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卜士太太（mrs.hibbs）沒有來過中國，也並不怎樣喜歡中國，可是我們看，她有中國那老味兒。她說人家笑她母女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那是老古板的意思；但她承認她們是的，她不在乎這個。
真的，聖誕節下午到了她那間黯淡的飯廳裏，那家具，那人物，那談話，都是古氣盎然，不像在現代。這時候她還住在倫敦北郊芬乞來路（finchleyroad）。那是一條闊人家的路；可是她的房子已經抵押滿期，經理人已經在她門口路邊上立了一座木牌，標價招買，不過半年多還沒人過問罷了。那座木牌，和籃球架子差不多大，隻是低些；一走到門前，準看見。晚餐桌上，聽見廚房裏尖叫了一聲，她忙去看了，回來說，火雞烤枯了一點，可惜，二十二磅重，還是賣了幾件家具買的呢。她可惜的是火雞，倒不是家具；但我們一點沒吃著那烤枯了的地方。
她愛說話，也會說話，一開口滔滔不絕；押房子，賣家具等等，都會告訴你。但是隻高高興興地告訴你，至少也平平淡淡地告訴你，決不垂頭喪氣，決不唉聲歎氣。她說話是個趣味，我們聽話也是個趣味（在她的話裏，她死了的丈夫和兒子都是活的，她的一些住客也是活的）；所以後來雖然聽了四個多月，倒並不覺得厭倦。有一回早餐時候，她說有一首詩，忘記是誰的，可以作她的墓銘，詩雲：這兒一個可憐的女人，她在世永沒有住過嘴。上帝說她會複活，
我們希望她永不會。
其實我們倒是希望她會的。
道地的賢妻良母，她是；這裏可以看見中國那老味兒。她原是個闊小姐，從小送到比利時受教育，學法文，學鋼琴。鋼琴大約還熟，法文可生疏了。她說街上如有法國人向她問話，她想起答話的時候，那人怕已經拐了彎兒了。結婚時得著她姑母一大筆遺產；靠著這筆遺產，她支持了這個家庭二十多年。歇卜士先生在劍橋大學畢業，一心想作詩人，成天住在雲裏霧裏。他二十年隻在家裏待著，偶然教幾個學生。他的詩送到劍橋的刊物上去，原稿卻寄回了，附著一封客氣的信。他又自己花錢印了一小本詩集，封麵上注明，希望出版家采納印行，但是並沒有什麽回響。太太常勸先生刪詩行，譬如說，四行中可以刪去三行罷；但是他不肯割愛，於是乎隻好敝帚自珍了。
歇卜士先生卻會說好幾國話。大戰後太太帶了先生小姐，還有一個朋友去逛意大利；住旅館雇船等等，全交給詩人的先生辦，因為他會說意大利話。幸而沒出錯幾。臨上火車，到了站台上，他卻不見了。眼見車就要開了，太太這一急非同小可，又不會說給別人，隻好教小姐去張看，卻不許她遠走。好容易先生鑽出來了，從從容容的，原來他上更衣室來著。
太太最傷心她的兒子。他也是大學生，長的一表人才。大戰時去從軍；訓練的時候偶然回家，非常愛惜那莊嚴的製服，從不教它有一個折兒。大戰快完的時候，卻來了惡消息，他盡了他的職務了。太太最傷心的是這個時候的這種消息，她在舉世慶祝休戰聲中，迷迷糊糊過了好些日子。後來逛意大利，便是解悶兒去的。她那時甚至於該領的恤金，無心也不忍去領--等到限期已過，即使要領，可也不成了。
