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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是白帆?
在白帆又反過來成為他們之間的第三者，而吳為也明明白白知道，胡秉宸和她離婚不過是為了和白帆複婚之後，吳為卻沒有像白帆當年整治她那樣對白帆以牙還牙，製造社會醜聞，發動_次又一次全方位的圍剿。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她現在有了這個條件。她也沒有拖住胡秉宸不放。在時間上，比之白帆和胡秉宸，她也占有絕對優勢。
不，她沒有，而是白白地拱手把胡秉宸還給了白帆。
何止如此!
吳為至今還保留著胡秉宸在和白帆離婚過程中寫給中央某位領導同誌，那細數白帆種種曆史、道德汙跡的報告，蠅頭小楷，洋洋三大頁。在這個報告中，白帆的形象不但不比吳為貞節清白，可能還不如吳為。
在黨內兢兢業業做了一生的胡秉宸掂量得很清楚，那可不是和女人調情的情書。他可能對女人們撒些無傷大雅的小謊，但絕不會對一個中央領導人，對法律撒謊。所以那蠅頭小楷雖小，每筆每畫卻如袖中小刃。
如果說胡秉宸真對白帆有過什麽傷害的話，比之這個報告，那些傷害真是九牛一毛。在他們同居後的漫長歲月中，凡是白帆那樣一個人(在吳為至今還保留著的、胡秉宸寫給她的那些情書中，他不止一次地說到“白帆是一個無賴，他們全家都是無賴”)對胡秉宸所做的一切，終於讓這一紙報告徹底扳平。
隨著時間的流逝和觀念的改變，這份報告中所列舉的樁樁件件早已不再有其影響，但認死理的白帆，還會感到非常的痛切和非常的在意。雖然她現在已經沒有什麽前程可言，並早已從崗位上退了下來，但她至今仍然認為，中央某個人的某個看法，對她的命運還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至少對她即將蓋棺論定的一生，大有功虧一簣的負麵影響。她無法像吳為那樣，對蓋棺論定的神聖.采取那種沒臉沒皮、玩企不恭的態度。
而且，對於直到現在還不忘拿著私生子問題以及“破鞋”、“婊子”這一類字眼，時不時向吳為刺出一劍，以證明自己貞節的白帆，胡秉宸的這個報告，不但會使她喪失這些最具殺傷力的武器，還會活活剝去她一直戴在臉上，可以在眾人麵前，特別是在吳為麵前扮演節婦烈女的麵具。
即便如此，吳為也沒有像當年白帆廣為散發她的“材料”那樣，把胡秉宸留在她這裏的、寫給中央某領導，細數白帆曆史、道德種種汙跡的材料，出示給任何一個人，更不要說廣為散發。
她從自己愛了胡秉宸二十多年的經曆就能知道，她對胡秉宸的愛有多麽艱難，白帆對胡秉宸的愛就有多麽艱難。
如果不是這樣，她也可以照著白帆對付她的辦法，對白帆做點什麽，以牙還牙。
她不能不做這樣的猜測：白帆對胡秉宸多年的折磨，諸如扇耳光，用燃著的香煙頭戳燙他的身體，將滾燙的茶水潑上他的臉……可能事出有因。要是吳為再把胡秉宸動員她同意離婚的、那些具有密謀性質的體己話告訴白帆，白帆可能又得在胡秉宸臉上重新摑起響亮的耳光。
如今的吳為，對胡秉宸那些具有密謀性質的甜言蜜語，隻能傷心而寬宏地一笑，再也不會當真了，她對胡秉宸的了解，說是“剔透”，恐怕不算過分。
不能說胡秉宸是個愛說謊的人，但他很會動之以情，特別是對女人。他的情話讓吳為現在回想起來，還能耳熱心跳。按照佛家的說法，六根不淨是人類致命的弱點，他是深諳其味的。可那不也是女人們的自投羅網?——無論白帆還是吳為。怪得了誰!
況且在對他人動之以情的時候，難免有“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那樣無法兩全的遺憾。胡秉宸在鞋子濕了的時候，也可能會失去十分的把握，說些計劃外的話，做些計劃外的事。不能說胡秉宸的所言所行全是出於設計。在胡秉宸青少年時代的生活軌跡裏，的確看不出這一點；那時的他，是恥於用這種類似空手道的辦法來換取、騙取一些什麽的。
也許後來多年從事地下工作，環境險惡，他不得不改變許多，隨機應變，真真假假。那種情況f，感情用事常會留下許多漏洞，從而貽誤大事。在革命尚未積累起足夠的老本，前途也勝負難卜的情況下，或不便以簽字畫押敗壞、佐證你情我愛的甜蜜時刻，或一窮二白無從當場兌現的條件下……動之以情不失為一種獲取成功、簡單易行、無本萬利的辦法。不但不會留下把柄，縱使有一天需要麵對承諾，也可以在細節上大有伸縮。
那麽，對那些“俱往矣”而又不肯罷手的女人呢?這一套經驗也不是沒有可以借鑒的地方。
至於胡秉宸所說，因吳為大度，放他一馬，他們全家老少將會感謝她的大恩大德，她也從未企盼過言而有信，沒有。白帆難道不該對她說聲謝謝?
奇怪的是，在一個人不長的一生裏，胡秉宸怎麽總是遊刃於這兩個照他的話來說，是偷人、養私，生子的女人中間，並先後、分別地和她們結為夫妻?
吳為無法計較胡秉宸的反複無常，她得理解一個男人在各種力量左右中的艱難取舍。
那不也說明，胡秉宸對她的真愛?
那不也說明，胡秉宸到底是個肯對女人負責的男人?如果不是這樣，他隻須睡了吳為便是，何苦翻騰出白帆幾十年前偷人養私生子的舊案，來佐證幾十年後與白帆的離異、與吳為的婚姻言之有理，或在與吳為的婚姻之外，繼續保持白帆的外室地位?他又何苦倒騰出吳為幾十年前偷人養私生子的舊案，一而再地使用同一個理由，製造與吳為離異的口實?難道他不知道，這樣做的結果很可能會敗壞自己?
不過精明如胡秉宸者，怎麽會把這份寫給中央某領導的報告，還有那些寫給各有關部門的材料，留了一個備份在吳為手中?
如同二十多年前胡秉宸為表明自己的清白，與白帆聯手寫給吳為那封痛斥她喪失社會主義道德、介入他們家庭的信，也留了一個備份在白帆手中一模一樣。
回首胡秉宸這個毫無二致、前後相隔二十多年的重複，吳為既為她愛了二十多年的這個男人心痛如絞，也為自己心痛如絞。但如此春秋筆法，的確又不像是白帆的運作。白帆對吳為的仇恨和報複，是一覽無餘、大刀闊斧、赤膊上陣、肆無忌憚的。好比雖然有了更為人道的、用注射劇毒化學物質代替槍決的辦法對判處死刑的犯人行刑，但對白帆來說，還是一刀一刀，把肉從吳為的身上剜下來為好。已然過去多年——白帆的拳頭和指甲上那可以切膚斷骨的力氣，讓吳為至今回憶起來驚悸猶存；
“破鞋”、“婊子”的叫罵，也都猶言在耳；
赤橙黃綠青藍紫似乎仍在點染、魔斕著她的身坯；
如獅般的狂吼還在振聾發聵；
壓在她身上的那個臀部，也還如磐石般地不可推移……
那一年白帆的六個耳光，讓身患冠心病的胡秉宸大麵積心肌梗死。關於這六個耳光的緣由，白帆這樣說道：
“……粗暴的行為隻是因為發現你欺騙了我，你和吳為的關係竟然發展到那樣親密，我悲傷、震怒，感到被侮辱、被損害。你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跪在我的腳下賭咒發誓聲言沒有此事，在征得你同意下，我打了你六個耳光。實在說來，何曾打重?而你居然說耳朵幾乎被打聾，並導致你的心肌梗死，何其言過其實得太!”
她又說：“……當我在夫妻生活上未能滿足你時，你生氣地說：‘你不希罕我，別人要還要不到哩。’以後你說要去找個寡婦代替我解決問題，我認為是開玩笑，也以玩笑的態度同意了。哪裏想到弄假成真，讓吳為鑽了空子。而現在你則被吳為掌握在手心裏了，這個作家可真是個有姐己般狐媚，的極端利己主義者。你和吳為早在你病前就計劃好了和我離婚的兩套方案，卻一直把我瞞得死死的，盡管吳為兩個月前早就打電話通知了我，難道我沒有權利要你‘說清楚’嗎?對不起，我將向法院控告吳為破壞我的婚姻家庭，有的是事實也有的是證人，而人們是站在我這一邊的。你也會在一片訴訟聲中身敗名裂，你的病情將更加惡化，徹底崩潰，發病而死。”如此，白帆給胡秉宸的六個耳光，難道不值得同情和理解嗎?
白帆也果不食言，迅速征集起證人隊伍，甚至和胡秉宸那些或因政見不同或因各種矛盾而與他糾纏不清的對立麵聯合起來。
而吳為從胡秉宸那裏得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版本，以致吳為在聽了這樣的版本之後，即便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辭地給白帆打了一個電話：“要是胡秉宸有個三長兩短，我一定要把迫害他致死的原因公之於眾！”
作為第三者的吳為，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不知羞恥、理直氣壯地給白帆打那樣的電話，不是欺人太甚又是什麽!她難道不該惹起公憤，遭受白帆的反擊以及世人的唾罵嗎?
胡秉宸確因這六個耳光幾乎送命，在生死難卜的情況下寫信給吳為，要求她無論如何到醫院一見。
他以為他仍舊像當年地下工作時策劃得那樣周密穩妥；豈不知白帆也有同樣的身手，更還有發動群眾的經驗，她得到了保姆的密切協作。保姆反身下樓電告白帆，白帆立刻趕到醫院，演出了一場“棒打鴛鴦”的折子戲。
幾年後，這個保姆又到了胡秉宸和吳為的新家。
保姆早年在家鄉參加過土地改革，實在懂得如何運用貧下中農苦大仇深的武器，她對白帆的控訴得到了吳為的同情。
不過也不要把吳為的動機想得那麽單純，她留用這個保姆，不過是為了顯示她對“醫院告密”的寬宏大度、既往不咎，並自以為得計地認定，那保姆將因此深受良心的譴責，從而對比出白帆和她的不同。特別要顯示不是老革命的她，比之白帆那樣的老革命，對勞苦大眾更具階級感情。
在吳為和胡秉宸的新家中，在吳為對勞苦大眾比白帆更有階級感情的環境中，這保姆除了打發他們的兩餐飯，還利用他們的一間屋子，開起一個很賺錢的裁縫小鋪，直到吳為提出讓她增加一個打掃衛生的項目，便立刻辭職不幹。那時，她已經有了一個相好的男人，何況那男人還有一間小屋，可供裁縫之用。這是後話。
更不湊巧的是，白帆前一天剛剛用十個指甲摳過胡秉宸的眼睛。
隻要白帆一進病房，胡秉宸就閉上眼睛不屑一顧，據醫生說，他的心電圖還因她的到來而急劇波動，他的心髒禁受不了這樣的負擔，竟然建議她顧全大局，盡量不要來醫院探望。
這真是投井下石。難道她不是胡秉宸副部長合法的妻子胡夫人!
無論她說什麽，胡秉宸更是一個不理不睬。
就像他心肌梗死之前，為了改善和他的關係，她也曾到他的床上去過。可是她一上到他的床上，胡秉宸立刻卷起鋪蓋睡到書房去。每當那時，她便抑製不住地對著他的背影喊道：“我知道你不和我……是為了對吳為……”
她越是這樣地不可抑製，就越是遭到胡秉宸的冷蔑，失去胡秉宸的尊重，何談關愛?
在不與女人調笑的時刻，胡秉宸是不苟言笑的，因此他的不理不睬，比之他人更具威懾力。即便在與女人調笑的時刻，女人們也從不敢因他的寵愛而失去對他的敬畏。有一種男人，是永遠君臨於女人之上的男人，胡秉宸就有幸成為這為數不多的男人中的一個。
白帆並非對胡秉宸不敬，她隻是被胡秉宸逼得失去了理智。
那天她一進病房，胡秉宸原來還睜得大大的眼睛，馬上就閉了起來，可她還是看到了那雙瞪著天花板不知在想什麽的眼睛。對一個危在旦夕的病人來說，那眼睛是過於明亮了。
如果說胡秉宸的眼睛僅僅閉了起來，對已經邁起腳來準備進入的她，是迎麵關上的一道門，但畢竟還有打開的可能，而獨自亮著而且詭譎地閃爍，就意味著她永遠無法進入的絕斷。
一股陰火在她的身體裏遊竄，所到之處無不火區起青煙，卻又不能轟的一聲燃燒起來。
對著胡秉宸那張冷臉，她莫可奈何了好一陣，忽然心生一計，幽幽地說：“吳為來了。”
胡秉宸猛地一下睜開眼睛，急促地向門口張望了一下。白帆在那猛然睜大的眼睛裏，一瞬間就讀到了她在幾十年中也沒有讀到過的文章。
門口不過是一個空落的畫框。
胡秉宸又立刻閉上眼睛，一時間什麽也沒說，隻一味長長短短地運氣。他不隻是被冷不防地捉弄，他的尊嚴受到了侵犯。
胡秉宸是收斂的，並且非常過分，幾近病態，以至失於矯飾。
但在青少年時代絕非如此。
三十年代，國難當頭。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中學裏也有了軍訓課。胡秉宸上軍訓課的時候，總是在出右腿的時候出右手，出左腿的時候出左手(無獨有偶，二十多年後吳為上體育課學正步走的時候，也是如此)，於是他討厭了軍訓課。
軍訓教官是個軍閥時代的老頭子，上課的時候，經常拿出一個帶蓋的大表來看時間。胡秉宸有一次在隊列中大聲提問道：“老師，你的表是周朝的吧?”
結果是他的軍訓課不及格。
不過那個帶蓋的大表，和他出右腿的時候出右手，或是出左腿的時候出左手有什麽關係?惹著他還是礙著他了?
