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字相傳是黃帝的史官叫倉頡的造的。這倉頡據說有四隻眼睛，他看見了地上的獸蹄兒、鳥爪兒印著的痕跡，靈感湧上心頭，便造起文字來。文字的作用太偉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聖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進人的能力，也可以增進人的巧詐。倉頡泄漏了天機，卻將人教壞了。所以他造字的時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會變機靈了，會爭著去作那容易賺錢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種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夠吃的，所以降下米來讓他們存著救急。鬼也怕這些機靈人用文字來製他們，所以夜裏嚎哭[1]；文字原是有巫術的作用的。但倉頡造字的傳說，戰國末期才有，那時人並不都相信，如《易·係辭》裏就隻說文字是“後世聖人”造出來的。這“後世聖人”不止一人，是許多人。我們知道，文字不斷的在演變著；說是一人獨創，是不可能的。《係辭》的話自然合理得多。
“倉頡造字說”也不是憑空起來的。秦以前是文字發生與演化的時代，字體因世、因國而不同，官書雖是係統相承，民間書卻極為龐雜。到了戰國末期，政治方麵，學術方麵，都感到統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統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識之中。這時候抬出一個造字的聖人，實在是統一文字的預備工夫，好教人知道“一個”聖人造的字當然是該一致的。《荀子·解蔽篇》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一”是“專一”的意思，這兒隻說倉頡是個整理文字的專家，並不曾說他是造字的人；可見得那時“倉頡造字說”還沒有凝成定型。但是，倉頡究竟是什麽人呢？照近人的解釋，“倉頡”的字音近於“商契”，造字的也許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義；古代用刀筆刻字，文字有“書契”的名稱。可能因為這點聯係，商契便傳為造字的聖人。事實上商契也許和造字全然無涉，但這個傳說卻暗示著文字起於夏、商之間。這個暗示也許是值得相信的。至於倉頡是黃帝的史官，始見於《說文序》。“倉頡造字說”大概凝定於漢初，那時還沒有定出他是那一代的人；《說文序》所稱，顯然是後來加添的枝葉了。
倉頡像
識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禮·保氏》說貴族子弟八歲入小學，先生教給他們識字。秦以前字體非常龐雜，貴族子弟所學的，大約隻是官書罷了。秦始皇統一了天下，他也統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國書，別體漸歸淘汰，識字便簡易多了。這時候貴族階級已經沒有了，所以漸漸注重一般的識字教育。到了漢代，考試史、尚書史（書記秘書）等官兒，都隻憑識字的程度；識字教育更注重了。識字需要字書。相傳最古的字書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這部書已經佚去，但許慎《說文解字》裏收了好些“籀文”，又稱為“大篆”，字體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簡直一樣。所以現在相信這隻是始皇以前秦國的字書。“史籀”是“書記必讀”的意思，隻是書名，不是人名。
始皇為了統一文字，教李斯作了《倉頡篇》七章，趙高作了《爰曆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學篇》七章。所選的字，大部分還是《史籀篇》裏的，但字體以當時通用的小篆為準，便與“籀文”略有不同。這些是當時官定的標準字書。有了標準字書，文字統一就容易進行了。漢初，教書先生將這三篇合為一書，單稱為《倉頡篇》。秦代那三種字書都不傳了，漢代這個《倉頡篇》，現在殘存著一部分。西漢時期還有些人作了些字書，所選的字大致和這個《倉頡篇》差不多。就中隻有史遊的《急就篇》還存留著。《倉頡》殘篇四字一句，兩句一韻。《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後半七字一句，兩句一韻；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沒有說解。這些書和後世“日用雜字”相似，按事類收字——所謂分章或分部，都據事類而言。這些一麵供教授學童用，一麵供民眾檢閱用，所收約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書。
漢代磚刻《急就篇》
