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獲得了機會，卻開創了“邪路”
原文
公孫醜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複許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fu）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華杉詳解
公孫醜問孟子：“您如果在齊國當權，能恢複管仲、晏子的功績嗎？”
公孫醜是孟子非常重要的弟子，《孟子》一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是他和萬章記錄的。但是這裏他問的話，確實有點奇怪。孔子對管仲的態度很明確，一方麵肯定管仲的功績，說如果沒有管仲，可能我們都被北方遊牧民族征服了，中華文明都亡了；但是另一方麵，他也批評“管仲之器小哉”，說管仲器局太小。
至於晏子，他與孔子是同時代人，堅決反對孔子的主張。當齊景公想用孔子，並且要封土地給他時，就是被晏子阻攔而沒有實行。
《孟子》上文中有記載，齊宣王問孟子：“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當時孟子就明確拒絕說，孔子的弟子們不討論齊桓晉文之事。董仲舒注解這一段說，孔子的門下，五尺童子都恥於談論春秋五霸，因為他們是先以詐取，然後主持一定程度的仁義，不是真正仁義之人。
孔孟對管晏的態度如此明確，公孫醜卻問老師能不能趕上管晏，老師肯定要批評他了。
孟子說：“你真是齊國人啊，就應該知道管晏。有人曾經問曾參的兒子曾西：‘你和子路相比，誰強？’曾西回答說：‘子路聞過則喜，見義必為，是我的先祖先父非常敬重敬畏的人，我怎麽敢跟他比呀！’
“對方又問：‘那您跟管仲比誰賢呢？’曾西馬上就不高興了：‘你怎麽拿我跟管仲比呢？他是什麽人！大凡賢人大德而做不成功業的，主要是沒有得到國君的信任和授權，或者時間有限。比如孔子，他沒有做成大功業，是因為魯君沒能一心一意用他，沒有把國政真正委托給他，而是在貴族們的利益鬥爭下，把孔子給排擠走了。而管仲獲得的做事條件非孔子所能比，齊桓公對他完全信任和授權，他在齊國實際執政四十多年，他若真有為萬世開太平的大智慧、大抱負、大情懷，就應該能做出一番傳世基業。結果他幹了些什麽呢？所謂九合諸侯，不過是假仁義而成霸業而已；所謂的功勳，都是那麽卑微鄙陋。我都恥於談論他，你卻要把我和他相比，真是對我的侮辱。’”
齊桓管仲的功業，無非是富國強兵。他們自己也窮奢極侈，盡情享樂。他們的心裏，沒有裝著天下，沒有裝著百姓，沒有設計製度文化，為萬世開太平。他們的事業，也不過一世而息，沒有能夠世世代代地傳下來，隻不過是自己度過了幸福快樂的成功人生罷了。而且這度過幸福人生、得以善終的，也隻有管仲，因為他死得早。而齊桓公呢，他是餓死的。齊桓公晚年病重，諸公子看他要死了，根本沒人管他，隻顧著相互攻打爭位，他一個人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餓死在床上。死了也沒人管，因為公子們都在忙於相互攻殺。齊桓公屍體腐爛生蛆，蛆都從窗戶爬了出來。死後六十七天，繼位爭奪戰結束，公子無虧獲勝繼位，才把他的屍體收斂了。一個人，混到連個守孝的兒子都沒有的地步，他有什麽仁德功業呢？
史書記載說，齊桓公沒聽管仲臨死前“不要用易牙”的叮囑，所以失敗。他為什麽寵幸易牙呢？因為有一次，齊桓公說沒有吃過人肉，不知道是什麽味道，是不是也像烤乳豬一樣，要嬰兒的肉才香啊？於是齊國名廚易牙，就把自己的兒子烹了給齊桓公吃。你看，齊桓公就是這樣一個吃人惡魔，他和管仲搭檔，搞經濟、搞軍事都搞得不錯，然後他倆就盡情享樂。
前麵說了，賢臣君子幹不成大事業，主要是因為沒有得到國君長期的任用和充分的授權。而管仲得到齊桓公的充分信任，執政四十年之久，也不過是開創了類似黑幫老大的霸業。他們主持的仁義，不過是黑幫老大的仁義。孔孟都羨慕管仲獲得的機會，但痛恨他開創的“邪路”，所以恥於與之相提並論，也不希望管仲的思想方法被國君們了解和吸取。
所有的成功隻有一個路徑
原文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幹、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裏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後、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裏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華杉詳解
前麵公孫醜問孟子，如果有機會在齊國執政，能否重現管仲、晏子的功業。孟子說：管仲、晏子做的事，曾西都不屑而為，你問我願不願意，我還不如曾西嗎？
公孫醜還是沒聽懂，追問道：“管仲相齊桓公，尊周攘夷，以為盟主，天下諸侯都聽從他的號令。是管仲成就了齊桓公，讓他成為天下霸主。而晏子相齊景公，對自己清廉正直，率先垂範；對內仁德愛民，改變了齊國的嚴刑峻法；對外和平共處，既不欺負弱小的國家，也能談笑間折衝樽俎，讓大國不敢挑戰齊國，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尊嚴。是晏子成就了齊景公，讓他顯明於當世，成為一代明君。這樣的人，老師您難道還看不上，甚至恥於與之作比較嗎？”
管仲和晏子，都是齊國最了不起的人。齊國人世世代代都想念他們，覺得如果還能有管仲晏嬰再世就好了。他倆的思想和事跡，分別都有一本書記載，管仲有《管子》，可以說是一本古典經濟學巨著，相當於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晏子有一本《晏子春秋》，主要是記載他對內進諫齊景公和對外進行外交交鋒的故事，盡顯他的仁義、勇敢和機智。
孟子看公孫醜還是聽不懂，就繼續教他：“管仲成就了齊桓公的霸業，晏子成就了齊景公的顯名，他們都有功於國家百姓。但是，他們的器局都不夠，沒有成就真正的王道，白白荒廢了幾十年的時間。如果我能執政於齊國，讓齊王王天下，簡直易如反掌。”
孟子的話說得非常明白，要以齊國王天下，甚至統一中國，簡單得不得了，馬上就可以去做。但是齊王為什麽不做呢？齊王、楚王、秦王，為什麽他們都不做呢？是因為兩個不夠，一是器局不夠，看不見；二是心不正，隻有自己的統治欲，沒有那份為天下蒼生開萬世太平的心。所以，天堂有路他們都不走，地獄無門他們卻爭先恐後拿槍弄棒往裏擠。最後秦王勝出，建立了地獄之國，更加殘暴地壓迫了中國人十五年，之後又被推翻了。
公孫醜說：“老師！您這樣說，我更不明白了！您說，以周文王的仁德，那樣行王道，而且還活了一百多歲，也沒幹成王天下的事業呀。然後傳給周武王，又傳到第三代周成王，才在周公的輔佐下成就了天下。您說如果讓您執政，讓齊國王天下簡直易如反掌，但周文王卻做了一百年也沒做成，他難道不值得學習嗎？”
這就是公孫醜看問題的方式：結果導向。你說周文王那個做法對，可他一百年也沒幹成，對在哪裏呢？
兩千多年後，我們還能看見身邊無數的公孫醜，無論你跟他說什麽，他都覺得不一定行，因為某某某就沒幹成；但是一旦看見別人幹成了某事，所謂“找到了風口”，他就以為自己可以如法炮製。這是什麽心態呢？就是一心追逐利益，隻要結果，心卻不正，沒有追求，沒有使命感、責任感。
2016年紮克伯格來中國的時候，和馬雲有一段對話。紮克伯格說：“有的人沒有去想自己要解決什麽問題，就要創業，在我看來，這是很瘋狂的事。”這就是邏輯，我為什麽要創業？為什麽要創辦一家企業？因為我要為社會解決一個問題。我要把全世界每一個人連接起來，所以我創辦了facebook。如果你並沒有想解決什麽社會問題、承擔什麽社會職責，隻想著賺錢，注定一無所獲。
一個人要做一件事，是靠使命感驅使，而不是被利欲牽引。付出努力，然後接受結果，哪怕是失敗的結果。因為結果不可控，你不接受，也不能改變這個結果。所以，盡人事，聽天命，才是正確態度。每天覺得這樣沒效果，那樣沒效果，最後就什麽也不能堅持，什麽也幹不成。
所有的成功都是一個路徑：使命驅動，專注堅持，時間積累，代代接力，百年基業。所以，公孫醜的話裏還有一個毛病：不能等！周文王已經那麽偉大了，他還說人家沒做成。很多人就是這樣，好像地球應該圍著他轉似的，一定要你給他出一個三年統一中國的絕招。
孟子接著說：“我怎麽能和周文王相比呢？我們拿當時的曆史情況來看，從商湯到武丁，中間有太甲、太戊、祖乙、盤庚，六七代都是賢君聖主。天下人都歸服殷商了，時間長了，根基就深厚，很難改變。到了武丁這一代，治理天下，駕馭諸侯，一切盡在掌握。到了紂王這一代，離武丁的年代也並不久遠，世臣故家、禮義遺俗、前哲之流風、保民之善政都還在。紂王雖然荒淫，但微子、微仲、王子比幹、箕子、膠鬲等一班有才有德的賢人還濟濟於朝堂。所以紂王又過了很長時間才亡國。
“當時的天下，沒有一尺土地不是紂王所有，沒有一個百姓不歸紂王所管。周文王要從一個一百裏的小國開始創立豐功偉業，這是巨大的挑戰。
“齊國有句俗話：‘縱有聰明，還得趁形勢；縱有鋤頭，還得看農時。’以現在的形勢，要實行王政就太容易了。就算在夏商周最興盛的年代裏，也沒有一個諸侯國地盤能超過一千裏的，現在齊國卻有這麽廣闊的土地；雞鳴狗叫的聲音，從首都一直到四方的國界線，處處相聞，可見人口之稠密。齊國有這麽多百姓，這麽大的國土，國土不必開拓，人口不用增加，隻要能夠施行仁政來統一天下，就根本沒有人能夠阻止得了。而且，曆史上還從來沒有這麽久都不出現統一天下的國君，各國統治者全是渾蛋；曆史上也從來沒有老百姓被暴政折磨得這樣厲害過。那餓急了的人，你給他什麽他都吃；他渴瘋了的人，你給他什麽他都喝。孔子說過：‘德政的流行，比驛站的傳遞還快。’現在正是這樣的時候，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實行仁政，老百姓就好像倒掛著被人給解救下來一般。所以事半功倍，隻有在這個時代才行。我說今天齊國王天下易如反掌，就是這個意思！”
孟子說得特別明白，道理簡單得很！但是齊王也好，公孫醜也好，就是聽不懂！為什麽呢，一是器局不夠，沒那思想見識；二是為物欲所蔽，欲望遮蔽了他的眼睛，他看不見！
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樣，沒有什麽比誠信更一本萬利。誠信之利，攻城略地，比流行感冒還快，快到你自己都擋不住自己。但是有人說：“不行，今天中國就是這個現狀，誠信吃虧。你想誠信，別人不跟你誠信，沒辦法。”說中國人不誠信的人，自己就是不誠信的人；說中國人素質低的人，自己就是素質低的人。孟子看見滿滿一屋子人利欲衝天，隻要有利益，個個都願意獻出生命，可天下之利、萬世之利，就擺在他麵前，他卻看不見！要麽覺得你說的沒用，要麽說他做不到，要麽說好是好，但不符合現實。這些人，終將一事無成。
孟子一句“不動心”，奠定了陸王心學的源頭
原文
公孫醜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華杉詳解
孟子說，如果齊王能信任他，施行他的政策主張，則讓齊國王天下易如反掌。孟子把王道事業說得也太容易了。公孫醜就問：“假如夫子您能成為齊國的卿相，得誌行道，建功立業，小則稱霸天下，大則成就王道。如果有這機會，您會不會動心呢？”
這裏的動心，應該說有三個意思：
第一，給你這個機會，說明天就把齊國交給你，你是否激動萬分，夜不能寐？
第二，齊宣王三天兩頭找您論道，啥都請教您，您給他嘴皮都說破了，道理都講白了，怎麽做都一步步安排好了。而他卻隻是葉公好龍：老師您說的都對，但是我做不到，我有實際情況……你會不會動心動氣，恨鐵不成鋼？
第三，他聽了你的，讓你來幹。這等地位責任重大，也不會一帆風順。當那阻擋改革的利益集團要跟您殊死一搏，你會不會也有疑惑恐懼，而動搖心誌呢？
孟子說：“不，我四十歲之後，就不動心了。”
這一句話，掀起了《孟子》全書的高潮，也奠定了陸九淵、王陽明心學的源頭。
孔子說他四十而不惑，孟子說他四十而不動心。不惑，是腦子裏明白；不動心，是情緒上平靜。遇到不平之事，往往你腦子裏都明白，但心裏卻不能平靜！這就是“不疑惑易，不動心難”。
王陽明在第一次科舉考試落第時說：“我不以不得第為恥，我以不得第而動心為恥。”沒考上不要緊，下回再來，但如果因為沒考上而鬱悶，影響心情，那就是修養不夠。
原文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華杉詳解
公孫醜說：“哇！如果是這樣，老師您比孟賁強多了。”
孟賁是個著名勇士、超級猛人，《東周列國誌》說他“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他曾經在野外看見兩頭牛爭鬥，上去給牛拉架，一手抓住一頭牛的角，把它們分開。一頭牛服了，伏地不起，另一頭牛還要拱。孟賁怒了，按住那牛頭，右手一使勁，把那牛角拔了出來，那牛就死了。
還有一次，孟賁要坐船過河。船上人已經滿了，他最後一個到，卻要強行登船先渡。船人怒其不遜，用船槳敲打他的頭。孟賁瞋目兩視，發直目裂，舉聲一喝，波濤頓作。舟中之人，惶懼顛倒，都掉到河裏去了。孟賁自己就登船而渡，到秦國去投奔秦武王。秦武王年少好強，喜歡勇士，看著名的孟賁來了，就要跟他比舉重，比誰能舉起鼎來。結果秦武王自己雖然舉起來了，但體力不支，被鼎砸到，傷重而死。
公孫醜說孟子比孟賁還強，意思是說，孟賁是力氣大，但也僅能舉一器一物之重，而孟子能當大任而不動心，這不是一個境界的。
孟子回答說：“不動心，也沒那麽難，告子三十多歲就不動心了，比我還早。”
於是，作為《孟子》中的重要人物，告子在這裏出場了。我們暫且先不談他，因為後麵專門有一章《告子》，記載他和孟子的辯論。
原文
曰：“不動心有道乎？”
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嚐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華杉詳解
公孫醜問：“修養不動心，有什麽方法嗎？”
孟子說：“有。先說說北宮黝是怎麽修養勇氣的。如果他的肌膚被刺，他不會動搖退縮；如果別人刺向他的眼睛，他也不會眨一下眼。因為他自恃其勇，絕不示弱於人。他的心裏不是有大屈大辱才不肯接受，而是吃一點虧都不行！別人動了他一根毫毛，就好像在鬧市中被人鞭打一樣。他既不受辱於匹夫賤人，也不受辱於有一萬輛兵車的君主。不論事大事小，無論對方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隻要他覺得對方羞辱了他，就一定要報複。對於刺殺有萬輛兵車的諸侯國君，他也像殺一個匹夫那樣毫不在乎。他不畏懼諸侯，受到辱罵，一定要罵回去。”
我們看北宮黝這人，差不多就是恐怖分子，他不是不動心，而是沒心眼。一個沒心眼的人，他的心怎麽動呢？他不會權衡得失利弊，像韓信受胯下之辱那樣的事，絕不可能在北宮黝身上發生，他是遇神殺神，遇佛殺佛。
“另一個勇士是孟施舍。他培養自己勇氣的不動心之道又有所不同。他說：‘戰勝並不難，難的是敢戰。我對於敵人，並不是有把握贏才不畏懼。當我遇到勁敵，哪怕眼看戰勝不了他，我也會像能戰勝他一樣，沒有懼怕之心，不計較強弱勝敗。如果要先衡量敵我強弱，之後才跟進兵；要先算計到自己有把握贏，之後才敢合戰，那你就會逡巡退縮，怎麽打得了仗呢？我也並不是能每戰必勝，我隻是不以他三軍為眾，不以我孤身為寡，勇往直前，毫不畏懼而已。’”
從孟施舍的話來看，他是個勇士，但並不會打仗。《孫子兵法》講究先勝而後戰，就是不打無把握之仗。孔子也對子路說過“我不帶不知道害怕的人上戰場”。
孟子接著說：“北宮黝、孟施舍的養勇，當然都能做到不動心，但要說他們內心的本質，卻又有不同。孟施舍是以無懼為主，守的是自己，他的氣象有點像曾子，平時凡事反求諸己，在自己身上找。而北宮黝呢，有點像子夏，他不能吃虧，專門盯著別人，不服別人，他要的是必勝。你說他倆誰更勇敢？誰更能不動心呢？我還是覺得孟施舍的心態更得要領，也更簡單可行。因為北宮黝是盯著別人，盯著別人有時真是大可不必；而孟施舍是盯著自己，求自己則無往而不得自由。”
這裏要細細體會一下，我是盯著別人，還是盯著自己？是老想著不能吃了虧，還是隻關注自己，算自己的賬，不算別人的賬？
北宮黝和孟施舍都很勇敢，但在養勇上，還是有本質的差距。至於追求義理之勇，那他們又遠遠上不了台麵了。
“以前曾子問過子襄：‘你想要勇敢嗎？我曾經聽孔夫子說過，勇氣有大小，那血氣之勇隻是小勇，沒有價值，要勇就要那義理之大勇。當我和別人有衝突，我先反躬自問，檢討自己，如果理不在我這邊，哪怕對方是弱小卑賤之人，我也不會去恐嚇他，反而我還會害怕他，因為我理不直氣不壯；如果我反躬自問，義理在我這一邊，那麽，對方就是有千萬人之眾，我也理直氣壯，奮然而往，與之相抗而不懼！’這樣的大勇，才是你該喜好的！
“所以北宮黝之勇是能守得自己的勇氣，跟孟施舍有差距。孟施舍是像曾子一樣反身循理，是真正的守約，是得了要領。”
孟子的不動心，也是從這個基礎上守起，是在自己身上求。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原文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誌，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誌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誌，無暴其氣。’”