到了大學預科，教英文的是個流裏流氣的英國人，一到暑假，就和女兒到北戴河開咖啡館，這首先讓世家出身的胡秉宸看不起了。每次上英文課，他都在課桌底下看其他書籍。教師可能早就注意到了，有一天把他叫了起來問道：“你為什麽不聽課?”他說：“你講的我都知道了，再說，你還經常講錯文法。”
英文課是大課，上課學生約有一百多，本就眾目睽睽，那些目光再一束束從階梯教室的高處擲下，平添了多少壓迫?教師極難收場，但也無奈他何，隻好很響亮地打了自己兩個耳光。
胡秉宸想你愛打就打，然後泰然坐下。
最後校方以換一個美國人教英文收場。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出，胡秉宸不隻是不收斂，幾乎還是張揚而刻薄的了。
這樣的鋒刃，到了延安以後才漸漸收入劍鞘。初到延安，他被分配到陝北公學學習，成仿吾校長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是廣東人。”
非常肯定。對校長這個小小的失誤，本可一笑了之，他卻馬上分辯說：“我不是廣東人。”
成校長笑了笑，告訴他教室在坡上的窯洞裏，讓他上課去。
很快地，類似的事情就越來越少地發生了。
桀騖不馴的胡秉宸自己也沒想到，突然之間，身不由己地變做了一個肯於接受教訓的人。
當他的革命資曆，一頁一頁積累成一部百科全書的時候，回想起這個身不由己的改變，他甚至得出受益匪淺的結論。他受到的教訓不多，大約隻有那麽兩三次，可是很看成效。第一個教訓緣於他去看望了一位仰慕的朋友。朋友留學德國，很有學識，在上海地下黨工作時曾被“中統”逮捕，如《四郎探母》那場戲裏的楊延輝一樣，用了一個假名，假降，方才出獄。
當然他也可以像後來的小說或電影裏寫的、演的那樣：等待黨的營救；再不就通過獄中內線，將消息傳送出去，靜候黨的指示等等。可是黨並不知道他被逮捕，他也不知道誰是獄中的內線……
《四郎探母》是經久不衰的劇目，除五十年代後期至“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廢黜一段時間外，從鹹豐年向演到現在。
朋友到了延安自然受到批判。又因性格過於耿直得罪不少人，始終不甚得意。所以說，戲劇是戲劇，和生活不是一回事。而且這並不是最後的結果。如果你的朋友不甚得意，總應該去看望一下，這也是古已有之的規矩，他那時還不懂得一旦什麽人不再得意，即便親爹也要脫鉤，最好是投井下石。這一次看望，讓胡秉宸做了好長一段時間檢討。古已有之的規矩從那時起，就已成為作不了數的老皇曆。
引子卻是他用老曲子開了個玩笑：“黃河之濱，凍死了一群中華民族倒黴的子孫……馬馬虎虎、吊兒郎當是我們的作風……”被人匯了報。
胡秉宸填寫的歌詞，和原版的歌詞“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我們的作風……”不但相距遙遠，簡直就是背道而馳。
背道而馳是什麽?是反動。胡秉宸不服地遍查延安的文字，覺得很多都是有章可查的舊瓶新酒，怎麽到了他這裏連玩笑都不行?
他驚訝，區區小事也能做出這樣大的文章。然後他開了竅，“匯報”實在是這裏需要學習的重要科目。但他並不懊悔不曾早日得到高人的指點，這種事隻能靠自學成才，不能指望他人傳授。
如同顧秋水和包天劍將軍到了延安，最先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匯報”一樣。“連咳嗽一聲都有人匯報！”顧秋水如是說。後來他們又從延安返回花花世界，不能說與此毫無幹係。
後來胡秉宸又總結出，挨“整”，一般都是從這種不起眼兒的小事開始。你以為不過如此的時候，槍子兒可能已經為你準備好了。一九四三年，這朋友自然不能逃脫“搶救運動”的：搶救”。
幾年後，胡秉宸聽到消息說，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中央決定戰略撤退，途經永坪鎮時，這位朋友與幾個在“搶救運動”中被“搶救”，曆時四年也不能結案的犯人，甚至還有幾個不知到延安來幹什麽的西方人，被子彈送上黃泉之路，又被效仿慈禧太後，把他們的屍體投入井中。如果不是追擊至永坪的胡宗南部從井中挖出他們的屍體並就此大造輿論，他們則會像泡沫一樣了無痕跡。然而他們卻沒有珍妃的運氣，日後成為電影或電視劇取之不盡的素材，——那無論如何也算是一種平反。如果不是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如果中央不從延安戰略撤退，如果假以時日對他們繼續審查……也許不至於落得如此下場。
當時延安幹部不過三萬多人，外來幹部不到兩萬，這些外來幹部在“搶救運動”中很少幸免。保安處關押犯人的窯洞人滿為患，約十平方米的窯洞，即便擠進八個犯人也不敷使用，比之那時的盛況，死於永坪的一千人，無論如何，原來也算是執行了毛澤東“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指示。
所以問題還是出在胡宗南的身上。當胡秉宸輾轉收到一張不知何人所寫、何人所托，大不過巴掌，周邊參差缺損的粗麻紙字條時，對那沒頭沒腦的文串已不再書生意氣——
“你是怎麽到延安來的?說具體的，具體的。”
“先是坐火車，後來又換汽車。”
“啊!我們革命這麽多年連火車什麽樣兒都沒見過，你倒是又坐火車；又坐汽車。你說說，什麽人才能坐火車和汽車?”“什麽人都可以坐嘛，有票就行。”
“你還詭辯!國民黨能給你坐火車、汽車的待遇，你還不是特務?”不但不再書生意氣，而且隨即對一個跟隨他多年的地下工作人員說：“雖然我很了解你，但如果組織上說你是特務，我也會馬上槍斃你，絕不手軟。”他慶幸自己“搶救運動”時已經離開延安，如果還留在延安，肯定不能幸免。不談火車、汽車，隻憑知識分子這一條就夠了。
沒想到“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是如此坑害了一代讀書之人。他沉吟著敲擊著桌子，思忖道：知識分子今後恐怕很難做人了。以後每逢“運動”，胡秉宸都會不由自主地想：朋友的在天之靈，說不定會感謝在水坪鎮遭遇的那顆子彈。其二是在地下工作時期，有過一場比較嚴重的、對女人的沉迷，幾乎導致胡秉宸和白帆的分道揚鎬。一九四九年以前，胡秉宸和白帆有過四次幾乎導致分手的衝突，但以這一場最為劇烈。除政權易手之外，一九四九年還將是很多事情的分界線。
除了分道揚鑣，恐怕找不到更合適的字眼來說明他們當時的狀況，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履行過結婚手續，因而也就無法使用離婚這個具有法律意義的字眼。那時的革命者還相當古典，誰和誰同居，或有一段長久關係，或在長久關係之外偶爾有一短暫的插曲，甚至點染著世界大同的色彩，簡直算得上是革命的瀟灑。手續等等，更是形式主義。
白帆卻很傳統，她把和胡秉宸的同居看得相當正式，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內，她為和柳彤的偷情，非常自譴。一起工作的同誌，不止一次在辦公處的地板上、桌子上、床鋪上撿到白帆寫給胡秉宸的信，信中充滿哀怨和乞憐，內容大致相同：“你就不能原諒我偶然的錯誤嗎?”
胡秉宸和白帆非常地不同，他從未對他人說過白帆一再發生的“偶然的錯誤”究竟是什麽錯誤，也從沒對他人說過他為什麽不能原諒那“偶然的錯誤”，隻是要求分手。
不過，他為什麽把白帆寫給他的私人信件這樣亂丟、亂放?而在白帆這些信裏，又有多少隻能說給他一個人聽的、需要他通融的尷尬和隱秘?讓人不得不猜想，他的大度是真是假。
如果不是組織出於工作考慮進行幹預，如果不是地下工作的秘密性質所限，如果他們不是忠誠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共產黨員，他們早就分道揚鑣了。
那場沉迷的破綻，則始於一個很小的細節。白帆像研究、破譯國民黨電台的密碼那樣——她在這方麵有著非凡的才能——對胡秉宸突發的、對交際舞的迷醉進行了破譯，果然從中找出破綻，打了一個翻身仗，她的自譴才稍稍得到緩解。
所以就難怪近二十年後，即便在四野無人的雪寰中，胡秉宸也會馬上拐人另一條小路，爬上一道小丘，在確信無人發現的情況下，去欣賞一個在風雪中優哉遊哉的女人那份“野渡舟橫”的情致。
雖然胡秉宸一再對吳為強調他不會跳舞，並且在說到“跳舞”這兩個字的時候帶著明顯的嫌惡，吳為還是在與胡秉宸的一次共舞中發現，他的跳法，與三十年代電影裏的跳法如出一轍。那種耳鬢廝磨、相擁人懷，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跳法，自一九四九年後，至“大款”這種人物登上曆史舞台之前，在大陸中國幾近絕跡。
她在胡秉宸的舞步裏，聽到一個遙遠的回聲，在他往事之湖的深潭裏，肯定沉人過對一個女人的記憶，那女人也肯定不是白帆。
那個跳舞的胡秉宸可能很有故事。
吳為隻是對他的佯裝不以為然。
其三，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抗戰剛剛結束，國共雙方還處在第二次合作的虛情假愛之中。
一方麵，蔣介石想縮編部隊。抗戰八年，損失慘重，通貨膨脹，民不聊生；繼續給養四百萬軍隊，財政上負擔不起，並可以此為由，要求共產黨同時裁軍，以穩定國家財政，同時達到削弱共產黨的目的。另一方麵，蔣介石不想與共產黨和談。他認為日本投降後，所有用於抗戰的軍隊、裝備，都可以轉向圍剿共產黨，所以極力破壞國共合作，製造口實，以圖消滅共產黨。
共產黨軍隊卻不足一百萬，在如此懸殊的條件下，亟須時間積蓄力量，不能打、不想打，提出開始“和平民主新階段”、成立聯合政府，從而滲入國民黨內部，出的是“和平演變”這張牌。決定打是後來的事情。
在毛澤東與蔣介石談判裁軍問題之前，中央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全黨能夠統一認識。
林伯渠老在周公館召集大家討論並分別征求意見，胡秉宸自然在列。
抱負的落實需要機遇，沒有機遇，任何偉大的抱負隻能是“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機遇對胡秉宸似乎格外關照。
當時周公館周圍至少有四十多個特務，連汽車都進不去的江邊，還有胡同口小飯館裏的跑堂兒都是特務，專門用來監視周公館的活動。
可是他們從未抓到過胡秉宸。當然也不好抓，總算國共兩黨合作時期，隻能繼續跟蹤，掌握更多線索，一旦需要，立即收網。
胡秉宸的本事就是什麽尾巴都能甩掉。他在周公館對麵租了個小院，院子後麵就是山，每每從周公館出來，直進對麵的院子，穿院子，出後門，進山。這種辦法算不得希奇，甚至可以說水準不高。特務們卻始終不知道他是一個比較重要、經驗非常豐富的情報交通。
因為住在周公館外，進去述職也很不容易，談晚了就留下吃飯、過夜也是常有的事，不但多次有機會和董必武老、林彪一起吃飯，甚至還和周恩來吃過一次飯。有一次董老還邀他一起喝酒，一瓶茅台全喝光了，直喝得二人似醉非醉，進入微醺的最佳狀態。關於這次對酌，他認為董老也有寂寞的時候。從“寂寞”的不能消亡，說明徹底丟棄某種教化是非常不容易的。
毛澤東重慶談判時，初始與赫爾利同住歌樂山蔣公館，二人各據半壁江山；如到城裏公辦，則下榻張自忠的桂園。周公館的人很不放心，認為蔣介石隨時可能做個手腳，比如說來個軟禁或是在食物中下毒，連周公館給毛澤東送點什麽東西，還要通過蔣介石的警衛檢驗。大家建議毛澤東搬到周公館。周恩來說：“大家的建議很好，我負責問毛澤東反映。”毛澤東聽取群眾意見搬進了周公館，住在二樓右手最後一間。
毛澤東人住周公館後，黨內首腦人物雲集，五行相生，陰陽相協。可人畜兩旺、相安無事的周公館，突然著了兩次火。可見哪位也壓不過真龍，毛澤東合該是那真龍天子的命。一次是辦事處招待所的幾間草房燒了起來，辦事處所有的人都跑去救火了，隻有毛澤東手裏捏著一支香煙在二樓走廊上“勝似閑庭信步”，邊走邊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茅草房燒了正好可以蓋洋樓。”
二次是某天上午九十點鍾，三樓機要員燒毀密電碼時，沒等火爐完全熄滅就離開，紙灰餘燼又燃燒起來。正好胡秉宸到周公館接受任務，一頭鑽進熊熊烈火，第一個衝上三樓機要處，搶救心肝寶貝機要文件箱……他的頭發、眉毛都燒焦了，所幸臉上沒有留下傷疤。事後，胡秉宸對著鏡子一麵撫摩自己的臉龐一麵想，不如留下一些無傷大雅的傷疤。
當他奮起搶救機要文件箱時，並不知道毛澤東在一旁冷眼相看。胡秉宸自詡天降大任於斯，在可能獻身的事業上一往直前，從未懷揣“作秀”的動機。多年後，人們還記得胡秉宸在煙火中橫衝直撞的樣子，一旁冷眼相看的毛澤東卻沒有留下什麽印象。
唐宗宋祖“略輸文采”，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僅僅一個奮不顧身的胡秉宸，怎能讓毛澤東略作顧盼?——即便幾年之後，這個年輕人為尋找他的兒子幾乎喪命。
但其他領導卻對此留下深刻印象。可想而知，林伯渠老征求胡秉宸的意見，該是水到渠成。
那一陣子胡秉宸是歡欣的，覺著終於可以了卻工業救國的夙願，又暗自揣度，他的所長也可趁此嶄露頭角，更有中央的政策為依據……一切似乎萬無一失。
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談，甚至誇誇其談：“我讚成建立南北朝，我們可以據北大力發展工業，勢力強大之後，自然能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把國民黨吃掉；南方不打自滅，也可避免解放中國一戰的重大犧牲。“……還可以利用國民黨的技術力量，他們雖然集中力量擴張軍隊，但也注意工業建設，成立了資源委員會，其中大部分成員是留美學生，很有水平，並且傾向我們。抗日期間還成立經濟部，日本投降後也由資源委員會接管。還有一個兵工署，都是德國留學生……如果讓資源委員會搞建設，可能比我們搞得好，因為他們懂行，在技術方麵和世界各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信息也比我們快捷，和西方的技術交流就不會斷檔，和聯合國以及西方國家的關係也不會中斷，政治上有個互相的監督……隻要我們好好幹，肯定幹得過國民黨。”
雖然他為那一次談話認真考慮了許久，做了很多準備，然而事後推敲起來，還是相當幼稚，尤其“政治上有個互相的監督”之說。就在他侃侃而談的時候，情況突變。麵對國民黨發動的全麵內戰，共產黨不得不打，中央不得不放棄開始“和平民主新階段”以及成立聯合政府的計劃。
胡秉宸也不可避免地從依靠對象成為批判對象。和後來的“反右”鬥爭相比，倒也算不得“引蛇出洞”，但他此後不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不等於真認為自己有錯。胡秉宸一生從未認過錯，不管國.事、大事、家事，還是情事……即便暫時失利抽身隱退，一遇風吹草動也會秋後算賬；即便不能明算，也會私下算個沒完。所以他一直記得那棟土木結構的小樓，那不也是一種意義上的榮耀?這三兩個教訓不算是多，但基本上涵蓋了為人處世的方方麵麵。對胡秉宸日後改弦更張如何做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回顧這些經曆，他總是心領神會地一笑，——“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來的！
說難也不難，說易也不易。倒也有了明銳後的輕薄。
這一笑之後的胡秉宸，與從前就日漸地不同。
雖然胡秉宸常常收斂著自己，並且非常過分，幾近病態，甚至失於矯飾，骨子裏卻恃才傲物。
既有恃才的瀟灑，也有傲物的虛浮，難免有失從容和內斂——與一字之差的“收斂”可就失之千裏——像一張努得太強的弓，很容易折斷，傷害著自己也傷害著周邊的人。
誰若侵犯了他的尊嚴，他能六親不認，至死不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個凶多吉少的晚上，領導“大革命”的一位“首長”，把胡秉宸召到了釣魚台。根據他在“大革命”裏的表現，他知道這個“召見”意味著什麽，心中不免忐忑。
雖然開談之前，“首長”還和他拉了兩句“家常”：“你過去是做什麽工作的?”
