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言有大而無實，無實者，不祥之言也。明主知之，知其拓落而以是相震，則一聞其說，而屏退之唯恐不速。唯智小而圖大，誌陋而欲飾其短者，樂引取之，以鉗天下之口，而遂其非。不然，望而知其為妄人，豈難辨哉？
王安石之入對，首以大言震神宗。帝曰：“唐太宗何如？“則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又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彼魏征、諸葛亮者，何足道哉？“嗚呼！使安石以此對颺於堯、舜之廷，則靖言庸違之誅，膺之久矣。
抑誠為堯、舜，則安石固氣沮舌噤而不敢以此對也。夫使堯、舜而生漢、唐之後邪，則有稱孔明治蜀、貞觀開唐之政於前者，堯、舜固且揖而進之，以畢其說，不鄙為不足道而遽斥之。何以知其然也？
舜於耕稼陶漁之日，得一善，則沛然從之。豈耕稼陶漁之侶，所言善言，所行善行，能軼太宗、葛、魏之上乎？大其心以函天下者，不見天下之小；藏於密以察天下者，不見天下之疏。方步而言趨，方趨而言走，方走而言飛；步趨[走]猶相近也，飛則固非可欲而得者矣。
故學者之言學，治者之言治，奉堯、舜以為鎮壓人心之標的；我察其情，與緇黃之流推高其祖以樹宗風者無以異。韓愈氏之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相續不斷以至於孟子。愈果灼見其所傳者何道邪？抑僅高舉之以誇其所從來邪？愈以俗儒之詞章，安石以申、商之名法，無不可曰堯、舜在是，吾甚為言堯言舜者危也。
夫堯、舜之學，與堯、舜之治，同條而共貫者也。安石亦知之乎？堯、舜之治，堯、舜之道為之；堯、舜之道，堯、舜之德為之。二典具存，孔、孟之所稱述者不一，定以何者為堯、舜之治法哉？命嶽牧，放四凶，敬郊禋，覲群後，皆百王之常法。
唯以允恭克讓之心，致其精一以行之，遂與天同其巍蕩。故堯曰“無名“。舜曰“無為“。非無可名，而不為其為也。求一名以為獨至之美，求一為以為一成之侀，不可得也。今夫唐太宗之於堯、舜，其相去之遠，夫人而信之矣。而非出號令、頒科條之大有異也。
藉令堯、舜而舉唐太宗所行之善政，允矣其為堯、舜。抑令唐太宗而仿堯、舜所行之成跡，允矣其僅為唐太宗而止。則法堯、舜者之不以法法，明矣。德協於一，載於王心，人皆可為堯、舜者，此也。
道貞乎勝，有其天綱，湯、武不師堯、舜之已跡，無所傳而先後一揆者，此也。法依乎道之所宜；宜之與不宜，因乎德之所慎。舍道與德而言法，韓愈之所雲“傳“，王安石之所雲“至簡、至易、至要“者，此也。
皋、夔、稷、契以其恭讓之心事堯、舜，上畏天命，下畏民碞。匹夫匹婦有一善，而不敢驕以所不屑，唐、虞之所以時雍也。顧乃取前人經營圖度之苦心以撥亂扶危者，而淩躐之，枵然曰：“堯、舜之道至易，而無難旦夕致也。“商鞅之以脅秦孝公者，亦嚐用此術矣。小人而無忌憚，夫亦何所不可哉？
揚堯、舜以震其君，而誘之以易；揭堯、舜以震廷臣，而示之以不可攻。言愈高者(趨)[誌]愈下，情愈虛者氣愈驕。言及此，而韓、富、司馬諸公亦且末如之何矣！
曹丕曰“吾舜、禹也“，則舜、禹矣。源休曰“吾蕭何也“，則蕭何矣。奸人非妄不足以利其奸，妄人非奸無因而生其妄。妄人興而不祥之禍延於天下，一言而已蔽其生平矣。奚待其潰堤決岸，而始知其不可遏哉？
二
君子之道，有必不為，無必為。小人之道，有必為，無必不為。執此以察其所守，觀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必不為者，斷之自我，求諸己者也。雖或誘之，而為之者，必其不能自固而躬冒其為焉。
不然，熒我者雖眾，弗能驅我於叢棘之中也。必為者，強物從我，求諸人者也。為之雖我，而天下無獨成之事，必物之從而後所為以成，非假權勢以迫人之應，則銳於欲為，勢沮而中止，未有可必於成也。
以此思之，居心之邪正，製行之得失，及物之利害，其樞機在求人求己之閑，而君子小人相背以馳，明矣。