小姐現在是她唯一的親人；她就為這個女孩子活著。早晨一塊兒拾掇拾掇屋子，吃完了早飯，一塊兒上街散步，回來便坐在飯廳裏，說說話，看看通俗小說，就過了一天。晚上睡在一屋裏。一星期也同出去看一兩回電影。小姐大約有二十四五了，高個兒，總在五英尺十寸左右；蟹殼臉，露牙齒，臉上倒是和和氣氣的。愛笑，說話也天真得像個十二三歲小姑娘。先生死後，他的學生愛利斯（ellis）很愛歇卜士太太，幾次想和她結婚，她不肯。愛利斯是個傳記家，有點小名氣。那回詩人德拉梅在倫敦大學院講文學的創造，曾經提到他的書。他很高興，在歇卜士太太晚餐桌上特意說起這個。但是太太說他的書幹燥無味，他送來，她們隻翻了三五頁就擱在一邊兒了。她說最恨貓怕狗，連書上印的狗都怕，愛利斯卻養著一大堆。她女兒最愛電影，愛利斯卻瞧不起電影。她的不嫁，怎麽窮也不嫁，一半為了女兒。
這房子招徠住客，遠在歇卜士先生在世時候。那時隻收一個人，每日供早晚兩餐，連宿費每星期五鎊錢，合八九十元，夠貴的。廣告登出了，第一個來的是日本人，他們答應下了。第二天又來了個西班牙人，卻隻好謝絕了。從此住這所房的總是日本人多；先生死了，住客多了，後來竟有日本房的名字。這些日本人有一兩個在外邊有女人，有一個還讓女人騙了，他們都回來在飯桌上報告，太太也同情的聽著。有一回，一個人忽然在飯桌上談論自由戀愛，而且似乎是衝著小姐說的。這一來太太可動了氣。飯後就告訴那個人，請他另外找房住。這個人走了，可是日本人有個俱樂部，他大約在俱樂部裏報告了些什麽，以後日本人來住的便越過越少了。房間老是空著，太太的積蓄早完了；還隻能在房子上打主意，這才抵押了出去。那時自然盼望贖回來，可是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情形並不見好。房子終於標賣，而且聖誕節後不久，便賣給一個猶太人了。她想著年頭不景氣，房子且沒人要呢，那知猶太人到底有錢，竟要了去，經理人限期讓房。快到期了，她直說來不及。經理人又向法院告訴，法院出傳票教她去。她去了，女兒攙扶著；她從來沒上過堂，法官說欠錢不讓房，是要坐牢的。她又氣又怕，幾乎昏倒在堂上；結果隻得答應了加緊找房。這種種也都是為了女兒，她可一點兒不悔。
她家裏先後也住過一個意大利人，一個西班牙人，都和小姐做過愛；那西班牙人並且和小姐定過婚，後來不知怎樣解了約。小姐倒還惦著他，說是身架真好看！太太卻說，那是個壞家夥！後來似乎還有個壞家夥，那是太太搬到金樹台的房子裏才來住的。他是英國人，叫凱德，四十多了。先是作公司兜售員，沿門兜售電氣掃除器為生。有一天撞到太太舊宅裏去了，他要表演掃除器給太太看，太太攔住他，說不必，她沒有錢；她正要賣一批家具，老賣不出去，煩著呢。凱德說可以介紹一家公司來買；那一晚太太很高興，想著他定是個大學畢業生。沒兩天，果然介紹了一家公司，將家具買去了。他本來住在他姊姊家，卻搬到太太家來了。他沒有薪水，全靠兜售的傭金；而電氣掃除器那東西價錢很大，不容易脫手。所以便幹擱起來了。這個人隻是個買賣人，不是大學畢業生。大約窮了不止一天，他有個太太，在法國給人家看孩子，沒錢，接不回來；住在姊姊家，也因為窮，讓人家給請出來了。搬到金樹台來，起初整付了一回房飯錢，後來便零碎的半欠半付，後來索性付不出了。不但不付錢，有時連午飯也要叨光。如是者兩個多月，太太隻得將他趕了出去。回國後接著太太的信，才知道小姐卻有點喜歡凱德這個壞蛋，大約還跟他來往著。太太最提心這件事，小姐是她的命，她的命決不能交在一個壞蛋手裏。