他回答說：“很長一段時間在社會部。”
“首長”似乎沉思片刻，再開口就有些熟絡：“也算是我的老部下了。”
誰說他們不需要人才!
他又怎能不知道胡秉宸的曆史?“大革命”的開場小鑼一響，他對胡秉宸就作了一番調查，檔案資料說明，由於他的精明強幹，完成過很多艱難的使命，難怪得到周恩來的器重。所以呼風喚雨之始，便指派胡秉宸擔任一項重要工作，沒想到他是如此的不聽招呼，連陽奉陰違都不是，簡直是和他背道而馳。自延安得勢以來，什麽時候容下過這樣的不從!
胡秉宸聽出話裏的微妙。在黨裏做了幾十年，他明白微妙之間就是一個人的沉浮乃至生死存亡。以他那時對“做”人的領悟，趁勢說些無傷大雅卻不失原則的話，諸如“我水平不高，請老領導多多批評幫助”之類，情況可能就會是另一種樣子。
而且這麽說也能沾上一點邊，這位“首長”的確是個老“克格勃”的頭頭。
盡管心中忐忑，可他偏偏不說，繃著臉，梗著脖子站在那裏，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甚至連頭都沒有點一下。
原因是遠在延安時期，胡秉宸就對這位“首長”有了懷疑，雖然不甚明確。首先起始於“首長”的講話。
胡秉宸是挑剔的。從他少年時自己走不好正步，從而討厭了軍訓課、捉弄軍訓教師，就能看出他的挑剔近乎偏執。他覺得這位“首長”說起話來中不中、西不西，還以假洋鬼子的洋腔洋調自得。一個革命家，有什麽必要賣弄這些?而一個喜歡賣弄的人，難免不讓人懷疑另有所圖。一作報告就是托洛茨基，說來說去就是托派主張由日本人來占領中國，很沒意思。中國的托派不過二十八個半，有什麽值得這樣虛張聲勢、大書特書?
一個人要是老把什麽掛在嘴上，那要麽就是他的心病，要麽就是除了那個其他什麽都不知道。
這個本在王明極盛時期追隨王明，長駐蘇聯的人，曾幾何時，是今何等忠心、膝下承歡的佞臣，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甚至高呼“王明萬歲!”
胡秉宸親眼看到過他和王明在延安城外，愜意地騎著馬兒閑遛。馬兒踩著細碎的小步，兩人在馬上有說有笑。他們的歡聲笑語，讓馬兒的小步顛簸得起起伏伏，跳躍著逸豫的韻致。那是一個星期天，他從駐地鹽店子到延安去買點日用品。野外沒有他人，騎在馬上的這兩個，在貧瘠的黃土地上，在清心寡欲的革命環境中，在對革命生涯磕頭點地的赤誠中，是那樣招搖，那樣帶有背叛革命群氓的意味，讓他不滿地頻頻回頭。
三十年風水輪轉，這位與王明策馬同遊的人，一九四二年整風伊始，便審時度勢，很快靠了過來，轉眼成了批王明的得力幹將。
那時胡秉宸已遠去重慶，沒能眼見那份赤裸的精彩。
“整風”於一九四三年轉入“搶救運動”，近兩萬名千裏迢迢、到延安投奔革命的幹部，幾乎全部收審關押，成了特務。他用這些人的政治生命乃至他們的機體，維持了他那個中央社會調查部部長的位置。有人反映此人陰險奸詐、心狠手辣、陷害忠良，據說都被這樣的說法推擋回來：我們就是要用他來殺人，用他來揭王明的老底。
胡秉宸的目光從半掩的眼皮下，急速地在“首長”臉上掃過，試圖一瞥那對隱約在眼鏡後麵，久已不見廬山真麵目的眼睛。可他一無所獲，隻瞥見一團稍縱即逝、不分皂白的濁光。
就在那時，他接上了中斷多年的懷疑。人類怎麽會有曆史?鍾情曆史?矢誌於曆史的真實?他突然覺得十分好笑，這豈不是糟蹋自己，和自己過不去?
難怪有人一旦登上帝王的寶座，就要消滅曆史。
時隔二十餘年，其間風雲變幻，“運動”迭起，此人卻更加飛黃騰達，不可一世，兼而每在“運動”中呼風喚雨，胡秉宸就越發覺得“大革命”的怪誕。
不能不說，對人、對事，胡秉宸具備一對火眼金睛。
經過多年的磨合，胡秉宸“做”得已漸自如，但他知道並非事事都可蒙混，現在終於到了一個不能“做”的關頭，何去何從，必得有個抉擇。
三思而後，他拒絕了眼前的機會。在手中握有“尚方寶劍”的幾個男女蒸蒸日上之時，很有些大風起兮、慷慨就義的意思。
那個拒絕，何止是對他心智、膽魄、忠誠的考驗?也是對他根基的考驗，對來自他那個家族，那個源遠流長的根基——不苛求目的(天上掉餡餅則另當別論)的放達，榮辱不驚的沉毅的考驗。
但也不能排除“首長”和他談話時的那副坐相，那種狐假虎威的腔調，讓他覺得深受其辱。這種因素於胡秉宸的作用，並不亞於政治上的權衡。
“情況是這樣，戚本禹同誌反映對你的來曆不甚了解，需要清查一下……”
不提戚本禹還好，一提，就想起戚本禹對他拍桌子的事。胡秉宸更是鐵了臉，完全不顧“首長”的話裏欲藏不藏地藏著“一箭數雕”，但也可能容他有一隙回旋之地的凶險。
戚本禹是什麽玩意兒?竟然向他拍桌子!
胡家那浪漫而躁動的血，在他的血管裏不可遏製地奔突起來。“首長”一下就明白了“豎子不可救”的忤逆。“那麽你承認不承認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散布過許多反對‘文化大革命’的言論?”
他回答說：“我不知道什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所有的講話都有錄音，領導可以調審……如果非要說我說了，我也沒辦法。”
胡秉宸聽見“首長”用手指彈了彈手裏的一張紙，還有“嗖”的一聲從指間刮過來的那一窄條陰風。隨即他被告知開除了黨籍，其因是違抗“中央”的指示，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中央的敵我矛盾。“對於中央的這個決定，你個人還有什麽意見?”他直直地站在“首長”麵前，說：“對組織的這一決定，我保留意見。我不承認我是反動分子，也不同意開除我的黨籍。”說完，他心裏反倒不忐忑了，而是橫下心來考慮，如何度過根本看不到頭的“反革命”生涯，或準備身首兩地。
可想而知，在那個回合裏也不曾腿軟的胡秉宸，白帆的捉弄是怎樣激怒了他。他更加冷蔑地說道：“你這股渾勁兒、固執、暴戾、無知，完全源自你的父親，屬於一種遺傳基因的作用，是無法改變的了。你母親一生就這樣地活在你父親的陰影下，你以為我也會這樣生活在你的陰影下?”
白帆當即把帶去的小菜、羹湯摔了一地，鋁製飯盒在光滑的地板上不識時務地旋轉著，如沒有鉚足勁的手搖老唱機，又逢一個老式膠唱片，奏出了一曲沙啞變調的哀歌。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她伸出十指摳著胡秉宸的眼睛喊道：“我非讓你睜開眼睛看著我不可，我非讓你睜開眼睛看著我不可——”這喊叫在病房了無生氣的走廊裏遊走回蕩，沉悶的內科病房陡然變做生動的精神病房，醫生護士更覺此人暴戾，還說難怪她一進病房，胡秉宸的心電圖就不規則地波動。
任憑風吹浪打，胡秉宸也沒有睜開眼睛。
白帆眼瞅那雙合著的眼瞼倏忽之間不但不再抽搐反倒淡定地層平，也就是說，她眼瞅著胡秉宸在她麵前，瞬間築起了一道比銅牆鐵壁更難以攻克的屏障。而她隻能一籌莫展、眼睜睜地看著那工程的實施，無論怎樣也不能阻擋大勢已去的局麵了。
錐心的絕望讓她又狂號出一句極不理智的話：“我就是要氣死你!——”
在她如此敗墜深淵的時刻，吳為卻明目張膽、厚顏無恥地到醫院來和胡秉宸幽會，不是乘人之危又是什麽?
為胡秉宸的遭遇哭哭啼啼、柔腸寸斷的吳為，與癲狂失態的她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有如一個精心設計的對比，居心是何等險惡!
如果和胡秉宸一對一地較量，還隻是胡秉宸對她的傷害，而吳為和胡秉宸的幽會，則對她不僅是一個聯手的傷害，還是胡秉宸當著她的仇敵對她毫不吝惜的出賣。這出賣把她置於怎樣狼狽的境地，不給她留下絲毫進退的餘地……這種傷害，僅僅是加倍就可以計算出來的嗎?
她的拳腳、詛咒、辱罵、怒吼……難道不是她的正當防衛，不是吳為罪有應得?
誰敢說她殘暴!換了另一個女人也許比她做得還過分。
而吳為不肯大打出手，那左推右擋的招架，更讓她想到以退為進的佯裝，讓她又失一招地恨意倍增。
即便她把吳為置於死地又怎樣?她仍然被不言不語的吳為殺了個落花流水，片甲不留。胡秉宸早替吳為繳了她的械。
吳為隻能左推右擋。
她明知自己奪人所愛，而一個奪人所愛的人，不論遭遇什麽，還有什麽可說?
可又不能不奪。那時她以為是虎口奪人，很久以後才知道，事情不那麽簡單。
更何況胡秉宸沉屙在身，任何刺激都可能導致他轉眼之間一命歸天。
她有什麽道理像白帆那樣翻江倒海、大有作為?
但白帆的打法著實讓她大開眼界，原來女人也可以如此大打出手。在那一瞬間，她居然還能想到葉家女人的無能。要是葉蓮子有這十分之一的魄力，也不至於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
至於她自己，麵對白帆那十八般武藝的全麵出擊，也隻會結結巴巴地說：“你，你，你怎麽可以這樣打人?”
白帆近近地逼著她的臉說：“打的就是你這個婊子，怎麽樣，你敢到派出所去驗傷嗎?”
倉皇中，她扭頭看了看胡秉宸。胡秉宸繃著臉，一副無視無聞的樣子。她被這兩個無論從哪方麵來說，都比她經驗豐富、技藝精湛、胸懷大略的人擠在了中間，擠得她無所適從，啞口無言。
胡秉宸一聲不響地看著吳為在那摧枯拉朽之力的研磨下，掙紮也無可掙紮，逃遁也無可逃遁，一點點地化為齏粉。吳為不得不原諒他的一聲不響，因為他生命垂危，無能無力。
但他至少可以說明一句，她是應他的要求到醫院來的。
雖然事後胡秉宸解釋道“……當時你默默走開是最好的辦法，否則弄到醫院院部，成為全體病人的笑料傳出去，或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一定會找三方機關，那才真會造成以後的被動局麵”，吳為也未能全然釋懷。考慮如此全麵的胡秉宸，對要求她到醫院一見惹來的禍事，為什麽不置一詞?
即便胡秉宸澄清責任，難道白帆就會手軟?
白帆不能不為保衛自己的利益而戰。而經過長期、多種戰鬥洗禮的白帆，在解決這類危及切身利益的原則問題上，一派大江東去的浩蕩。
吳為從來不是白帆的對手，永遠不可能是。
以後發生的事，將會證明這一點。
盡管如此，吳為對胡秉宸還是言聽計從——
“你是個小仙女而我是個凡人，多年在行政部門工作中混的老手，相信我處理問題的能力，把處理此事的責任交給我，那實在不是文學家的事。”
胡秉宸的考慮是正確的，就像他常對吳為說的那樣，不論多麽困難的事，隻要堅持，也包括堅忍，就是勝利。
如果吳為當時不采取忍讓的態度，白帆絕對會像他預料的那樣，以此為由製造非常事件，不僅他和吳為的前途更加渺茫，吳為也會更加迅速地墜人深淵。
不論重病在身還是病愈之後，胡秉宸都是吳為誓死捍衛的對象。“我有病，活不了多久，請給我最後的自由”，更是胡秉宸的軟刀子，與白帆離婚用的這個口實，與吳為離婚時用的也是這個口實，日常也是惟我為是地要挾，——誰讓女人各個看不得她的所愛受苦受難?
