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道無非是日用常行，應事接物待人
原文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裏，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華杉詳解
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都是古地名。諸馮、負夏、鳴條在東方，山東一帶。岐周、畢郢在西方，陝西一帶。符節，是古代表示印信之物，一般用玉、角、銅、竹做成，形狀也有虎、龍、人的區別，一般可剖為兩半，各執其一。比如用於調兵的虎符，將軍帶兵出去，帶走虎符的一半；國君如果有軍令，傳令人帶另一半去，如果合得上，就可傳令，調兵遣將，甚至把那將軍斬了都可以。
孟子說，舜出生在諸馮，之後遷居到負夏，死在鳴條，他是東方人。周文王出生在岐周，死在畢郢，是西方人。兩地相距千裏，兩人的時代相距一千多年。但他們都能實現自己的誌向，治理中國，他們的所作所為，簡直是一模一樣，就像符節那樣嚴絲合縫，沒有一絲一毫的差別！可見古代的聖人和後代的聖人，其揆一也。揆，是道理、準則，就是說，他們的道理和準則是一樣的。
這就叫“千載一揆”。
王陽明說，人人皆可為聖人。怎麽修行做聖人呢？其實很簡單，聖道無非是日用常行，應事接物待人。當你做一件事的時候，就想一下，如果是聖人遇到這事，他會怎麽做？你就和他一樣去做。那麽在處理這件事情上，你就是聖人了。
比如說送客。孔子送客時，一定是站在大門口目送客人遠去，一直到客人走遠了，不再回頭招手，他才轉身進屋。那麽你在送客人的時候，也別在客人剛上車的時候就轉身回屋，要一直等客人的車開走看不見了再回。那被送的人呢？也不要一上車就低頭看手機，而是把車窗搖下來，跟主人道別，車開走了，要回頭致意，看著送你的人，直到看不見為止。
好了，如此這般，在送別這件事上，你的處理就和孔子一模一樣了，那你在這件事上就是聖人了。
好的政治，人人自便，都感覺不到領導人存在
原文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zhēn）洧（wěi）。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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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產是鄭國的執政，也是春秋時期有名的賢相。他執政期間，鄭國氣象一新，國泰民安，他也深受百姓愛戴。不過，這裏孟子抓住他一件小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這件事本來是人們傳誦的一件美事。那時，鄭國境內有兩河交匯，一條溱河，一條洧河。一個冬天，子產從兩河交匯處經過，看見有老百姓涉水渡河。冬天水寒，凍人徹骨，子產看了於心不忍，就招呼老百姓上自己的車，把他渡了過去。這個人被感動了，傳誦子產的事跡，說他是百姓的好父母官！
可是，河上沒有橋是誰的責任啊？還是子產的責任。他該做的，不是拿自己車去渡人，而是在河上修橋。所以孟子說：“子產渡人是小恩小惠，這不是政治家該做的。如果十一月修成能走人的橋，十二月修成能走車的橋，那百姓就不會為過河發愁了。你把政治搞好了，出門鳴鑼開道，讓老百姓回避你都可以，用不著你搞這些親民表演。如果搞政治的人，一個個地去討人歡心幫人渡河，恐怕你的時間也不夠用吧？”
這裏的十一月，是周朝的十一月。我們現在用的陰曆，是夏曆。而周朝的曆法，正月比夏曆早兩個月。所以這裏的十一月，就是今天陰曆的九月，十二月就是陰曆的十月，剛好是在秋收之後，農閑時節，天氣開始轉涼的時候。這時候，就應該趕緊組織民力修橋。徒杠，是修到人可以走的程度；輿梁，是可以過車了。
諸葛亮說：“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張居正說，為政不必人人問其疾苦，而需事事立有規模。你把製度搞好，就公平正大，不要拿你的車去載老百姓渡河。
好的政治，領導人並不會讓百姓感動。而是法製健全、建設完備，人人自便，百姓都感覺不到領導人的存在。
如果不懂得管理你的上級，你就做不好工作
原文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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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八佾》中，定公問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的關係，不是無條件的，而是相互的。國君對我好，我就在這兒幹；國君對我言不聽計不從，也不尊重我，我就到別的國家去了。
孟子也說了這個問題：“要讓臣忠於君，那也得看君王對臣下如何。如果君王對臣下，能隆之以禮貌，推之以至誠，言聽計從，情投意合，看他就似手足一般，一刻也離不開，如此則為臣者莫不感恩圖報，矢誌盡忠。一定會愛養君德，使之愈加清澈明亮；保護君身，使之愈加強健堅固。就像腹心一般，與君王相依為命，終身休戚與共。這是上下一體的恩義兼隆，明良相遇。
“相反，如果人君待臣下，就像犬馬一般，隻是豢養他，讓他奔走效勞而已，那麽人人都會疏遠他，不和他親近，也沒什麽怨恨，就像對不相幹的路人一般，隻是幹活掙錢而已。
“更有甚者，人君視臣下如泥土草芥，隨意踐踏斬殺。如此則人人自危，離心離德，把那君王看得像強盜仇人一般。”
曾子說：“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人君對臣下，是以師道相處，還是以朋友之道相處，還是隻看作聽話的犬馬，都能看出區別來。
我們今天也有這樣的現實問題，領導招聘人才的時候，都當手足腹心去招，人才進來之後就成了犬馬土芥。所以今天費了挺大代價招進來的，明天就走了，領導自己還感覺不到有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上下級關係。在今天的知識社會，一般來說，下級是專家，上級是外行，下級是上級的顧問。所以對於上級的君道來說，以師道待下級，尤為重要。而下級的臣道呢？儒家說是匡正君非，愛養君德，用今天管理學的話說是“管理上級”。如果不懂得管理你的上級，你就做不好工作。
原文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裏。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裏。此之謂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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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宣王看孟子句句都在說他，有點疑惑，就問：“按禮製規定，臣下即使離開主君，轉投他國，當遇到舊主去世的時候，他還要為舊主服喪三月。這離開的人都這麽大規矩，在我朝中的人反倒可能視我為路人、寇仇。那些離開了還為舊主服喪的人，他的主君是怎麽待他的呢？”
孟子說：“要想別人對您盡禮，您要先以禮待人。當他在您這兒工作的時候，如果對您有所規正，您不要認為他冒犯您，而是改正自己；當他向您陳述建議，不要覺得他囉唆迂闊，而是言聽計從。這樣他提出的方略，就能夠一一實施，惠及百姓，這樣君臣之間就相得益彰。
“如果因為相互議論不合，觀點想法不一樣，所以他要去別的國家，為別的君主工作，那就好合好散，派人送他出境，保護他的路途安全。同時，派人先到他的下一任老板那裏，推薦他的好處，為他開辟新的仕進之路。
“在本國給他的田宅封地不要收回，給他留著，意思是你隨時可以回來。這樣保留三年，他若仍然沒回來，再收歸國家。
“這就叫‘三有禮’，在這兒的時候、走的時候、走了之後，三個階段都有禮。”
孟子所說的道理，現在還真有企業家這麽做。海底撈的老板張勇就有規定：一個店長離職，隻要任職超過一年以上，就給八萬塊的“嫁妝”，就算這個人是被競爭對手挖走了，也給。如果離職的是小區經理（大概管五家分店左右），給二十萬；如果是大區經理，就送一家火鍋店，大概八百萬。我想張勇這種做法，也不是跟孟子學的，還是千載一揆，人同此心，則行同此禮。
孟子接著說：“如果他在這兒的時候，你對他言不聽、計不從，從而做不成事，不能有惠於民。等他失意要走，你又馬上翻臉成仇，要把他拘禁起來，還要想辦法讓他在下個地方也幹不下去，或者走的當天就把他的房子田地都收了，這就成了寇仇了。有誰會為寇仇服喪呢？”
對於君子來說，禮就是禮，義就是義，不能變成恩怨相報。
模仿律的第一定律，就是上行下效
原文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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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比士級別高，士又比一般老百姓級別高。一個人出生成長在一個國家，沒人會想離開自己的祖國。但是，當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時，就要趕緊離開，提前行動，否則禍到臨頭就來不及了。人身安全的最大威脅，主要是國家的司法不公正。如果君王妄行誅殺，士本無罪，他乘一時之怒就殺了，大夫進諫也救不了，那大夫自己就要趕緊走，因為等殺到你頭上，也沒人救得了你。再往下推，如果一個老百姓無罪而被殺，那士也可以趕緊跑了。不要認為殺不到你這個級別的人頭上，沒有司法公正，任何人都不安全。
朱熹注解說：“君子當見機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孔子曾經想去晉國見趙簡子，走到黃河邊，傳來晉國賢大夫竇鳴犢、舜華被趙簡子誅殺的消息。孔子臨河而歎：“黃河之水洋洋壯美哉！我不能渡此河，是我的命啊！”子貢問他原因。孔子說：“竇鳴犢、舜華是晉國的賢大夫，趙簡子未得誌時，是依靠他們才得以執政。可得誌之後，他卻為了政治目的而殺掉他們。君子物傷其類，也要懂得避開不義之人。”
原文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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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說：“君主若仁，就沒有人不仁。君主若義，就沒有人不義。”
上行下效，這是個生物學問題。法國著名哲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法學家加布裏埃爾?塔爾德1890年寫了一部世界名著《模仿律》。裏麵的核心觀點是：模仿是先天的，是我們生物特征的一部分，人們通過模仿而使行為一致。模仿是基本的社會現象，每一個小孩子都是在模仿中長大的，一切社會行為都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模仿。而模仿律的第一定律，就是社會下層人士對上層人士的模仿。
原文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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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說：“不符合禮的‘禮’，不符合義的‘義’，有德行的人是不會做的。”
張居正講解說，禮義貴乎中正不偏。比如禮尚敬，但不能諂媚；禮貴有文，但不能流於虛文；義貴在勇，但不能以奮激為義，行其所不必行。總之要把握中庸之道。焦循舉了一個“借交報仇”例子，舍身替朋友報仇就是不義。朋友的事是朋友的事，你拚自己的命去替朋友報仇，將自己的父母家人置於何地？
人要有所不為，才能有所作為
原文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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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注解說：“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
中，是中庸的中。程頤注《中庸》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就是極致完美的意思。後人以為中是中等水平，庸是平庸，這樣就把中庸之道全理解反了。
中是不偏不倚，沒有過分一點點，也沒有一點點達不到，妙不可言。德行中和，則待人接物處事，無不恰到好處，既能讓人舒服，又不會丟失原則變成好好先生。
張居正講解說：如果父兄自己有中和之德行，而子弟的德行有偏，則能抑製他過分之處，引導他不及之處，讓他也能致中和；如果父兄自己有幹濟之才，而子弟之才或有所短，則能開悟其昏昧，警醒其懶惰，一點點引導他，讓他自己成才。如此，對不中者有變化氣質之功，又不會因為急於求成而起反作用；對不才者有開發聰明之益，又不會壓迫他激起他的叛逆。
所以人們也樂於有好的父兄啊，不僅能生養我，年長於我，而且能成就我。如果為父兄者見子弟之不中不才，就嚴加督責，以求其速成。等看他不成器，又放棄他不教了。那他們自己也隻是不中不才罷了。那“父兄之賢”與“子弟的不肖”之間也沒多大差距。其間不能以寸，意思就是，他們之間的距離也近到不能以分寸來衡量了。
看了張居正的講解，深歎知行合一之難！他講得如此透徹，自己卻完全沒做到，他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他上麵這段話所批判的。他是幼年喪父的小皇帝的老師，也相當於是父親，同時又是帝國的實際執政者。他對小皇帝教育之嚴厲，幾乎讓皇帝戰栗。再加上那位望子成龍的太後，不僅違背易子而教的道理，而且時刻威脅小皇帝：“如果你不好好學習，張伯伯就可以為了國家，行伊尹、霍光之事，把你給廢了，另立明君！”於是，小皇帝在壓抑恐懼中長大，不僅沒能致中和，沒能成才，而且在張居正死後，對他的家族進行了瘋狂的報複。
原文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華杉詳解
孟子說，人要有所不為，然後才能有所作為。
程頤注解說，所謂作為，是一種選擇。隻有選擇了不做什麽，才能選擇做什麽。如果一個人無所不為，那他到底要幹什麽呢？
這一點，現代管理學也有講：戰略不是選擇做什麽，而是選擇不做什麽；營銷不是選擇誰是我的客戶，而是選擇誰不是我的客戶。如果你做一大堆事，等著東邊不亮西邊亮，那肯定沒有一邊會亮。如果你不懂得要做哪些客戶、不做哪些客戶，那你必然不能服務好自己的客戶。
所謂有為，就是在一個地方壓倒性地投入大量的時間。所有成功靠的都是時間的投入，所以你必須堅定地在其他地方都不花時間，才能把時間集中到你需要有所作為的地方。
張居正還講了另一層意思：大凡天下之人，有才能、有力量的，才肯有擔當。但如果見之不明，守之不確，則可能輕為而取敗，或者銳進而無成。所以平時要涵養精深，深藏不露，執持堅定，什麽也不幹，然後幹濟自有餘才，擔當自有全力。一旦到了那事理當為，則重大艱難之任，毅然以身當之，而無所顧忌；遇到事機可為，則禍福利害之衝，慨然以身赴之，而無所畏縮。舉世皆不敢為、不能為之事，他獨能為之。他這樣有為，不就是靠之前的不為養成的嗎？如果一路都無所不為，他哪有機會有最後的作為呢？
張居正講的是從政的道理，如果一路無所不為，事事誌在必得，就相當於是個開放的風險敞口，隨時會被人挑落。而涵養精深，深藏不露，執持堅定，什麽也不幹，就能不犯錯，從而等到大權在握、經世濟國的機會。
不要講別人壞話，也別在意別人講自己壞話
原文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華杉詳解
孟子說：“說別人的壞話，招來後患怎麽辦呢？”
張居正講解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所以當別人有過失，往往要幫他掩護，不要到處播揚。這是一番忠厚之心，也是避害遠禍之道。如果聽到別人一點不好的事，就喜聞樂道，以快一時之口，不肯掩人瑕疵，那首先對別人是一種傷害。同時，《大學》說：“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今天你說別人，明天別人就說你。
誰在人後不說人？人性的弱點，就是喜歡說別人壞話，同時又受不了別人說自己的壞話。所以，君子的修為，應該是盡量不要說別人壞話，而聽到別人說自己壞話，就當沒聽見。
原文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華杉詳解
孟子說：“孔子不做什麽過頭的事。”
楊時注解道：“聖人做事，本分之外，不加毫末。”
張居正講解說，天下之道，大中至正，聖人也不能把它加高。聖人如孔子，天下人皆仰望以為不可及者，但他並沒有什麽異於常人的高世絕俗之行。你看他平時的言行，也隻是在日用常行之間，合於天理人情之正。他說出來的話，都是大家一聽就明白的平常道理，沒有過高之談；他的行為也都是人人都可以去做到的，沒有過激之行。所以說他不做什麽過頭的事，因為一旦過頭，就超出性情本分之外，不合義理了，那怎麽能做聖人呢？
聖人是大中至正之人，而不是世外高人。
世上沒有“高論”，高論都是嘩眾取寵，以惑下愚。
但是人們總會被“高論”所迷惑，趨之若鶩，如癡如醉。其實，天下的道理，就那麽簡單幾條，關鍵是要做到這些道理，而不是去聽新道理。對於追新逐異，孔子有個說法，叫“索隱行怪”，就是專研究誰都不知道的，專做誰都不會做的，以求名聲，以惑下愚。聖道不傳，就是因為追新逐異的人太多，沒有人去聽老生常談了。
