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和達雅到了莫斯科,在一個機關的檔案庫裏住了幾天。這個機關的首長又幫助保爾住進了一所專科醫院。


    現在保爾才明白,當一個人身體健康,充滿青春活力的時候,堅強是比較簡單和容易做到的事,隻有生活像鐵環那樣把你緊緊箍住的時候,堅強才是光榮的業績。


    從保爾住進檔案庫那個晚上到現在,已經一年半了。這十八個月裏他遭受的痛苦是難以形容的。


    在醫院裏,阿韋爾巴赫教授坦率地告訴保爾,恢複視力是不可能的。如果將來有一天炎症能夠消失,可以試著給他做做瞳孔手術。建議他目前先進行外科治療,消除炎症。


    他們征求保爾的意見,保爾表示,隻要醫生認為是必要的,他都同意。


    當保爾躺在手術台上,手術刀割開頸部,切除一側甲狀旁腺的時候,死神的黑翅膀曾經先後三次觸到他身上。然而,保爾的生命力十分頑強。達雅在外麵提心吊膽地守候,手術過後,她看見丈夫雖然像死人一樣慘白,但是仍然很有生氣,並且像平常一樣,溫柔而安詳。


    “你放心好了,小姑娘。要我進棺材不那麽容易。我還要活下去,而且要大幹一場,偏要跟那些醫學權威的結論搗搗亂。他們對我的病情做的診斷都正確,但是硬說我已經百分之百地喪失了勞動力,那是完全錯誤的。咱們還是走著瞧吧。”


    保爾堅定地選擇了一條道路,決心通過這條道路回到新生活建設者的行列。


    冬天過去了,春天推開了緊閉著的窗戶。失血過多的保爾挺過了最後一次手術,他覺得醫院裏再也呆不下去了。十幾個月來,看的是周圍人們的種種痛苦,聽的是垂死病人的呻吟和哀號,這比忍受自身的病痛還要困難得多。


    醫生建議他再做一次手術,他冷冷地一口拒絕說:“算了,我做夠了。我已經把一部分血獻給了科學,剩下的留給我做別的用吧。”


    當天,保爾給中央委員會寫了一封信,請中央委員會幫助他在莫斯科安下家來,因為他的妻子就在這裏工作,而且他再流浪下去也沒有好處。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向黨請求幫助。


    莫斯科市蘇維埃收到他的信以後,撥給他一個房間。於是他離開了醫院,唯一的希望是永遠不再回到這裏來。


    房子在克魯泡特金大街一條僻靜的胡同裏,很簡陋,但是在保爾看來,這已經是最高的享受了。夜間醒來的時候,他常常不能相信,他已經離開了醫院,而且離得遠遠的了。


    達雅已經轉為正式黨員。她頑強地工作著,盡管個人生活中有那麽大的不幸,她並沒有落在其他突擊手的後麵。群眾對這個沉默寡言的女工表示了很大的信任,選舉她當了廠委會的委員。保爾為妻子成了布爾什維克而感到自豪,這大大減輕了他的痛苦。


    有一次巴紮諾娃到莫斯科出差,前來探望保爾。他們談了很久。保爾熱情洋溢地告訴她,他選擇了一條道路,不久的將來就可以重新回到戰士的行列。


    巴紮諾娃注意到保爾兩鬢已經出現了白發,她低聲對他說:“我看得出,您是經受了不少痛苦。您仍然沒有失去那永不熄滅的熱情。還有什麽比這更可貴呢?您做了五年準備,現在您決定動筆了,這很好。不過,您怎麽寫呢?”


    保爾笑了笑,安慰她說:“明天他們給我送一塊有格的板子來,是用硬紙板刻出來的。沒有這東西我沒法寫。寫寫就會串行。我琢磨了好長時間,才想出這麽個辦法——在硬紙板上刻出一條條空格,寫的時候,鉛筆就不會出格了。看不見所寫的東西,寫起來當然挺困難,但並不是不可能。這一點,我是深信不疑的。有好長一段時間怎麽也寫不好,現在我慢慢寫,每個字母都仔細寫,結果相當不錯。”


    保爾開始工作了。


    他打算寫一部中篇小說,描寫科托夫斯基的英勇的騎兵師,書名不用考慮就出來了:《暴風雨的兒女》。


    從這天起,保爾把全部精力投入了這本書的創作。他緩慢地寫了一行又一行,寫了一頁又一頁。他忘記了一切,完全被人物的形象迷住了,他第一次嚐到了創作的痛苦,那些鮮明難忘的情景清晰地浮現在眼前,他卻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寫出的東西蒼白無力,缺少火一般的激情。


    已經寫好的東西,他必須逐字逐句地記住,否則,線索一斷,工作就會停頓。母親惴惴不安地注視著兒子的工作。


    寫作過程中,保爾往往要憑記憶整頁整頁地,甚至整章整章地背誦,母親有時覺得他好像瘋了。兒子寫作的時候,她不敢走近他,隻有乘著替他把落在地上的手稿揀起來的機會,才膽怯地說:“你幹點別的不好嗎,保夫魯沙?哪有你這樣的,寫起來就沒完沒了……”


    對母親的擔心,他總是會心地笑一笑,並且告訴老人家,他還沒有到完全“發瘋”的程度。


    小說已經寫完了三章。保爾把它寄到敖德薩,給科托夫斯基師的老戰友們看,征求他們的意見。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大家都稱讚他的小說寫得好。但是原稿在寄回來的途中被郵局丟失了。六個月的心血白費了。這對保爾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他非常懊悔沒有複製一份,而把唯一的一份手稿寄出去了。他把郵件丟失的事告訴了列傑尼奧夫。


    “你怎麽這麽粗心大意呢?別生氣了,現在罵也沒用了。重新開始吧。”


    “哪能不氣憤呢,英諾肯季·帕夫洛維奇!六個月心血的結晶一下子給偷去了。我每天都要緊張地勞動八個小時啊!這幫寄生蟲,真該死!”


