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尾龍頭，一回頭竟已經曆了五個龍年。副刊的主編要我在戊辰的龍頭上，回顧一下自己的寫作生命。語雲：行百裏者半九十。在這樣的意義下，我不曉得自己是否已到半途。同時，對於一位真正的創作者說來，回顧乃是為了前瞻，正如汽車的反光鏡，不但用來倒車，也可用來幫助前進。
詩、散文、批評、翻譯，是我寫作生命的四度空間。我非狡兔，卻營四窟。關於這四樣東西，我對朋友曾有不同的戲言。我曾說自己以樂為詩，以詩為文，以文為批評，以創作為翻譯。又曾說自己，寫詩，是為了自娛；寫散文，是為了娛人；寫批評，尤其是寫序，是為了娛友；翻譯，是為了娛妻，因為翻譯的工作平穩，收入可靠。更對家人說過：這四樣東西的版權將來正好分給四個女兒，也就是說，珊珊得詩，幼珊得文，佩珊得批評，季珊得翻譯。幸好我“隻有”四個女兒，否則我還得開發小說或戲劇呢。
我寫詩四十年，迄今雖已出版過十四本詩集，卻認為，詩，仍然是最神秘也是最難追求的纓思，不會因為你曾經有幸一親芳澤，便每次有把握到手。要在有限的篇幅裏開辟無限的天地，要用文字的符號捕捉經驗的實感，要記下最私己的日記卻同時能敲響民族的共鳴，要把自己的風格像簽名一樣簽在時代的額頭上，一位詩人必須把他全部的生命投入詩藝。天才不足情，因為多少青年的才子都過不了中年這一關，才氣的鋒刃在現實上砍缺了口。靈感，往往成了懶人的藉口。高傲的繆思，苦追都不見得能到手，何況還等她翩然來訪，粲然垂顧呢？今日，多少詩人都自稱是在寫自由詩，最是誤己誤人。積極的自由，得先克服、超越許多限製；消極的自由隻是混亂而已。“從心所欲，不逾矩”才是積極的自由。所謂“矩”，正是分寸與法度。至於消極的自由，根本就沒有“矩”，不識“矩”，也就無所謂是否“逾矩”。
即以目前人人自稱的自由詩而言，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因為至少還得分行，以示有別於散文。然則分行就是一種“矩”了。可是多少作者恐怕從不鍛煉自己，所以也就隨便分行，隨便回行，果真是“隨心所欲”，卻不斷在“逾矩”。我與詩，是從二十年代的格律詩入手，自我鍛煉的“矩”，乃是古典的近體與英詩的quatrain 等體。這些當然都是限製，正如水之於泳，氣之於飛，也都是限製，但自由也從其中得來。水，是阻力也是浮力，為溺為泳，隻看你如何運用而已。回顧我四十年寫詩的發展，是先接受格律的鍛煉，然後跳出格律，跳出古人的格律而成就自己的格律。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正是自由而不混亂之意，也正是我在詩藝上努力的方向。
來高雄兩年半，隻寫了四十四首詩，其中寫墾丁景物的十九首小品，我隻算它一整首。今年年底，我大概會收集這一時期的作品，出一本最新的詩集。目前我希望能多寫下列這幾種詩：第一是長篇的敘事詩；第二是分段而整齊的格律詩，尤其是深入淺出可以譜歌的那種；第三是組詩，例如以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來分寫一個大主題。
來高雄後所寫的抒情散文也已有十三篇，今年可以繼《記憶像鐵軌一樣長》之後，再出一本散文集了。這些散文裏，遊記占了十篇，國外與國內各半，顯示我在這種文體上近作的趨勢。二十年前我寫散文，論風格則飛揚跋扈，意氣自雄；論技巧則觸須奮張，筆勢縱橫，富於實驗的精神。那時我自信又自豪，幻覺風雷就在掌中，自有一股沛然的動力扶我前進，不可止息。目前那動力已緩了下來，長而緊張快而回旋的句法轉趨於自然與從容，主觀強烈的自傳性也漸漸淡下來，轉向客觀的敘事。
我覺得，今日的散文家大致上各有所長，或偏於感性，或偏於知性，或經營淡味，或鋪張濃情，除三兩例外，卻少見眾體兼擅的全才。有些名家守住五四早期的格局，還在斤斤計較所謂散文的純粹性，恐怕是不知開拓與變通吧。創作之道，我向往於兼容並包的彈性，認為非如此不足以超越僵化與窄化。動不動就說這是詩的寫法，那又是小說的筆路，不純了啊！若是堅持如此的潔癖，那《古文觀止》裏的項羽本紀讚、歸去來辭、秋聲賦等文章，豈不要刪去一半？