小姐在芬乞來路時，教著一個日本太太英文。那時這位日本太太似乎非常關心歇卜士家住著的日本先生們，老是問這個問那個的；見了他們，也很親熱似的。歇卜士太太瞧著不大順眼，她想著這女人有點兒輕狂。凱德的外甥女有一回來了，一個摩登少女。她照例將手絹掖在襪帶子上，拿出來用時，讓太太看在眼裏。後來背地裏議論道，這多不雅相！太太在小事情上是很敏銳的。有一晚那愛爾蘭女仆端菜到飯廳，沒有戴白帽簷兒。太太很不高興，告訴我們，這個侮辱了主人，也侮辱了客人。但那女仆是個社會主義的貪婪的人，也許匆忙中沒想起戴帽簷兒；壓根兒她怕就覺得戴不戴都是無所謂的。記得那回這女仆帶了男朋友到金樹台來，是個失業的工人。當時剛搬了家，好些零碎事正得一個人。太太便讓這工人幫幫忙，每天給點錢。這原是一舉兩得，各廂情願的。不料女仆卻當麵說太太揩了窮小子的油。太太聽說，簡直有點莫名其妙。
太太不上教堂去，可是迷信。她雖是新教徒，可是有一回丟了東西，卻照人家傳給的法子，在家點上一支蠟，一條腿跪著，口誦安東尼聖名，說是這麽著東西就出來了。拜聖者是舊教的花樣，她卻不管。每回作夢，早餐時總翻翻占夢書。她有三本占夢書；有時她笑自己；三本書說的都不一樣，甚至還相反呢。喝碗茶，碗裏的茶葉，她也愛看；看像什麽字頭，便知是姓什麽的來了。她並不盼望訪客，她是在盼望住客啊。到金樹台時，前任房東太太介紹一位英國住客繼續住下。但這位半老的住客卻嫌客人太少，女客更少，又嫌飯桌上沒有笑，沒有笑話，隻看歇卜士太太的獨角戲，老母親似的嘮嘮叨叨，總是那一套。他終於托故走了，搬到別處去了。我們不久也離開英國，房子於是乎空空的。去年接到歇卜士太太來信，她和女兒已經作了人家管家老媽了；維多利亞時代的上流婦人，這世界已經不是她的了。
1937年4月27-28日作。
（原載1937年6月1日《文學雜誌》第1卷第2期）
真的，聖誕節下午到了她那間黯淡的飯廳裏，那家具，那人物，那談話，都是古氣盎然，不像在現代。這時候她還住在倫敦北郊芬乞來路（finchleyroad）。那是一條闊人家的路；可是她的房子已經抵押滿期，經理人已經在她門口路邊上立了一座木牌，標價招買，不過半年多還沒人過問罷了。那座木牌，和籃球架子差不多大，隻是低些；一走到門前，準看見。晚餐桌上，聽見廚房裏尖叫了一聲，她忙去看了，回來說，火雞烤枯了一點，可惜，二十二磅重，還是賣了幾件家具買的呢。她可惜的是火雞，倒不是家具；但我們一點沒吃著那烤枯了的地方。
她愛說話，也會說話，一開口滔滔不絕；押房子，賣家具等等，都會告訴你。但是隻高高興興地告訴你，至少也平平淡淡地告訴你，決不垂頭喪氣，決不唉聲歎氣。她說話是個趣味，我們聽話也是個趣味（在她的話裏，她死了的丈夫和兒子都是活的，她的一些住客也是活的）；所以後來雖然聽了四個多月，倒並不覺得厭倦。有一回早餐時候，她說有一首詩，忘記是誰的，可以作她的墓銘，詩雲：這兒一個可憐的女人，她在世永沒有住過嘴。上帝說她會複活，
我們希望她永不會。
其實我們倒是希望她會的。