吳為不得不替重病在身的胡秉宸承擔來自白帆的反擊，更要承擔來自白帆與胡秉宸的對手們的聯手重擊。
她的處境是那樣險惡。
不論情況多麽艱險，這個無謀無略、胡秉宸心目中“永遠的二年級女大學生”，卻堅守決不出賣他的原則。隻要交出他的一封信，不但可以從如此凶臉的沼澤中拔出她的腿，甚至因反戈一擊有功，得到如他周圍那些人夢寐以求的機會。
不是嗎?胡秉宸剛剛提拔為副部長的時候，至今仍然像隱蔽極深，不到關鍵時刻不會出麵的情報人員那樣，從來不事張揚的胥德章、常梅夫婦，立刻帶著一瓶好酒前來祝賀。看得出那瓶酒存放了好些年頭，更見得開啟它的機緣多麽隆重。記得他舉起那杯酒，並向他們夫婦道謝的時候，心中固然得意，可也不無尖酸地想：他們來得是不是太快，惟恐落於人後?
吳為卻說：“這有什麽難?又不是讓我去和人家鬥法。這個，隻要咬緊牙關，什麽也不說就是。”
吳為的堅守和白帆的倒戈相比，令胡秉宸感慨萬千。如果說白帆的反擊尚可理解，那麽她的倒戈，可就是不能原諒的、品格上的不貞了。
為此他曾對吳為說：“我已經打算好，如果你因此被迫到農村勞改，我就到勞改場附近租個小屋長住下來，好在現在自由市場可以買到糧食蔬菜，隻要我的離休工資照發，這些都可以辦到，再訂些雜誌買些書，住上幾年也無所謂。”
不知如此慷慨多情的胡秉宸考慮過沒有，要是鬧到連離休工資也沒有的時候怎麽辦?在勞改場附近租個小屋住上幾年自也無妨，但對吳為來說，代人受過、勞改幾年是什麽滋味?
一旦這種局麵果然出現，除了退求其次，在勞改場附近租個小屋住下，陪吳為度過幾年勞改生涯，不知胡秉宸為什麽沒有考慮挺身而出，坦陳真相，解脫吳為?
至於胡秉宸對要求吳為到醫院一見惹來的禍事未置一詞，不過是因為在這場不亞於你死我活的鬥爭中，這樣的事實在太具體、太瑣碎了。有誰見過在寸土必爭、炮火連天的戰場上：一個指揮官會為一棟在炮彈下消失的房子而感傷，或寧可失去消滅敵人的戰機，而讓他的炮火繞過那棟房子?哪怕那棟房子修建於三個世紀之前。那的確隻是文學家的事。其實吳為的要求並不高，哪怕胡秉宸說一句“對不起，讓你受苦了”也行，可是他沒有。也許這樣的要求，於一個指揮官是太苛刻了。既然胡秉宸已經打算陪她去勞改，又何必糾纏於這樣一句華而不實的話呢?
再說，愛是不必說對不起的，即便到了該說對不起的份兒上，又都成了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個願挨，活該不活該隻有女人自己心裏明白。
吳為也沒有理解胡秉宸“揮淚斬馬謖”的謀略。她像大多數女人那樣，在那種情況下，沒有識大局的素養。她感到委屈，做不到胡秉宸要求的“你將要做宰相門中的媳婦和二品侍郎夫人，要有這個門第的豁達和氣勢”。
這不僅僅是調侃，那個在幾百年風雨的滌蕩中已經剝蝕、退色的門第，影響著胡秉宸的一生，如同吳為兩歲時遭遇的那個樓梯。
在權力的爭奪中，不該成為、卻成為犧牲品的“二品侍郎”，功名已如黃鶴杳然而去，不管胡秉宸意識或是沒有意識到，“此地空餘黃鶴樓”的悵惘或遺恨以及被人暗算的不甘，已經深烙心底。
不知胡秉宸對吳為的戀情，時感格律平仄的對稱和諧之外，是否也雜糅著覓到一個為他肝腦塗地的紅粉知己的意外喜悅?
她的不理解，不期然地成為一個轉折。多年來，吳為不甚在意的那些跡象，那些以為是偶發的、樁樁件件難以理解的事，漸漸聚攏，雖然它的映象暫時還很模糊。
隻是當胡秉宸再次要求吳為到醫院探望時，她無論如何不肯再做那樣的冒險。
正是從這個事件開始，她不再像從前那樣，每求必應。白帆一定沒有想到，倒是這些戰爭的副產品，對吳為和胡秉宸愛情的殺傷力，比她的正麵攻擊有力也有效得多。
2
這些輿論當然也不是胡秉宸當年那些“對手”營造的。吳為作為胡秉宸現在的“前妻”，那些做大事的人物，早已失去了對她的興趣。當初他們之所以對她興趣有加，不過是為了從她這裏打開缺口而已。如今，不但胡秉宸，連他那些“對手”，俯仰之間已成陳跡。
時間豈止是無情，簡直可以說是殘酷。
3
她也不願相信這是胡秉宸的作為，雖然他們分開了，她和他的恩恩怨怨卻不是一紙離婚書可以了斷的。
不過要：是胡秉宸這樣運作，吳為也能理解。在大眾輿論麵前，他也難免尷尬和膽怯，——雖然他一再對吳為說，他從不在乎什麽輿論。
按照約定俗成的社會心理，當然是吳為拋棄胡秉宸。因為吳為比他年輕，而他已經年老體衰到了這把年紀，還能如此準確地把握大眾的社會心理並運用得從容自如，不能不讓吳為歎為觀止。
如果真是這樣，吳為還會傷心——胡秉宸怎麽一點東西也不給她留下?至少讓她覺得她對他二十多年的愛，到底沒有輕拋一片心。可吳為更多想到的，是那個常常在頭上無聲無息地掠過，半人半獸，一雙眼睛深藏大恨卻又美麗異常的神秘影子……每次掠過，都會從她這裏帶走一些什麽，直到一點不剩。有時她覺得認出了它，感覺非常清晰，可又一閃而過，清晰的感覺重又朦朧起來。
它的出現是如此地猝不及防，哪怕是她和胡秉宸做愛的時候，也無邊無際地遮攔著她和胡秉宸的生活。
就像少年時在黃土高原丹陽觀的大殿下，等待那可依可靠的黃昏如約來到，並期待著獨享隨黃昏而至的那份孤獨時，總會與她一起等在大殿簷下，擦著她的腦門兒飛來掠去的巨大蝙蝠。它們的影子也是這樣覆蓋著屬於她和黃昏的孤守，使她的傍晚變得暖昧起來。
如今，它終於勝利了，報仇雪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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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地說，擴散這種輿論倒也不是事出無因。像吳為這樣一個走到哪裏也沒法兒不鬧出點“醜聞”，厚道一點說是沒法兒不鬧出點“笑話”的人，這樣的“因為所以”不應在她的頭，又應在誰的頭上?
好比一個早已洗手不於的賊，一旦人們失竊，在沒有水落石出之前，不要說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就連那真正的賊，也要率先羞辱恥笑他一回，以洗清自己。他明知大家的猜疑，可又無法辯白。若是辯白，豈不中了“做賊心虛”、“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套路?
有朋友說，淪落到這步境地是因為她太呆。但吳為不認為自己呆，她隻是覺得不會和人接觸而已。
根據她的閱曆以及她在遭遇各種大難時的所作所為，絕對應該把她歸為膽小怕事那一類，——不是一般的膽小怕事，而是非常地膽小怕事。但她看起來又似乎天不怕，地不怕。一般人很難體會，一個人膽小或是害臊到了無計可施的地步，就會用天不怕地不怕，或是破罐破摔——說是厚顏無恥也無不可——來掩蓋這種無計可施的局麵。
而在心的暗處，她始終認為世上最大的學問是和人打交道的學問，世上最可怕的東西就是人。你不知道他什麽時候、從什麽地方、以什麽方式下手，不像麵對槍炮或是虎豹豺狼，總能知道危險在哪兒、從哪個方向來的，就是一命嗚呼，也知道自己是怎麽死的。
據說虎豹豺狼肚子不餓的時候並不進攻，人呢，可就不一定要有什麽理由，或許僅僅是因為你的存在(存在就難免會有某種成功的可能)對他就是一種妨礙，或許踐踏別人也不失為對許多不便張揚的目的一種曲徑通幽的表達和敘述，更或許什麽都不為，隻是你的女婿比他的女婿高了五個厘米……她老是懷著敬仰的心情說，“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可謂百年警句，卻始終難以融會貫通，隻好寬慰自己：一個人，能做什麽、不能做什麽，那是與生俱來的。
反過來說，一個人之所以成為眾矢之的，道理通常是有的。關於虎豹豺狼的理論，不過是吳為的偏激之談，讀者不難在她的作品中看到這樣的漏洞無處不在，這也是她始終不能成為最出色作家的根由之一。
能這樣打電話的人，果真想的是青紅皂白嗎?
吳為本來想對胡秉宸的那個老熟人說“謝謝你的電話”，臨了卻麵目全非：“是，是這麽回事，我是又嫁了一個比老胡更有錢有勢的人。”
出乎意料的是對方不無豔羨之情，——雖然是打著哈哈地說：“哦……哦，你們的存款一定很多嘍?”
她也打著哈哈地回答：“噢——不算太多，幾百萬大概是有的。”
是她提出離婚的又怎麽樣?不是她提出的離婚又怎麽樣?
到了她這步田地，所謂的“輿論”，在她心裏還值幾何?又能將她如何?
她不正是為了爭取返回那可以得到一席公正待遇的地位，忍讓了一生不公正的待遇，尤其是把她的母親和孩子虧待了一生?到了，她們還不是被人毫不手軟地大卸八塊?
她對這個世道曾經寄予的希望是太大了。
如果說人生一世都有一個過不去的情結，那麽這可能就是她的那個情結：冤有頭、債有主，為什麽還要把那慘絕的羞辱對準她無辜的母親和孩子?
是她提出的離婚怎麽樣，不是她提出的離婚又怎麽樣?
她反正是失去了胡秉宸，而不是胡秉宸失去了她。放下電話之後，吳為到超市去買了一盒牛奶。
回到家裏，她閑散地拿起了電話號碼本。難道在大清早就接到那樣兩個電話之後，她也想打個電話向誰一訴心結?似乎是，又似乎不是。她從頭到尾，沒有明確目標地瀏覽著那些名字和名字後麵的電話號碼，最終一個電話也沒打。又盤算著——
要不要換一套人時的衣衫，到一個環境可人的地方去吃一頓飯，再次驗證一下她那“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精髓堅不可摧?
或是去買束自己搭配、色彩過渡得有情有致的鮮花?
再不就撿拾一下地板上攤得滿腳滿地的報紙雜誌，打掃一下四處絮飛塵飄的房間，擦一擦家具上甚至可以用來書寫的灰塵……
像往常那樣，勉力地讓他人、更讓自己相信，她的日子過得有滋有味?最後還是放棄了她很擅長的、演出這一類小品的打算。
有那麽一瞬，她甚至想，電話鈴何不再響起來?哪怕裏麵藏著比剛才那兩個電話更多的心機。
她跟自己聊了一會兒天：“.你覺得該不該去看那場芭蕾舞?”
“當然該去。”
“票好買嗎?”“我得去一趟醫院，拿點兒安眠藥。”
“現在有種新藥好像很有效。”“什麽藥呢?”
後來又朗讀了一會兒英文；
自得其樂地打開音響，放大了音量；
房子裏熱鬧起來……
她歹毒地笑了笑，走進洗澡間，對著鏡子，將自己那如孤狼一般歹毒的臉細細打量，在無有窮期的險惡中，她已經徹底地荒廢。沒人可以救她，也無可救藥，她隻能是孤軍一人了。
回眸之間，鏡子裏突然映出許多大而黃的牙齒。那些牙齒，勝利在握、不慌不忙地從她身後逼壓過來，她的全身於是就被咬在了這些大而黃的牙齒裏。她感到了直穿內底之痛。
猛然回身，想從那些牙齒裏掙紮出去，卻一頭撞在身後的牆上。——血從她的額角蜿蜒流下，在她久已無味的臉上，增添了一些婉約，甚至是略顯風塵的動人之處。
在疼痛中她慢慢清醒，原來那不是牙，而是牆上的一塊塊瓷磚。但那些瓷磚怎麽看怎麽像一排排的牙齒——可真不是她的矯情——並且是在侵華戰爭時期那些日本人才有的、大而黃的門牙。——經過半個多世紀的人種進化以及牙科醫學的進步，現在的日本人肯定不會再有這樣大而黃，並像蟋蟀那樣向外齜著的大門牙了。但在侵華戰爭期間的日本人，卻不得不尷尬地長著這樣的大門牙。而她洗澡間裏的這些牙，不但黃而大，不但像蟋蚌的門牙那樣向外齜著，每個牙縫之間還嵌著根深蒂固的黃色牙垢。她不由得拿起鑿子，信心十足地想要剔除那些牙垢，剔著剔著她忽然明白，這麽多牙和這麽多牙縫，她是無論如何也剔不幹淨了，於是就拿起鑿子和榔頭，連撬帶敲，一塊塊敲碎了那些牙。
她幹得很安靜，很從容，一點也不瘋狂。
過後隻是覺得有點累，便點了一支煙，對著那支煙低叫了一聲“寶貝兒!”又對著空中高喊了一聲“媽!——”
吸煙的感覺真好，現在，最讓她放鬆的時刻，最讓她感到親切的事，就是吸上這樣一支既不對她懷有憐憫，也不對她懷有惡意的煙了。
她坐在廁所門前的地板上，一麵瞧著那些被她敲碎的大黃牙，一麵冥想著世事的無定。可不，轉眼之間，這些大黃牙就碎了，就像一個本來形影不離的人，突然之間躺進了棺材。
這時她一回頭，一個頭戴紗帽、身穿朝服的男人走了進來。那男人的臉上，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全無，隻光板一張。光板上縱橫地刻滿隸書，每筆每畫闊深如一炷線香，且邊緣翻卷。
這張刻滿隸書的臉板，無聲無息地跟蹤著她，與她一起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她就轉身俯向那張臉，問道：“讓我看看，這上麵寫的什麽字?”
可她怎麽看也看不懂。
從此她逢人便問：“你能告訴我，那臉上寫的什麽字嗎?”
……
難道是白帆?
