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家庭，是一個沒落的望族，這種家庭對於人一點好處沒有。好容易我母親衝到社會上來而且成為一個小學校長。我也完全由我母親的教育而做一個女子師範學校的預科生。但我的母親由於環境和時代的限製，她的思想也不過是使得我將來有謀取職業的本領，不至於在家裏受氣，和一個人應該為社會上做一番事業。我自己呢，完完全全是一個糊塗的小孩子，從來也沒有過什麽思想，頂滿意自己的環境，覺得自己很聰明，校長、教員、同學都喜歡我，可是這時忽然來了“五四”。“五四”的思想在那時因為我的年齡和知識都夠不上接受什麽，沒有什麽直接影響，但對於我的前途卻有很大的關係，我之所以有今天，不能不說是“五四”的功勞。
“五四”那年，我正在桃源女師預科讀書。這個學校以前沒有過什麽社會活動。但“五四”的浪潮，也衝擊到這小城市了。尤其是裏麵的一小部分同學，她們立刻成立學生會，帶領我們去遊街、講演、喊口號。我們開始覺得很茫然，她們為什麽這樣激動呢？我也跟在她們後邊，慢慢我有了一個思想：“不能當亡國奴。”她們那時在學校裏舉行辯論會，討論很多婦女問題、社會問題。教員很少同情她們，同學們大多數讚成她們。我很佩服其中的兩個同學：楊代誠和王劍虹。可惜由於我那時班次低，年齡小，沒有同她們在一起，然而隻要有機會我就表示了我的態度。譬如有一次她們講到女子剪發，同教員們做了很激烈的論爭，教員講話，我們不鼓掌；王劍虹一講話，我們就鼓掌。會後許多人都把辮子剪了，我也不假思索的跟著做。現在剪發是太平凡了，而且成為當然的現象，但那時卻是件大事。我們為著沒有辮子，四處遭受冷嘲或責罵。後來她們又辦了一個貧民夜校，看見我喜歡活動，叫我去教珠算，學生們看見我比講台的桌子高不了多少，都叫我“崽崽先生”。
這一群同學當時是我的指路明燈，她們喚起我對社會的不滿，灌輸給我許多問號，她們本身雖沒有給我以滿意的答複，卻使我有追求真理的萌芽。後來我又隨著王劍虹、楊代誠到了上海，她們把我領到廣大的領域裏。我們做了很好的朋友，茅盾先生在《丁玲傳》裏說到她們。現在讓我紀念早死的劍虹，和致意活在南方的一知吧（一知即楊代誠）。
我的母親在常德，當時她如何受到“五四”的影響，我不大清楚。總之，當我暑假回到家時，我的母親便同我談到轉學問題，她覺得一個人要為社會做事首先得改革這個社會，如何改革這個社會是今天必求的學問。一般的師範中學的課程，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她說長沙周南女子中學要進步得多，那裏麵有新思想。於是母親自己把我送到長沙，把我托付給她的一個舊同學陶斯詠先生了。一年半以後，我母親又放手讓我隨王劍虹到上海去，也基於這種思想，她要使我找著一條改革中國社會的路。後來她自己也打到了這條路，她完全同意我，我們不隻是母女關係，我們是同誌，是知己。從那時離開她二十多年，我都在外奔波，她從沒有後侮，而且向往著我的事業，支持我。我的母親嗬！你現在生活怎樣？我們被反動者們封鎖了隔絕了，你無依無靠，但是你會掙紮的，你的生命力是堅強的。中國今天已經有了和平民主的曙光，中國的道路和我的道路都已經很明白的擺在中國人民麵前了。這二十多年的革命曆史，多少先烈在前麵犧牲了，他們的血，和我們的奮鬥不是白費的。母親嗬！你愉快吧！祝福你健康的活在人間，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再見的。母親！