正因為聖人不做過頭的事，所以王陽明才說“人人皆可為聖人”。因為聖人之道，就是日用常行，應事接物待人，這些事我們每天都要處理無數次。而我們和聖人的區別，就在於他怎麽說就能怎麽做，我們偶爾能做到的，他卻能堅持一生都做到，以至於“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就是真正的天壤之別。
“言必信，行必果”，原話是批評人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華杉詳解
孟子說：“有德之人，說話不一定句句守信，行為不一定貫徹始終，與義同在，依義而行。”
張居正講解說：君子對於言行，要隨時順應。不可先有成心，認為一定要達成。客觀上達不成，或者達成已經不合於義，就不要淺薄固執地堅持。如果言貴於信，則不擇是非，明知錯了還不改；如果行貴於果，則頑固不化，明知走錯路還不回頭。對君子來說，言非不信，但並不死守於信；行非不果，而未嚐有心於果，隻看於義理上如何。
孔子還提出“意必固我”，要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不要憑空猜測、主觀臆斷；不要期必，認為一定會怎樣；不要固執己見，聽不進別人意見；不要我執，要無我。
孟子說，善莫大於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不是對人善，而是舍己從人，善與人同，懂得放棄自己的觀點和做法。
孔子還有一句話：“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言必信，行必果，當然是好的品德，但是發現自己不對，還要堅持做，那就是淺薄固執、意必固我的小人了。我們時常引用“言必信，行必果”，卻不知道孔子、孟子的意思都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這也是中國講結果正義，不講程序正義的文化根源了。
心學的宗師是孟子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華杉詳解
赤子，是剛生下來的嬰兒。大人，可以說就是聖人。
朱熹注解說：“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張居正講解說，人們都以為那些所謂的大人，都是盛德大業高出天下，非常人所及。殊不知大人之所以為大，不過是不失赤子之心而已。因為那赤子之心，沒有絲毫人欲之蔽，是心體之本然。長大後，學了知識，有了物欲引誘，就失去了那赤子的純一之心。而世間所謂大人，涵養極其精純，操持極其堅定，內不藏於私欲，外不奪於物誘，所以從小到老，時時刻刻，隻有這一點純一無偽之心，沒有一點間斷或喪失。所以智周萬物，無所不知，就是赤子的這一點點良知；道濟天下，無所不能，就是赤子的這一點點良能。並沒有什麽心體之外的穿鑿之智、機械之巧。
孟子的這句話，和朱熹、張居正兩位老師的講解，信息量太大了。可以說，整個王陽明心學的思想，都在上麵這三段話裏。也可以說，心學的宗師是孟子，而陸九淵、王陽明是總結提煉，重新發明之。
孟子說的不失赤子之心，就是王陽明說的致良知。
朱熹和張居正的講解裏有五個關鍵詞：良知、良能——擴而充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這幾乎就是心學的整個方法論了。
良知是什麽，是生而知之，你天生就知道的；良能是什麽，是不學而能，你本來就會的，也就是本能。那我們為什麽不知道了？為什麽不會了呢？就是因為學了太多沒用的。為什麽要學沒用的呢？因為那有用的，沒人肯下苦功去練習，老想學點新的、奇的、巧的，就走到王陽明說的斷蹊僻徑去了。腳下的大路，但很多人都不願意走，因為他們知道那要下苦功，要花時間，老想去找捷徑，或者為物欲所牽引，誌無定向，隨波逐流，在每件事情上投入的時間都不夠，當然一事無成了。
朱熹和陸九淵是同時代人，兩人有著名的鵝湖之會，在江西鵝湖寺辯論得天翻地覆。但是在朱熹注解《孟子》這一句話上看，他和陸九淵的思想沒區別，用的詞都一樣。朱熹說把赤子之心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陸九淵則曾經說自己：“我在那無事時，隻是一個無知無能的人。而到那有事時，我便是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人！”這就是良知良能的擴充。
王陽明說：“我等用功，不求日增，但求日減，何等灑脫！”每天學習，不是為了要去學新東西，而是要把幾千年聖人傳下來那一點真骨血，反複修煉，在自己的良知良能上找，再擴而充之，就能實現陸九淵說的“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就能實現王陽明說的“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什麽叫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左右逢源呢？我們說，當你心中裝著問題，就會發現滿世界都是答案，就在你的左右，往你身上撞。找不到答案，是因為你沒找對問題。找問題靠什麽？就靠赤子之心，靠良知。
曆史就是文明，儀式就是文明
原文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華杉詳解
孟子說，奉養父母還算不上大事，為他們送終才算得上大事。
或者說，能奉養父母者，未必能擔當大事；能為他們送終的人，才能擔當大事。
朱熹說，奉養父母，自當愛敬，但也是人道之常，什麽地方沒做好的，還可以彌補。至於送死，則是人道之大變，如果有一個地方沒做好，就再也沒有機會了，隻能留下永遠的遺憾。所以這是最大的事。
我們一生中最大的事變是什麽呢？就是親人的離去。親人走了，從此世間少了一個和我最親的人。幾十年的朝夕相處，卻突然再也見不到了。孝子當此人倫大變，就要為父母送最後一程，在悲痛之餘，籌劃周詳，禮儀完備，樣樣安排，都要符合死者的心意。人死了，我們說他“永垂不朽”。垂，就是留傳後世。留傳下什麽，就在這葬禮上總結；如何留傳，這葬禮就是儀式；誰來留傳，就是由孝子來留傳，讓子子孫孫都銘記逝者對家族的貢獻。
能理解這些，能做到這一步，你就是能擔當大事的人。不管你在父母生前如何盡孝，如果對葬禮草草了事，隻有錢財供養，沒有禮節儀式，那就還不算一個文明人，更不用說能擔當大事。
孔子還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親去世三年之後，都還能堅持他的作風和規矩，那真算是孝敬了。對一個人敬不敬，當麵的表現都不算，背後尊敬才是真的敬。同樣，對父母孝不孝，父母生前如何奉養都不算，死後依然孝敬，那才是真的孝。
什麽是文明？曆史就是文明，儀式就是文明。沒有曆史，沒有儀式，就沒有文明。慎終追遠，是一個家族的文明，那就是文明的起點。
學習是一個包圍戰
原文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華杉詳解
孟子說的這一段，把學習的本質講得很透徹，這也可以說就是心學的源頭。“取之左右而逢其原”這句話，也是王陽明講課時喜歡引用的。
朱熹講解說：造，是造詣；深造，是進而不已；道，是進為之方。君子依靠正確的方法來得到高深的造詣，就是為了自己能得到那道理。
什麽叫自得之呢？朱熹說，就是默識心通，得到自己心裏去。張居正說，“取之左右而逢其原”的“原”，就是心。因為“天下無心外之道，亦無心外之學”，學習義理之道，一定是學到自己心裏去，等你的心和這義理一致了，就叫心與理一、理與心會，精神凝定，外物不能搖奪。如此則居之安、資之深，意思就是，那義理在你心裏牢固地被掌握，住得很安穩，積蓄很深。如果你的造詣不夠，沒有真正學到心裏去，那就居之不安，你不能按那義理要求的去做，不能知行合一，等於沒學到。
自得之，就是學到心裏去，學到身上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條血管裏去，如此則“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事感於外，理應於中，上下左右，無往不利。就好比，當你心裏裝著正確的問題，滿世界都會給你答案。
相反，如果沒學到心裏去，就像我們學這《孟子》，隻是站在外麵看，你隻會覺得“嗯，孟子講得不錯”，但其實跟你沒關係，你也不會按他說的去做。不去做，是因為心裏沒有，讀書也就是看看熱鬧。
原文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華杉詳解
孟子說：廣泛地學習，詳細地解說，是為了在融會貫通之後，再回歸到最簡約的總結。
大道至簡，就是幾千年來聖人傳下來的那一點真骨血。但是，這一點真骨血，你不是直接拿來就會，而是要靠廣博地學習，最終自己再由繁而簡地總結出來。
張居正講解說，天下之理，不求於博則識見淺陋，不能觸類旁通；不反之於簡約，則功夫汗漫，無所歸宿，不知道你這人到底是學啥的。所以君子治學，凡天地民物之跡，詩書六藝之文，無不旁搜遠覽，偏觀盡識，學之極其博矣。這就是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或者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或者百戰歸來再讀書。學習之餘，又對那所學的東西，無一事不究竟其道理，無一物不窮盡其變化，或者向老師請教，或者與朋友交流，辨析得非常詳細。這樣學習，不是為了誇耀自己學識淵博，而是因為義理散見在萬事萬物之中，要一點點把它收拾起來，由支派而窮其本源，由節目而得其要領，反之於簡約之地。這樣由博到約，由繁到簡，才是我真正學到了。
學習是一個包圍戰，義理就是中間那一點點。但是你一定要畫一個大大的包圍圈，廣博地去學習才行。所謂“觸類旁通”，沒有“旁”就沒有“通”。你不可能盯著一個點死學，就能把它學通，而是要旁敲側擊，從旁邊敲通。讀一本書，聽一堂課，往往並不能弄懂，不懂沒關係，學習的過程就是埋下一個個伏筆，播下一粒粒種子，這些埋下的東西會潛伏，會生長，會與你之後看到、聽到、學到、遇到的東西互動。在這互動之中，就功到自然成，總有一天自然會通。通了之後，這事對於你來說就簡單了，這就是由博到約。
經常有些同學參加了一堂課，就不滿意，表示“沒學到什麽東西”。這其實就是不懂學習，才一堂課，你想學到啥？就算“學到”了，下課鈴響的時候，也已經忘記70%了；到第二天，95%都還給老師了。能記住一句話，就一輩子受益了。學習是一個長期反複的過程，要終身持續不斷。
話說回來，如果上了一堂課，就覺得“學到了很多東西”，那反而更可疑。或許隻是追新逐異，聽到了很多嘩眾取寵的新鮮詞罷了。
向領導推薦人才，是人臣最大的功績
原文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華杉詳解
這裏的“以善服人”和“以善養人”有什麽區別呢？朱熹說，以善服人，是要以善來取勝於人，意思是，我比你善，你服不服？而以善養人，是要熏陶教養對方一起同歸於善。心態有這麽一點小小的差別，別人對你的人心向背就相差毫厘千裏，所以一定要審慎注意！
張居正說，善雖然有服人之理，但是你自己拿善去要別人服，那就已經有自矜之心了。如果有了一善，就要恃以驕人，那麽人家即使服，也是表麵上的，並不是心服。真正的善，是必善而不獨善，要推己及人，熏陶教養，讓別人也同歸於善。這樣以曲成萬物為心，兼善天下為度，才真正可以令天下心悅誠服，從而王天下。不能使天心服就能王天下，那是從來沒有過的。
焦循對“養”的解釋有所不同。他說“養”就是“養之以仁恩”：我既然要善，就要對人好，要有仁有恩，在我的能力範圍內，讓大家都因我而得益。正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所以，“以善養人”有兩個層次：一是真心對人好，利他，助人為樂；二是教養教化，讓天下同歸於善，和我一樣善。而“以善服人”就有一種道德優越感，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德壓人。服，應該是人家自己服，而不是你去要人家服。
任何時候，你要別人服你，他肯定不服。當你沒有服人之心，隻有純粹的善意，別人才會服你。
原文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華杉詳解
張居正講解說，人的言語如果招禍啟釁，就是不祥之言。這樣的不祥之言，往往沒有事實依據，隻是信口傳謠，說人是非。不過，不祥之言在一般人身上，也隻是止於他自己的吉凶，而無關於國家之利害。真真正正最不祥的，是蔽賢者，也就是那些嫉賢妒能、遮蔽賢者的奸臣小人。他們一看見別人有善行，就遮蔽他，不讓君王知道；一看見別人有才幹，就排擠他，不讓他得位任事。這些人說的話，下蔽士庶之公議，上蔽人主之聰明，真是巧言足以亂德，利口足以覆邦，貽害深而流毒遠，沒有比這更不祥的了。
《晏子春秋》說：“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國家最不祥的是三件事，一是有賢能之人，國君不知道；二是知道了，卻不給他官做；三是給他官做了，卻不給他權力和信任，讓他真正能擔當任事。
《漢書?漢武帝紀》說：“進賢者受上賞，蔽賢者受顯戮，古之道也。”發掘人才，培養人才，向領導推薦人才，是人臣最大的功績。而嫉賢妒能，遮蔽人才、排擠人才，是國家最不祥之事，也是奸臣最大的惡。
君子重本，得不到不往別人跟前湊，往自己身上找
原文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華杉詳解
徐子，就是徐辟，是孟子的弟子，在前文出現過。
徐辟問老師：“孔子數次稱讚水，總是讚歎：‘水哉！水哉！’這孔子到底覺得水有什麽可取之處呢？”
孟子說，有源之水，滾滾流出，晝夜不停。把溝坎注滿，再繼續往下流，漸進而流入江河，注入大海。有本有源的事物，就是這樣子，孔子就取它這一點罷了。假如沒有本源，就像那七八月間的驟雨，一下起來，嘩啦嘩啦，大小溝渠都滿了，但是不一會兒就幹涸了。所以名聲超過了實際的，君子引以為恥。
人呢，實勝於名為善，名勝於實為恥。設工作目標，要跳起來夠得著的；追名逐譽，則千萬不要跳起來去夠。如果道德才能都本不足稱，卻獲得了超過實際的虛名，雖然一時可以掩飾，時間長了必然敗露，就像暴雨後的大水退去一樣，之前的聲名，都成了一場事先張揚的丟臉事件。
君子重本，得不到不往別人跟前湊，往自己身上找，反身修德，養深而蓄厚。然後實大聲宏，而名譽隨之，有本有源，漸進不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管他有多高的聲名，他都還有更大實力在後麵！
這一點，還要結合《論語》裏學的“人不知而不慍”。我們很容易因為別人低看了自己而不爽，而君子是很注意要保持別人對自己的“低看”，這才能實勝於名，源遠流長，源源不斷，不可限量。
人生就是一棵巨大的決策樹，有數萬個決策點
原文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華杉詳解
孟子說：“人和禽獸的差別隻有那麽一點點，一般老百姓放棄了它，而君子保存了它。”
這一點點區別是什麽呢？就是人性、善惡、良知、品德、誌向。
一般人放棄了它，而君子保存了他，這就形成了人和人的巨大區別。
有人仁義，有人不仁義；有人有想法，有人沒想法；有人有誌向，有人沒誌向。雖然剛開始隻有那麽一點點差別，但隨著人生道路的不同，差別一路放大，三十年後就變成天壤之別了。
張居正講解說，“幾希”之介，間不容發，就那麽一丁點兒，如果能擇之唯精、守之唯一，則“幾希”之理，自能常存。“此聖學之淵源，而孟子獨得其傳者也。讀者宜究心焉。”
就這麽簡單一句話，張居正卻把它提到了聖學之淵源的高度，而且說隻有孟子真正懂得這句話的含意，要我們潛心研究。那我們就再對這句話仔細玩味一下。
聖學的淵源，一是最簡單的道理，就是王陽明說的，幾千年聖人傳下來的那一點真骨血，也就是致良知；二是“擴充”，要把這最簡單的道理，最基本的原則，在修養中不斷擴充，在日用常行每一件事上知行合一，幾十年擴充下來，就能參與天地之化育，入天人合一之境。
人生就是一棵巨大的決策樹，有數萬個決策點。你要把自己的日用常行，應事接物待人，說的每一句話，做的每一件事，都看作是一個決策。每一個決策，都會對你的人生有不同的影響，把你引向不同的道路。如果在每一個決策點都把握住那“幾希”的區別，認真對待，這就是善的擴充、成就的積累、聖學的淵源。
做事不看盡沒盡力，而看盡沒盡心
原文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華杉詳解
庶物，就是萬事萬物。焦循是直接將庶物解作“禽獸”的，因為前麵的話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所以這裏接著說舜對禽獸和人類都了然。而張居正說是“世間萬物，飛潛動植”，不光是禽獸，植物也包括進來了。《莊子?漁夫》裏有一句：“寒暑不時，以傷庶物。”意思是，季節錯亂，就會傷害庶物，這裏也是指動植物。
不管是人，還是禽獸，甚至植物，都懂得趨利避害，都是一樣的。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就在於物有物理，人有人倫。舜對於這些都明白，對萬物之理，物盡其用；對於人，明察人倫之序，教化天下。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這句話很重要。前麵孟子說了：“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舜就有一顆赤子之心，仁義就在他的心中，甚至在他的脊柱神經裏。遇事接物，不需要經過大腦思考，他的行為反射就是仁義。他本性中的仁義，慈祥惻怛，從心上生發出來，自然無所不愛。而他的行為，無論對何人何物何事，都是仁義。這就達到了生知安行的境界，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不仁義自己就會不安。這就是由仁義行。
