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中國的史書，《史記》、《漢書》，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有兩個原因。一則這兩部書是最早的有係統的曆史，再早雖然還有《尚書》、《魯春秋》、《國語》、《春秋左氏傳》、《戰國策》等，但《尚書》、《國語》、《戰國策》，都是記言的史，不是記事的史。《春秋》和《左傳》是記事的史了，可是《春秋》太簡短，《左氏傳》雖夠鋪排的，而跟著《春秋》編年的係統，所記的事還不免散碎。《史記》創了“紀傳體”，敘事自黃帝以來到著者當世，就是漢武帝的時候，首尾三千多年。《漢書》采用了《史記》的體製，卻以漢事為斷，從高祖到王莽，隻二百三十年。後來的史書全用《漢書》的體製，斷代成書；二十四史裏，《史記》、《漢書》以外的二十二史都如此。這稱為“正史”。《史記》、《漢書》，可以說都是“正史”的源頭。二則，這兩部書都成了文學的古典，兩書有許多相同處，雖然也有許多相異處。大概東漢、魏、晉到唐，喜歡《漢書》的多，唐以後喜歡《史記》的多，而明、清兩代尤然。這是兩書文體各有所勝的緣故。但曆來班、馬並稱，《史》、《漢》連舉，它們敘事寫人的技術，畢竟是大同的。
《史記》，漢司馬遷著。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一四五——生，卒年不詳）。他是太史令司馬談的兒子。小時候在本鄉隻幫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兒。司馬談作了太史令，才將他帶到京師（今西安）讀書。他十歲的時候，便認識“古文”的書了。二十歲以後，到處遊曆，真是足跡遍天下。他東邊到過現在的河北、山東及江、浙沿海，南邊到過湖南、江西、雲南、貴州，西邊到過陝、甘、西康等處，北邊到過長城等處；當時的“大漢帝國”，除了朝鮮、河西（今寧夏一帶）、嶺南幾個新開郡外，他都走到了。他的出遊，相傳是父親命他搜求史料去的；但也有些處是因公去的。他搜得了多少寫的史料，沒有明文，不能知道。可是他卻看到了好些古代的遺跡，聽到了好些古代的軼聞；這些都是活史料，他用來印證並補充他所讀的書。他作《史記》，敘述和描寫往往特別親切有味，便是為此。他的遊曆不但增擴了他的見聞，也增擴了他的胸襟；他能夠綜括三千多年的事，寫成一部大書，而行文又極其抑揚變化之致，可見出他的胸襟是如何的闊大。
司馬遷像
他二十幾歲的時候，應試得高第，做了郎中。武帝元封元年（西元前一一〇），大行封禪典禮，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裏。司馬談是史官，本該從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陽不能去。司馬遷卻跟去了。回來見父親，父親已經快死了，拉著他的手嗚咽著道：“我們先人從虞、夏以來，世代作史官；周末棄職他去，從此我家便衰微了。我雖然恢複了世傳的職務，可是不成；你看這回封禪大典，我竟不能從行，真是命該如此！再說孔子因為眼見王道缺，禮樂衰，才整理文獻，論《詩》、《書》，作《春秋》，他的功績是不朽的。孔子到現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國隻管爭戰，史籍都散失了，這得搜求整理；漢朝一統天下，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也得記載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卻沒能盡職，無所論著，真是惶恐萬分。你若能繼承先業，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誌，揚名於後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著我的話罷。”[1]司馬遷聽了父親這番遺命，低頭流淚答道：“兒子雖然不肖，定當將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來，不敢有所遺失。”[2]司馬談便在這年死了；司馬遷這年三十六歲。父親的遺命指示了他一條偉大的路。
司馬遷祠
父親死的第三年，司馬遷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機會看到許多史籍和別的藏書，便開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時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裏，特別是漢代各地方行政報告，他那裏都有。他一麵整理史料，一麵卻忙著改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西元前一〇四），太初曆完成，才動手著他的書。天漢二年（西元前九九），李陵奉了貳師將軍李廣利的命，領了五千兵，出塞打匈奴。匈奴八萬人圍著他們；他們殺傷了匈奴一萬多，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完了，又沒吃的，耗了八天，等貳師將軍派救兵。救兵竟沒有影子。匈奴卻派人來招降。李陵想著回去也沒有臉，就降了。武帝聽了這個消息，又急又氣。朝廷裏紛紛說李陵的壞話。武帝問司馬遷，李陵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李陵也作過郎中，和司馬遷同過事，司馬遷是知道他的。
