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文學家朱自清（1898—1948）這本《經典常談》，介紹講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知識，是學習傳統文化典籍（也叫國學）的入門書、打基礎書，又是極有學術分量的書。本書所說的“經典”，範圍較廣，不限於傳統的“十三經”、“四書五經”等經部書，而是包含經、史、子、集四部在內所有可稱“經典”的著作。本書可以同時適應三個層次讀者的需要：第一是初學者，對初學者特別有用，因為所講都是最基本、最精要的傳統文化知識。第二是對已有一定文史知識基礎的讀者，也有很大用處，因為它指引由此循序而進的學習途徑與方法。第三是對學已有成的讀者，也有很多的用處，因為這是作為一代學者朱自清對傳統文化典籍研究的一個總結；他雖謙稱書中“各篇的討論，盡量采擇近人新說；這中間並無編撰者自己的創見，編撰者的工作隻是編撰罷了”（本書序，本節下麵加引號的話均見此序）。又把書名定為“常談”，表示“老生常談”的意思。但書中隨處可見那一時代學者共有的嚴謹的治學方法，並不時閃現真知灼見。他的文化觀、曆史觀，不拘守一家之說，新舊兼容，通達平和，足以給後學者有益的啟示。
本書不用“國學”名字。他說：“‘國學’這名字，和西洋人所謂‘漢學’一般，都未免籠統的毛病。”本書也不讚成用“國學概論”一類做書名，因為“‘概論’這名字容易教讀者感到自己滿足；‘概論’裏好像什麽都有了，再用不著別的——其實什麽都隻有一點兒！”但本書內容，除了仍“按照傳統的經、史、子、集的順序”，“以經典為主，以書為主”，另外關於曆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曆史學家、文學家以及詩人等，也在介紹論述的範圍之內。又是書，又是人，都得評述一番，放在一本小冊子裏，當然也隻能“都隻有一點兒”。但如何掌握這“一點兒”，使之恰到好處，就要看寫作者的學術功力與水平。本書是掌握這“一點兒”成功的典範，因此本身也成了經典——通俗化學術讀物（作者自稱為“一般的讀物”）中的經典之作。
通俗化，就是普及化，是把某一門較深奧的學問，用通俗淺顯的語言文字講解出來，普及給大眾，讓大家看得懂，發生興趣；並且由此作為階梯，逐步升上去，作更高一層的探索。通俗化是傳播各種知識的重要手段之一。通俗化的工作，看看容易，做起來很不容易，常常吃力不討好，或有力使不好。這需要社會的提倡，尤其需要有學界的有心人和熱心人。但光有有心不夠，光有熱心也不夠，還必須是這門學問的行家，又必須寫得出生動流暢的文章。具備此三者寫出來的通俗學術讀物，方可舉重若輕，深入淺出，文以載道，道借文傳，受到大眾的歡迎。舉例來說，像20年代有一本《共產主義abc》（布哈林著、林伊文譯），講解共產主義基本原理；30年代有一本《大眾哲學》（艾思奇著，初版名《哲學講話》），講解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基礎知識，都是通俗讀物的名著。科普方麵，高士其的幾本書，以及翻譯蘇聯作家伊林的科普讀物，都產生了相當影響。但真能傳世的通俗學術讀物不多，大部分時過境遷，從人們記憶中消失了。
《經典常談》是40年代初出版的，至今快六十年了，但今天的讀者不覺得陳舊，也不以為是一本過時的書，反而讀之彌新，豐富了知識。這原因就是首先提出了“經典訓練”的問題，本書正是“經典訓練”的實踐。這在今天來說，並沒有失去積極的意義。
我們知道，經典訓練並不就是恢複讀經教育。恢複讀經教育是開倒車，這是“五四”運動早已解決了的問題。但一股腦兒反對讀經，走極端，棄之如敝屣，造成文化的斷層，這是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表現。這卻是“五四”運動未曾解決好的問題。經典訓練就是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來的。朱自清說：“讀經的廢止並不就是經典訓練的廢止。”“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裏，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他特別指出：“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於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他所說的“有相當教育的國民”，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素養的國民；所說的“接觸的義務”，是指國民接受經典訓練的義務。他把經典訓練提到國民義務的高度，就是確定它在國民教育中的地位。也就是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中國人，有義務通曉本國傳統文化有關經典的基本知識。
朱自清通過本書提出經典訓練這個問題的時候，離開“五四”運動還隻二十年多一點的時間，他已看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現在，離開“五四”運動八十年了，中間經過了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所有傳統經典被一掃而空，已不僅僅是有無經典訓練問題了；影響所及，雖有80至90年代的“國學熱”，但浮在表麵者多，趕時髦者多，而注意基礎訓練者少。所以本書提出的經典訓練的重要性，依然值得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我們現在推薦大家來讀一讀這本為經典訓練而寫的讀物，用意就在這裏。