進了周南之後，幸運的是我那一班的國文教員陳啟明先生是全校最進步的人物。我們那時把他看成一個神聖的人物。他是湖南第一師範畢業的學生，同當時即在湖南有名的毛澤東同誌是同學。他訂了許多外邊的雜誌報紙，他在那些文章上用朱筆畫上圈交給我們讀，讀不懂他便講解。很多《新青年》上的文章成了教材。我們同學大部分都不大注意別的功課，歡喜談論問題，反對封建製度成為那時主要的課題。我在這種空氣中，自然也就變得多所思慮了，而且也有勇氣和一切舊禮教去搏鬥。當我再回到家裏的時候，首先我廢除了那些虛偽繁瑣的禮節，公開指斥那些腐化生活，跟著也得著我母親的幫助把婚約解除了。大家都認為我是大逆不道，都責備我母親對我的放任，可是我是多麽驕傲。陳啟明不隻在思想上替我種下某些社會革命的種子，而且是多麽鼓勵我從事文學。在沒有進周南以前，當我還在小學的時候，我便讀過很多的小說，可是我的作文總不十分好。因為是用文言作文，有時還要我作四六文呢。陳啟明介紹我讀了許多新小說，新詩，我那時即讀胡適的文章、詩、他的翻譯小說，讀康白情的詩，讀秋瑾的《秋風秋雨愁煞人》，《最後一課》、《二漁夫》等是我最喜歡的。當然那故事的情調，寫普法戰爭，法國感到快要亡國的痛苦，是深合於那時我們的情緒的。於是我便學著寫，寫詩，寫散文，還寫過一篇小說，有兩首小詩刊載在陳啟明等編輯的《湘江日報》上。這些東西當然是非常幼稚，算不得什麽寫作，不過卻培養了我的文學興趣，使後來我在社會上四處碰壁無路可走的時候，我會想起用一枚筆來寫出我的不平，和對於中國社會的反抗，揭露統治階級的黑暗。一直到現在，使我有這枚筆為中國人民服務，陳啟明先生給我的鼓勵是有作用的。
陳啟明因他的思想“過激”，而被解聘，我們感到很大的難受，我隨著幾個年長的同學又跑到一個男子中學去讀書。這時這幾個同學因為年齡和知識都比我較大較高，大家都感覺到在這個學校裏也學不到什麽，她們便離開了學校，準備自修。我呢，總覺得要向一個更遙遠更光明的地方去追求。恰巧王劍虹從上海回來了。她向我宣傳陳獨秀、李達他們在上海要辦一個平民女子學校，她邀我一起去。我又得著我母親的讚助，抱著滿懷的幻想到上海去了。自然，我並沒有一下便找著光明大道，我打過幾個圈子，碰了許多壁才走上正確的路的。但從這時我卻飛到了一個較廣闊，較自由的天地。我是放任過我自己，勇敢翱翔過，飛向天，被撞下地來，又展翅飛去，風浪又把我卷回來。我盡力回旋，尋找真理，慢慢才肯定方向，落到實際。我雖沒有參加“五四”，沒趕得上，但“五四”運動卻影響了我。我在“五四”浪潮極後邊，它震動了我，把我帶向前邊。
一九四六年五月為《時代青年》寫
“五四”那年，我正在桃源女師預科讀書。這個學校以前沒有過什麽社會活動。但“五四”的浪潮，也衝擊到這小城市了。尤其是裏麵的一小部分同學，她們立刻成立學生會，帶領我們去遊街、講演、喊口號。我們開始覺得很茫然，她們為什麽這樣激動呢？我也跟在她們後邊，慢慢我有了一個思想：“不能當亡國奴。”她們那時在學校裏舉行辯論會，討論很多婦女問題、社會問題。教員很少同情她們，同學們大多數讚成她們。我很佩服其中的兩個同學：楊代誠和王劍虹。可惜由於我那時班次低，年齡小，沒有同她們在一起，然而隻要有機會我就表示了我的態度。譬如有一次她們講到女子剪發，同教員們做了很激烈的論爭，教員講話，我們不鼓掌；王劍虹一講話，我們就鼓掌。會後許多人都把辮子剪了，我也不假思索的跟著做。現在剪發是太平凡了，而且成為當然的現象，但那時卻是件大事。我們為著沒有辮子，四處遭受冷嘲或責罵。後來她們又辦了一個貧民夜校，看見我喜歡活動，叫我去教珠算，學生們看見我比講台的桌子高不了多少，都叫我“崽崽先生”。
這一群同學當時是我的指路明燈，她們喚起我對社會的不滿，灌輸給我許多問號，她們本身雖沒有給我以滿意的答複，卻使我有追求真理的萌芽。後來我又隨著王劍虹、楊代誠到了上海，她們把我領到廣大的領域裏。我們做了很好的朋友，茅盾先生在《丁玲傳》裏說到她們。現在讓我紀念早死的劍虹，和致意活在南方的一知吧（一知即楊代誠）。
