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為什麽會把我逼到蒙娜麗莎麵前，並且給我聽交響樂？我想這是那種叫做命運的東西。到了27歲，我才敢向他提起這個問題（以前我甚至怕提到這個女人的名字）。他說肖邦是好東西，當我號陶大哭，他就是要把我一個人關在屋子裏聽肖邦。那時周圍沒有人家像我們一樣擁有唱機和電視機，那時肉、布、油等物品還在實行配給製，那時周圍有很多鄰居還靠到菜場揀菜葉過生活，而我們是這幢樓裏唯一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認為我應該感到幸運。
父親說他根本想不到我會怕那幅掛在牆上的複製品，他說你為什麽不看掛在旁邊的世界地圖、中國地圖，或者我的圖紙，你為什麽要看那幅畫像？最後他說那麽，你為什麽會那麽怕她？
很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問多一次，我的恐懼就減少一次。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就像我不明白在我那麽小，幾乎還不怎麽會說話的時候，我的父親為什麽用這麽一種方式來對付我的哭泣。
因為太害怕，其實到現在我都沒仔細看過這個女人，然而有關童年的記憶，最清晰的，就隻有這個女人的畫像。
長大一點的時候，我開始確定：她的眼睛，就像一場正在發生的車禍；她的鼻子，是黑暗發出的一道命令，是黑暗裏筆直的梯子；她的嘴角，是災難的漩渦；這個女人幾乎沒有骨頭，除了她的眉骨，她光禿禿的眉骨，是無所不在的嘲諷；她的衣服，是一個能把我拐走的大傘，還有她的腮，她的手指，毫無疑問像腐爛屍體的一部分。
這個女人權危險，而我曾是如此靠近這危險，似乎我什麽都不怕，就怕看見她。在曆史課上，在這幅畫像的幻燈片麵前，我曾持續驚叫，喉嚨發緊，因此被老師當成壞學生罰站，接著被叫到教導處訓話，並被追問是否看過黃色手抄本《少女之心》。
從那時起，我開始恨畫她的那個人，我恨所有自稱自己是“知識分子”的人，這種恨就是很，當我敞開我的心扉，這痙攣著的憤怒便跳動在我的血液裏，我把這種感受命名為“恨”。
對於這幅畫像毫無疑問的驚恐，帶走了我對父母所有的親密，並使我過早確定了這個世界是不可知的。
漸漸的，我找到了對付這種恐懼的力量，那就是月亮，月光；或者像月光一樣的光線；像月光一樣的眼睛。嘴唇；或者像月光一樣的男人的背。
下雨的時候常會想起玲子。玲子對我說過有一首詩裏寫著：春天總是要下雨，那是大地和天空在做愛。對此我們都曾迷惑。那時我們常常會被一些小問題糾纏，例如病菌，例如恐高症，例如“愛情是抽第三根煙時的想象”。玲子是我高中時的同桌，她長得像一張白紙，她的蒼白是一種狀態，一種出神的狀態。
我記得很清楚，那時我把所有的人分為做過愛的人和沒有做過愛的人，那時我是個愛吃巧克力的女孩，鬱鬱寡歡，成績不好，我收集各種糖果紙，用糖果紙和放針藥的盒子做太陽眼鏡。
高二第一學期開學不久，玲子的頭發開始變得這裏短一截那裏多一塊的，她的臉上經常會有被指甲抓傷的痕跡。她本來是個極安靜的女孩，那時她的安靜變成了古怪。後來，玲子告訴我她可以確定班上有個男生在注意她，並且目光“熾熱”。我記得她當時對我用了“熾熱”
這個詞。她說他熾熱的目光沒完沒了地圍繞著她，這讓她滿腦子私心雜念。她說她是決不可以為讀書以外的事分心的。玲子認為他看她是因為她漂亮，玲子認為自己很漂亮，玲子認為自己的漂亮是一種問題，她為此羞恥。所以玲子開始把自己搞得很難看。她以為這樣事情就可以朝好的方向發展。她認定她醜了就不會有人再看她了，沒有人看她了，她就可以好好念書了。玲子說她是必須要好好念書的。