我有不少可寫的散文，隻因當時忙碌，事過境遷，竟而錯過未寫。在香港十一年的生活，尤其是交友交遊的盛況，還有不少情景未及描寫。更早的記憶，例如台大的學生時代，甚至四川的抗戰歲月，中學生活，在老而遠視、曆久而彌新的追念之中，似乎都在責怪我無情的筆端，為何不記下來。
我寫批評文章，不喜歡太“學術化”。批評文章多用術語，以示幫規森嚴，多引外文，以示融貫中酉，文末詳附注解，以示語必有據，無字無來頭：這些其實都是“學者的化妝術”，斟酌少用未始不可，做過了頭便令人生厭，若是刊在學術期刊上倒也罷了，偏偏登在報上，就失策了。我認為即使是知性的批評文章，也應該寫成一篇清暢可讀的散文，不能淪為短短饣丁饣丁斑斑駁駁的雜燴。我理想中的批評文章，是學問之上要求見識，見識之上更求文采。至於立論說理，我以為與其好大貪多，不如因小見大，以淺見深。近來我的批評文字，每以為人作序出之，回國兩年多，曾因李永年、保真。鍾玲、陳幸蕙四位作家出書而寫序言。我寫序言，一定把原書認真細讀，用紅筆在校對稿上勾勾剔剔，眉批腳注，不一而足，然後就主題、風格、文體、語言等項理出作者的幾個特色，加以析論。我寫序言，避免應酬之語，空泛之論，務必就書論書，不但得失並舉，而且以小證大，就近指遠，常將個例歸納入於原理。在繁忙的時代，常恨無暇遍讀、細讀朋友的贈書，所以為人作序，可以視為指定作業，在我，是當功課來做的。
《土耳其現代詩選》以後，我已有三年不曾譯書。此道之甘苦，我在長論短文裏麵早已述及，不再多贅。作家也許會江郎才盡，譯者卻隻有愈老愈老練。翻譯，至少是老來可做的工作。但是照目前看來，要有空暇譯個痛快，恐怕得期之退休以後了。到那時我可以做一個退隱的譯者，把艾爾·格瑞科、羅特列克、竇納等畫家的傳記一一譯出。王爾德的《理想丈夫》、繆爾（edwin muir）的《自傳》，也是我久已想譯的作品。
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
詩、散文、批評、翻譯，是我寫作生命的四度空間。我非狡兔，卻營四窟。關於這四樣東西，我對朋友曾有不同的戲言。我曾說自己以樂為詩，以詩為文，以文為批評，以創作為翻譯。又曾說自己，寫詩，是為了自娛；寫散文，是為了娛人；寫批評，尤其是寫序，是為了娛友；翻譯，是為了娛妻，因為翻譯的工作平穩，收入可靠。更對家人說過：這四樣東西的版權將來正好分給四個女兒，也就是說，珊珊得詩，幼珊得文，佩珊得批評，季珊得翻譯。幸好我“隻有”四個女兒，否則我還得開發小說或戲劇呢。
我寫詩四十年，迄今雖已出版過十四本詩集，卻認為，詩，仍然是最神秘也是最難追求的纓思，不會因為你曾經有幸一親芳澤，便每次有把握到手。要在有限的篇幅裏開辟無限的天地，要用文字的符號捕捉經驗的實感，要記下最私己的日記卻同時能敲響民族的共鳴，要把自己的風格像簽名一樣簽在時代的額頭上，一位詩人必須把他全部的生命投入詩藝。天才不足情，因為多少青年的才子都過不了中年這一關，才氣的鋒刃在現實上砍缺了口。靈感，往往成了懶人的藉口。高傲的繆思，苦追都不見得能到手，何況還等她翩然來訪，粲然垂顧呢？今日，多少詩人都自稱是在寫自由詩，最是誤己誤人。積極的自由，得先克服、超越許多限製；消極的自由隻是混亂而已。“從心所欲，不逾矩”才是積極的自由。所謂“矩”，正是分寸與法度。至於消極的自由，根本就沒有“矩”，不識“矩”，也就無所謂是否“逾矩”。
