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師成是宮裏的大官,誰敢到宮裏去看貨啊?


    而且隻有梁師成才能給客戶保證,因為隻有宮裏才有禦花園,才能在寒冷的冬天也有各種鮮花,才能源源不斷地保證鮮花供應!


    最重要的一點是梁師成的信用很好,隻要梁師成收錢,不管是什麽事,梁師成都能擺平,童叟無欺,妥妥的金字招牌!有著無數的成功案例!


    包定怕梁師成貪婪成性,借著這個差事從中牟取私利,影響到買賣的聲譽,特意點撥了一下梁師成,大官隻要按照包某說的做,出了什麽事自然有包某一力承擔,若是暗中做手腳,影響了買賣,後果就不用包某說了吧!


    梁師成很清楚,若是錯在自己這裏,那麽自己就要麵對來自皇帝、克星、還有其他股東的怒火了,屆時根本就沒人能救得了自己。


    張安安在一旁看包定安排得井井有條也是十分欣慰,終於有個得力幹將幫自己賺錢了,想著也不能讓梁師成白忙活啊,當即指示包定從香水的利潤裏麵拿出一部分,作為小梁子的辛苦費,還語重心長地告誡梁師成,以後那些昧著良心的錢就不要賺了,因果太大,沒有好處的,跟著自己賺點光明正大的錢不好嗎?


    張安安說著就想到了一條財路,簡直就是為梁師成量身定做的,於是說道:“本公子這裏有條財路,有沒有興趣啊?”


    有錢賺,梁師成當然是感興趣了。


    梁師成,宮裏最有權勢的大官,據說乃是大文豪蘇東坡之子!


    蘇東坡有個習慣,喜歡將小妾送予友人來表達彼此之間深厚的友情,這在大宋實屬平常之事,權貴之間互贈小妾乃是友誼的象征。


    梁師成的生母以前乃東京當紅頭牌,仰慕蘇學士的文采,自願入府甘為小妾,可惜被蘇學士的一個梁姓友人看中了,蘇學士有著豁達的成人之美,也不管小妾當時已經有了身孕,就這麽為了友誼,將梁師成的生母送人了,梁師成在娘肚子裏就這麽被一起轉送了。


    梁師成在梁府出生後,自然被冠以了梁姓,但是梁府誰都知道梁師成的這個梁與老爺根本就沒有半毛錢的關係,在古代,妾生子的地位比起那些受寵的奴仆都不如,更何況梁師成還是個野種,因此梁師成的童年是很悲慘的。


    元豐二年(1079年),烏台詩案的發生則徹底改變了梁師成的命運!


    時禦史何正臣等上表彈劾蘇軾,奏蘇軾移知湖州到任後謝恩的上表中,用語暗藏譏刺朝政,隨後又牽連出大量蘇軾詩文為證。這案件先由監察禦史告發,後在禦史台獄受審。據《漢書·薛宣朱博傳》記載,禦史台中有柏樹,野烏鴉數千棲居其上,故稱禦史台為“烏台”,亦稱“柏台”。“烏台詩案”由此得名。


    烏台詩案——北宋時期著名的文字獄!始作俑者是那個天文、方誌、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無不通曉,在中國曆史上,自漢有張衡後,第二個正史有傳的科學家--沈括!


    沈括在眾多學科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和卓越的成就,被譽為“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其代表作《夢溪筆談》,內容豐富,集前代科學成就之大成,在世界文化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被稱為“中國科學史上的裏程碑”。但是在人品方麵嘛,就有點問題了。


    熙寧之初,王安石變法,沈括也曾參與過三司條例司的工作。當時,王安石權勢正盛,沈括有心依附,竭力擁護新法,安石初亦相當器重他的才能,但是不久就看穿了他的人品。保甲法將行時,神宗有意委任沈括專主其事,而安石對曰:“沈括壬(小)人,不可親近。”


    熙寧六年(1073),沈括先是入館閣,為集賢校理,奉詔詳定三司令敕,繼複被派為兩浙路察訪使,口銜天憲,出為欽差大臣了。


    沈括到了杭州,與蘇軾交往論舊,非常熱絡。將去,要求蘇軾手錄近作詩一通,留為紀念,這也是朋友間的常事,蘇軾也不疑有他,就寫了送他。


    沈括心裏非常嫉妒蘇軾,而他又知道王安石甚惡蘇軾,所以回京後,除了極口讚揚青苗、助役諸法,絕無不便於民之外,隨即將蘇軾的近詩,逐首加以箋注,附在察訪報告裏,簽貼進呈,告他“詞皆訕懟”。


    當時新黨占據了全麵上風,無人對此窮追猛打,蘇軾也因此逃過了一劫!


    蘇軾的政治敏感度還是太低,不但沒有警覺,還在寫給劉恕的信上,自嘲道:“不憂進了也。”意思是不愁沒有人把我的作品進呈禦覽了。


    但是到了元豐二年(1079年),專政十餘年的王安石已經黯然離京,呂惠卿陰謀敗露,一時決難再起;皇帝以吳充為相,不過地位中立;王珪是個鄉願式的老官僚,雖然竭誠擁護新政,依附王安石,但其政治上的聲望地位,實不足以領導群倫,能力上也不太能夠配合急求事功的皇帝。


    另一方麵,受苦受難的老百姓所仰望的及時雨,是婦孺皆知的司馬光。


    萬一有一天,神宗皇帝覺得無人能為國家做事,念頭一轉,真讓司馬光複出的話,這批由王安石選拔出來的“新進”,連現有的祿位都不保了,還有什麽政治前途可言?


    但是司馬光遠居洛陽,閉戶著書,絕口不談國事,讓新黨無從下口;而王安石公開指責過蘇軾是司馬光反對新政的幕後智囊人物,更有沈括那道“譏訕朝政”的老藥方,可以故技重演,退求其次,殺雞儆猴。於是,倒黴的蘇軾,禍從天降,就做了新舊黨爭的“代罪羔羊”。


    元豐二年(1079年)蘇東坡由徐州調任湖州知州。於四月二十日到任,進《湖州謝上表》,其中寫到:“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句中“其”為自稱,“新進”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公開地明白無誤地表達了自己不與當朝新貴合作的態度,表達了自己對新法“生事”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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