床單、被單統統拿出來,用墨汁塗黑,充當遮光的屏障。


    袁隆平用抹黑的床單,通過遮陽,終於使紅薯產籽。可是,在當時想買新的床單和被單不是光有錢就成,還要有限量使用的布票,這致使袁隆平在以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蓋的都是一個沒有被單的裸棉套。


    世界上有這樣一種人,他可以為真理而獻身,袁隆平就是其中的一員。為了科學,他已經準備豁出一切了。


    袁隆平將番茄嫁接在馬鈴薯秧苗上,又將西瓜嫁接到南瓜上做實驗,到了秋天,前一種嫁接秧苗上,結了一些奇形怪狀的番茄和馬鈴薯。而後一種秧苗上,當年也結了一個“怪”瓜,大家一嚐,紛紛咧嘴,其味道實在不敢恭維。


    倒是經過月光花嫁接的紅薯,給人以驚喜,師生們采收的時候,發現地下的紅薯都很大,最大的一個,竟達到17.5斤,大家都興奮地管這個紅薯叫“紅薯王”。


    1960年,袁隆平來到湖南武岡縣,出席了全國農民育種專家的現場會,開會的同行們見到那個巨形的“紅薯王”都很興奮,專家們也認為,增加薯類作物產量的方法已經被袁隆平找到了。當時,袁隆平的名字也經常出現在國內報紙的不同版麵上。


    這些消息傳到安江農校搞育種的同行們耳中後,他們在背後都羨慕地說:“還是袁隆平有眼光,把床單和被罩塗黑搞育種,如今一下子成了‘報上有名,開會有請’的名人,這筆買賣真是劃得來。”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袁隆平的心裏,卻是暗暗叫苦不迭。他的實驗隻能在小範圍內進行,一顆經過月光花嫁接的紅薯,即使結了一個一百斤、兩百斤重的巨形紅薯,也並不具備多大的實用意義。因為農民不可能將大量的月光花一朵朵費時費力地嫁接到滿地的薯秧上,他之所以不惜將被單塗黑對嫁接後的紅薯進行短光照射實驗,並促使紅薯產籽,目的是想得到一大批能夠投入農田生產的高產作物品種,可是,第二年,袁隆平將經過“無性雜交”得來的種子種到了實驗田中,到了秋天,卻發現那所謂的“優良變異”並沒有將種子的優勢遺傳下來。


    月光花嫁接紅薯獲得的種子現在隻開月光花,根莖底下根本不長紅薯了。番茄和馬鈴薯,西瓜和南瓜經過無性雜交獲得的種子種下去,到秋天收獲後發現,植株上也是隻生一種作物……袁隆平不甘心,接下來又做了兩年的實驗,可是這些實驗無一例外,全都失敗了。袁隆平經過三年失敗的實驗,最後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這種“無性雜交”的方法並不能改變植物的遺傳性,也就是說,他走進了一條死胡同。


    1962年,袁隆平為了找到失敗的原因,一頭鑽進了圖書館,他在《參考消息》上看到一則消息:英美的兩個遺傳學家克裏克和沃克,根據孟德爾、摩爾根的學說,研究出了遺傳物質的分子結構模型,獲得了諾貝爾獎。


    然而,當時在國內還在學習前蘇聯的無性繁殖那一套。袁隆平後來跟他的學生們提起這事時說:“幸虧我猛醒得早,沒拴死在一棵樹上。”


    袁隆平最後決定,還是走孟德爾的遺傳學的路子,他相信隻要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前途應該就是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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