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為家人的衣食，為自己的職務，日日地忙著，沒有坐下閑想的工夫；心裏似乎什麽都有，又似乎什麽都沒有。萍見麵時，常歎息於我的沉靜；他斷定這是退步。是的，我有兩三年不大能看新書了，現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無源的水一樣，教它如何能夠滔滔地長流呢？幸而我還不斷地看報，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於成為與世隔絕的人。況且魯迅先生說得好：“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無論你是怎樣的小人物，這時代如閃電般，或如遊絲般，總不時地讓你瞥著一下。它有這樣大的力量，決不從它巨靈般的手常中放掉一個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著它的威脅。大約因為我現在住著的北京，離開時代的火焰或漩渦還遠的緣故吧，我還不能說清這威脅是怎樣；但心上常覺有一點除不去的陰影，這卻是真的。我是要找一條自己好走的路；隻想找著“自己”好走的路罷了。但哪裏走呢？或者，哪裏走呢！
我所彷徨的便是這個。
說“哪裏走？”是還有路可走；隻須選定一條便好。但這也並不容易，和舊來所謂立誌不同。立誌究竟重在將來，高遠些，空泛些，是無妨的。現在我說選路，卻是選定了就要舉步的。在這時代，將來隻是“浪漫”，與過去隻是“腐化”一樣。它教訓我們，靠得住的隻是現在，內容豐富的隻是現在，值得拚命的隻是現在；現在是力，是權威，如鋼鐵一般。但像我這樣一個人，現在果然有路可走麽？果然有選路的自由與從容麽？我有時懷疑這個“有”，於是乎悚然了：哪裏走呢！舊小說裏寫勇將，寫俠義，當追逼或圍困著他們的對手時，往往斷喝一聲道，“往哪裏走！”這是說，沒有你走的路，不必走了；快快投降，遭擒或受死吧。投降等也可以說是路，不過不是對手所欲選擇的罷了。我有時正感著這種被迫逼，被圍困的心情：雖沒有身臨其境的慌張，但覺得心上的陰影越來越大，頗有些惘惘然。三個印象
我知道這種心情的起原。春間北來過上海時，便已下了種子；以後逐漸發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蔭的大樹，根株蟠結，不易除去。那時上海還沒有革命呢；我不過遇著一個電車工人罷工的日子。我從寶山路口向天後宮橋走，街沿上擠擠挨挨滿是人；這在平常是沒有的。我立刻覺著異樣；雖然是晴天，卻像是過著梅雨季節一般。後來又坐著人力車，由二洋涇橋到海寧路，經過許多熱鬧的街市。如密雲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處擾擾攘攘的行人；人力車得委婉曲折地穿過人叢，拉車的與坐車的，不由你不耐著性兒。我坐在車上，自然不要自己掙紮，但看了人群來來往往，前前後後，進進退退地移動著，不禁也暗暗地代他們出著力。這頗像美國式足球戰時，許多壯碩的人壓在一個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我感著窒息一般的緊張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著郢。我說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從一方麵說，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現代。郢點點頭。但在上海的人，那時怕已是見慣了吧；讓諦知道，又該說我“少見多怪”了。
第二天是我動身的日子，火來送我。我們在四馬路上走著，從上海談到文學。火是個深思的人。他說給我將著手的一篇批評論文的大意。他將現在的文學，大別為四派。一是反語或冷嘲；二是鄉村生活的描寫；三是性欲的描寫；四是所謂社會文學，如記一個人力車夫挨巡捕打，而加以同情之類。他以為這四種都是pettybourgeoisie1的文學。一是說說閑話。二是寫人的愚癡；自己在圈子外冷眼看著。四雖意在為proletariat2說話，但自己的階級意識仍脫不去；隻算“發政施仁”的一種變相，隻算一種廉價的同情而已。三所寫的頹廢的心情，仍以bourgeoisie3的物質文明為背景，也是pettybourgeoisie的產物。這四派中，除第三外，都除外自己說話。火不讚成我們的文學除外自己說話；他以為最親切的還是說我們自己的話。至於所謂社會文學，他以為竟毫無意義可言。他說，bourgeoisie的滅亡是時間問題，pettybourgeoisie不用說是要隨之而去的。一麵proletariat已漸萌芽蠢動了；我們還要用那養尊處優，豐衣足食（自然是比較的說法）之餘的幾滴眼淚，去代他們申訴一些浮麵的，似是而非的疾苦，他們的不屑一顧，是當然。而我們自己已在向滅亡的途中，這種不幹己的呼籲，也用它不著。所以還是說自己的話好。他說，我們要盡量表現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麵；為圖一個新世界早日實現，我們這樣促進自己的滅亡，也未嚐沒有意義的。“促進自己的滅亡”，這句話使我竦然；但轉念到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的時候，我又爽然自失。與火相別一年，不知如何，他還未將這篇文寫出；我卻時時咀嚼他那末一句話。
1英文：小資產階級。
2英文：無產階級。
3英文：資產階級。
到京後的一個晚上，栗君突然來訪。那是一個很好的月夜，我們沿著水塘邊一條幽僻的小路，往複地走了不知幾趟。我們緩緩地走著，快快地談著。他是勸我入黨來的。他說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加入他們一夥兒工作。工作的範圍並不固定；政治，軍事固然是的，學術，文學，藝術，也未嚐不是的--盡可隨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說，將來怕離開了黨，就不能有生活的發展；就是職業，怕也不容易找著的。他的話是很懇切。當時我告訴他我的躊躇，我的性格與時代的矛盾；我說要和幾個熟朋友商量商量。後來萍說可以不必；郢來信說現在這時代，確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說將來必須如此時再說吧。我於是隻好告訴栗君，我想還是暫時超然的好。這超然究竟能到何時，我毫無把握。若能長此超然，在我倒是佳事。但是，若不能呢？我因此又迷糊著了。時代與我
這時代是一個新時代。時代的界限，本是很難畫出的；但我有理由，從十年前起算這時代。在我的眼裏，這十年中，我們有著三個步驟：從自我的解放到國家的解放，從國家的解放到ssstruggle1；從另一麵看，也可以說是從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從政治的革命到經濟的革命。我說三個步驟，是說它們先後相承的次序，並不指因果關係而言；論到因果關係，是沒有這麽簡單的。實在，第二，第三兩個步驟，隻包括近一年來的時間；說以前九年都是醞釀的時期，或是過渡的時期，也未嚐不可。在這三個步驟裏，我們看出顯然不同的兩種精神。在第一步驟裏，我們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學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驟裏，我們要的是革命，有的是專製的黨，做的是軍事行動及黨綱，主義的宣傳。這兩種精神的差異，也許就是理想與實際的差異。