在那整整一個學期裏，玲子千奇百怪地變換著她的樣子。很多同學為此費解，並且不再接近她。我並不覺著原來的玲子有多漂亮，我理解她，我想她隻是太緊張，我們所在的學校是重點中學，這種學校的孩子是很容易發瘋的。
但我不知道該怎麽幫她。她是那種平麵的、靜止的。刀槍不入的。
有一天，玲子沒來上學。那個位子從此就一直空在那裏。聽說她有暴力傾向，她被父母用繩子綁去了精神病醫院。
大家說“珍子瘋了”。我開始拚命吃巧克力。我一緊張就需要巧克力的毛病從那時起一直延續到11年後的今天，我因此有了嚴重的血糖問題。
我曾偷偷跑去精神病院看她，我穿著紅色的滑雪衣在星期六的下午鑽進醫院的鐵絲網。
我想其實我是可以從大門進去的。我在冬天給玲子帶去她最愛吃的娃娃雪糕，香草橄欖和杏話梅。我不停地吃著巧克力，她吃著娃娃雪糕和香草橄攬。病房的其他病人都是大人。基本上都是我在說話，不管我說什麽，隻要一個話題結束玲子就會笑，那是真正的銀鈴般的笑聲。
玲子是說過些什麽的，玲子不斷重複“在醫院裏吃藥人吃得這麽胖人吃得這麽胖。”
後來聽說玲子出院了，她的家長請求老師通知大家誰也不準去看望她。
一個雨天的下午，玲子的死訊傳到學校。據說有一個男生在某個下午乘她父母不在時拿著一束鮮花去看她。那個時候上海是很少有人買鮮花的。當天夜裏，玲子在自家的洗手間切腕自殺。據說她是站著死的。
這一駭人聽聞的事件使我迅速地滑入“問題少女”的泥潭。我開始不相信所有人的話，除了吃進嘴裏的東西，我覺得沒什麽是可以相信的。
當我不相信一切，我就完了，而我在16歲時就他媽的完了。奇怪的日子到來了。我的聲音由於激動而變得越來越沙啞。對著鏡子或桌子隨時隨地玩著自己的身體，我並不是想了解，我隻是想自己跟自己玩。
朝鏡子裏看一下自己，我就看到了我陌生的欲望。我的器官向冰冷的桌角秘密靠近，我第一次明白我的“快樂”也是我不可以控製的。
我殘酷的青春由此開始。玲子那特有的銀鈴般的笑聲從那個冬天起就一直飄蕩在我身後，它逼我走入無邊無際的黑暗，永不回頭。
玲子自殺的那個學期我退了學。我被介紹到一個穴頭那裏，順利地開始了我短暫的“小歌星走穴”生涯。我愛唱歌，那可以舒展我自己。我穿著可笑的台灣80年代的服裝站在舞台上放作感傷，那時我喜歡把眉毛畫得又寬又濃，那時我喜歡蘇芮、娃娃。
我們團裏有一個伴舞的男孩比我還小，我們很要好，常在一起抽“鳳凰”牌香煙。他叫小蟲，可他什麽都大，一點都不像小蟲。有一次我們去西寧演出，小蟲顯得特別激動，走路都踩著他特有的像在作廣播體操似的舞步。小蟲從小在西寧長大，他喜歡西北的黎明，他說西北的黎明飽含著光明。
在去西寧的火車上小蟲跟我講他的朋友白臉：體育老師在打我們，我們的教室是矮平房，白臉是突然從教室的房頂上跳下來的，他跳到體育老師麵前給了他一記耳光。大家都笑了。
老師拿他沒辦法，很多人都怕他，他不是我們學校的，但他很出名。當時我沒認出他是誰，我隻知道他叫白臉。我爸媽都是文化大革命從上海去西北的，雖然我在西北出生，但我是外地孩子在西北，所以常被人打，有一次我被堵在鐵道上，有人向我要錢，我沒有錢，我知道我又得挨打了。西北的孩子和上海的孩子很不一樣，他們經常打來打去，我們班有個孩子老被欺負，有一天一個最狠的學生當著大家的麵把一個孩子的褲子脫了，放學的時候這個被欺負的孩子拿一個墨水瓶向欺負他的孩子砸去，就這麽一下就把那孩子砸死了。扔墨水瓶？這種事我們都幹過。可是誰也不知道死是這麽容易，所以我真的怕西北的孩子。這天，在我就要被打的時候，突然有一幫人過來把諸我的人教訓了一通。聽說白臉關照過我們年級裏的“老大”保護我，我才知道原來白臉是我童年的朋友，我們小時候經常在一起打彈子。我去找他，我們又開始一起玩。白臉有五個姐姐，他媽死得很早，他是被寵壞的。但他對朋友極有感情，兩肋插刀。他有很多女人，他搞過我們那兒“老碴子”的妹妹，搞了人家又丟掉人家。他還堅持為我找女人，帶女人約我在林子裏見麵，可我那時多＊。0阿！