“既曰‘誌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誌，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誌壹則動氣，氣壹則動誌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敢問夫子惡乎長？”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華杉詳解
公孫醜問：“老師您的不動心，和告子的不動心，有什麽區別呢？”
孟子先介紹告子的觀點。告子說：“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這話什麽意思呢？朱熹注解說：“告子謂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製其心，而不必更求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
說不清楚的東西，你就別碰它，不要說，也不要放在心上糾結。如果你做一件事心有不安，那就不要做，把心放下，不要給自己鼓氣去做。這就是固守我的心、讓心不動的速效方法。
孟子說：“你看告子的態度，就可以知道，他能比我先做到不動心，因為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都和我不一樣。他的不動心，是放下得簡單直接。而我的看法和他不一樣。”
孟子接著評論說：“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那是可以的。但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那就不行！”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對的。因為心為本，氣為末，要抓住心這個根本，沒抓住根本，就不要亂動氣。
而“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不對的。你言語上說不清楚的事，正要反求諸心，把道理想明白、弄清楚，然後才能說明白。如果你把它放下，那就是放棄，那就不是修心，是死心。心如死灰、沒心沒肺，怎麽叫“不動心”呢？
“夫誌，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誌至焉，氣次焉。”
誌主宰人的身體，是氣的將帥。氣充滿人的身體，而聽命於誌，是誌的士兵。誌到哪裏，氣就到哪裏，誌氣雖有本末緩急，但其實不可偏廢。
這裏我們已經有了三個詞：心、誌、氣。另外，《禮記》又說：“氣也者，神之盛也。”於是我們就有了這四個字：
心、誌、氣、神。
求之於心，堅定其誌，充盈其氣，如有神助！
網上有過一個視頻，日本一個幼兒園上體育課，有個小男孩要跳木馬，跳了好幾次都跳不過去。老師帶著小朋友們給他呐喊助威，但他還是一次次失敗。老師把小朋友們從座位上喊起來，和那個跳木馬的小男孩一起，手搭著肩圍成一圈，一起呐喊。喊的或許是加油之類的吧。儀式完成後，小男孩重新回到起跑線，再一次衝刺，他跳過去了！
這個視頻在網上瘋傳，大家紛紛驚歎“日本的民族性”。其實這不是“日本的民族性”，全世界都這樣。日本文化本身就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日本文化中最根本的東西，都是從中國學去的。
在《孫子兵法》裏，這叫“治氣”，而且要能治自己的氣，還要能治敵人的氣。要把我們的士氣搞得高高的，把敵人的士氣搞得低低的。中國曆史上的治氣第一高手是李世民。他與竇建德之戰，用三千五百人對抗竇建德的十幾萬人，最後還是生擒了竇建德，這就完全是靠治氣。
當時，李世民包圍了王世充，竇建德出兵來救。李世民收到消息後，留四萬人繼續包圍王世充，自己則帶了三千五百人來戰竇建德。他飛馬先搶占了虎牢關，把竇建德擋在了關外。這時候，李世民的士兵們內心是恐懼的，畢竟是要用三千五百人打人家十幾萬人啊。李世民前腳占了虎牢關，竇建德大軍後腳就到了。李世民衣不解甲，馬不卸鞍，即刻親自帶五百兵馬出戰，趁竇建德立足未穩，先打一仗，打勝後占了便宜就走，回虎牢關，關門！
打這一仗，就是為了治氣。在我，士氣大振，覺得敵人沒那麽可怕；在敵，則士氣受挫，覺得李世民真是戰神啊，咱還真不一定贏得了他。
在西方將帥中最能治氣的是拿破侖。《拿破侖文集》中收錄了他每一場戰鬥開始前的演說：“士兵們！”隻要他一開始講話，那一字一句就能讓每一個士兵氣血充盈，血脈僨張，遇神殺神，遇佛殺佛！
兵法的治氣，是心誌一體，誌氣一體，心有誌，氣有神。儒家講治氣，是要控製自己；兵家講治氣，是要鼓舞他人。一個是自我修養，另一個是領導力。
現在回過頭來講儒家的修養。
故曰：“持其誌，無暴其氣。”
意思就是，要堅定自己的思想意誌，不要濫用自己的意氣情緒。
《呂氏春秋》說，持就是守，要持其誌，就像曾子的“守義”和孟施舍的“守氣”是不同的。自反而守，就是反求諸己，找自己的原因，守住自己，可喜則喜，可怒則怒，這就是義。而不能“暴其氣”，不能把自己的喜怒加之於別人。
焦循的《孟子正義》注解說：“言誌所向，氣隨之，當正持其誌，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
這毛病我們都常有，就是把自己的喜怒加之於別人，特別是怒和怨。加給誰呢？當然是加之於我們最愛的人。因為你加之於別人，別人也不接招啊，隻有相愛的人，才能相互傷害。
愛，就是一種合法傷害權。當我們相愛，就獲得了殘暴牌照，當我愛你，我就建立了愛的暴政，有權用盡一切來傷害你，把所有的惡、怒、怨、恨，和沒法在別的地方釋放的，都發泄給愛人。這個時候，氣已經暴虐不堪，心早已亂了，誌根本立不起來。又能怎麽辦呢？求氣不能平，求誌不能立，覓心不可得，說什麽都白說。
我覺得，不要講心，不要講誌，也不要講氣，特別是不要講愛，隻要落實行動就好。我願意關心你，願意照顧你，願意為你穿衣打扮，願意千金買你一笑，那才是珍貴的行動，才是溫暖的人生，才活得像個人。
當我們把持不住心、誌、氣，那就落實一個行動，讓行動帶來改變。不是自己製訂出完美的方案，然後讓大家去執行，而是你要首先落實一個行動，這行動會帶來變化。
《孟子》講的心、誌、氣，確實太深了，不太好懂，更不知道怎麽著手去修養。其實，儒家有很明確的方法論——日用常行，就是事上琢磨、事上練，知行合一。心、誌、氣都不可靠，就靠手和腳，先做出一個行動！
孟老師講的，公孫醜也聽得一半明白，一半糊塗。他就接著問道：“您說，思想意誌到哪裏，意氣情緒就到哪裏；又說，要堅定自己的思想意誌，但不要濫用自己的意氣情緒。我聽不懂啊！”
孟子說：“思想意誌和意氣情緒，是相互影響的。思想意誌專注在哪一方麵，意氣情緒自然就為之轉移過去。反過來，意氣情緒如果鑽到某個東西裏麵去，不能自拔，思想意誌也就為之動蕩。就像跌倒和奔跑，雖是體氣上專注於某一方麵的震動，但也會影響到思想意誌，造成心的浮蕩。”
公孫醜仍然不得要領，問老師：“敢問夫子惡乎長？”那老師您長於那個方麵呢？
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我善於洞察別人的言辭，也善於養自己的浩然之氣。
每一次思考都回到原點，都直接服務於最終目的
原文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華杉詳解
公孫醜問：“敢問什麽是浩然之氣？”
孟子說：“這真是難以言傳！隻能你自己去體會，我還真不知道怎麽跟你說。”
朱熹注解說：浩然，是盛大流行之貌。氣，本來就浩然充實於天地之間，也充盈於身體之內。但是，如果我們自己不懂得養氣，就氣餒了，氣虛了。孟子就是善於養氣，讓氣始終充盈。孟子說他能洞察他人的言辭，因為明了道義所在，所以對天下之事無所疑惑，因為“四十而不惑”，所以“四十而不動心”，心裏不動如山。而浩然之氣呢，是有道義相配，所以對天下之事，無所畏懼，能當大任而不動心。
心不動如山，身體裏充盈著浩然之氣，一切了然，無所疑惑，我心光明，無所畏懼，這就是後世王陽明心學的致良知。
不動心，是我心光明。浩然之氣，是王道之氣。
而告子的學問就相反，他的不動心，是冥然不覺，悍然不顧而已。用現在的話說，愛咋樣就咋樣，反正我不管，我不動心。
孟子接著給公孫醜講解：這浩然之氣啊，是至大至剛！
朱熹注解說：至大，是無可限量；至剛，是不可屈撓。浩然之氣，是天地之正氣，人本來就是靠它生存的，每個人都有，甚至可以說，每個人都一樣多。隻要你隨時反躬自問，則得其所養；隻要你沒有做什麽壞事來傷害它，那這浩然之氣，就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
這一段真是朱熹解的，和王陽明說的“致良知”一模一樣。把“養浩然之氣”換成“致良知”，就是一個意思。
王陽明的致良知，就是每個人都有良知良能，生而知之，不學而能。後來為什麽不會了呢，隻是為私欲所敝，自己把自己蒙蔽了。隻要能不斷擦亮自己的良知，回到原點，回到一張白紙，你就沒什麽疑惑糾結，沒什麽解決不了的事了。
陸九淵說：“我在那無事時，隻是一個無知無能的人。一旦到那有事時，我便是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人。”這就是良知良能，也可以說就是浩然之氣。
陸九淵這段話，有共鳴的朋友可以自己多體會一下。其實我們的很多工作連初中生都會，可為什麽自己卻不會了呢？就是因為學曆太高了，思考回不去原點，回不到一張白紙了。如果你能修養成每一次思考都回到原點，每一次思考都直接服務於最終目的，一頭是原點白紙，一頭是最終目的，那就簡單直接，無所不能了，這就是孟子所說的“易如反掌”。
我們再看看程頤怎麽說的：
天人合一，本來就沒有分別。浩然之氣，是人的氣，是我的氣。所謂“養氣”就是：隻要你不要去傷害它，它就充塞於天地之間；而一旦為私心所敝，那氣一下子就泄了，就餒了，就小了。
浩，就是大的意思，浩氣就是大氣。而一有私心，就小氣了。
程頤的講解，也和王陽明的思想相同。
再看看謝良佐老師的講解：
你一定要在心最正的時候，才能找到自己的浩然之氣。浩然之氣，就是正氣。人的氣什麽時候浩然呢？在無虧欠時。
每個人都有正氣，至少都有正氣的時候。就像王陽明說的，每個人都有良知。哪怕是一個賊，你罵他是賊，他也不愛聽，他不會覺得很光榮，他知道做賊是不好的，這就是良知。有這點良知，就有發揚光大的基礎。我們都有正氣凜然的時候，就在這時候抓住自己，不要把正氣丟了，不要因為一點利益就給自己找理由，自欺欺人地幹壞事，把氣給餒了。
內心強大，一身正氣，勇往直前，盡在浩然之氣
原文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華杉詳解
接著，孟子講了養浩然之氣的三大心法。我們先學第一條：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朱熹注：配，是合而有助之意；義，是人心之裁製；道，是天理之自然；餒，是饑餓乏力、氣不充體之狀。
浩然之氣必須和道義相配，行事合乎道義，則一身正氣得道義之助，行事勇決，無所疑懼。如果沒有浩然之氣，雖然一時的所作所為未必不出於道義，但正氣不足，難免有所疑懼，就不足以有所作為了。
我希望各位讀得慢一點，再慢一點，讀一段想三遍，切己體察，事上琢磨。《孟子》真的不容易懂，也不容易寫，不是因為學力不足、古文不通，而是德識不足、心性不夠，因為《孟子》的每一句都是在問自己的內心。
再看看張居正的解讀：
人要養成這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
你的一身正氣充塞於天地之間，你就是頂天立地的漢子！如此剛大之氣，不能無所附著，要與道義相輔而行。因為道義雖然在人心中，但道義自己行動不了，一定要充實這浩然之氣，道義才行得出去。
如此，則見義當為的，奮然必為，對這事該不該做，心裏的決定非常果決；見道所當行的，便挺然必行，而天理之自然，得以深造。這就是天地人的正氣，浩浩蕩蕩，天人合一！你的浩然之氣，得之於天地，又充實了天地。
這真是讓人振奮，令人神往！
氣因道義而發憤，道義因氣而讚成，兩相配合，無所疑憚。凡是利害禍福，出於道義之外者，皆不足以動其心矣。
我們每個人，都有正氣，都講道義。我還沒遇到過一個不願意講道義的人，一個都沒有。但是，一遇到利害禍福，往往就開始給自己找理由了。一有理由，就自欺欺人，理歪氣壯，做出不道不義之事。這都是因為正氣不足，邪氣就外侵了。
所以，如果沒有浩然正氣，則體有不充，索然自餒。縱使要行乎道義，也逡巡退縮，且疑且懼，而不足以有所作為矣！
身體就是個皮囊，中醫講要氣血充足，身體才好；儒家講要養浩然之氣，則我心光明，內心強大，一身正氣，勇往直前。就如孟子所言，雖千萬人吾往矣！
義在心之內，不在身之外
原文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qiè）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嚐知義’，以其外之也。”
華杉詳解
這是孟子的養浩然之氣“三大心法”的第二條：集義。和《中庸》裏講的“至誠無息”意思差不多。
慊，就是快意、滿意。行有不慊於心，就是做了一件內心有愧的事。
孟子說，浩然之氣，是由正義的、持續的積累所產生的，是不能間斷的。
“非義襲而取之也”，意思是：不是偶然遇上一件仁義的事，就能奮發勵誌，得到浩然之氣的。不管你曾經多麽大仁大義，一旦做了一件內心有愧的不義之事，這浩然之氣一下子就泄掉了，氣餒了。
這樣我們就理解了孟子的話：“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不管多大利益，哪怕是得天下當皇帝的利益，但要我行一不義之事，殺一無辜之人去得到，我就不做。
這麽大的利益也不動心？這真能做到嗎？
這個隻能自己去體會，別隻把它當一句名言，拍案讚美，卻根本不往自己心裏去。要切己體察，事上琢磨，想一想自己會不會也那樣去做。做，是為什麽？不做，又是為什麽？
理解不了，是因為價值觀不一樣。所謂壞人不知道好人有多好，好人不知道壞人有多壞，普通人也不能真懂得聖人在想啥。
朱熹注解說，集義就像積善，就是要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合乎道義，一旦做了一件不義之事，心裏就有虧欠，氣就軟了。
義在心之內，不在身之外。所以孟子說，告子不懂得義，因為他把義看成是身外之物。
孟子說的集義，一件不義之事都不能做，類似《中庸》裏說的至誠無息。無息，就是沒有間斷。至誠無息，隻要不間斷地積累，它的效驗表征就顯現出來，就能悠遠而無窮，永續經營傳承；就能博厚，厚德載物；就能高明，完全活在他人想象之外。人人都說你那個東西真沒法學，學不會！
人有兩種，一種人怕吃虧，吃了虧他睡不著覺，一定要找回來；另一種人呢，怕占人便宜，一旦覺得我可能占了別人便宜，就睡不著覺，一定要加倍補償對方。
怕占便宜的人，他隨時都在找虧吃。吃了虧，心裏就墊了底，不小心占人便宜的風險就降低了，他也就心安了。
比如，公司裏一個很受重用的員工走了，有的老板會很氣憤：我這麽培養你，給你那麽好的待遇，你還背棄我。而另一些老板則會反躬自省，覺得員工被別的公司挖走了，那肯定是別人對他更好，給的待遇更高啊！他本來就可以有那更高的待遇，卻在我這兒以較低待遇幹了這麽久，那豈不是我占了人家便宜？
孔子鼓勵大家說：你不要怕自己層次低，不管是生知安行，學知利行，還是困知勉行，隻要你去行了，結果都是一樣的。困知勉行的結果，和生知安行的結果是一樣的。不過，孟子說了，你不能追求結果，如果你追求結果，那你還是不能養成浩然之氣。
必有事焉，勿望勿助，不拔苗助長
原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華杉詳解
事，就是用功。正，是預期其效，老是在問結果。必有事焉而勿正，就是隻問耕耘不問收獲，隻管努力別問效果。朱熹解說：“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
張居正說：浩然之氣，是由集義所生，不是義襲而取，是來源於日日事事不斷的積累。要想浩然之氣充足，必須從事於集義，等功深力到，就自然充足。切不可預先期必，一定要得到什麽效果。
心勿忘，勿助長也。
時時刻刻都別忘了自己要做什麽，每時、每刻、每事都隻管照既定方針原則去做。但是，切不可躁進求速，使得本來光明正大之體，反遭矯揉扭曲之害。在每件事上，都不要忘了基本原則和既定方針，則浩然之氣有所養。不要去違背規律幫助它生長，則浩然之氣不會受傷害。
不要學那拔苗助長的宋人，擔心禾苗不長，就去把苗子一棵棵拔高一些，拔得腰酸背痛，十分疲倦地回家對家人說：“今天累壞了！我幫助禾苗生長了。”結果他兒子趕緊去一看，禾苗都枯槁了。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天下不拔苗助長的人太少了！
