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蘭克四歲時，就體驗到了人生的殘酷。那年，希特勒上台，在全德境內掀起反猶排猶浪潮。安妮的父親奧托·弗蘭克是個猶太人，為了家人的平安，他帶著全家遷居荷蘭。他們在荷蘭過了幾年平靜的日子，但災難再次降臨：1940年5月，荷蘭淪陷於納粹德國。奧托意識到，他們要麽立即遷移，要麽趕快找地方躲起來。可是整個歐洲都已卷入了戰爭，大半地方淪陷，他們又能逃到哪兒呢？於是他決定躲藏起來。奧托在荷蘭的這幾年與丹恩合夥做生意。他們的營業所在阿姆斯特丹一個偏僻的地方，麵對運河。營業所樓上有幾間廢棄的房間，被稱為“附屬建築”。奧托認為躲在那裏不太容易發現。
1942年，預料中的厄運終於降臨：奧托·弗蘭克被勒令立即出境。他沒有走，立即帶著全家人住進了“附屬建築”。接著，丹恩一家和一名猶太人醫生也住了進來。這樣，他們開始了兩年零八個月的“黑人”生活。他們不能大聲說話，不能出去散步，不能烤製食物，更不能有任何社交活動。總之，他們必須對外抹殺自己的存在，不能發出任何聲響，晚上也不能點燈。他們和外界僅有的聯係就是奧托的無線電收音機和他的四個正直勇敢的雇員，他們給奧托等人偷運來食物和書報。
這種偷偷摸摸見不得人的生活無論對誰來說都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折磨。壓抑、寂寞、苦悶、憂鬱使得“附屬建築”裏的居民們神經處於崩潰的邊緣。因此，爭執與吵架——卻又隻能是壓低了聲音地吵——成了他們日常生活中主要的內容。
大人尚且如此，更何況對於生性活潑、開朗好動的13歲姑娘安妮？安妮是個懂事的孩子，她當然不會跟父母吵鬧著要出去玩，於是她開始寫日記。這本日記還是父母送給她的14歲生日禮物呢。安妮在日記中記下了她全部的心理活動、她的思想和感受、她的孤獨苦悶心情。當然也包括“附屬建築”中的日常生活，她和這個臨時大家庭中每一個成員的關係。在這些樸實無華的日記中，人們可以看到法西斯主義的恐怖統治如何在一個正在成長的少女心理上投下了濃重的陰影，可以看到一個少女對納粹分子摧殘、扭曲人性的控拆。“我就像一隻被折去翅膀的小鳥，在一片黑暗中飛翔，卻碰在了囚禁她的籠子上。”安妮寫道。
同時，人們還可以在日記中看到，安妮是如何從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變成了一個具有成熟女性心理的“大人”。青春期的騷動與渴望，心理壓抑的鬱悶與苦惱，初戀的甜密與顫栗，都在日記中得到了真實的記載。
這些日記被保存下來並出版，完全是由於一種偶然。安妮的日記寫好後，被允許放在父親的公文包裏。1944年8月4日，當納粹警察突然搜查並逮捕“附屬建築”的居民們時，他們隻顧搶掠錢和珠寶，日記被棄置在樓板上。幾天後，奧托的助手冒險偷偷回了一趟“附屬建築”。她看見了安妮的日記，決定把它保存起來。
1945年，幸存的奧托·弗蘭克回到解放了的阿姆斯特丹，他的助手把安妮的日記交給了他。奧托讀著女兒的日記，不禁老淚縱橫。女兒的音容笑貌清楚地浮現在他的腦海裏。過去，他太忽視她了，日記就放在他的公文包裏，他卻從沒想到去讀讀它，沒想到去理解女兒豐富複雜而純潔無瑕的內心世界。如今卻是物在人亡！他讀了一遍又一遍，後來忍不住抄了一些給母親和一位密友。沒想到這位密友把它推薦給了一位現代史教授。教授立即意識到了它的價值，在報上撰文推薦和評論它。
在朋友們的催促下，也依照安妮本人的遺願——她在日記中表示了希望有機會出版日記的願望，在朋友的幫助下，題名為《附屬樓——安妮·弗蘭克日記》終於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不久，英文、日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版也相繼出版。各國讀者反響熱烈，人們給奧托寫來了信，寄來各種各樣的小禮品，在安妮生日時送來許多鮮花。奧托不得不歇業在家，專門處理各地來信。這些信中，有的對奧托表示同情與慰問，有的對安妮不幸早逝表示悲傷，更多的人表示了他們對納粹分子和法西斯主義者製造種族迫害，造成像安妮這樣的小姑娘芳華早謝的憤怒與譴責。
最引人注目的反應來自德國。德國是製造這場人類悲劇的罪魁禍首，戰後幾年中，德國政府試圖教育國民認識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罪惡本質，卻總是收效甚微。然而，這次，安妮的日記卻使他們大大震動了，他們從中看到了自己過去所犯下的罪行。當根據安妮的日記改編的劇本《安妮·弗蘭克》在德國眾多城市上演後，德國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與反省之中。一位評論家說：“《安妮·弗蘭克》一劇之所以獲得成功，是因為它使觀眾理解了曆史。我們觀看這出戲就像觀看一份用最謙卑而可憐的措辭寫的控訴書，控訴那些人喪失人性。沒有人因我們是德國人而譴責我們，我們自己譴責自己。”一位過去的納粹黨員來信說：“我曾是一個忠實的納粹黨員，但直到那天夜裏看這出戲前一直不知道納粹意味著什麽。”