我見到了白臉。他長的確實很白，出乎我的意料，他很好看，大雙眼皮，眼睛很黑，目光空洞，平頭，頭發微卷，頭發很黑，我發現他的腳非常小。他請我和小蟲去舞廳跳舞。那時沒有迪斯科，那時隻有交誼舞廳，舞廳裏什麽年紀的人都有。西北的舞廳很亂，經常為了爭舞伴而發生打架事件，這對我們這些上海人來說是很新鮮的事。
那天白臉身邊有個女孩，長得有點古典美，看上去比我還小。白臉當著我們的麵對小蟲說他要求交換舞伴。我不喜歡他的這種做法。我想如果他想和我跳舞，他可以好好的過來請我。我當時認為這是上海人和西北人的區別。但是小蟲很開心地答應了，我想我得給他一點“麵子”。我和白臉跳舞的時候放的是《友誼地久天長》，所有的人都一本正經地跳著舞，包括白臉，這讓我覺得很怪，一直想笑。
在我們第二場演出後的第二天，白臉來請我單獨和他去跳舞。我說你為什麽要請我去跳舞？可能是我當時的語氣不太好，因為那天我心情不好，團裏的大人們為分錢的事一直在吵。也可能是我這句話本身弓！起了白瞼的什麽誤會。總之他生氣了。他看著我說為什麽我不可以請你去跳舞？我說我沒說你不可以，我隻是問你為什麽？他說你去不去？我說你有病吧？哪有這樣說話的！他說你去不去？白臉的口氣始終是沒什麽感情，音量不大不小的。
我說不去！
白臉來的時候我正靠在招待所的床上著詩集《城市人》，當我說“不去！”時，這本書被我從床上甩了出去。接著我就閃電般地挨了白臉的那一刀。我沒看到他從什麽地方拿出的刀，我沒看到他的刀朝我伸過來，我也沒有看到他拿刀的手放回何處。我隻看到他拿著刀站在我麵前，麵孔蒼白，好像有點抽筋，有趣的是他並沒有看著我，而是看著窗外。
他劃了我，我渾身發冷，身體脫離地球的感覺在疼痛中瞬間降；臨，我全部的精神在為之振奮。後背一陣陣發麻，大腦一片空白，眼淚莫名其妙地流下來。我開始發抖，這和我讀到某首詩、唱到某首歌、聽到某個故事時的感動有點類似，但要強烈和迅速得多。
白臉繼續問我你去不去？他還是木看我。我說去哪裏？他說去跳舞。我說好吧，你等我去洗手間把血擦掉。
我重新出現在白臉麵前，當他抬頭看我，我手中的刀朝他的小腹直刺了過去。我的刀刺進去之後沒有拔出來。這刀是我爸給我的，是把新疆刀。我不知道我爸為什麽會給我這把刀，這就像我爸會答應我退學一樣奇怪，要知道我爸可是知識分子。
白臉一動不動站在我麵前，我們兩個就這樣站著看對方，他空洞的目光令我迷惑，我突然虛弱得想倒下，我徹底飛了，飛走了。大人們過來了。兩把刀，兩個流血的人。小蟲也來了，他和白臉一樣站在那兒看我。不知是誰報了警，我被關了起來。西北的警察很猛。我想白臉是當地人，我這次完了。每天早上我得和別的犯人一起到院子裏對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大標語雙手掛在背部蹲一會兒。牢房裏有很多氣勢澎湃的怪異標語，都是用什麽尖銳的東西刻上去的。我不和任何人說話，我不和別人說話是因為我害怕。當一切已被鑄成事實，我實在無事可幹，我不停地看我的腿，那個時候我確定了自己有一雙美腿。