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公司的考核指標kpi，大部分都是拔苗助長。包括各國刺激經濟的政策，處處都是拔苗助長。管理學講得很清楚，考核指標會帶來指標製定者完全想不到的可怕後果，任何kpi都必然會帶來拔苗助長。王陽明剿匪，第一條規定是嚴禁將領私自下鄉剿匪，因為你給他製定一顆首級獎勵多少錢的機製，就有將領會去剿一個村子，把老百姓人頭拿回來說是土匪，找你領賞。這些管理經驗，自古就有。
所以破案、剿匪、平叛，都是不可拔苗助長的事。其他如個人學習、公司管理的事，就更不用說了。其實日本人提出的方針管理就是孟子的思想，就是必有事焉，勿望勿助。所有日本的管理思想與美國的不同之處，都是儒家思想。
認為培養浩然之氣沒有用而不去幹的人，就好像種田的不去除雜草。
違背自然規律去求速效的人，就是拔苗助長。這種助長的行為，非但沒有益處，還會害了他！
這一段，震爍古今。留下一個成語，我們小時候都學過，就是拔苗助長。但我們現在也每天都做著拔苗助長的事。我們的毛病都在這兒！該做的總是忘記，不去做；不該拔苗助長的，卻每天都想拔！這個問題，王陽明講得最透徹，他有一次說：
“最近來山裏跟我討論學問的人，有很多都談到‘勿忘勿助’的工夫很難！我就奇怪了，這麽簡單的事，難在哪裏？對方說：‘勿忘，是要忘記什麽呢？勿助，又在什麽地方勿助呢？搞不清楚，所以難！’”
於是王陽明說：那我們不談勿忘勿助，我們隻說“必有事焉”。必有事焉，就是時時刻刻去集義，集義就是致良知。時時刻刻下這“必有事”的工夫，一刻也不間斷，一事也不違背。若是間斷了，違背了，就是忘了，這時候就要勿忘。如果貪巧求速，老想下點快工夫，就是拔苗助長了，這時候就提醒自己勿助。所以一切工夫，專注於“必有事焉”。“勿忘勿助”，不過是給你提個醒。這是何等明白簡易，灑脫自在！今天你不在“必有事焉”上下工夫，空懸個勿忘勿助，要找點事來勿忘，又要找點事來勿助，就像要煮飯，你鍋裏既不放米，又不放水，卻滿腦子惦記著添柴放火，那你要煮出個什麽東西來？
張居正說，孟子一生的學問，都從集義中來。而告子的強製其心，正是宋人拔苗助長之害。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兩千多年過去了，還是拔苗助長的人多！
詖辭、淫辭、邪辭、遁辭，孟子的四大惡言辨識法
原文
“何謂知言？”
曰：“詖（bi）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複起，必從吾言矣。”
華杉詳解
前麵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浩然之氣。”公孫醜先問了浩然之氣，然後又問：“什麽是知言呢？”
孟子說：“詖辭我知道他要掩蓋什麽；淫辭我知道他的心陷在哪個坑裏，也知道他要陷害誰；邪辭我知道他在什麽地方偏離了正道；遁辭我知道他理屈詞窮之所在。”
詖辭、淫辭、邪辭、遁辭，孟子的四大惡言辨識法，我們一個個來學習：
一、詖辭。
詖，就是偏僻、偏曲。張居正講解說，人之言語，都本於心中所想。如果他心裏明乎正理而沒有私心，那說出的話就平正通達，沒什麽毛病。如果心裏有偏曲之見，或者有意要把某種偏見帶給別人，那他就會隻說一方麵，而把另一方麵掩蓋起來不說，這就是詖辭，又稱險詖之辭，很陰險。
焦循《孟子正義》舉了一個險詖之辭的例子——雄雞斷尾。
春秋後期，周景王太子早夭，他立了子猛做繼承人，但一邊又想立另一個寵愛的庶子子朝。正猶豫中，一個跟子朝的幕賓來見他。
幕賓匯報說：“剛才我在城郊看見一隻公雞，自己把自己的尾巴啄斷了，我就問怎麽回事。仆役回答說：‘它怕自己被拿去做祭祀犧牲品，所以先自殘。’我就想，這是牲畜的本性，它是怕自己長得太帥，被人供奉到神廟裏去，尊為犧牲。但是人就不一樣，把外人像犧牲一樣尊崇是有問題的，但把自己人像犧牲一樣尊崇就沒問題。牲畜大概是討厭被尊為犧牲，但人呢，就是要用自己喜歡的人像犧牲那樣尊崇。”
繞這麽半天，什麽具體事也沒說，他就是要給周景王施加一個影響，像電影《盜夢空間》一樣，在周景王內心深處、思維底層植入一個想法。
周景王上鉤了，下定決心立子朝為太子，開始布置給子猛“剪尾巴”，殺子猛的人。結果還沒來得及動手，周景王自己先死掉了，子猛子朝爭位，周朝大亂。
這老板越大，越容易掉人坑裏，因為全天下智商最高的人，全都圍在你周圍，研究怎麽給你挖坑。所謂縱橫術，什麽鬼穀子、蘇秦、張儀，練的全是這詖辭、淫辭、邪辭、遁辭的四大惡言術。縱橫捭闔，捭闔就是開合。開合什麽呢？就是掰開別人的嘴，閉上自己的嘴，在與人交談時，或者撥動遊說，或者閉藏觀變，通過駕馭四大惡言術，讓對方掉自己坑裏。
“詖辭知其所蔽”的“蔽”是遮蔽。《荀子》專門有一篇，叫《解蔽》，裏麵說：“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蔽有人君之蔽，自己蒙蔽自己；有人臣之蔽，你的大臣蒙蔽你；有賓孟之蔽，幕僚顧問也蒙蔽你。所以，“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
這樣的聖人，就是孟子了，他不僅不受蒙蔽，而且一眼洞穿別人在哪兒蒙蔽他，想幹啥。因為他是一張白紙，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所以，隻要有一點雜質出現，馬上就顯現出來。這和王陽明說的“致良知”一樣，也和“中庸之道”一樣。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他生知安行，坦然中道，稍微偏離一點點，馬上能覺察出來。
這又有點像豐田生產方式裏說的“建立正常狀態”。由於正常狀態恒常不變，所以有一點點異常，就會馬上顯現，非常刺眼。但是，如果你自己心裏沒有原則，沒有定見，隨時隨利欲而動，一直動來動去，那別人怎麽動你，動了你哪裏，你就覺察不到了。
所以，但凡被人蒙蔽的，都是自己心不正。你見利而趨，貪巧求速，就時刻準備著接受蒙蔽吧。
二、淫辭。
淫，就是過、過度、放蕩。比如淫雨綿綿，就是雨太多了，老是不停。還有淫祀，就是非禮、過分、放蕩的祭祀。周禮說：“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看到過一條社會新聞，說有個女孩子被好友邀請在婚禮上做伴娘，她要求女友簽“禁止鬧婚協議”，承諾婚禮不搞“鬧洞房”，女友的婆婆就說她過分，不隨鄉入俗。這俗是什麽俗？就是淫祀淫俗，淫而無禮，毀滅人倫。過分的是那婆婆，而不是伴娘。
張居正說：“心中見理不透，為私欲所障蔽，那樣說出的話就叫淫辭。我聽了他的淫辭，就知道他心裏哪兒被障蔽了。又或者是高談闊論，放蕩而無所歸宿的，也是淫辭，這時他心中障蔽已深，為私欲所迷陷，我聽了他的話，就知道他陷在哪裏。”
程頤說：“孟子的知言，是心與天道相通，所以能明辨是非，就好像心裏有一杆秤，對方一說話，輕重馬上就能秤出來。這種感覺，就好像你站在堂上，堂下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但如果你自己也處在堂下眾人之中，你就沒這個辨別的能力了。”
張居正是大儒，是宰相，是帝國的實際控製人，他說的話，就是程頤描述的那種超然在上、俯目而視、一覽無餘的感覺。
焦循在《孟子正義》中講了一個例子，他說，淫辭也是淫美不信之辭，淫辭的陷，不僅是自己陷進去不能自拔，也是陷害別人。比如晉獻公寵愛的驪姬，為了廢掉太子申生，讓自己的兒子奚齊繼位，對晉獻公說：“曲沃是晉國宗廟所在，不能沒有一個兒子去鎮守啊！最重要的地方應該派去最重要的人，唯有太子才配得上。更何況，這也是給太子增加政治資本，增加威望嘛。”晉獻公不知道這是淫辭，覺得驪姬說得太對了，就把太子申生派去了。
驪姬再放出第二道淫辭，她對太子申生說，晉獻公曾夢見申生逝去的母親齊薑，讓他速去曲沃祭祀一番，回來後把祭祀用的胙肉獻給晉獻公。太子申生於是到曲沃祭祀母親齊薑，並將胙肉獻給晉獻公。
這時候，驪姬的第三道淫辭絕殺就出手了。她在申生獻的胙肉中放了毒藥，在晉獻公吃之前，先把胙肉給狗吃，結果狗被毒死了。然後驪姬就哭哭啼啼地說：“太子這樣做，無非是擔心我們母子。其實，我的孩子壓根就沒有爭位的想法。您還是把我們母子打發到國外去吧，不要亂了國政！”
太子申生聽說這消息，逃奔回曲沃。晉獻公盛怒之下，殺了太子申生的老師杜原款。有人對申生說：“這明擺著是驪姬在陷害你，你跟主公說清楚不就得了嗎？”可太子申生寧願自己承受冤屈，他說：“我的父親已經老了，唯獨寵愛驪姬。可以說，驪姬已經是他生命最後的意義、人生最後的價值，沒有驪姬，他就吃不香、睡不著。我如果告發驪姬，再惹得父親對驪姬發怒，對父親的打擊就太大了。”
於是，申生就認命自殺了。
嗚呼！好人不知道壞人有多壞，壞人不知道好人有多好，唯有聖人洞察一切，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三、邪辭。
邪辭，就是異端邪說，不合正道的言辭。孟子說：“邪辭，我知道他和正道的分歧之所在。”
張居正講解說：“好為異說，新奇詭怪，與正論相悖的，叫作邪辭。這是人心被歧路所惑，就與正理判然離異了。”
人在貪巧求速的時候，就會走歧路。可以說，大部分成功學、所有的陰謀論，都是邪辭。真正的成功學，其實就隻有四個字——滴水穿石！用《孫子兵法》的話來講，所有的勝利都是壓倒性的投入。在人生路上，所謂的壓倒性的投入，就是指投入時間。所謂的“一萬小時定律”，就是說如果你在一個領域專注堅持地投入一萬小時，就能滴水穿石，成為世界級專家。
除了“滴水穿石”之外，其他一切的成功學都是邪辭。你若相信有竅門，就是一廂情願；你若想動手試試，就是拔苗助長。
那麽，人為什麽要講邪辭呢？孟子說，對方一講邪辭，他就知道對方在哪個路口上了歧路，開始偏離正道。這歧路的路口主要有兩個，用王陽明的話來講：一是貪巧求速，二是有勝心。
王陽明說：“其說本已完備，非要另立一說以勝之。”曆代先賢大德，早已把道理講得很明白、很透徹了。有人卻非要說前人的理論過時了，要另立新說，勝過前人。於是就大放邪辭了。
邪辭的聽眾，通常比正理的聽眾多得多。因為講正理的，來來回回就這四個字——滴水穿石。除此之外，沒什麽可教的了。於是同學們就都跑了，去聽邪辭大講堂了。邪辭大講堂裏講的，主要就是以少勝多、以小博大、速戰速決，比如“試論儒家思想與量子力學的關係”之類的“新知識”。
四、遁辭。
遁，是逃避。遁辭，就是躲躲閃閃的言辭。
張居正講解道：“說得不當，卻支吾躲避，屢變以求勝的，叫作遁辭。此必其心屈於正理，自覺其窮極而難通故也。”
遁辭知其所窮，意思是：我一聽他的遁辭，就知道他在什麽地方理屈詞窮。在哪裏詞窮，就是在哪裏心窮了。
我們說“君子不辯”。《中庸》裏也講“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言下之意，君子要“辨”，但不要“辯”，要把真理越辨越明，而不是要辯個誰輸誰贏。
這裏的“學”和“思”，就是“如琢如磨”，自己下工夫；而“問”和“辨”，就是“如切如磋”，相互啟發探討。所以儒家講學習進步，最重要的就是兩件事——讀書和交友。讀書是博學慎思，交友是審問明辨。如果辯論變成了比賽，就有了勝心，我要辯倒你，你要辯倒我，雙方的目標就相反了。那處於弱勢的，眼看要輸了，就支吾躲避，變換角度說法以求勝，這就成了遁辭了。
我們應該與人辨析，而不要辯論。要把自己的想法提供給對方批評矯正，並從他的話中學到對我有益的東西。同樣，對方說得不對的，我也積極給他指出來。這樣，雙方的目的就一致了，都是為了獲得真理。這樣，就不會說出遁辭來。
這裏我又要囉唆一句：能知道別人說了遁辭，這隻是第二位的。更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絕對不說遁辭。要見賢思齊，從善如流，杜絕勝心。我們總是在學習如何辨別壞人，但其實更主要的是自己不要做壞人。我們不要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是好人，要知道自己也經常有壞的一麵，要多多反躬自省。不要去看那些標題叫《什麽樣的朋友值得交》的雞湯文，而應該學習《如何做一個別人值得交的朋友》，這才符合邏輯。
我們再來說說隨處可見的辯論比賽。我始終覺得把辯論當比賽，不是好的學習導向，因為學習最重要的是放下勝心。
有一次，我在一個朋友的公司給他們的管理層講課。我講完後，我朋友對下麵的人說：“大家快提問，把華老師問倒！上次某某老總來，就被我們的同事問得下不了台！”
然後我就陷入了一場舌辯群“儒”的比賽，各種邪辭、遁辭撲麵而來。會後我問這位朋友：“你既然請老師來講課，課後就應該讓大家分享一下都學到了什麽，切己體察，事上琢磨，知行合一。為什麽要把老師‘問倒’呢？到最後，課上學到了啥沒人記得，卻都在津津樂道，那麽厲害的人，還不是被我們問倒了！這意義在哪裏呢？”他愣了一下，說沒想過這個問題。
這就是勝心，這就是“辯論大賽”養成的思維習慣。
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複起，必從吾言矣。
孟子說，詖辭、淫辭、邪辭、遁辭這四大惡言，都是人心之病。如果施之於禮樂行政，則必然失其中道，有害於政治；如果把它體現在政策和行政措施中，則一舉一動都不合情理，從而危害國家的各項具體工作。
大而化之之謂聖
原文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華杉詳解
孟子本來就已是天下有名的善於言辭，他現在又說自己知言，能洞悉別人的話中之意、言外之音。
於是公孫醜就問他：“在孔子的弟子中，宰我、子貢擅長用言辭使辦事通達。尤其是子貢，不僅自己是成功的商人，是儒商始祖，而且又是安邦定國的柱石之臣，有很大的外交成就。另外的冉牛、閔子、顏淵三人，則是素有德行，擅長講身心品德方麵的道理。而孔子最厲害，這兩種言辭能力他都有，但他卻還說自己‘不擅長辭命’。您看，連孔子都不敢當的，您孟老師卻敢當，那您不就是聖人了嗎？”
我們來簡單講講子貢的雄言善辯和辦事通達。當時，齊國要攻打魯國，軍隊都已經動員好了。子貢為了保住魯國，就要把這禍水引到別的地方去。於是，子貢緊急出使，先後遊說了齊國、吳國、越國、晉國。他讓齊國先按兵不動，然後吳國、越國組成的聯軍打敗了齊國，接著，晉國又打敗了吳越聯軍，重創了吳國。最後，越國又趁機滅掉了吳國。可以說，這個全中國婦孺皆知的勾踐滅夫差的故事，背後的導演其實是子貢。子貢與吳國、夫差都沒什麽仇，他隻是不想讓齊國攻打魯國。至於夫差因此而滅，隻能說他自己倒黴。
子貢那麽厲害，魯國君臣都覺得他比孔子還有本事，可他不僅對老師頂禮膜拜，對顏回也是自愧不如。這是成功人士的性格，對自己比別人強的地方，一點也不關注；對別人比自己強的地方，高度關注，馬上學習！
孟子聽公孫醜問他是不是聖人，說：“哎呀，這是什麽話！聖人之名，別說我不敢當，孔子當年也不敢當啊！子貢曾經問孔子：‘夫子您覺得自己是聖人嗎？’孔子說：‘聖人我不敢當。’”
到底什麽是聖人呢？孟子後麵有講：“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化之，就是他的思想品德之博大、廣大、光大，大到能教化天下。孔子、孟子當然是聖人，他們的思想品德，不僅能教化當時的天下，而且教化了兩千多年的天下。
“大而化之”現在被理解成粗枝大葉、馬馬虎虎，這也不知是從哪朝哪代哪個不學好的學生開始誤傳的，傳了幾百上千年，都傳到字典裏去了。字典裏這樣的“錯誤”有很多。之所以給“錯誤”二字打引號，是因為這也可以理解成是語言的變遷。維特根斯坦說過：“詞語的規則在語言遊戲中建立，也在遊戲中修改。”這“大而化之”的詞語定義，就被修改了，這是聖人之道不傳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們要不斷清掃垃圾、擦亮詞語，光複聖人的思想，是為“為往聖繼絕學”。
孔子很謙虛，他說：“我不是聖人，我隻是好學不厭煩，教導他人不倦怠罷了。”
子貢說：“一般人學習，開始時都能奮發努力，但沒多久就厭煩了。夫子您能堅持學習不厭煩，說明您深知義理無窮，這可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教導他人，誨人不倦，就是仁德。又有智慧又有仁德，您就是聖人呀！”
聖人之名，孔子不敢當，孟子更不敢當。不過後世有一個人，他卻從小就立誌要做聖人，而且長大後成功了！這個人就是王陽明。
要我說，孔子、孟子、王陽明都是聖人。因為“大而化之之謂聖”，他們都是道大德宏，教化了全中國和整個東亞文化圈。
立德、立功、立言——聖人的標準
原文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遊、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曰：“姑舍是。”
華杉詳解
公孫醜繼續和孟子論聖人，他問：“以前我聽人說，孔子的弟子們個個都學做聖人，但是學力不同，所得各異。比如子夏、子遊得聖人的文學，子張得聖人的威儀，都有聖人的一部分。而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不偏、義理完備，已經得到聖人的全體，但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尚未大而化之。剛才老師您說自己不敢跟孔子比，那您和孔門這幾位弟子比一下呢？您是處在哪個位置？”孟子回答：“咱們先不談這個。”
孟子不願意把自己和這幾位孔門弟子相比較，也沒說“我不敢和他們比，我不如他們”或是“我不如顏淵”，他隻是說“不談這個”。