如果說由仁義行，是仁義在心中，那行仁義，就是仁義在大腦裏，是學知利行。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學習到了，知道仁義有利，就會為了仁義的好處而行仁義。甚至是困知勉行，困而知之，勉強行之。因為吃了不仁義的虧，知道自己必須行仁義，所以勉強自己去行。
可以說，由仁義行，是心性；行仁義，是理性。孟子說要“盡力知性”，由仁義行，是盡心；行仁義，是盡力。盡力去做，怎麽也不能跟盡心去做相比。唯有盡心，才能無微不至，無所不達；而盡力，總是力有不足。張居正說，舜這是繼承帝堯精一之統，開萬世心學之傳。
做一件事，不能說我盡力了，而是要問自己盡心沒有，這就是心學。
你心裏裝著，就自己會生發
原文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華杉詳解
旨，是美味；旨酒，就是美酒。大禹討厭美酒，卻喜歡有價值的話。
《戰國策》記載：“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堯帝的女兒令釀酒官儀狄釀出美酒進獻給大禹。大禹喝了之後，覺得美味無比，於是疏遠了儀狄，戒了酒，說：“後世一定會有因酒而亡國的。”
幹嗎要戒酒呢？少喝一點不就行了嗎？因為惡和善一樣，都會擴充，會放大，所以要把危險的欲望消滅在搖籃裏。大禹一方麵不認為自己有自製力少喝一點；另一方麵，也不願意有示範效應，讓大家都跟著喝，小欲變大惡。
反過來說，小小的善言也有巨大的價值，取而行之，擴而充之，也能發揮出巨大的影響。《尚書》記載說：“禹拜讜言。”對正直無欺、恰當中理的言論，禹馬上就拜謝。這並不是誇張，一者，處在天子的高位，別人不敢跟你說真話，不敢頂撞你，不敢批評你，所以一定要用很鮮明的態度和很誇張的肢體語言來表示誠意，鼓勵大家說真話；二者，知道正直當理的話有巨大的價值，隻要落實它，擴充它，就能治國理政造福天下。
原文
“湯執中，立賢無方。”
華杉詳解
商湯執中庸之道，提拔人才卻不拘一格。
朱熹注解說，方，是類。立賢無方，就是選拔人才的時候不問出身，不問他是哪一類，唯賢是舉。商湯立的最大的賢才，就是伊尹，他輔佐商湯完成了建國大業，並在商湯死後，輔佐他的子孫，一共做了五朝執政宰相。而伊尹的出身本是一個奴隸、廚師。
原文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華杉詳解
那百姓已經安居樂業了，周文王卻還是覺得他們受了傷害，還要想怎麽保護照顧他們，怎麽讓他們過得更好，其愛民之深如此。不如此也不行啊，政教一有未修，刑罰一有不當，不就妨礙民生，傷害百姓了嗎？周文王敢說自己沒傷害任何人嗎？但是別的君主不會想這事，隻有周文王能感受到，能仔細努力地去對待，因為他心裏真正裝著百姓。唯有百姓各得其所，他的心才安。
同樣，他也有一顆求道之心，他已經是聖人了，自己卻不滿足，覺得道無終窮，學無止境。不斷點檢反省自己，隻要學習進修一時懈怠，就可能與道背馳。看見自己已經達到道了，還不滿足，就像沒看見一樣，繼續精進，必欲無一理不造其極，才能放心。
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有人或曾經有人比你聰明
原文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華杉詳解
朱熹注：泄，狎也。人對自己身邊的人容易放鬆，親昵而不莊重，又或者有情緒時拿他發泄出氣。周武王心思縝密，誌慮周詳，可他對身邊的人也不敢有一毫輕忽，而是始終保持尊敬；對離得遠的遠臣，也不敢有一些疏略，而是懷遠為近，鹹正無缺。
對身邊人保持莊重，是德之甚；對遠方的人保持關懷，是仁之至。所以武王才能成就王天下的事業。
原文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華杉詳解
三王，是夏商周三代之王。四事，是上文說的禹、湯、文王、武王所行之事。
武王去世後，周公輔佐成王，天下的擔子都落在他的肩上。他不但繼承文王、武王的遺誌，也遠求於上古，學習大禹、商湯，把三代聖君的德行，一一措之施行，無所遺失。禹的惡旨酒、好善言，湯的執中道、立賢無方，文王的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的不泄邇、不忘遠，他都一一照做。
但是古今時異勢殊，推移變化。有些事情和三王四事的經驗合不上，他就仰頭思索，夜以繼日。幸而半夜想通了，他就幹脆不睡了，坐起來，等到天亮付諸實行。
對前人經驗的尊重，是人生的大智慧。儒家說“善為天下公”，不要“任其私智”。不要認為自己比別人聰明，要明白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有人或曾經有人比你聰明。我們每天處理的事情，沒有什麽是別人沒遇到過的。既然前人有無數的經驗，就把這些經驗找到、學習、照做。如果實在找不到、合不上，再自己去探索。
真理都是普世的，不僅普世，而且跨越時空，這就是中庸之道：“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要反複體會，自己落實。
曆史是國家的聖經，是凝聚一國的精神紐帶
原文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táo wu），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華杉詳解
孟子說，聖王之道不行，詩就沒有了。
詩，是《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風是民間的，包括十五國風，也就是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這十五個諸侯國的民歌；雅是貴族的，是貴族享宴或諸侯朝會時的樂歌；頌是國家的，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
王製：“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每年秋收之後，百姓無事，男女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政府就派人走訪鄉裏，收集民歌。鄉裏匯報到邑，邑匯報到國都，再匯報給天子。這樣，一方麵，天子足不出戶，就能體察民情；另一方麵，也將民間之風、列國之雅挑選整理出來，加上朝廷所作之頌，再推廣到全國，這就是治國之禮樂。
可以說，《詩經》是國家的精神，是國家的文化，可以陶冶情操，教化民俗，確立禮儀規範。在西周，《詩經》扮演了宗教般的作用，《詩經》就是“聖經+法典”，我們是以詩治國。
周平王東遷之後，進入東周時期。從此，政教號令不及於諸侯，政府也不組織收集詩歌，自己也不寫詩了。於是，禮崩樂壞，上下陵夷，名分倒置，天下之亂，將不知所止。孔子看著覺得擔憂，就寫了《春秋》，詳述魯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使王者之政雖不能行於當時，也可昭示於後世。所以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因為他寓價值觀和刑罰標準於曆史。這樣，“以詩治國”就變成了“以史治國”。
史書並非隻有魯國有，各國都有其史，隻是名字不同。晉國的叫《乘》，乘是兵車，寓意記載田賦乘馬之軍國大事；楚國的叫《檮杌》，檮杌是一種惡獸，以惡獸比喻凶人，記之以垂戒。
《春秋》雖然是魯國之史，也不限於記魯國之事。周室東遷之後，王室衰微，五霸迭興，齊桓、晉文功業鼎盛，所以《春秋》也大量記載了齊桓、晉文征伐會盟的事跡。至於文辭之體，都是當時史官根據列國互相通告的策書以記於年月日期之下，本來沒有什麽褒貶。但孔子卻假其舊文，加以筆削，明典定禮，命德討罪，申明大義。我們常說春秋大義，是指《春秋》本是按日期記事，而孔子則以史事明大義。這不是天子交辦給他的任務，而是他自己去做的，所以他說：“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意思是，這是我私自定的。這是他的謙辭，而他也因此成為“素王”，因為修史定義是王者之事。
曆史就是國家的聖經，是凝聚一國的精神紐帶，共同的曆史，是人與人最緊密的關係。中國沒有司法獨立的傳統，卻有“曆史獨立”的精神，曆史甚至高於司法。比如著名的“崔杼弑君”的故事。齊國的崔杼成功發動政變，殺死了齊國國君。官方史官秉筆直書寫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毫不客氣地把他也殺了。史官的兩個弟弟繼續哥哥的事業，依然如此書寫，也依次被崔杼殺了。第三個弟弟又站出來，繼續書寫，這下崔杼無可奈何，不殺了。其實殺了也沒用，因為有個叫作南史的史官，聽說崔杼連續殺死史官，就準備好筆墨竹簡，前往齊國宮廷。後來聽說還是如實書寫了，他才中途返回。
史官記錄的不僅是曆史，也是政治。同時，曆史也是習慣法，什麽是習慣法呢？從法社會學的視角考察，法律有多種表現形式，可以是有組織的有序體，也可以是無組織的鬆散體。在沒用成文法可循的情況下，那些長久的習慣常常被當作法律來遵守。而從法人類學、法史的視角考察，習慣法是法律的最早淵源形式，它先於國家的存在而存在。有國家以前的社會，以及初期的國家，習慣幾乎占法律之全部。
我們今天，可以說很大程度上還是習慣法社會，還是在按過去的老習慣辦事，大家也都能接受，至少能順從。為啥？都習慣了。
沒成功的人關注的是成功，成功之後關注的是傳承
原文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華杉詳解
君子，是有官職的大人物。小人，這裏是指沒有官職的小人物。澤，是流風餘韻。世，父子相繼為一世，或三十年為一世。斬，是斷絕。淑，這裏是“取”的意思。
孟子說，聖賢之生，其建立在一時而遺澤在後世。故在上而有位者，其功業聞望傳於後人，差不多到第五代，影響力就斷絕了；那在下而無位的，其道德聲名垂於後人，也差不多能傳五代。
從孔子到孟子，還沒有到五代人。孔子逝於公元前479年，而孟子生於公元前372年，畢竟相距不足百年。在五世之內，孔子遺澤尚存，微言未絕，淵源所自猶有可承，所以能私聞孔子之道於人，而自善其身。
為什麽說五代呢？這是宗法社會的規矩。五代之後，民間叫“出五服”。五服，是根據親疏遠近五種等級的喪服。過了五代，就親盡服窮，不算一家人了。過了五代，同姓都可以結婚了。
無論是君子之澤，還是小人之澤，要想超過五代，傳諸後世，就要靠載道，要著史。前麵說了國家以史治國，民間亦以史治家。國家有經史，民間有家譜，家史就在家譜裏。
沒成功的人關注的是成功，成功之後關注的是傳承。家族的傳承，最低層次是傳下家財，給子孫留下錢財；再上一層是傳下家業，有事業能持續生財，可持續發展；再上一層，就是傳下家風，家族文化。要傳承，首先要有家史，有家史，才有家風。
取利、分配和獻身的邏輯
原文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華杉詳解
孟子說，可以拿，可以不拿的，拿了對廉潔有害；可以施與，可以不施與的，施與了對恩惠有害；可以死，可以不死的，死了對勇敢有害。
我們先說第一點，見利而動是人之常情，但見利之時，要仔細思量，是否合乎於義。如果不義而取之，就成了見利忘義，傷害了自己的廉潔。當無所謂義與不義的時候，就可以取，也可以不取。你選擇不取，就不擔那不義不廉的風險。
人有兩種：有的人怕吃虧，有的人怕占便宜。怕吃虧的人，一旦覺得自己吃了虧，就像吃了一隻蒼蠅，各種難受，一定要找回來，心裏才平衡；怕占便宜的人，一旦發現自己可能占了別人便宜，也像吃了一隻蒼蠅，各種難受，一定要吐出去，心裏才平衡。
一般來說，怕占便宜的人，樂意與人分享利益，樂善好施。如果你是樂善好施的人，就要注意這第二條。你可能會認為，可給可不給的，就給別人算了。但孟子認為，你還是要認真對待，不要隨便給。張居正說，施不必博，惠不必眾，尤其是不要“市恩”而給。
市恩賈義，和沽名釣譽一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是你把對別人的施與，當恩情出售，要別人記你的好。如果你對領導有影響力，能幫人升官，就運用這種影響力去施恩，那更是出賣了領導，成了奸臣了。
在一個組織裏麵，也不可優崇過度。華為任正非就提出，高層員工要有使命感，中層員工要有危機感，基層員工要有饑餓感。如果全都吃得飽飽的，都不想幹活，以後拿什麽來給大家施惠？
最後一條，見危授命，見義勇為，舍生取義，這是勇。但如果白白犧牲，仁未必成，義未必取，輕身而死之，這血氣之勇，就不足為勇。子貢之死，就是這種情況。不該他死的，他自己去找死，這就不仁不義不勇，白白讓家人和師父悲傷。
如果你的朋友或屬下背叛你，那你有兩條罪
原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曰：“薄乎雲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仆曰：‘追我者誰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華杉詳解
逢蒙跟羿學射箭，學會了羿的全部技巧後，他覺得天下隻有羿的箭術比自己強了，於是便殺死了羿。孟子說：“這事也有羿自己的罪過。”
公明儀說：“羿好像並沒有什麽罪過啊。”加害者有罪，被害人也有罪嗎？
孟子說：“罪過不大罷了，怎麽能說沒有呢？從前鄭國派子濯孺子侵入衛國，衛國派庾公之斯追擊他。濯孺子說：‘今天我的病發作了，不能夠拿弓，我死定了！’又問其仆，他的車夫說：‘追我的人是誰呀？’車夫答道：‘是庾公之斯。’濯孺子便說：‘那我不會死了。’車夫說：‘庾公之斯是衛國著名的射手，先生反而說不會死了，這是為什麽呢？’子濯孺子說：‘庾公之斯是跟尹公之他學的射箭，尹公之他是跟我學的射箭。那尹公之他是個端正的人，他所選擇的朋友也一定端正。’庾公之斯追上來了，問：‘先生為什麽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說：‘今天我疾病發作，不能夠拿弓。’庾公之斯說：‘我跟尹公之他學射箭，尹公之他又跟您學射箭。我不忍心用您的箭術反過來害您。不過今天這事是國家的公事，我不敢不做。’於是抽出箭，在車輪上敲打了幾下，把箭頭敲掉，發了四箭之後就回去了。”
孟子說的道理是，如果你的朋友或屬下背叛你，那你也有罪。罪之一，是交友不慎，自己擇人不當。焦循說：“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善凶獲患。”對壞人好，就會給自己帶來災難，變成農夫與蛇的故事。罪之二，恐怕就是你教壞的，你自己沒做出善的示範，徒弟不過是有樣學樣罷了。《論語》裏孔子說的“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就是這個道理。季氏成天和家臣們密謀怎麽篡奪國君的權力，家臣回家也和他的家臣毫不愧疚地密謀怎麽篡奪你，所以季氏後來就被陽虎篡奪了。
我們研究“謀”，主要是判斷“天謀”是啥
原文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華杉詳解
西子，是西施。惡人，是醜陋的人。
孟子說：“如果西施身上沾染了肮髒汙穢之物，別人走過的時候，也會捂著鼻子走。而一個相貌醜陋的人，如果他齋戒沐浴，也可以祭祀上帝。”
這是孟子勉勵人去惡從善，善惡雖有一定之質，但其變化之機，在於人如何自處。善者當兢兢業業以求保全其善，惡者當洗濯自新以求去其惡。
原文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華杉詳解
《中庸》第一句就是“天命之謂性”。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是自然規律，是人的人性，物的物性（物理性質、化學性質）。
故，是所以然，是自然之理，已然之跡。
事物之理，雖然好像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跡可循。所以天下之言性者，當在日用常行之間，隨感而應，把那已然可見的行跡，發之端倪，順其所以然。
其故，是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人為之勉強。一有人為之勉強，就不是“故”了。
故者以利為本，循其自然之理，則有利。我把這稱為“有理原則”和“有利原則”。當我們和人有爭執，有衝突，我們都認為自己“有理”，然後在“我有理”原則下行事。事實上誰有理呢？都沒理，隻有天有理，就是天理。所以這時候，如果我們根據“有利原則”行事，判斷怎樣做對解決問題有利，就比較容易能遵循天理。
張居正說：不以人謀為能，而以天謀為能，順其自然之性以任事，則無所處而不當，何必任術以擾天下哉！
孟子說，我之所以厭惡使用聰明，是因為自作聰明，便穿鑿附會。
穿鑿附會，索隱行怪，拔苗助長，這都是自作聰明的人幹的事。
穿鑿，是把講不通的硬要講通，那本來不通的，他也要穿個洞把它打通。附會，是把不相幹的事硬拉在一起。把講不通的或不相幹的道理、事情硬扯在一起進行解釋，就是穿鑿附會。
索隱，是專門探索那偏僻的、誰都不知道的事。比如孔乙己，連“回”字有四種寫法他都知道。行怪，是行怪迂之道，特立獨行，不走尋常路。
拔苗助長，是對抗自然規律，貪巧求速，不願意等待。
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其實也可以說“謀事在天，成事在人”。所有的成功都是靠時間，你若知道那“天謀”是什麽，則投入時間、下笨工夫就是了。等時間到了，成果自然結出來了。若你的“人謀”和“天謀”不一樣，那你怎麽幹也成功不了。所以我們研究的“謀”，主要是判斷天謀是啥。