在白帆又反過來成為他們之間的第三者，而吳為也明明白白知道，胡秉宸和她離婚不過是為了和白帆複婚之後，吳為卻沒有像白帆當年整治她那樣對白帆以牙還牙，製造社會醜聞，發動_次又一次全方位的圍剿。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她現在有了這個條件。她也沒有拖住胡秉宸不放。在時間上，比之白帆和胡秉宸，她也占有絕對優勢。
不，她沒有，而是白白地拱手把胡秉宸還給了白帆。
何止如此!
吳為至今還保留著胡秉宸在和白帆離婚過程中寫給中央某位領導同誌，那細數白帆種種曆史、道德汙跡的報告，蠅頭小楷，洋洋三大頁。在這個報告中，白帆的形象不但不比吳為貞節清白，可能還不如吳為。
在黨內兢兢業業做了一生的胡秉宸掂量得很清楚，那可不是和女人調情的情書。他可能對女人們撒些無傷大雅的小謊，但絕不會對一個中央領導人，對法律撒謊。所以那蠅頭小楷雖小，每筆每畫卻如袖中小刃。
如果說胡秉宸真對白帆有過什麽傷害的話，比之這個報告，那些傷害真是九牛一毛。在他們同居後的漫長歲月中，凡是白帆那樣一個人(在吳為至今還保留著的、胡秉宸寫給她的那些情書中，他不止一次地說到“白帆是一個無賴，他們全家都是無賴”)對胡秉宸所做的一切，終於讓這一紙報告徹底扳平。
隨著時間的流逝和觀念的改變，這份報告中所列舉的樁樁件件早已不再有其影響，但認死理的白帆，還會感到非常的痛切和非常的在意。雖然她現在已經沒有什麽前程可言，並早已從崗位上退了下來，但她至今仍然認為，中央某個人的某個看法，對她的命運還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至少對她即將蓋棺論定的一生，大有功虧一簣的負麵影響。她無法像吳為那樣，對蓋棺論定的神聖.采取那種沒臉沒皮、玩企不恭的態度。
而且，對於直到現在還不忘拿著私生子問題以及“破鞋”、“婊子”這一類字眼，時不時向吳為刺出一劍，以證明自己貞節的白帆，胡秉宸的這個報告，不但會使她喪失這些最具殺傷力的武器，還會活活剝去她一直戴在臉上，可以在眾人麵前，特別是在吳為麵前扮演節婦烈女的麵具。
即便如此，吳為也沒有像當年白帆廣為散發她的“材料”那樣，把胡秉宸留在她這裏的、寫給中央某領導，細數白帆曆史、道德種種汙跡的材料，出示給任何一個人，更不要說廣為散發。
她從自己愛了胡秉宸二十多年的經曆就能知道，她對胡秉宸的愛有多麽艱難，白帆對胡秉宸的愛就有多麽艱難。
如果不是這樣，她也可以照著白帆對付她的辦法，對白帆做點什麽，以牙還牙。
她不能不做這樣的猜測：白帆對胡秉宸多年的折磨，諸如扇耳光，用燃著的香煙頭戳燙他的身體，將滾燙的茶水潑上他的臉……可能事出有因。要是吳為再把胡秉宸動員她同意離婚的、那些具有密謀性質的體己話告訴白帆，白帆可能又得在胡秉宸臉上重新摑起響亮的耳光。
如今的吳為，對胡秉宸那些具有密謀性質的甜言蜜語，隻能傷心而寬宏地一笑，再也不會當真了，她對胡秉宸的了解，說是“剔透”，恐怕不算過分。
不能說胡秉宸是個愛說謊的人，但他很會動之以情，特別是對女人。他的情話讓吳為現在回想起來，還能耳熱心跳。按照佛家的說法，六根不淨是人類致命的弱點，他是深諳其味的。可那不也是女人們的自投羅網?——無論白帆還是吳為。怪得了誰!
況且在對他人動之以情的時候，難免有“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那樣無法兩全的遺憾。胡秉宸在鞋子濕了的時候，也可能會失去十分的把握，說些計劃外的話，做些計劃外的事。不能說胡秉宸的所言所行全是出於設計。在胡秉宸青少年時代的生活軌跡裏，的確看不出這一點；那時的他，是恥於用這種類似空手道的辦法來換取、騙取一些什麽的。
也許後來多年從事地下工作，環境險惡，他不得不改變許多，隨機應變，真真假假。那種情況f，感情用事常會留下許多漏洞，從而貽誤大事。在革命尚未積累起足夠的老本，前途也勝負難卜的情況下，或不便以簽字畫押敗壞、佐證你情我愛的甜蜜時刻，或一窮二白無從當場兌現的條件下……動之以情不失為一種獲取成功、簡單易行、無本萬利的辦法。不但不會留下把柄，縱使有一天需要麵對承諾，也可以在細節上大有伸縮。
那麽，對那些“俱往矣”而又不肯罷手的女人呢?這一套經驗也不是沒有可以借鑒的地方。
至於胡秉宸所說，因吳為大度，放他一馬，他們全家老少將會感謝她的大恩大德，她也從未企盼過言而有信，沒有。白帆難道不該對她說聲謝謝?
奇怪的是，在一個人不長的一生裏，胡秉宸怎麽總是遊刃於這兩個照他的話來說，是偷人、養私，生子的女人中間，並先後、分別地和她們結為夫妻?
吳為無法計較胡秉宸的反複無常，她得理解一個男人在各種力量左右中的艱難取舍。
那不也說明，胡秉宸對她的真愛?
那不也說明，胡秉宸到底是個肯對女人負責的男人?如果不是這樣，他隻須睡了吳為便是，何苦翻騰出白帆幾十年前偷人養私生子的舊案，來佐證幾十年後與白帆的離異、與吳為的婚姻言之有理，或在與吳為的婚姻之外，繼續保持白帆的外室地位?他又何苦倒騰出吳為幾十年前偷人養私生子的舊案，一而再地使用同一個理由，製造與吳為離異的口實?難道他不知道，這樣做的結果很可能會敗壞自己?
不過精明如胡秉宸者，怎麽會把這份寫給中央某領導的報告，還有那些寫給各有關部門的材料，留了一個備份在吳為手中?
如同二十多年前胡秉宸為表明自己的清白，與白帆聯手寫給吳為那封痛斥她喪失社會主義道德、介入他們家庭的信，也留了一個備份在白帆手中一模一樣。
回首胡秉宸這個毫無二致、前後相隔二十多年的重複，吳為既為她愛了二十多年的這個男人心痛如絞，也為自己心痛如絞。但如此春秋筆法，的確又不像是白帆的運作。白帆對吳為的仇恨和報複，是一覽無餘、大刀闊斧、赤膊上陣、肆無忌憚的。好比雖然有了更為人道的、用注射劇毒化學物質代替槍決的辦法對判處死刑的犯人行刑，但對白帆來說，還是一刀一刀，把肉從吳為的身上剜下來為好。已然過去多年——白帆的拳頭和指甲上那可以切膚斷骨的力氣，讓吳為至今回憶起來驚悸猶存；
“破鞋”、“婊子”的叫罵，也都猶言在耳；
赤橙黃綠青藍紫似乎仍在點染、魔斕著她的身坯；
如獅般的狂吼還在振聾發聵；
壓在她身上的那個臀部，也還如磐石般地不可推移……
那一年白帆的六個耳光，讓身患冠心病的胡秉宸大麵積心肌梗死。關於這六個耳光的緣由，白帆這樣說道：
“……粗暴的行為隻是因為發現你欺騙了我，你和吳為的關係竟然發展到那樣親密，我悲傷、震怒，感到被侮辱、被損害。你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跪在我的腳下賭咒發誓聲言沒有此事，在征得你同意下，我打了你六個耳光。實在說來，何曾打重?而你居然說耳朵幾乎被打聾，並導致你的心肌梗死，何其言過其實得太!”
她又說：“……當我在夫妻生活上未能滿足你時，你生氣地說：‘你不希罕我，別人要還要不到哩。’以後你說要去找個寡婦代替我解決問題，我認為是開玩笑，也以玩笑的態度同意了。哪裏想到弄假成真，讓吳為鑽了空子。而現在你則被吳為掌握在手心裏了，這個作家可真是個有姐己般狐媚，的極端利己主義者。你和吳為早在你病前就計劃好了和我離婚的兩套方案，卻一直把我瞞得死死的，盡管吳為兩個月前早就打電話通知了我，難道我沒有權利要你‘說清楚’嗎?對不起，我將向法院控告吳為破壞我的婚姻家庭，有的是事實也有的是證人，而人們是站在我這一邊的。你也會在一片訴訟聲中身敗名裂，你的病情將更加惡化，徹底崩潰，發病而死。”如此，白帆給胡秉宸的六個耳光，難道不值得同情和理解嗎?
白帆也果不食言，迅速征集起證人隊伍，甚至和胡秉宸那些或因政見不同或因各種矛盾而與他糾纏不清的對立麵聯合起來。
而吳為從胡秉宸那裏得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版本，以致吳為在聽了這樣的版本之後，即便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辭地給白帆打了一個電話：“要是胡秉宸有個三長兩短，我一定要把迫害他致死的原因公之於眾！”
作為第三者的吳為，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不知羞恥、理直氣壯地給白帆打那樣的電話，不是欺人太甚又是什麽!她難道不該惹起公憤，遭受白帆的反擊以及世人的唾罵嗎?
胡秉宸確因這六個耳光幾乎送命，在生死難卜的情況下寫信給吳為，要求她無論如何到醫院一見。
他以為他仍舊像當年地下工作時策劃得那樣周密穩妥；豈不知白帆也有同樣的身手，更還有發動群眾的經驗，她得到了保姆的密切協作。保姆反身下樓電告白帆，白帆立刻趕到醫院，演出了一場“棒打鴛鴦”的折子戲。
幾年後，這個保姆又到了胡秉宸和吳為的新家。
保姆早年在家鄉參加過土地改革，實在懂得如何運用貧下中農苦大仇深的武器，她對白帆的控訴得到了吳為的同情。
不過也不要把吳為的動機想得那麽單純，她留用這個保姆，不過是為了顯示她對“醫院告密”的寬宏大度、既往不咎，並自以為得計地認定，那保姆將因此深受良心的譴責，從而對比出白帆和她的不同。特別要顯示不是老革命的她，比之白帆那樣的老革命，對勞苦大眾更具階級感情。
在吳為和胡秉宸的新家中，在吳為對勞苦大眾比白帆更有階級感情的環境中，這保姆除了打發他們的兩餐飯，還利用他們的一間屋子，開起一個很賺錢的裁縫小鋪，直到吳為提出讓她增加一個打掃衛生的項目，便立刻辭職不幹。那時，她已經有了一個相好的男人，何況那男人還有一間小屋，可供裁縫之用。這是後話。
更不湊巧的是，白帆前一天剛剛用十個指甲摳過胡秉宸的眼睛。
隻要白帆一進病房，胡秉宸就閉上眼睛不屑一顧，據醫生說，他的心電圖還因她的到來而急劇波動，他的心髒禁受不了這樣的負擔，竟然建議她顧全大局，盡量不要來醫院探望。
這真是投井下石。難道她不是胡秉宸副部長合法的妻子胡夫人!
無論她說什麽，胡秉宸更是一個不理不睬。
就像他心肌梗死之前，為了改善和他的關係，她也曾到他的床上去過。可是她一上到他的床上，胡秉宸立刻卷起鋪蓋睡到書房去。每當那時，她便抑製不住地對著他的背影喊道：“我知道你不和我……是為了對吳為……”
她越是這樣地不可抑製，就越是遭到胡秉宸的冷蔑，失去胡秉宸的尊重，何談關愛?
在不與女人調笑的時刻，胡秉宸是不苟言笑的，因此他的不理不睬，比之他人更具威懾力。即便在與女人調笑的時刻，女人們也從不敢因他的寵愛而失去對他的敬畏。有一種男人，是永遠君臨於女人之上的男人，胡秉宸就有幸成為這為數不多的男人中的一個。
白帆並非對胡秉宸不敬，她隻是被胡秉宸逼得失去了理智。
那天她一進病房，胡秉宸原來還睜得大大的眼睛，馬上就閉了起來，可她還是看到了那雙瞪著天花板不知在想什麽的眼睛。對一個危在旦夕的病人來說，那眼睛是過於明亮了。
如果說胡秉宸的眼睛僅僅閉了起來，對已經邁起腳來準備進入的她，是迎麵關上的一道門，但畢竟還有打開的可能，而獨自亮著而且詭譎地閃爍，就意味著她永遠無法進入的絕斷。
一股陰火在她的身體裏遊竄，所到之處無不火區起青煙，卻又不能轟的一聲燃燒起來。
對著胡秉宸那張冷臉，她莫可奈何了好一陣，忽然心生一計，幽幽地說：“吳為來了。”
胡秉宸猛地一下睜開眼睛，急促地向門口張望了一下。白帆在那猛然睜大的眼睛裏，一瞬間就讀到了她在幾十年中也沒有讀到過的文章。
門口不過是一個空落的畫框。
胡秉宸又立刻閉上眼睛，一時間什麽也沒說，隻一味長長短短地運氣。他不隻是被冷不防地捉弄，他的尊嚴受到了侵犯。
胡秉宸是收斂的，並且非常過分，幾近病態，以至失於矯飾。
但在青少年時代絕非如此。
三十年代，國難當頭。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中學裏也有了軍訓課。胡秉宸上軍訓課的時候，總是在出右腿的時候出右手，出左腿的時候出左手(無獨有偶，二十多年後吳為上體育課學正步走的時候，也是如此)，於是他討厭了軍訓課。
軍訓教官是個軍閥時代的老頭子，上課的時候，經常拿出一個帶蓋的大表來看時間。胡秉宸有一次在隊列中大聲提問道：“老師，你的表是周朝的吧?”
結果是他的軍訓課不及格。
不過那個帶蓋的大表，和他出右腿的時候出右手，或是出左腿的時候出左手有什麽關係?惹著他還是礙著他了?
