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寫了一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篇末論到白話文學的成績，第三項說：
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麵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舉了四項。第一項白話詩，他說，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項短篇小說，他說也漸漸的成立了；第四項戲劇與長篇小說，他說成績最壞。他沒有說那一種成績最好；但從語氣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話詩和短篇小說的壞。現在是六年以後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話詩雖也有多少的進展，如采用西洋詩的格律，但是太需緩了；文壇上對於它，已迥非先前的熱鬧可比。胡先生那時預言，十年之內的中國詩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現在看看，似乎絲毫沒有把握。短篇小說的情形，比前為好，長篇差不多和從前一樣。戲劇的演作兩麵，卻已有可注意的成績，這令人高興。最發達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來風起雲湧的種種刊物，都有意或無意地發表了許多散文，近一年這種刊物更多。各書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東方雜誌》從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辟新語林一欄，也載有許多小品散文。夏丏尊，劉薰宇兩先生編的《文章作法》，於記事文，敘事文，說明文，議論文而外，有小品文的專章。去年《小說月報》的創作號（七號），也特辟小品一欄。小品散文，於是乎極一時之盛。東亞病夫在今年三月複胡適的信（《真美善》一卷十二號）裏，論這幾年文學的成績說：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諷刺的，析心理的，寫自然的，往往著墨不多，而餘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說。......第三是詩。
......這個觀察大致不錯。
但有舉出懶惰與欲速，說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說發達的原因，那卻是不夠的。現在姑且丟開短篇小說而論小品文：所謂懶惰與欲速，隻是它的本質的原因之一麵；它的曆史的原因，其實更來得重要些。我們知道，中國文學向來大抵以散文學1為正宗；散文的發達，正是順勢。而小品散文的體製，舊來的散文學裏也盡有；隻精神麵目，頗不相同罷了。試以姚鼐的十三類為準，如序跋，書牘，贈序，傳狀，碑誌，雜記，哀祭七類中，都有許多小品文字；陳天定選的《古今小品》，甚至還將詔令，箴銘列入，那就未免太廣泛了。我說曆史的原因，隻是曆史的背景之意，並非指出現代散文的源頭所在。胡先生說，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他說的那種迷信的正麵，自然是美文隻能用文言了；這也就是說，美文古已有之，隻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話去做罷了。周先生自己在《雜拌兒》序裏說：
1讀如散--文學與純文學相對，較普通所謂散文，意義廣些--駢文也包括在內。......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的人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雖然後代批評家貶斥它為淺率空疏，實際卻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其價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對於著作的態度，可以說是二元的，而他們則是一元的，在這一點上與現代寫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為文是以載道的東西，但此外另有一種文章卻是可以寫了來消遣的；現在則又把它統一了，去寫或讀可以說是本於消遣，但同時也就傳了道了，或是聞了道。......這也可以說是與明代的新文學家的--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雖然並沒有去模仿，或者也還很少有人去讀明文，又因時代的關係在文字上很有歐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
這一節話論現代散文的曆史背景，頗為扼要，且極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舊來的散文學裏，確是最與現代散文相近的。但我們得知道，現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響，還是外國的影響；這一層周先生不曾明說。我們看，周先生自己的書，如《澤瀉集》等，裏麵的文章，無論從思想說，從表現說，豈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裏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罷了。我寧可說，他所受的外國的影響比中國的多。而其餘的作家，外國的影響有時還要多些，像魯迅先生，徐誌摩先生。曆史的背景隻指給我們一個趨勢，詳細節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說了外國的影響，曆史的背景並不因此抹殺的。但你要問，散文既有那樣曆史的優勢，為什麽新文學的初期，倒是詩，短篇小說和戲劇盛行呢？我想那也許是一種反動。這反動原是好的，但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們支持了幾年，終於懈弛下來，讓散文恢複了原有的位置。這種現象卻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層，就要說到本質的原因了。