原文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華杉詳解
孟子說，我之所以厭惡使用聰明，是因為聰明的人容易陷入穿鑿附會，如果聰明人都像大禹使水運行那樣，我就不討厭聰明了。大禹治水，就是行其所無事，順其自然，因勢利導，使水順勢流瀉。如果智者能行其所無事，不違反其所以然而努力實行，那智慧也不小了！
智貴於順，不歸於鑿。務為穿鑿是小聰明，行其所無事是大智慧。
行其所無事，就是沒有廢動作。自作聰明的人，喜歡穿鑿附會，索隱行怪，拔苗助長，這都是廢動作、反動作、破壞性動作。我們平時做的事，80%都是不應該做的，或者是可以不做的。排除廢動作，是組織永恒的工作。這也是個管理會計的問題，通過砍掉作業，來砍掉成本。
原文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華杉詳解
日至，是冬至。天空那麽高，星辰那麽遠，但是，隻要能推求它們固有的運行規律，以後一千年的冬至，也可以推算出來。
參加葬禮，就要與家屬同悲
原文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吊。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
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華杉詳解
齊國大夫公行子的兒子不幸去世，諸大臣都前往吊唁，右師王驩也去吊唁。他的官最大，又是齊王的寵臣，所以他一進門，大家都爭相趨附，以通殷勤。有看見他進門就迎上去打招呼的，也有他坐定之後走到他的席位和他說話的。隻有孟子坐著不動，不和右師說話。右師很不開心，說：“各位大夫都和我說話，隻有孟子不和我說話，這是簡慢我啊！”
原文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曆位而相與言，不逾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華杉詳解
孟子聽到後，回應說：“咱們來這兒，是幹嗎來的呢？我們是來出席葬禮的，不是來聚會交際的。這是大夫家的葬禮，同僚們來出席，就遵循朝廷之禮，百官有位次，也按位次入座吊唁。人臣在朝廷，有各人站立的位次。位次既定，不可曆位，就是不可跨過位次來交談，也不可逾階，就是不可跟隔一行的人打躬作揖，這樣威儀整肅，才是個朝廷的樣子。否則朝廷上大家相互招呼交談，還有什麽體統呢？
“在別人家葬禮上，與家屬同悲，撫慰喪親之痛，這是禮。在百官的班次中，謹守自己的位置，不要交頭接耳，更不可越過位次去跟別人招呼作揖，這也是禮。我來參加葬禮，就是來行這禮。王驩卻認為我對他無禮，這不是奇了怪了嗎？”
君子活在曆史裏，因為他想活進曆史
原文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華杉詳解
孟子說，君子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存心不一樣。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仁者愛人，對別人有真誠的愛；有禮者敬人，無論對方地位高低，他都恭敬地對待。孔子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意思就是，見到每個人都像見貴賓一樣以禮相待，使用民力就像祭祀一樣慎重，這就是仁和禮。
如果你是一家企業的領導，一來對每個人都要尊敬，二來安排工作給屬下，要考慮他的辛苦，不要過於勞累。如果把工作不要命當“企業精神”，那就是不仁無禮。
存心，又叫居心。孟子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你的心就住在裏麵，仁和禮就在自己身上。孟子說舜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他的心是仁義的，行仁義是由內而外的。一旦到了不仁不義的邊緣，自己心裏的“保險絲”就燒斷了，自動跳閘了，所以他做不出來。如果不是居心於仁，而是努力去行仁義，那是做不到的。
原文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華杉詳解
請先回答三個問題：
一、你愛別人嗎？你對別人有禮嗎？
二、別人都愛你嗎？別人對你都有禮嗎？
三、你是君子嗎？
如果你對第一個問題回答“是”，對第二個問題回答“不是”，那說明你第一個問題回答錯了。因為第二個問題，就是第一個問題的檢測標準。你愛大家，大家一定都愛你；你尊敬大家，大家一定都尊敬你。如果別人不愛你，不尊敬你，一定是因為你先不愛他們，先不尊敬他們。
如果你不同意這個邏輯，剛才的第三個問題怎麽回答的？你是君子嗎？不同意這個邏輯，就不是君子。因為這就是君子的邏輯，是“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
原文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華杉詳解
假定確實有個人，他對我橫蠻無理，跟我對著幹，那君子一定反躬自問：我一定是什麽地方對他不仁，對他無禮，否則他怎麽會這麽對我呢？反躬自問之後，我實在有仁，實在有禮，但他還是那樣橫逆，那就再反求諸己：我是不是還不夠忠呢？我是不是盡力了，但還沒有盡心呢？雖然愛他，可能還少一點惻怛之真心；雖然敬他，可能還少一點退讓之實意。總之要在自己身上找問題。反省之後，覺得自己已經盡心盡力了，他卻還是那麽橫逆地對我。這時候君子就說：“這是妄誕之人罷了，這麽狂妄荒誕，和禽獸有什麽區別呢？我跟一個禽獸較什麽勁？論什麽是非曲直呢？”
君子對人最壞也就是不跟他計較而已。因為他對別人沒需求，也不去爭啥，他不會說：“你不仁，莫怪我不義。”因為君子的仁義在心裏，如果要不仁不義，就是掏空了自己的心，那他是受不了的。所以，如果我們對人有了“你不仁，莫怪我不義”的念頭，那一定是自己不仁不義，別人是否真的不仁不義，那還不一定。
原文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華杉詳解
但凡對外遇到什麽事變，則憂患交攻於內，這是人之常情。君子則不然，無論別人把什麽加之於我，都反思自己，這誌氣一點也不鬆懈，像曾子說的“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一輩子都在反省，還每天三次，這就是終身之憂。
君子這麽反省自己，這麽對人有愛有禮，本身就是遠禍之道，所以他沒有禍患。人有禍患，都是自己找來的，拿了不該拿的，謀了不該謀的，所以才有禍患。一切自足的人，友愛退讓的人，能有什麽禍患呢？君子在生活中，愛人敬人；在事業上，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素位而行，明哲保身，他是很難招禍的。就算碰到那橫逆之人，把意外之患加之於我，我置之不理，相安而不爭，他也就自己消停了吧。
君子誌向宏大，哪裏會去跟妄人計較得失？他心裏比對的是舜！他就想：這舜是人，我也是人，舜在我這年紀的時候，已經成為天下人的模範，聲名傳諸後世；而我卻還隻是個普通人。這才是真正值得憂慮的事。
這一段很重要。我們不是說人不要攀比嗎？其實君子也攀比。隻是一般人的攀比是跟身邊的人比，而君子的攀比，不在當世，而是跟上下五千年的傑出人物比。這就是境界、視野的不同。君子活在曆史裏，因為他想活進曆史。
發現自己不如舜，怎麽辦呢？如舜而已矣！向舜學習，照著舜那麽做唄！
怎麽照做啊？舜是天子，你又不是天子，怎麽照做呢？
其實不是舜做什麽，我就做什麽，而是在日用常行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想想，如果是舜，他會怎麽做，那我就也這麽做，那麽我就趕上舜了。這就是王陽明說“人人皆可為聖人”的修煉心法，全在每天做的每一件小事，而不在大事。至於能不能有舜那樣的際遇事功，則人各有天命。
不是仁愛的事不幹，不是合於禮節的事不做。即使有意外發生的禍患，君子也不以為痛苦。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原文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鬥者，救之，雖被發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鬥者，被發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華杉詳解
這是在比較兩種聖人：一種是得位行道者，一種是隱居樂道者。儒家的價值觀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天命在我，我就行道以利天下；天命不在我，沒有機會，我也不會誌在必得，而是卷而懷之，一身本事帶進棺材，也不覺得遺憾。得位行道者，是大禹、後稷；隱居樂道者，是顏回。
大禹和後稷生活在堯舜治平之世，都身居高位。大禹受命平治水土，後稷則教民稼穡，兩人都是走遍全國，不辭辛勞，三過家門而不入，憂國憂民，奮不顧身。而顏回居於春秋亂世，隱於陋巷之中，一筐飯、一瓢水，別人都受不了那種困苦的生活，他卻自得其樂，孔子也稱讚他。孟子說：“大禹、後稷、顏回處世的態度雖然不一樣，但他們所守之道卻相同。”這個“道”，就是“時可以行則行，時可以藏則藏”。大禹、後稷碰到的是前一種情況，所以進而救民，功蓋天下；顏回碰到的是後一種情況，所以退而修己，善隻一身。雖然結果不同，但道是相同的。
大禹負責治水，這是他的職責，所以天下哪怕還有一個人被水淹，他也覺得這是自己推下水的；後稷負責農業，所以天下哪怕還有一個人挨餓，他也覺得是自己害的，所以他們如此急迫。這是一種擔當的精神，遇到問題，把自己的責任擔起來。
如果把大禹、後稷和顏回換一個位置，他們的做法也是一樣。顏回若有濟世安民之位之責，他也會像大禹、後稷一般廢寢忘食；大禹、後稷如果遇到顏回那樣的亂世，窮居陋巷，他們也一定會自得其樂。
所以聖賢之心本無偏倚，隨感而應，隨遇能安。用之則行，但並不非得用不可；舍之則藏，也不是故意要藏起來。假如我自己家裏的兩人打起架來，這就是我自己的家事，我就算是正在沐浴，披頭散發，來不及係上帽帶，也要出手相救，把他們拉開，因為這是我的責任。但是，如果外麵鄉鄰打架，那是他們的事，他們自己負責，我如果也披頭散發跑去拉架，就太糊塗了。我閉門高臥就可以了。
大禹、後稷為天下負責，則天下就是家，天下人都是家人，所以急於救民。顏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則視天下如鄉鄰，而身居亂世，更是視祖國為他鄉，所以他安於修己。
齊威王對匡章絕對信任，是完全準確的判斷
原文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鬥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華杉詳解
公都子問孟子：“匡章，整個齊國的人都說他不孝，您卻和他交遊，而且相信敬重他，這是為什麽呢？”
孟子說：“一般人所謂不孝的事情有五件：四肢懶惰，不奉養父母的生活，一不孝；好賭博喝酒，不管父母的生活，二不孝；好錢財，隻顧妻子兒女，不顧父母的生活，三不孝；放縱耳目的欲望，使父母因此受到恥辱，四不孝；好勇鬥狠，不顧自己安危，從而使父母有失去兒子、成為失獨家庭的危險，五不孝。這五不孝，匡章有其中一條嗎？
“匡章的問題，不過是父子之間以善相責而把關係搞壞罷了。以善相責，是朋友之道。父子之間，應該以恩養為主，父子責善，是最傷感情的事。匡章難道不想和父母妻子團聚住在一起嗎？隻是因為得罪了父親，所以不能和他親近，又把自己的妻子兒女都趕出去，不和他們親近，以此來處罰自己，終身不要他們侍奉。他心裏覺得，如果不這樣做，自己的罪過就更大了，這個就是章子的為人啊！”
前麵我們學過，孟子說“君子易子而教”。因為父子不責善，你若管教兒子太嚴厲，就容易傷感情，所以把嚴厲管教的事給別人做，自己對孩子以恩養為主。匡章就是遇到了父子相責的問題，但是，他的問題沒那麽簡單，而是巨大的家庭悲劇。
匡章的母親啟是他父親的妾，因為和他父親起衝突，被他父親殺了，埋在馬棚下麵。所以他沒法再跟父親住在一起，也做不到給父親養老送終了。或許是他做不到，也或許是他的父親不允許他回去。總之父子倆是決裂了。
匡章遭遇喪母之痛，而凶手就是父親。那麽他也失去了為父親盡孝的資格。既不能保護母親，又不能為父親盡孝，於是他就以自虐來平衡自己，所以又做了一件惡事，把自己的妻子兒女都攆出去，不要兒子侍奉，孤獨一生。
孟子並非讚同匡章的行為，隻是同情他罷了。
還有一位同情匡章的人，是齊威王。匡章後來就成為了齊國名將。一次和秦國打仗，匡章率軍衝到前麵，卻不見了蹤影。探馬看到他換了秦軍軍服，混進了秦軍隊伍裏去，於是幾次回報說匡章投降秦軍了，請齊威王發兵攻擊。齊威王堅決不信，讓大家等著。齊威王跟身邊的將領講了匡章的一個故事：“有一次出征打仗，寡人對匡章說：‘匡章，今日如果你立了戰功，回去後寡人就隆重改葬你的母親！’可他卻拒絕了寡人的好意，他說：‘我的母親因為得罪了我的父親被處死。如果我改葬母親，又是欺瞞死去的父親了。’你們想，他連死去的父親都不敢欺瞞，會背叛寡人這個活著的君王嗎？”最後，匡章果然得勝回來。
匡章慘烈的家庭悲劇，和他極端的自虐行為，是嚴重的心理問題。後世儒家沒法把他作為榜樣來表揚。楊時注解說：“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誌而不與之絕耳。”孟子也不是讚揚他，隻是哀憐他、安慰他，不和他絕交罷了。他都已經把自己搞成這樣，大家還要指責他，和他絕交，不是太殘酷了嗎？更何況，他失去了家庭的溫暖，就更需要組織的接納和信任，來作為一種親密關係的替代。齊威王對他絕對信任，是完全準確的判斷。
君子處世，唯義所在
原文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
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
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華杉詳解
曾子在魯國設教，居住在武城。越國的軍隊攻打過來。有人說：“敵軍打來了，何不離開這裏？”曾子馬上就撤，交代留下的人說：“不要讓人住我的房間，恐怕毀壞了我院子裏的樹木。”敵人退兵之後，曾子準備回去，又先派人回去交代說：“長時間不住，又經曆了兵災，恐怕牆屋有毀壞的吧？趕緊給我修好，我要回來了。”曾子回到武城後，左右有不理解的人，議論說：“武城的大夫，對咱們家先生是這樣的忠誠恭敬，並且以先生為人師表，為眾望所歸的榜樣。可是這敵人一來先生就撤了，敵人一退就回來，對武城之患漠不關心，這不太好吧？”
沈猶行是曾子的弟子，也是魯國貴族。他給大家解釋說：“這真不是你們所能懂得的。以前先生住在我們家，也和今天在武城差不多。當時有個叫負芻的人作亂，跟隨先生的有七十個弟子，先生都帶著他們早早避開了，沒有一個參與平亂的。”
子思在衛國做官，齊軍打過來了。有人對子思說：“敵軍來了，趕快撤吧！”子思說：“我走了，君主和誰來守城呢？”
孟子說，曾子和子思同道。曾子在武城的身份，是賓師，是客人，是老師，就如父兄一般。敵人打過來，參戰不是他的責任，他既然是被保護對象，自己撤退，不麻煩主人保護，這就是道義。而子思在衛國，是臣子，以臣事君，身份微賤，奔走禦侮就是他的職責。假如把曾子和子思換一個位置，子思在武城，他也一定馬上就撤。曾子在衛國，他也一定身先士卒。
君子處世，唯義所在，不拘泥於行跡，也不怕別人說。因為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你若是正人君子，時間長了，人人都知道你是怎樣的人，知道你的原則，知道怎麽和你打交道，你就能從心所欲不逾矩。如果你遷就別人，怕別人的說法，照顧別人的感受，於是勉強自己做一些事，不但還是會有誤會，而且你的原則形象還模糊了，自己也不自由，不自在了，這又何必呢？
聖人威儀、英雄氣象，主要是看氣質
原文
儲子曰：“王使人瞷（jiàn）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華杉詳解
儲子，是齊國大夫。瞷，是偷看。
孟子剛到齊國，住在賓館裏。齊宣王聽說孟子以聖人之徒、王者之佐自任，心想他是不是長得跟一般人不一樣，就派人來觀察回報。
儲子就問孟子：“大王打發人來窺探你，你真有跟別人不同的地方嗎？”
孟子說：“有什麽和別人不同的地方呢？堯舜也同一般人一樣呢！”
這段對話讓我想起《世說新語》裏記載的曹操的故事：
匈奴來使，曹操覺得自己長得不夠帥，不夠威武，不足以揚國威，就找了一個最帥的替身——崔琰，來代替自己接見匈奴使臣，他自己持刀站立旁邊。接見完畢，他叫人問匈奴使者：“魏王何如？”對方回答說：“魏王雅望非常，然旁邊捉刀人，此乃英雄也。”曹操一聽，演砸了，這樣回去匯報，匈奴王不認為我政局不穩嗎？於是就派人在半路把匈奴使者殺了。這就是把替人代筆稱為“捉刀人”的來曆。
孟子有沒有聖人威儀，曹操有沒有英雄氣象，主要看的是氣質。
君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
原文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嚐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
華杉詳解
良人，是古代婦女對丈夫的稱呼。饜（yàn），是飽。
原文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裏，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華杉詳解