到了大學預科，教英文的是個流裏流氣的英國人，一到暑假，就和女兒到北戴河開咖啡館，這首先讓世家出身的胡秉宸看不起了。每次上英文課，他都在課桌底下看其他書籍。教師可能早就注意到了，有一天把他叫了起來問道：“你為什麽不聽課?”他說：“你講的我都知道了，再說，你還經常講錯文法。”
英文課是大課，上課學生約有一百多，本就眾目睽睽，那些目光再一束束從階梯教室的高處擲下，平添了多少壓迫?教師極難收場，但也無奈他何，隻好很響亮地打了自己兩個耳光。
胡秉宸想你愛打就打，然後泰然坐下。
最後校方以換一個美國人教英文收場。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出，胡秉宸不隻是不收斂，幾乎還是張揚而刻薄的了。
這樣的鋒刃，到了延安以後才漸漸收入劍鞘。初到延安，他被分配到陝北公學學習，成仿吾校長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是廣東人。”
非常肯定。對校長這個小小的失誤，本可一笑了之，他卻馬上分辯說：“我不是廣東人。”
成校長笑了笑，告訴他教室在坡上的窯洞裏，讓他上課去。
很快地，類似的事情就越來越少地發生了。
桀騖不馴的胡秉宸自己也沒想到，突然之間，身不由己地變做了一個肯於接受教訓的人。
當他的革命資曆，一頁一頁積累成一部百科全書的時候，回想起這個身不由己的改變，他甚至得出受益匪淺的結論。他受到的教訓不多，大約隻有那麽兩三次，可是很看成效。第一個教訓緣於他去看望了一位仰慕的朋友。朋友留學德國，很有學識，在上海地下黨工作時曾被“中統”逮捕，如《四郎探母》那場戲裏的楊延輝一樣，用了一個假名，假降，方才出獄。
當然他也可以像後來的小說或電影裏寫的、演的那樣：等待黨的營救；再不就通過獄中內線，將消息傳送出去，靜候黨的指示等等。可是黨並不知道他被逮捕，他也不知道誰是獄中的內線……
《四郎探母》是經久不衰的劇目，除五十年代後期至“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廢黜一段時間外，從鹹豐年向演到現在。
朋友到了延安自然受到批判。又因性格過於耿直得罪不少人，始終不甚得意。所以說，戲劇是戲劇，和生活不是一回事。而且這並不是最後的結果。如果你的朋友不甚得意，總應該去看望一下，這也是古已有之的規矩，他那時還不懂得一旦什麽人不再得意，即便親爹也要脫鉤，最好是投井下石。這一次看望，讓胡秉宸做了好長一段時間檢討。古已有之的規矩從那時起，就已成為作不了數的老皇曆。
引子卻是他用老曲子開了個玩笑：“黃河之濱，凍死了一群中華民族倒黴的子孫……馬馬虎虎、吊兒郎當是我們的作風……”被人匯了報。
胡秉宸填寫的歌詞，和原版的歌詞“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我們的作風……”不但相距遙遠，簡直就是背道而馳。
背道而馳是什麽?是反動。胡秉宸不服地遍查延安的文字，覺得很多都是有章可查的舊瓶新酒，怎麽到了他這裏連玩笑都不行?
他驚訝，區區小事也能做出這樣大的文章。然後他開了竅，“匯報”實在是這裏需要學習的重要科目。但他並不懊悔不曾早日得到高人的指點，這種事隻能靠自學成才，不能指望他人傳授。
如同顧秋水和包天劍將軍到了延安，最先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匯報”一樣。“連咳嗽一聲都有人匯報！”顧秋水如是說。後來他們又從延安返回花花世界，不能說與此毫無幹係。
後來胡秉宸又總結出，挨“整”，一般都是從這種不起眼兒的小事開始。你以為不過如此的時候，槍子兒可能已經為你準備好了。一九四三年，這朋友自然不能逃脫“搶救運動”的：搶救”。
幾年後，胡秉宸聽到消息說，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中央決定戰略撤退，途經永坪鎮時，這位朋友與幾個在“搶救運動”中被“搶救”，曆時四年也不能結案的犯人，甚至還有幾個不知到延安來幹什麽的西方人，被子彈送上黃泉之路，又被效仿慈禧太後，把他們的屍體投入井中。如果不是追擊至永坪的胡宗南部從井中挖出他們的屍體並就此大造輿論，他們則會像泡沫一樣了無痕跡。然而他們卻沒有珍妃的運氣，日後成為電影或電視劇取之不盡的素材，——那無論如何也算是一種平反。如果不是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如果中央不從延安戰略撤退，如果假以時日對他們繼續審查……也許不至於落得如此下場。
當時延安幹部不過三萬多人，外來幹部不到兩萬，這些外來幹部在“搶救運動”中很少幸免。保安處關押犯人的窯洞人滿為患，約十平方米的窯洞，即便擠進八個犯人也不敷使用，比之那時的盛況，死於永坪的一千人，無論如何，原來也算是執行了毛澤東“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指示。
所以問題還是出在胡宗南的身上。當胡秉宸輾轉收到一張不知何人所寫、何人所托，大不過巴掌，周邊參差缺損的粗麻紙字條時，對那沒頭沒腦的文串已不再書生意氣——
“你是怎麽到延安來的?說具體的，具體的。”
“先是坐火車，後來又換汽車。”
“啊!我們革命這麽多年連火車什麽樣兒都沒見過，你倒是又坐火車；又坐汽車。你說說，什麽人才能坐火車和汽車?”“什麽人都可以坐嘛，有票就行。”
“你還詭辯!國民黨能給你坐火車、汽車的待遇，你還不是特務?”不但不再書生意氣，而且隨即對一個跟隨他多年的地下工作人員說：“雖然我很了解你，但如果組織上說你是特務，我也會馬上槍斃你，絕不手軟。”他慶幸自己“搶救運動”時已經離開延安，如果還留在延安，肯定不能幸免。不談火車、汽車，隻憑知識分子這一條就夠了。
沒想到“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是如此坑害了一代讀書之人。他沉吟著敲擊著桌子，思忖道：知識分子今後恐怕很難做人了。以後每逢“運動”，胡秉宸都會不由自主地想：朋友的在天之靈，說不定會感謝在水坪鎮遭遇的那顆子彈。其二是在地下工作時期，有過一場比較嚴重的、對女人的沉迷，幾乎導致胡秉宸和白帆的分道揚鎬。一九四九年以前，胡秉宸和白帆有過四次幾乎導致分手的衝突，但以這一場最為劇烈。除政權易手之外，一九四九年還將是很多事情的分界線。
除了分道揚鑣，恐怕找不到更合適的字眼來說明他們當時的狀況，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履行過結婚手續，因而也就無法使用離婚這個具有法律意義的字眼。那時的革命者還相當古典，誰和誰同居，或有一段長久關係，或在長久關係之外偶爾有一短暫的插曲，甚至點染著世界大同的色彩，簡直算得上是革命的瀟灑。手續等等，更是形式主義。
白帆卻很傳統，她把和胡秉宸的同居看得相當正式，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內，她為和柳彤的偷情，非常自譴。一起工作的同誌，不止一次在辦公處的地板上、桌子上、床鋪上撿到白帆寫給胡秉宸的信，信中充滿哀怨和乞憐，內容大致相同：“你就不能原諒我偶然的錯誤嗎?”
胡秉宸和白帆非常地不同，他從未對他人說過白帆一再發生的“偶然的錯誤”究竟是什麽錯誤，也從沒對他人說過他為什麽不能原諒那“偶然的錯誤”，隻是要求分手。
不過，他為什麽把白帆寫給他的私人信件這樣亂丟、亂放?而在白帆這些信裏，又有多少隻能說給他一個人聽的、需要他通融的尷尬和隱秘?讓人不得不猜想，他的大度是真是假。
如果不是組織出於工作考慮進行幹預，如果不是地下工作的秘密性質所限，如果他們不是忠誠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共產黨員，他們早就分道揚鑣了。
那場沉迷的破綻，則始於一個很小的細節。白帆像研究、破譯國民黨電台的密碼那樣——她在這方麵有著非凡的才能——對胡秉宸突發的、對交際舞的迷醉進行了破譯，果然從中找出破綻，打了一個翻身仗，她的自譴才稍稍得到緩解。
所以就難怪近二十年後，即便在四野無人的雪寰中，胡秉宸也會馬上拐人另一條小路，爬上一道小丘，在確信無人發現的情況下，去欣賞一個在風雪中優哉遊哉的女人那份“野渡舟橫”的情致。
雖然胡秉宸一再對吳為強調他不會跳舞，並且在說到“跳舞”這兩個字的時候帶著明顯的嫌惡，吳為還是在與胡秉宸的一次共舞中發現，他的跳法，與三十年代電影裏的跳法如出一轍。那種耳鬢廝磨、相擁人懷，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跳法，自一九四九年後，至“大款”這種人物登上曆史舞台之前，在大陸中國幾近絕跡。
她在胡秉宸的舞步裏，聽到一個遙遠的回聲，在他往事之湖的深潭裏，肯定沉人過對一個女人的記憶，那女人也肯定不是白帆。
那個跳舞的胡秉宸可能很有故事。
吳為隻是對他的佯裝不以為然。
其三，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抗戰剛剛結束，國共雙方還處在第二次合作的虛情假愛之中。
一方麵，蔣介石想縮編部隊。抗戰八年，損失慘重，通貨膨脹，民不聊生；繼續給養四百萬軍隊，財政上負擔不起，並可以此為由，要求共產黨同時裁軍，以穩定國家財政，同時達到削弱共產黨的目的。另一方麵，蔣介石不想與共產黨和談。他認為日本投降後，所有用於抗戰的軍隊、裝備，都可以轉向圍剿共產黨，所以極力破壞國共合作，製造口實，以圖消滅共產黨。
共產黨軍隊卻不足一百萬，在如此懸殊的條件下，亟須時間積蓄力量，不能打、不想打，提出開始“和平民主新階段”、成立聯合政府，從而滲入國民黨內部，出的是“和平演變”這張牌。決定打是後來的事情。
在毛澤東與蔣介石談判裁軍問題之前，中央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全黨能夠統一認識。
林伯渠老在周公館召集大家討論並分別征求意見，胡秉宸自然在列。
抱負的落實需要機遇，沒有機遇，任何偉大的抱負隻能是“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機遇對胡秉宸似乎格外關照。
當時周公館周圍至少有四十多個特務，連汽車都進不去的江邊，還有胡同口小飯館裏的跑堂兒都是特務，專門用來監視周公館的活動。
可是他們從未抓到過胡秉宸。當然也不好抓，總算國共兩黨合作時期，隻能繼續跟蹤，掌握更多線索，一旦需要，立即收網。
胡秉宸的本事就是什麽尾巴都能甩掉。他在周公館對麵租了個小院，院子後麵就是山，每每從周公館出來，直進對麵的院子，穿院子，出後門，進山。這種辦法算不得希奇，甚至可以說水準不高。特務們卻始終不知道他是一個比較重要、經驗非常豐富的情報交通。
因為住在周公館外，進去述職也很不容易，談晚了就留下吃飯、過夜也是常有的事，不但多次有機會和董必武老、林彪一起吃飯，甚至還和周恩來吃過一次飯。有一次董老還邀他一起喝酒，一瓶茅台全喝光了，直喝得二人似醉非醉，進入微醺的最佳狀態。關於這次對酌，他認為董老也有寂寞的時候。從“寂寞”的不能消亡，說明徹底丟棄某種教化是非常不容易的。
毛澤東重慶談判時，初始與赫爾利同住歌樂山蔣公館，二人各據半壁江山；如到城裏公辦，則下榻張自忠的桂園。周公館的人很不放心，認為蔣介石隨時可能做個手腳，比如說來個軟禁或是在食物中下毒，連周公館給毛澤東送點什麽東西，還要通過蔣介石的警衛檢驗。大家建議毛澤東搬到周公館。周恩來說：“大家的建議很好，我負責問毛澤東反映。”毛澤東聽取群眾意見搬進了周公館，住在二樓右手最後一間。
毛澤東人住周公館後，黨內首腦人物雲集，五行相生，陰陽相協。可人畜兩旺、相安無事的周公館，突然著了兩次火。可見哪位也壓不過真龍，毛澤東合該是那真龍天子的命。一次是辦事處招待所的幾間草房燒了起來，辦事處所有的人都跑去救火了，隻有毛澤東手裏捏著一支香煙在二樓走廊上“勝似閑庭信步”，邊走邊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茅草房燒了正好可以蓋洋樓。”
二次是某天上午九十點鍾，三樓機要員燒毀密電碼時，沒等火爐完全熄滅就離開，紙灰餘燼又燃燒起來。正好胡秉宸到周公館接受任務，一頭鑽進熊熊烈火，第一個衝上三樓機要處，搶救心肝寶貝機要文件箱……他的頭發、眉毛都燒焦了，所幸臉上沒有留下傷疤。事後，胡秉宸對著鏡子一麵撫摩自己的臉龐一麵想，不如留下一些無傷大雅的傷疤。
當他奮起搶救機要文件箱時，並不知道毛澤東在一旁冷眼相看。胡秉宸自詡天降大任於斯，在可能獻身的事業上一往直前，從未懷揣“作秀”的動機。多年後，人們還記得胡秉宸在煙火中橫衝直撞的樣子，一旁冷眼相看的毛澤東卻沒有留下什麽印象。
唐宗宋祖“略輸文采”，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僅僅一個奮不顧身的胡秉宸，怎能讓毛澤東略作顧盼?——即便幾年之後，這個年輕人為尋找他的兒子幾乎喪命。
但其他領導卻對此留下深刻印象。可想而知，林伯渠老征求胡秉宸的意見，該是水到渠成。
那一陣子胡秉宸是歡欣的，覺著終於可以了卻工業救國的夙願，又暗自揣度，他的所長也可趁此嶄露頭角，更有中央的政策為依據……一切似乎萬無一失。
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談，甚至誇誇其談：“我讚成建立南北朝，我們可以據北大力發展工業，勢力強大之後，自然能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把國民黨吃掉；南方不打自滅，也可避免解放中國一戰的重大犧牲。“……還可以利用國民黨的技術力量，他們雖然集中力量擴張軍隊，但也注意工業建設，成立了資源委員會，其中大部分成員是留美學生，很有水平，並且傾向我們。抗日期間還成立經濟部，日本投降後也由資源委員會接管。還有一個兵工署，都是德國留學生……如果讓資源委員會搞建設，可能比我們搞得好，因為他們懂行，在技術方麵和世界各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信息也比我們快捷，和西方的技術交流就不會斷檔，和聯合國以及西方國家的關係也不會中斷，政治上有個互相的監督……隻要我們好好幹，肯定幹得過國民黨。”
雖然他為那一次談話認真考慮了許久，做了很多準備，然而事後推敲起來，還是相當幼稚，尤其“政治上有個互相的監督”之說。就在他侃侃而談的時候，情況突變。麵對國民黨發動的全麵內戰，共產黨不得不打，中央不得不放棄開始“和平民主新階段”以及成立聯合政府的計劃。
胡秉宸也不可避免地從依靠對象成為批判對象。和後來的“反右”鬥爭相比，倒也算不得“引蛇出洞”，但他此後不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不等於真認為自己有錯。胡秉宸一生從未認過錯，不管國.事、大事、家事，還是情事……即便暫時失利抽身隱退，一遇風吹草動也會秋後算賬；即便不能明算，也會私下算個沒完。所以他一直記得那棟土木結構的小樓，那不也是一種意義上的榮耀?這三兩個教訓不算是多，但基本上涵蓋了為人處世的方方麵麵。對胡秉宸日後改弦更張如何做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回顧這些經曆，他總是心領神會地一笑，——“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來的！
說難也不難，說易也不易。倒也有了明銳後的輕薄。
這一笑之後的胡秉宸，與從前就日漸地不同。
雖然胡秉宸常常收斂著自己，並且非常過分，幾近病態，甚至失於矯飾，骨子裏卻恃才傲物。
既有恃才的瀟灑，也有傲物的虛浮，難免有失從容和內斂——與一字之差的“收斂”可就失之千裏——像一張努得太強的弓，很容易折斷，傷害著自己也傷害著周邊的人。
誰若侵犯了他的尊嚴，他能六親不認，至死不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個凶多吉少的晚上，領導“大革命”的一位“首長”，把胡秉宸召到了釣魚台。根據他在“大革命”裏的表現，他知道這個“召見”意味著什麽，心中不免忐忑。
雖然開談之前，“首長”還和他拉了兩句“家常”：“你過去是做什麽工作的?”