宋本《史記》書影
他說李陵這個人秉性忠義，常想犧牲自己，報效國家。這回以少敵眾，兵盡路窮，但還殺傷那麽些人，功勞其實也不算小。他決不是怕死的人，他的降大概是假意的，也許在等機會給漢朝出力呢。武帝聽了他的話，想著貳師將軍是自己派的元帥，司馬遷卻將功勞歸在投降的李陵身上，真是大不敬；便教將他抓起來，下在獄裏。第二年，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汙及先人，見笑親友。他灰心失望已極，隻能發憤努力，在獄中專心致誌寫他的書，希圖留個後世名。過了兩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獄，不久卻又作了宦者作的官，中書令，重被寵信。但他還繼續寫他的書。直到征和二年（西元前九一），全書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他死後，這部書部分的流傳；到宣帝時，他的外孫楊惲才將全書獻上朝廷去，並傳寫公行於世。漢人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太史公記》、《太史記》。魏、晉間才簡稱為《史記》，《史記》便成了定名。這部書流傳時頗有缺佚，經後人補續改竄了不少；隻有元帝、成帝間褚少孫補的有主名，其餘都不容易考了。
司馬遷是竊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時代第一個保存文獻的人；司馬遷是秦火以後第一個保存文獻的人。他們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樣。《史記自序》裏記著司馬遷和上大夫壺遂討論作史的一番話。司馬遷引述他的父親稱揚孔子整理“六經”的豐功偉業，而特別著重《春秋》的著作。他們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話：“我有種種覺民救世的理想，憑空發議論，恐怕人不理會；不如借曆史上現成的事實來表現，可以深切著明些。”[3]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惡、賢不肖，存亡繼絕，補敝起廢，作後世君臣龜鑒。《春秋》實在是禮義的大宗，司馬遷相信禮治是勝於法治的。他相信《春秋》包羅萬象，采善貶惡，並非以刺譏為主。像他父親遺命所說的，漢興以來，人主明聖盛德，和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是他父子職守所在，正該記載表彰。他的書記漢事較詳，固然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漢的緣故。他排斥暴秦，要將漢遠承三代。這正和今文家說的《春秋》尊魯一樣，他的書實在是竊比《春秋》的。他雖自稱隻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4]，述而不作，不敢與《春秋》比，那不過是謙詞罷了。 漢武帝像 《史記菁華錄》書影
他在《報任安書》裏說他的書“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自序》裏說：“罔（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王跡所興”，始終盛衰，便是“古今之變”，也便是“天人之際”。“天人之際”隻是天道對於人事的影響；這和所謂“始終盛衰”都是陰陽家言。陰陽家倡“五德終始說”，以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克勝，終始運行，循環不息。當運者盛，王跡所興；運去則衰。西漢此說大行，與“今文經學”合而為一。司馬遷是請教過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師；他也許受了董的影響。“五德終始說”原是一種曆史哲學；實際的教訓隻是讓人君順時修德。
《史記·遊俠列傳》書影
《史記》雖然竊比《春秋》，卻並不用那咬文嚼字的書法，隻據事實錄，使善惡自見。書裏也有議論，那不過是著者牢騷之辭，與大體是無關的。原來司馬遷自遭李陵之禍，更加努力著書。他覺得自己已經身廢名裂，要發抒意中的鬱結，隻有這一條通路。他在《報任安書》和《史記自序》裏引了文王以下到韓非諸賢聖，都是發憤才著書的。他自己也是個發憤著書的人。天道的無常，世變的無常，引起了他的慨歎；他悲天憫人，發為牢騷抑揚之辭。這增加了他的書的情韻。後世論文的人推尊《史記》，一個原因便在這裏。