本書增加一篇附錄：《柳宗元〈封建論〉指導大概》。這也是朱自清為普及講解經典作品而寫的一篇文章。《經典常談》講解的內容，雖然相當全麵，各個領域大都涉及到了，但還有顧不及的地方，如史論、文論部分，尚付闕如。現在特把指導閱讀柳宗元這篇史論的文章，附錄本書之後，就是作為一種補充。
錢伯城 2004年3月
本書不用“國學”名字。他說：“‘國學’這名字，和西洋人所謂‘漢學’一般，都未免籠統的毛病。”本書也不讚成用“國學概論”一類做書名，因為“‘概論’這名字容易教讀者感到自己滿足；‘概論’裏好像什麽都有了，再用不著別的——其實什麽都隻有一點兒！”但本書內容，除了仍“按照傳統的經、史、子、集的順序”，“以經典為主，以書為主”，另外關於曆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曆史學家、文學家以及詩人等，也在介紹論述的範圍之內。又是書，又是人，都得評述一番，放在一本小冊子裏，當然也隻能“都隻有一點兒”。但如何掌握這“一點兒”，使之恰到好處，就要看寫作者的學術功力與水平。本書是掌握這“一點兒”成功的典範，因此本身也成了經典——通俗化學術讀物（作者自稱為“一般的讀物”）中的經典之作。
通俗化，就是普及化，是把某一門較深奧的學問，用通俗淺顯的語言文字講解出來，普及給大眾，讓大家看得懂，發生興趣；並且由此作為階梯，逐步升上去，作更高一層的探索。通俗化是傳播各種知識的重要手段之一。通俗化的工作，看看容易，做起來很不容易，常常吃力不討好，或有力使不好。這需要社會的提倡，尤其需要有學界的有心人和熱心人。但光有有心不夠，光有熱心也不夠，還必須是這門學問的行家，又必須寫得出生動流暢的文章。具備此三者寫出來的通俗學術讀物，方可舉重若輕，深入淺出，文以載道，道借文傳，受到大眾的歡迎。舉例來說，像20年代有一本《共產主義abc》（布哈林著、林伊文譯），講解共產主義基本原理；30年代有一本《大眾哲學》（艾思奇著，初版名《哲學講話》），講解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基礎知識，都是通俗讀物的名著。科普方麵，高士其的幾本書，以及翻譯蘇聯作家伊林的科普讀物，都產生了相當影響。但真能傳世的通俗學術讀物不多，大部分時過境遷，從人們記憶中消失了。
《經典常談》是40年代初出版的，至今快六十年了，但今天的讀者不覺得陳舊，也不以為是一本過時的書，反而讀之彌新，豐富了知識。這原因就是首先提出了“經典訓練”的問題，本書正是“經典訓練”的實踐。這在今天來說，並沒有失去積極的意義。
我們知道，經典訓練並不就是恢複讀經教育。恢複讀經教育是開倒車，這是“五四”運動早已解決了的問題。但一股腦兒反對讀經，走極端，棄之如敝屣，造成文化的斷層，這是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表現。這卻是“五四”運動未曾解決好的問題。經典訓練就是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來的。朱自清說：“讀經的廢止並不就是經典訓練的廢止。”“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裏，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他特別指出：“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於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他所說的“有相當教育的國民”，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素養的國民；所說的“接觸的義務”，是指國民接受經典訓練的義務。他把經典訓練提到國民義務的高度，就是確定它在國民教育中的地位。也就是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中國人，有義務通曉本國傳統文化有關經典的基本知識。
朱自清通過本書提出經典訓練這個問題的時候，離開“五四”運動還隻二十年多一點的時間，他已看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現在，離開“五四”運動八十年了，中間經過了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所有傳統經典被一掃而空，已不僅僅是有無經典訓練問題了；影響所及，雖有80至90年代的“國學熱”，但浮在表麵者多，趕時髦者多，而注意基礎訓練者少。所以本書提出的經典訓練的重要性，依然值得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我們現在推薦大家來讀一讀這本為經典訓練而寫的讀物，用意就在這裏。
本書增加一篇附錄：《柳宗元〈封建論〉指導大概》。這也是朱自清為普及講解經典作品而寫的一篇文章。《經典常談》講解的內容，雖然相當全麵，各個領域大都涉及到了，但還有顧不及的地方，如史論、文論部分，尚付闕如。現在特把指導閱讀柳宗元這篇史論的文章，附錄本書之後，就是作為一種補充。
錢伯城 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