小蟲來看我。他問我刀捅進去的時候是什麽感覺？我想了想什麽也沒說。其實我認為那就跟捅了一個棉被的感覺一樣。小蟲說你後悔嗎？我說我不知道自己幹了什麽，我也木知道我為什麽會給他一刀，我隻是非這麽幹不可，我沒想過我幾乎殺了個人，我願意接受懲罰。
可是這裏太髒了！到處都是屎尿，外麵真好，哪怕餓肚子都好。小蟲說你別哭，別哭，你不會有事的，我去找過白臉了，他願意幫你，你很快就會出來。
在回上海的火車上，我第一次感覺自己像一隻自由的小鳥，離開那裏真好！我有一種“一切有趣的事情就要開始”的感覺。我長時間地看著車窗外，茫茫無盡的曠野是我的感覺，沒有樹葉的樹枝是我的思維。而夜晚的時候，火車在夜晚裏穿梭，我愛那種聲音，我在我的小本子上寫下了“我願意用我的飛翔來展示我的翅膀”。
我突然開始喜歡白臉，我想我是在喜歡他，他的臉在那裏閃閃發光，我被好奇之心充滿。
可能是因為白臉身上有一種我絕對沒有的什麽在吸引著我，可能是因為他首次給了我“徹底飛走了”的感覺。我開始給他寫信，不過這些信從未寄出去過。後來我有了賽寧，就再也不想白臉了。
聽小蟲說白臉後來因盜墓罪被判了十幾年刑，最後他被減刑，現在他自己在西北開了個小店。
十年後的那個下午我在家裏燒信，這些往事又被我重新找了出來，觸摸著右手臂上那條快樂的小傷疤，我重新回味起我的那把刀捅進去的感覺，就像體會著無邊的空虛。我反應不過來這事是我幹過的。而那些信，聞起來就像青春的味道。
19歲之前，我喜歡我高中的同學蘋果，我還喜歡白臉，在想他們的時候我開始寫詩歌。
在這之前我看過《惡之花》，看過徐星，看過陳先發。
有時候我很喜歡我的詩歌，有時候我覺得我的詩歌什麽也不是，我想我得有些故事，我想我必須得有些故事。
在那個寒冷的黃昏，小蟲叫我陪他去一個女孩家，我們又慌張，又興奮，因為那女孩懷孕了。女孩不在家，我們倆蹲在大樓外抽香煙，我拿出我的詩歌，我讀給小蟲聽，最後我說小蟲你說這算不算詩歌？
小蟲給了我五塊錢買下了我的詩歌，他說我全買下來了，將來我會發財。你會是個革命詩人，或者作家，或者在一場戰鬥中壯烈犧牲，』總之你現在的詩會很有價值。
父親說他根本想不到我會怕那幅掛在牆上的複製品，他說你為什麽不看掛在旁邊的世界地圖、中國地圖，或者我的圖紙，你為什麽要看那幅畫像？最後他說那麽，你為什麽會那麽怕她？
很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問多一次，我的恐懼就減少一次。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就像我不明白在我那麽小，幾乎還不怎麽會說話的時候，我的父親為什麽用這麽一種方式來對付我的哭泣。
因為太害怕，其實到現在我都沒仔細看過這個女人，然而有關童年的記憶，最清晰的，就隻有這個女人的畫像。
長大一點的時候，我開始確定：她的眼睛，就像一場正在發生的車禍；她的鼻子，是黑暗發出的一道命令，是黑暗裏筆直的梯子；她的嘴角，是災難的漩渦；這個女人幾乎沒有骨頭，除了她的眉骨，她光禿禿的眉骨，是無所不在的嘲諷；她的衣服，是一個能把我拐走的大傘，還有她的腮，她的手指，毫無疑問像腐爛屍體的一部分。
這個女人權危險，而我曾是如此靠近這危險，似乎我什麽都不怕，就怕看見她。在曆史課上，在這幅畫像的幻燈片麵前，我曾持續驚叫，喉嚨發緊，因此被老師當成壞學生罰站，接著被叫到教導處訓話，並被追問是否看過黃色手抄本《少女之心》。
從那時起，我開始恨畫她的那個人，我恨所有自稱自己是“知識分子”的人，這種恨就是很，當我敞開我的心扉，這痙攣著的憤怒便跳動在我的血液裏，我把這種感受命名為“恨”。