我們來體會一下公孫醜說的話。雖然我們都跟著同一個超級宗師學習，聽的是同樣的課，但因為各人的天賦、基因、努力不同，所以每個人所學到的也不一樣。但每個人也都有自己長處，有自己比師父還強的地方。比如子貢，魯國上下都認為他比孔子還強，因為他辦事通達，這一點確實強過師父。但子貢深知，自己隻不過有經商從政的本事罷了，在學問上還差得遠呢。所以他對師父更加恭敬，人前人後地把師父掛在嘴邊。孔子也因為他的推崇，形象更加高大。可以說，子貢是推廣孔子學問的最大貢獻者，因為子貢的文治武功都擺在那兒，哪怕是不服孔子的無知之人，也不能不服子貢。
春秋時魯國大夫叔孫豹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這三立也是聖人的標準。聖人要大而化之，首先是思想要大，品德要大，然後必須有言說傳下來。就算禪宗說不立文字，也還是要靠文字來傳，隻不過它傳的不是理論體係，而是案例故事。至於事功，可以有，也可以沒有。創立猶太教的摩西，有很大的事功；而創立基督教的耶穌，就沒有事功。
孔子也隻做到立德、立言，而沒有事功。他曾經得到在魯國執政的機會，但是他失敗了。子貢呢，立德、立言都有一點，雖說遠遠不在孔子那個層次。但子貢是有事功的，正因有事功，他說的話就有人聽、有人信。他到處說師父是聖人，我崇拜師父。於是，別人就不敢不崇拜了。
子貢的事功，在當時看來，也是安邦定國的大功績。但放到整個曆史長河中去看，就不過是說客辯士的一點小小伎倆了。他的事功，和管仲就遠遠不在一個檔次，更談不上和周公這樣真正的聖人比較了。關於這個，子貢自己也知道，所以他從來不把自己那點功勞當回事。
至於冉牛、閔子、顏淵，張居正說他們“氣質不偏，義理完備，已經得到聖人的全體，但居於行跡，尚未廣大”。尤其是顏淵，他對於義理精粗，不僅是得到老師的全體，甚至有超過老師的潛力，連孔子都佩服他。但是，他“居於行跡”，局限於生命之短暫，很早就去世了，沒有能夠實現大而化之。
那麽，中國曆史上，又有誰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呢？
首先，最無可非議的當然是周公。周公是孔子的偶像，孔子總是夢見他。他先是輔佐武王，完成建國大業，在武王去世後，又攝政輔佐年幼的成王，平定武庚之亂，安邦定國。更關鍵的是，他完善製定了周禮，可以說是中華文明的締造者。在中國文化的形成、中國人性格的塑造上，他不僅比堯、舜、禹、湯、文王、武王都重要，甚至比孔子都重要。孔子是留下了《論語》，大家都知道；而周公卻已經在我們的生物基因裏，在我們的血脈裏，大家都不知道。孔子說自己“述而不作”——沒有創作什麽，隻是在敘述前人的思想罷了。這前人是誰？孔子說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就是堯、舜、文王、武王，而把這些思想具體落實成就的人，就是周公。然後孔子再繼承周公，把它們傳下來，這就是“為往聖繼絕學”。
周公之後，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立的，王陽明算一個。他在立德、立言上，在思想上，可以說達到了孔孟同等的高度，又別有一番風景，大而化之，影響了中國、日本和整個東亞文化圈。而且王陽明的事功也很大，超過了子貢，但都是地方性的平叛事跡。他一直沒能進中央工作，所以就沒有治國平天下的事功了。
治國平天下的，隻有周公和管仲。不過管仲不是儒家，孔孟都對他不滿，因為覺得他有那麽好的機會，卻沒有做到更好。孔子說“管仲之器小哉”，說他器局太小，隻知道富國強兵、發展經濟、稱霸天下，卻沒能行王道，為萬世開天平，所以人亡政息。管仲沒能立德，但他立功立言都很大，留下一本《管子》，可以說是經濟學巨著。
那王陽明之後誰是聖人？曾國藩算一個，他也是立德、立功、立言都有。曾國藩的功，比王陽明大，比管仲、周公小。他的德和言，與王陽明有很大差距，但他有點像之前講的冉牛、閔子、顏淵，因為自己素有德行、有體會，所以“說著身心上的道理，便親切有味”。曾國藩留下一本《曾國藩家書》，就是親切有味的身心上的道理。
若是問我，中國曆代聖人誰對我的影響最大？其實孔子、孟子、王陽明、曾國藩都有。但就實際行動和工作生活的習慣來講，基本上曾國藩怎麽說，我就怎麽做，確實親切有味。
聖之清者、聖之任者、聖之時者
原文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華杉詳解
公孫醜繼續問：“老師您對伯夷和伊尹怎麽看呢？”
孟子回答說：“他們倆的道不同，不是一回事。伯夷是擇君而事，擇民而使。他認為不配做他的君王的，就不去侍奉；他認為不是他的子民的，就不去治理。遇到明君治世，他就出來做事；遇到昏君亂世，他就避世隱居。”
伯夷、叔齊兄弟，是孤竹國（今天的秦皇島）國君的兒子。伯夷是兄，是法定繼承人，但父親喜歡叔齊，遺命叔齊繼位。叔齊認為君位是哥哥的，拒絕繼承。伯夷認為既然父親都傳給弟弟了，他也不能要，於是幹脆就跑了，自我流放。叔齊一看哥哥跑了，也跟著跑了。國人沒辦法，就立了老三做國君。這就是“非其民不治”。
伯夷叔齊兩人去投奔周文王，抵達周國時，文王已死，正趕上武王出師伐紂。兩人便上前阻攔，說以臣伐君、以下犯上，是不可以的！結果被武王的衛士拖開了。周滅商以後，伯夷叔齊發誓不食周粟，在首陽山采食野菜，最終餓死。這就是“非其君不事”。
而伊尹就不同了。孟子說：“伊尹任何君主都可以侍奉，趕上哪個君主，就侍奉哪個君主；任何百姓都可以使喚，能使喚上誰，就使喚誰。遇到明君治世，他當然出仕做官；遇到昏君亂世，他一樣當官做事。慨然自任，以救世安民為心，舍我其誰，這就是伊尹。”
伊尹的本事當然比伯夷大多了，完全不可相提並論，他的經曆也非常傳奇。他先後侍奉過夏桀和商湯，後來輔佐商湯滅了夏桀。商湯去世後，他又做了商朝四任君主的執政大臣。其中商湯的長孫太甲在位的時候，因為太甲無道，他能將身為國君的太甲軟禁三年，讓他悔過。等太甲改邪歸正，伊尹才把他放出來，把君權還給他。之後，太甲成為一代明君。
所以孟子說伊尹是“聖之任者也”，就是以天下為己任，誰當國君都無所謂，反正我來幹。國君不好，我還能把他給教導好了。伊尹做到的事，就是周公也不可想象。成王稍微不高興，周公也恐懼流涕，不管成王對不對，他可不敢教訓成王。而伊尹卻能教訓太甲。
伊尹非常長壽，活了一百多歲，太甲死後他才死。伊尹死後，太甲的兒子沃丁，以天子之禮把伊尹葬在商湯墓旁，以表彰他對商朝做過的巨大貢獻。完全沒有認為他淩駕於君王之上，無人臣禮。張居正也曾經像伊尹一樣，有比皇帝還大的權威，是帝國的實際執政者。甚至，他幾乎也能行伊尹、霍光之事，主持皇帝廢立。但他死後，卻被萬曆皇帝清算。張居正在給小皇帝講解這一段時，恐怕也以伊尹自認，但他並沒能教好萬曆，自己修養也不夠。
孟子說完伯夷和伊尹，接著說孔子：
“伯夷是聖之清者，隻要有一丁點兒達不到他的標準，他都不幹，以至於不食周粟，最後餓死，這樣的‘清’是偏於狹隘的。伊尹是聖之任者，不管什麽情況，他都一定要幹，這就難免有遷就妥協。隻有孔子，元神不滯，變化無方，積極進取，又順其自然，可以做官就做官，應該辭職就辭職；可以久留就久留，應該離開就馬上離開。孔子未嚐沒有伯夷的清，但他並不清高偏狹；未嚐沒有伊尹的任事能力，但他並不非要實現事功不可。把自己的學問留下來，傳下去，成為萬世之宗，這是孔子之道。伯夷、伊尹、孔子，都是古代的聖人，我都做不到。但是如果一定要去做，我願意學孔子。”
這裏講到了清者、任者、時者之分，大家可以體察一下，自己是哪一種。
養浩然之氣要靠集義，行一不義就前功盡棄
原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
曰：“有。得百裏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曰：“敢問其所以異？”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dié），河海之於行潦（lǎo），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華杉詳解
公孫醜接著問：“伯夷、伊尹和孔子都是聖人，他們的人品，是不是都等量齊觀而沒有高下之分呢？”
孟子說：“不是。雖然都是聖人，但他們的分量大小不同。論道德事功，自從有人類以來，還沒有趕得上孔子的。”
公孫醜聽孟子說伯夷、伊尹和孔子不同，就問：“那他們總有相同的地方吧？”
孟子說：“有！如果給他們一百裏的地方為君，這三人都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略，能朝服諸侯，一統天下。因其道德之盛，天要降大任給他，人要歸服於他，他自然能得人心，得天下。但是，他們都沒有一絲一毫的私心，如果要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他們三個人都一定不會去做，這就是他們相同的地方。”
“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這是聖人的基本條件。因為聖人首先是誠意正心，其心之正，必不苟取而貪得。
這也是前麵孟子講的，養浩然之氣要靠集義，行一不義，這浩然之氣就前功盡棄了。你以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利益很大，但是對於聖人來說，對於孟子來說，行一不義就失去了浩然之氣，失去了自己的人生價值。連活著都沒意義了，還要天下幹什麽？
公孫醜說：“我明白了，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這是伯夷、伊尹、孔子相同的地方。那麽，他們不同的地方又在哪裏呢？”
孟子說：“孔子和其他聖人不一樣，這不是我一個人說的，以前孔門弟子也都說過。宰我、子貢、有若三人，識見高明，其智慧足以深知聖人，凡是他們所讚揚的，一定每一條都有依據。即便他們是學生，也不會因為巴結老師，投老師所好而說一些奉承的虛話。所以我說孔子的優異，也取信於這三個人的評價。”
首先是宰我說的：“自古聖人，以堯舜為首，但是在我看來，夫子比堯舜賢德多了！”
為什麽呢？堯舜以道治天下，功在一時；而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推崇堯舜之道以刪述六經，垂教萬世。以一時之功和萬世之功相比較，孔子不是比堯舜還賢嗎？所以堯舜都是一世之君，孔子卻為萬世推崇，做了兩千多年“素王”。
接下來是孔門另兩位弟子的話。子貢說：“自古聖人，世代久遠，則其所行之政、所存之德，都模糊不清，沒法知道了。但是，民間還保留了他流傳下來的禮儀和音樂。通過禮儀和音樂，就可以推知他當時的政治理念和行政風格。我就通過禮儀音樂來推知前代一百世的君王，每一位都不能違背孔子之道。所以從有人類以來，還沒有一個能趕得上孔子他老人家的。”
有若說：“難道隻有人類有高下之分嗎？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土堆，河海對於小溪，何嚐不是同類。聖人對於百姓，也是同類，隻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大大高出了他那一類。自從有人類以來，還沒有能超過孔子的！”
到這裏，孟子從知言、養浩然之氣，到不動心之原，最後表明尊崇孔子。因為當時各國諸侯都想爭霸，都想學齊桓晉文之道，孔子的學問沒人關心了。所以孟子要重新擦亮孔子的思想，辨明王道霸道的大端。
焦循在《孟子正義》裏作了總結：
《呂氏春秋》說：“人同類而智殊。”聖人在人類之中，本是卓然絕異於凡俗，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而孔子在卓絕之中，尤為盛美，此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也。前麵說北宮黝、孟施舍、告子“不知求心，不知集義”，一定要回歸曾子的“日三省吾身”。反省自己，自反而縮，理直氣壯，雖千萬人吾往矣，則得百裏之地為君，也能朝諸侯而有天下；自反而不縮，理不在自己這一方，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有天下，則不為。所以伯夷、伊尹、孔子都是自反而配道義之人，這一點是一樣的。
但是，伯夷的“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偏於清；伊尹的“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專於任。專於任，抓著不放手，就可能走向北宮黝、孟施舍；專於清，就可能走向告子。所以，要既能“集義”又能“量時合宜”，就要把握孔子的“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易經》說：“大中而上下應之。”這是“以誌帥氣”的學問。分陰分陽，柔和剛交替使用，通其變化而百姓不會倦怠，神而化之使百姓相得益彰，這是“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的學問。至於通變神化，而集義之功，極於精義，這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一路傳下來的，而孔子將之收集整理完備，再由孟子傳承下來。能有這樣的修養，則詖辭、淫辭、邪辭、遁辭，那些似是而非的四大惡言，就不會動搖你的心誌。
聖人量時而行，而賢者道路偏狹。這需要大家反複體會，熟稔於心。
王道既比霸道來得快，也比霸道傳承得久
原文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shàn）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雲：‘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華杉詳解
這段可以說是《孟子》全書中比較核心的內容了。因為王道霸道的分野，就是孟子提出來的。你是行王道還是行霸道？這已成為中國人自古以來永恒的問題。哪怕是今天我們經營企業，還是要講經營的王道。
王，是天下之王。霸，是諸侯之長，其勢力強大，足以把持天下。孟子說，依仗實力，然後假借仁義之名以號召征伐的，可以稱霸諸侯。齊桓公、晉文公，是霸道的“曆史原型人物”，後世的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就是典型的霸道。霸必有大國，要行霸道，必須有實力。地方千裏，帶甲十萬，有多大實力，才能霸多大地盤。而王道則不同，王道不需要地盤。商湯起家是七十裏土地，周文王起家是一百裏。雖然國家都很小，但因為施行仁政，使得天下歸心，所有的百姓都想加入他們的國家。
依仗實力來使人服從的，人家不會心服。“力不贍也”的“贍”，是足夠，意思就是力量不夠，所以不敢違抗你。而以德服人才會讓人心悅誠服，就像孔子的七十多個弟子服孔子一樣。《詩經》上講：“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就是這個意思。
張居正講解說，王道、霸道的區別，關鍵在心術。依仗土地甲兵之力，假托於救世安民之事，做的事情雖然是為天下之公，但內心都是為了自己的私欲，這就是霸道；王道則不同，大公無私，至正之德，行救世安民之仁，心是實心，政是實政，其至誠足以讓人感動，其善政又足以招徠天下之百姓和賢才，所以他不需要土地之廣，甲兵之盛，自然天下悅服，朝諸侯而有天下。
商湯、周文王，都不是從七十裏、一百裏，就一下子擁有了天下。而是由一個仁政的超級磁場，不斷地吸附周邊諸侯。準確來說，是文王的爺爺周太王，從一百裏起家，到文王去世的時候，周國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商隻擁有國都周圍及東方諸侯罷了。所以武王伐紂，是摧枯拉朽。
孟子一生推行王道，可沒有一個諸侯國君聽他的，最後勝出的是秦國。那秦國是不是霸道呢？不是。齊桓公、晉文公，那是霸道，尊王攘夷，維持國際秩序。霸道是維持秩序的國際警察。而秦國的目標是吞並全中國，霸道根本不能滿足他的胃口。
秦朝的建國大業，是從秦孝公重用商鞅開始的。當時，商鞅入秦，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覲見秦孝公，第一次跟秦孝公談堯舜的帝道，秦孝公完全聽不進去，聽得打瞌睡，之後罵景監：你推薦的什麽玩意兒！商鞅申請第二次機會，談商湯、文王的王道，還是聽不進去。第三次，談春秋五霸的霸道，秦孝公聽著有點意思，跟景監說，你推薦的這個人還不錯，但是並沒有用商鞅的意思。商鞅聽到秦孝公的反應後，對景監說：“我明白了，再給我一次機會！”這一次，連談了幾天，秦孝公興奮得把坐墊一個勁兒地往商鞅身邊挪。
事後景監問商鞅：你跟我們國君說了些什麽，弄得他這幾天這麽興奮！
商鞅說：“我勸大王采用帝王治國的辦法，建立夏、商、周那樣的盛世，可是大王說：‘時間太長了，我不能等，何況賢明的國君，誰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時候名揚天下，怎麽能叫我悶悶不樂地等上幾十上百年才成就帝王大業呢？’所以，我帝道、王道、霸道都不談，談富國強兵的強道，他才特別高興。然而，這樣也就不能與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