班彪論前史得失，卻說他“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論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以為“大敝傷道”[5]；班固也說他“是非頗謬於聖人”[6]。其實推崇道家的是司馬談；司馬遷時，儒學已成獨尊之勢，他也成了一個推崇的人了。至於《遊俠》、《貨殖》兩傳，確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時候有錢可以贖罪，他遭了李陵之禍，刑重家貧，不能自贖，所以才有“羞貧窮”的話；他在窮窘之中，交遊竟沒有一個抱不平來救他的，所以才有稱揚遊俠的話。這和《伯夷傳》裏天道無常的疑問，都隻是偶一借題發揮，無關全書大旨。東漢王允死看“發憤”著書一語，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見，便說《史記》是“佞臣”的“謗書”[7]，那不但誤解了《史記》，也太小看了司馬遷了。
班固像
《史記》體例有五：十二本紀，記帝王政跡，是編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記世代為主。八書，記典章製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記侯國世代存亡。七十列傳，類記各方麵人物。史家稱為“紀傳體”，因為“紀傳”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斷片的雜記，便是順案年月的纂錄；自出機杼，創立規模，以駕馭去取各種史料的，從《史記》起始。司馬遷的確能夠貫穿經傳，整齊百家雜語，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齊”的必要，並知道怎樣去“整齊”：這實在是創作，是以述為作。他這樣將自有文化以來三千年間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爐而冶之”，卻反映著秦漢大一統的局勢。《春秋左氏傳》雖也可算通史，但是規模完具的通史，還得推《史記》為第一部書。班固根據他父親班彪的意見，說司馬遷“善敘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8]。“直”是“簡省”的意思；簡省而能明確，便見本領。《史記》共一百三十篇，列傳占了全書的過半數；司馬遷的史觀是以人物為中心的。他最長於描寫；靠了他的筆，古代許多重要人物的麵形，至今還活現在紙上。
《漢書》，漢班固著。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人（光武帝建武八年——西元三二——生，和帝永元四年——西元九二——卒）。他家和司馬氏一樣，也是個世家；《漢書》是子繼父業，也和司馬遷差不多。但班固的憑藉，比司馬遷好多了。他曾祖班斿，博學有才氣，成帝時，和劉向同校皇家藏書。成帝賜了他全套藏書的副本，《史記》也在其中。當時書籍流傳很少，得來不易；班家得了這批賜書，真像大圖書館似的。他家又有錢，能夠招待客人。後來有好些學者，老遠的跑到他家來看書；揚雄便是一個。班斿的次孫班彪，既有書看，又得接觸許多學者；於是盡心儒術，成了一個史學家。《史記》以後，續作很多，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補充，著了六十五篇《後傳》。他詳論《史記》的得失，大體確當不移。他的書似乎隻有本紀和列傳；世家是並在列傳裏。這部書沒有流傳下來，但他的兒子班固的《漢書》是用它作底本的。 班超像 班昭像
班固生在河西；那時班彪避亂在那裏。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後來都有功於《漢書》。他五歲時隨父親到那時的京師洛陽。九歲時能作文章，讀詩賦。大概是十六歲罷，他入了洛陽的大學，博覽群書。他治學不專守一家；隻重大義，不沾沾在章句上。又善作辭賦。為人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驕人。在大學裏讀了七年書，二十三歲上，父親死了，他回到安陵去。明帝永平元年（西元五八），他二十八歲，開始改撰父親的書。他覺得《後傳》不夠詳的，自己專心精究，想完成一部大書。過了三年，有人上書給明帝，告他私自改作舊史。當時天下新定，常有人假造預言，搖惑民心；私改舊史，更有機會造謠，罪名可以很大。
《東觀漢記》書影（玉函山房輯佚本）
明帝當即詔令扶風郡逮捕班固，解到洛陽獄中，並調看他的稿子。他兄弟班超怕鬧出大亂子，永平五年（西元六二），帶了全家趕到洛陽；他上書給明帝，陳明原委，請求召見。明帝果然召見。他陳明班固不敢私改舊史，隻是續父所作。那時扶風郡也已將班固稿子送呈。明帝卻很賞識那稿子，便命班固作校書郎，蘭台令史，跟別的幾個人同修世祖（光武帝）本紀。班家這時候很窮。班超也作了一名書記，幫助哥哥養家。後來班固等又述諸功臣的事跡，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上。這些後來都成了劉珍等所撰的《東觀漢記》的一部分，與《漢書》是無關的。