對於這幅畫像毫無疑問的驚恐，帶走了我對父母所有的親密，並使我過早確定了這個世界是不可知的。
漸漸的，我找到了對付這種恐懼的力量，那就是月亮，月光；或者像月光一樣的光線；像月光一樣的眼睛。嘴唇；或者像月光一樣的男人的背。
下雨的時候常會想起玲子。玲子對我說過有一首詩裏寫著：春天總是要下雨，那是大地和天空在做愛。對此我們都曾迷惑。那時我們常常會被一些小問題糾纏，例如病菌，例如恐高症，例如“愛情是抽第三根煙時的想象”。玲子是我高中時的同桌，她長得像一張白紙，她的蒼白是一種狀態，一種出神的狀態。
我記得很清楚，那時我把所有的人分為做過愛的人和沒有做過愛的人，那時我是個愛吃巧克力的女孩，鬱鬱寡歡，成績不好，我收集各種糖果紙，用糖果紙和放針藥的盒子做太陽眼鏡。
高二第一學期開學不久，玲子的頭發開始變得這裏短一截那裏多一塊的，她的臉上經常會有被指甲抓傷的痕跡。她本來是個極安靜的女孩，那時她的安靜變成了古怪。後來，玲子告訴我她可以確定班上有個男生在注意她，並且目光“熾熱”。我記得她當時對我用了“熾熱”
這個詞。她說他熾熱的目光沒完沒了地圍繞著她，這讓她滿腦子私心雜念。她說她是決不可以為讀書以外的事分心的。玲子認為他看她是因為她漂亮，玲子認為自己很漂亮，玲子認為自己的漂亮是一種問題，她為此羞恥。所以玲子開始把自己搞得很難看。她以為這樣事情就可以朝好的方向發展。她認定她醜了就不會有人再看她了，沒有人看她了，她就可以好好念書了。玲子說她是必須要好好念書的。
在那整整一個學期裏，玲子千奇百怪地變換著她的樣子。很多同學為此費解，並且不再接近她。我並不覺著原來的玲子有多漂亮，我理解她，我想她隻是太緊張，我們所在的學校是重點中學，這種學校的孩子是很容易發瘋的。
但我不知道該怎麽幫她。她是那種平麵的、靜止的。刀槍不入的。
有一天，玲子沒來上學。那個位子從此就一直空在那裏。聽說她有暴力傾向，她被父母用繩子綁去了精神病醫院。
大家說“珍子瘋了”。我開始拚命吃巧克力。我一緊張就需要巧克力的毛病從那時起一直延續到11年後的今天，我因此有了嚴重的血糖問題。
我曾偷偷跑去精神病院看她，我穿著紅色的滑雪衣在星期六的下午鑽進醫院的鐵絲網。
我想其實我是可以從大門進去的。我在冬天給玲子帶去她最愛吃的娃娃雪糕，香草橄欖和杏話梅。我不停地吃著巧克力，她吃著娃娃雪糕和香草橄攬。病房的其他病人都是大人。基本上都是我在說話，不管我說什麽，隻要一個話題結束玲子就會笑，那是真正的銀鈴般的笑聲。
玲子是說過些什麽的，玲子不斷重複“在醫院裏吃藥人吃得這麽胖人吃得這麽胖。”
後來聽說玲子出院了，她的家長請求老師通知大家誰也不準去看望她。
一個雨天的下午，玲子的死訊傳到學校。據說有一個男生在某個下午乘她父母不在時拿著一束鮮花去看她。那個時候上海是很少有人買鮮花的。當天夜裏，玲子在自家的洗手間切腕自殺。據說她是站著死的。
這一駭人聽聞的事件使我迅速地滑入“問題少女”的泥潭。我開始不相信所有人的話，除了吃進嘴裏的東西，我覺得沒什麽是可以相信的。
當我不相信一切，我就完了，而我在16歲時就他媽的完了。奇怪的日子到來了。我的聲音由於激動而變得越來越沙啞。對著鏡子或桌子隨時隨地玩著自己的身體，我並不是想了解，我隻是想自己跟自己玩。
朝鏡子裏看一下自己，我就看到了我陌生的欲望。我的器官向冰冷的桌角秘密靠近，我第一次明白我的“快樂”也是我不可以控製的。
我殘酷的青春由此開始。玲子那特有的銀鈴般的笑聲從那個冬天起就一直飄蕩在我身後，它逼我走入無邊無際的黑暗，永不回頭。