1英文：階級鬥爭。在解放的時期，我們所發見的是個人價值。我們詛咒家庭，詛咒社會，要將個人抬在一切的上麵，作宇宙的中心。我們說，個人是一切評價的標準；認清了這標準，我們要重新說不定一切傳統的價值。這時是文學，哲學全盛的日子。雖也有所謂平民思想，但隻是偶然的憐憫，適成其為慈善主義而已。社會科學雖也被重視，而與文學，哲學相比，卻遠不能及。這大約是經濟狀況劇變的緣故吧，三四年來，社會科學的書籍，特別是關於社會革命的，銷場漸漸地增廣了，文學，哲學反倒被壓下去了；直到革命爆發為止。在這革命的時期，一切的價值都歸於實際的行動；軍士們的槍，宣傳部的筆和舌，做了兩個急先鋒。隻要一些大同小異的傳單，小冊子，便已足用；社會革命的書籍亦已無須，更不用提什麽文學，哲學了。這時期“一切權力屬於黨”。在理論上，不獨政治，軍事是黨所該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該黨化。黨的律是鐵律，除遵守與服從外，不能說半個“不”字，個人--自我--是渺小的；在黨的範圍內發展，是認可的，在黨的範圍外，便是所謂“浪漫”了。這足以妨礙工作，為黨所不能容忍。幾年前，“浪漫”是一個好名字，現在它的意義卻隻剩了諷刺與詛咒。“浪漫”是讓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盡量發泄，這樣擴大了自己。但現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無訓練的，不能發生實際效用；現在是緊急的時期，用不著這種不緊急的東西。持續的，強韌的，有組織的工作，在理知的權威領導之下，向前進行：這是今日的教義。黨便是這種理知的權威之具體化。黨所要求於個人的是犧牲，是無條件的犧牲。一個人得按著黨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現在革命的進行雖是混亂，有時甚至失掉革命的意義；但在暗中ssstruggle似乎是很激烈的。隻要我們承認事實，無論你讚成與否，這struggle是不斷地在那邊進行著的。來的終於要來，無論怎樣詛咒，壓迫，都不中用。這是一個世界波浪。固然，我絲毫不敢說這struggle，便是就中國而言，何時結束，怎樣結束；至於全世界，我更無從懸揣了。但這也許是杞憂吧？我總預想著我們階級的滅亡，如火所說。這滅亡的到來，也許是我所不及見，但昔日的我們的繁榮，漸漸往衰頹的路上走，總可以眼睜睜看著的。這衰頹不能盼望在平和的假裝下度了過去；既說struggle，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說不得要露出猙獰的麵目，毒辣的手段來的。槍與炸彈和血與肉打成一片的時候，總之是要來的。近來廣州的事變，殺了那麽些人，燒了那麽些家屋，也許是大恐怖的開始吧！
自然，我們說，這種破壞是殘忍的，隻是殘忍的而已！我們說，那一些人都是暴徒，他們毀掉了我們最好的東西--文化！“我們詛咒他們！”“我們要複仇！”但這是我們的話，用我們的標準來評定的價值；而我們的標準建築在我們的階級意識上，是不用說的。他們是，在企圖著打倒這階級的全部，倘何有於區區評價的標準？我們的詛咒與怨毒，隻是“我們的”詛咒與怨毒，他們是毫無認識的必要的。他們可以說，這是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必要的曆程！他們有他們評價的標準，他們的階級意識反映在裏邊，也自有其理論上的完成。我們隻是詛咒，怨毒，都不相幹；要看總struggle如何，才有分曉。不幸我覺得我們struggle的力量，似已微弱；各方麵自由的，自私的發展，失了集中的陣勢。他們卻是初出柙的猛虎，一切不顧忌地拚命上前肉搏；真專製的紀律將他們凝結成鐵一般的力量。現在雖還沒有充足的經驗，屢次敗退下去；但在這樣社會製度與情形之下，他們的人是隻有一天天激增起來，勢力愈積愈厚；暫時的挫折與犧牲，他們是未必在意的。而我們的基礎，我雖然不願意說，勢所必至，會漸漸空虛起來；正如一座老建築，雖然時常修葺，到底年代多了，終有被風雨打得坍倒的一日！那時我們的文化怎樣？該大大地變形了吧？我們自然覺得可惜；這是多麽空虛和野蠻呀！但事實不一定是空虛和野蠻，他們將正欣幸著老朽的打倒呢！正如曆史上許多文化現已不存在，我們卻看作當然一般，他們也將這樣看我們吧？這便是所謂“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我們看君政的消滅，當作快事，他們看民治的消滅，也當一樣當作快事吧？那時我們滅亡，正如君主滅恨一般，在自然的眼裏，正是一件稀鬆大平常的事而已。
我們的階級，如我所預想的，是在向著滅亡走；但我為什麽必得跟著？為什麽不革自己的命，而甘於作時代的落伍者？我為這件事想過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個不配革命的人！這小半由於我的性格，大半由於我的素養；總之，可以說是運命規定的吧。--自然，運命這個名詞，革命者是不肯說的。在性格上，我是一個因循的人，永遠隻能跟著而不能領著；我又是沒有定見的人，隻是東鱗西爪地漁獵一點兒；我是這樣地愛變化，甚至說是學時髦，也可以的。這種性格使我在許多情形裏感著矛盾；我之所以已到中年而百無一成者，以此。一麵我雖不是生在什麽富貴人家，也不是生在什麽詩禮人家，從來沒有闊過是真的；但我總不能不說是生在pettybourgeoisie裏。我不是個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時代。我在pettybourgeoisie裏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調，嗜好，思想，論理，與行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bourdgeoisie的；我徹頭徹尾，淪肌浹髓是pettybourgeoisie的。離開了pettybourgeoisie，我沒有血與肉。我也知道有些年歲比我大的人，本來也在pettybourgeoisie裏的，竟一變到proletariat去了。但我想這許是天才，而我不是的；這許是投機，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隻有彷徨罷了。我並非迷信著pettybourgeoisie，隻是不由你有些舍不下似的，而且事實上也不能舍下。我是生長在都市裏的，沒有扶過犁，拿過鋤頭，沒有曝過毒日，淋過暴雨。我也沒有鋸過木頭，打過鐵；至於運轉機器，我也毫無訓練與忍耐。我不能預想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們有一種我現在還不知道的趣味，我的體力也太不成，終於是無緣的。況且妻子兒女一大家，都指著我活，也不忍丟下了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想換一個生活，是不可能的，就是，想軋入proletariat，是不可能的。從一麵看，可以說我大半是不能，小半還是不為；但也可以說，因了不能，才不為的。沒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去破壞，去創造？所以新時代的急先鋒，斷斷沒有我的份兒！但是我要活，我不能沒有一個依據；於是回過頭來，隻好“敝帚自珍”。自然，因果的輪子若急轉直下，新局麵忽然的來，我或者被驅迫著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那時怎樣？我想會累死的！若反抗著不做，許就會餓死的。但那時一個階級已在滅亡，一個人又何足輕重？我也大可不必蠍蠍螫螫地去顧慮了罷。
proletariat在革命的進行中，容許所謂pettybourdgeoisie同行者；這是我也有資格參加的。但我又是個十二分自私的人；老實說，我對於自己以外的人，竟是不大有興味顧慮的。便是妻子，兒女，也大半因了“生米已成熟飯”，才不得不用了廉價的同情，來維持著彼此的關係的。對於proledtariat，我所能有的，至多也不過這種廉價的同情罷了，於他們絲毫不能有所幫助。火說得好：同情是非革命；嚴格論之，非革命簡直可以說與反革命同科！至於比同情進一步，去參加一些輕而易舉的行動，在我卻頗為難。一個連妻子，兒女都無心照料的人，哪能有閑情，餘力去顧到別的在他覺著不相幹的人呢？況且同行者也隻是搖旗呐喊，領著的另有其人。他們隻是跟著，遠遠地跟著；一麵自己的階級性還保留著。這結果仍然不免隨著全階級的滅亡而滅亡，不過可以晚一些罷了。而我懶惰地躲在自己的階級裏，以懶惰的同情自足，至多也隻是滅亡。以自私的我看來，同一滅亡，我也就不必拗著自己的性兒去同行什麽了。但為了自己的階級，挺身與proletariat去struggle的事，自然也決不會有的。我若可以說是反革命，那是在消極的意義上。我是走著衰弱向滅亡的路；即使及身不至滅亡，我也是個落伍者。隨你怎樣批評，我就是這樣的人。我們的路