諸馮、負夏、鳴條、岐周、畢郢，都是古地名。諸馮、負夏、鳴條在東方，山東一帶。岐周、畢郢在西方，陝西一帶。符節，是古代表示印信之物，一般用玉、角、銅、竹做成，形狀也有虎、龍、人的區別，一般可剖為兩半，各執其一。比如用於調兵的虎符，將軍帶兵出去，帶走虎符的一半；國君如果有軍令，傳令人帶另一半去，如果合得上，就可傳令，調兵遣將，甚至把那將軍斬了都可以。
孟子說，舜出生在諸馮，之後遷居到負夏，死在鳴條，他是東方人。周文王出生在岐周，死在畢郢，是西方人。兩地相距千裏，兩人的時代相距一千多年。但他們都能實現自己的誌向，治理中國，他們的所作所為，簡直是一模一樣，就像符節那樣嚴絲合縫，沒有一絲一毫的差別！可見古代的聖人和後代的聖人，其揆一也。揆，是道理、準則，就是說，他們的道理和準則是一樣的。
這就叫“千載一揆”。
王陽明說，人人皆可為聖人。怎麽修行做聖人呢？其實很簡單，聖道無非是日用常行，應事接物待人。當你做一件事的時候，就想一下，如果是聖人遇到這事，他會怎麽做？你就和他一樣去做。那麽在處理這件事情上，你就是聖人了。
比如說送客。孔子送客時，一定是站在大門口目送客人遠去，一直到客人走遠了，不再回頭招手，他才轉身進屋。那麽你在送客人的時候，也別在客人剛上車的時候就轉身回屋，要一直等客人的車開走看不見了再回。那被送的人呢？也不要一上車就低頭看手機，而是把車窗搖下來，跟主人道別，車開走了，要回頭致意，看著送你的人，直到看不見為止。
好了，如此這般，在送別這件事上，你的處理就和孔子一模一樣了，那你在這件事上就是聖人了。
好的政治，人人自便，都感覺不到領導人存在
原文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zhēn）洧（wěi）。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華杉詳解
子產是鄭國的執政，也是春秋時期有名的賢相。他執政期間，鄭國氣象一新，國泰民安，他也深受百姓愛戴。不過，這裏孟子抓住他一件小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這件事本來是人們傳誦的一件美事。那時，鄭國境內有兩河交匯，一條溱河，一條洧河。一個冬天，子產從兩河交匯處經過，看見有老百姓涉水渡河。冬天水寒，凍人徹骨，子產看了於心不忍，就招呼老百姓上自己的車，把他渡了過去。這個人被感動了，傳誦子產的事跡，說他是百姓的好父母官！
可是，河上沒有橋是誰的責任啊？還是子產的責任。他該做的，不是拿自己車去渡人，而是在河上修橋。所以孟子說：“子產渡人是小恩小惠，這不是政治家該做的。如果十一月修成能走人的橋，十二月修成能走車的橋，那百姓就不會為過河發愁了。你把政治搞好了，出門鳴鑼開道，讓老百姓回避你都可以，用不著你搞這些親民表演。如果搞政治的人，一個個地去討人歡心幫人渡河，恐怕你的時間也不夠用吧？”
這裏的十一月，是周朝的十一月。我們現在用的陰曆，是夏曆。而周朝的曆法，正月比夏曆早兩個月。所以這裏的十一月，就是今天陰曆的九月，十二月就是陰曆的十月，剛好是在秋收之後，農閑時節，天氣開始轉涼的時候。這時候，就應該趕緊組織民力修橋。徒杠，是修到人可以走的程度；輿梁，是可以過車了。
諸葛亮說：“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張居正說，為政不必人人問其疾苦，而需事事立有規模。你把製度搞好，就公平正大，不要拿你的車去載老百姓渡河。
好的政治，領導人並不會讓百姓感動。而是法製健全、建設完備，人人自便，百姓都感覺不到領導人的存在。
如果不懂得管理你的上級，你就做不好工作
原文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華杉詳解
《論語?八佾》中，定公問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間的關係，不是無條件的，而是相互的。國君對我好，我就在這兒幹；國君對我言不聽計不從，也不尊重我，我就到別的國家去了。
孟子也說了這個問題：“要讓臣忠於君，那也得看君王對臣下如何。如果君王對臣下，能隆之以禮貌，推之以至誠，言聽計從，情投意合，看他就似手足一般，一刻也離不開，如此則為臣者莫不感恩圖報，矢誌盡忠。一定會愛養君德，使之愈加清澈明亮；保護君身，使之愈加強健堅固。就像腹心一般，與君王相依為命，終身休戚與共。這是上下一體的恩義兼隆，明良相遇。
“相反，如果人君待臣下，就像犬馬一般，隻是豢養他，讓他奔走效勞而已，那麽人人都會疏遠他，不和他親近，也沒什麽怨恨，就像對不相幹的路人一般，隻是幹活掙錢而已。
“更有甚者，人君視臣下如泥土草芥，隨意踐踏斬殺。如此則人人自危，離心離德，把那君王看得像強盜仇人一般。”
曾子說：“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人君對臣下，是以師道相處，還是以朋友之道相處，還是隻看作聽話的犬馬，都能看出區別來。
我們今天也有這樣的現實問題，領導招聘人才的時候，都當手足腹心去招，人才進來之後就成了犬馬土芥。所以今天費了挺大代價招進來的，明天就走了，領導自己還感覺不到有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上下級關係。在今天的知識社會，一般來說，下級是專家，上級是外行，下級是上級的顧問。所以對於上級的君道來說，以師道待下級，尤為重要。而下級的臣道呢？儒家說是匡正君非，愛養君德，用今天管理學的話說是“管理上級”。如果不懂得管理你的上級，你就做不好工作。
原文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裏。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裏。此之謂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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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宣王看孟子句句都在說他，有點疑惑，就問：“按禮製規定，臣下即使離開主君，轉投他國，當遇到舊主去世的時候，他還要為舊主服喪三月。這離開的人都這麽大規矩，在我朝中的人反倒可能視我為路人、寇仇。那些離開了還為舊主服喪的人，他的主君是怎麽待他的呢？”
孟子說：“要想別人對您盡禮，您要先以禮待人。當他在您這兒工作的時候，如果對您有所規正，您不要認為他冒犯您，而是改正自己；當他向您陳述建議，不要覺得他囉唆迂闊，而是言聽計從。這樣他提出的方略，就能夠一一實施，惠及百姓，這樣君臣之間就相得益彰。
“如果因為相互議論不合，觀點想法不一樣，所以他要去別的國家，為別的君主工作，那就好合好散，派人送他出境，保護他的路途安全。同時，派人先到他的下一任老板那裏，推薦他的好處，為他開辟新的仕進之路。
“在本國給他的田宅封地不要收回，給他留著，意思是你隨時可以回來。這樣保留三年，他若仍然沒回來，再收歸國家。
“這就叫‘三有禮’，在這兒的時候、走的時候、走了之後，三個階段都有禮。”
孟子所說的道理，現在還真有企業家這麽做。海底撈的老板張勇就有規定：一個店長離職，隻要任職超過一年以上，就給八萬塊的“嫁妝”，就算這個人是被競爭對手挖走了，也給。如果離職的是小區經理（大概管五家分店左右），給二十萬；如果是大區經理，就送一家火鍋店，大概八百萬。我想張勇這種做法，也不是跟孟子學的，還是千載一揆，人同此心，則行同此禮。
孟子接著說：“如果他在這兒的時候，你對他言不聽、計不從，從而做不成事，不能有惠於民。等他失意要走，你又馬上翻臉成仇，要把他拘禁起來，還要想辦法讓他在下個地方也幹不下去，或者走的當天就把他的房子田地都收了，這就成了寇仇了。有誰會為寇仇服喪呢？”
對於君子來說，禮就是禮，義就是義，不能變成恩怨相報。
模仿律的第一定律，就是上行下效
原文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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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比士級別高，士又比一般老百姓級別高。一個人出生成長在一個國家，沒人會想離開自己的祖國。但是，當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時，就要趕緊離開，提前行動，否則禍到臨頭就來不及了。人身安全的最大威脅，主要是國家的司法不公正。如果君王妄行誅殺，士本無罪，他乘一時之怒就殺了，大夫進諫也救不了，那大夫自己就要趕緊走，因為等殺到你頭上，也沒人救得了你。再往下推，如果一個老百姓無罪而被殺，那士也可以趕緊跑了。不要認為殺不到你這個級別的人頭上，沒有司法公正，任何人都不安全。
朱熹注解說：“君子當見機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孔子曾經想去晉國見趙簡子，走到黃河邊，傳來晉國賢大夫竇鳴犢、舜華被趙簡子誅殺的消息。孔子臨河而歎：“黃河之水洋洋壯美哉！我不能渡此河，是我的命啊！”子貢問他原因。孔子說：“竇鳴犢、舜華是晉國的賢大夫，趙簡子未得誌時，是依靠他們才得以執政。可得誌之後，他卻為了政治目的而殺掉他們。君子物傷其類，也要懂得避開不義之人。”
原文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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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說：“君主若仁，就沒有人不仁。君主若義，就沒有人不義。”
上行下效，這是個生物學問題。法國著名哲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法學家加布裏埃爾?塔爾德1890年寫了一部世界名著《模仿律》。裏麵的核心觀點是：模仿是先天的，是我們生物特征的一部分，人們通過模仿而使行為一致。模仿是基本的社會現象，每一個小孩子都是在模仿中長大的，一切社會行為都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模仿。而模仿律的第一定律，就是社會下層人士對上層人士的模仿。
原文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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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說：“不符合禮的‘禮’，不符合義的‘義’，有德行的人是不會做的。”
張居正講解說，禮義貴乎中正不偏。比如禮尚敬，但不能諂媚；禮貴有文，但不能流於虛文；義貴在勇，但不能以奮激為義，行其所不必行。總之要把握中庸之道。焦循舉了一個“借交報仇”例子，舍身替朋友報仇就是不義。朋友的事是朋友的事，你拚自己的命去替朋友報仇，將自己的父母家人置於何地？
人要有所不為，才能有所作為
原文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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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注解說：“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
中，是中庸的中。程頤注《中庸》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就是極致完美的意思。後人以為中是中等水平，庸是平庸，這樣就把中庸之道全理解反了。
中是不偏不倚，沒有過分一點點，也沒有一點點達不到，妙不可言。德行中和，則待人接物處事，無不恰到好處，既能讓人舒服，又不會丟失原則變成好好先生。
張居正講解說：如果父兄自己有中和之德行，而子弟的德行有偏，則能抑製他過分之處，引導他不及之處，讓他也能致中和；如果父兄自己有幹濟之才，而子弟之才或有所短，則能開悟其昏昧，警醒其懶惰，一點點引導他，讓他自己成才。如此，對不中者有變化氣質之功，又不會因為急於求成而起反作用；對不才者有開發聰明之益，又不會壓迫他激起他的叛逆。
所以人們也樂於有好的父兄啊，不僅能生養我，年長於我，而且能成就我。如果為父兄者見子弟之不中不才，就嚴加督責，以求其速成。等看他不成器，又放棄他不教了。那他們自己也隻是不中不才罷了。那“父兄之賢”與“子弟的不肖”之間也沒多大差距。其間不能以寸，意思就是，他們之間的距離也近到不能以分寸來衡量了。
看了張居正的講解，深歎知行合一之難！他講得如此透徹，自己卻完全沒做到，他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他上麵這段話所批判的。他是幼年喪父的小皇帝的老師，也相當於是父親，同時又是帝國的實際執政者。他對小皇帝教育之嚴厲，幾乎讓皇帝戰栗。再加上那位望子成龍的太後，不僅違背易子而教的道理，而且時刻威脅小皇帝：“如果你不好好學習，張伯伯就可以為了國家，行伊尹、霍光之事，把你給廢了，另立明君！”於是，小皇帝在壓抑恐懼中長大，不僅沒能致中和，沒能成才，而且在張居正死後，對他的家族進行了瘋狂的報複。
原文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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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說，人要有所不為，然後才能有所作為。
程頤注解說，所謂作為，是一種選擇。隻有選擇了不做什麽，才能選擇做什麽。如果一個人無所不為，那他到底要幹什麽呢？
這一點，現代管理學也有講：戰略不是選擇做什麽，而是選擇不做什麽；營銷不是選擇誰是我的客戶，而是選擇誰不是我的客戶。如果你做一大堆事，等著東邊不亮西邊亮，那肯定沒有一邊會亮。如果你不懂得要做哪些客戶、不做哪些客戶，那你必然不能服務好自己的客戶。
所謂有為，就是在一個地方壓倒性地投入大量的時間。所有成功靠的都是時間的投入，所以你必須堅定地在其他地方都不花時間，才能把時間集中到你需要有所作為的地方。
張居正還講了另一層意思：大凡天下之人，有才能、有力量的，才肯有擔當。但如果見之不明，守之不確，則可能輕為而取敗，或者銳進而無成。所以平時要涵養精深，深藏不露，執持堅定，什麽也不幹，然後幹濟自有餘才，擔當自有全力。一旦到了那事理當為，則重大艱難之任，毅然以身當之，而無所顧忌；遇到事機可為，則禍福利害之衝，慨然以身赴之，而無所畏縮。舉世皆不敢為、不能為之事，他獨能為之。他這樣有為，不就是靠之前的不為養成的嗎？如果一路都無所不為，他哪有機會有最後的作為呢？
張居正講的是從政的道理，如果一路無所不為，事事誌在必得，就相當於是個開放的風險敞口，隨時會被人挑落。而涵養精深，深藏不露，執持堅定，什麽也不幹，就能不犯錯，從而等到大權在握、經世濟國的機會。
不要講別人壞話，也別在意別人講自己壞話
原文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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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說：“說別人的壞話，招來後患怎麽辦呢？”
張居正講解說，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所以當別人有過失，往往要幫他掩護，不要到處播揚。這是一番忠厚之心，也是避害遠禍之道。如果聽到別人一點不好的事，就喜聞樂道，以快一時之口，不肯掩人瑕疵，那首先對別人是一種傷害。同時，《大學》說：“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今天你說別人，明天別人就說你。
誰在人後不說人？人性的弱點，就是喜歡說別人壞話，同時又受不了別人說自己的壞話。所以，君子的修為，應該是盡量不要說別人壞話，而聽到別人說自己壞話，就當沒聽見。
原文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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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說：“孔子不做什麽過頭的事。”
楊時注解道：“聖人做事，本分之外，不加毫末。”
張居正講解說，天下之道，大中至正，聖人也不能把它加高。聖人如孔子，天下人皆仰望以為不可及者，但他並沒有什麽異於常人的高世絕俗之行。你看他平時的言行，也隻是在日用常行之間，合於天理人情之正。他說出來的話，都是大家一聽就明白的平常道理，沒有過高之談；他的行為也都是人人都可以去做到的，沒有過激之行。所以說他不做什麽過頭的事，因為一旦過頭，就超出性情本分之外，不合義理了，那怎麽能做聖人呢？
聖人是大中至正之人，而不是世外高人。
世上沒有“高論”，高論都是嘩眾取寵，以惑下愚。
但是人們總會被“高論”所迷惑，趨之若鶩，如癡如醉。其實，天下的道理，就那麽簡單幾條，關鍵是要做到這些道理，而不是去聽新道理。對於追新逐異，孔子有個說法，叫“索隱行怪”，就是專研究誰都不知道的，專做誰都不會做的，以求名聲，以惑下愚。聖道不傳，就是因為追新逐異的人太多，沒有人去聽老生常談了。