他回答說：“很長一段時間在社會部。”
“首長”似乎沉思片刻，再開口就有些熟絡：“也算是我的老部下了。”
誰說他們不需要人才!
他又怎能不知道胡秉宸的曆史?“大革命”的開場小鑼一響，他對胡秉宸就作了一番調查，檔案資料說明，由於他的精明強幹，完成過很多艱難的使命，難怪得到周恩來的器重。所以呼風喚雨之始，便指派胡秉宸擔任一項重要工作，沒想到他是如此的不聽招呼，連陽奉陰違都不是，簡直是和他背道而馳。自延安得勢以來，什麽時候容下過這樣的不從!
胡秉宸聽出話裏的微妙。在黨裏做了幾十年，他明白微妙之間就是一個人的沉浮乃至生死存亡。以他那時對“做”人的領悟，趁勢說些無傷大雅卻不失原則的話，諸如“我水平不高，請老領導多多批評幫助”之類，情況可能就會是另一種樣子。
而且這麽說也能沾上一點邊，這位“首長”的確是個老“克格勃”的頭頭。
盡管心中忐忑，可他偏偏不說，繃著臉，梗著脖子站在那裏，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甚至連頭都沒有點一下。
原因是遠在延安時期，胡秉宸就對這位“首長”有了懷疑，雖然不甚明確。首先起始於“首長”的講話。
胡秉宸是挑剔的。從他少年時自己走不好正步，從而討厭了軍訓課、捉弄軍訓教師，就能看出他的挑剔近乎偏執。他覺得這位“首長”說起話來中不中、西不西，還以假洋鬼子的洋腔洋調自得。一個革命家，有什麽必要賣弄這些?而一個喜歡賣弄的人，難免不讓人懷疑另有所圖。一作報告就是托洛茨基，說來說去就是托派主張由日本人來占領中國，很沒意思。中國的托派不過二十八個半，有什麽值得這樣虛張聲勢、大書特書?
一個人要是老把什麽掛在嘴上，那要麽就是他的心病，要麽就是除了那個其他什麽都不知道。
這個本在王明極盛時期追隨王明，長駐蘇聯的人，曾幾何時，是今何等忠心、膝下承歡的佞臣，在共產國際的會議上甚至高呼“王明萬歲!”
胡秉宸親眼看到過他和王明在延安城外，愜意地騎著馬兒閑遛。馬兒踩著細碎的小步，兩人在馬上有說有笑。他們的歡聲笑語，讓馬兒的小步顛簸得起起伏伏，跳躍著逸豫的韻致。那是一個星期天，他從駐地鹽店子到延安去買點日用品。野外沒有他人，騎在馬上的這兩個，在貧瘠的黃土地上，在清心寡欲的革命環境中，在對革命生涯磕頭點地的赤誠中，是那樣招搖，那樣帶有背叛革命群氓的意味，讓他不滿地頻頻回頭。
三十年風水輪轉，這位與王明策馬同遊的人，一九四二年整風伊始，便審時度勢，很快靠了過來，轉眼成了批王明的得力幹將。
那時胡秉宸已遠去重慶，沒能眼見那份赤裸的精彩。
“整風”於一九四三年轉入“搶救運動”，近兩萬名千裏迢迢、到延安投奔革命的幹部，幾乎全部收審關押，成了特務。他用這些人的政治生命乃至他們的機體，維持了他那個中央社會調查部部長的位置。有人反映此人陰險奸詐、心狠手辣、陷害忠良，據說都被這樣的說法推擋回來：我們就是要用他來殺人，用他來揭王明的老底。
胡秉宸的目光從半掩的眼皮下，急速地在“首長”臉上掃過，試圖一瞥那對隱約在眼鏡後麵，久已不見廬山真麵目的眼睛。可他一無所獲，隻瞥見一團稍縱即逝、不分皂白的濁光。
就在那時，他接上了中斷多年的懷疑。人類怎麽會有曆史?鍾情曆史?矢誌於曆史的真實?他突然覺得十分好笑，這豈不是糟蹋自己，和自己過不去?
難怪有人一旦登上帝王的寶座，就要消滅曆史。
時隔二十餘年，其間風雲變幻，“運動”迭起，此人卻更加飛黃騰達，不可一世，兼而每在“運動”中呼風喚雨，胡秉宸就越發覺得“大革命”的怪誕。
不能不說，對人、對事，胡秉宸具備一對火眼金睛。
經過多年的磨合，胡秉宸“做”得已漸自如，但他知道並非事事都可蒙混，現在終於到了一個不能“做”的關頭，何去何從，必得有個抉擇。
三思而後，他拒絕了眼前的機會。在手中握有“尚方寶劍”的幾個男女蒸蒸日上之時，很有些大風起兮、慷慨就義的意思。
那個拒絕，何止是對他心智、膽魄、忠誠的考驗?也是對他根基的考驗，對來自他那個家族，那個源遠流長的根基——不苛求目的(天上掉餡餅則另當別論)的放達，榮辱不驚的沉毅的考驗。
但也不能排除“首長”和他談話時的那副坐相，那種狐假虎威的腔調，讓他覺得深受其辱。這種因素於胡秉宸的作用，並不亞於政治上的權衡。
“情況是這樣，戚本禹同誌反映對你的來曆不甚了解，需要清查一下……”
不提戚本禹還好，一提，就想起戚本禹對他拍桌子的事。胡秉宸更是鐵了臉，完全不顧“首長”的話裏欲藏不藏地藏著“一箭數雕”，但也可能容他有一隙回旋之地的凶險。
戚本禹是什麽玩意兒?竟然向他拍桌子!
胡家那浪漫而躁動的血，在他的血管裏不可遏製地奔突起來。“首長”一下就明白了“豎子不可救”的忤逆。“那麽你承認不承認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散布過許多反對‘文化大革命’的言論?”
他回答說：“我不知道什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所有的講話都有錄音，領導可以調審……如果非要說我說了，我也沒辦法。”
胡秉宸聽見“首長”用手指彈了彈手裏的一張紙，還有“嗖”的一聲從指間刮過來的那一窄條陰風。隨即他被告知開除了黨籍，其因是違抗“中央”的指示，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中央的敵我矛盾。“對於中央的這個決定，你個人還有什麽意見?”他直直地站在“首長”麵前，說：“對組織的這一決定，我保留意見。我不承認我是反動分子，也不同意開除我的黨籍。”說完，他心裏反倒不忐忑了，而是橫下心來考慮，如何度過根本看不到頭的“反革命”生涯，或準備身首兩地。
可想而知，在那個回合裏也不曾腿軟的胡秉宸，白帆的捉弄是怎樣激怒了他。他更加冷蔑地說道：“你這股渾勁兒、固執、暴戾、無知，完全源自你的父親，屬於一種遺傳基因的作用，是無法改變的了。你母親一生就這樣地活在你父親的陰影下，你以為我也會這樣生活在你的陰影下?”
白帆當即把帶去的小菜、羹湯摔了一地，鋁製飯盒在光滑的地板上不識時務地旋轉著，如沒有鉚足勁的手搖老唱機，又逢一個老式膠唱片，奏出了一曲沙啞變調的哀歌。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她伸出十指摳著胡秉宸的眼睛喊道：“我非讓你睜開眼睛看著我不可，我非讓你睜開眼睛看著我不可——”這喊叫在病房了無生氣的走廊裏遊走回蕩，沉悶的內科病房陡然變做生動的精神病房，醫生護士更覺此人暴戾，還說難怪她一進病房，胡秉宸的心電圖就不規則地波動。
任憑風吹浪打，胡秉宸也沒有睜開眼睛。
白帆眼瞅那雙合著的眼瞼倏忽之間不但不再抽搐反倒淡定地層平，也就是說，她眼瞅著胡秉宸在她麵前，瞬間築起了一道比銅牆鐵壁更難以攻克的屏障。而她隻能一籌莫展、眼睜睜地看著那工程的實施，無論怎樣也不能阻擋大勢已去的局麵了。
錐心的絕望讓她又狂號出一句極不理智的話：“我就是要氣死你!——”
在她如此敗墜深淵的時刻，吳為卻明目張膽、厚顏無恥地到醫院來和胡秉宸幽會，不是乘人之危又是什麽?
為胡秉宸的遭遇哭哭啼啼、柔腸寸斷的吳為，與癲狂失態的她形成了強烈的反差，有如一個精心設計的對比，居心是何等險惡!
如果和胡秉宸一對一地較量，還隻是胡秉宸對她的傷害，而吳為和胡秉宸的幽會，則對她不僅是一個聯手的傷害，還是胡秉宸當著她的仇敵對她毫不吝惜的出賣。這出賣把她置於怎樣狼狽的境地，不給她留下絲毫進退的餘地……這種傷害，僅僅是加倍就可以計算出來的嗎?
她的拳腳、詛咒、辱罵、怒吼……難道不是她的正當防衛，不是吳為罪有應得?
誰敢說她殘暴!換了另一個女人也許比她做得還過分。
而吳為不肯大打出手，那左推右擋的招架，更讓她想到以退為進的佯裝，讓她又失一招地恨意倍增。
即便她把吳為置於死地又怎樣?她仍然被不言不語的吳為殺了個落花流水，片甲不留。胡秉宸早替吳為繳了她的械。
吳為隻能左推右擋。
她明知自己奪人所愛，而一個奪人所愛的人，不論遭遇什麽，還有什麽可說?
可又不能不奪。那時她以為是虎口奪人，很久以後才知道，事情不那麽簡單。
更何況胡秉宸沉屙在身，任何刺激都可能導致他轉眼之間一命歸天。
她有什麽道理像白帆那樣翻江倒海、大有作為?
但白帆的打法著實讓她大開眼界，原來女人也可以如此大打出手。在那一瞬間，她居然還能想到葉家女人的無能。要是葉蓮子有這十分之一的魄力，也不至於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
至於她自己，麵對白帆那十八般武藝的全麵出擊，也隻會結結巴巴地說：“你，你，你怎麽可以這樣打人?”
白帆近近地逼著她的臉說：“打的就是你這個婊子，怎麽樣，你敢到派出所去驗傷嗎?”
倉皇中，她扭頭看了看胡秉宸。胡秉宸繃著臉，一副無視無聞的樣子。她被這兩個無論從哪方麵來說，都比她經驗豐富、技藝精湛、胸懷大略的人擠在了中間，擠得她無所適從，啞口無言。
胡秉宸一聲不響地看著吳為在那摧枯拉朽之力的研磨下，掙紮也無可掙紮，逃遁也無可逃遁，一點點地化為齏粉。吳為不得不原諒他的一聲不響，因為他生命垂危，無能無力。
但他至少可以說明一句，她是應他的要求到醫院來的。
雖然事後胡秉宸解釋道“……當時你默默走開是最好的辦法，否則弄到醫院院部，成為全體病人的笑料傳出去，或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一定會找三方機關，那才真會造成以後的被動局麵”，吳為也未能全然釋懷。考慮如此全麵的胡秉宸，對要求她到醫院一見惹來的禍事，為什麽不置一詞?
即便胡秉宸澄清責任，難道白帆就會手軟?
白帆不能不為保衛自己的利益而戰。而經過長期、多種戰鬥洗禮的白帆，在解決這類危及切身利益的原則問題上，一派大江東去的浩蕩。
吳為從來不是白帆的對手，永遠不可能是。
以後發生的事，將會證明這一點。
盡管如此，吳為對胡秉宸還是言聽計從——
“你是個小仙女而我是個凡人，多年在行政部門工作中混的老手，相信我處理問題的能力，把處理此事的責任交給我，那實在不是文學家的事。”
胡秉宸的考慮是正確的，就像他常對吳為說的那樣，不論多麽困難的事，隻要堅持，也包括堅忍，就是勝利。
如果吳為當時不采取忍讓的態度，白帆絕對會像他預料的那樣，以此為由製造非常事件，不僅他和吳為的前途更加渺茫，吳為也會更加迅速地墜人深淵。
不論重病在身還是病愈之後，胡秉宸都是吳為誓死捍衛的對象。“我有病，活不了多久，請給我最後的自由”，更是胡秉宸的軟刀子，與白帆離婚用的這個口實，與吳為離婚時用的也是這個口實，日常也是惟我為是地要挾，——誰讓女人各個看不得她的所愛受苦受難?