夫君子亦有所必為者矣，子之事父也，臣之事君也，進之必以禮也，得之必以義也。然君子之事父，不敢任孝，而祈免乎不孝；事君不敢任忠，而祈免乎不忠。
進以禮者，但無非禮之進，而非必進；得以義者，但無非義之得，而非必得。則抑但有所必不為，而無必為者矣。況乎任人家國之政，以聽萬民之治。
古今之變遷不一，九州之風土不齊，人情之好惡不同，君民之疑信不定。讀一先生之言，暮夜得之，雞鳴不安枕而揣度之，一旦執政柄而遽欲行之，從我者愛而加之膝，違我者怒而墜諸淵，以迫脅天下而期收功於旦夕；察其中懷，豈無故而以一人犯兆民之指摘乎？
必有不可問者存矣。夫既有所必為矣，則所迫以求者人，而所惛然忘者己矣。故其始亦勉自鈐束，而有所不欲為；及其欲有為也，為之而成，或為之而不成，則喜怒橫行，而乘權以逞。於是大不韙之事，其夙昔之所不忍與其所不屑者，苟可以濟其所為而無不用。於是而其獲疚於天人者，昭著而莫能掩。夫苟以求己、求人、必為、必不為之衡，而定其趨向，則豈待決裂已極而始知哉？
故王安石之允為小人，無可辭也。安石之所必為者，以桑弘羊、劉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堯、舜之道；則固自以為是，斥之為非而不服。
若夫必不可為者，即令其反己自攻，固莫之能遁也。夫君子有其必不可為者，以去就要君也，起大獄以報睚眥之怨也，辱老成而獎遊士也，喜諂諛而委腹心也，置邏卒以察誹謗也，毀先聖之遺書而崇佛、老也，怨及同產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喪而舍宅為寺以丐福於浮屠也。
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窮瀕死而必不為者也。乃安石則皆為之矣。抑豈不知其為惡而冥行以蹈汙塗哉？
有所必為，骨強肉憤，氣溢神馳，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則荊棘生於腹心，怨毒興於骨肉；迨及一躓，而萎縮以沉淪，其必然者矣。
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違者天之時；任民之憂，而不能拂者民之氣。思而得之，學而知其未可也；學而得之，試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
皆可矣，而人猶以為疑；則且從容權度以待人之皆順。如是而猶不足以行，反己自責，而盡其誠之至。誠至矣，然且不見獲於上，不見信於友，不見德於民；則奉身以退，而自樂其天。
唯是學而趨入於異端，行而沉沒於好利，興羅織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則弗待遲回，而必不以自喪其名節。無他，求之己者嚴，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勝也。唯然，則決安石之為小人，非苛責之矣。
或曰：“安石而為小人，何以處夫黷貨擅權導淫迷亂之蔡京、賈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亂昏荒之主，而不能亂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驅逐久矣。安石唯不如彼，而禍乃益烈。諓諓之辯，硜硜之行，奚足道哉！
三
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達其意而善謀之者，於是而王安石乘之以進。
帝初蒞政，謂文彥博曰：“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非安石導之也，其誌定久矣。
國家之事，相仍者之必相變也，勢也。大張之餘，必仍之以弛；大弛之餘，必仍之以張。善治者，酌之於未變之前，不極其數；持之於必變之日，不毀其度。不善治者反此，而大張大弛，相乘以勝，則國乃速敝。