正因為聖人不做過頭的事，所以王陽明才說“人人皆可為聖人”。因為聖人之道，就是日用常行，應事接物待人，這些事我們每天都要處理無數次。而我們和聖人的區別，就在於他怎麽說就能怎麽做，我們偶爾能做到的，他卻能堅持一生都做到，以至於“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就是真正的天壤之別。
“言必信，行必果”，原話是批評人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華杉詳解
孟子說：“有德之人，說話不一定句句守信，行為不一定貫徹始終，與義同在，依義而行。”
張居正講解說：君子對於言行，要隨時順應。不可先有成心，認為一定要達成。客觀上達不成，或者達成已經不合於義，就不要淺薄固執地堅持。如果言貴於信，則不擇是非，明知錯了還不改；如果行貴於果，則頑固不化，明知走錯路還不回頭。對君子來說，言非不信，但並不死守於信；行非不果，而未嚐有心於果，隻看於義理上如何。
孔子還提出“意必固我”，要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不要憑空猜測、主觀臆斷；不要期必，認為一定會怎樣；不要固執己見，聽不進別人意見；不要我執，要無我。
孟子說，善莫大於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不是對人善，而是舍己從人，善與人同，懂得放棄自己的觀點和做法。
孔子還有一句話：“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言必信，行必果，當然是好的品德，但是發現自己不對，還要堅持做，那就是淺薄固執、意必固我的小人了。我們時常引用“言必信，行必果”，卻不知道孔子、孟子的意思都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這也是中國講結果正義，不講程序正義的文化根源了。
心學的宗師是孟子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華杉詳解
赤子，是剛生下來的嬰兒。大人，可以說就是聖人。
朱熹注解說：“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張居正講解說，人們都以為那些所謂的大人，都是盛德大業高出天下，非常人所及。殊不知大人之所以為大，不過是不失赤子之心而已。因為那赤子之心，沒有絲毫人欲之蔽，是心體之本然。長大後，學了知識，有了物欲引誘，就失去了那赤子的純一之心。而世間所謂大人，涵養極其精純，操持極其堅定，內不藏於私欲，外不奪於物誘，所以從小到老，時時刻刻，隻有這一點純一無偽之心，沒有一點間斷或喪失。所以智周萬物，無所不知，就是赤子的這一點點良知；道濟天下，無所不能，就是赤子的這一點點良能。並沒有什麽心體之外的穿鑿之智、機械之巧。
孟子的這句話，和朱熹、張居正兩位老師的講解，信息量太大了。可以說，整個王陽明心學的思想，都在上麵這三段話裏。也可以說，心學的宗師是孟子，而陸九淵、王陽明是總結提煉，重新發明之。
孟子說的不失赤子之心，就是王陽明說的致良知。
朱熹和張居正的講解裏有五個關鍵詞：良知、良能——擴而充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這幾乎就是心學的整個方法論了。
良知是什麽，是生而知之，你天生就知道的；良能是什麽，是不學而能，你本來就會的，也就是本能。那我們為什麽不知道了？為什麽不會了呢？就是因為學了太多沒用的。為什麽要學沒用的呢？因為那有用的，沒人肯下苦功去練習，老想學點新的、奇的、巧的，就走到王陽明說的斷蹊僻徑去了。腳下的大路，但很多人都不願意走，因為他們知道那要下苦功，要花時間，老想去找捷徑，或者為物欲所牽引，誌無定向，隨波逐流，在每件事情上投入的時間都不夠，當然一事無成了。
朱熹和陸九淵是同時代人，兩人有著名的鵝湖之會，在江西鵝湖寺辯論得天翻地覆。但是在朱熹注解《孟子》這一句話上看，他和陸九淵的思想沒區別，用的詞都一樣。朱熹說把赤子之心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陸九淵則曾經說自己：“我在那無事時，隻是一個無知無能的人。而到那有事時，我便是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人！”這就是良知良能的擴充。
王陽明說：“我等用功，不求日增，但求日減，何等灑脫！”每天學習，不是為了要去學新東西，而是要把幾千年聖人傳下來那一點真骨血，反複修煉，在自己的良知良能上找，再擴而充之，就能實現陸九淵說的“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就能實現王陽明說的“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什麽叫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左右逢源呢？我們說，當你心中裝著問題，就會發現滿世界都是答案，就在你的左右，往你身上撞。找不到答案，是因為你沒找對問題。找問題靠什麽？就靠赤子之心，靠良知。
曆史就是文明，儀式就是文明
原文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華杉詳解
孟子說，奉養父母還算不上大事，為他們送終才算得上大事。
或者說，能奉養父母者，未必能擔當大事；能為他們送終的人，才能擔當大事。
朱熹說，奉養父母，自當愛敬，但也是人道之常，什麽地方沒做好的，還可以彌補。至於送死，則是人道之大變，如果有一個地方沒做好，就再也沒有機會了，隻能留下永遠的遺憾。所以這是最大的事。
我們一生中最大的事變是什麽呢？就是親人的離去。親人走了，從此世間少了一個和我最親的人。幾十年的朝夕相處，卻突然再也見不到了。孝子當此人倫大變，就要為父母送最後一程，在悲痛之餘，籌劃周詳，禮儀完備，樣樣安排，都要符合死者的心意。人死了，我們說他“永垂不朽”。垂，就是留傳後世。留傳下什麽，就在這葬禮上總結；如何留傳，這葬禮就是儀式；誰來留傳，就是由孝子來留傳，讓子子孫孫都銘記逝者對家族的貢獻。
能理解這些，能做到這一步，你就是能擔當大事的人。不管你在父母生前如何盡孝，如果對葬禮草草了事，隻有錢財供養，沒有禮節儀式，那就還不算一個文明人，更不用說能擔當大事。
孔子還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親去世三年之後，都還能堅持他的作風和規矩，那真算是孝敬了。對一個人敬不敬，當麵的表現都不算，背後尊敬才是真的敬。同樣，對父母孝不孝，父母生前如何奉養都不算，死後依然孝敬，那才是真的孝。
什麽是文明？曆史就是文明，儀式就是文明。沒有曆史，沒有儀式，就沒有文明。慎終追遠，是一個家族的文明，那就是文明的起點。
學習是一個包圍戰
原文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華杉詳解
孟子說的這一段，把學習的本質講得很透徹，這也可以說就是心學的源頭。“取之左右而逢其原”這句話，也是王陽明講課時喜歡引用的。
朱熹講解說：造，是造詣；深造，是進而不已；道，是進為之方。君子依靠正確的方法來得到高深的造詣，就是為了自己能得到那道理。
什麽叫自得之呢？朱熹說，就是默識心通，得到自己心裏去。張居正說，“取之左右而逢其原”的“原”，就是心。因為“天下無心外之道，亦無心外之學”，學習義理之道，一定是學到自己心裏去，等你的心和這義理一致了，就叫心與理一、理與心會，精神凝定，外物不能搖奪。如此則居之安、資之深，意思就是，那義理在你心裏牢固地被掌握，住得很安穩，積蓄很深。如果你的造詣不夠，沒有真正學到心裏去，那就居之不安，你不能按那義理要求的去做，不能知行合一，等於沒學到。
自得之，就是學到心裏去，學到身上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條血管裏去，如此則“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事感於外，理應於中，上下左右，無往不利。就好比，當你心裏裝著正確的問題，滿世界都會給你答案。
相反，如果沒學到心裏去，就像我們學這《孟子》，隻是站在外麵看，你隻會覺得“嗯，孟子講得不錯”，但其實跟你沒關係，你也不會按他說的去做。不去做，是因為心裏沒有，讀書也就是看看熱鬧。
原文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華杉詳解
孟子說：廣泛地學習，詳細地解說，是為了在融會貫通之後，再回歸到最簡約的總結。
大道至簡，就是幾千年來聖人傳下來的那一點真骨血。但是，這一點真骨血，你不是直接拿來就會，而是要靠廣博地學習，最終自己再由繁而簡地總結出來。
張居正講解說，天下之理，不求於博則識見淺陋，不能觸類旁通；不反之於簡約，則功夫汗漫，無所歸宿，不知道你這人到底是學啥的。所以君子治學，凡天地民物之跡，詩書六藝之文，無不旁搜遠覽，偏觀盡識，學之極其博矣。這就是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或者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或者百戰歸來再讀書。學習之餘，又對那所學的東西，無一事不究竟其道理，無一物不窮盡其變化，或者向老師請教，或者與朋友交流，辨析得非常詳細。這樣學習，不是為了誇耀自己學識淵博，而是因為義理散見在萬事萬物之中，要一點點把它收拾起來，由支派而窮其本源，由節目而得其要領，反之於簡約之地。這樣由博到約，由繁到簡，才是我真正學到了。
學習是一個包圍戰，義理就是中間那一點點。但是你一定要畫一個大大的包圍圈，廣博地去學習才行。所謂“觸類旁通”，沒有“旁”就沒有“通”。你不可能盯著一個點死學，就能把它學通，而是要旁敲側擊，從旁邊敲通。讀一本書，聽一堂課，往往並不能弄懂，不懂沒關係，學習的過程就是埋下一個個伏筆，播下一粒粒種子，這些埋下的東西會潛伏，會生長，會與你之後看到、聽到、學到、遇到的東西互動。在這互動之中，就功到自然成，總有一天自然會通。通了之後，這事對於你來說就簡單了，這就是由博到約。
經常有些同學參加了一堂課，就不滿意，表示“沒學到什麽東西”。這其實就是不懂學習，才一堂課，你想學到啥？就算“學到”了，下課鈴響的時候，也已經忘記70%了；到第二天，95%都還給老師了。能記住一句話，就一輩子受益了。學習是一個長期反複的過程，要終身持續不斷。
話說回來，如果上了一堂課，就覺得“學到了很多東西”，那反而更可疑。或許隻是追新逐異，聽到了很多嘩眾取寵的新鮮詞罷了。
向領導推薦人才，是人臣最大的功績
原文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華杉詳解
這裏的“以善服人”和“以善養人”有什麽區別呢？朱熹說，以善服人，是要以善來取勝於人，意思是，我比你善，你服不服？而以善養人，是要熏陶教養對方一起同歸於善。心態有這麽一點小小的差別，別人對你的人心向背就相差毫厘千裏，所以一定要審慎注意！
張居正說，善雖然有服人之理，但是你自己拿善去要別人服，那就已經有自矜之心了。如果有了一善，就要恃以驕人，那麽人家即使服，也是表麵上的，並不是心服。真正的善，是必善而不獨善，要推己及人，熏陶教養，讓別人也同歸於善。這樣以曲成萬物為心，兼善天下為度，才真正可以令天下心悅誠服，從而王天下。不能使天心服就能王天下，那是從來沒有過的。
焦循對“養”的解釋有所不同。他說“養”就是“養之以仁恩”：我既然要善，就要對人好，要有仁有恩，在我的能力範圍內，讓大家都因我而得益。正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所以，“以善養人”有兩個層次：一是真心對人好，利他，助人為樂；二是教養教化，讓天下同歸於善，和我一樣善。而“以善服人”就有一種道德優越感，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德壓人。服，應該是人家自己服，而不是你去要人家服。
任何時候，你要別人服你，他肯定不服。當你沒有服人之心，隻有純粹的善意，別人才會服你。
原文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華杉詳解
張居正講解說，人的言語如果招禍啟釁，就是不祥之言。這樣的不祥之言，往往沒有事實依據，隻是信口傳謠，說人是非。不過，不祥之言在一般人身上，也隻是止於他自己的吉凶，而無關於國家之利害。真真正正最不祥的，是蔽賢者，也就是那些嫉賢妒能、遮蔽賢者的奸臣小人。他們一看見別人有善行，就遮蔽他，不讓君王知道；一看見別人有才幹，就排擠他，不讓他得位任事。這些人說的話，下蔽士庶之公議，上蔽人主之聰明，真是巧言足以亂德，利口足以覆邦，貽害深而流毒遠，沒有比這更不祥的了。
《晏子春秋》說：“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國家最不祥的是三件事，一是有賢能之人，國君不知道；二是知道了，卻不給他官做；三是給他官做了，卻不給他權力和信任，讓他真正能擔當任事。
《漢書?漢武帝紀》說：“進賢者受上賞，蔽賢者受顯戮，古之道也。”發掘人才，培養人才，向領導推薦人才，是人臣最大的功績。而嫉賢妒能，遮蔽人才、排擠人才，是國家最不祥之事，也是奸臣最大的惡。
君子重本，得不到不往別人跟前湊，往自己身上找
原文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華杉詳解
徐子，就是徐辟，是孟子的弟子，在前文出現過。
徐辟問老師：“孔子數次稱讚水，總是讚歎：‘水哉！水哉！’這孔子到底覺得水有什麽可取之處呢？”
孟子說，有源之水，滾滾流出，晝夜不停。把溝坎注滿，再繼續往下流，漸進而流入江河，注入大海。有本有源的事物，就是這樣子，孔子就取它這一點罷了。假如沒有本源，就像那七八月間的驟雨，一下起來，嘩啦嘩啦，大小溝渠都滿了，但是不一會兒就幹涸了。所以名聲超過了實際的，君子引以為恥。
人呢，實勝於名為善，名勝於實為恥。設工作目標，要跳起來夠得著的；追名逐譽，則千萬不要跳起來去夠。如果道德才能都本不足稱，卻獲得了超過實際的虛名，雖然一時可以掩飾，時間長了必然敗露，就像暴雨後的大水退去一樣，之前的聲名，都成了一場事先張揚的丟臉事件。
君子重本，得不到不往別人跟前湊，往自己身上找，反身修德，養深而蓄厚。然後實大聲宏，而名譽隨之，有本有源，漸進不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管他有多高的聲名，他都還有更大實力在後麵！
這一點，還要結合《論語》裏學的“人不知而不慍”。我們很容易因為別人低看了自己而不爽，而君子是很注意要保持別人對自己的“低看”，這才能實勝於名，源遠流長，源源不斷，不可限量。
人生就是一棵巨大的決策樹，有數萬個決策點
原文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華杉詳解
孟子說：“人和禽獸的差別隻有那麽一點點，一般老百姓放棄了它，而君子保存了它。”
這一點點區別是什麽呢？就是人性、善惡、良知、品德、誌向。
一般人放棄了它，而君子保存了他，這就形成了人和人的巨大區別。
有人仁義，有人不仁義；有人有想法，有人沒想法；有人有誌向，有人沒誌向。雖然剛開始隻有那麽一點點差別，但隨著人生道路的不同，差別一路放大，三十年後就變成天壤之別了。
張居正講解說，“幾希”之介，間不容發，就那麽一丁點兒，如果能擇之唯精、守之唯一，則“幾希”之理，自能常存。“此聖學之淵源，而孟子獨得其傳者也。讀者宜究心焉。”
就這麽簡單一句話，張居正卻把它提到了聖學之淵源的高度，而且說隻有孟子真正懂得這句話的含意，要我們潛心研究。那我們就再對這句話仔細玩味一下。
聖學的淵源，一是最簡單的道理，就是王陽明說的，幾千年聖人傳下來的那一點真骨血，也就是致良知；二是“擴充”，要把這最簡單的道理，最基本的原則，在修養中不斷擴充，在日用常行每一件事上知行合一，幾十年擴充下來，就能參與天地之化育，入天人合一之境。
人生就是一棵巨大的決策樹，有數萬個決策點。你要把自己的日用常行，應事接物待人，說的每一句話，做的每一件事，都看作是一個決策。每一個決策，都會對你的人生有不同的影響，把你引向不同的道路。如果在每一個決策點都把握住那“幾希”的區別，認真對待，這就是善的擴充、成就的積累、聖學的淵源。
做事不看盡沒盡力，而看盡沒盡心
原文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華杉詳解
庶物，就是萬事萬物。焦循是直接將庶物解作“禽獸”的，因為前麵的話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所以這裏接著說舜對禽獸和人類都了然。而張居正說是“世間萬物，飛潛動植”，不光是禽獸，植物也包括進來了。《莊子?漁夫》裏有一句：“寒暑不時，以傷庶物。”意思是，季節錯亂，就會傷害庶物，這裏也是指動植物。
不管是人，還是禽獸，甚至植物，都懂得趨利避害，都是一樣的。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就在於物有物理，人有人倫。舜對於這些都明白，對萬物之理，物盡其用；對於人，明察人倫之序，教化天下。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這句話很重要。前麵孟子說了：“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舜就有一顆赤子之心，仁義就在他的心中，甚至在他的脊柱神經裏。遇事接物，不需要經過大腦思考，他的行為反射就是仁義。他本性中的仁義，慈祥惻怛，從心上生發出來，自然無所不愛。而他的行為，無論對何人何物何事，都是仁義。這就達到了生知安行的境界，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不仁義自己就會不安。這就是由仁義行。