活在這時代的中國裏的，總該比四萬萬還多--bourdgeoisie與pettybourgeoisie的人數，總該也不少。他們這些人怎麽活著？他們走的是哪些路呢？我想那些不自覺的，暫時還在跟著老路走。他們或是迷信著老路，如遺老，紳士等；或是還沒有發現新路，隻盲目地照傳統做著，如窮鄉僻壤的農工等--時代的波浪還沒有猛烈地向他們衝去，他們是不會意識著什麽新的需要的。但遺老，紳士等的日子不多，而時代的洪流終於要泛濫到淹沒了地上每一個細孔；所以這兩種在我看都隻是暫時的。我現在所要提出的，卻是除此以外的人；這些人大半是住在都市裏的。他們的第一種生活是政治，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這相反的兩麵實以階級為背景，我想不用諱言。以現在的形勢論：一方麵雖還隻在零碎strugdgle，卻有一個整齊戰線；另一方麵呢，雖說是總動員，卻是分裂了旗幟各自拿著一塊走，多少仍帶著封建的精神的。他們戰線的散漫參差，已漸漸顯現出來了。暫時的成敗，我固然不敢說；但最後的運命，似乎是已經決定了的，如上文所論。
我所要申述的，是這些人的另一種生活--文化。這文化不用說是都市的。說到現在中國的都市，我覺得最熱鬧的，最重要的，是廣州，漢口，上海，北京四處，南京雖是新都，卻是直到現在，似乎還單調得很；上海實在比南京重要得多，即以政治論，也是如此，看幾月來的南方政局可知。若容我粗枝大葉地區分，我想說廣州，漢口是這時代的政治都市；上海，北京雖也是政治都市，但同時卻代表著這時代的文化，便與廣州，漢口不同。它們是這時代的兩個文化中心。我不想論政治，故也不想論廣州，漢口；況且我也不熟悉這兩個都市，遺跡都還不曾一到呢。北京是我兩年來住居的地方，見聞自然較近些。上海的新氣象，我雖還沒有看見，但從報紙，雜誌上，從南來的友人的口中，也零零碎碎知道了一點兒。我便想就這兩處，指出我說的那些人在走著那些路。我並不是板起臉來裁判，隻申述自己的感想而已；所知的雖然簡陋，或者也還不妨的。
在舊時代正在崩壞，新局麵尚未到來的時候，衰頹與騷動使得大家惶惶然。革命者是無意或有意造成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隻有參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決這惶惶然。不能或不願參加這種實際行動時，便隻有暫時逃避的一法。這是要了平和的假裝，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著忘記了去。享樂是最有效的麻醉劑；學術，文學，藝術，也是足以消滅精力的場所。所以那些沒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將向這三條路裏躲了進去。這樣，對於實際政治，便好落得個不聞理亂。雖然這隻是暫時的，到了究竟，理亂總有使你不能不聞的一天；但總結賬的日子既還沒有到來，徒然地惶惶然，白白地耽擱著，又算什麽呢？樂得暫時忘記，做些自己愛做的事業；就是將來輪著滅亡，也總算有過稱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這種情形是曆史的事實；我想我們現在多少是在給這件曆史的事實，提供一個新例子。不過我得指出，學術，文學，藝術，在一個興盛的時代，也有長足的發展的，那是個順勢，不足為奇；在現在這樣一個衰頹或交替的時代，我們卻有這樣畸形的發展，是值得想一想的。
上海本是享樂的地方；所謂“十裏洋場”，常為人所豔稱。它因商業繁盛，成了資本集中的所在，可以說是bourgeoisie的中國本部；一麵因國際交通的關係，輸入西方的物質文明也最多。所以享樂的要求比別處都迫切，而享樂的方法也日新月異。這是向來的情形。可是在這號為兵連禍結，民窮財盡的今日，上海又如何？據我所知，革命似乎還不曾革掉了什麽；隻有踵事增華，較前更甚罷了。如大華飯店和雲裳公司等處的生涯鼎盛，可見bourgeoiseie與pettybourgeoisie的瘋狂；賄，假使我所聞的不錯，雲裳公司還是由幾個pettybourgeoisie的名士主持著，在這回革命後才開起來的。他們似乎在提供著這種享樂的風氣。假使衣食住可以說是文化的一部分，大華飯店與雲裳公司等，足可代表上海文化的一麵。你說這是美化的人生。但懂得這道理的，能有幾人？還不是及時行樂，得過且過的多！況且如此的美化人生，是不是帶著階級味？然而無論如何，在最近的將來，這種情形怕隻有蒸蒸日上的。我想，這也許是我們的時代的回光反照吧？北京沒有上海的經濟環境，自然也沒有她的繁華。但近年來南化與歐化--南化其實就是上海化，上海化又多半是歐化；總之，可說是bourgeoisie化--一天比一天流行。雖還隻跟著上海走，究竟也跟著了；將來的運命在，這一點上，怕與上海多少相同。
但上海的文化，還有另外重要的一麵，那是文學。新文學的作家，有許多住在上海；重要的文學集團，也多在上海--現在更如此。近年又開了幾家書店，北新，開明，光華，新月等--出的文學書真不少，可稱一時之盛。北京呢，算是新文學的策源地，作家原也很多；兩三年來，有現代評論，語絲，可作重要的代表。而北新總局本在北京；她又介紹了不少的新作家。所以頗有興旺之象。不料去年現代評論，語絲先後南遷，北新被封閉，作家們也紛紛南下觀光，一時頓覺寂寞起來。現在隻剩未名，古城等幾種刊物及古城書店，暫時支撐這個場麵。我想，北京這樣一個古城，這樣一個大都會，在這樣的時代，斷不會長遠寂寞下去的。
新文學的誕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這是近十年來這新時代的起頭--所以特別有著廣大長遠的勢力。直到兩三年前，社會革命的火焰漸漸燃燒起來，一般青年都預想著革命的趣味；這時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緊張，欣賞的閑情，隻好暫時擱起。他們要的是實行的參考書；社會革命的書籍的流行，一時超過了文學；直到這時候，文學的風起雲湧的聲勢，才被蓋了下去。記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們的六月》剛在亞東出版。郢有一天問我銷得如何？他接著說，現在怕沒有多少人要看這種東西了吧？這可見當時風氣的一斑了。但是很奇怪，在革命後的這一年間，文學卻不但沒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複興的樣子。隻看一看北新，開明等幾書店新出版的書籍目錄，你就知道我的話不是無稽之談。更奇怪的，社會革命燒起了火焰以後，文學因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務，所以被擱置著；但一麵便有人提供革命文學。革命文學的呼聲一天比一天高，同著熱情與切望。直到現在，算已是革命的時代，這種文學在理在勢，都該出現了；而我們何以還沒有看見呢？我的見聞淺陋，是不用說的；但有熟悉近年文壇的朋友與我說起，也以千呼萬喚的革命文學還不出來為奇。一麵文學的複興卻已成了事實；這複興後的文學又如何呢？據說還是跟著從前pettybourgeoisie的係統，一貫地發展著的。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寫，分析這時代革命生活的小說；但似乎也隻能算是所謂同行者的情調罷了。真正的革命文學是，還沒有一些影兒，不，還沒有一些信兒呢！
這自然也有辯解。真正革命的階級是隻知道革命的：他們的眼，見的是革命，他們的手，做的是革命；他們忙碌著，緊張著，革命是他們的全世界。文學在現在的他們，還隻是不相幹的東西。再則，他們將來雖勢所必至地需要一種文學--許是一種宣傳的文學--，但現在的他們的趣味還浮淺得很，他們的喉舌也還笨拙得很，他們是不能創作出什麽來的。因此，在這上麵暫時留下了一段空白。而pettybourdgeoisie，在革命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丟了他們的學術，文學，藝術，想去一試身手的；但到了革命開始以後，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濃厚的興趣的。此外的大概觀望一些時，感到自己的缺乏，便廢然而返了。他們的精神既無所依據，自然隻有回到學術，文學，藝術的老路上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襲來。所以文學的複興，也是一種當然。一麵革命的書籍似乎已不如前幾年的流行；這大約因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緣故吧。因而文學書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但時代潮流所激蕩，加以文壇上革命文學的絕叫，描寫革命氣氛的作品，現在雖然才有端倪，此後總該漸漸地多起來的吧。至於真正的革命文學，怕不到革命成功時，不會成為風氣。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過切，忍耐過久而失望，絕望，因而詛咒革命的文學，我想也不免會有的，雖然不至於太多。總之，無論怎樣發展，這時代的文學裏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pettybourgeoisie的氣氛，是將愈過愈顯然的。