夫神宗固承大弛而勢且求張之日也。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
休息之是也，解散以休息之，則極乎弛之數，而承其後者難矣。歲輸五十萬於契丹，而俯首自名曰“納“；以友邦之禮禮元昊父子，而輸繒帛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
宰執大臣、侍從台諫、胥在廷在野、賓賓嘖嘖以爭辯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設而不可犯；國既以是弱矣。抑幸無耶律德光、李繼遷騺悍之力，而暫可以賂免。非然，則劉六符虛聲恐喝而魄已喪，使疾起而卷河朔以向汴、雒，其不為石重貴者，何恃哉？
於是而神宗若處栫棘之台，衋然不容已於傷心，奮起而思有以張之；固仁宗大弛之反，授之以決裂之資。
然而弗能昌言於眾，以啟勁敵之心，但曰“養兵備邊“，待廷臣之默喻。宰執大臣惡容不與其焦勞，而思所以善處之者乎？
夫神宗之誤，在急以貧為慮，而不知患不在貧，故以召安石聚斂之謀，而敝天下。然而無容怪也，凡流俗之說，言強國者，皆不出於聚財之計。
太祖亦嚐為此言矣。飽不宿，則軍易潰；賞不重，則功不興；器仗、甲胄、牛馬、舟車、糗糒、芻恕⒆蹬ｕЬ疲不庀不腆，則進不速而守不固。
夫孰謂其不然者，要豈有國者之憂哉？漢高起於亭長，無儋石之儲，秦據六國之資，斂九州之賦於關中，而不能與爭一戰之生死，且以為興亡之大數，置勿論也。
劉裕承桓玄播亂、盧循內訌之餘，以三吳一隅之物力，俘姚泓，縛慕容超，拓拔氏束手視其去來，而莫之敢較。唐積長安之金帛米粟，安祿山擁之，而肅宗以朔方斥鹵之鄉，崛起東向，驅之速遁。
德宗匹馬而入梁州磽確之土，困朱泚而誅夷之。則不待積財已豐，然後可強兵而挫寇，亦較然矣。
若夫仁宗之過於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密勿大臣如其有定識與？正告神宗曰：“以今日之力，用今日之財，西北之事，無不可為也。仁宗之休養四十年，正留有餘、聽之人心、以待後起之用。而國家所以屈於小醜者，未得人耳。河北之能固圉以待用者，誰恃而可也？
綏、延之能建威以製寇者，誰恃而可也？守先皇之成憲，而益之殷憂，待之十年，而二虜已在吾指掌。“則神宗不言之隱，早授以宅心定誌之弘圖，而戢其求盈無已之妄；安石揣摩雖工，惡能攻無瑕之玉哉？
夫宋之所以財窮於薦賄，國危於坐困者，無他，無人而已矣。仁宗之世，亦孔棘矣。
河北之守，自畢士安撤備以後，置之若遺。西事一興，韓、範二公小為補葺，輒貢“心膽寒裂“之謠，張皇自炫。二公雖可分閫，固不能出張子房、李長源之上。藉使子房執桴鼓以敵秦、項，長源佩櫜鞬以決安、史，勢固不能。而其為彭、韓、李、郭者何人？
宋固不謀也。懷黃pao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僅一王德用、狄青，而猜防百至，夫豈無可恃之才哉？
使韓、嶽、劉、吳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閑，無以自振；黃天蕩、朱仙鎮、藕塘、和尚原之績，豈獲一展其赳雄邪？
唯不知此，而早以財匱自沮，乃奪窮民之銖累，止以供無益之狼戾，而畜其所餘，以待徽宗之奢縱。若其所恃以挑敵者，王韶已耳，徐禧已耳，高遵裕已耳，又其下者，宦者李憲已耳。
以兵為戲，而以財為彈鵲之珠。當國大臣，無能以定命之訏謨，為神宗辰告，徒欲摧抑其有為之誌，宜神宗之厭薄已亟，固必曰：“讚仁宗四十餘年養癰之患者，皆此儔也。“言之徒長，祗益其驕而已。
嗚呼！宋自神宗而事已難為矣。仁宗之弛已久，仍其弛而固不可，張其弛而又已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漸張之，猶可為也，過此而愈難矣。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神宗急進富公與謀，而無以對也。宋之日敝以即於亡也，可於此而決之矣。