東漢和帝時，有個許慎，作了一部《說文解字》。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字書。經典和別的字書裏的字，他都搜羅在他的書裏，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魯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書”及張倉所獻《春秋左氏傳》的字體，大概是晚周民間的別體字。許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將九千字分屬五百四十部首。書中每字都有說解，用晚周人作的《爾雅》，揚雄的《方言》，以及經典的注文的體例。這部書意在幫助人通讀古書，並非隻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漢的字書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讓後人可以溯源沿流；現在我們要認識商、周文字，探尋漢以來字體演變的軌跡，都得憑這部書。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義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義的，以前叫“小學”，現在叫文字學。從前學問限於經典，所以說研究學問必須從小學入手；現在學問的範圍是廣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還得從文字學入手。《說文解字》是文字學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門徑。
《說文解字》書影
《說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說是書裏也搜羅了古器物銘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漢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當時也不會有拓本，那些銘文，許慎能見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書裏還隻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間書，再古的可以說是沒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的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時有了好些金石、圖錄考釋的書。“金”是銅器，銅器的銘文稱為金文。銅器裏鍾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稱為鍾鼎文。這些銘文都是記事的。而宋以來發現的銅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兩周的文字。清代古器物出土的更多，而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河南安陽發現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劃時代的。甲是龜的腹甲，骨是牛胛骨。商人鑽灼甲骨，以卜吉凶，卜完了就在上麵刻字紀錄。這稱為甲骨文，又稱為卜辭，是盤庚（約西元前一三〇〇）以後的商代文字。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甲骨文、金文，以及《說文》裏所謂“古文”，還有籀文，現在統統算作古文字，這些大部分是文字統一以前的官書。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鑄”的。鑄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銅。古代書寫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鑄”外，還有“書”和“印”，因用的材料而異。“書”用筆，竹、木簡以及帛和紙上用“書”。“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2]。古代用竹、木簡最多，戰國才有帛，紙是漢代才有的。筆出現於商代，卻隻用竹木削成。竹木簡、帛、紙，都容易壞，漢以前的，已經蕩然無存了。
《說文》係統圖（清桂馥作，其中包括許慎、徐鉉、徐鍇等人）