原文
公孫醜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複許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fu）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華杉詳解
公孫醜問孟子：“您如果在齊國當權，能恢複管仲、晏子的功績嗎？”
公孫醜是孟子非常重要的弟子，《孟子》一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是他和萬章記錄的。但是這裏他問的話，確實有點奇怪。孔子對管仲的態度很明確，一方麵肯定管仲的功績，說如果沒有管仲，可能我們都被北方遊牧民族征服了，中華文明都亡了；但是另一方麵，他也批評“管仲之器小哉”，說管仲器局太小。
至於晏子，他與孔子是同時代人，堅決反對孔子的主張。當齊景公想用孔子，並且要封土地給他時，就是被晏子阻攔而沒有實行。
《孟子》上文中有記載，齊宣王問孟子：“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當時孟子就明確拒絕說，孔子的弟子們不討論齊桓晉文之事。董仲舒注解這一段說，孔子的門下，五尺童子都恥於談論春秋五霸，因為他們是先以詐取，然後主持一定程度的仁義，不是真正仁義之人。
孔孟對管晏的態度如此明確，公孫醜卻問老師能不能趕上管晏，老師肯定要批評他了。
孟子說：“你真是齊國人啊，就應該知道管晏。有人曾經問曾參的兒子曾西：‘你和子路相比，誰強？’曾西回答說：‘子路聞過則喜，見義必為，是我的先祖先父非常敬重敬畏的人，我怎麽敢跟他比呀！’
“對方又問：‘那您跟管仲比誰賢呢？’曾西馬上就不高興了：‘你怎麽拿我跟管仲比呢？他是什麽人！大凡賢人大德而做不成功業的，主要是沒有得到國君的信任和授權，或者時間有限。比如孔子，他沒有做成大功業，是因為魯君沒能一心一意用他，沒有把國政真正委托給他，而是在貴族們的利益鬥爭下，把孔子給排擠走了。而管仲獲得的做事條件非孔子所能比，齊桓公對他完全信任和授權，他在齊國實際執政四十多年，他若真有為萬世開太平的大智慧、大抱負、大情懷，就應該能做出一番傳世基業。結果他幹了些什麽呢？所謂九合諸侯，不過是假仁義而成霸業而已；所謂的功勳，都是那麽卑微鄙陋。我都恥於談論他，你卻要把我和他相比，真是對我的侮辱。’”
齊桓管仲的功業，無非是富國強兵。他們自己也窮奢極侈，盡情享樂。他們的心裏，沒有裝著天下，沒有裝著百姓，沒有設計製度文化，為萬世開太平。他們的事業，也不過一世而息，沒有能夠世世代代地傳下來，隻不過是自己度過了幸福快樂的成功人生罷了。而且這度過幸福人生、得以善終的，也隻有管仲，因為他死得早。而齊桓公呢，他是餓死的。齊桓公晚年病重，諸公子看他要死了，根本沒人管他，隻顧著相互攻打爭位，他一個人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餓死在床上。死了也沒人管，因為公子們都在忙於相互攻殺。齊桓公屍體腐爛生蛆，蛆都從窗戶爬了出來。死後六十七天，繼位爭奪戰結束，公子無虧獲勝繼位，才把他的屍體收斂了。一個人，混到連個守孝的兒子都沒有的地步，他有什麽仁德功業呢？
史書記載說，齊桓公沒聽管仲臨死前“不要用易牙”的叮囑，所以失敗。他為什麽寵幸易牙呢？因為有一次，齊桓公說沒有吃過人肉，不知道是什麽味道，是不是也像烤乳豬一樣，要嬰兒的肉才香啊？於是齊國名廚易牙，就把自己的兒子烹了給齊桓公吃。你看，齊桓公就是這樣一個吃人惡魔，他和管仲搭檔，搞經濟、搞軍事都搞得不錯，然後他倆就盡情享樂。
前麵說了，賢臣君子幹不成大事業，主要是因為沒有得到國君長期的任用和充分的授權。而管仲得到齊桓公的充分信任，執政四十年之久，也不過是開創了類似黑幫老大的霸業。他們主持的仁義，不過是黑幫老大的仁義。孔孟都羨慕管仲獲得的機會，但痛恨他開創的“邪路”，所以恥於與之相提並論，也不希望管仲的思想方法被國君們了解和吸取。
所有的成功隻有一個路徑
原文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幹、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裏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後、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裏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華杉詳解
前麵公孫醜問孟子，如果有機會在齊國執政，能否重現管仲、晏子的功業。孟子說：管仲、晏子做的事，曾西都不屑而為，你問我願不願意，我還不如曾西嗎？
公孫醜還是沒聽懂，追問道：“管仲相齊桓公，尊周攘夷，以為盟主，天下諸侯都聽從他的號令。是管仲成就了齊桓公，讓他成為天下霸主。而晏子相齊景公，對自己清廉正直，率先垂範；對內仁德愛民，改變了齊國的嚴刑峻法；對外和平共處，既不欺負弱小的國家，也能談笑間折衝樽俎，讓大國不敢挑戰齊國，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尊嚴。是晏子成就了齊景公，讓他顯明於當世，成為一代明君。這樣的人，老師您難道還看不上，甚至恥於與之作比較嗎？”
管仲和晏子，都是齊國最了不起的人。齊國人世世代代都想念他們，覺得如果還能有管仲晏嬰再世就好了。他倆的思想和事跡，分別都有一本書記載，管仲有《管子》，可以說是一本古典經濟學巨著，相當於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晏子有一本《晏子春秋》，主要是記載他對內進諫齊景公和對外進行外交交鋒的故事，盡顯他的仁義、勇敢和機智。
孟子看公孫醜還是聽不懂，就繼續教他：“管仲成就了齊桓公的霸業，晏子成就了齊景公的顯名，他們都有功於國家百姓。但是，他們的器局都不夠，沒有成就真正的王道，白白荒廢了幾十年的時間。如果我能執政於齊國，讓齊王王天下，簡直易如反掌。”
孟子的話說得非常明白，要以齊國王天下，甚至統一中國，簡單得不得了，馬上就可以去做。但是齊王為什麽不做呢？齊王、楚王、秦王，為什麽他們都不做呢？是因為兩個不夠，一是器局不夠，看不見；二是心不正，隻有自己的統治欲，沒有那份為天下蒼生開萬世太平的心。所以，天堂有路他們都不走，地獄無門他們卻爭先恐後拿槍弄棒往裏擠。最後秦王勝出，建立了地獄之國，更加殘暴地壓迫了中國人十五年，之後又被推翻了。
公孫醜說：“老師！您這樣說，我更不明白了！您說，以周文王的仁德，那樣行王道，而且還活了一百多歲，也沒幹成王天下的事業呀。然後傳給周武王，又傳到第三代周成王，才在周公的輔佐下成就了天下。您說如果讓您執政，讓齊國王天下簡直易如反掌，但周文王卻做了一百年也沒做成，他難道不值得學習嗎？”
這就是公孫醜看問題的方式：結果導向。你說周文王那個做法對，可他一百年也沒幹成，對在哪裏呢？
兩千多年後，我們還能看見身邊無數的公孫醜，無論你跟他說什麽，他都覺得不一定行，因為某某某就沒幹成；但是一旦看見別人幹成了某事，所謂“找到了風口”，他就以為自己可以如法炮製。這是什麽心態呢？就是一心追逐利益，隻要結果，心卻不正，沒有追求，沒有使命感、責任感。
2016年紮克伯格來中國的時候，和馬雲有一段對話。紮克伯格說：“有的人沒有去想自己要解決什麽問題，就要創業，在我看來，這是很瘋狂的事。”這就是邏輯，我為什麽要創業？為什麽要創辦一家企業？因為我要為社會解決一個問題。我要把全世界每一個人連接起來，所以我創辦了facebook。如果你並沒有想解決什麽社會問題、承擔什麽社會職責，隻想著賺錢，注定一無所獲。
一個人要做一件事，是靠使命感驅使，而不是被利欲牽引。付出努力，然後接受結果，哪怕是失敗的結果。因為結果不可控，你不接受，也不能改變這個結果。所以，盡人事，聽天命，才是正確態度。每天覺得這樣沒效果，那樣沒效果，最後就什麽也不能堅持，什麽也幹不成。
所有的成功都是一個路徑：使命驅動，專注堅持，時間積累，代代接力，百年基業。所以，公孫醜的話裏還有一個毛病：不能等！周文王已經那麽偉大了，他還說人家沒做成。很多人就是這樣，好像地球應該圍著他轉似的，一定要你給他出一個三年統一中國的絕招。
孟子接著說：“我怎麽能和周文王相比呢？我們拿當時的曆史情況來看，從商湯到武丁，中間有太甲、太戊、祖乙、盤庚，六七代都是賢君聖主。天下人都歸服殷商了，時間長了，根基就深厚，很難改變。到了武丁這一代，治理天下，駕馭諸侯，一切盡在掌握。到了紂王這一代，離武丁的年代也並不久遠，世臣故家、禮義遺俗、前哲之流風、保民之善政都還在。紂王雖然荒淫，但微子、微仲、王子比幹、箕子、膠鬲等一班有才有德的賢人還濟濟於朝堂。所以紂王又過了很長時間才亡國。
“當時的天下，沒有一尺土地不是紂王所有，沒有一個百姓不歸紂王所管。周文王要從一個一百裏的小國開始創立豐功偉業，這是巨大的挑戰。
“齊國有句俗話：‘縱有聰明，還得趁形勢；縱有鋤頭，還得看農時。’以現在的形勢，要實行王政就太容易了。就算在夏商周最興盛的年代裏，也沒有一個諸侯國地盤能超過一千裏的，現在齊國卻有這麽廣闊的土地；雞鳴狗叫的聲音，從首都一直到四方的國界線，處處相聞，可見人口之稠密。齊國有這麽多百姓，這麽大的國土，國土不必開拓，人口不用增加，隻要能夠施行仁政來統一天下，就根本沒有人能夠阻止得了。而且，曆史上還從來沒有這麽久都不出現統一天下的國君，各國統治者全是渾蛋；曆史上也從來沒有老百姓被暴政折磨得這樣厲害過。那餓急了的人，你給他什麽他都吃；他渴瘋了的人，你給他什麽他都喝。孔子說過：‘德政的流行，比驛站的傳遞還快。’現在正是這樣的時候，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實行仁政，老百姓就好像倒掛著被人給解救下來一般。所以事半功倍，隻有在這個時代才行。我說今天齊國王天下易如反掌，就是這個意思！”
孟子說得特別明白，道理簡單得很！但是齊王也好，公孫醜也好，就是聽不懂！為什麽呢，一是器局不夠，沒那思想見識；二是為物欲所蔽，欲望遮蔽了他的眼睛，他看不見！
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樣，沒有什麽比誠信更一本萬利。誠信之利，攻城略地，比流行感冒還快，快到你自己都擋不住自己。但是有人說：“不行，今天中國就是這個現狀，誠信吃虧。你想誠信，別人不跟你誠信，沒辦法。”說中國人不誠信的人，自己就是不誠信的人；說中國人素質低的人，自己就是素質低的人。孟子看見滿滿一屋子人利欲衝天，隻要有利益，個個都願意獻出生命，可天下之利、萬世之利，就擺在他麵前，他卻看不見！要麽覺得你說的沒用，要麽說他做不到，要麽說好是好，但不符合現實。這些人，終將一事無成。
孟子一句“不動心”，奠定了陸王心學的源頭
原文
公孫醜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華杉詳解
孟子說，如果齊王能信任他，施行他的政策主張，則讓齊國王天下易如反掌。孟子把王道事業說得也太容易了。公孫醜就問：“假如夫子您能成為齊國的卿相，得誌行道，建功立業，小則稱霸天下，大則成就王道。如果有這機會，您會不會動心呢？”
這裏的動心，應該說有三個意思：
第一，給你這個機會，說明天就把齊國交給你，你是否激動萬分，夜不能寐？
第二，齊宣王三天兩頭找您論道，啥都請教您，您給他嘴皮都說破了，道理都講白了，怎麽做都一步步安排好了。而他卻隻是葉公好龍：老師您說的都對，但是我做不到，我有實際情況……你會不會動心動氣，恨鐵不成鋼？
第三，他聽了你的，讓你來幹。這等地位責任重大，也不會一帆風順。當那阻擋改革的利益集團要跟您殊死一搏，你會不會也有疑惑恐懼，而動搖心誌呢？
孟子說：“不，我四十歲之後，就不動心了。”
這一句話，掀起了《孟子》全書的高潮，也奠定了陸九淵、王陽明心學的源頭。
孔子說他四十而不惑，孟子說他四十而不動心。不惑，是腦子裏明白；不動心，是情緒上平靜。遇到不平之事，往往你腦子裏都明白，但心裏卻不能平靜！這就是“不疑惑易，不動心難”。
王陽明在第一次科舉考試落第時說：“我不以不得第為恥，我以不得第而動心為恥。”沒考上不要緊，下回再來，但如果因為沒考上而鬱悶，影響心情，那就是修養不夠。
原文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華杉詳解
公孫醜說：“哇！如果是這樣，老師您比孟賁強多了。”
孟賁是個著名勇士、超級猛人，《東周列國誌》說他“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他曾經在野外看見兩頭牛爭鬥，上去給牛拉架，一手抓住一頭牛的角，把它們分開。一頭牛服了，伏地不起，另一頭牛還要拱。孟賁怒了，按住那牛頭，右手一使勁，把那牛角拔了出來，那牛就死了。
還有一次，孟賁要坐船過河。船上人已經滿了，他最後一個到，卻要強行登船先渡。船人怒其不遜，用船槳敲打他的頭。孟賁瞋目兩視，發直目裂，舉聲一喝，波濤頓作。舟中之人，惶懼顛倒，都掉到河裏去了。孟賁自己就登船而渡，到秦國去投奔秦武王。秦武王年少好強，喜歡勇士，看著名的孟賁來了，就要跟他比舉重，比誰能舉起鼎來。結果秦武王自己雖然舉起來了，但體力不支，被鼎砸到，傷重而死。
公孫醜說孟子比孟賁還強，意思是說，孟賁是力氣大，但也僅能舉一器一物之重，而孟子能當大任而不動心，這不是一個境界的。
孟子回答說：“不動心，也沒那麽難，告子三十多歲就不動心了，比我還早。”
於是，作為《孟子》中的重要人物，告子在這裏出場了。我們暫且先不談他，因為後麵專門有一章《告子》，記載他和孟子的辯論。
原文
曰：“不動心有道乎？”
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嚐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華杉詳解
公孫醜問：“修養不動心，有什麽方法嗎？”
孟子說：“有。先說說北宮黝是怎麽修養勇氣的。如果他的肌膚被刺，他不會動搖退縮；如果別人刺向他的眼睛，他也不會眨一下眼。因為他自恃其勇，絕不示弱於人。他的心裏不是有大屈大辱才不肯接受，而是吃一點虧都不行！別人動了他一根毫毛，就好像在鬧市中被人鞭打一樣。他既不受辱於匹夫賤人，也不受辱於有一萬輛兵車的君主。不論事大事小，無論對方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隻要他覺得對方羞辱了他，就一定要報複。對於刺殺有萬輛兵車的諸侯國君，他也像殺一個匹夫那樣毫不在乎。他不畏懼諸侯，受到辱罵，一定要罵回去。”
我們看北宮黝這人，差不多就是恐怖分子，他不是不動心，而是沒心眼。一個沒心眼的人，他的心怎麽動呢？他不會權衡得失利弊，像韓信受胯下之辱那樣的事，絕不可能在北宮黝身上發生，他是遇神殺神，遇佛殺佛。
“另一個勇士是孟施舍。他培養自己勇氣的不動心之道又有所不同。他說：‘戰勝並不難，難的是敢戰。我對於敵人，並不是有把握贏才不畏懼。當我遇到勁敵，哪怕眼看戰勝不了他，我也會像能戰勝他一樣，沒有懼怕之心，不計較強弱勝敗。如果要先衡量敵我強弱，之後才跟進兵；要先算計到自己有把握贏，之後才敢合戰，那你就會逡巡退縮，怎麽打得了仗呢？我也並不是能每戰必勝，我隻是不以他三軍為眾，不以我孤身為寡，勇往直前，毫不畏懼而已。’”
從孟施舍的話來看，他是個勇士，但並不會打仗。《孫子兵法》講究先勝而後戰，就是不打無把握之仗。孔子也對子路說過“我不帶不知道害怕的人上戰場”。
孟子接著說：“北宮黝、孟施舍的養勇，當然都能做到不動心，但要說他們內心的本質，卻又有不同。孟施舍是以無懼為主，守的是自己，他的氣象有點像曾子，平時凡事反求諸己，在自己身上找。而北宮黝呢，有點像子夏，他不能吃虧，專門盯著別人，不服別人，他要的是必勝。你說他倆誰更勇敢？誰更能不動心呢？我還是覺得孟施舍的心態更得要領，也更簡單可行。因為北宮黝是盯著別人，盯著別人有時真是大可不必；而孟施舍是盯著自己，求自己則無往而不得自由。”
這裏要細細體會一下，我是盯著別人，還是盯著自己？是老想著不能吃了虧，還是隻關注自己，算自己的賬，不算別人的賬？
北宮黝和孟施舍都很勇敢，但在養勇上，還是有本質的差距。至於追求義理之勇，那他們又遠遠上不了台麵了。
“以前曾子問過子襄：‘你想要勇敢嗎？我曾經聽孔夫子說過，勇氣有大小，那血氣之勇隻是小勇，沒有價值，要勇就要那義理之大勇。當我和別人有衝突，我先反躬自問，檢討自己，如果理不在我這邊，哪怕對方是弱小卑賤之人，我也不會去恐嚇他，反而我還會害怕他，因為我理不直氣不壯；如果我反躬自問，義理在我這一邊，那麽，對方就是有千萬人之眾，我也理直氣壯，奮然而往，與之相抗而不懼！’這樣的大勇，才是你該喜好的！
“所以北宮黝之勇是能守得自己的勇氣，跟孟施舍有差距。孟施舍是像曾子一樣反身循理，是真正的守約，是得了要領。”
孟子的不動心，也是從這個基礎上守起，是在自己身上求。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原文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誌，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誌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誌，無暴其氣。’”