胡適之先生真是個開風氣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學，又提倡新國學。陳西瀅先生在他的《閑話》裏，深以他正向前走著，忽又走了回去為可惜。但我以為這不過是思想解放的兩麵，都是疑古與貴我的精神的表現。國學成為一個新運動，是在文學後一兩年。但這原是我們這爿老店裏最富裕的貨色，而且一向就有許多人捧著；現在雖加入些西法，但國學到底是國法，所以極合一般人的脾胃。我說“一般人”，因為從前的國學還隻是一部分人的專業，這一來卻成為普遍的風氣，青年們也紛紛加入，算是時髦的東西了。這一層胡先生後來似頗不以為然。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懇親會的席上，曾說研究國學，隻是要知道“此路不通”，並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丟了要緊的工夫不做，都來擁擠在這條死路上，真是很可惜的。但直到現在，我們知道，研究學術原不必計較什麽死活的；所以胡先生雖是不以為然，風氣還是一直推移下去。這種新國學運動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曆史癖與考據癖”一語括之。不過現在這種“曆史癖與考據癖”要用在一切國故上，決不容許前人尊經重史的偏見。顧頡剛先生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詞》裏，說這個意思最是明白。這是一個大解放，大擴展。參加者之多，這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運動盛於北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勢力。它雖然比新文學運動起來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優勢與新增的範圍，不久也就趕上前去，駸駸乎與後者並駕齊驅了。新文學銷沉的時候，它也以相同的理由銷沉著，但現在似乎又同樣地複興起來了--看年來新出版的書目，也就可以知道的。國學比文學更遠於現實；擔心著政治風的襲來的，這是個更安全的逃避所。所以我猜，此後的參加者或者還要多起來的。
此外還有一件比較小的事，這兩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論留心與否，總該覺著的。這就是繪畫展覽會，特別是國畫展覽會。你隻要常看報，或常走過中山公園，就會一次兩次地看見這種展覽會的記載或廣告的。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覽，我推想高興去看的人大約很多。而國畫的售值不斷地增高，也是另一麵的證據。上海雖不及北京熱鬧，但似乎也常有這種展覽會，不過不偏重國畫罷了。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慶先生，劉海粟先生兩個展覽會，可以作例。藝術與文學，可以說同是象牙塔中的貨色；而藝術對於政治，經濟的影響，是更為間接些，因之，更為安靜些。所以這條路將來也不會冷落的。但是藝術中的繪畫何以獨盛？國畫又何以比洋畫盛？我想，國畫與國學一樣，在社會裏是有根柢的，是合於一般人脾胃的。可是洋畫經多年的提倡與傳習，現在也漸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這回“海粟畫展”，竟有人買他的洋畫去收藏的。（見北京《晨報·星期畫報》）至於同是藝術的音樂，戲劇，則因人才，設備都欠缺，故無甚進展可言。國樂，國劇雖有多大的勢力，但當作藝術而加以研究的，直到現在，也還極少。
這或者等待著比較的研究，也未可知。
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bourgeoisie，與pettybourgeoisie裏的非革命者--特別是這種人--現在所走的路。自然，科學，藝術的範圍極廣，將來的路也許會多起來。不過在這樣擾攘的時代，那些在我們社會裏根柢較淺，又需要浩大的設備的，如自然科學，戲劇等，怕暫時總還難成為風氣吧？--我說的雖是上海，北京，但相信可以代表這時代精神的一麵--文化。我們若可以說廣州，漢口是偏在革命的一麵，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麵了。這種大都市的生活樣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響會迅速地伸張到各處。你若承認從前京式的靴鞋，現在上海式裝束的勢力，你就明白現在上海，北京的風氣，將會並且已經怎樣彌漫到別的地方了。
在這三條路裏，我將選擇哪一條呢？我慚愧自己是個“愛博而情不專”的人；雖老想著隻選定一條路，卻總丟不下別的。我從前本是學哲學的，而同時舍不下文學。後來因為自己的科學根柢太差，索性丟開了哲學，走向文學方麵來。但是文學的範圍又怎樣大！我是一直隨隨便便，零零碎碎地讀些，寫些，不曾認真做過什麽工夫。結果是隻有一點兒--一點兒都沒有！駁雜與因循是我的大敵人。現在年齡是加長了，又遇著這樣“動搖”的時代，我既不能參加革命或反革命，總得找一個依據，才可姑作安心地過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鑽了進去，消磨了這一生。我終於在國學裏找著了一個題目，開始像小兒的學步。這正是望“死路”上走；但我樂意這麽走，也就沒有法子。不過我又是個樂意弄弄筆頭的人；雖是當此危局，還不能認真地嚴格地專走一條路--我還得要寫些，寫些我自己的階級，我自己的過，現，未三時代。一勁兒悶著，我是活不了的。胡適之先生在《我的歧路》裏說：“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我想套著他的調子說：“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這便是現在我走著的路。至於究竟能夠走到何處，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沒有把握的。我的才力短，那不過走得近些罷了；但革命期的破壞若積極進行，報紙所載的遠方可怕的事實，若由運命的指揮，漸漸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麽，我的身家性命還不知是誰的，還說什麽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計窘迫的關係，也許讓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專用在衣食住上，那卻是真的“死路”。實在也說不上什麽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速地成了功，我們全階級的沒落就將開始，那是更用不著說什麽路的！但這一層究竟還是“出乎意表”的事，暫可不論；以上兩層卻並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將來，是從現在的事實看，說來就“來了”的。所以我雖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卻依舊要慮到“哪裏走？”“哪裏走！”兩個問題上去！我也知道這種憂慮沒有一點用，但禁不住它時時地襲來；隻要有些餘暇，它就來盤據心頭，揮也揮不去。若許我用一個過了時的名字，這大約就是所謂“煩悶”吧。不過前幾年的煩悶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溫馨著的；這時代的是，加以我的年齡，更為實際的，糾紛的。我說過陰影，這也就是我的陰影。我想，便是這個，也該是向著滅亡走的我們的運命吧？