造字和用字有六個條例，稱為“六書”。“六書”這個總名初見於《周禮》，但六書的各個的名字到漢人的書裏才見。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日”、“月”等字。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號，指示那無形的事類，如“”（上）、“”（下）兩個字，短畫和長畫都是抽象的符號，各代表著一個物類。“”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上，“”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下。這“上”和“下”兩種關係便是無形的事類。又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點，指示刃之所在，也是的。三是“會意”，會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為一個字，這一個字的意義是那幾個字的意義積成的，如“止”“戈”為“武”，“人”“言”為“信”等。四是“形聲”，也是兩個字合成一個字，但一個字是形，一個字是聲；形是意符，聲是音標。如“江”、“河”兩字，“氵”（水）是形，“工”“可”是聲。但聲也有兼義的。如“淺”、“錢”、“賤”三字，“水”、“金”、“貝”是形，同以“戔”為聲；但水小為“淺”，金小為“錢”，貝小為“賤”，三字共有的這個“小”的意義，正是從“戔”字來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都是造字的條例；形聲最便，用處最大，所以我們的形聲字最多。
帛書（雲氣占圖）
五是“轉注”，就是互訓。兩個字或兩個以上的字，意義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可以互相解釋的，便是轉注字，也可以叫作同義字。如“考”、“老”等字，又如“初”、“哉”、“首”、“基”等字；前者同形同部，後者不同形不同部，卻都可以“轉注”。同義字的孳生，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語言演變的緣故。六是“假借”，語言裏有許多有音無形的字，借了別的同音的字，當作那個意義用。如代名詞，“予”、“汝”、“彼”等，形況字“猶豫”、“孟浪”、“關關”、“突如”等，虛助字“於”、“以”、“與”、“而”、“則”、“然”、“也”、“乎”、“哉”等，都是假借字。又如“令”，本義是“發號”，借為縣令的“令”；“長”本義是“久遠”，借為縣長的“長”。“縣令”、“縣長”是“令”、“長”的引伸義。假借本因有音無字，但以後本來有字的也借用別的字。所以我們現在所用的字，本義的少，引伸義的多，一字數義，便是這樣來的。這可見假借的用處也很廣大。但一字借成數義，頗不容易分別。晉以來通行了四聲，這才將同一字分讀幾個音，讓意義分得開些。如“久遠”的“長”平聲，“縣長”的“長”讀上聲之類。這樣，一個字便變成幾個字了。轉注、假借都是用字的條例。
初民以畫記事
象形字本於圖畫。初民常以畫記名，以畫記事，這便是象形的源頭。但文字本於語言，語言發於聲音，以某聲命物，某聲便是那物的名字，這是“名”；“名”該隻指聲音而言。畫出那物形的大概，是象形字。“文字”與“字”都是通稱；分析的說，象形的字該叫做“文”，“文”是“錯畫”的意思[3]。“文”本於“名”，如先有“日”名，才會有“日”這個“文”；“名”就是“文”的聲音。但物類無窮，不能一一造“文”，便隻得用假借字。假借字以聲為主，也可以叫做“名”。一字借為數字，後世用四聲分別，古代卻用偏旁分別，這便是形聲字。如“”本象箕形，是“文”，它的“名”是“一”。而日期的“期”，旗幟的“旗”，麒麟的“麒”等，在語言中與“”同聲，卻無專字，便都借用“”字。後來才加“月”為“期”，加“”為“旗”，加“鹿”為“麒”，一個字變成了幾個字。嚴格的說，形聲字才該叫做“字”，“字”是“孳乳而浸多”的意思[4]。象形有抽象作用，如一畫可以代表任何一物，“”（上）、“”（下）、“一”、“二”、“三”其實都可以說是象形。象形又有指示作用，如“刀”字上加一點，表明刃在那裏。這樣，舊時所謂指事字其實都可以歸入象形字。象形還有會合作用，會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子，表示一個意義；那麽，舊時所謂會意字其實也可以歸入象形字。但會合成功的不是“文”，也該是“字”。象形字、假借字、形聲字，是文字發展的邏輯的程序，但甲骨文裏三種字都已經有了。這裏所說的程序，是近人新說，和“六書說”頗有出入。六書說原有些不完備、不清楚的地方，新說加以補充修正，似乎更可信些。
漢隸（乙瑛碑）
秦以後隻是書體演變的時代。演變的主因是應用，演變的方向是簡易。始皇用小篆統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隸書”。當時公事忙，文書多，書記雖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書，卻不免寫得草率些。日子長了，這樣寫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體，稱為“隸書”；因為是給徒隸等下級辦公人看的。這種字體究竟和小篆差不多。到了漢末，才漸漸變了，橢圓的變為扁方的，“斂筆”變為“挑筆”。這是所謂漢隸，是隸書的標準。晉、唐之間，又稱為“八分書”。漢初還有草書，從隸書變化，更為簡便。這從清末以來在新疆和敦煌發現的漢、晉間的木簡裏最能見出。這種草書，各字分開，還帶著挑筆，稱為“章草”。魏、晉之際，又嫌挑筆費事，改為斂筆，字字連書，以一行或一節為單位。這稱為“今草”。隸書方整，去了挑筆，又變為“正書”。這起於魏代。晉、唐之間，卻稱為“隸書”，而稱漢隸為“八分書”。晉代也稱為“楷書”。宋代又改稱為“真書”。正書本也是扁方的，到陳、隋的時候，漸漸變方了。到了唐代，又漸漸變長了。這是為了好看。正書簡化，便成“行書”，起於晉代。大概正書不免於拘，草書不免於放，行書介乎兩者之間，最為適用。但現在還通用著正書，而輔以行、草。一方麵卻提倡民間的“簡筆字”，將正書、行書再行簡化；這也還是求應用便利的緣故。