明帝這時候才命班固續完前稿。永平七年（西元六四），班固三十三歲，在蘭台重行寫他的大著。蘭台是皇家藏書之處，他取精用弘，比家中自然更好。次年，班超也作了蘭台令史。雖然在官不久，就從軍去了，但一定給班固幫助很多。章帝即位，好辭賦，更賞識班固了。他因此得常到宮中讀書，往往連日帶夜的讀下去。大概在建初七年（西元八二），他的書才大致完成。那年他是五十一歲了。和帝永元元年（西元八九），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用他作中護軍，參議軍機大事。這一回匈奴大敗，逃得不知去向。竇憲在出塞三千多裏外的燕然山上刻石紀功，教班固作銘。這是著名的大手筆。
宋本《漢書》書影
次年他回到京師，就作竇憲的秘書。當時竇憲威勢極盛；班固倒沒有仗竇家的勢欺壓人，但他的兒子和奴仆卻都無法無天的。這就得罪了許多地麵上的官兒；他們都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他的奴子喝醉了，在街上罵了洛陽令種兢，種兢氣恨極了，但也隻能記在心裏。永元四年（西元九二），竇憲陰謀弑和帝，事敗，自殺。他的黨羽，或誅死，或免官。班固先隻免了官，種兢卻饒不過他，逮捕了他，下在獄裏。他已經六十一歲了，受不得那種苦，便在獄裏死了。和帝得知，很覺可惜，特地下詔申斥種兢，命他將主辦的官員抵罪。班固死後，《漢書》的稿子很散亂。他的妹子班昭也是高才博學，嫁給曹世叔，世叔早死，她的節行並為人所重。當時稱為曹大家。這時候她奉詔整理哥哥的書；並有高才郎官十人，從她研究這部書——經學大師扶風馬融，就在這十人裏。書中的八表和天文誌那時還未完成，她和馬融的哥哥馬續參考皇家藏書，將這些篇寫定，這也是奉詔辦的。
《漢書》的名稱從《尚書》來，是班固定的。他說唐、虞、三代當時都有記載，頌述功德；漢朝卻到了第六代才有司馬遷的《史記》。而《史記》是通史，將漢朝皇帝的本紀放在盡後頭，並且將堯的後裔的漢和秦、項放在相等的地位，這實在不足以推尊本朝。況《史記》隻到武帝而止，也沒有成段落似的。他所以斷代述史，起於高祖，終於平帝時王莽之誅，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紀、表、誌、傳凡百篇，稱為《漢書》[9]。班固著《漢書》，雖然根據父親的評論，修正了《史記》的缺失，但斷代的主張，卻是他的創見。他這樣一麵保存了文獻，一麵貫徹了發揚本朝功德的趣旨。所以後來的正史都以他的書為範本，名稱也多叫作“書”。他這個創見，影響是極大的。他的書所包舉的，比《史記》更為廣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藝術、文章，盡在其中。
《漢書·藝文誌》書影
書裏沒有“世家”一體，本於班彪《後傳》。漢代封建製度，實際上已不存在；無所謂侯國，也就無所謂世家。這一體的並入列傳，也是自然之勢。至於改“書”為“誌”，隻是避免與《漢書》的“書”字相重，無關得失。但增加了《藝文誌》，敘述古代學術源流，記載皇家藏書目錄，所關卻就大了。《藝文誌》的底本是劉歆的《七略》。劉向、劉歆父子都曾奉詔校讀皇家藏書；他們開始分別源流，編訂目錄[10]，使那些“中秘書”漸得流傳於世，功勞是很大的。他們的原著都已不存，但《藝文誌》還保留著劉歆《七略》的大部分。這是後來目錄學家的寶典。原來秦火之後，直到成帝時，書籍才漸漸出現；成帝詔求遺書於天下，這些書便多聚在皇家。劉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樣大的貢獻，班固所以想到在《漢書》裏增立《藝文誌》，都是時代使然。司馬遷便沒有這樣好運氣。
《史記》成於一人之手，《漢書》成於四人之手。表、誌由曹大家和馬續補成；紀、傳從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後傳》作底本。而從高祖至武帝，更多用《史記》的文字。這樣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說他的書是“剽竊”而成[11]，算不得著作。但那時的著作權的觀念還不甚分明，不以抄襲為嫌；而史書也不能憑虛別構。班固刪潤舊文，正是所謂“述而不作”。他刪潤的地方，卻頗有別裁，決非率爾下筆。史書敘漢事，有闕略的，有隱晦的，經他潤色，便變得詳明，這是他的獨到處。漢代“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他實在表彰得更為到家。書中收載別人整篇的文章甚多，有人因此說他是“浮華”之士[12]。這些文章大抵關係政治學術，多是經世有用之作。那時還沒有文集，史書加以搜羅，不失保存文獻之旨。至於收錄辭賦，卻是當時的風氣和他個人的嗜好；不過從現在看來，這些也正是文學史料，不能抹煞的。
《史通》書影
