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賢傳都教我們少說話，怕的是惹禍，你記得金人銘開頭就是“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豈不森森然有點可怕的樣子。再說，多言即使不惹禍，也不過顛倒是非，決非好事。所以孔子稱“仁者，其言也訒”，又說“惡夫佞者”。蘇秦張儀之流以及後世小說裏所謂“掉三寸不爛之舌”的辯士，在正統派看來，也許比佞者更下一等。所以“沉默寡言”“寡言笑”，簡直就成了我們的美德。
聖賢的話自然有道理，但也不可一概而論。假如你身居高位，一個字一句話都可影響大局，那自然以少說話，多點頭為是。可是反過來，你如去見身居高位的人，那可就沒有準兒。前幾年南京有一位著名會說話的和一位著名不說話的都做了不小的官。許多人躊躇起來，還是說話好呢？還是不說話好呢？這是要看情形的：有些人喜歡說話的人，有些人不。有些事必得會說話的人去幹，譬如宣傳員；有些事必得少說話的人去幹，譬如機要秘書。
至於我們這些平人，在訪問，見客，聚會的時候，若隻是死心眼兒，一個勁兒少說話，雖合於聖賢之道，卻未見得就順非聖賢人的眼。要是熟人，處得久了，彼此心照，倒也可以原諒的；要是生人或半生半熟的人，那就有種種看法。他也許覺得你神秘，仿佛天上眨眼的星星；也許覺得你老實，所謂“仁者其言也訒”；也許覺得你懶，不願意賣力氣；也許覺得你利害，專等著別人的話（我們家鄉稱這種人為“等口”）；也許覺得你冷淡，不容易親近；也許覺得你驕傲，看不起他，甚至討厭他。這自然也看你和他的關係，以及你的相貌神氣而定，不全在少說話；不過少說話是個大原因。這麽著，他對你當然敬而遠之，或不敬而遠之。若是你真如他所想，那倒是“求仁得仁”；若是不然，就未免有點冤哉枉也。民國十六年的時候，北平有人到漢口去回來，一個同事問他漢口怎麽樣。他說，“很好哇，沒有什麽。”話是完了，那位同事隻好點點頭走開。他滿想知道一點漢口的實在情形，但是什麽也沒有得著；失望之餘，很覺得人家是瞧不起他哪。但是女人少說話，卻當別論；因為一般女人總比男人害臊，一害臊自然說不出什麽了。再說，傳統的壓迫也太利害；你想男人好說話，還不算好男人，女人好說話還了得！（王熙鳳算是會說話的，可是在《紅樓夢》裏，她並不算是個好女人）可是--現在若有會說話的女人，特別是壓倒男人的會說話的女人，恭維的人就一定多；因為西方動的文明已經取東方靜的文明而代之，“沉默寡言”雖有時還用得著，但是究竟不如“議論風生”的難能可貴了。
說起“議論風生”，在傳統裏原來也是褒辭。不過隻是美才，而不是美德；若是以德論，這個怕也不足重輕罷。現在人也還是看作美才，隻不過看得重些罷了。
“議論風生”並不隻是口才好；得有材料，有見識，有機智才成--口才不過機智，那是不夠的。這個並不容易辦到；我們平人所能做的隻是在普通情形之下，多說幾句話，不要太冷落場麵就是。--許多人喝下酒時生氣時愛說話，但那是往往多謬誤的。說話也有兩路，一是遊擊式，一是包圍式。有一回去看新從歐洲歸國的兩位先生，他們都說了許多話。甲先生從客人的話裏選擇題目，每個題目說不上幾句話就牽引到別的上去。當時覺得也還有趣，過後卻什麽也想不出。乙先生也從客人的話裏選題目，可是他卻粘在一個題目上，隻敘說在歐洲的情形。他並不用什麽機智，可是說得很切實，讓客人覺著有所得而去。他的殷勤，客人在口頭在心上，都表示著謝意。
普通說話大概都用遊擊式；包圍式組織最難，多人不能夠，也不願意去嚐試。再說遊擊式可發可收，愛聽就多說些，不愛聽就少說些；我們這些人許犯貧嘴到底還不至於的。要說像“啞妻”那樣，不過是法朗士的牢騷，事實上大致不會有。倒是有像老太太的，一句話重三倒四地說，也不管人家耳朵裏長繭不長。這一層最難，你得記住哪些話在哪些人麵前說過，才不至於說重了。有時候最難為情的是，你剛開頭兒，人家就客客氣氣地問，“啊，後來是不是怎樣怎樣的？”包圍式可麻煩得多。最麻煩的是人多的時候，說得半半拉拉的，大家或者交頭接耳說他們自己的私話，或者打盹兒，或者東看看西看看，輕輕敲著指頭想別的，或者勉強打起精神對付著你。這時候你一個人霸占著全場，說下去太無聊，不說呢，又收不住，真是騎虎之勢。大概這種說話，人越多，時候越不宜長；各人的趣味不同，決不能老聽你的--換題目另說倒成。說得也不宜太慢，太慢了怎麽也顯得長。曾經聽過兩位著名會說話的人說故事，大約因為喚起注意的緣故罷，加了好些個助詞，慢慢地敘過去，足有十多分鍾，算是完了；大家雖不至疲倦，卻已暗中著急。聲音也不宜太平，太平了就單調；但又絲毫不能做作。這種說話隻宜敘說或申說，不能摻一些教導氣或勸導氣。長於演說的人往往免不了這兩種氣味。有個朋友說某先生口才太好，教人有戒心，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包圍式說話要靠天才，我們平人隻能學學遊擊式，至多規模較大而已。--我們在普通情形之下，隻不要像林之孝家兩口子“一錐子紮不出話來”，也就行了。