1928年2月7日作
（原載1928年3月《一般》第四卷第3期）
我所彷徨的便是這個。
說“哪裏走？”是還有路可走；隻須選定一條便好。但這也並不容易，和舊來所謂立誌不同。立誌究竟重在將來，高遠些，空泛些，是無妨的。現在我說選路，卻是選定了就要舉步的。在這時代，將來隻是“浪漫”，與過去隻是“腐化”一樣。它教訓我們，靠得住的隻是現在，內容豐富的隻是現在，值得拚命的隻是現在；現在是力，是權威，如鋼鐵一般。但像我這樣一個人，現在果然有路可走麽？果然有選路的自由與從容麽？我有時懷疑這個“有”，於是乎悚然了：哪裏走呢！舊小說裏寫勇將，寫俠義，當追逼或圍困著他們的對手時，往往斷喝一聲道，“往哪裏走！”這是說，沒有你走的路，不必走了；快快投降，遭擒或受死吧。投降等也可以說是路，不過不是對手所欲選擇的罷了。我有時正感著這種被迫逼，被圍困的心情：雖沒有身臨其境的慌張，但覺得心上的陰影越來越大，頗有些惘惘然。三個印象
我知道這種心情的起原。春間北來過上海時，便已下了種子；以後逐漸發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蔭的大樹，根株蟠結，不易除去。那時上海還沒有革命呢；我不過遇著一個電車工人罷工的日子。我從寶山路口向天後宮橋走，街沿上擠擠挨挨滿是人；這在平常是沒有的。我立刻覺著異樣；雖然是晴天，卻像是過著梅雨季節一般。後來又坐著人力車，由二洋涇橋到海寧路，經過許多熱鬧的街市。如密雲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處擾擾攘攘的行人；人力車得委婉曲折地穿過人叢，拉車的與坐車的，不由你不耐著性兒。我坐在車上，自然不要自己掙紮，但看了人群來來往往，前前後後，進進退退地移動著，不禁也暗暗地代他們出著力。這頗像美國式足球戰時，許多壯碩的人壓在一個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我感著窒息一般的緊張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著郢。我說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從一方麵說，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現代。郢點點頭。但在上海的人，那時怕已是見慣了吧；讓諦知道，又該說我“少見多怪”了。
第二天是我動身的日子，火來送我。我們在四馬路上走著，從上海談到文學。火是個深思的人。他說給我將著手的一篇批評論文的大意。他將現在的文學，大別為四派。一是反語或冷嘲；二是鄉村生活的描寫；三是性欲的描寫；四是所謂社會文學，如記一個人力車夫挨巡捕打，而加以同情之類。他以為這四種都是pettybourgeoisie1的文學。一是說說閑話。二是寫人的愚癡；自己在圈子外冷眼看著。四雖意在為proletariat2說話，但自己的階級意識仍脫不去；隻算“發政施仁”的一種變相，隻算一種廉價的同情而已。三所寫的頹廢的心情，仍以bourgeoisie3的物質文明為背景，也是pettybourgeoisie的產物。這四派中，除第三外，都除外自己說話。火不讚成我們的文學除外自己說話；他以為最親切的還是說我們自己的話。至於所謂社會文學，他以為竟毫無意義可言。他說，bourgeoisie的滅亡是時間問題，pettybourgeoisie不用說是要隨之而去的。一麵proletariat已漸萌芽蠢動了；我們還要用那養尊處優，豐衣足食（自然是比較的說法）之餘的幾滴眼淚，去代他們申訴一些浮麵的，似是而非的疾苦，他們的不屑一顧，是當然。而我們自己已在向滅亡的途中，這種不幹己的呼籲，也用它不著。所以還是說自己的話好。他說，我們要盡量表現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麵；為圖一個新世界早日實現，我們這樣促進自己的滅亡，也未嚐沒有意義的。“促進自己的滅亡”，這句話使我竦然；但轉念到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的時候，我又爽然自失。與火相別一年，不知如何，他還未將這篇文寫出；我卻時時咀嚼他那末一句話。
1英文：小資產階級。
2英文：無產階級。
3英文：資產階級。
到京後的一個晚上，栗君突然來訪。那是一個很好的月夜，我們沿著水塘邊一條幽僻的小路，往複地走了不知幾趟。我們緩緩地走著，快快地談著。他是勸我入黨來的。他說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加入他們一夥兒工作。工作的範圍並不固定；政治，軍事固然是的，學術，文學，藝術，也未嚐不是的--盡可隨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說，將來怕離開了黨，就不能有生活的發展；就是職業，怕也不容易找著的。他的話是很懇切。當時我告訴他我的躊躇，我的性格與時代的矛盾；我說要和幾個熟朋友商量商量。後來萍說可以不必；郢來信說現在這時代，確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說將來必須如此時再說吧。我於是隻好告訴栗君，我想還是暫時超然的好。這超然究竟能到何時，我毫無把握。若能長此超然，在我倒是佳事。但是，若不能呢？我因此又迷糊著了。時代與我
這時代是一個新時代。時代的界限，本是很難畫出的；但我有理由，從十年前起算這時代。在我的眼裏，這十年中，我們有著三個步驟：從自我的解放到國家的解放，從國家的解放到ssstruggle1；從另一麵看，也可以說是從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從政治的革命到經濟的革命。我說三個步驟，是說它們先後相承的次序，並不指因果關係而言；論到因果關係，是沒有這麽簡單的。實在，第二，第三兩個步驟，隻包括近一年來的時間；說以前九年都是醞釀的時期，或是過渡的時期，也未嚐不可。在這三個步驟裏，我們看出顯然不同的兩種精神。在第一步驟裏，我們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學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驟裏，我們要的是革命，有的是專製的黨，做的是軍事行動及黨綱，主義的宣傳。這兩種精神的差異，也許就是理想與實際的差異。
1英文：階級鬥爭。在解放的時期，我們所發見的是個人價值。我們詛咒家庭，詛咒社會，要將個人抬在一切的上麵，作宇宙的中心。我們說，個人是一切評價的標準；認清了這標準，我們要重新說不定一切傳統的價值。這時是文學，哲學全盛的日子。雖也有所謂平民思想，但隻是偶然的憐憫，適成其為慈善主義而已。社會科學雖也被重視，而與文學，哲學相比，卻遠不能及。這大約是經濟狀況劇變的緣故吧，三四年來，社會科學的書籍，特別是關於社會革命的，銷場漸漸地增廣了，文學，哲學反倒被壓下去了；直到革命爆發為止。在這革命的時期，一切的價值都歸於實際的行動；軍士們的槍，宣傳部的筆和舌，做了兩個急先鋒。隻要一些大同小異的傳單，小冊子，便已足用；社會革命的書籍亦已無須，更不用提什麽文學，哲學了。這時期“一切權力屬於黨”。在理論上，不獨政治，軍事是黨所該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該黨化。黨的律是鐵律，除遵守與服從外，不能說半個“不”字，個人--自我--是渺小的；在黨的範圍內發展，是認可的，在黨的範圍外，便是所謂“浪漫”了。這足以妨礙工作，為黨所不能容忍。幾年前，“浪漫”是一個好名字，現在它的意義卻隻剩了諷刺與詛咒。“浪漫”是讓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盡量發泄，這樣擴大了自己。