章草 <hr/>
[1]《淮南子·本經訓》及高誘注。
[2]古代簡牘用泥封口，在泥上蓋印。
[3]《說文·文部》。
[4]《說文序》。
【參考資料】《說文解字敘》。容庚《中國文字學》。陳夢家《中國文字學》稿本。
“倉頡造字說”也不是憑空起來的。秦以前是文字發生與演化的時代，字體因世、因國而不同，官書雖是係統相承，民間書卻極為龐雜。到了戰國末期，政治方麵，學術方麵，都感到統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統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識之中。這時候抬出一個造字的聖人，實在是統一文字的預備工夫，好教人知道“一個”聖人造的字當然是該一致的。《荀子·解蔽篇》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一”是“專一”的意思，這兒隻說倉頡是個整理文字的專家，並不曾說他是造字的人；可見得那時“倉頡造字說”還沒有凝成定型。但是，倉頡究竟是什麽人呢？照近人的解釋，“倉頡”的字音近於“商契”，造字的也許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義；古代用刀筆刻字，文字有“書契”的名稱。可能因為這點聯係，商契便傳為造字的聖人。事實上商契也許和造字全然無涉，但這個傳說卻暗示著文字起於夏、商之間。這個暗示也許是值得相信的。至於倉頡是黃帝的史官，始見於《說文序》。“倉頡造字說”大概凝定於漢初，那時還沒有定出他是那一代的人；《說文序》所稱，顯然是後來加添的枝葉了。
倉頡像
識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禮·保氏》說貴族子弟八歲入小學，先生教給他們識字。秦以前字體非常龐雜，貴族子弟所學的，大約隻是官書罷了。秦始皇統一了天下，他也統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國書，別體漸歸淘汰，識字便簡易多了。這時候貴族階級已經沒有了，所以漸漸注重一般的識字教育。到了漢代，考試史、尚書史（書記秘書）等官兒，都隻憑識字的程度；識字教育更注重了。識字需要字書。相傳最古的字書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這部書已經佚去，但許慎《說文解字》裏收了好些“籀文”，又稱為“大篆”，字體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簡直一樣。所以現在相信這隻是始皇以前秦國的字書。“史籀”是“書記必讀”的意思，隻是書名，不是人名。
始皇為了統一文字，教李斯作了《倉頡篇》七章，趙高作了《爰曆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學篇》七章。所選的字，大部分還是《史籀篇》裏的，但字體以當時通用的小篆為準，便與“籀文”略有不同。這些是當時官定的標準字書。有了標準字書，文字統一就容易進行了。漢初，教書先生將這三篇合為一書，單稱為《倉頡篇》。秦代那三種字書都不傳了，漢代這個《倉頡篇》，現在殘存著一部分。西漢時期還有些人作了些字書，所選的字大致和這個《倉頡篇》差不多。就中隻有史遊的《急就篇》還存留著。《倉頡》殘篇四字一句，兩句一韻。《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後半七字一句，兩句一韻；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沒有說解。這些書和後世“日用雜字”相似，按事類收字——所謂分章或分部，都據事類而言。這些一麵供教授學童用，一麵供民眾檢閱用，所收約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書。
漢代磚刻《急就篇》
東漢和帝時，有個許慎，作了一部《說文解字》。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字書。經典和別的字書裏的字，他都搜羅在他的書裏，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魯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書”及張倉所獻《春秋左氏傳》的字體，大概是晚周民間的別體字。許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將九千字分屬五百四十部首。書中每字都有說解，用晚周人作的《爾雅》，揚雄的《方言》，以及經典的注文的體例。