四
王安石之未試其虐也，司馬君實於其新參大政，而曰“眾喜得人“，明道亦與之交好而不絕，迨其後悔前之不悟而已晚矣。知人其難，洵哉其難已！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夫知言者，豈知其人之言哉？言飾於外，誌藏於中；言發於先，行成於後。知其中，乃以驗其外；考其成，乃以印其先。
外易辨，而中不可測；後易核，而先不能期。然則知言者，非知其人之所言可知已。商鞅初見孝公而言三王，則固三王之言矣。
王莽進漢公而言周公，則固周公之言矣。而天下或為其所欺者，知鞅、莽之言，而不知三王與周公之言也。
知言者，因古人之言，見古人之心；尚論古人之世，分析古人精意之歸；詳說群言之異同，而會其統宗；深造微言之委曲，而審其旨趣；然後知言與古合者，不必其不離矣；言與古離者，不必其不合矣。非大明終始以立本而趣時，不足以與於斯矣。
立聖人之言於此以求似，無不可似也。為老氏之言者曰“虛靜“。虛靜亦聖人之德也。為釋氏之言者曰“慈閔“。慈閔亦聖人之仁也。為申、韓、管、商之言者曰“足兵食，正刑賞“。二者亦聖人之用也。
匿其所師之邪慝，而附以君子之治教，奚辨哉？揣時君之所誌，希當世之所求，以獵取彝訓，而跡亦可以相冒。當其崇異端、尚權術也，則弁髦聖人以恣其雲為。
及乎君子在廷，法言群進，則抑捃拾堯、舜、周公之影似，招搖以自詭於正。夫帝王經世之典，與貪功謀利之邪說，相辨者在幾微。則苟色莊以出之，而不易其懷來之所挾，言無大異於聖人之言，而君子亦為之動。無惑乎溫公、明道之樂進安石而與之言也。
夫知言豈易易哉？言期於理而已耳，理期於天而已耳。故程子之言曰：“聖人本天，異端本心。“雖然，是說也，以折浮屠唯心之論，非極致之言也。天有成象，春其春，秋其秋，人其人，物其物，秩然名定而無所推移，此其所昭示而可言者也。若其密運而曲成，知大始而含至仁，天奚在乎？在乎人之心而已。
故聖人見天於心，而後以其所見之天為神之主。知者，務知其所以言之密藏，而非徒以言也。
如其有一定之是非，而不待求之於心，則惻怛不生於中，言仁者即仁矣；羞惡不警於誌，言義者即義矣；飾其言於仁義之圃，而外以毒天下，內以毀廉隅，皆隱伏於於內，而仁義之言，抑可不察。
安石之所能使明道不斥絕而與之交者，此也。當其時，秀慧之士，或相獎以寵榮，或相溺於詩酒。而有人焉，言不及於戲豫，行不急於進取，則奉天則以鑒之，而不見其過；將以為合於聖人之言，而未知聖人之言初不僅在於此。乃揖而進之，謂是殆可與共學者與！實則繇言之隱，與聖人傳心之大義微言相背以馳，尤甚於戲(渝)[豫]詭遇之徒。何則？彼可裁之以正，而此不可也。
若溫公則愈失之矣，其於道也正，其於德也疏矣。聖人之言，言德也，非言道也，而公所篤信者道。其言道也，尤非言法也，而公所確持者法。
且其憂世也甚，而求治也急，則凡持之有故，引之有征，善談當世之利病者，皆嘉予之，而以為不謬於聖人之言。於明道肅然敬之矣，於安石竦然慕之矣，乃至於蕩閑敗度之蘇氏，亦翕然推之矣。
侈口安危，則信其愛國；極陳利病，則許以憂民；博征之史，則喜其言之有餘；雜引於經，則羨其學之有本。道廣而不精，存誠而不知閑邪，於以求知人之明，不為邪慝之所欺，必不可得之數矣。
凡彼之言，皆聖人之所嚐言者，不可一概折也。唯於聖人之言，洗心藏密，以察其精義；則天之時，物之變，極乎深而研以其幾。然後知堯、舜、周、孔之治教，初無一成之軌則，使人揭之以號於天下。
此之謂知言，而人乃可得而知，固非溫公之所能及也。窮理，而後詭於理者遠；盡性，而後淫於性者詘，至於命，而後與時偕行之化，不以一曲而蔽道之大全。知言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謂也。
明道早失之，而終得之。溫公則一失已彰，而又再失焉；悔之於安石敗露之餘，而又與蘇氏為緣。無他，在知其人之言，而不知古今先哲之言也。