（原載1934年8月8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91期。）
聖賢的話自然有道理，但也不可一概而論。假如你身居高位，一個字一句話都可影響大局，那自然以少說話，多點頭為是。可是反過來，你如去見身居高位的人，那可就沒有準兒。前幾年南京有一位著名會說話的和一位著名不說話的都做了不小的官。許多人躊躇起來，還是說話好呢？還是不說話好呢？這是要看情形的：有些人喜歡說話的人，有些人不。有些事必得會說話的人去幹，譬如宣傳員；有些事必得少說話的人去幹，譬如機要秘書。
至於我們這些平人，在訪問，見客，聚會的時候，若隻是死心眼兒，一個勁兒少說話，雖合於聖賢之道，卻未見得就順非聖賢人的眼。要是熟人，處得久了，彼此心照，倒也可以原諒的；要是生人或半生半熟的人，那就有種種看法。他也許覺得你神秘，仿佛天上眨眼的星星；也許覺得你老實，所謂“仁者其言也訒”；也許覺得你懶，不願意賣力氣；也許覺得你利害，專等著別人的話（我們家鄉稱這種人為“等口”）；也許覺得你冷淡，不容易親近；也許覺得你驕傲，看不起他，甚至討厭他。這自然也看你和他的關係，以及你的相貌神氣而定，不全在少說話；不過少說話是個大原因。這麽著，他對你當然敬而遠之，或不敬而遠之。若是你真如他所想，那倒是“求仁得仁”；若是不然，就未免有點冤哉枉也。民國十六年的時候，北平有人到漢口去回來，一個同事問他漢口怎麽樣。他說，“很好哇，沒有什麽。”話是完了，那位同事隻好點點頭走開。他滿想知道一點漢口的實在情形，但是什麽也沒有得著；失望之餘，很覺得人家是瞧不起他哪。但是女人少說話，卻當別論；因為一般女人總比男人害臊，一害臊自然說不出什麽了。再說，傳統的壓迫也太利害；你想男人好說話，還不算好男人，女人好說話還了得！（王熙鳳算是會說話的，可是在《紅樓夢》裏，她並不算是個好女人）可是--現在若有會說話的女人，特別是壓倒男人的會說話的女人，恭維的人就一定多；因為西方動的文明已經取東方靜的文明而代之，“沉默寡言”雖有時還用得著，但是究竟不如“議論風生”的難能可貴了。
說起“議論風生”，在傳統裏原來也是褒辭。不過隻是美才，而不是美德；若是以德論，這個怕也不足重輕罷。現在人也還是看作美才，隻不過看得重些罷了。
“議論風生”並不隻是口才好；得有材料，有見識，有機智才成--口才不過機智，那是不夠的。這個並不容易辦到；我們平人所能做的隻是在普通情形之下，多說幾句話，不要太冷落場麵就是。--許多人喝下酒時生氣時愛說話，但那是往往多謬誤的。說話也有兩路，一是遊擊式，一是包圍式。有一回去看新從歐洲歸國的兩位先生，他們都說了許多話。甲先生從客人的話裏選擇題目，每個題目說不上幾句話就牽引到別的上去。當時覺得也還有趣，過後卻什麽也想不出。乙先生也從客人的話裏選題目，可是他卻粘在一個題目上，隻敘說在歐洲的情形。他並不用什麽機智，可是說得很切實，讓客人覺著有所得而去。他的殷勤，客人在口頭在心上，都表示著謝意。
普通說話大概都用遊擊式；包圍式組織最難，多人不能夠，也不願意去嚐試。再說遊擊式可發可收，愛聽就多說些，不愛聽就少說些；我們這些人許犯貧嘴到底還不至於的。要說像“啞妻”那樣，不過是法朗士的牢騷，事實上大致不會有。倒是有像老太太的，一句話重三倒四地說，也不管人家耳朵裏長繭不長。這一層最難，你得記住哪些話在哪些人麵前說過，才不至於說重了。有時候最難為情的是，你剛開頭兒，人家就客客氣氣地問，“啊，後來是不是怎樣怎樣的？”包圍式可麻煩得多。最麻煩的是人多的時候，說得半半拉拉的，大家或者交頭接耳說他們自己的私話，或者打盹兒，或者東看看西看看，輕輕敲著指頭想別的，或者勉強打起精神對付著你。這時候你一個人霸占著全場，說下去太無聊，不說呢，又收不住，真是騎虎之勢。大概這種說話，人越多，時候越不宜長；各人的趣味不同，決不能老聽你的--換題目另說倒成。說得也不宜太慢，太慢了怎麽也顯得長。曾經聽過兩位著名會說話的人說故事，大約因為喚起注意的緣故罷，加了好些個助詞，慢慢地敘過去，足有十多分鍾，算是完了；大家雖不至疲倦，卻已暗中著急。聲音也不宜太平，太平了就單調；但又絲毫不能做作。這種說話隻宜敘說或申說，不能摻一些教導氣或勸導氣。長於演說的人往往免不了這兩種氣味。有個朋友說某先生口才太好，教人有戒心，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包圍式說話要靠天才，我們平人隻能學學遊擊式，至多規模較大而已。--我們在普通情形之下，隻不要像林之孝家兩口子“一錐子紮不出話來”，也就行了。
（原載1934年8月8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