如果說由仁義行，是仁義在心中，那行仁義，就是仁義在大腦裏，是學知利行。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學習到了，知道仁義有利，就會為了仁義的好處而行仁義。甚至是困知勉行，困而知之，勉強行之。因為吃了不仁義的虧，知道自己必須行仁義，所以勉強自己去行。
可以說，由仁義行，是心性；行仁義，是理性。孟子說要“盡力知性”，由仁義行，是盡心；行仁義，是盡力。盡力去做，怎麽也不能跟盡心去做相比。唯有盡心，才能無微不至，無所不達；而盡力，總是力有不足。張居正說，舜這是繼承帝堯精一之統，開萬世心學之傳。
做一件事，不能說我盡力了，而是要問自己盡心沒有，這就是心學。
你心裏裝著，就自己會生發
原文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華杉詳解
旨，是美味；旨酒，就是美酒。大禹討厭美酒，卻喜歡有價值的話。
《戰國策》記載：“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堯帝的女兒令釀酒官儀狄釀出美酒進獻給大禹。大禹喝了之後，覺得美味無比，於是疏遠了儀狄，戒了酒，說：“後世一定會有因酒而亡國的。”
幹嗎要戒酒呢？少喝一點不就行了嗎？因為惡和善一樣，都會擴充，會放大，所以要把危險的欲望消滅在搖籃裏。大禹一方麵不認為自己有自製力少喝一點；另一方麵，也不願意有示範效應，讓大家都跟著喝，小欲變大惡。
反過來說，小小的善言也有巨大的價值，取而行之，擴而充之，也能發揮出巨大的影響。《尚書》記載說：“禹拜讜言。”對正直無欺、恰當中理的言論，禹馬上就拜謝。這並不是誇張，一者，處在天子的高位，別人不敢跟你說真話，不敢頂撞你，不敢批評你，所以一定要用很鮮明的態度和很誇張的肢體語言來表示誠意，鼓勵大家說真話；二者，知道正直當理的話有巨大的價值，隻要落實它，擴充它，就能治國理政造福天下。
原文
“湯執中，立賢無方。”
華杉詳解
商湯執中庸之道，提拔人才卻不拘一格。
朱熹注解說，方，是類。立賢無方，就是選拔人才的時候不問出身，不問他是哪一類，唯賢是舉。商湯立的最大的賢才，就是伊尹，他輔佐商湯完成了建國大業，並在商湯死後，輔佐他的子孫，一共做了五朝執政宰相。而伊尹的出身本是一個奴隸、廚師。
原文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華杉詳解
那百姓已經安居樂業了，周文王卻還是覺得他們受了傷害，還要想怎麽保護照顧他們，怎麽讓他們過得更好，其愛民之深如此。不如此也不行啊，政教一有未修，刑罰一有不當，不就妨礙民生，傷害百姓了嗎？周文王敢說自己沒傷害任何人嗎？但是別的君主不會想這事，隻有周文王能感受到，能仔細努力地去對待，因為他心裏真正裝著百姓。唯有百姓各得其所，他的心才安。
同樣，他也有一顆求道之心，他已經是聖人了，自己卻不滿足，覺得道無終窮，學無止境。不斷點檢反省自己，隻要學習進修一時懈怠，就可能與道背馳。看見自己已經達到道了，還不滿足，就像沒看見一樣，繼續精進，必欲無一理不造其極，才能放心。
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有人或曾經有人比你聰明
原文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華杉詳解
朱熹注：泄，狎也。人對自己身邊的人容易放鬆，親昵而不莊重，又或者有情緒時拿他發泄出氣。周武王心思縝密，誌慮周詳，可他對身邊的人也不敢有一毫輕忽，而是始終保持尊敬；對離得遠的遠臣，也不敢有一些疏略，而是懷遠為近，鹹正無缺。
對身邊人保持莊重，是德之甚；對遠方的人保持關懷，是仁之至。所以武王才能成就王天下的事業。
原文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華杉詳解
三王，是夏商周三代之王。四事，是上文說的禹、湯、文王、武王所行之事。
武王去世後，周公輔佐成王，天下的擔子都落在他的肩上。他不但繼承文王、武王的遺誌，也遠求於上古，學習大禹、商湯，把三代聖君的德行，一一措之施行，無所遺失。禹的惡旨酒、好善言，湯的執中道、立賢無方，文王的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的不泄邇、不忘遠，他都一一照做。
但是古今時異勢殊，推移變化。有些事情和三王四事的經驗合不上，他就仰頭思索，夜以繼日。幸而半夜想通了，他就幹脆不睡了，坐起來，等到天亮付諸實行。
對前人經驗的尊重，是人生的大智慧。儒家說“善為天下公”，不要“任其私智”。不要認為自己比別人聰明，要明白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有人或曾經有人比你聰明。我們每天處理的事情，沒有什麽是別人沒遇到過的。既然前人有無數的經驗，就把這些經驗找到、學習、照做。如果實在找不到、合不上，再自己去探索。
真理都是普世的，不僅普世，而且跨越時空，這就是中庸之道：“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要反複體會，自己落實。
曆史是國家的聖經，是凝聚一國的精神紐帶
原文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táo wu），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華杉詳解
孟子說，聖王之道不行，詩就沒有了。
詩，是《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風是民間的，包括十五國風，也就是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這十五個諸侯國的民歌；雅是貴族的，是貴族享宴或諸侯朝會時的樂歌；頌是國家的，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
王製：“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每年秋收之後，百姓無事，男女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政府就派人走訪鄉裏，收集民歌。鄉裏匯報到邑，邑匯報到國都，再匯報給天子。這樣，一方麵，天子足不出戶，就能體察民情；另一方麵，也將民間之風、列國之雅挑選整理出來，加上朝廷所作之頌，再推廣到全國，這就是治國之禮樂。
可以說，《詩經》是國家的精神，是國家的文化，可以陶冶情操，教化民俗，確立禮儀規範。在西周，《詩經》扮演了宗教般的作用，《詩經》就是“聖經+法典”，我們是以詩治國。
周平王東遷之後，進入東周時期。從此，政教號令不及於諸侯，政府也不組織收集詩歌，自己也不寫詩了。於是，禮崩樂壞，上下陵夷，名分倒置，天下之亂，將不知所止。孔子看著覺得擔憂，就寫了《春秋》，詳述魯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使王者之政雖不能行於當時，也可昭示於後世。所以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因為他寓價值觀和刑罰標準於曆史。這樣，“以詩治國”就變成了“以史治國”。
史書並非隻有魯國有，各國都有其史，隻是名字不同。晉國的叫《乘》，乘是兵車，寓意記載田賦乘馬之軍國大事；楚國的叫《檮杌》，檮杌是一種惡獸，以惡獸比喻凶人，記之以垂戒。
《春秋》雖然是魯國之史，也不限於記魯國之事。周室東遷之後，王室衰微，五霸迭興，齊桓、晉文功業鼎盛，所以《春秋》也大量記載了齊桓、晉文征伐會盟的事跡。至於文辭之體，都是當時史官根據列國互相通告的策書以記於年月日期之下，本來沒有什麽褒貶。但孔子卻假其舊文，加以筆削，明典定禮，命德討罪，申明大義。我們常說春秋大義，是指《春秋》本是按日期記事，而孔子則以史事明大義。這不是天子交辦給他的任務，而是他自己去做的，所以他說：“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意思是，這是我私自定的。這是他的謙辭，而他也因此成為“素王”，因為修史定義是王者之事。
曆史就是國家的聖經，是凝聚一國的精神紐帶，共同的曆史，是人與人最緊密的關係。中國沒有司法獨立的傳統，卻有“曆史獨立”的精神，曆史甚至高於司法。比如著名的“崔杼弑君”的故事。齊國的崔杼成功發動政變，殺死了齊國國君。官方史官秉筆直書寫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毫不客氣地把他也殺了。史官的兩個弟弟繼續哥哥的事業，依然如此書寫，也依次被崔杼殺了。第三個弟弟又站出來，繼續書寫，這下崔杼無可奈何，不殺了。其實殺了也沒用，因為有個叫作南史的史官，聽說崔杼連續殺死史官，就準備好筆墨竹簡，前往齊國宮廷。後來聽說還是如實書寫了，他才中途返回。
史官記錄的不僅是曆史，也是政治。同時，曆史也是習慣法，什麽是習慣法呢？從法社會學的視角考察，法律有多種表現形式，可以是有組織的有序體，也可以是無組織的鬆散體。在沒用成文法可循的情況下，那些長久的習慣常常被當作法律來遵守。而從法人類學、法史的視角考察，習慣法是法律的最早淵源形式，它先於國家的存在而存在。有國家以前的社會，以及初期的國家，習慣幾乎占法律之全部。
我們今天，可以說很大程度上還是習慣法社會，還是在按過去的老習慣辦事，大家也都能接受，至少能順從。為啥？都習慣了。
沒成功的人關注的是成功，成功之後關注的是傳承
原文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華杉詳解
君子，是有官職的大人物。小人，這裏是指沒有官職的小人物。澤，是流風餘韻。世，父子相繼為一世，或三十年為一世。斬，是斷絕。淑，這裏是“取”的意思。
孟子說，聖賢之生，其建立在一時而遺澤在後世。故在上而有位者，其功業聞望傳於後人，差不多到第五代，影響力就斷絕了；那在下而無位的，其道德聲名垂於後人，也差不多能傳五代。
從孔子到孟子，還沒有到五代人。孔子逝於公元前479年，而孟子生於公元前372年，畢竟相距不足百年。在五世之內，孔子遺澤尚存，微言未絕，淵源所自猶有可承，所以能私聞孔子之道於人，而自善其身。
為什麽說五代呢？這是宗法社會的規矩。五代之後，民間叫“出五服”。五服，是根據親疏遠近五種等級的喪服。過了五代，就親盡服窮，不算一家人了。過了五代，同姓都可以結婚了。
無論是君子之澤，還是小人之澤，要想超過五代，傳諸後世，就要靠載道，要著史。前麵說了國家以史治國，民間亦以史治家。國家有經史，民間有家譜，家史就在家譜裏。
沒成功的人關注的是成功，成功之後關注的是傳承。家族的傳承，最低層次是傳下家財，給子孫留下錢財；再上一層是傳下家業，有事業能持續生財，可持續發展；再上一層，就是傳下家風，家族文化。要傳承，首先要有家史，有家史，才有家風。
取利、分配和獻身的邏輯
原文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華杉詳解
孟子說，可以拿，可以不拿的，拿了對廉潔有害；可以施與，可以不施與的，施與了對恩惠有害；可以死，可以不死的，死了對勇敢有害。
我們先說第一點，見利而動是人之常情，但見利之時，要仔細思量，是否合乎於義。如果不義而取之，就成了見利忘義，傷害了自己的廉潔。當無所謂義與不義的時候，就可以取，也可以不取。你選擇不取，就不擔那不義不廉的風險。
人有兩種：有的人怕吃虧，有的人怕占便宜。怕吃虧的人，一旦覺得自己吃了虧，就像吃了一隻蒼蠅，各種難受，一定要找回來，心裏才平衡；怕占便宜的人，一旦發現自己可能占了別人便宜，也像吃了一隻蒼蠅，各種難受，一定要吐出去，心裏才平衡。
一般來說，怕占便宜的人，樂意與人分享利益，樂善好施。如果你是樂善好施的人，就要注意這第二條。你可能會認為，可給可不給的，就給別人算了。但孟子認為，你還是要認真對待，不要隨便給。張居正說，施不必博，惠不必眾，尤其是不要“市恩”而給。
市恩賈義，和沽名釣譽一樣，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是你把對別人的施與，當恩情出售，要別人記你的好。如果你對領導有影響力，能幫人升官，就運用這種影響力去施恩，那更是出賣了領導，成了奸臣了。
在一個組織裏麵，也不可優崇過度。華為任正非就提出，高層員工要有使命感，中層員工要有危機感，基層員工要有饑餓感。如果全都吃得飽飽的，都不想幹活，以後拿什麽來給大家施惠？
最後一條，見危授命，見義勇為，舍生取義，這是勇。但如果白白犧牲，仁未必成，義未必取，輕身而死之，這血氣之勇，就不足為勇。子貢之死，就是這種情況。不該他死的，他自己去找死，這就不仁不義不勇，白白讓家人和師父悲傷。
如果你的朋友或屬下背叛你，那你有兩條罪
原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曰：“薄乎雲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仆曰：‘追我者誰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華杉詳解
逢蒙跟羿學射箭，學會了羿的全部技巧後，他覺得天下隻有羿的箭術比自己強了，於是便殺死了羿。孟子說：“這事也有羿自己的罪過。”
公明儀說：“羿好像並沒有什麽罪過啊。”加害者有罪，被害人也有罪嗎？
孟子說：“罪過不大罷了，怎麽能說沒有呢？從前鄭國派子濯孺子侵入衛國，衛國派庾公之斯追擊他。濯孺子說：‘今天我的病發作了，不能夠拿弓，我死定了！’又問其仆，他的車夫說：‘追我的人是誰呀？’車夫答道：‘是庾公之斯。’濯孺子便說：‘那我不會死了。’車夫說：‘庾公之斯是衛國著名的射手，先生反而說不會死了，這是為什麽呢？’子濯孺子說：‘庾公之斯是跟尹公之他學的射箭，尹公之他是跟我學的射箭。那尹公之他是個端正的人，他所選擇的朋友也一定端正。’庾公之斯追上來了，問：‘先生為什麽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說：‘今天我疾病發作，不能夠拿弓。’庾公之斯說：‘我跟尹公之他學射箭，尹公之他又跟您學射箭。我不忍心用您的箭術反過來害您。不過今天這事是國家的公事，我不敢不做。’於是抽出箭，在車輪上敲打了幾下，把箭頭敲掉，發了四箭之後就回去了。”
孟子說的道理是，如果你的朋友或屬下背叛你，那你也有罪。罪之一，是交友不慎，自己擇人不當。焦循說：“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善凶獲患。”對壞人好，就會給自己帶來災難，變成農夫與蛇的故事。罪之二，恐怕就是你教壞的，你自己沒做出善的示範，徒弟不過是有樣學樣罷了。《論語》裏孔子說的“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就是這個道理。季氏成天和家臣們密謀怎麽篡奪國君的權力，家臣回家也和他的家臣毫不愧疚地密謀怎麽篡奪你，所以季氏後來就被陽虎篡奪了。
我們研究“謀”，主要是判斷“天謀”是啥
原文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華杉詳解
西子，是西施。惡人，是醜陋的人。
孟子說：“如果西施身上沾染了肮髒汙穢之物，別人走過的時候，也會捂著鼻子走。而一個相貌醜陋的人，如果他齋戒沐浴，也可以祭祀上帝。”
這是孟子勉勵人去惡從善，善惡雖有一定之質，但其變化之機，在於人如何自處。善者當兢兢業業以求保全其善，惡者當洗濯自新以求去其惡。
原文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華杉詳解
《中庸》第一句就是“天命之謂性”。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是自然規律，是人的人性，物的物性（物理性質、化學性質）。
故，是所以然，是自然之理，已然之跡。
事物之理，雖然好像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跡可循。所以天下之言性者，當在日用常行之間，隨感而應，把那已然可見的行跡，發之端倪，順其所以然。
其故，是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人為之勉強。一有人為之勉強，就不是“故”了。
故者以利為本，循其自然之理，則有利。我把這稱為“有理原則”和“有利原則”。當我們和人有爭執，有衝突，我們都認為自己“有理”，然後在“我有理”原則下行事。事實上誰有理呢？都沒理，隻有天有理，就是天理。所以這時候，如果我們根據“有利原則”行事，判斷怎樣做對解決問題有利，就比較容易能遵循天理。
張居正說：不以人謀為能，而以天謀為能，順其自然之性以任事，則無所處而不當，何必任術以擾天下哉！
孟子說，我之所以厭惡使用聰明，是因為自作聰明，便穿鑿附會。
穿鑿附會，索隱行怪，拔苗助長，這都是自作聰明的人幹的事。
穿鑿，是把講不通的硬要講通，那本來不通的，他也要穿個洞把它打通。附會，是把不相幹的事硬拉在一起。把講不通的或不相幹的道理、事情硬扯在一起進行解釋，就是穿鑿附會。
索隱，是專門探索那偏僻的、誰都不知道的事。比如孔乙己，連“回”字有四種寫法他都知道。行怪，是行怪迂之道，特立獨行，不走尋常路。
拔苗助長，是對抗自然規律，貪巧求速，不願意等待。
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其實也可以說“謀事在天，成事在人”。所有的成功都是靠時間，你若知道那“天謀”是什麽，則投入時間、下笨工夫就是了。等時間到了，成果自然結出來了。若你的“人謀”和“天謀”不一樣，那你怎麽幹也成功不了。所以我們研究的“謀”，主要是判斷天謀是啥。
原文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華杉詳解