言有大而無實，無實者，不祥之言也。明主知之，知其拓落而以是相震，則一聞其說，而屏退之唯恐不速。唯智小而圖大，誌陋而欲飾其短者，樂引取之，以鉗天下之口，而遂其非。不然，望而知其為妄人，豈難辨哉？
王安石之入對，首以大言震神宗。帝曰：“唐太宗何如？“則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又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彼魏征、諸葛亮者，何足道哉？“嗚呼！使安石以此對颺於堯、舜之廷，則靖言庸違之誅，膺之久矣。
抑誠為堯、舜，則安石固氣沮舌噤而不敢以此對也。夫使堯、舜而生漢、唐之後邪，則有稱孔明治蜀、貞觀開唐之政於前者，堯、舜固且揖而進之，以畢其說，不鄙為不足道而遽斥之。何以知其然也？
舜於耕稼陶漁之日，得一善，則沛然從之。豈耕稼陶漁之侶，所言善言，所行善行，能軼太宗、葛、魏之上乎？大其心以函天下者，不見天下之小；藏於密以察天下者，不見天下之疏。方步而言趨，方趨而言走，方走而言飛；步趨[走]猶相近也，飛則固非可欲而得者矣。
故學者之言學，治者之言治，奉堯、舜以為鎮壓人心之標的；我察其情，與緇黃之流推高其祖以樹宗風者無以異。韓愈氏之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相續不斷以至於孟子。愈果灼見其所傳者何道邪？抑僅高舉之以誇其所從來邪？愈以俗儒之詞章，安石以申、商之名法，無不可曰堯、舜在是，吾甚為言堯言舜者危也。
夫堯、舜之學，與堯、舜之治，同條而共貫者也。安石亦知之乎？堯、舜之治，堯、舜之道為之；堯、舜之道，堯、舜之德為之。二典具存，孔、孟之所稱述者不一，定以何者為堯、舜之治法哉？命嶽牧，放四凶，敬郊禋，覲群後，皆百王之常法。
唯以允恭克讓之心，致其精一以行之，遂與天同其巍蕩。故堯曰“無名“。舜曰“無為“。非無可名，而不為其為也。求一名以為獨至之美，求一為以為一成之侀，不可得也。今夫唐太宗之於堯、舜，其相去之遠，夫人而信之矣。而非出號令、頒科條之大有異也。
藉令堯、舜而舉唐太宗所行之善政，允矣其為堯、舜。抑令唐太宗而仿堯、舜所行之成跡，允矣其僅為唐太宗而止。則法堯、舜者之不以法法，明矣。德協於一，載於王心，人皆可為堯、舜者，此也。
道貞乎勝，有其天綱，湯、武不師堯、舜之已跡，無所傳而先後一揆者，此也。法依乎道之所宜；宜之與不宜，因乎德之所慎。舍道與德而言法，韓愈之所雲“傳“，王安石之所雲“至簡、至易、至要“者，此也。
皋、夔、稷、契以其恭讓之心事堯、舜，上畏天命，下畏民碞。匹夫匹婦有一善，而不敢驕以所不屑，唐、虞之所以時雍也。顧乃取前人經營圖度之苦心以撥亂扶危者，而淩躐之，枵然曰：“堯、舜之道至易，而無難旦夕致也。“商鞅之以脅秦孝公者，亦嚐用此術矣。小人而無忌憚，夫亦何所不可哉？
揚堯、舜以震其君，而誘之以易；揭堯、舜以震廷臣，而示之以不可攻。言愈高者(趨)[誌]愈下，情愈虛者氣愈驕。言及此，而韓、富、司馬諸公亦且末如之何矣！
曹丕曰“吾舜、禹也“，則舜、禹矣。源休曰“吾蕭何也“，則蕭何矣。奸人非妄不足以利其奸，妄人非奸無因而生其妄。妄人興而不祥之禍延於天下，一言而已蔽其生平矣。奚待其潰堤決岸，而始知其不可遏哉？
二
君子之道，有必不為，無必為。小人之道，有必為，無必不為。執此以察其所守，觀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必不為者，斷之自我，求諸己者也。雖或誘之，而為之者，必其不能自固而躬冒其為焉。
不然，熒我者雖眾，弗能驅我於叢棘之中也。必為者，強物從我，求諸人者也。為之雖我，而天下無獨成之事，必物之從而後所為以成，非假權勢以迫人之應，則銳於欲為，勢沮而中止，未有可必於成也。
以此思之，居心之邪正，製行之得失，及物之利害，其樞機在求人求己之閑，而君子小人相背以馳，明矣。