“既曰‘誌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誌，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誌壹則動氣，氣壹則動誌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敢問夫子惡乎長？”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華杉詳解
公孫醜問：“老師您的不動心，和告子的不動心，有什麽區別呢？”
孟子先介紹告子的觀點。告子說：“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這話什麽意思呢？朱熹注解說：“告子謂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製其心，而不必更求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
說不清楚的東西，你就別碰它，不要說，也不要放在心上糾結。如果你做一件事心有不安，那就不要做，把心放下，不要給自己鼓氣去做。這就是固守我的心、讓心不動的速效方法。
孟子說：“你看告子的態度，就可以知道，他能比我先做到不動心，因為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都和我不一樣。他的不動心，是放下得簡單直接。而我的看法和他不一樣。”
孟子接著評論說：“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那是可以的。但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那就不行！”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對的。因為心為本，氣為末，要抓住心這個根本，沒抓住根本，就不要亂動氣。
而“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不對的。你言語上說不清楚的事，正要反求諸心，把道理想明白、弄清楚，然後才能說明白。如果你把它放下，那就是放棄，那就不是修心，是死心。心如死灰、沒心沒肺，怎麽叫“不動心”呢？
“夫誌，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誌至焉，氣次焉。”
誌主宰人的身體，是氣的將帥。氣充滿人的身體，而聽命於誌，是誌的士兵。誌到哪裏，氣就到哪裏，誌氣雖有本末緩急，但其實不可偏廢。
這裏我們已經有了三個詞：心、誌、氣。另外，《禮記》又說：“氣也者，神之盛也。”於是我們就有了這四個字：
心、誌、氣、神。
求之於心，堅定其誌，充盈其氣，如有神助！
網上有過一個視頻，日本一個幼兒園上體育課，有個小男孩要跳木馬，跳了好幾次都跳不過去。老師帶著小朋友們給他呐喊助威，但他還是一次次失敗。老師把小朋友們從座位上喊起來，和那個跳木馬的小男孩一起，手搭著肩圍成一圈，一起呐喊。喊的或許是加油之類的吧。儀式完成後，小男孩重新回到起跑線，再一次衝刺，他跳過去了！
這個視頻在網上瘋傳，大家紛紛驚歎“日本的民族性”。其實這不是“日本的民族性”，全世界都這樣。日本文化本身就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日本文化中最根本的東西，都是從中國學去的。
在《孫子兵法》裏，這叫“治氣”，而且要能治自己的氣，還要能治敵人的氣。要把我們的士氣搞得高高的，把敵人的士氣搞得低低的。中國曆史上的治氣第一高手是李世民。他與竇建德之戰，用三千五百人對抗竇建德的十幾萬人，最後還是生擒了竇建德，這就完全是靠治氣。
當時，李世民包圍了王世充，竇建德出兵來救。李世民收到消息後，留四萬人繼續包圍王世充，自己則帶了三千五百人來戰竇建德。他飛馬先搶占了虎牢關，把竇建德擋在了關外。這時候，李世民的士兵們內心是恐懼的，畢竟是要用三千五百人打人家十幾萬人啊。李世民前腳占了虎牢關，竇建德大軍後腳就到了。李世民衣不解甲，馬不卸鞍，即刻親自帶五百兵馬出戰，趁竇建德立足未穩，先打一仗，打勝後占了便宜就走，回虎牢關，關門！
打這一仗，就是為了治氣。在我，士氣大振，覺得敵人沒那麽可怕；在敵，則士氣受挫，覺得李世民真是戰神啊，咱還真不一定贏得了他。
在西方將帥中最能治氣的是拿破侖。《拿破侖文集》中收錄了他每一場戰鬥開始前的演說：“士兵們！”隻要他一開始講話，那一字一句就能讓每一個士兵氣血充盈，血脈僨張，遇神殺神，遇佛殺佛！
兵法的治氣，是心誌一體，誌氣一體，心有誌，氣有神。儒家講治氣，是要控製自己；兵家講治氣，是要鼓舞他人。一個是自我修養，另一個是領導力。
現在回過頭來講儒家的修養。
故曰：“持其誌，無暴其氣。”
意思就是，要堅定自己的思想意誌，不要濫用自己的意氣情緒。
《呂氏春秋》說，持就是守，要持其誌，就像曾子的“守義”和孟施舍的“守氣”是不同的。自反而守，就是反求諸己，找自己的原因，守住自己，可喜則喜，可怒則怒，這就是義。而不能“暴其氣”，不能把自己的喜怒加之於別人。
焦循的《孟子正義》注解說：“言誌所向，氣隨之，當正持其誌，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
這毛病我們都常有，就是把自己的喜怒加之於別人，特別是怒和怨。加給誰呢？當然是加之於我們最愛的人。因為你加之於別人，別人也不接招啊，隻有相愛的人，才能相互傷害。
愛，就是一種合法傷害權。當我們相愛，就獲得了殘暴牌照，當我愛你，我就建立了愛的暴政，有權用盡一切來傷害你，把所有的惡、怒、怨、恨，和沒法在別的地方釋放的，都發泄給愛人。這個時候，氣已經暴虐不堪，心早已亂了，誌根本立不起來。又能怎麽辦呢？求氣不能平，求誌不能立，覓心不可得，說什麽都白說。
我覺得，不要講心，不要講誌，也不要講氣，特別是不要講愛，隻要落實行動就好。我願意關心你，願意照顧你，願意為你穿衣打扮，願意千金買你一笑，那才是珍貴的行動，才是溫暖的人生，才活得像個人。
當我們把持不住心、誌、氣，那就落實一個行動，讓行動帶來改變。不是自己製訂出完美的方案，然後讓大家去執行，而是你要首先落實一個行動，這行動會帶來變化。
《孟子》講的心、誌、氣，確實太深了，不太好懂，更不知道怎麽著手去修養。其實，儒家有很明確的方法論——日用常行，就是事上琢磨、事上練，知行合一。心、誌、氣都不可靠，就靠手和腳，先做出一個行動！
孟老師講的，公孫醜也聽得一半明白，一半糊塗。他就接著問道：“您說，思想意誌到哪裏，意氣情緒就到哪裏；又說，要堅定自己的思想意誌，但不要濫用自己的意氣情緒。我聽不懂啊！”
孟子說：“思想意誌和意氣情緒，是相互影響的。思想意誌專注在哪一方麵，意氣情緒自然就為之轉移過去。反過來，意氣情緒如果鑽到某個東西裏麵去，不能自拔，思想意誌也就為之動蕩。就像跌倒和奔跑，雖是體氣上專注於某一方麵的震動，但也會影響到思想意誌，造成心的浮蕩。”
公孫醜仍然不得要領，問老師：“敢問夫子惡乎長？”那老師您長於那個方麵呢？
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我善於洞察別人的言辭，也善於養自己的浩然之氣。
每一次思考都回到原點，都直接服務於最終目的
原文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華杉詳解
公孫醜問：“敢問什麽是浩然之氣？”
孟子說：“這真是難以言傳！隻能你自己去體會，我還真不知道怎麽跟你說。”
朱熹注解說：浩然，是盛大流行之貌。氣，本來就浩然充實於天地之間，也充盈於身體之內。但是，如果我們自己不懂得養氣，就氣餒了，氣虛了。孟子就是善於養氣，讓氣始終充盈。孟子說他能洞察他人的言辭，因為明了道義所在，所以對天下之事無所疑惑，因為“四十而不惑”，所以“四十而不動心”，心裏不動如山。而浩然之氣呢，是有道義相配，所以對天下之事，無所畏懼，能當大任而不動心。
心不動如山，身體裏充盈著浩然之氣，一切了然，無所疑惑，我心光明，無所畏懼，這就是後世王陽明心學的致良知。
不動心，是我心光明。浩然之氣，是王道之氣。
而告子的學問就相反，他的不動心，是冥然不覺，悍然不顧而已。用現在的話說，愛咋樣就咋樣，反正我不管，我不動心。
孟子接著給公孫醜講解：這浩然之氣啊，是至大至剛！
朱熹注解說：至大，是無可限量；至剛，是不可屈撓。浩然之氣，是天地之正氣，人本來就是靠它生存的，每個人都有，甚至可以說，每個人都一樣多。隻要你隨時反躬自問，則得其所養；隻要你沒有做什麽壞事來傷害它，那這浩然之氣，就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
這一段真是朱熹解的，和王陽明說的“致良知”一模一樣。把“養浩然之氣”換成“致良知”，就是一個意思。
王陽明的致良知，就是每個人都有良知良能，生而知之，不學而能。後來為什麽不會了呢，隻是為私欲所敝，自己把自己蒙蔽了。隻要能不斷擦亮自己的良知，回到原點，回到一張白紙，你就沒什麽疑惑糾結，沒什麽解決不了的事了。
陸九淵說：“我在那無事時，隻是一個無知無能的人。一旦到那有事時，我便是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人。”這就是良知良能，也可以說就是浩然之氣。
陸九淵這段話，有共鳴的朋友可以自己多體會一下。其實我們的很多工作連初中生都會，可為什麽自己卻不會了呢？就是因為學曆太高了，思考回不去原點，回不到一張白紙了。如果你能修養成每一次思考都回到原點，每一次思考都直接服務於最終目的，一頭是原點白紙，一頭是最終目的，那就簡單直接，無所不能了，這就是孟子所說的“易如反掌”。
我們再看看程頤怎麽說的：
天人合一，本來就沒有分別。浩然之氣，是人的氣，是我的氣。所謂“養氣”就是：隻要你不要去傷害它，它就充塞於天地之間；而一旦為私心所敝，那氣一下子就泄了，就餒了，就小了。
浩，就是大的意思，浩氣就是大氣。而一有私心，就小氣了。
程頤的講解，也和王陽明的思想相同。
再看看謝良佐老師的講解：
你一定要在心最正的時候，才能找到自己的浩然之氣。浩然之氣，就是正氣。人的氣什麽時候浩然呢？在無虧欠時。
每個人都有正氣，至少都有正氣的時候。就像王陽明說的，每個人都有良知。哪怕是一個賊，你罵他是賊，他也不愛聽，他不會覺得很光榮，他知道做賊是不好的，這就是良知。有這點良知，就有發揚光大的基礎。我們都有正氣凜然的時候，就在這時候抓住自己，不要把正氣丟了，不要因為一點利益就給自己找理由，自欺欺人地幹壞事，把氣給餒了。
內心強大，一身正氣，勇往直前，盡在浩然之氣
原文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華杉詳解
接著，孟子講了養浩然之氣的三大心法。我們先學第一條：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朱熹注：配，是合而有助之意；義，是人心之裁製；道，是天理之自然；餒，是饑餓乏力、氣不充體之狀。
浩然之氣必須和道義相配，行事合乎道義，則一身正氣得道義之助，行事勇決，無所疑懼。如果沒有浩然之氣，雖然一時的所作所為未必不出於道義，但正氣不足，難免有所疑懼，就不足以有所作為了。
我希望各位讀得慢一點，再慢一點，讀一段想三遍，切己體察，事上琢磨。《孟子》真的不容易懂，也不容易寫，不是因為學力不足、古文不通，而是德識不足、心性不夠，因為《孟子》的每一句都是在問自己的內心。
再看看張居正的解讀：
人要養成這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
你的一身正氣充塞於天地之間，你就是頂天立地的漢子！如此剛大之氣，不能無所附著，要與道義相輔而行。因為道義雖然在人心中，但道義自己行動不了，一定要充實這浩然之氣，道義才行得出去。
如此，則見義當為的，奮然必為，對這事該不該做，心裏的決定非常果決；見道所當行的，便挺然必行，而天理之自然，得以深造。這就是天地人的正氣，浩浩蕩蕩，天人合一！你的浩然之氣，得之於天地，又充實了天地。
這真是讓人振奮，令人神往！
氣因道義而發憤，道義因氣而讚成，兩相配合，無所疑憚。凡是利害禍福，出於道義之外者，皆不足以動其心矣。
我們每個人，都有正氣，都講道義。我還沒遇到過一個不願意講道義的人，一個都沒有。但是，一遇到利害禍福，往往就開始給自己找理由了。一有理由，就自欺欺人，理歪氣壯，做出不道不義之事。這都是因為正氣不足，邪氣就外侵了。
所以，如果沒有浩然正氣，則體有不充，索然自餒。縱使要行乎道義，也逡巡退縮，且疑且懼，而不足以有所作為矣！
身體就是個皮囊，中醫講要氣血充足，身體才好；儒家講要養浩然之氣，則我心光明，內心強大，一身正氣，勇往直前。就如孟子所言，雖千萬人吾往矣！
義在心之內，不在身之外
原文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qiè）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嚐知義’，以其外之也。”
華杉詳解
這是孟子的養浩然之氣“三大心法”的第二條：集義。和《中庸》裏講的“至誠無息”意思差不多。
慊，就是快意、滿意。行有不慊於心，就是做了一件內心有愧的事。
孟子說，浩然之氣，是由正義的、持續的積累所產生的，是不能間斷的。
“非義襲而取之也”，意思是：不是偶然遇上一件仁義的事，就能奮發勵誌，得到浩然之氣的。不管你曾經多麽大仁大義，一旦做了一件內心有愧的不義之事，這浩然之氣一下子就泄掉了，氣餒了。
這樣我們就理解了孟子的話：“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不管多大利益，哪怕是得天下當皇帝的利益，但要我行一不義之事，殺一無辜之人去得到，我就不做。
這麽大的利益也不動心？這真能做到嗎？
這個隻能自己去體會，別隻把它當一句名言，拍案讚美，卻根本不往自己心裏去。要切己體察，事上琢磨，想一想自己會不會也那樣去做。做，是為什麽？不做，又是為什麽？
理解不了，是因為價值觀不一樣。所謂壞人不知道好人有多好，好人不知道壞人有多壞，普通人也不能真懂得聖人在想啥。
朱熹注解說，集義就像積善，就是要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合乎道義，一旦做了一件不義之事，心裏就有虧欠，氣就軟了。
義在心之內，不在身之外。所以孟子說，告子不懂得義，因為他把義看成是身外之物。
孟子說的集義，一件不義之事都不能做，類似《中庸》裏說的至誠無息。無息，就是沒有間斷。至誠無息，隻要不間斷地積累，它的效驗表征就顯現出來，就能悠遠而無窮，永續經營傳承；就能博厚，厚德載物；就能高明，完全活在他人想象之外。人人都說你那個東西真沒法學，學不會！
人有兩種，一種人怕吃虧，吃了虧他睡不著覺，一定要找回來；另一種人呢，怕占人便宜，一旦覺得我可能占了別人便宜，就睡不著覺，一定要加倍補償對方。
怕占便宜的人，他隨時都在找虧吃。吃了虧，心裏就墊了底，不小心占人便宜的風險就降低了，他也就心安了。
比如，公司裏一個很受重用的員工走了，有的老板會很氣憤：我這麽培養你，給你那麽好的待遇，你還背棄我。而另一些老板則會反躬自省，覺得員工被別的公司挖走了，那肯定是別人對他更好，給的待遇更高啊！他本來就可以有那更高的待遇，卻在我這兒以較低待遇幹了這麽久，那豈不是我占了人家便宜？
孔子鼓勵大家說：你不要怕自己層次低，不管是生知安行，學知利行，還是困知勉行，隻要你去行了，結果都是一樣的。困知勉行的結果，和生知安行的結果是一樣的。不過，孟子說了，你不能追求結果，如果你追求結果，那你還是不能養成浩然之氣。
必有事焉，勿望勿助，不拔苗助長
原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華杉詳解
事，就是用功。正，是預期其效，老是在問結果。必有事焉而勿正，就是隻問耕耘不問收獲，隻管努力別問效果。朱熹解說：“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
張居正說：浩然之氣，是由集義所生，不是義襲而取，是來源於日日事事不斷的積累。要想浩然之氣充足，必須從事於集義，等功深力到，就自然充足。切不可預先期必，一定要得到什麽效果。
心勿忘，勿助長也。
時時刻刻都別忘了自己要做什麽，每時、每刻、每事都隻管照既定方針原則去做。但是，切不可躁進求速，使得本來光明正大之體，反遭矯揉扭曲之害。在每件事上，都不要忘了基本原則和既定方針，則浩然之氣有所養。不要去違背規律幫助它生長，則浩然之氣不會受傷害。
不要學那拔苗助長的宋人，擔心禾苗不長，就去把苗子一棵棵拔高一些，拔得腰酸背痛，十分疲倦地回家對家人說：“今天累壞了！我幫助禾苗生長了。”結果他兒子趕緊去一看，禾苗都枯槁了。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天下不拔苗助長的人太少了！
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公司的考核指標kpi，大部分都是拔苗助長。包括各國刺激經濟的政策，處處都是拔苗助長。管理學講得很清楚，考核指標會帶來指標製定者完全想不到的可怕後果，任何kpi都必然會帶來拔苗助長。王陽明剿匪，第一條規定是嚴禁將領私自下鄉剿匪，因為你給他製定一顆首級獎勵多少錢的機製，就有將領會去剿一個村子，把老百姓人頭拿回來說是土匪，找你領賞。這些管理經驗，自古就有。