但現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無訓練的，不能發生實際效用；現在是緊急的時期，用不著這種不緊急的東西。持續的，強韌的，有組織的工作，在理知的權威領導之下，向前進行：這是今日的教義。黨便是這種理知的權威之具體化。黨所要求於個人的是犧牲，是無條件的犧牲。一個人得按著黨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現在革命的進行雖是混亂，有時甚至失掉革命的意義；但在暗中ssstruggle似乎是很激烈的。隻要我們承認事實，無論你讚成與否，這struggle是不斷地在那邊進行著的。來的終於要來，無論怎樣詛咒，壓迫，都不中用。這是一個世界波浪。固然，我絲毫不敢說這struggle，便是就中國而言，何時結束，怎樣結束；至於全世界，我更無從懸揣了。但這也許是杞憂吧？我總預想著我們階級的滅亡，如火所說。這滅亡的到來，也許是我所不及見，但昔日的我們的繁榮，漸漸往衰頹的路上走，總可以眼睜睜看著的。這衰頹不能盼望在平和的假裝下度了過去；既說struggle，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說不得要露出猙獰的麵目，毒辣的手段來的。槍與炸彈和血與肉打成一片的時候，總之是要來的。近來廣州的事變，殺了那麽些人，燒了那麽些家屋，也許是大恐怖的開始吧！
自然，我們說，這種破壞是殘忍的，隻是殘忍的而已！我們說，那一些人都是暴徒，他們毀掉了我們最好的東西--文化！“我們詛咒他們！”“我們要複仇！”但這是我們的話，用我們的標準來評定的價值；而我們的標準建築在我們的階級意識上，是不用說的。他們是，在企圖著打倒這階級的全部，倘何有於區區評價的標準？我們的詛咒與怨毒，隻是“我們的”詛咒與怨毒，他們是毫無認識的必要的。他們可以說，這是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必要的曆程！他們有他們評價的標準，他們的階級意識反映在裏邊，也自有其理論上的完成。我們隻是詛咒，怨毒，都不相幹；要看總struggle如何，才有分曉。不幸我覺得我們struggle的力量，似已微弱；各方麵自由的，自私的發展，失了集中的陣勢。他們卻是初出柙的猛虎，一切不顧忌地拚命上前肉搏；真專製的紀律將他們凝結成鐵一般的力量。現在雖還沒有充足的經驗，屢次敗退下去；但在這樣社會製度與情形之下，他們的人是隻有一天天激增起來，勢力愈積愈厚；暫時的挫折與犧牲，他們是未必在意的。而我們的基礎，我雖然不願意說，勢所必至，會漸漸空虛起來；正如一座老建築，雖然時常修葺，到底年代多了，終有被風雨打得坍倒的一日！那時我們的文化怎樣？該大大地變形了吧？我們自然覺得可惜；這是多麽空虛和野蠻呀！但事實不一定是空虛和野蠻，他們將正欣幸著老朽的打倒呢！正如曆史上許多文化現已不存在，我們卻看作當然一般，他們也將這樣看我們吧？這便是所謂“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我們看君政的消滅，當作快事，他們看民治的消滅，也當一樣當作快事吧？那時我們滅亡，正如君主滅恨一般，在自然的眼裏，正是一件稀鬆大平常的事而已。
我們的階級，如我所預想的，是在向著滅亡走；但我為什麽必得跟著？為什麽不革自己的命，而甘於作時代的落伍者？我為這件事想過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個不配革命的人！這小半由於我的性格，大半由於我的素養；總之，可以說是運命規定的吧。--自然，運命這個名詞，革命者是不肯說的。在性格上，我是一個因循的人，永遠隻能跟著而不能領著；我又是沒有定見的人，隻是東鱗西爪地漁獵一點兒；我是這樣地愛變化，甚至說是學時髦，也可以的。這種性格使我在許多情形裏感著矛盾；我之所以已到中年而百無一成者，以此。一麵我雖不是生在什麽富貴人家，也不是生在什麽詩禮人家，從來沒有闊過是真的；但我總不能不說是生在pettybourgeoisie裏。我不是個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時代。我在pettybourgeoisie裏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調，嗜好，思想，論理，與行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bourdgeoisie的；我徹頭徹尾，淪肌浹髓是pettybourgeoisie的。離開了pettybourgeoisie，我沒有血與肉。我也知道有些年歲比我大的人，本來也在pettybourgeoisie裏的，竟一變到proletariat去了。但我想這許是天才，而我不是的；這許是投機，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隻有彷徨罷了。我並非迷信著pettybourgeoisie，隻是不由你有些舍不下似的，而且事實上也不能舍下。我是生長在都市裏的，沒有扶過犁，拿過鋤頭，沒有曝過毒日，淋過暴雨。我也沒有鋸過木頭，打過鐵；至於運轉機器，我也毫無訓練與忍耐。我不能預想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們有一種我現在還不知道的趣味，我的體力也太不成，終於是無緣的。況且妻子兒女一大家，都指著我活，也不忍丟下了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想換一個生活，是不可能的，就是，想軋入proletariat，是不可能的。從一麵看，可以說我大半是不能，小半還是不為；但也可以說，因了不能，才不為的。沒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去破壞，去創造？所以新時代的急先鋒，斷斷沒有我的份兒！但是我要活，我不能沒有一個依據；於是回過頭來，隻好“敝帚自珍”。自然，因果的輪子若急轉直下，新局麵忽然的來，我或者被驅迫著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那時怎樣？我想會累死的！若反抗著不做，許就會餓死的。但那時一個階級已在滅亡，一個人又何足輕重？我也大可不必蠍蠍螫螫地去顧慮了罷。
proletariat在革命的進行中，容許所謂pettybourdgeoisie同行者；這是我也有資格參加的。但我又是個十二分自私的人；老實說，我對於自己以外的人，竟是不大有興味顧慮的。便是妻子，兒女，也大半因了“生米已成熟飯”，才不得不用了廉價的同情，來維持著彼此的關係的。對於proledtariat，我所能有的，至多也不過這種廉價的同情罷了，於他們絲毫不能有所幫助。火說得好：同情是非革命；嚴格論之，非革命簡直可以說與反革命同科！至於比同情進一步，去參加一些輕而易舉的行動，在我卻頗為難。一個連妻子，兒女都無心照料的人，哪能有閑情，餘力去顧到別的在他覺著不相幹的人呢？況且同行者也隻是搖旗呐喊，領著的另有其人。他們隻是跟著，遠遠地跟著；一麵自己的階級性還保留著。這結果仍然不免隨著全階級的滅亡而滅亡，不過可以晚一些罷了。而我懶惰地躲在自己的階級裏，以懶惰的同情自足，至多也隻是滅亡。以自私的我看來，同一滅亡，我也就不必拗著自己的性兒去同行什麽了。但為了自己的階級，挺身與proletariat去struggle的事，自然也決不會有的。我若可以說是反革命，那是在消極的意義上。我是走著衰弱向滅亡的路；即使及身不至滅亡，我也是個落伍者。隨你怎樣批評，我就是這樣的人。我們的路
活在這時代的中國裏的，總該比四萬萬還多--bourdgeoisie與pettybourgeoisie的人數，總該也不少。他們這些人怎麽活著？他們走的是哪些路呢？我想那些不自覺的，暫時還在跟著老路走。他們或是迷信著老路，如遺老，紳士等；或是還沒有發現新路，隻盲目地照傳統做著，如窮鄉僻壤的農工等--時代的波浪還沒有猛烈地向他們衝去，他們是不會意識著什麽新的需要的。但遺老，紳士等的日子不多，而時代的洪流終於要泛濫到淹沒了地上每一個細孔；所以這兩種在我看都隻是暫時的。我現在所要提出的，卻是除此以外的人；這些人大半是住在都市裏的。他們的第一種生活是政治，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這相反的兩麵實以階級為背景，我想不用諱言。以現在的形勢論：一方麵雖還隻在零碎strugdgle，卻有一個整齊戰線；另一方麵呢，雖說是總動員，卻是分裂了旗幟各自拿著一塊走，多少仍帶著封建的精神的。他們戰線的散漫參差，已漸漸顯現出來了。暫時的成敗，我固然不敢說；但最後的運命，似乎是已經決定了的，如上文所論。