夫君子亦有所必為者矣，子之事父也，臣之事君也，進之必以禮也，得之必以義也。然君子之事父，不敢任孝，而祈免乎不孝；事君不敢任忠，而祈免乎不忠。
進以禮者，但無非禮之進，而非必進；得以義者，但無非義之得，而非必得。則抑但有所必不為，而無必為者矣。況乎任人家國之政，以聽萬民之治。
古今之變遷不一，九州之風土不齊，人情之好惡不同，君民之疑信不定。讀一先生之言，暮夜得之，雞鳴不安枕而揣度之，一旦執政柄而遽欲行之，從我者愛而加之膝，違我者怒而墜諸淵，以迫脅天下而期收功於旦夕；察其中懷，豈無故而以一人犯兆民之指摘乎？
必有不可問者存矣。夫既有所必為矣，則所迫以求者人，而所惛然忘者己矣。故其始亦勉自鈐束，而有所不欲為；及其欲有為也，為之而成，或為之而不成，則喜怒橫行，而乘權以逞。於是大不韙之事，其夙昔之所不忍與其所不屑者，苟可以濟其所為而無不用。於是而其獲疚於天人者，昭著而莫能掩。夫苟以求己、求人、必為、必不為之衡，而定其趨向，則豈待決裂已極而始知哉？
故王安石之允為小人，無可辭也。安石之所必為者，以桑弘羊、劉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堯、舜之道；則固自以為是，斥之為非而不服。
若夫必不可為者，即令其反己自攻，固莫之能遁也。夫君子有其必不可為者，以去就要君也，起大獄以報睚眥之怨也，辱老成而獎遊士也，喜諂諛而委腹心也，置邏卒以察誹謗也，毀先聖之遺書而崇佛、老也，怨及同產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喪而舍宅為寺以丐福於浮屠也。
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窮瀕死而必不為者也。乃安石則皆為之矣。抑豈不知其為惡而冥行以蹈汙塗哉？
有所必為，骨強肉憤，氣溢神馳，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則荊棘生於腹心，怨毒興於骨肉；迨及一躓，而萎縮以沉淪，其必然者矣。
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違者天之時；任民之憂，而不能拂者民之氣。思而得之，學而知其未可也；學而得之，試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
皆可矣，而人猶以為疑；則且從容權度以待人之皆順。如是而猶不足以行，反己自責，而盡其誠之至。誠至矣，然且不見獲於上，不見信於友，不見德於民；則奉身以退，而自樂其天。
唯是學而趨入於異端，行而沉沒於好利，興羅織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則弗待遲回，而必不以自喪其名節。無他，求之己者嚴，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勝也。唯然，則決安石之為小人，非苛責之矣。
或曰：“安石而為小人，何以處夫黷貨擅權導淫迷亂之蔡京、賈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亂昏荒之主，而不能亂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驅逐久矣。安石唯不如彼，而禍乃益烈。諓諓之辯，硜硜之行，奚足道哉！
三
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達其意而善謀之者，於是而王安石乘之以進。
帝初蒞政，謂文彥博曰：“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非安石導之也，其誌定久矣。
國家之事，相仍者之必相變也，勢也。大張之餘，必仍之以弛；大弛之餘，必仍之以張。善治者，酌之於未變之前，不極其數；持之於必變之日，不毀其度。不善治者反此，而大張大弛，相乘以勝，則國乃速敝。