道地的賢妻良母，她是；這裏可以看見中國那老味兒。她原是個闊小姐，從小送到比利時受教育，學法文，學鋼琴。鋼琴大約還熟，法文可生疏了。她說街上如有法國人向她問話，她想起答話的時候，那人怕已經拐了彎兒了。結婚時得著她姑母一大筆遺產；靠著這筆遺產，她支持了這個家庭二十多年。歇卜士先生在劍橋大學畢業，一心想作詩人，成天住在雲裏霧裏。他二十年隻在家裏待著，偶然教幾個學生。他的詩送到劍橋的刊物上去，原稿卻寄回了，附著一封客氣的信。他又自己花錢印了一小本詩集，封麵上注明，希望出版家采納印行，但是並沒有什麽回響。太太常勸先生刪詩行，譬如說，四行中可以刪去三行罷；但是他不肯割愛，於是乎隻好敝帚自珍了。
歇卜士先生卻會說好幾國話。大戰後太太帶了先生小姐，還有一個朋友去逛意大利；住旅館雇船等等，全交給詩人的先生辦，因為他會說意大利話。幸而沒出錯幾。臨上火車，到了站台上，他卻不見了。眼見車就要開了，太太這一急非同小可，又不會說給別人，隻好教小姐去張看，卻不許她遠走。好容易先生鑽出來了，從從容容的，原來他上更衣室來著。
太太最傷心她的兒子。他也是大學生，長的一表人才。大戰時去從軍；訓練的時候偶然回家，非常愛惜那莊嚴的製服，從不教它有一個折兒。大戰快完的時候，卻來了惡消息，他盡了他的職務了。太太最傷心的是這個時候的這種消息，她在舉世慶祝休戰聲中，迷迷糊糊過了好些日子。後來逛意大利，便是解悶兒去的。她那時甚至於該領的恤金，無心也不忍去領--等到限期已過，即使要領，可也不成了。
小姐現在是她唯一的親人；她就為這個女孩子活著。早晨一塊兒拾掇拾掇屋子，吃完了早飯，一塊兒上街散步，回來便坐在飯廳裏，說說話，看看通俗小說，就過了一天。晚上睡在一屋裏。一星期也同出去看一兩回電影。小姐大約有二十四五了，高個兒，總在五英尺十寸左右；蟹殼臉，露牙齒，臉上倒是和和氣氣的。愛笑，說話也天真得像個十二三歲小姑娘。先生死後，他的學生愛利斯（ellis）很愛歇卜士太太，幾次想和她結婚，她不肯。愛利斯是個傳記家，有點小名氣。那回詩人德拉梅在倫敦大學院講文學的創造，曾經提到他的書。他很高興，在歇卜士太太晚餐桌上特意說起這個。但是太太說他的書幹燥無味，他送來，她們隻翻了三五頁就擱在一邊兒了。她說最恨貓怕狗，連書上印的狗都怕，愛利斯卻養著一大堆。她女兒最愛電影，愛利斯卻瞧不起電影。她的不嫁，怎麽窮也不嫁，一半為了女兒。
這房子招徠住客，遠在歇卜士先生在世時候。那時隻收一個人，每日供早晚兩餐，連宿費每星期五鎊錢，合八九十元，夠貴的。廣告登出了，第一個來的是日本人，他們答應下了。第二天又來了個西班牙人，卻隻好謝絕了。從此住這所房的總是日本人多；先生死了，住客多了，後來竟有日本房的名字。這些日本人有一兩個在外邊有女人，有一個還讓女人騙了，他們都回來在飯桌上報告，太太也同情的聽著。有一回，一個人忽然在飯桌上談論自由戀愛，而且似乎是衝著小姐說的。這一來太太可動了氣。飯後就告訴那個人，請他另外找房住。這個人走了，可是日本人有個俱樂部，他大約在俱樂部裏報告了些什麽，以後日本人來住的便越過越少了。房間老是空著，太太的積蓄早完了；還隻能在房子上打主意，這才抵押了出去。那時自然盼望贖回來，可是日子一天一天過去，情形並不見好。房子終於標賣，而且聖誕節後不久，便賣給一個猶太人了。她想著年頭不景氣，房子且沒人要呢，那知猶太人到底有錢，竟要了去，經理人限期讓房。快到期了，她直說來不及。經理人又向法院告訴，法院出傳票教她去。她去了，女兒攙扶著；她從來沒上過堂，法官說欠錢不讓房，是要坐牢的。她又氣又怕，幾乎昏倒在堂上；結果隻得答應了加緊找房。這種種也都是為了女兒，她可一點兒不悔。