班、馬優劣論起於王充《論衡》。他說班氏父子“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為勝於《史記》[13]。王充論文，是主張“華實俱成”的[14]。漢代是個辭賦的時代，所謂“華”，便是辭賦化。《史記》當時還用散行文字；到了《漢書》，便弘麗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長了。這正是辭賦的影響。自此以後，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愛《漢書》，專門傳習，《史記》的傳習者卻甚少。這反映著那時期崇尚駢文的風氣。唐以後，散文漸成正統，大家才提倡起《史記》來；明歸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記》差不多要駕乎《漢書》之上了。這種優劣論起於二書散整不同，質文各異；其實是跟著時代的好尚而轉變的。
《史記》，漢司馬遷著。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一四五——生，卒年不詳）。他是太史令司馬談的兒子。小時候在本鄉隻幫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兒。司馬談作了太史令，才將他帶到京師（今西安）讀書。他十歲的時候，便認識“古文”的書了。二十歲以後，到處遊曆，真是足跡遍天下。他東邊到過現在的河北、山東及江、浙沿海，南邊到過湖南、江西、雲南、貴州，西邊到過陝、甘、西康等處，北邊到過長城等處；當時的“大漢帝國”，除了朝鮮、河西（今寧夏一帶）、嶺南幾個新開郡外，他都走到了。他的出遊，相傳是父親命他搜求史料去的；但也有些處是因公去的。他搜得了多少寫的史料，沒有明文，不能知道。可是他卻看到了好些古代的遺跡，聽到了好些古代的軼聞；這些都是活史料，他用來印證並補充他所讀的書。他作《史記》，敘述和描寫往往特別親切有味，便是為此。他的遊曆不但增擴了他的見聞，也增擴了他的胸襟；他能夠綜括三千多年的事，寫成一部大書，而行文又極其抑揚變化之致，可見出他的胸襟是如何的闊大。
司馬遷像
他二十幾歲的時候，應試得高第，做了郎中。武帝元封元年（西元前一一〇），大行封禪典禮，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裏。司馬談是史官，本該從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陽不能去。司馬遷卻跟去了。回來見父親，父親已經快死了，拉著他的手嗚咽著道：“我們先人從虞、夏以來，世代作史官；周末棄職他去，從此我家便衰微了。我雖然恢複了世傳的職務，可是不成；你看這回封禪大典，我竟不能從行，真是命該如此！再說孔子因為眼見王道缺，禮樂衰，才整理文獻，論《詩》、《書》，作《春秋》，他的功績是不朽的。孔子到現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國隻管爭戰，史籍都散失了，這得搜求整理；漢朝一統天下，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也得記載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卻沒能盡職，無所論著，真是惶恐萬分。你若能繼承先業，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誌，揚名於後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著我的話罷。”[1]司馬遷聽了父親這番遺命，低頭流淚答道：“兒子雖然不肖，定當將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來，不敢有所遺失。”[2]司馬談便在這年死了；司馬遷這年三十六歲。父親的遺命指示了他一條偉大的路。
司馬遷祠
父親死的第三年，司馬遷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機會看到許多史籍和別的藏書，便開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時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裏，特別是漢代各地方行政報告，他那裏都有。他一麵整理史料，一麵卻忙著改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西元前一〇四），太初曆完成，才動手著他的書。天漢二年（西元前九九），李陵奉了貳師將軍李廣利的命，領了五千兵，出塞打匈奴。匈奴八萬人圍著他們；他們殺傷了匈奴一萬多，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完了，又沒吃的，耗了八天，等貳師將軍派救兵。救兵竟沒有影子。匈奴卻派人來招降。李陵想著回去也沒有臉，就降了。武帝聽了這個消息，又急又氣。朝廷裏紛紛說李陵的壞話。武帝問司馬遷，李陵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李陵也作過郎中，和司馬遷同過事，司馬遷是知道他的。
宋本《史記》書影