我的母親在常德，當時她如何受到“五四”的影響，我不大清楚。總之，當我暑假回到家時，我的母親便同我談到轉學問題，她覺得一個人要為社會做事首先得改革這個社會，如何改革這個社會是今天必求的學問。一般的師範中學的課程，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她說長沙周南女子中學要進步得多，那裏麵有新思想。於是母親自己把我送到長沙，把我托付給她的一個舊同學陶斯詠先生了。一年半以後，我母親又放手讓我隨王劍虹到上海去，也基於這種思想，她要使我找著一條改革中國社會的路。後來她自己也打到了這條路，她完全同意我，我們不隻是母女關係，我們是同誌，是知己。從那時離開她二十多年，我都在外奔波，她從沒有後侮，而且向往著我的事業，支持我。我的母親嗬！你現在生活怎樣？我們被反動者們封鎖了隔絕了，你無依無靠，但是你會掙紮的，你的生命力是堅強的。中國今天已經有了和平民主的曙光，中國的道路和我的道路都已經很明白的擺在中國人民麵前了。這二十多年的革命曆史，多少先烈在前麵犧牲了，他們的血，和我們的奮鬥不是白費的。母親嗬！你愉快吧！祝福你健康的活在人間，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再見的。母親！
進了周南之後，幸運的是我那一班的國文教員陳啟明先生是全校最進步的人物。我們那時把他看成一個神聖的人物。他是湖南第一師範畢業的學生，同當時即在湖南有名的毛澤東同誌是同學。他訂了許多外邊的雜誌報紙，他在那些文章上用朱筆畫上圈交給我們讀，讀不懂他便講解。很多《新青年》上的文章成了教材。我們同學大部分都不大注意別的功課，歡喜談論問題，反對封建製度成為那時主要的課題。我在這種空氣中，自然也就變得多所思慮了，而且也有勇氣和一切舊禮教去搏鬥。當我再回到家裏的時候，首先我廢除了那些虛偽繁瑣的禮節，公開指斥那些腐化生活，跟著也得著我母親的幫助把婚約解除了。大家都認為我是大逆不道，都責備我母親對我的放任，可是我是多麽驕傲。陳啟明不隻在思想上替我種下某些社會革命的種子，而且是多麽鼓勵我從事文學。在沒有進周南以前，當我還在小學的時候，我便讀過很多的小說，可是我的作文總不十分好。因為是用文言作文，有時還要我作四六文呢。陳啟明介紹我讀了許多新小說，新詩，我那時即讀胡適的文章、詩、他的翻譯小說，讀康白情的詩，讀秋瑾的《秋風秋雨愁煞人》，《最後一課》、《二漁夫》等是我最喜歡的。當然那故事的情調，寫普法戰爭，法國感到快要亡國的痛苦，是深合於那時我們的情緒的。於是我便學著寫，寫詩，寫散文，還寫過一篇小說，有兩首小詩刊載在陳啟明等編輯的《湘江日報》上。這些東西當然是非常幼稚，算不得什麽寫作，不過卻培養了我的文學興趣，使後來我在社會上四處碰壁無路可走的時候，我會想起用一枚筆來寫出我的不平，和對於中國社會的反抗，揭露統治階級的黑暗。一直到現在，使我有這枚筆為中國人民服務，陳啟明先生給我的鼓勵是有作用的。
陳啟明因他的思想“過激”，而被解聘，我們感到很大的難受，我隨著幾個年長的同學又跑到一個男子中學去讀書。這時這幾個同學因為年齡和知識都比我較大較高，大家都感覺到在這個學校裏也學不到什麽，她們便離開了學校，準備自修。我呢，總覺得要向一個更遙遠更光明的地方去追求。恰巧王劍虹從上海回來了。她向我宣傳陳獨秀、李達他們在上海要辦一個平民女子學校，她邀我一起去。我又得著我母親的讚助，抱著滿懷的幻想到上海去了。自然，我並沒有一下便找著光明大道，我打過幾個圈子，碰了許多壁才走上正確的路的。但從這時我卻飛到了一個較廣闊，較自由的天地。我是放任過我自己，勇敢翱翔過，飛向天，被撞下地來，又展翅飛去，風浪又把我卷回來。我盡力回旋，尋找真理，慢慢才肯定方向，落到實際。我雖沒有參加“五四”，沒趕得上，但“五四”運動卻影響了我。我在“五四”浪潮極後邊，它震動了我，把我帶向前邊。
一九四六年五月為《時代青年》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