即以目前人人自稱的自由詩而言，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因為至少還得分行，以示有別於散文。然則分行就是一種“矩”了。可是多少作者恐怕從不鍛煉自己，所以也就隨便分行，隨便回行，果真是“隨心所欲”，卻不斷在“逾矩”。我與詩，是從二十年代的格律詩入手，自我鍛煉的“矩”，乃是古典的近體與英詩的quatrain 等體。這些當然都是限製，正如水之於泳，氣之於飛，也都是限製，但自由也從其中得來。水，是阻力也是浮力，為溺為泳，隻看你如何運用而已。回顧我四十年寫詩的發展，是先接受格律的鍛煉，然後跳出格律，跳出古人的格律而成就自己的格律。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正是自由而不混亂之意，也正是我在詩藝上努力的方向。
來高雄兩年半，隻寫了四十四首詩，其中寫墾丁景物的十九首小品，我隻算它一整首。今年年底，我大概會收集這一時期的作品，出一本最新的詩集。目前我希望能多寫下列這幾種詩：第一是長篇的敘事詩；第二是分段而整齊的格律詩，尤其是深入淺出可以譜歌的那種；第三是組詩，例如以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來分寫一個大主題。
來高雄後所寫的抒情散文也已有十三篇，今年可以繼《記憶像鐵軌一樣長》之後，再出一本散文集了。這些散文裏，遊記占了十篇，國外與國內各半，顯示我在這種文體上近作的趨勢。二十年前我寫散文，論風格則飛揚跋扈，意氣自雄；論技巧則觸須奮張，筆勢縱橫，富於實驗的精神。那時我自信又自豪，幻覺風雷就在掌中，自有一股沛然的動力扶我前進，不可止息。目前那動力已緩了下來，長而緊張快而回旋的句法轉趨於自然與從容，主觀強烈的自傳性也漸漸淡下來，轉向客觀的敘事。
我覺得，今日的散文家大致上各有所長，或偏於感性，或偏於知性，或經營淡味，或鋪張濃情，除三兩例外，卻少見眾體兼擅的全才。有些名家守住五四早期的格局，還在斤斤計較所謂散文的純粹性，恐怕是不知開拓與變通吧。創作之道，我向往於兼容並包的彈性，認為非如此不足以超越僵化與窄化。動不動就說這是詩的寫法，那又是小說的筆路，不純了啊！若是堅持如此的潔癖，那《古文觀止》裏的項羽本紀讚、歸去來辭、秋聲賦等文章，豈不要刪去一半？
我有不少可寫的散文，隻因當時忙碌，事過境遷，竟而錯過未寫。在香港十一年的生活，尤其是交友交遊的盛況，還有不少情景未及描寫。更早的記憶，例如台大的學生時代，甚至四川的抗戰歲月，中學生活，在老而遠視、曆久而彌新的追念之中，似乎都在責怪我無情的筆端，為何不記下來。
我寫批評文章，不喜歡太“學術化”。批評文章多用術語，以示幫規森嚴，多引外文，以示融貫中酉，文末詳附注解，以示語必有據，無字無來頭：這些其實都是“學者的化妝術”，斟酌少用未始不可，做過了頭便令人生厭，若是刊在學術期刊上倒也罷了，偏偏登在報上，就失策了。我認為即使是知性的批評文章，也應該寫成一篇清暢可讀的散文，不能淪為短短饣丁饣丁斑斑駁駁的雜燴。我理想中的批評文章，是學問之上要求見識，見識之上更求文采。至於立論說理，我以為與其好大貪多，不如因小見大，以淺見深。近來我的批評文字，每以為人作序出之，回國兩年多，曾因李永年、保真。鍾玲、陳幸蕙四位作家出書而寫序言。我寫序言，一定把原書認真細讀，用紅筆在校對稿上勾勾剔剔，眉批腳注，不一而足，然後就主題、風格、文體、語言等項理出作者的幾個特色，加以析論。我寫序言，避免應酬之語，空泛之論，務必就書論書，不但得失並舉，而且以小證大，就近指遠，常將個例歸納入於原理。在繁忙的時代，常恨無暇遍讀、細讀朋友的贈書，所以為人作序，可以視為指定作業，在我，是當功課來做的。
《土耳其現代詩選》以後，我已有三年不曾譯書。此道之甘苦，我在長論短文裏麵早已述及，不再多贅。作家也許會江郎才盡，譯者卻隻有愈老愈老練。翻譯，至少是老來可做的工作。但是照目前看來，要有空暇譯個痛快，恐怕得期之退休以後了。到那時我可以做一個退隱的譯者，把艾爾·格瑞科、羅特列克、竇納等畫家的傳記一一譯出。王爾德的《理想丈夫》、繆爾（edwin muir）的《自傳》，也是我久已想譯的作品。
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