分別文學的體製，而論其價值的高下，例如亞裏士多德在《詩學》裏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評的大業，包孕著種種議論和衝突；淺學的我，不敢讚一辭。我隻覺得體製的分別有時雖然很難確定，但從一般見地說，各體實在有著個別的特性；這種特性有著不同的價值。抒情的散文和純文學的詩，小說，戲劇相比，便可見出這種分別。我們可以說，前者是自由些，後者是謹嚴些：詩的字句、音節，小說的描寫、結構，戲劇的剪裁與對話，都有種種規律（廣義的，不限於古典派的），必須精心結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選材與表現，比較可隨便些；所謂閑話，在一種意義裏，便是它的很好的詮釋。它不能算作純藝術品，與詩，小說，戲劇，有高下之別。但對於懶惰與欲速的人，它確是一種較為相宜的體製。這便是它的發達的另一原因了。我以為真正的文學發展，還當從純文學下手，單有散文學是不夠的；所以說，現在的現象是不健全的。--希望這隻是暫時的過渡期，不久純文學便會重新發展起來，至少和散文學一樣！但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展，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著，批評著，解釋著人生的各麵，遷流曼衍，日新月異：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
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是個平凡不過的人。才力的單薄是不用說的，所以一向寫不出什麽好東西。我寫過詩，寫過小說，寫過散文。二十五歲以前，喜歡寫詩；近幾年詩情枯竭，擱筆已久。前年一個朋友看了我偶然寫下的《戰爭》，說我不能做抒情詩，隻能做史詩；這其實就是說我不能做詩。我自己也有些覺得如此，便越發懶怠起來。短篇小說是寫過兩篇。現在翻出來看，《笑的曆史》隻是庸俗主義的東西，材料的擁擠，像一個大肚皮的掌櫃；《別》的用字造句，那樣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讀著真怪不好受的。我覺得小說非常地難寫；不用說長篇，就是短篇，那種經濟的，嚴密的結構，我一輩子也學不來！我不知道怎樣處置我的材料，使它們各得其所。至於戲劇，我更是始終不敢染指。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既不能運用純文學的那些規律，而又不免有話要說，便隻好隨便一點說著；憑你說懶惰也罷，欲速也罷，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這種體製。這本小書裏，便是四年來所寫的散文。其中有兩篇，也許有些像小說；但你最好隻當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至於分作兩輯，是因為兩輯的文字，風格有些不同；怎樣不同，我想看了便會知道。關於這兩類文章，我的朋友們有相反的意見。郢看過《旅行雜記》，來信說，他不大喜歡我做這種文章，因為是在模仿著什麽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這其實有些冤枉，我實在沒有一點意思要模仿什麽人。他後來看了《飄零》，又來信說，這與《背影》是我的另一麵，他是喜歡的。但火就不如此。他看完《蹤跡》，說隻喜歡《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雜記》一類的東西。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對照。我自己是沒有什麽定見的，隻當時覺著要怎樣寫，便怎樣寫了。我意在表現自己，盡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見，是在讀者。
朱自清
1928年7月31日，北平清華園。
（原載1928年11月25日《文學周報》第345期）
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麵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舉了四項。第一項白話詩，他說，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項短篇小說，他說也漸漸的成立了；第四項戲劇與長篇小說，他說成績最壞。他沒有說那一種成績最好；但從語氣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話詩和短篇小說的壞。現在是六年以後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話詩雖也有多少的進展，如采用西洋詩的格律，但是太需緩了；文壇上對於它，已迥非先前的熱鬧可比。胡先生那時預言，十年之內的中國詩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現在看看，似乎絲毫沒有把握。短篇小說的情形，比前為好，長篇差不多和從前一樣。戲劇的演作兩麵，卻已有可注意的成績，這令人高興。最發達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來風起雲湧的種種刊物，都有意或無意地發表了許多散文，近一年這種刊物更多。各書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東方雜誌》從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辟新語林一欄，也載有許多小品散文。夏丏尊，劉薰宇兩先生編的《文章作法》，於記事文，敘事文，說明文，議論文而外，有小品文的專章。去年《小說月報》的創作號（七號），也特辟小品一欄。小品散文，於是乎極一時之盛。東亞病夫在今年三月複胡適的信（《真美善》一卷十二號）裏，論這幾年文學的成績說：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諷刺的，析心理的，寫自然的，往往著墨不多，而餘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說。......第三是詩。
......這個觀察大致不錯。
但有舉出懶惰與欲速，說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說發達的原因，那卻是不夠的。現在姑且丟開短篇小說而論小品文：所謂懶惰與欲速，隻是它的本質的原因之一麵；它的曆史的原因，其實更來得重要些。我們知道，中國文學向來大抵以散文學1為正宗；散文的發達，正是順勢。而小品散文的體製，舊來的散文學裏也盡有；隻精神麵目，頗不相同罷了。試以姚鼐的十三類為準，如序跋，書牘，贈序，傳狀，碑誌，雜記，哀祭七類中，都有許多小品文字；陳天定選的《古今小品》，甚至還將詔令，箴銘列入，那就未免太廣泛了。我說曆史的原因，隻是曆史的背景之意，並非指出現代散文的源頭所在。胡先生說，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他說的那種迷信的正麵，自然是美文隻能用文言了；這也就是說，美文古已有之，隻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話去做罷了。周先生自己在《雜拌兒》序裏說：