所以破案、剿匪、平叛，都是不可拔苗助長的事。其他如個人學習、公司管理的事，就更不用說了。其實日本人提出的方針管理就是孟子的思想，就是必有事焉，勿望勿助。所有日本的管理思想與美國的不同之處，都是儒家思想。
認為培養浩然之氣沒有用而不去幹的人，就好像種田的不去除雜草。
違背自然規律去求速效的人，就是拔苗助長。這種助長的行為，非但沒有益處，還會害了他！
這一段，震爍古今。留下一個成語，我們小時候都學過，就是拔苗助長。但我們現在也每天都做著拔苗助長的事。我們的毛病都在這兒！該做的總是忘記，不去做；不該拔苗助長的，卻每天都想拔！這個問題，王陽明講得最透徹，他有一次說：
“最近來山裏跟我討論學問的人，有很多都談到‘勿忘勿助’的工夫很難！我就奇怪了，這麽簡單的事，難在哪裏？對方說：‘勿忘，是要忘記什麽呢？勿助，又在什麽地方勿助呢？搞不清楚，所以難！’”
於是王陽明說：那我們不談勿忘勿助，我們隻說“必有事焉”。必有事焉，就是時時刻刻去集義，集義就是致良知。時時刻刻下這“必有事”的工夫，一刻也不間斷，一事也不違背。若是間斷了，違背了，就是忘了，這時候就要勿忘。如果貪巧求速，老想下點快工夫，就是拔苗助長了，這時候就提醒自己勿助。所以一切工夫，專注於“必有事焉”。“勿忘勿助”，不過是給你提個醒。這是何等明白簡易，灑脫自在！今天你不在“必有事焉”上下工夫，空懸個勿忘勿助，要找點事來勿忘，又要找點事來勿助，就像要煮飯，你鍋裏既不放米，又不放水，卻滿腦子惦記著添柴放火，那你要煮出個什麽東西來？
張居正說，孟子一生的學問，都從集義中來。而告子的強製其心，正是宋人拔苗助長之害。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兩千多年過去了，還是拔苗助長的人多！
詖辭、淫辭、邪辭、遁辭，孟子的四大惡言辨識法
原文
“何謂知言？”
曰：“詖（bi）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複起，必從吾言矣。”
華杉詳解
前麵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浩然之氣。”公孫醜先問了浩然之氣，然後又問：“什麽是知言呢？”
孟子說：“詖辭我知道他要掩蓋什麽；淫辭我知道他的心陷在哪個坑裏，也知道他要陷害誰；邪辭我知道他在什麽地方偏離了正道；遁辭我知道他理屈詞窮之所在。”
詖辭、淫辭、邪辭、遁辭，孟子的四大惡言辨識法，我們一個個來學習：
一、詖辭。
詖，就是偏僻、偏曲。張居正講解說，人之言語，都本於心中所想。如果他心裏明乎正理而沒有私心，那說出的話就平正通達，沒什麽毛病。如果心裏有偏曲之見，或者有意要把某種偏見帶給別人，那他就會隻說一方麵，而把另一方麵掩蓋起來不說，這就是詖辭，又稱險詖之辭，很陰險。
焦循《孟子正義》舉了一個險詖之辭的例子——雄雞斷尾。
春秋後期，周景王太子早夭，他立了子猛做繼承人，但一邊又想立另一個寵愛的庶子子朝。正猶豫中，一個跟子朝的幕賓來見他。
幕賓匯報說：“剛才我在城郊看見一隻公雞，自己把自己的尾巴啄斷了，我就問怎麽回事。仆役回答說：‘它怕自己被拿去做祭祀犧牲品，所以先自殘。’我就想，這是牲畜的本性，它是怕自己長得太帥，被人供奉到神廟裏去，尊為犧牲。但是人就不一樣，把外人像犧牲一樣尊崇是有問題的，但把自己人像犧牲一樣尊崇就沒問題。牲畜大概是討厭被尊為犧牲，但人呢，就是要用自己喜歡的人像犧牲那樣尊崇。”
繞這麽半天，什麽具體事也沒說，他就是要給周景王施加一個影響，像電影《盜夢空間》一樣，在周景王內心深處、思維底層植入一個想法。
周景王上鉤了，下定決心立子朝為太子，開始布置給子猛“剪尾巴”，殺子猛的人。結果還沒來得及動手，周景王自己先死掉了，子猛子朝爭位，周朝大亂。
這老板越大，越容易掉人坑裏，因為全天下智商最高的人，全都圍在你周圍，研究怎麽給你挖坑。所謂縱橫術，什麽鬼穀子、蘇秦、張儀，練的全是這詖辭、淫辭、邪辭、遁辭的四大惡言術。縱橫捭闔，捭闔就是開合。開合什麽呢？就是掰開別人的嘴，閉上自己的嘴，在與人交談時，或者撥動遊說，或者閉藏觀變，通過駕馭四大惡言術，讓對方掉自己坑裏。
“詖辭知其所蔽”的“蔽”是遮蔽。《荀子》專門有一篇，叫《解蔽》，裏麵說：“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蔽有人君之蔽，自己蒙蔽自己；有人臣之蔽，你的大臣蒙蔽你；有賓孟之蔽，幕僚顧問也蒙蔽你。所以，“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
這樣的聖人，就是孟子了，他不僅不受蒙蔽，而且一眼洞穿別人在哪兒蒙蔽他，想幹啥。因為他是一張白紙，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所以，隻要有一點雜質出現，馬上就顯現出來。這和王陽明說的“致良知”一樣，也和“中庸之道”一樣。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他生知安行，坦然中道，稍微偏離一點點，馬上能覺察出來。
這又有點像豐田生產方式裏說的“建立正常狀態”。由於正常狀態恒常不變，所以有一點點異常，就會馬上顯現，非常刺眼。但是，如果你自己心裏沒有原則，沒有定見，隨時隨利欲而動，一直動來動去，那別人怎麽動你，動了你哪裏，你就覺察不到了。
所以，但凡被人蒙蔽的，都是自己心不正。你見利而趨，貪巧求速，就時刻準備著接受蒙蔽吧。
二、淫辭。
淫，就是過、過度、放蕩。比如淫雨綿綿，就是雨太多了，老是不停。還有淫祀，就是非禮、過分、放蕩的祭祀。周禮說：“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看到過一條社會新聞，說有個女孩子被好友邀請在婚禮上做伴娘，她要求女友簽“禁止鬧婚協議”，承諾婚禮不搞“鬧洞房”，女友的婆婆就說她過分，不隨鄉入俗。這俗是什麽俗？就是淫祀淫俗，淫而無禮，毀滅人倫。過分的是那婆婆，而不是伴娘。
張居正說：“心中見理不透，為私欲所障蔽，那樣說出的話就叫淫辭。我聽了他的淫辭，就知道他心裏哪兒被障蔽了。又或者是高談闊論，放蕩而無所歸宿的，也是淫辭，這時他心中障蔽已深，為私欲所迷陷，我聽了他的話，就知道他陷在哪裏。”
程頤說：“孟子的知言，是心與天道相通，所以能明辨是非，就好像心裏有一杆秤，對方一說話，輕重馬上就能秤出來。這種感覺，就好像你站在堂上，堂下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但如果你自己也處在堂下眾人之中，你就沒這個辨別的能力了。”
張居正是大儒，是宰相，是帝國的實際控製人，他說的話，就是程頤描述的那種超然在上、俯目而視、一覽無餘的感覺。
焦循在《孟子正義》中講了一個例子，他說，淫辭也是淫美不信之辭，淫辭的陷，不僅是自己陷進去不能自拔，也是陷害別人。比如晉獻公寵愛的驪姬，為了廢掉太子申生，讓自己的兒子奚齊繼位，對晉獻公說：“曲沃是晉國宗廟所在，不能沒有一個兒子去鎮守啊！最重要的地方應該派去最重要的人，唯有太子才配得上。更何況，這也是給太子增加政治資本，增加威望嘛。”晉獻公不知道這是淫辭，覺得驪姬說得太對了，就把太子申生派去了。
驪姬再放出第二道淫辭，她對太子申生說，晉獻公曾夢見申生逝去的母親齊薑，讓他速去曲沃祭祀一番，回來後把祭祀用的胙肉獻給晉獻公。太子申生於是到曲沃祭祀母親齊薑，並將胙肉獻給晉獻公。
這時候，驪姬的第三道淫辭絕殺就出手了。她在申生獻的胙肉中放了毒藥，在晉獻公吃之前，先把胙肉給狗吃，結果狗被毒死了。然後驪姬就哭哭啼啼地說：“太子這樣做，無非是擔心我們母子。其實，我的孩子壓根就沒有爭位的想法。您還是把我們母子打發到國外去吧，不要亂了國政！”
太子申生聽說這消息，逃奔回曲沃。晉獻公盛怒之下，殺了太子申生的老師杜原款。有人對申生說：“這明擺著是驪姬在陷害你，你跟主公說清楚不就得了嗎？”可太子申生寧願自己承受冤屈，他說：“我的父親已經老了，唯獨寵愛驪姬。可以說，驪姬已經是他生命最後的意義、人生最後的價值，沒有驪姬，他就吃不香、睡不著。我如果告發驪姬，再惹得父親對驪姬發怒，對父親的打擊就太大了。”
於是，申生就認命自殺了。
嗚呼！好人不知道壞人有多壞，壞人不知道好人有多好，唯有聖人洞察一切，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三、邪辭。
邪辭，就是異端邪說，不合正道的言辭。孟子說：“邪辭，我知道他和正道的分歧之所在。”
張居正講解說：“好為異說，新奇詭怪，與正論相悖的，叫作邪辭。這是人心被歧路所惑，就與正理判然離異了。”
人在貪巧求速的時候，就會走歧路。可以說，大部分成功學、所有的陰謀論，都是邪辭。真正的成功學，其實就隻有四個字——滴水穿石！用《孫子兵法》的話來講，所有的勝利都是壓倒性的投入。在人生路上，所謂的壓倒性的投入，就是指投入時間。所謂的“一萬小時定律”，就是說如果你在一個領域專注堅持地投入一萬小時，就能滴水穿石，成為世界級專家。
除了“滴水穿石”之外，其他一切的成功學都是邪辭。你若相信有竅門，就是一廂情願；你若想動手試試，就是拔苗助長。
那麽，人為什麽要講邪辭呢？孟子說，對方一講邪辭，他就知道對方在哪個路口上了歧路，開始偏離正道。這歧路的路口主要有兩個，用王陽明的話來講：一是貪巧求速，二是有勝心。
王陽明說：“其說本已完備，非要另立一說以勝之。”曆代先賢大德，早已把道理講得很明白、很透徹了。有人卻非要說前人的理論過時了，要另立新說，勝過前人。於是就大放邪辭了。
邪辭的聽眾，通常比正理的聽眾多得多。因為講正理的，來來回回就這四個字——滴水穿石。除此之外，沒什麽可教的了。於是同學們就都跑了，去聽邪辭大講堂了。邪辭大講堂裏講的，主要就是以少勝多、以小博大、速戰速決，比如“試論儒家思想與量子力學的關係”之類的“新知識”。
四、遁辭。
遁，是逃避。遁辭，就是躲躲閃閃的言辭。
張居正講解道：“說得不當，卻支吾躲避，屢變以求勝的，叫作遁辭。此必其心屈於正理，自覺其窮極而難通故也。”
遁辭知其所窮，意思是：我一聽他的遁辭，就知道他在什麽地方理屈詞窮。在哪裏詞窮，就是在哪裏心窮了。
我們說“君子不辯”。《中庸》裏也講“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言下之意，君子要“辨”，但不要“辯”，要把真理越辨越明，而不是要辯個誰輸誰贏。
這裏的“學”和“思”，就是“如琢如磨”，自己下工夫；而“問”和“辨”，就是“如切如磋”，相互啟發探討。所以儒家講學習進步，最重要的就是兩件事——讀書和交友。讀書是博學慎思，交友是審問明辨。如果辯論變成了比賽，就有了勝心，我要辯倒你，你要辯倒我，雙方的目標就相反了。那處於弱勢的，眼看要輸了，就支吾躲避，變換角度說法以求勝，這就成了遁辭了。
我們應該與人辨析，而不要辯論。要把自己的想法提供給對方批評矯正，並從他的話中學到對我有益的東西。同樣，對方說得不對的，我也積極給他指出來。這樣，雙方的目的就一致了，都是為了獲得真理。這樣，就不會說出遁辭來。
這裏我又要囉唆一句：能知道別人說了遁辭，這隻是第二位的。更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絕對不說遁辭。要見賢思齊，從善如流，杜絕勝心。我們總是在學習如何辨別壞人，但其實更主要的是自己不要做壞人。我們不要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是好人，要知道自己也經常有壞的一麵，要多多反躬自省。不要去看那些標題叫《什麽樣的朋友值得交》的雞湯文，而應該學習《如何做一個別人值得交的朋友》，這才符合邏輯。
我們再來說說隨處可見的辯論比賽。我始終覺得把辯論當比賽，不是好的學習導向，因為學習最重要的是放下勝心。
有一次，我在一個朋友的公司給他們的管理層講課。我講完後，我朋友對下麵的人說：“大家快提問，把華老師問倒！上次某某老總來，就被我們的同事問得下不了台！”
然後我就陷入了一場舌辯群“儒”的比賽，各種邪辭、遁辭撲麵而來。會後我問這位朋友：“你既然請老師來講課，課後就應該讓大家分享一下都學到了什麽，切己體察，事上琢磨，知行合一。為什麽要把老師‘問倒’呢？到最後，課上學到了啥沒人記得，卻都在津津樂道，那麽厲害的人，還不是被我們問倒了！這意義在哪裏呢？”他愣了一下，說沒想過這個問題。
這就是勝心，這就是“辯論大賽”養成的思維習慣。
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複起，必從吾言矣。
孟子說，詖辭、淫辭、邪辭、遁辭這四大惡言，都是人心之病。如果施之於禮樂行政，則必然失其中道，有害於政治；如果把它體現在政策和行政措施中，則一舉一動都不合情理，從而危害國家的各項具體工作。
大而化之之謂聖
原文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華杉詳解
孟子本來就已是天下有名的善於言辭，他現在又說自己知言，能洞悉別人的話中之意、言外之音。
於是公孫醜就問他：“在孔子的弟子中，宰我、子貢擅長用言辭使辦事通達。尤其是子貢，不僅自己是成功的商人，是儒商始祖，而且又是安邦定國的柱石之臣，有很大的外交成就。另外的冉牛、閔子、顏淵三人，則是素有德行，擅長講身心品德方麵的道理。而孔子最厲害，這兩種言辭能力他都有，但他卻還說自己‘不擅長辭命’。您看，連孔子都不敢當的，您孟老師卻敢當，那您不就是聖人了嗎？”
我們來簡單講講子貢的雄言善辯和辦事通達。當時，齊國要攻打魯國，軍隊都已經動員好了。子貢為了保住魯國，就要把這禍水引到別的地方去。於是，子貢緊急出使，先後遊說了齊國、吳國、越國、晉國。他讓齊國先按兵不動，然後吳國、越國組成的聯軍打敗了齊國，接著，晉國又打敗了吳越聯軍，重創了吳國。最後，越國又趁機滅掉了吳國。可以說，這個全中國婦孺皆知的勾踐滅夫差的故事，背後的導演其實是子貢。子貢與吳國、夫差都沒什麽仇，他隻是不想讓齊國攻打魯國。至於夫差因此而滅，隻能說他自己倒黴。
子貢那麽厲害，魯國君臣都覺得他比孔子還有本事，可他不僅對老師頂禮膜拜，對顏回也是自愧不如。這是成功人士的性格，對自己比別人強的地方，一點也不關注；對別人比自己強的地方，高度關注，馬上學習！
孟子聽公孫醜問他是不是聖人，說：“哎呀，這是什麽話！聖人之名，別說我不敢當，孔子當年也不敢當啊！子貢曾經問孔子：‘夫子您覺得自己是聖人嗎？’孔子說：‘聖人我不敢當。’”
到底什麽是聖人呢？孟子後麵有講：“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化之，就是他的思想品德之博大、廣大、光大，大到能教化天下。孔子、孟子當然是聖人，他們的思想品德，不僅能教化當時的天下，而且教化了兩千多年的天下。
“大而化之”現在被理解成粗枝大葉、馬馬虎虎，這也不知是從哪朝哪代哪個不學好的學生開始誤傳的，傳了幾百上千年，都傳到字典裏去了。字典裏這樣的“錯誤”有很多。之所以給“錯誤”二字打引號，是因為這也可以理解成是語言的變遷。維特根斯坦說過：“詞語的規則在語言遊戲中建立，也在遊戲中修改。”這“大而化之”的詞語定義，就被修改了，這是聖人之道不傳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我們要不斷清掃垃圾、擦亮詞語，光複聖人的思想，是為“為往聖繼絕學”。
孔子很謙虛，他說：“我不是聖人，我隻是好學不厭煩，教導他人不倦怠罷了。”
子貢說：“一般人學習，開始時都能奮發努力，但沒多久就厭煩了。夫子您能堅持學習不厭煩，說明您深知義理無窮，這可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教導他人，誨人不倦，就是仁德。又有智慧又有仁德，您就是聖人呀！”
聖人之名，孔子不敢當，孟子更不敢當。不過後世有一個人，他卻從小就立誌要做聖人，而且長大後成功了！這個人就是王陽明。
要我說，孔子、孟子、王陽明都是聖人。因為“大而化之之謂聖”，他們都是道大德宏，教化了全中國和整個東亞文化圈。
立德、立功、立言——聖人的標準
原文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遊、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曰：“姑舍是。”
華杉詳解
公孫醜繼續和孟子論聖人，他問：“以前我聽人說，孔子的弟子們個個都學做聖人，但是學力不同，所得各異。比如子夏、子遊得聖人的文學，子張得聖人的威儀，都有聖人的一部分。而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不偏、義理完備，已經得到聖人的全體，但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尚未大而化之。剛才老師您說自己不敢跟孔子比，那您和孔門這幾位弟子比一下呢？您是處在哪個位置？”孟子回答：“咱們先不談這個。”
孟子不願意把自己和這幾位孔門弟子相比較，也沒說“我不敢和他們比，我不如他們”或是“我不如顏淵”，他隻是說“不談這個”。