他說李陵這個人秉性忠義，常想犧牲自己，報效國家。這回以少敵眾，兵盡路窮，但還殺傷那麽些人，功勞其實也不算小。他決不是怕死的人，他的降大概是假意的，也許在等機會給漢朝出力呢。武帝聽了他的話，想著貳師將軍是自己派的元帥，司馬遷卻將功勞歸在投降的李陵身上，真是大不敬；便教將他抓起來，下在獄裏。第二年，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汙及先人，見笑親友。他灰心失望已極，隻能發憤努力，在獄中專心致誌寫他的書，希圖留個後世名。過了兩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獄，不久卻又作了宦者作的官，中書令，重被寵信。但他還繼續寫他的書。直到征和二年（西元前九一），全書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他死後，這部書部分的流傳；到宣帝時，他的外孫楊惲才將全書獻上朝廷去，並傳寫公行於世。漢人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太史公記》、《太史記》。魏、晉間才簡稱為《史記》，《史記》便成了定名。這部書流傳時頗有缺佚，經後人補續改竄了不少；隻有元帝、成帝間褚少孫補的有主名，其餘都不容易考了。
司馬遷是竊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時代第一個保存文獻的人；司馬遷是秦火以後第一個保存文獻的人。他們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樣。《史記自序》裏記著司馬遷和上大夫壺遂討論作史的一番話。司馬遷引述他的父親稱揚孔子整理“六經”的豐功偉業，而特別著重《春秋》的著作。他們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話：“我有種種覺民救世的理想，憑空發議論，恐怕人不理會；不如借曆史上現成的事實來表現，可以深切著明些。”[3]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惡、賢不肖，存亡繼絕，補敝起廢，作後世君臣龜鑒。《春秋》實在是禮義的大宗，司馬遷相信禮治是勝於法治的。他相信《春秋》包羅萬象，采善貶惡，並非以刺譏為主。像他父親遺命所說的，漢興以來，人主明聖盛德，和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是他父子職守所在，正該記載表彰。他的書記漢事較詳，固然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漢的緣故。他排斥暴秦，要將漢遠承三代。這正和今文家說的《春秋》尊魯一樣，他的書實在是竊比《春秋》的。他雖自稱隻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4]，述而不作，不敢與《春秋》比，那不過是謙詞罷了。 漢武帝像 《史記菁華錄》書影
他在《報任安書》裏說他的書“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自序》裏說：“罔（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王跡所興”，始終盛衰，便是“古今之變”，也便是“天人之際”。“天人之際”隻是天道對於人事的影響；這和所謂“始終盛衰”都是陰陽家言。陰陽家倡“五德終始說”，以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克勝，終始運行，循環不息。當運者盛，王跡所興；運去則衰。西漢此說大行，與“今文經學”合而為一。司馬遷是請教過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師；他也許受了董的影響。“五德終始說”原是一種曆史哲學；實際的教訓隻是讓人君順時修德。
《史記·遊俠列傳》書影
《史記》雖然竊比《春秋》，卻並不用那咬文嚼字的書法，隻據事實錄，使善惡自見。書裏也有議論，那不過是著者牢騷之辭，與大體是無關的。原來司馬遷自遭李陵之禍，更加努力著書。他覺得自己已經身廢名裂，要發抒意中的鬱結，隻有這一條通路。他在《報任安書》和《史記自序》裏引了文王以下到韓非諸賢聖，都是發憤才著書的。他自己也是個發憤著書的人。天道的無常，世變的無常，引起了他的慨歎；他悲天憫人，發為牢騷抑揚之辭。這增加了他的書的情韻。後世論文的人推尊《史記》，一個原因便在這裏。
班彪論前史得失，卻說他“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論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以為“大敝傷道”[5]；班固也說他“是非頗謬於聖人”[6]。其實推崇道家的是司馬談；司馬遷時，儒學已成獨尊之勢，他也成了一個推崇的人了。至於《遊俠》、《貨殖》兩傳，確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時候有錢可以贖罪，他遭了李陵之禍，刑重家貧，不能自贖，所以才有“羞貧窮”的話；他在窮窘之中，交遊竟沒有一個抱不平來救他的，所以才有稱揚遊俠的話。這和《伯夷傳》裏天道無常的疑問，都隻是偶一借題發揮，無關全書大旨。東漢王允死看“發憤”著書一語，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見，便說《史記》是“佞臣”的“謗書”[7]，那不但誤解了《史記》，也太小看了司馬遷了。