安妮被埋葬在貝爾森集中營的萬人坑。這裏每天都有人前來舉行悼念活動。一位17歲的中學生的話代表了所有人的思想和感情：
“安妮如此可悲地結束她的生命時，年齡比我們都小。她之所以死去，是因為有人決定滅絕她的種族。決不能讓我們的人民中再出現這種非人道的仇恨。”
1942年，預料中的厄運終於降臨：奧托·弗蘭克被勒令立即出境。他沒有走，立即帶著全家人住進了“附屬建築”。接著，丹恩一家和一名猶太人醫生也住了進來。這樣，他們開始了兩年零八個月的“黑人”生活。他們不能大聲說話，不能出去散步，不能烤製食物，更不能有任何社交活動。總之，他們必須對外抹殺自己的存在，不能發出任何聲響，晚上也不能點燈。他們和外界僅有的聯係就是奧托的無線電收音機和他的四個正直勇敢的雇員，他們給奧托等人偷運來食物和書報。
這種偷偷摸摸見不得人的生活無論對誰來說都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折磨。壓抑、寂寞、苦悶、憂鬱使得“附屬建築”裏的居民們神經處於崩潰的邊緣。因此，爭執與吵架——卻又隻能是壓低了聲音地吵——成了他們日常生活中主要的內容。
大人尚且如此，更何況對於生性活潑、開朗好動的13歲姑娘安妮？安妮是個懂事的孩子，她當然不會跟父母吵鬧著要出去玩，於是她開始寫日記。這本日記還是父母送給她的14歲生日禮物呢。安妮在日記中記下了她全部的心理活動、她的思想和感受、她的孤獨苦悶心情。當然也包括“附屬建築”中的日常生活，她和這個臨時大家庭中每一個成員的關係。在這些樸實無華的日記中，人們可以看到法西斯主義的恐怖統治如何在一個正在成長的少女心理上投下了濃重的陰影，可以看到一個少女對納粹分子摧殘、扭曲人性的控拆。“我就像一隻被折去翅膀的小鳥，在一片黑暗中飛翔，卻碰在了囚禁她的籠子上。”安妮寫道。
同時，人們還可以在日記中看到，安妮是如何從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變成了一個具有成熟女性心理的“大人”。青春期的騷動與渴望，心理壓抑的鬱悶與苦惱，初戀的甜密與顫栗，都在日記中得到了真實的記載。
這些日記被保存下來並出版，完全是由於一種偶然。安妮的日記寫好後，被允許放在父親的公文包裏。1944年8月4日，當納粹警察突然搜查並逮捕“附屬建築”的居民們時，他們隻顧搶掠錢和珠寶，日記被棄置在樓板上。幾天後，奧托的助手冒險偷偷回了一趟“附屬建築”。她看見了安妮的日記，決定把它保存起來。
1945年，幸存的奧托·弗蘭克回到解放了的阿姆斯特丹，他的助手把安妮的日記交給了他。奧托讀著女兒的日記，不禁老淚縱橫。女兒的音容笑貌清楚地浮現在他的腦海裏。過去，他太忽視她了，日記就放在他的公文包裏，他卻從沒想到去讀讀它，沒想到去理解女兒豐富複雜而純潔無瑕的內心世界。如今卻是物在人亡！他讀了一遍又一遍，後來忍不住抄了一些給母親和一位密友。沒想到這位密友把它推薦給了一位現代史教授。教授立即意識到了它的價值，在報上撰文推薦和評論它。
在朋友們的催促下，也依照安妮本人的遺願——她在日記中表示了希望有機會出版日記的願望，在朋友的幫助下，題名為《附屬樓——安妮·弗蘭克日記》終於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不久，英文、日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版也相繼出版。各國讀者反響熱烈，人們給奧托寫來了信，寄來各種各樣的小禮品，在安妮生日時送來許多鮮花。奧托不得不歇業在家，專門處理各地來信。這些信中，有的對奧托表示同情與慰問，有的對安妮不幸早逝表示悲傷，更多的人表示了他們對納粹分子和法西斯主義者製造種族迫害，造成像安妮這樣的小姑娘芳華早謝的憤怒與譴責。
最引人注目的反應來自德國。德國是製造這場人類悲劇的罪魁禍首，戰後幾年中，德國政府試圖教育國民認識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罪惡本質，卻總是收效甚微。然而，這次，安妮的日記卻使他們大大震動了，他們從中看到了自己過去所犯下的罪行。當根據安妮的日記改編的劇本《安妮·弗蘭克》在德國眾多城市上演後，德國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與反省之中。一位評論家說：“《安妮·弗蘭克》一劇之所以獲得成功，是因為它使觀眾理解了曆史。我們觀看這出戲就像觀看一份用最謙卑而可憐的措辭寫的控訴書，控訴那些人喪失人性。沒有人因我們是德國人而譴責我們，我們自己譴責自己。”一位過去的納粹黨員來信說：“我曾是一個忠實的納粹黨員，但直到那天夜裏看這出戲前一直不知道納粹意味著什麽。”
安妮被埋葬在貝爾森集中營的萬人坑。這裏每天都有人前來舉行悼念活動。一位17歲的中學生的話代表了所有人的思想和感情：
“安妮如此可悲地結束她的生命時，年齡比我們都小。她之所以死去，是因為有人決定滅絕她的種族。決不能讓我們的人民中再出現這種非人道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