吳為不得不替重病在身的胡秉宸承擔來自白帆的反擊，更要承擔來自白帆與胡秉宸的對手們的聯手重擊。
她的處境是那樣險惡。
不論情況多麽艱險，這個無謀無略、胡秉宸心目中“永遠的二年級女大學生”，卻堅守決不出賣他的原則。隻要交出他的一封信，不但可以從如此凶臉的沼澤中拔出她的腿，甚至因反戈一擊有功，得到如他周圍那些人夢寐以求的機會。
不是嗎?胡秉宸剛剛提拔為副部長的時候，至今仍然像隱蔽極深，不到關鍵時刻不會出麵的情報人員那樣，從來不事張揚的胥德章、常梅夫婦，立刻帶著一瓶好酒前來祝賀。看得出那瓶酒存放了好些年頭，更見得開啟它的機緣多麽隆重。記得他舉起那杯酒，並向他們夫婦道謝的時候，心中固然得意，可也不無尖酸地想：他們來得是不是太快，惟恐落於人後?
吳為卻說：“這有什麽難?又不是讓我去和人家鬥法。這個，隻要咬緊牙關，什麽也不說就是。”
吳為的堅守和白帆的倒戈相比，令胡秉宸感慨萬千。如果說白帆的反擊尚可理解，那麽她的倒戈，可就是不能原諒的、品格上的不貞了。
為此他曾對吳為說：“我已經打算好，如果你因此被迫到農村勞改，我就到勞改場附近租個小屋長住下來，好在現在自由市場可以買到糧食蔬菜，隻要我的離休工資照發，這些都可以辦到，再訂些雜誌買些書，住上幾年也無所謂。”
不知如此慷慨多情的胡秉宸考慮過沒有，要是鬧到連離休工資也沒有的時候怎麽辦?在勞改場附近租個小屋住上幾年自也無妨，但對吳為來說，代人受過、勞改幾年是什麽滋味?
一旦這種局麵果然出現，除了退求其次，在勞改場附近租個小屋住下，陪吳為度過幾年勞改生涯，不知胡秉宸為什麽沒有考慮挺身而出，坦陳真相，解脫吳為?
至於胡秉宸對要求吳為到醫院一見惹來的禍事未置一詞，不過是因為在這場不亞於你死我活的鬥爭中，這樣的事實在太具體、太瑣碎了。有誰見過在寸土必爭、炮火連天的戰場上：一個指揮官會為一棟在炮彈下消失的房子而感傷，或寧可失去消滅敵人的戰機，而讓他的炮火繞過那棟房子?哪怕那棟房子修建於三個世紀之前。那的確隻是文學家的事。其實吳為的要求並不高，哪怕胡秉宸說一句“對不起，讓你受苦了”也行，可是他沒有。也許這樣的要求，於一個指揮官是太苛刻了。既然胡秉宸已經打算陪她去勞改，又何必糾纏於這樣一句華而不實的話呢?
再說，愛是不必說對不起的，即便到了該說對不起的份兒上，又都成了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個願挨，活該不活該隻有女人自己心裏明白。
吳為也沒有理解胡秉宸“揮淚斬馬謖”的謀略。她像大多數女人那樣，在那種情況下，沒有識大局的素養。她感到委屈，做不到胡秉宸要求的“你將要做宰相門中的媳婦和二品侍郎夫人，要有這個門第的豁達和氣勢”。
這不僅僅是調侃，那個在幾百年風雨的滌蕩中已經剝蝕、退色的門第，影響著胡秉宸的一生，如同吳為兩歲時遭遇的那個樓梯。
在權力的爭奪中，不該成為、卻成為犧牲品的“二品侍郎”，功名已如黃鶴杳然而去，不管胡秉宸意識或是沒有意識到，“此地空餘黃鶴樓”的悵惘或遺恨以及被人暗算的不甘，已經深烙心底。
不知胡秉宸對吳為的戀情，時感格律平仄的對稱和諧之外，是否也雜糅著覓到一個為他肝腦塗地的紅粉知己的意外喜悅?
她的不理解，不期然地成為一個轉折。多年來，吳為不甚在意的那些跡象，那些以為是偶發的、樁樁件件難以理解的事，漸漸聚攏，雖然它的映象暫時還很模糊。
隻是當胡秉宸再次要求吳為到醫院探望時，她無論如何不肯再做那樣的冒險。
正是從這個事件開始，她不再像從前那樣，每求必應。白帆一定沒有想到，倒是這些戰爭的副產品，對吳為和胡秉宸愛情的殺傷力，比她的正麵攻擊有力也有效得多。
2
這些輿論當然也不是胡秉宸當年那些“對手”營造的。吳為作為胡秉宸現在的“前妻”，那些做大事的人物，早已失去了對她的興趣。當初他們之所以對她興趣有加，不過是為了從她這裏打開缺口而已。如今，不但胡秉宸，連他那些“對手”，俯仰之間已成陳跡。
時間豈止是無情，簡直可以說是殘酷。
3
她也不願相信這是胡秉宸的作為，雖然他們分開了，她和他的恩恩怨怨卻不是一紙離婚書可以了斷的。
不過要：是胡秉宸這樣運作，吳為也能理解。在大眾輿論麵前，他也難免尷尬和膽怯，——雖然他一再對吳為說，他從不在乎什麽輿論。
按照約定俗成的社會心理，當然是吳為拋棄胡秉宸。因為吳為比他年輕，而他已經年老體衰到了這把年紀，還能如此準確地把握大眾的社會心理並運用得從容自如，不能不讓吳為歎為觀止。
如果真是這樣，吳為還會傷心——胡秉宸怎麽一點東西也不給她留下?至少讓她覺得她對他二十多年的愛，到底沒有輕拋一片心。可吳為更多想到的，是那個常常在頭上無聲無息地掠過，半人半獸，一雙眼睛深藏大恨卻又美麗異常的神秘影子……每次掠過，都會從她這裏帶走一些什麽，直到一點不剩。有時她覺得認出了它，感覺非常清晰，可又一閃而過，清晰的感覺重又朦朧起來。
它的出現是如此地猝不及防，哪怕是她和胡秉宸做愛的時候，也無邊無際地遮攔著她和胡秉宸的生活。
就像少年時在黃土高原丹陽觀的大殿下，等待那可依可靠的黃昏如約來到，並期待著獨享隨黃昏而至的那份孤獨時，總會與她一起等在大殿簷下，擦著她的腦門兒飛來掠去的巨大蝙蝠。它們的影子也是這樣覆蓋著屬於她和黃昏的孤守，使她的傍晚變得暖昧起來。
如今，它終於勝利了，報仇雪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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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地說，擴散這種輿論倒也不是事出無因。像吳為這樣一個走到哪裏也沒法兒不鬧出點“醜聞”，厚道一點說是沒法兒不鬧出點“笑話”的人，這樣的“因為所以”不應在她的頭，又應在誰的頭上?
好比一個早已洗手不於的賊，一旦人們失竊，在沒有水落石出之前，不要說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就連那真正的賊，也要率先羞辱恥笑他一回，以洗清自己。他明知大家的猜疑，可又無法辯白。若是辯白，豈不中了“做賊心虛”、“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套路?
有朋友說，淪落到這步境地是因為她太呆。但吳為不認為自己呆，她隻是覺得不會和人接觸而已。
根據她的閱曆以及她在遭遇各種大難時的所作所為，絕對應該把她歸為膽小怕事那一類，——不是一般的膽小怕事，而是非常地膽小怕事。但她看起來又似乎天不怕，地不怕。一般人很難體會，一個人膽小或是害臊到了無計可施的地步，就會用天不怕地不怕，或是破罐破摔——說是厚顏無恥也無不可——來掩蓋這種無計可施的局麵。
而在心的暗處，她始終認為世上最大的學問是和人打交道的學問，世上最可怕的東西就是人。你不知道他什麽時候、從什麽地方、以什麽方式下手，不像麵對槍炮或是虎豹豺狼，總能知道危險在哪兒、從哪個方向來的，就是一命嗚呼，也知道自己是怎麽死的。
據說虎豹豺狼肚子不餓的時候並不進攻，人呢，可就不一定要有什麽理由，或許僅僅是因為你的存在(存在就難免會有某種成功的可能)對他就是一種妨礙，或許踐踏別人也不失為對許多不便張揚的目的一種曲徑通幽的表達和敘述，更或許什麽都不為，隻是你的女婿比他的女婿高了五個厘米……她老是懷著敬仰的心情說，“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可謂百年警句，卻始終難以融會貫通，隻好寬慰自己：一個人，能做什麽、不能做什麽，那是與生俱來的。
反過來說，一個人之所以成為眾矢之的，道理通常是有的。關於虎豹豺狼的理論，不過是吳為的偏激之談，讀者不難在她的作品中看到這樣的漏洞無處不在，這也是她始終不能成為最出色作家的根由之一。
能這樣打電話的人，果真想的是青紅皂白嗎?
吳為本來想對胡秉宸的那個老熟人說“謝謝你的電話”，臨了卻麵目全非：“是，是這麽回事，我是又嫁了一個比老胡更有錢有勢的人。”
出乎意料的是對方不無豔羨之情，——雖然是打著哈哈地說：“哦……哦，你們的存款一定很多嘍?”
她也打著哈哈地回答：“噢——不算太多，幾百萬大概是有的。”
是她提出離婚的又怎麽樣?不是她提出的離婚又怎麽樣?
到了她這步田地，所謂的“輿論”，在她心裏還值幾何?又能將她如何?
她不正是為了爭取返回那可以得到一席公正待遇的地位，忍讓了一生不公正的待遇，尤其是把她的母親和孩子虧待了一生?到了，她們還不是被人毫不手軟地大卸八塊?
她對這個世道曾經寄予的希望是太大了。
如果說人生一世都有一個過不去的情結，那麽這可能就是她的那個情結：冤有頭、債有主，為什麽還要把那慘絕的羞辱對準她無辜的母親和孩子?
是她提出的離婚怎麽樣，不是她提出的離婚又怎麽樣?
她反正是失去了胡秉宸，而不是胡秉宸失去了她。放下電話之後，吳為到超市去買了一盒牛奶。
回到家裏，她閑散地拿起了電話號碼本。難道在大清早就接到那樣兩個電話之後，她也想打個電話向誰一訴心結?似乎是，又似乎不是。她從頭到尾，沒有明確目標地瀏覽著那些名字和名字後麵的電話號碼，最終一個電話也沒打。又盤算著——
要不要換一套人時的衣衫，到一個環境可人的地方去吃一頓飯，再次驗證一下她那“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精髓堅不可摧?
或是去買束自己搭配、色彩過渡得有情有致的鮮花?
再不就撿拾一下地板上攤得滿腳滿地的報紙雜誌，打掃一下四處絮飛塵飄的房間，擦一擦家具上甚至可以用來書寫的灰塵……
像往常那樣，勉力地讓他人、更讓自己相信，她的日子過得有滋有味?最後還是放棄了她很擅長的、演出這一類小品的打算。
有那麽一瞬，她甚至想，電話鈴何不再響起來?哪怕裏麵藏著比剛才那兩個電話更多的心機。
她跟自己聊了一會兒天：“.你覺得該不該去看那場芭蕾舞?”
“當然該去。”
“票好買嗎?”“我得去一趟醫院，拿點兒安眠藥。”
“現在有種新藥好像很有效。”“什麽藥呢?”
後來又朗讀了一會兒英文；
自得其樂地打開音響，放大了音量；
房子裏熱鬧起來……
她歹毒地笑了笑，走進洗澡間，對著鏡子，將自己那如孤狼一般歹毒的臉細細打量，在無有窮期的險惡中，她已經徹底地荒廢。沒人可以救她，也無可救藥，她隻能是孤軍一人了。
回眸之間，鏡子裏突然映出許多大而黃的牙齒。那些牙齒，勝利在握、不慌不忙地從她身後逼壓過來，她的全身於是就被咬在了這些大而黃的牙齒裏。她感到了直穿內底之痛。
猛然回身，想從那些牙齒裏掙紮出去，卻一頭撞在身後的牆上。——血從她的額角蜿蜒流下，在她久已無味的臉上，增添了一些婉約，甚至是略顯風塵的動人之處。
在疼痛中她慢慢清醒，原來那不是牙，而是牆上的一塊塊瓷磚。但那些瓷磚怎麽看怎麽像一排排的牙齒——可真不是她的矯情——並且是在侵華戰爭時期那些日本人才有的、大而黃的門牙。——經過半個多世紀的人種進化以及牙科醫學的進步，現在的日本人肯定不會再有這樣大而黃，並像蟋蟀那樣向外齜著的大門牙了。但在侵華戰爭期間的日本人，卻不得不尷尬地長著這樣的大門牙。而她洗澡間裏的這些牙，不但黃而大，不但像蟋蚌的門牙那樣向外齜著，每個牙縫之間還嵌著根深蒂固的黃色牙垢。她不由得拿起鑿子，信心十足地想要剔除那些牙垢，剔著剔著她忽然明白，這麽多牙和這麽多牙縫，她是無論如何也剔不幹淨了，於是就拿起鑿子和榔頭，連撬帶敲，一塊塊敲碎了那些牙。
她幹得很安靜，很從容，一點也不瘋狂。
過後隻是覺得有點累，便點了一支煙，對著那支煙低叫了一聲“寶貝兒!”又對著空中高喊了一聲“媽!——”
吸煙的感覺真好，現在，最讓她放鬆的時刻，最讓她感到親切的事，就是吸上這樣一支既不對她懷有憐憫，也不對她懷有惡意的煙了。
她坐在廁所門前的地板上，一麵瞧著那些被她敲碎的大黃牙，一麵冥想著世事的無定。可不，轉眼之間，這些大黃牙就碎了，就像一個本來形影不離的人，突然之間躺進了棺材。
這時她一回頭，一個頭戴紗帽、身穿朝服的男人走了進來。那男人的臉上，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全無，隻光板一張。光板上縱橫地刻滿隸書，每筆每畫闊深如一炷線香，且邊緣翻卷。
這張刻滿隸書的臉板，無聲無息地跟蹤著她，與她一起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她就轉身俯向那張臉，問道：“讓我看看，這上麵寫的什麽字?”
可她怎麽看也看不懂。
從此她逢人便問：“你能告訴我，那臉上寫的什麽字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