    列傑尼奧夫極力安慰他。


    一切不得不重新開始。列傑尼奧夫給他弄到一些紙,幫助他把寫好的稿子用打字機打出來。一個半月之後,第一章又脫稿了。


    跟保爾住一套房間的是一家姓阿列克謝耶夫的。他家的大兒子亞曆山大是本市一個區的團委書記。亞曆山大有一個十八歲的妹妹,叫加莉亞,已經在工廠的工人學校畢業了。這是個朝氣蓬勃的姑娘。保爾讓母親跟她商量,看她是不是願意幫助他,做他的“秘書”。加莉亞非常高興地答應了,滿臉笑容,熱情地走了過來。她聽說保爾正在寫一部小說,就說:“柯察金同誌,我非常願意幫助您。這跟給我爸爸寫枯燥的住宅衛生條例完全不一樣。”


    從這天起,寫作就以加倍的速度向前進行了。一個月的工夫寫了那麽多,連保爾也感到驚訝。加莉亞深切地同情保爾,積極主動地幫助他工作。她的鉛筆在紙上沙沙地響著,遇到特別喜愛的地方,她總要反複念上幾遍,並且感到由衷的高興。在這所房子裏,幾乎隻有她一個人相信保爾的工作是有意義的,其餘的人都認為保爾是白費勁,隻是因為什麽也不能幹了,又閑不住,才找點事來打發日子。


    因公外出的列傑尼奧夫回到了莫斯科,他讀了小說的頭幾章以後,說:“堅持幹下去,朋友!勝利一定屬於我們。還有更大的喜悅在等待著你,保爾同誌。我堅信,你歸隊的理想很快就能實現。不要失去信心,孩子。”


    這位老同誌看到保爾精力十分充沛,滿意地走了。


    加莉亞經常來,她的鉛筆在紙上沙沙地響,一行一行的字句,在不斷地增加,追述著難忘的往事。每當保爾凝神深思,沉浸在回憶中的時候,加莉亞就看到他的睫毛在顫動,他的眼神隨著思路的轉換不斷地變化,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的雙目已經失明:你瞧,那對清澈無瑕的瞳孔是多麽有生氣啊。


    一天的工作結束了,加莉亞把記下來的東西念給保爾聽,她發現保爾全神貫注地傾聽著,時而皺起眉頭。


    “您幹嗎皺眉頭呢,柯察金同誌?不是寫得挺好嘛!”


    “不,加莉亞,寫得不好。”


    他認為寫得不成功的地方,就親自動手重寫。有時候他實在忍受不了格子板的狹窄框框的束縛,就扔下不寫了。他恨透了這奪去他視力的生活,盛怒之下常常把鉛筆折斷,把嘴唇咬得出血。


    憂傷,以及常人的各種熱烈的或者溫柔的普通感情,幾乎人人都可以自由抒發,唯獨保爾沒有這個權利,它們被永不鬆懈的意誌禁錮著。但是工作越接近尾聲,這些感情越經常地衝擊他,力圖擺脫意誌的控製。要是他屈服於這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種,聽任它發作,就會發生悲慘的結局。


    達雅常常深夜才從工廠回到家裏,跟保爾的母親小聲交談幾句,就上床去睡了。


    最後一章寫成了。加莉亞花了幾天時間把小說給保爾通讀了一遍。


    明天就要把書稿寄到列寧格勒,請州委文化宣傳部審閱。


    如果他們同意給這部小說開“出生證”,就會把它送交出版社,那麽一來……


    想到這裏,他的心不安地跳動起來。那麽一來……新的生活就要開始,這是多年緊張而頑強的勞動換來的啊。


    書的命運決定著保爾的命運。如果書稿被徹底否定,那他的日子就到頭了。如果失敗是局部的,通過進一步加工還可以挽救,他一定會發起新的進攻。


    母親把沉甸甸的包裹送到了郵局。緊張的等待開始了。保爾一生中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痛苦而焦急地等待過來信。


    他從早班信盼到晚班信。列寧格勒一直沒有回音。


    出版社的沉默逐漸成為一種威脅。失敗的預感一天比一天強烈,保爾意識到,一旦小說遭到無條件的拒絕,那也就是他的滅亡。那時,他就沒法再活下去了。活下去也沒有意義了。


    此時此刻,郊區濱海公園的一幕又浮現在眼前,他一次又一次地問自己:“為了衝破鐵環,重返戰鬥行列,使你的生命變得有益於人民,你盡了一切努力了嗎?”


    每次的回答都是:“是的,看來是盡了一切努力了。”


    好多天過去了,正當期待已經變得無法忍受的時候,同兒子一樣焦慮的母親一麵往屋裏跑,一麵激動地喊道:“列寧格勒來信了!!!”


    這是州委打來的電報。電報上隻有簡單幾個字:


    小說備受讚賞,即將出版,祝賀成功。


    他的心歡騰地跳動起來。多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鐵環已經被砸碎,他拿起新的武器,重新回到戰鬥的行列,開始了新的生活。


    (全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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