班固像
《史記》體例有五：十二本紀，記帝王政跡，是編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記世代為主。八書，記典章製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記侯國世代存亡。七十列傳，類記各方麵人物。史家稱為“紀傳體”，因為“紀傳”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斷片的雜記，便是順案年月的纂錄；自出機杼，創立規模，以駕馭去取各種史料的，從《史記》起始。司馬遷的確能夠貫穿經傳，整齊百家雜語，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齊”的必要，並知道怎樣去“整齊”：這實在是創作，是以述為作。他這樣將自有文化以來三千年間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爐而冶之”，卻反映著秦漢大一統的局勢。《春秋左氏傳》雖也可算通史，但是規模完具的通史，還得推《史記》為第一部書。班固根據他父親班彪的意見，說司馬遷“善敘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8]。“直”是“簡省”的意思；簡省而能明確，便見本領。《史記》共一百三十篇，列傳占了全書的過半數；司馬遷的史觀是以人物為中心的。他最長於描寫；靠了他的筆，古代許多重要人物的麵形，至今還活現在紙上。
《漢書》，漢班固著。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人（光武帝建武八年——西元三二——生，和帝永元四年——西元九二——卒）。他家和司馬氏一樣，也是個世家；《漢書》是子繼父業，也和司馬遷差不多。但班固的憑藉，比司馬遷好多了。他曾祖班斿，博學有才氣，成帝時，和劉向同校皇家藏書。成帝賜了他全套藏書的副本，《史記》也在其中。當時書籍流傳很少，得來不易；班家得了這批賜書，真像大圖書館似的。他家又有錢，能夠招待客人。後來有好些學者，老遠的跑到他家來看書；揚雄便是一個。班斿的次孫班彪，既有書看，又得接觸許多學者；於是盡心儒術，成了一個史學家。《史記》以後，續作很多，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補充，著了六十五篇《後傳》。他詳論《史記》的得失，大體確當不移。他的書似乎隻有本紀和列傳；世家是並在列傳裏。這部書沒有流傳下來，但他的兒子班固的《漢書》是用它作底本的。 班超像 班昭像
班固生在河西；那時班彪避亂在那裏。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後來都有功於《漢書》。他五歲時隨父親到那時的京師洛陽。九歲時能作文章，讀詩賦。大概是十六歲罷，他入了洛陽的大學，博覽群書。他治學不專守一家；隻重大義，不沾沾在章句上。又善作辭賦。為人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驕人。在大學裏讀了七年書，二十三歲上，父親死了，他回到安陵去。明帝永平元年（西元五八），他二十八歲，開始改撰父親的書。他覺得《後傳》不夠詳的，自己專心精究，想完成一部大書。過了三年，有人上書給明帝，告他私自改作舊史。當時天下新定，常有人假造預言，搖惑民心；私改舊史，更有機會造謠，罪名可以很大。
《東觀漢記》書影（玉函山房輯佚本）
明帝當即詔令扶風郡逮捕班固，解到洛陽獄中，並調看他的稿子。他兄弟班超怕鬧出大亂子，永平五年（西元六二），帶了全家趕到洛陽；他上書給明帝，陳明原委，請求召見。明帝果然召見。他陳明班固不敢私改舊史，隻是續父所作。那時扶風郡也已將班固稿子送呈。明帝卻很賞識那稿子，便命班固作校書郎，蘭台令史，跟別的幾個人同修世祖（光武帝）本紀。班家這時候很窮。班超也作了一名書記，幫助哥哥養家。後來班固等又述諸功臣的事跡，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上。這些後來都成了劉珍等所撰的《東觀漢記》的一部分，與《漢書》是無關的。
明帝這時候才命班固續完前稿。永平七年（西元六四），班固三十三歲，在蘭台重行寫他的大著。蘭台是皇家藏書之處，他取精用弘，比家中自然更好。次年，班超也作了蘭台令史。雖然在官不久，就從軍去了，但一定給班固幫助很多。章帝即位，好辭賦，更賞識班固了。他因此得常到宮中讀書，往往連日帶夜的讀下去。大概在建初七年（西元八二），他的書才大致完成。那年他是五十一歲了。和帝永元元年（西元八九），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用他作中護軍，參議軍機大事。這一回匈奴大敗，逃得不知去向。竇憲在出塞三千多裏外的燕然山上刻石紀功，教班固作銘。這是著名的大手筆。
宋本《漢書》書影