我所要申述的，是這些人的另一種生活--文化。這文化不用說是都市的。說到現在中國的都市，我覺得最熱鬧的，最重要的，是廣州，漢口，上海，北京四處，南京雖是新都，卻是直到現在，似乎還單調得很；上海實在比南京重要得多，即以政治論，也是如此，看幾月來的南方政局可知。若容我粗枝大葉地區分，我想說廣州，漢口是這時代的政治都市；上海，北京雖也是政治都市，但同時卻代表著這時代的文化，便與廣州，漢口不同。它們是這時代的兩個文化中心。我不想論政治，故也不想論廣州，漢口；況且我也不熟悉這兩個都市，遺跡都還不曾一到呢。北京是我兩年來住居的地方，見聞自然較近些。上海的新氣象，我雖還沒有看見，但從報紙，雜誌上，從南來的友人的口中，也零零碎碎知道了一點兒。我便想就這兩處，指出我說的那些人在走著那些路。我並不是板起臉來裁判，隻申述自己的感想而已；所知的雖然簡陋，或者也還不妨的。
在舊時代正在崩壞，新局麵尚未到來的時候，衰頹與騷動使得大家惶惶然。革命者是無意或有意造成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隻有參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決這惶惶然。不能或不願參加這種實際行動時，便隻有暫時逃避的一法。這是要了平和的假裝，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著忘記了去。享樂是最有效的麻醉劑；學術，文學，藝術，也是足以消滅精力的場所。所以那些沒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將向這三條路裏躲了進去。這樣，對於實際政治，便好落得個不聞理亂。雖然這隻是暫時的，到了究竟，理亂總有使你不能不聞的一天；但總結賬的日子既還沒有到來，徒然地惶惶然，白白地耽擱著，又算什麽呢？樂得暫時忘記，做些自己愛做的事業；就是將來輪著滅亡，也總算有過稱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這種情形是曆史的事實；我想我們現在多少是在給這件曆史的事實，提供一個新例子。不過我得指出，學術，文學，藝術，在一個興盛的時代，也有長足的發展的，那是個順勢，不足為奇；在現在這樣一個衰頹或交替的時代，我們卻有這樣畸形的發展，是值得想一想的。
上海本是享樂的地方；所謂“十裏洋場”，常為人所豔稱。它因商業繁盛，成了資本集中的所在，可以說是bourgeoisie的中國本部；一麵因國際交通的關係，輸入西方的物質文明也最多。所以享樂的要求比別處都迫切，而享樂的方法也日新月異。這是向來的情形。可是在這號為兵連禍結，民窮財盡的今日，上海又如何？據我所知，革命似乎還不曾革掉了什麽；隻有踵事增華，較前更甚罷了。如大華飯店和雲裳公司等處的生涯鼎盛，可見bourgeoiseie與pettybourgeoisie的瘋狂；賄，假使我所聞的不錯，雲裳公司還是由幾個pettybourgeoisie的名士主持著，在這回革命後才開起來的。他們似乎在提供著這種享樂的風氣。假使衣食住可以說是文化的一部分，大華飯店與雲裳公司等，足可代表上海文化的一麵。你說這是美化的人生。但懂得這道理的，能有幾人？還不是及時行樂，得過且過的多！況且如此的美化人生，是不是帶著階級味？然而無論如何，在最近的將來，這種情形怕隻有蒸蒸日上的。我想，這也許是我們的時代的回光反照吧？北京沒有上海的經濟環境，自然也沒有她的繁華。但近年來南化與歐化--南化其實就是上海化，上海化又多半是歐化；總之，可說是bourgeoisie化--一天比一天流行。雖還隻跟著上海走，究竟也跟著了；將來的運命在，這一點上，怕與上海多少相同。
但上海的文化，還有另外重要的一麵，那是文學。新文學的作家，有許多住在上海；重要的文學集團，也多在上海--現在更如此。近年又開了幾家書店，北新，開明，光華，新月等--出的文學書真不少，可稱一時之盛。北京呢，算是新文學的策源地，作家原也很多；兩三年來，有現代評論，語絲，可作重要的代表。而北新總局本在北京；她又介紹了不少的新作家。所以頗有興旺之象。不料去年現代評論，語絲先後南遷，北新被封閉，作家們也紛紛南下觀光，一時頓覺寂寞起來。現在隻剩未名，古城等幾種刊物及古城書店，暫時支撐這個場麵。我想，北京這樣一個古城，這樣一個大都會，在這樣的時代，斷不會長遠寂寞下去的。
新文學的誕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這是近十年來這新時代的起頭--所以特別有著廣大長遠的勢力。直到兩三年前，社會革命的火焰漸漸燃燒起來，一般青年都預想著革命的趣味；這時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緊張，欣賞的閑情，隻好暫時擱起。他們要的是實行的參考書；社會革命的書籍的流行，一時超過了文學；直到這時候，文學的風起雲湧的聲勢，才被蓋了下去。記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們的六月》剛在亞東出版。郢有一天問我銷得如何？他接著說，現在怕沒有多少人要看這種東西了吧？這可見當時風氣的一斑了。但是很奇怪，在革命後的這一年間，文學卻不但沒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複興的樣子。隻看一看北新，開明等幾書店新出版的書籍目錄，你就知道我的話不是無稽之談。更奇怪的，社會革命燒起了火焰以後，文學因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務，所以被擱置著；但一麵便有人提供革命文學。革命文學的呼聲一天比一天高，同著熱情與切望。直到現在，算已是革命的時代，這種文學在理在勢，都該出現了；而我們何以還沒有看見呢？我的見聞淺陋，是不用說的；但有熟悉近年文壇的朋友與我說起，也以千呼萬喚的革命文學還不出來為奇。一麵文學的複興卻已成了事實；這複興後的文學又如何呢？據說還是跟著從前pettybourgeoisie的係統，一貫地發展著的。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寫，分析這時代革命生活的小說；但似乎也隻能算是所謂同行者的情調罷了。真正的革命文學是，還沒有一些影兒，不，還沒有一些信兒呢！
這自然也有辯解。真正革命的階級是隻知道革命的：他們的眼，見的是革命，他們的手，做的是革命；他們忙碌著，緊張著，革命是他們的全世界。文學在現在的他們，還隻是不相幹的東西。再則，他們將來雖勢所必至地需要一種文學--許是一種宣傳的文學--，但現在的他們的趣味還浮淺得很，他們的喉舌也還笨拙得很，他們是不能創作出什麽來的。因此，在這上麵暫時留下了一段空白。而pettybourdgeoisie，在革命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丟了他們的學術，文學，藝術，想去一試身手的；但到了革命開始以後，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濃厚的興趣的。此外的大概觀望一些時，感到自己的缺乏，便廢然而返了。他們的精神既無所依據，自然隻有回到學術，文學，藝術的老路上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襲來。所以文學的複興，也是一種當然。一麵革命的書籍似乎已不如前幾年的流行；這大約因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緣故吧。因而文學書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但時代潮流所激蕩，加以文壇上革命文學的絕叫，描寫革命氣氛的作品，現在雖然才有端倪，此後總該漸漸地多起來的吧。至於真正的革命文學，怕不到革命成功時，不會成為風氣。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過切，忍耐過久而失望，絕望，因而詛咒革命的文學，我想也不免會有的，雖然不至於太多。總之，無論怎樣發展，這時代的文學裏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pettybourgeoisie的氣氛，是將愈過愈顯然的。