玲子自殺的那個學期我退了學。我被介紹到一個穴頭那裏，順利地開始了我短暫的“小歌星走穴”生涯。我愛唱歌，那可以舒展我自己。我穿著可笑的台灣80年代的服裝站在舞台上放作感傷，那時我喜歡把眉毛畫得又寬又濃，那時我喜歡蘇芮、娃娃。
我們團裏有一個伴舞的男孩比我還小，我們很要好，常在一起抽“鳳凰”牌香煙。他叫小蟲，可他什麽都大，一點都不像小蟲。有一次我們去西寧演出，小蟲顯得特別激動，走路都踩著他特有的像在作廣播體操似的舞步。小蟲從小在西寧長大，他喜歡西北的黎明，他說西北的黎明飽含著光明。
在去西寧的火車上小蟲跟我講他的朋友白臉：體育老師在打我們，我們的教室是矮平房，白臉是突然從教室的房頂上跳下來的，他跳到體育老師麵前給了他一記耳光。大家都笑了。
老師拿他沒辦法，很多人都怕他，他不是我們學校的，但他很出名。當時我沒認出他是誰，我隻知道他叫白臉。我爸媽都是文化大革命從上海去西北的，雖然我在西北出生，但我是外地孩子在西北，所以常被人打，有一次我被堵在鐵道上，有人向我要錢，我沒有錢，我知道我又得挨打了。西北的孩子和上海的孩子很不一樣，他們經常打來打去，我們班有個孩子老被欺負，有一天一個最狠的學生當著大家的麵把一個孩子的褲子脫了，放學的時候這個被欺負的孩子拿一個墨水瓶向欺負他的孩子砸去，就這麽一下就把那孩子砸死了。扔墨水瓶？這種事我們都幹過。可是誰也不知道死是這麽容易，所以我真的怕西北的孩子。這天，在我就要被打的時候，突然有一幫人過來把諸我的人教訓了一通。聽說白臉關照過我們年級裏的“老大”保護我，我才知道原來白臉是我童年的朋友，我們小時候經常在一起打彈子。我去找他，我們又開始一起玩。白臉有五個姐姐，他媽死得很早，他是被寵壞的。但他對朋友極有感情，兩肋插刀。他有很多女人，他搞過我們那兒“老碴子”的妹妹，搞了人家又丟掉人家。他還堅持為我找女人，帶女人約我在林子裏見麵，可我那時多＊。0阿！
我見到了白臉。他長的確實很白，出乎我的意料，他很好看，大雙眼皮，眼睛很黑，目光空洞，平頭，頭發微卷，頭發很黑，我發現他的腳非常小。他請我和小蟲去舞廳跳舞。那時沒有迪斯科，那時隻有交誼舞廳，舞廳裏什麽年紀的人都有。西北的舞廳很亂，經常為了爭舞伴而發生打架事件，這對我們這些上海人來說是很新鮮的事。
那天白臉身邊有個女孩，長得有點古典美，看上去比我還小。白臉當著我們的麵對小蟲說他要求交換舞伴。我不喜歡他的這種做法。我想如果他想和我跳舞，他可以好好的過來請我。我當時認為這是上海人和西北人的區別。但是小蟲很開心地答應了，我想我得給他一點“麵子”。我和白臉跳舞的時候放的是《友誼地久天長》，所有的人都一本正經地跳著舞，包括白臉，這讓我覺得很怪，一直想笑。
在我們第二場演出後的第二天，白臉來請我單獨和他去跳舞。我說你為什麽要請我去跳舞？可能是我當時的語氣不太好，因為那天我心情不好，團裏的大人們為分錢的事一直在吵。也可能是我這句話本身弓！起了白瞼的什麽誤會。總之他生氣了。他看著我說為什麽我不可以請你去跳舞？我說我沒說你不可以，我隻是問你為什麽？他說你去不去？我說你有病吧？哪有這樣說話的！他說你去不去？白臉的口氣始終是沒什麽感情，音量不大不小的。
我說不去！
白臉來的時候我正靠在招待所的床上著詩集《城市人》，當我說“不去！”時，這本書被我從床上甩了出去。接著我就閃電般地挨了白臉的那一刀。我沒看到他從什麽地方拿出的刀，我沒看到他的刀朝我伸過來，我也沒有看到他拿刀的手放回何處。我隻看到他拿著刀站在我麵前，麵孔蒼白，好像有點抽筋，有趣的是他並沒有看著我，而是看著窗外。