孟子說，我之所以厭惡使用聰明，是因為聰明的人容易陷入穿鑿附會，如果聰明人都像大禹使水運行那樣，我就不討厭聰明了。大禹治水，就是行其所無事，順其自然，因勢利導，使水順勢流瀉。如果智者能行其所無事，不違反其所以然而努力實行，那智慧也不小了！
智貴於順，不歸於鑿。務為穿鑿是小聰明，行其所無事是大智慧。
行其所無事，就是沒有廢動作。自作聰明的人，喜歡穿鑿附會，索隱行怪，拔苗助長，這都是廢動作、反動作、破壞性動作。我們平時做的事，80%都是不應該做的，或者是可以不做的。排除廢動作，是組織永恒的工作。這也是個管理會計的問題，通過砍掉作業，來砍掉成本。
原文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華杉詳解
日至，是冬至。天空那麽高，星辰那麽遠，但是，隻要能推求它們固有的運行規律，以後一千年的冬至，也可以推算出來。
參加葬禮，就要與家屬同悲
原文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吊。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
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華杉詳解
齊國大夫公行子的兒子不幸去世，諸大臣都前往吊唁，右師王驩也去吊唁。他的官最大，又是齊王的寵臣，所以他一進門，大家都爭相趨附，以通殷勤。有看見他進門就迎上去打招呼的，也有他坐定之後走到他的席位和他說話的。隻有孟子坐著不動，不和右師說話。右師很不開心，說：“各位大夫都和我說話，隻有孟子不和我說話，這是簡慢我啊！”
原文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曆位而相與言，不逾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華杉詳解
孟子聽到後，回應說：“咱們來這兒，是幹嗎來的呢？我們是來出席葬禮的，不是來聚會交際的。這是大夫家的葬禮，同僚們來出席，就遵循朝廷之禮，百官有位次，也按位次入座吊唁。人臣在朝廷，有各人站立的位次。位次既定，不可曆位，就是不可跨過位次來交談，也不可逾階，就是不可跟隔一行的人打躬作揖，這樣威儀整肅，才是個朝廷的樣子。否則朝廷上大家相互招呼交談，還有什麽體統呢？
“在別人家葬禮上，與家屬同悲，撫慰喪親之痛，這是禮。在百官的班次中，謹守自己的位置，不要交頭接耳，更不可越過位次去跟別人招呼作揖，這也是禮。我來參加葬禮，就是來行這禮。王驩卻認為我對他無禮，這不是奇了怪了嗎？”
君子活在曆史裏，因為他想活進曆史
原文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華杉詳解
孟子說，君子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存心不一樣。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仁者愛人，對別人有真誠的愛；有禮者敬人，無論對方地位高低，他都恭敬地對待。孔子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意思就是，見到每個人都像見貴賓一樣以禮相待，使用民力就像祭祀一樣慎重，這就是仁和禮。
如果你是一家企業的領導，一來對每個人都要尊敬，二來安排工作給屬下，要考慮他的辛苦，不要過於勞累。如果把工作不要命當“企業精神”，那就是不仁無禮。
存心，又叫居心。孟子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你的心就住在裏麵，仁和禮就在自己身上。孟子說舜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他的心是仁義的，行仁義是由內而外的。一旦到了不仁不義的邊緣，自己心裏的“保險絲”就燒斷了，自動跳閘了，所以他做不出來。如果不是居心於仁，而是努力去行仁義，那是做不到的。
原文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華杉詳解
請先回答三個問題：
一、你愛別人嗎？你對別人有禮嗎？
二、別人都愛你嗎？別人對你都有禮嗎？
三、你是君子嗎？
如果你對第一個問題回答“是”，對第二個問題回答“不是”，那說明你第一個問題回答錯了。因為第二個問題，就是第一個問題的檢測標準。你愛大家，大家一定都愛你；你尊敬大家，大家一定都尊敬你。如果別人不愛你，不尊敬你，一定是因為你先不愛他們，先不尊敬他們。
如果你不同意這個邏輯，剛才的第三個問題怎麽回答的？你是君子嗎？不同意這個邏輯，就不是君子。因為這就是君子的邏輯，是“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
原文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華杉詳解
假定確實有個人，他對我橫蠻無理，跟我對著幹，那君子一定反躬自問：我一定是什麽地方對他不仁，對他無禮，否則他怎麽會這麽對我呢？反躬自問之後，我實在有仁，實在有禮，但他還是那樣橫逆，那就再反求諸己：我是不是還不夠忠呢？我是不是盡力了，但還沒有盡心呢？雖然愛他，可能還少一點惻怛之真心；雖然敬他，可能還少一點退讓之實意。總之要在自己身上找問題。反省之後，覺得自己已經盡心盡力了，他卻還是那麽橫逆地對我。這時候君子就說：“這是妄誕之人罷了，這麽狂妄荒誕，和禽獸有什麽區別呢？我跟一個禽獸較什麽勁？論什麽是非曲直呢？”
君子對人最壞也就是不跟他計較而已。因為他對別人沒需求，也不去爭啥，他不會說：“你不仁，莫怪我不義。”因為君子的仁義在心裏，如果要不仁不義，就是掏空了自己的心，那他是受不了的。所以，如果我們對人有了“你不仁，莫怪我不義”的念頭，那一定是自己不仁不義，別人是否真的不仁不義，那還不一定。
原文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華杉詳解
但凡對外遇到什麽事變，則憂患交攻於內，這是人之常情。君子則不然，無論別人把什麽加之於我，都反思自己，這誌氣一點也不鬆懈，像曾子說的“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一輩子都在反省，還每天三次，這就是終身之憂。
君子這麽反省自己，這麽對人有愛有禮，本身就是遠禍之道，所以他沒有禍患。人有禍患，都是自己找來的，拿了不該拿的，謀了不該謀的，所以才有禍患。一切自足的人，友愛退讓的人，能有什麽禍患呢？君子在生活中，愛人敬人；在事業上，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素位而行，明哲保身，他是很難招禍的。就算碰到那橫逆之人，把意外之患加之於我，我置之不理，相安而不爭，他也就自己消停了吧。
君子誌向宏大，哪裏會去跟妄人計較得失？他心裏比對的是舜！他就想：這舜是人，我也是人，舜在我這年紀的時候，已經成為天下人的模範，聲名傳諸後世；而我卻還隻是個普通人。這才是真正值得憂慮的事。
這一段很重要。我們不是說人不要攀比嗎？其實君子也攀比。隻是一般人的攀比是跟身邊的人比，而君子的攀比，不在當世，而是跟上下五千年的傑出人物比。這就是境界、視野的不同。君子活在曆史裏，因為他想活進曆史。
發現自己不如舜，怎麽辦呢？如舜而已矣！向舜學習，照著舜那麽做唄！
怎麽照做啊？舜是天子，你又不是天子，怎麽照做呢？
其實不是舜做什麽，我就做什麽，而是在日用常行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想想，如果是舜，他會怎麽做，那我就也這麽做，那麽我就趕上舜了。這就是王陽明說“人人皆可為聖人”的修煉心法，全在每天做的每一件小事，而不在大事。至於能不能有舜那樣的際遇事功，則人各有天命。
不是仁愛的事不幹，不是合於禮節的事不做。即使有意外發生的禍患，君子也不以為痛苦。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原文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鬥者，救之，雖被發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鬥者，被發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華杉詳解
這是在比較兩種聖人：一種是得位行道者，一種是隱居樂道者。儒家的價值觀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天命在我，我就行道以利天下；天命不在我，沒有機會，我也不會誌在必得，而是卷而懷之，一身本事帶進棺材，也不覺得遺憾。得位行道者，是大禹、後稷；隱居樂道者，是顏回。
大禹和後稷生活在堯舜治平之世，都身居高位。大禹受命平治水土，後稷則教民稼穡，兩人都是走遍全國，不辭辛勞，三過家門而不入，憂國憂民，奮不顧身。而顏回居於春秋亂世，隱於陋巷之中，一筐飯、一瓢水，別人都受不了那種困苦的生活，他卻自得其樂，孔子也稱讚他。孟子說：“大禹、後稷、顏回處世的態度雖然不一樣，但他們所守之道卻相同。”這個“道”，就是“時可以行則行，時可以藏則藏”。大禹、後稷碰到的是前一種情況，所以進而救民，功蓋天下；顏回碰到的是後一種情況，所以退而修己，善隻一身。雖然結果不同，但道是相同的。
大禹負責治水，這是他的職責，所以天下哪怕還有一個人被水淹，他也覺得這是自己推下水的；後稷負責農業，所以天下哪怕還有一個人挨餓，他也覺得是自己害的，所以他們如此急迫。這是一種擔當的精神，遇到問題，把自己的責任擔起來。
如果把大禹、後稷和顏回換一個位置，他們的做法也是一樣。顏回若有濟世安民之位之責，他也會像大禹、後稷一般廢寢忘食；大禹、後稷如果遇到顏回那樣的亂世，窮居陋巷，他們也一定會自得其樂。
所以聖賢之心本無偏倚，隨感而應，隨遇能安。用之則行，但並不非得用不可；舍之則藏，也不是故意要藏起來。假如我自己家裏的兩人打起架來，這就是我自己的家事，我就算是正在沐浴，披頭散發，來不及係上帽帶，也要出手相救，把他們拉開，因為這是我的責任。但是，如果外麵鄉鄰打架，那是他們的事，他們自己負責，我如果也披頭散發跑去拉架，就太糊塗了。我閉門高臥就可以了。
大禹、後稷為天下負責，則天下就是家，天下人都是家人，所以急於救民。顏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則視天下如鄉鄰，而身居亂世，更是視祖國為他鄉，所以他安於修己。
齊威王對匡章絕對信任，是完全準確的判斷
原文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鬥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華杉詳解
公都子問孟子：“匡章，整個齊國的人都說他不孝，您卻和他交遊，而且相信敬重他，這是為什麽呢？”
孟子說：“一般人所謂不孝的事情有五件：四肢懶惰，不奉養父母的生活，一不孝；好賭博喝酒，不管父母的生活，二不孝；好錢財，隻顧妻子兒女，不顧父母的生活，三不孝；放縱耳目的欲望，使父母因此受到恥辱，四不孝；好勇鬥狠，不顧自己安危，從而使父母有失去兒子、成為失獨家庭的危險，五不孝。這五不孝，匡章有其中一條嗎？
“匡章的問題，不過是父子之間以善相責而把關係搞壞罷了。以善相責，是朋友之道。父子之間，應該以恩養為主，父子責善，是最傷感情的事。匡章難道不想和父母妻子團聚住在一起嗎？隻是因為得罪了父親，所以不能和他親近，又把自己的妻子兒女都趕出去，不和他們親近，以此來處罰自己，終身不要他們侍奉。他心裏覺得，如果不這樣做，自己的罪過就更大了，這個就是章子的為人啊！”
前麵我們學過，孟子說“君子易子而教”。因為父子不責善，你若管教兒子太嚴厲，就容易傷感情，所以把嚴厲管教的事給別人做，自己對孩子以恩養為主。匡章就是遇到了父子相責的問題，但是，他的問題沒那麽簡單，而是巨大的家庭悲劇。
匡章的母親啟是他父親的妾，因為和他父親起衝突，被他父親殺了，埋在馬棚下麵。所以他沒法再跟父親住在一起，也做不到給父親養老送終了。或許是他做不到，也或許是他的父親不允許他回去。總之父子倆是決裂了。
匡章遭遇喪母之痛，而凶手就是父親。那麽他也失去了為父親盡孝的資格。既不能保護母親，又不能為父親盡孝，於是他就以自虐來平衡自己，所以又做了一件惡事，把自己的妻子兒女都攆出去，不要兒子侍奉，孤獨一生。
孟子並非讚同匡章的行為，隻是同情他罷了。
還有一位同情匡章的人，是齊威王。匡章後來就成為了齊國名將。一次和秦國打仗，匡章率軍衝到前麵，卻不見了蹤影。探馬看到他換了秦軍軍服，混進了秦軍隊伍裏去，於是幾次回報說匡章投降秦軍了，請齊威王發兵攻擊。齊威王堅決不信，讓大家等著。齊威王跟身邊的將領講了匡章的一個故事：“有一次出征打仗，寡人對匡章說：‘匡章，今日如果你立了戰功，回去後寡人就隆重改葬你的母親！’可他卻拒絕了寡人的好意，他說：‘我的母親因為得罪了我的父親被處死。如果我改葬母親，又是欺瞞死去的父親了。’你們想，他連死去的父親都不敢欺瞞，會背叛寡人這個活著的君王嗎？”最後，匡章果然得勝回來。
匡章慘烈的家庭悲劇，和他極端的自虐行為，是嚴重的心理問題。後世儒家沒法把他作為榜樣來表揚。楊時注解說：“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誌而不與之絕耳。”孟子也不是讚揚他，隻是哀憐他、安慰他，不和他絕交罷了。他都已經把自己搞成這樣，大家還要指責他，和他絕交，不是太殘酷了嗎？更何況，他失去了家庭的溫暖，就更需要組織的接納和信任，來作為一種親密關係的替代。齊威王對他絕對信任，是完全準確的判斷。
君子處世，唯義所在
原文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
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
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
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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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在魯國設教，居住在武城。越國的軍隊攻打過來。有人說：“敵軍打來了，何不離開這裏？”曾子馬上就撤，交代留下的人說：“不要讓人住我的房間，恐怕毀壞了我院子裏的樹木。”敵人退兵之後，曾子準備回去，又先派人回去交代說：“長時間不住，又經曆了兵災，恐怕牆屋有毀壞的吧？趕緊給我修好，我要回來了。”曾子回到武城後，左右有不理解的人，議論說：“武城的大夫，對咱們家先生是這樣的忠誠恭敬，並且以先生為人師表，為眾望所歸的榜樣。可是這敵人一來先生就撤了，敵人一退就回來，對武城之患漠不關心，這不太好吧？”
沈猶行是曾子的弟子，也是魯國貴族。他給大家解釋說：“這真不是你們所能懂得的。以前先生住在我們家，也和今天在武城差不多。當時有個叫負芻的人作亂，跟隨先生的有七十個弟子，先生都帶著他們早早避開了，沒有一個參與平亂的。”
子思在衛國做官，齊軍打過來了。有人對子思說：“敵軍來了，趕快撤吧！”子思說：“我走了，君主和誰來守城呢？”
孟子說，曾子和子思同道。曾子在武城的身份，是賓師，是客人，是老師，就如父兄一般。敵人打過來，參戰不是他的責任，他既然是被保護對象，自己撤退，不麻煩主人保護，這就是道義。而子思在衛國，是臣子，以臣事君，身份微賤，奔走禦侮就是他的職責。假如把曾子和子思換一個位置，子思在武城，他也一定馬上就撤。曾子在衛國，他也一定身先士卒。
君子處世，唯義所在，不拘泥於行跡，也不怕別人說。因為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你若是正人君子，時間長了，人人都知道你是怎樣的人，知道你的原則，知道怎麽和你打交道，你就能從心所欲不逾矩。如果你遷就別人，怕別人的說法，照顧別人的感受，於是勉強自己做一些事，不但還是會有誤會，而且你的原則形象還模糊了，自己也不自由，不自在了，這又何必呢？
聖人威儀、英雄氣象，主要是看氣質
原文
儲子曰：“王使人瞷（jiàn）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
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華杉詳解
儲子，是齊國大夫。瞷，是偷看。
孟子剛到齊國，住在賓館裏。齊宣王聽說孟子以聖人之徒、王者之佐自任，心想他是不是長得跟一般人不一樣，就派人來觀察回報。
儲子就問孟子：“大王打發人來窺探你，你真有跟別人不同的地方嗎？”
孟子說：“有什麽和別人不同的地方呢？堯舜也同一般人一樣呢！”
這段對話讓我想起《世說新語》裏記載的曹操的故事：
匈奴來使，曹操覺得自己長得不夠帥，不夠威武，不足以揚國威，就找了一個最帥的替身——崔琰，來代替自己接見匈奴使臣，他自己持刀站立旁邊。接見完畢，他叫人問匈奴使者：“魏王何如？”對方回答說：“魏王雅望非常，然旁邊捉刀人，此乃英雄也。”曹操一聽，演砸了，這樣回去匯報，匈奴王不認為我政局不穩嗎？於是就派人在半路把匈奴使者殺了。這就是把替人代筆稱為“捉刀人”的來曆。
孟子有沒有聖人威儀，曹操有沒有英雄氣象，主要看的是氣質。
君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始終堅持自己的原則
原文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嚐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
華杉詳解
良人，是古代婦女對丈夫的稱呼。饜（yàn），是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