我們來體會一下公孫醜說的話。雖然我們都跟著同一個超級宗師學習，聽的是同樣的課，但因為各人的天賦、基因、努力不同，所以每個人所學到的也不一樣。但每個人也都有自己長處，有自己比師父還強的地方。比如子貢，魯國上下都認為他比孔子還強，因為他辦事通達，這一點確實強過師父。但子貢深知，自己隻不過有經商從政的本事罷了，在學問上還差得遠呢。所以他對師父更加恭敬，人前人後地把師父掛在嘴邊。孔子也因為他的推崇，形象更加高大。可以說，子貢是推廣孔子學問的最大貢獻者，因為子貢的文治武功都擺在那兒，哪怕是不服孔子的無知之人，也不能不服子貢。
春秋時魯國大夫叔孫豹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這三立也是聖人的標準。聖人要大而化之，首先是思想要大，品德要大，然後必須有言說傳下來。就算禪宗說不立文字，也還是要靠文字來傳，隻不過它傳的不是理論體係，而是案例故事。至於事功，可以有，也可以沒有。創立猶太教的摩西，有很大的事功；而創立基督教的耶穌，就沒有事功。
孔子也隻做到立德、立言，而沒有事功。他曾經得到在魯國執政的機會，但是他失敗了。子貢呢，立德、立言都有一點，雖說遠遠不在孔子那個層次。但子貢是有事功的，正因有事功，他說的話就有人聽、有人信。他到處說師父是聖人，我崇拜師父。於是，別人就不敢不崇拜了。
子貢的事功，在當時看來，也是安邦定國的大功績。但放到整個曆史長河中去看，就不過是說客辯士的一點小小伎倆了。他的事功，和管仲就遠遠不在一個檔次，更談不上和周公這樣真正的聖人比較了。關於這個，子貢自己也知道，所以他從來不把自己那點功勞當回事。
至於冉牛、閔子、顏淵，張居正說他們“氣質不偏，義理完備，已經得到聖人的全體，但居於行跡，尚未廣大”。尤其是顏淵，他對於義理精粗，不僅是得到老師的全體，甚至有超過老師的潛力，連孔子都佩服他。但是，他“居於行跡”，局限於生命之短暫，很早就去世了，沒有能夠實現大而化之。
那麽，中國曆史上，又有誰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呢？
首先，最無可非議的當然是周公。周公是孔子的偶像，孔子總是夢見他。他先是輔佐武王，完成建國大業，在武王去世後，又攝政輔佐年幼的成王，平定武庚之亂，安邦定國。更關鍵的是，他完善製定了周禮，可以說是中華文明的締造者。在中國文化的形成、中國人性格的塑造上，他不僅比堯、舜、禹、湯、文王、武王都重要，甚至比孔子都重要。孔子是留下了《論語》，大家都知道；而周公卻已經在我們的生物基因裏，在我們的血脈裏，大家都不知道。孔子說自己“述而不作”——沒有創作什麽，隻是在敘述前人的思想罷了。這前人是誰？孔子說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就是堯、舜、文王、武王，而把這些思想具體落實成就的人，就是周公。然後孔子再繼承周公，把它們傳下來，這就是“為往聖繼絕學”。
周公之後，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立的，王陽明算一個。他在立德、立言上，在思想上，可以說達到了孔孟同等的高度，又別有一番風景，大而化之，影響了中國、日本和整個東亞文化圈。而且王陽明的事功也很大，超過了子貢，但都是地方性的平叛事跡。他一直沒能進中央工作，所以就沒有治國平天下的事功了。
治國平天下的，隻有周公和管仲。不過管仲不是儒家，孔孟都對他不滿，因為覺得他有那麽好的機會，卻沒有做到更好。孔子說“管仲之器小哉”，說他器局太小，隻知道富國強兵、發展經濟、稱霸天下，卻沒能行王道，為萬世開天平，所以人亡政息。管仲沒能立德，但他立功立言都很大，留下一本《管子》，可以說是經濟學巨著。
那王陽明之後誰是聖人？曾國藩算一個，他也是立德、立功、立言都有。曾國藩的功，比王陽明大，比管仲、周公小。他的德和言，與王陽明有很大差距，但他有點像之前講的冉牛、閔子、顏淵，因為自己素有德行、有體會，所以“說著身心上的道理，便親切有味”。曾國藩留下一本《曾國藩家書》，就是親切有味的身心上的道理。
若是問我，中國曆代聖人誰對我的影響最大？其實孔子、孟子、王陽明、曾國藩都有。但就實際行動和工作生活的習慣來講，基本上曾國藩怎麽說，我就怎麽做，確實親切有味。
聖之清者、聖之任者、聖之時者
原文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華杉詳解
公孫醜繼續問：“老師您對伯夷和伊尹怎麽看呢？”
孟子回答說：“他們倆的道不同，不是一回事。伯夷是擇君而事，擇民而使。他認為不配做他的君王的，就不去侍奉；他認為不是他的子民的，就不去治理。遇到明君治世，他就出來做事；遇到昏君亂世，他就避世隱居。”
伯夷、叔齊兄弟，是孤竹國（今天的秦皇島）國君的兒子。伯夷是兄，是法定繼承人，但父親喜歡叔齊，遺命叔齊繼位。叔齊認為君位是哥哥的，拒絕繼承。伯夷認為既然父親都傳給弟弟了，他也不能要，於是幹脆就跑了，自我流放。叔齊一看哥哥跑了，也跟著跑了。國人沒辦法，就立了老三做國君。這就是“非其民不治”。
伯夷叔齊兩人去投奔周文王，抵達周國時，文王已死，正趕上武王出師伐紂。兩人便上前阻攔，說以臣伐君、以下犯上，是不可以的！結果被武王的衛士拖開了。周滅商以後，伯夷叔齊發誓不食周粟，在首陽山采食野菜，最終餓死。這就是“非其君不事”。
而伊尹就不同了。孟子說：“伊尹任何君主都可以侍奉，趕上哪個君主，就侍奉哪個君主；任何百姓都可以使喚，能使喚上誰，就使喚誰。遇到明君治世，他當然出仕做官；遇到昏君亂世，他一樣當官做事。慨然自任，以救世安民為心，舍我其誰，這就是伊尹。”
伊尹的本事當然比伯夷大多了，完全不可相提並論，他的經曆也非常傳奇。他先後侍奉過夏桀和商湯，後來輔佐商湯滅了夏桀。商湯去世後，他又做了商朝四任君主的執政大臣。其中商湯的長孫太甲在位的時候，因為太甲無道，他能將身為國君的太甲軟禁三年，讓他悔過。等太甲改邪歸正，伊尹才把他放出來，把君權還給他。之後，太甲成為一代明君。
所以孟子說伊尹是“聖之任者也”，就是以天下為己任，誰當國君都無所謂，反正我來幹。國君不好，我還能把他給教導好了。伊尹做到的事，就是周公也不可想象。成王稍微不高興，周公也恐懼流涕，不管成王對不對，他可不敢教訓成王。而伊尹卻能教訓太甲。
伊尹非常長壽，活了一百多歲，太甲死後他才死。伊尹死後，太甲的兒子沃丁，以天子之禮把伊尹葬在商湯墓旁，以表彰他對商朝做過的巨大貢獻。完全沒有認為他淩駕於君王之上，無人臣禮。張居正也曾經像伊尹一樣，有比皇帝還大的權威，是帝國的實際執政者。甚至，他幾乎也能行伊尹、霍光之事，主持皇帝廢立。但他死後，卻被萬曆皇帝清算。張居正在給小皇帝講解這一段時，恐怕也以伊尹自認，但他並沒能教好萬曆，自己修養也不夠。
孟子說完伯夷和伊尹，接著說孔子：
“伯夷是聖之清者，隻要有一丁點兒達不到他的標準，他都不幹，以至於不食周粟，最後餓死，這樣的‘清’是偏於狹隘的。伊尹是聖之任者，不管什麽情況，他都一定要幹，這就難免有遷就妥協。隻有孔子，元神不滯，變化無方，積極進取，又順其自然，可以做官就做官，應該辭職就辭職；可以久留就久留，應該離開就馬上離開。孔子未嚐沒有伯夷的清，但他並不清高偏狹；未嚐沒有伊尹的任事能力，但他並不非要實現事功不可。把自己的學問留下來，傳下去，成為萬世之宗，這是孔子之道。伯夷、伊尹、孔子，都是古代的聖人，我都做不到。但是如果一定要去做，我願意學孔子。”
這裏講到了清者、任者、時者之分，大家可以體察一下，自己是哪一種。
養浩然之氣要靠集義，行一不義就前功盡棄
原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
曰：“有。得百裏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曰：“敢問其所以異？”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dié），河海之於行潦（lǎo），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華杉詳解
公孫醜接著問：“伯夷、伊尹和孔子都是聖人，他們的人品，是不是都等量齊觀而沒有高下之分呢？”
孟子說：“不是。雖然都是聖人，但他們的分量大小不同。論道德事功，自從有人類以來，還沒有趕得上孔子的。”
公孫醜聽孟子說伯夷、伊尹和孔子不同，就問：“那他們總有相同的地方吧？”
孟子說：“有！如果給他們一百裏的地方為君，這三人都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略，能朝服諸侯，一統天下。因其道德之盛，天要降大任給他，人要歸服於他，他自然能得人心，得天下。但是，他們都沒有一絲一毫的私心，如果要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他們三個人都一定不會去做，這就是他們相同的地方。”
“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這是聖人的基本條件。因為聖人首先是誠意正心，其心之正，必不苟取而貪得。
這也是前麵孟子講的，養浩然之氣要靠集義，行一不義，這浩然之氣就前功盡棄了。你以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利益很大，但是對於聖人來說，對於孟子來說，行一不義就失去了浩然之氣，失去了自己的人生價值。連活著都沒意義了，還要天下幹什麽？
公孫醜說：“我明白了，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這是伯夷、伊尹、孔子相同的地方。那麽，他們不同的地方又在哪裏呢？”
孟子說：“孔子和其他聖人不一樣，這不是我一個人說的，以前孔門弟子也都說過。宰我、子貢、有若三人，識見高明，其智慧足以深知聖人，凡是他們所讚揚的，一定每一條都有依據。即便他們是學生，也不會因為巴結老師，投老師所好而說一些奉承的虛話。所以我說孔子的優異，也取信於這三個人的評價。”
首先是宰我說的：“自古聖人，以堯舜為首，但是在我看來，夫子比堯舜賢德多了！”
為什麽呢？堯舜以道治天下，功在一時；而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推崇堯舜之道以刪述六經，垂教萬世。以一時之功和萬世之功相比較，孔子不是比堯舜還賢嗎？所以堯舜都是一世之君，孔子卻為萬世推崇，做了兩千多年“素王”。
接下來是孔門另兩位弟子的話。子貢說：“自古聖人，世代久遠，則其所行之政、所存之德，都模糊不清，沒法知道了。但是，民間還保留了他流傳下來的禮儀和音樂。通過禮儀和音樂，就可以推知他當時的政治理念和行政風格。我就通過禮儀音樂來推知前代一百世的君王，每一位都不能違背孔子之道。所以從有人類以來，還沒有一個能趕得上孔子他老人家的。”
有若說：“難道隻有人類有高下之分嗎？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土堆，河海對於小溪，何嚐不是同類。聖人對於百姓，也是同類，隻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大大高出了他那一類。自從有人類以來，還沒有能超過孔子的！”
到這裏，孟子從知言、養浩然之氣，到不動心之原，最後表明尊崇孔子。因為當時各國諸侯都想爭霸，都想學齊桓晉文之道，孔子的學問沒人關心了。所以孟子要重新擦亮孔子的思想，辨明王道霸道的大端。
焦循在《孟子正義》裏作了總結：
《呂氏春秋》說：“人同類而智殊。”聖人在人類之中，本是卓然絕異於凡俗，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而孔子在卓絕之中，尤為盛美，此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也。前麵說北宮黝、孟施舍、告子“不知求心，不知集義”，一定要回歸曾子的“日三省吾身”。反省自己，自反而縮，理直氣壯，雖千萬人吾往矣，則得百裏之地為君，也能朝諸侯而有天下；自反而不縮，理不在自己這一方，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有天下，則不為。所以伯夷、伊尹、孔子都是自反而配道義之人，這一點是一樣的。
但是，伯夷的“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偏於清；伊尹的“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專於任。專於任，抓著不放手，就可能走向北宮黝、孟施舍；專於清，就可能走向告子。所以，要既能“集義”又能“量時合宜”，就要把握孔子的“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易經》說：“大中而上下應之。”這是“以誌帥氣”的學問。分陰分陽，柔和剛交替使用，通其變化而百姓不會倦怠，神而化之使百姓相得益彰，這是“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的學問。至於通變神化，而集義之功，極於精義，這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一路傳下來的，而孔子將之收集整理完備，再由孟子傳承下來。能有這樣的修養，則詖辭、淫辭、邪辭、遁辭，那些似是而非的四大惡言，就不會動搖你的心誌。
聖人量時而行，而賢者道路偏狹。這需要大家反複體會，熟稔於心。
王道既比霸道來得快，也比霸道傳承得久
原文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shàn）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雲：‘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華杉詳解
這段可以說是《孟子》全書中比較核心的內容了。因為王道霸道的分野，就是孟子提出來的。你是行王道還是行霸道？這已成為中國人自古以來永恒的問題。哪怕是今天我們經營企業，還是要講經營的王道。
王，是天下之王。霸，是諸侯之長，其勢力強大，足以把持天下。孟子說，依仗實力，然後假借仁義之名以號召征伐的，可以稱霸諸侯。齊桓公、晉文公，是霸道的“曆史原型人物”，後世的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就是典型的霸道。霸必有大國，要行霸道，必須有實力。地方千裏，帶甲十萬，有多大實力，才能霸多大地盤。而王道則不同，王道不需要地盤。商湯起家是七十裏土地，周文王起家是一百裏。雖然國家都很小，但因為施行仁政，使得天下歸心，所有的百姓都想加入他們的國家。
依仗實力來使人服從的，人家不會心服。“力不贍也”的“贍”，是足夠，意思就是力量不夠，所以不敢違抗你。而以德服人才會讓人心悅誠服，就像孔子的七十多個弟子服孔子一樣。《詩經》上講：“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就是這個意思。
張居正講解說，王道、霸道的區別，關鍵在心術。依仗土地甲兵之力，假托於救世安民之事，做的事情雖然是為天下之公，但內心都是為了自己的私欲，這就是霸道；王道則不同，大公無私，至正之德，行救世安民之仁，心是實心，政是實政，其至誠足以讓人感動，其善政又足以招徠天下之百姓和賢才，所以他不需要土地之廣，甲兵之盛，自然天下悅服，朝諸侯而有天下。
商湯、周文王，都不是從七十裏、一百裏，就一下子擁有了天下。而是由一個仁政的超級磁場，不斷地吸附周邊諸侯。準確來說，是文王的爺爺周太王，從一百裏起家，到文王去世的時候，周國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商隻擁有國都周圍及東方諸侯罷了。所以武王伐紂，是摧枯拉朽。
孟子一生推行王道，可沒有一個諸侯國君聽他的，最後勝出的是秦國。那秦國是不是霸道呢？不是。齊桓公、晉文公，那是霸道，尊王攘夷，維持國際秩序。霸道是維持秩序的國際警察。而秦國的目標是吞並全中國，霸道根本不能滿足他的胃口。
秦朝的建國大業，是從秦孝公重用商鞅開始的。當時，商鞅入秦，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覲見秦孝公，第一次跟秦孝公談堯舜的帝道，秦孝公完全聽不進去，聽得打瞌睡，之後罵景監：你推薦的什麽玩意兒！商鞅申請第二次機會，談商湯、文王的王道，還是聽不進去。第三次，談春秋五霸的霸道，秦孝公聽著有點意思，跟景監說，你推薦的這個人還不錯，但是並沒有用商鞅的意思。商鞅聽到秦孝公的反應後，對景監說：“我明白了，再給我一次機會！”這一次，連談了幾天，秦孝公興奮得把坐墊一個勁兒地往商鞅身邊挪。
事後景監問商鞅：你跟我們國君說了些什麽，弄得他這幾天這麽興奮！
商鞅說：“我勸大王采用帝王治國的辦法，建立夏、商、周那樣的盛世，可是大王說：‘時間太長了，我不能等，何況賢明的國君，誰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時候名揚天下，怎麽能叫我悶悶不樂地等上幾十上百年才成就帝王大業呢？’所以，我帝道、王道、霸道都不談，談富國強兵的強道，他才特別高興。然而，這樣也就不能與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