這部書意在幫助人通讀古書，並非隻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漢的字書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讓後人可以溯源沿流；現在我們要認識商、周文字，探尋漢以來字體演變的軌跡，都得憑這部書。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義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義的，以前叫“小學”，現在叫文字學。從前學問限於經典，所以說研究學問必須從小學入手；現在學問的範圍是廣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還得從文字學入手。《說文解字》是文字學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門徑。
《說文解字》書影
《說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說是書裏也搜羅了古器物銘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漢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當時也不會有拓本，那些銘文，許慎能見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書裏還隻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間書，再古的可以說是沒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的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時有了好些金石、圖錄考釋的書。“金”是銅器，銅器的銘文稱為金文。銅器裏鍾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稱為鍾鼎文。這些銘文都是記事的。而宋以來發現的銅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兩周的文字。清代古器物出土的更多，而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河南安陽發現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劃時代的。甲是龜的腹甲，骨是牛胛骨。商人鑽灼甲骨，以卜吉凶，卜完了就在上麵刻字紀錄。這稱為甲骨文，又稱為卜辭，是盤庚（約西元前一三〇〇）以後的商代文字。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甲骨文、金文，以及《說文》裏所謂“古文”，還有籀文，現在統統算作古文字，這些大部分是文字統一以前的官書。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鑄”的。鑄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銅。古代書寫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鑄”外，還有“書”和“印”，因用的材料而異。“書”用筆，竹、木簡以及帛和紙上用“書”。“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2]。古代用竹、木簡最多，戰國才有帛，紙是漢代才有的。筆出現於商代，卻隻用竹木削成。竹木簡、帛、紙，都容易壞，漢以前的，已經蕩然無存了。
《說文》係統圖（清桂馥作，其中包括許慎、徐鉉、徐鍇等人）
造字和用字有六個條例，稱為“六書”。“六書”這個總名初見於《周禮》，但六書的各個的名字到漢人的書裏才見。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日”、“月”等字。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號，指示那無形的事類，如“”（上）、“”（下）兩個字，短畫和長畫都是抽象的符號，各代表著一個物類。“”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上，“”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下。這“上”和“下”兩種關係便是無形的事類。又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點，指示刃之所在，也是的。三是“會意”，會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為一個字，這一個字的意義是那幾個字的意義積成的，如“止”“戈”為“武”，“人”“言”為“信”等。四是“形聲”，也是兩個字合成一個字，但一個字是形，一個字是聲；形是意符，聲是音標。如“江”、“河”兩字，“氵”（水）是形，“工”“可”是聲。但聲也有兼義的。如“淺”、“錢”、“賤”三字，“水”、“金”、“貝”是形，同以“戔”為聲；但水小為“淺”，金小為“錢”，貝小為“賤”，三字共有的這個“小”的意義，正是從“戔”字來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都是造字的條例；形聲最便，用處最大，所以我們的形聲字最多。