他劃了我，我渾身發冷，身體脫離地球的感覺在疼痛中瞬間降；臨，我全部的精神在為之振奮。後背一陣陣發麻，大腦一片空白，眼淚莫名其妙地流下來。我開始發抖，這和我讀到某首詩、唱到某首歌、聽到某個故事時的感動有點類似，但要強烈和迅速得多。
白臉繼續問我你去不去？他還是木看我。我說去哪裏？他說去跳舞。我說好吧，你等我去洗手間把血擦掉。
我重新出現在白臉麵前，當他抬頭看我，我手中的刀朝他的小腹直刺了過去。我的刀刺進去之後沒有拔出來。這刀是我爸給我的，是把新疆刀。我不知道我爸為什麽會給我這把刀，這就像我爸會答應我退學一樣奇怪，要知道我爸可是知識分子。
白臉一動不動站在我麵前，我們兩個就這樣站著看對方，他空洞的目光令我迷惑，我突然虛弱得想倒下，我徹底飛了，飛走了。大人們過來了。兩把刀，兩個流血的人。小蟲也來了，他和白臉一樣站在那兒看我。不知是誰報了警，我被關了起來。西北的警察很猛。我想白臉是當地人，我這次完了。每天早上我得和別的犯人一起到院子裏對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大標語雙手掛在背部蹲一會兒。牢房裏有很多氣勢澎湃的怪異標語，都是用什麽尖銳的東西刻上去的。我不和任何人說話，我不和別人說話是因為我害怕。當一切已被鑄成事實，我實在無事可幹，我不停地看我的腿，那個時候我確定了自己有一雙美腿。
小蟲來看我。他問我刀捅進去的時候是什麽感覺？我想了想什麽也沒說。其實我認為那就跟捅了一個棉被的感覺一樣。小蟲說你後悔嗎？我說我不知道自己幹了什麽，我也木知道我為什麽會給他一刀，我隻是非這麽幹不可，我沒想過我幾乎殺了個人，我願意接受懲罰。
可是這裏太髒了！到處都是屎尿，外麵真好，哪怕餓肚子都好。小蟲說你別哭，別哭，你不會有事的，我去找過白臉了，他願意幫你，你很快就會出來。
在回上海的火車上，我第一次感覺自己像一隻自由的小鳥，離開那裏真好！我有一種“一切有趣的事情就要開始”的感覺。我長時間地看著車窗外，茫茫無盡的曠野是我的感覺，沒有樹葉的樹枝是我的思維。而夜晚的時候，火車在夜晚裏穿梭，我愛那種聲音，我在我的小本子上寫下了“我願意用我的飛翔來展示我的翅膀”。
我突然開始喜歡白臉，我想我是在喜歡他，他的臉在那裏閃閃發光，我被好奇之心充滿。
可能是因為白臉身上有一種我絕對沒有的什麽在吸引著我，可能是因為他首次給了我“徹底飛走了”的感覺。我開始給他寫信，不過這些信從未寄出去過。後來我有了賽寧，就再也不想白臉了。
聽小蟲說白臉後來因盜墓罪被判了十幾年刑，最後他被減刑，現在他自己在西北開了個小店。
十年後的那個下午我在家裏燒信，這些往事又被我重新找了出來，觸摸著右手臂上那條快樂的小傷疤，我重新回味起我的那把刀捅進去的感覺，就像體會著無邊的空虛。我反應不過來這事是我幹過的。而那些信，聞起來就像青春的味道。
19歲之前，我喜歡我高中的同學蘋果，我還喜歡白臉，在想他們的時候我開始寫詩歌。
在這之前我看過《惡之花》，看過徐星，看過陳先發。
有時候我很喜歡我的詩歌，有時候我覺得我的詩歌什麽也不是，我想我得有些故事，我想我必須得有些故事。
在那個寒冷的黃昏，小蟲叫我陪他去一個女孩家，我們又慌張，又興奮，因為那女孩懷孕了。女孩不在家，我們倆蹲在大樓外抽香煙，我拿出我的詩歌，我讀給小蟲聽，最後我說小蟲你說這算不算詩歌？
小蟲給了我五塊錢買下了我的詩歌，他說我全買下來了，將來我會發財。你會是個革命詩人，或者作家，或者在一場戰鬥中壯烈犧牲，』總之你現在的詩會很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