1讀如散--文學與純文學相對，較普通所謂散文，意義廣些--駢文也包括在內。......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的人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雖然後代批評家貶斥它為淺率空疏，實際卻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其價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對於著作的態度，可以說是二元的，而他們則是一元的，在這一點上與現代寫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為文是以載道的東西，但此外另有一種文章卻是可以寫了來消遣的；現在則又把它統一了，去寫或讀可以說是本於消遣，但同時也就傳了道了，或是聞了道。......這也可以說是與明代的新文學家的--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雖然並沒有去模仿，或者也還很少有人去讀明文，又因時代的關係在文字上很有歐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
這一節話論現代散文的曆史背景，頗為扼要，且極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舊來的散文學裏，確是最與現代散文相近的。但我們得知道，現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響，還是外國的影響；這一層周先生不曾明說。我們看，周先生自己的書，如《澤瀉集》等，裏麵的文章，無論從思想說，從表現說，豈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裏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罷了。我寧可說，他所受的外國的影響比中國的多。而其餘的作家，外國的影響有時還要多些，像魯迅先生，徐誌摩先生。曆史的背景隻指給我們一個趨勢，詳細節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說了外國的影響，曆史的背景並不因此抹殺的。但你要問，散文既有那樣曆史的優勢，為什麽新文學的初期，倒是詩，短篇小說和戲劇盛行呢？我想那也許是一種反動。這反動原是好的，但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們支持了幾年，終於懈弛下來，讓散文恢複了原有的位置。這種現象卻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層，就要說到本質的原因了。
分別文學的體製，而論其價值的高下，例如亞裏士多德在《詩學》裏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評的大業，包孕著種種議論和衝突；淺學的我，不敢讚一辭。我隻覺得體製的分別有時雖然很難確定，但從一般見地說，各體實在有著個別的特性；這種特性有著不同的價值。抒情的散文和純文學的詩，小說，戲劇相比，便可見出這種分別。我們可以說，前者是自由些，後者是謹嚴些：詩的字句、音節，小說的描寫、結構，戲劇的剪裁與對話，都有種種規律（廣義的，不限於古典派的），必須精心結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選材與表現，比較可隨便些；所謂閑話，在一種意義裏，便是它的很好的詮釋。它不能算作純藝術品，與詩，小說，戲劇，有高下之別。但對於懶惰與欲速的人，它確是一種較為相宜的體製。這便是它的發達的另一原因了。我以為真正的文學發展，還當從純文學下手，單有散文學是不夠的；所以說，現在的現象是不健全的。--希望這隻是暫時的過渡期，不久純文學便會重新發展起來，至少和散文學一樣！但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展，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著，批評著，解釋著人生的各麵，遷流曼衍，日新月異：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
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是個平凡不過的人。才力的單薄是不用說的，所以一向寫不出什麽好東西。我寫過詩，寫過小說，寫過散文。二十五歲以前，喜歡寫詩；近幾年詩情枯竭，擱筆已久。前年一個朋友看了我偶然寫下的《戰爭》，說我不能做抒情詩，隻能做史詩；這其實就是說我不能做詩。我自己也有些覺得如此，便越發懶怠起來。短篇小說是寫過兩篇。現在翻出來看，《笑的曆史》隻是庸俗主義的東西，材料的擁擠，像一個大肚皮的掌櫃；《別》的用字造句，那樣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讀著真怪不好受的。我覺得小說非常地難寫；不用說長篇，就是短篇，那種經濟的，嚴密的結構，我一輩子也學不來！我不知道怎樣處置我的材料，使它們各得其所。至於戲劇，我更是始終不敢染指。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既不能運用純文學的那些規律，而又不免有話要說，便隻好隨便一點說著；憑你說懶惰也罷，欲速也罷，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這種體製。這本小書裏，便是四年來所寫的散文。其中有兩篇，也許有些像小說；但你最好隻當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至於分作兩輯，是因為兩輯的文字，風格有些不同；怎樣不同，我想看了便會知道。關於這兩類文章，我的朋友們有相反的意見。郢看過《旅行雜記》，來信說，他不大喜歡我做這種文章，因為是在模仿著什麽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這其實有些冤枉，我實在沒有一點意思要模仿什麽人。他後來看了《飄零》，又來信說，這與《背影》是我的另一麵，他是喜歡的。但火就不如此。他看完《蹤跡》，說隻喜歡《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雜記》一類的東西。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對照。我自己是沒有什麽定見的，隻當時覺著要怎樣寫，便怎樣寫了。我意在表現自己，盡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見，是在讀者。
朱自清
1928年7月31日，北平清華園。
（原載1928年11月25日《文學周報》第3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