帛書（雲氣占圖）
五是“轉注”，就是互訓。兩個字或兩個以上的字，意義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可以互相解釋的，便是轉注字，也可以叫作同義字。如“考”、“老”等字，又如“初”、“哉”、“首”、“基”等字；前者同形同部，後者不同形不同部，卻都可以“轉注”。同義字的孳生，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語言演變的緣故。六是“假借”，語言裏有許多有音無形的字，借了別的同音的字，當作那個意義用。如代名詞，“予”、“汝”、“彼”等，形況字“猶豫”、“孟浪”、“關關”、“突如”等，虛助字“於”、“以”、“與”、“而”、“則”、“然”、“也”、“乎”、“哉”等，都是假借字。又如“令”，本義是“發號”，借為縣令的“令”；“長”本義是“久遠”，借為縣長的“長”。“縣令”、“縣長”是“令”、“長”的引伸義。假借本因有音無字，但以後本來有字的也借用別的字。所以我們現在所用的字，本義的少，引伸義的多，一字數義，便是這樣來的。這可見假借的用處也很廣大。但一字借成數義，頗不容易分別。晉以來通行了四聲，這才將同一字分讀幾個音，讓意義分得開些。如“久遠”的“長”平聲，“縣長”的“長”讀上聲之類。這樣，一個字便變成幾個字了。轉注、假借都是用字的條例。
初民以畫記事
象形字本於圖畫。初民常以畫記名，以畫記事，這便是象形的源頭。但文字本於語言，語言發於聲音，以某聲命物，某聲便是那物的名字，這是“名”；“名”該隻指聲音而言。畫出那物形的大概，是象形字。“文字”與“字”都是通稱；分析的說，象形的字該叫做“文”，“文”是“錯畫”的意思[3]。“文”本於“名”，如先有“日”名，才會有“日”這個“文”；“名”就是“文”的聲音。但物類無窮，不能一一造“文”，便隻得用假借字。假借字以聲為主，也可以叫做“名”。一字借為數字，後世用四聲分別，古代卻用偏旁分別，這便是形聲字。如“”本象箕形，是“文”，它的“名”是“一”。而日期的“期”，旗幟的“旗”，麒麟的“麒”等，在語言中與“”同聲，卻無專字，便都借用“”字。後來才加“月”為“期”，加“”為“旗”，加“鹿”為“麒”，一個字變成了幾個字。嚴格的說，形聲字才該叫做“字”，“字”是“孳乳而浸多”的意思[4]。象形有抽象作用，如一畫可以代表任何一物，“”（上）、“”（下）、“一”、“二”、“三”其實都可以說是象形。象形又有指示作用，如“刀”字上加一點，表明刃在那裏。這樣，舊時所謂指事字其實都可以歸入象形字。象形還有會合作用，會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子，表示一個意義；那麽，舊時所謂會意字其實也可以歸入象形字。但會合成功的不是“文”，也該是“字”。象形字、假借字、形聲字，是文字發展的邏輯的程序，但甲骨文裏三種字都已經有了。這裏所說的程序，是近人新說，和“六書說”頗有出入。六書說原有些不完備、不清楚的地方，新說加以補充修正，似乎更可信些。
漢隸（乙瑛碑）
秦以後隻是書體演變的時代。演變的主因是應用，演變的方向是簡易。始皇用小篆統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隸書”。當時公事忙，文書多，書記雖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書，卻不免寫得草率些。日子長了，這樣寫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體，稱為“隸書”；因為是給徒隸等下級辦公人看的。這種字體究竟和小篆差不多。到了漢末，才漸漸變了，橢圓的變為扁方的，“斂筆”變為“挑筆”。這是所謂漢隸，是隸書的標準。晉、唐之間，又稱為“八分書”。漢初還有草書，從隸書變化，更為簡便。這從清末以來在新疆和敦煌發現的漢、晉間的木簡裏最能見出。這種草書，各字分開，還帶著挑筆，稱為“章草”。魏、晉之際，又嫌挑筆費事，改為斂筆，字字連書，以一行或一節為單位。這稱為“今草”。隸書方整，去了挑筆，又變為“正書”。這起於魏代。晉、唐之間，卻稱為“隸書”，而稱漢隸為“八分書”。晉代也稱為“楷書”。宋代又改稱為“真書”。正書本也是扁方的，到陳、隋的時候，漸漸變方了。到了唐代，又漸漸變長了。這是為了好看。正書簡化，便成“行書”，起於晉代。大概正書不免於拘，草書不免於放，行書介乎兩者之間，最為適用。但現在還通用著正書，而輔以行、草。一方麵卻提倡民間的“簡筆字”，將正書、行書再行簡化；這也還是求應用便利的緣故。
章草 <hr/>
[1]《淮南子·本經訓》及高誘注。
[2]古代簡牘用泥封口，在泥上蓋印。
[3]《說文·文部》。
[4]《說文序》。
【參考資料】《說文解字敘》。容庚《中國文字學》。陳夢家《中國文字學》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