夫神宗固承大弛而勢且求張之日也。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
休息之是也，解散以休息之，則極乎弛之數，而承其後者難矣。歲輸五十萬於契丹，而俯首自名曰“納“；以友邦之禮禮元昊父子，而輸繒帛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
宰執大臣、侍從台諫、胥在廷在野、賓賓嘖嘖以爭辯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設而不可犯；國既以是弱矣。抑幸無耶律德光、李繼遷騺悍之力，而暫可以賂免。非然，則劉六符虛聲恐喝而魄已喪，使疾起而卷河朔以向汴、雒，其不為石重貴者，何恃哉？
於是而神宗若處栫棘之台，衋然不容已於傷心，奮起而思有以張之；固仁宗大弛之反，授之以決裂之資。
然而弗能昌言於眾，以啟勁敵之心，但曰“養兵備邊“，待廷臣之默喻。宰執大臣惡容不與其焦勞，而思所以善處之者乎？
夫神宗之誤，在急以貧為慮，而不知患不在貧，故以召安石聚斂之謀，而敝天下。然而無容怪也，凡流俗之說，言強國者，皆不出於聚財之計。
太祖亦嚐為此言矣。飽不宿，則軍易潰；賞不重，則功不興；器仗、甲胄、牛馬、舟車、糗糒、芻恕⒆蹬ｕЬ疲不庀不腆，則進不速而守不固。
夫孰謂其不然者，要豈有國者之憂哉？漢高起於亭長，無儋石之儲，秦據六國之資，斂九州之賦於關中，而不能與爭一戰之生死，且以為興亡之大數，置勿論也。
劉裕承桓玄播亂、盧循內訌之餘，以三吳一隅之物力，俘姚泓，縛慕容超，拓拔氏束手視其去來，而莫之敢較。唐積長安之金帛米粟，安祿山擁之，而肅宗以朔方斥鹵之鄉，崛起東向，驅之速遁。
德宗匹馬而入梁州磽確之土，困朱泚而誅夷之。則不待積財已豐，然後可強兵而挫寇，亦較然矣。
若夫仁宗之過於弛而積弱也，實不在貧也。密勿大臣如其有定識與？正告神宗曰：“以今日之力，用今日之財，西北之事，無不可為也。仁宗之休養四十年，正留有餘、聽之人心、以待後起之用。而國家所以屈於小醜者，未得人耳。河北之能固圉以待用者，誰恃而可也？
綏、延之能建威以製寇者，誰恃而可也？守先皇之成憲，而益之殷憂，待之十年，而二虜已在吾指掌。“則神宗不言之隱，早授以宅心定誌之弘圖，而戢其求盈無已之妄；安石揣摩雖工，惡能攻無瑕之玉哉？
夫宋之所以財窮於薦賄，國危於坐困者，無他，無人而已矣。仁宗之世，亦孔棘矣。
河北之守，自畢士安撤備以後，置之若遺。西事一興，韓、範二公小為補葺，輒貢“心膽寒裂“之謠，張皇自炫。二公雖可分閫，固不能出張子房、李長源之上。藉使子房執桴鼓以敵秦、項，長源佩櫜鞬以決安、史，勢固不能。而其為彭、韓、李、郭者何人？
宋固不謀也。懷黃pao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僅一王德用、狄青，而猜防百至，夫豈無可恃之才哉？
使韓、嶽、劉、吳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閑，無以自振；黃天蕩、朱仙鎮、藕塘、和尚原之績，豈獲一展其赳雄邪？
唯不知此，而早以財匱自沮，乃奪窮民之銖累，止以供無益之狼戾，而畜其所餘，以待徽宗之奢縱。若其所恃以挑敵者，王韶已耳，徐禧已耳，高遵裕已耳，又其下者，宦者李憲已耳。
以兵為戲，而以財為彈鵲之珠。當國大臣，無能以定命之訏謨，為神宗辰告，徒欲摧抑其有為之誌，宜神宗之厭薄已亟，固必曰：“讚仁宗四十餘年養癰之患者，皆此儔也。“言之徒長，祗益其驕而已。
嗚呼！宋自神宗而事已難為矣。仁宗之弛已久，仍其弛而固不可，張其弛而又已乖。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漸張之，猶可為也，過此而愈難矣。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神宗急進富公與謀，而無以對也。宋之日敝以即於亡也，可於此而決之矣。