她家裏先後也住過一個意大利人，一個西班牙人，都和小姐做過愛；那西班牙人並且和小姐定過婚，後來不知怎樣解了約。小姐倒還惦著他，說是身架真好看！太太卻說，那是個壞家夥！後來似乎還有個壞家夥，那是太太搬到金樹台的房子裏才來住的。他是英國人，叫凱德，四十多了。先是作公司兜售員，沿門兜售電氣掃除器為生。有一天撞到太太舊宅裏去了，他要表演掃除器給太太看，太太攔住他，說不必，她沒有錢；她正要賣一批家具，老賣不出去，煩著呢。凱德說可以介紹一家公司來買；那一晚太太很高興，想著他定是個大學畢業生。沒兩天，果然介紹了一家公司，將家具買去了。他本來住在他姊姊家，卻搬到太太家來了。他沒有薪水，全靠兜售的傭金；而電氣掃除器那東西價錢很大，不容易脫手。所以便幹擱起來了。這個人隻是個買賣人，不是大學畢業生。大約窮了不止一天，他有個太太，在法國給人家看孩子，沒錢，接不回來；住在姊姊家，也因為窮，讓人家給請出來了。搬到金樹台來，起初整付了一回房飯錢，後來便零碎的半欠半付，後來索性付不出了。不但不付錢，有時連午飯也要叨光。如是者兩個多月，太太隻得將他趕了出去。回國後接著太太的信，才知道小姐卻有點喜歡凱德這個壞蛋，大約還跟他來往著。太太最提心這件事，小姐是她的命，她的命決不能交在一個壞蛋手裏。
小姐在芬乞來路時，教著一個日本太太英文。那時這位日本太太似乎非常關心歇卜士家住著的日本先生們，老是問這個問那個的；見了他們，也很親熱似的。歇卜士太太瞧著不大順眼，她想著這女人有點兒輕狂。凱德的外甥女有一回來了，一個摩登少女。她照例將手絹掖在襪帶子上，拿出來用時，讓太太看在眼裏。後來背地裏議論道，這多不雅相！太太在小事情上是很敏銳的。有一晚那愛爾蘭女仆端菜到飯廳，沒有戴白帽簷兒。太太很不高興，告訴我們，這個侮辱了主人，也侮辱了客人。但那女仆是個社會主義的貪婪的人，也許匆忙中沒想起戴帽簷兒；壓根兒她怕就覺得戴不戴都是無所謂的。記得那回這女仆帶了男朋友到金樹台來，是個失業的工人。當時剛搬了家，好些零碎事正得一個人。太太便讓這工人幫幫忙，每天給點錢。這原是一舉兩得，各廂情願的。不料女仆卻當麵說太太揩了窮小子的油。太太聽說，簡直有點莫名其妙。
太太不上教堂去，可是迷信。她雖是新教徒，可是有一回丟了東西，卻照人家傳給的法子，在家點上一支蠟，一條腿跪著，口誦安東尼聖名，說是這麽著東西就出來了。拜聖者是舊教的花樣，她卻不管。每回作夢，早餐時總翻翻占夢書。她有三本占夢書；有時她笑自己；三本書說的都不一樣，甚至還相反呢。喝碗茶，碗裏的茶葉，她也愛看；看像什麽字頭，便知是姓什麽的來了。她並不盼望訪客，她是在盼望住客啊。到金樹台時，前任房東太太介紹一位英國住客繼續住下。但這位半老的住客卻嫌客人太少，女客更少，又嫌飯桌上沒有笑，沒有笑話，隻看歇卜士太太的獨角戲，老母親似的嘮嘮叨叨，總是那一套。他終於托故走了，搬到別處去了。我們不久也離開英國，房子於是乎空空的。去年接到歇卜士太太來信，她和女兒已經作了人家管家老媽了；維多利亞時代的上流婦人，這世界已經不是她的了。
1937年4月27-28日作。
（原載1937年6月1日《文學雜誌》第1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