胡適之先生真是個開風氣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學，又提倡新國學。陳西瀅先生在他的《閑話》裏，深以他正向前走著，忽又走了回去為可惜。但我以為這不過是思想解放的兩麵，都是疑古與貴我的精神的表現。國學成為一個新運動，是在文學後一兩年。但這原是我們這爿老店裏最富裕的貨色，而且一向就有許多人捧著；現在雖加入些西法，但國學到底是國法，所以極合一般人的脾胃。我說“一般人”，因為從前的國學還隻是一部分人的專業，這一來卻成為普遍的風氣，青年們也紛紛加入，算是時髦的東西了。這一層胡先生後來似頗不以為然。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懇親會的席上，曾說研究國學，隻是要知道“此路不通”，並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丟了要緊的工夫不做，都來擁擠在這條死路上，真是很可惜的。但直到現在，我們知道，研究學術原不必計較什麽死活的；所以胡先生雖是不以為然，風氣還是一直推移下去。這種新國學運動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曆史癖與考據癖”一語括之。不過現在這種“曆史癖與考據癖”要用在一切國故上，決不容許前人尊經重史的偏見。顧頡剛先生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詞》裏，說這個意思最是明白。這是一個大解放，大擴展。參加者之多，這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運動盛於北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勢力。它雖然比新文學運動起來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優勢與新增的範圍，不久也就趕上前去，駸駸乎與後者並駕齊驅了。新文學銷沉的時候，它也以相同的理由銷沉著，但現在似乎又同樣地複興起來了--看年來新出版的書目，也就可以知道的。國學比文學更遠於現實；擔心著政治風的襲來的，這是個更安全的逃避所。所以我猜，此後的參加者或者還要多起來的。
此外還有一件比較小的事，這兩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論留心與否，總該覺著的。這就是繪畫展覽會，特別是國畫展覽會。你隻要常看報，或常走過中山公園，就會一次兩次地看見這種展覽會的記載或廣告的。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覽，我推想高興去看的人大約很多。而國畫的售值不斷地增高，也是另一麵的證據。上海雖不及北京熱鬧，但似乎也常有這種展覽會，不過不偏重國畫罷了。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慶先生，劉海粟先生兩個展覽會，可以作例。藝術與文學，可以說同是象牙塔中的貨色；而藝術對於政治，經濟的影響，是更為間接些，因之，更為安靜些。所以這條路將來也不會冷落的。但是藝術中的繪畫何以獨盛？國畫又何以比洋畫盛？我想，國畫與國學一樣，在社會裏是有根柢的，是合於一般人脾胃的。可是洋畫經多年的提倡與傳習，現在也漸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這回“海粟畫展”，竟有人買他的洋畫去收藏的。（見北京《晨報·星期畫報》）至於同是藝術的音樂，戲劇，則因人才，設備都欠缺，故無甚進展可言。國樂，國劇雖有多大的勢力，但當作藝術而加以研究的，直到現在，也還極少。
這或者等待著比較的研究，也未可知。
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bourgeoisie，與pettybourgeoisie裏的非革命者--特別是這種人--現在所走的路。自然，科學，藝術的範圍極廣，將來的路也許會多起來。不過在這樣擾攘的時代，那些在我們社會裏根柢較淺，又需要浩大的設備的，如自然科學，戲劇等，怕暫時總還難成為風氣吧？--我說的雖是上海，北京，但相信可以代表這時代精神的一麵--文化。我們若可以說廣州，漢口是偏在革命的一麵，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麵了。這種大都市的生活樣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響會迅速地伸張到各處。你若承認從前京式的靴鞋，現在上海式裝束的勢力，你就明白現在上海，北京的風氣，將會並且已經怎樣彌漫到別的地方了。
在這三條路裏，我將選擇哪一條呢？我慚愧自己是個“愛博而情不專”的人；雖老想著隻選定一條路，卻總丟不下別的。我從前本是學哲學的，而同時舍不下文學。後來因為自己的科學根柢太差，索性丟開了哲學，走向文學方麵來。但是文學的範圍又怎樣大！我是一直隨隨便便，零零碎碎地讀些，寫些，不曾認真做過什麽工夫。結果是隻有一點兒--一點兒都沒有！駁雜與因循是我的大敵人。現在年齡是加長了，又遇著這樣“動搖”的時代，我既不能參加革命或反革命，總得找一個依據，才可姑作安心地過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鑽了進去，消磨了這一生。我終於在國學裏找著了一個題目，開始像小兒的學步。這正是望“死路”上走；但我樂意這麽走，也就沒有法子。不過我又是個樂意弄弄筆頭的人；雖是當此危局，還不能認真地嚴格地專走一條路--我還得要寫些，寫些我自己的階級，我自己的過，現，未三時代。一勁兒悶著，我是活不了的。胡適之先生在《我的歧路》裏說：“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我想套著他的調子說：“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這便是現在我走著的路。至於究竟能夠走到何處，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沒有把握的。我的才力短，那不過走得近些罷了；但革命期的破壞若積極進行，報紙所載的遠方可怕的事實，若由運命的指揮，漸漸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麽，我的身家性命還不知是誰的，還說什麽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計窘迫的關係，也許讓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專用在衣食住上，那卻是真的“死路”。實在也說不上什麽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速地成了功，我們全階級的沒落就將開始，那是更用不著說什麽路的！但這一層究竟還是“出乎意表”的事，暫可不論；以上兩層卻並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將來，是從現在的事實看，說來就“來了”的。所以我雖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卻依舊要慮到“哪裏走？”“哪裏走！”兩個問題上去！我也知道這種憂慮沒有一點用，但禁不住它時時地襲來；隻要有些餘暇，它就來盤據心頭，揮也揮不去。若許我用一個過了時的名字，這大約就是所謂“煩悶”吧。不過前幾年的煩悶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溫馨著的；這時代的是，加以我的年齡，更為實際的，糾紛的。我說過陰影，這也就是我的陰影。我想，便是這個，也該是向著滅亡走的我們的運命吧？
1928年2月7日作
（原載1928年3月《一般》第四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