四
王安石之未試其虐也，司馬君實於其新參大政，而曰“眾喜得人“，明道亦與之交好而不絕，迨其後悔前之不悟而已晚矣。知人其難，洵哉其難已！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夫知言者，豈知其人之言哉？言飾於外，誌藏於中；言發於先，行成於後。知其中，乃以驗其外；考其成，乃以印其先。
外易辨，而中不可測；後易核，而先不能期。然則知言者，非知其人之所言可知已。商鞅初見孝公而言三王，則固三王之言矣。
王莽進漢公而言周公，則固周公之言矣。而天下或為其所欺者，知鞅、莽之言，而不知三王與周公之言也。
知言者，因古人之言，見古人之心；尚論古人之世，分析古人精意之歸；詳說群言之異同，而會其統宗；深造微言之委曲，而審其旨趣；然後知言與古合者，不必其不離矣；言與古離者，不必其不合矣。非大明終始以立本而趣時，不足以與於斯矣。
立聖人之言於此以求似，無不可似也。為老氏之言者曰“虛靜“。虛靜亦聖人之德也。為釋氏之言者曰“慈閔“。慈閔亦聖人之仁也。為申、韓、管、商之言者曰“足兵食，正刑賞“。二者亦聖人之用也。
匿其所師之邪慝，而附以君子之治教，奚辨哉？揣時君之所誌，希當世之所求，以獵取彝訓，而跡亦可以相冒。當其崇異端、尚權術也，則弁髦聖人以恣其雲為。
及乎君子在廷，法言群進，則抑捃拾堯、舜、周公之影似，招搖以自詭於正。夫帝王經世之典，與貪功謀利之邪說，相辨者在幾微。則苟色莊以出之，而不易其懷來之所挾，言無大異於聖人之言，而君子亦為之動。無惑乎溫公、明道之樂進安石而與之言也。
夫知言豈易易哉？言期於理而已耳，理期於天而已耳。故程子之言曰：“聖人本天，異端本心。“雖然，是說也，以折浮屠唯心之論，非極致之言也。天有成象，春其春，秋其秋，人其人，物其物，秩然名定而無所推移，此其所昭示而可言者也。若其密運而曲成，知大始而含至仁，天奚在乎？在乎人之心而已。
故聖人見天於心，而後以其所見之天為神之主。知者，務知其所以言之密藏，而非徒以言也。
如其有一定之是非，而不待求之於心，則惻怛不生於中，言仁者即仁矣；羞惡不警於誌，言義者即義矣；飾其言於仁義之圃，而外以毒天下，內以毀廉隅，皆隱伏於於內，而仁義之言，抑可不察。
安石之所能使明道不斥絕而與之交者，此也。當其時，秀慧之士，或相獎以寵榮，或相溺於詩酒。而有人焉，言不及於戲豫，行不急於進取，則奉天則以鑒之，而不見其過；將以為合於聖人之言，而未知聖人之言初不僅在於此。乃揖而進之，謂是殆可與共學者與！實則繇言之隱，與聖人傳心之大義微言相背以馳，尤甚於戲(渝)[豫]詭遇之徒。何則？彼可裁之以正，而此不可也。
若溫公則愈失之矣，其於道也正，其於德也疏矣。聖人之言，言德也，非言道也，而公所篤信者道。其言道也，尤非言法也，而公所確持者法。
且其憂世也甚，而求治也急，則凡持之有故，引之有征，善談當世之利病者，皆嘉予之，而以為不謬於聖人之言。於明道肅然敬之矣，於安石竦然慕之矣，乃至於蕩閑敗度之蘇氏，亦翕然推之矣。
侈口安危，則信其愛國；極陳利病，則許以憂民；博征之史，則喜其言之有餘；雜引於經，則羨其學之有本。道廣而不精，存誠而不知閑邪，於以求知人之明，不為邪慝之所欺，必不可得之數矣。
凡彼之言，皆聖人之所嚐言者，不可一概折也。唯於聖人之言，洗心藏密，以察其精義；則天之時，物之變，極乎深而研以其幾。然後知堯、舜、周、孔之治教，初無一成之軌則，使人揭之以號於天下。
此之謂知言，而人乃可得而知，固非溫公之所能及也。窮理，而後詭於理者遠；盡性，而後淫於性者詘，至於命，而後與時偕行之化，不以一曲而蔽道之大全。知言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謂也。
明道早失之，而終得之。溫公則一失已彰，而又再失焉；悔之於安石敗露之餘，而又與蘇氏為緣。無他，在知其人之言，而不知古今先哲之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