次年他回到京師，就作竇憲的秘書。當時竇憲威勢極盛；班固倒沒有仗竇家的勢欺壓人，但他的兒子和奴仆卻都無法無天的。這就得罪了許多地麵上的官兒；他們都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他的奴子喝醉了，在街上罵了洛陽令種兢，種兢氣恨極了，但也隻能記在心裏。永元四年（西元九二），竇憲陰謀弑和帝，事敗，自殺。他的黨羽，或誅死，或免官。班固先隻免了官，種兢卻饒不過他，逮捕了他，下在獄裏。他已經六十一歲了，受不得那種苦，便在獄裏死了。和帝得知，很覺可惜，特地下詔申斥種兢，命他將主辦的官員抵罪。班固死後，《漢書》的稿子很散亂。他的妹子班昭也是高才博學，嫁給曹世叔，世叔早死，她的節行並為人所重。當時稱為曹大家。這時候她奉詔整理哥哥的書；並有高才郎官十人，從她研究這部書——經學大師扶風馬融，就在這十人裏。書中的八表和天文誌那時還未完成，她和馬融的哥哥馬續參考皇家藏書，將這些篇寫定，這也是奉詔辦的。
《漢書》的名稱從《尚書》來，是班固定的。他說唐、虞、三代當時都有記載，頌述功德；漢朝卻到了第六代才有司馬遷的《史記》。而《史記》是通史，將漢朝皇帝的本紀放在盡後頭，並且將堯的後裔的漢和秦、項放在相等的地位，這實在不足以推尊本朝。況《史記》隻到武帝而止，也沒有成段落似的。他所以斷代述史，起於高祖，終於平帝時王莽之誅，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紀、表、誌、傳凡百篇，稱為《漢書》[9]。班固著《漢書》，雖然根據父親的評論，修正了《史記》的缺失，但斷代的主張，卻是他的創見。他這樣一麵保存了文獻，一麵貫徹了發揚本朝功德的趣旨。所以後來的正史都以他的書為範本，名稱也多叫作“書”。他這個創見，影響是極大的。他的書所包舉的，比《史記》更為廣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藝術、文章，盡在其中。
《漢書·藝文誌》書影
書裏沒有“世家”一體，本於班彪《後傳》。漢代封建製度，實際上已不存在；無所謂侯國，也就無所謂世家。這一體的並入列傳，也是自然之勢。至於改“書”為“誌”，隻是避免與《漢書》的“書”字相重，無關得失。但增加了《藝文誌》，敘述古代學術源流，記載皇家藏書目錄，所關卻就大了。《藝文誌》的底本是劉歆的《七略》。劉向、劉歆父子都曾奉詔校讀皇家藏書；他們開始分別源流，編訂目錄[10]，使那些“中秘書”漸得流傳於世，功勞是很大的。他們的原著都已不存，但《藝文誌》還保留著劉歆《七略》的大部分。這是後來目錄學家的寶典。原來秦火之後，直到成帝時，書籍才漸漸出現；成帝詔求遺書於天下，這些書便多聚在皇家。劉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樣大的貢獻，班固所以想到在《漢書》裏增立《藝文誌》，都是時代使然。司馬遷便沒有這樣好運氣。
《史記》成於一人之手，《漢書》成於四人之手。表、誌由曹大家和馬續補成；紀、傳從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後傳》作底本。而從高祖至武帝，更多用《史記》的文字。這樣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說他的書是“剽竊”而成[11]，算不得著作。但那時的著作權的觀念還不甚分明，不以抄襲為嫌；而史書也不能憑虛別構。班固刪潤舊文，正是所謂“述而不作”。他刪潤的地方，卻頗有別裁，決非率爾下筆。史書敘漢事，有闕略的，有隱晦的，經他潤色，便變得詳明，這是他的獨到處。漢代“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他實在表彰得更為到家。書中收載別人整篇的文章甚多，有人因此說他是“浮華”之士[12]。這些文章大抵關係政治學術，多是經世有用之作。那時還沒有文集，史書加以搜羅，不失保存文獻之旨。至於收錄辭賦，卻是當時的風氣和他個人的嗜好；不過從現在看來，這些也正是文學史料，不能抹煞的。
《史通》書影
班、馬優劣論起於王充《論衡》。他說班氏父子“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為勝於《史記》[13]。王充論文，是主張“華實俱成”的[14]。漢代是個辭賦的時代，所謂“華”，便是辭賦化。《史記》當時還用散行文字；到了《漢書》，便弘麗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長了。這正是辭賦的影響。自此以後，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愛《漢書》，專門傳習，《史記》的傳習者卻甚少。這反映著那時期崇尚駢文的風氣。唐以後，散文漸成正統，大家才提倡起《史記》來；明歸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記》差不多要駕乎《漢書》之上了。這種優劣論起於二書散整不同，質文各異；其實是跟著時代的好尚而轉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