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副處長聽嚴練開始點將，便按照自己事先設計的思路，不慌不忙地開始發表自己的意見：“同誌們，剛剛何局長就葉鳴的問題，闡述了他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嚴書記也結合何局長的意見，就這個問題做出了幾點指示。剛剛我歸納了一下兩位領導的觀點，中心的意思就是三點：第一，葉鳴有受賄和嫖娼的嫌疑，但現在還找不到證據；第二，葉鳴與龔誌超關係密切，所以有可能參與了龔誌超領導的黑社會組織；第三，葉鳴最大的罪嫌，是利用他在省裏的關係和後台，為k市市委市**查處龔誌超團夥設置障礙、迫使專案組改變對龔誌超團夥的定性，並使龔誌超等人成功地逃脫了法網。
“所以，嚴書記和何局長認為：鑒於葉鳴與龔誌超的特殊關係，根據舉報人提供的線索，結合對陶永審訊的結果，我們應該對葉鳴采取立案偵查措施，並且要刑拘或者是逮捕他——嚴書記，何局長，我上麵歸納總結的沒有錯吧！”
嚴練和何致都點了點頭，表示認可他的總結。
王副處長繼續說：“對葉鳴的訊問和對陶永的審訊，都是何局長與我一起完成的。但是，通過這次訊問和審訊，我卻有和嚴書記、何局長不一樣的觀點。
“第一，我認為葉鳴所謂的受賄和嫖娼的問題，是不存在的。不是證據不足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這回事。因為根據葉鳴的供述，他雖然在實在無法推脫的情況下，收受了清泉賓館兩張共計十萬元的銀行卡。但是，他在第二天就將這些卡上交到了他們縣地稅局監審室，並進行了登記。這是有案可查的，而且我們也去核實了，確實是這麽回事。那麽，按照相關的黨紀條規，葉鳴的行為不僅是對的，而且是值得表揚和提倡的。
“至於說他嫖娼的問題，這種事大家都很清楚：如果不是公安機關捉奸在床，或者是提取了諸如精 斑、避孕套之類的物證，那是無法認定他嫖娼的事實的。更何況，舉報者也隻是提供了一小段葉鳴與小姐唱歌摟抱的錄像，並說也帶那個小姐去開房了，但這也僅僅是舉報者的一麵之詞，而葉鳴是堅決否認的，並且願意與那個小姐對質。所以，這個問題也是無法認定的。
“第二，關於葉鳴與龔誌超的關係問題，據我的看法，他與龔誌超關係好，這是事實。但是，如果我們據此就認定他參與了龔誌超黑社會團夥，甚至說他與龔誌超團夥同流合汙、沆瀣一氣，幹出了違法犯罪的勾當，我認為這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言論，也是一種莫須有的錯誤推斷。
“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我們都很清楚：人是一種社會動物。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總會與各式各樣的人交往，總會與形形**的人打交道。葉鳴是一個地稅局的副分局長，而且他們分局所管轄的納稅戶，都是城區的。而龔誌超，如果剔除他的黑社會老大的身份，單純從商業的角度來看，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商人，也是一個經常要與一分局打交道的納稅戶。那麽，葉鳴作為一分局的實際負責人，他在稅務工作中與龔誌超相熟、與龔誌超來往，最後兩個人發展成為好朋友，這是很正常的一種交往，也是很正常的一個過程。反過來說：龔誌超在新冷縣，肯定認識很多很多人，其中也絕對有很多很多公務人員。如果說每一個與龔誌超認識的人，我們都認定他是他們團夥的成員，這個推論正不正確？顯然是不正確的。因此，何局長以葉鳴是龔誌超的朋友這一點，就推斷葉鳴是龔誌超團夥成員，我是不讚成的。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問題。嚴書記與何局長都認為：上一次龔誌超沒有被專案組查處，逃脫了法網，以致釀成了5.16血案，完全是葉鳴利用他的關係和後台包庇、縱容他的結果。所以，葉鳴是5.16血案的重要嫌疑人，也是龔誌超團夥的軍師和保護傘，我們應該對他采取立案偵查措施，並盡快將他雙規或者是刑拘。
對於這一點，我不知道與會的其他同誌是什麽想法，但對我來說，我是最不認同這一點的。為什麽呢？我是一個紀委的幹部，在紀檢監察係統工作了二十多年。我們辦案有一個基本的原則，那就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實事求是，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而要貫徹好這個原則，我們就必須重事實、重證據，不能腦袋瓜子一熱，憑自己的主觀想法去定案，憑自己沒有證據支持的推斷去定罪。說得不好聽一點：這種辦案方式，是古代那種人治的方式，一切依靠辦案者的主觀判斷定罪量刑，與我們現在的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具體到葉鳴的問題上，我覺得：剛剛嚴書記和何局長對葉鳴與5.16血案有牽連的判斷，我覺得是有點草率、有點牽強的。為什麽呢？因為我們現在並沒有任何有力的證據，證明葉鳴找了省裏的領導出麵給龔誌超說情。嚴書記與何局長的判斷，隻是依據舉報人的沒有任何實際內容的舉報，還有陶永的一些模棱兩可、語焉不詳的供述，就此斷定葉鳴給龔誌超團夥充當了保護傘，這是很不嚴謹的。而且，我也親自聽過陶永的供述，他也隻是說葉鳴找了省裏的領導，替龔誌超說情，但他也沒有親眼看到，也說不出葉鳴究竟是找的哪一位領導。所以，我認為陶永的供述，也隻能算是一種猜測，並不能作為給葉鳴定罪的證據。”
說到這裏，王副處長抬頭掃視了與會人員一眼，見梁副處長、顧嘉琛、李澤平、陸成等人都在頻頻點頭，表示同意他的分析判斷；而嚴練和何副局長則眉頭緊皺，死死地盯住自己，滿臉都是不以為然的表情。
“所以，嚴書記和何局長認為：鑒於葉鳴與龔誌超的特殊關係，根據舉報人提供的線索，結合對陶永審訊的結果，我們應該對葉鳴采取立案偵查措施，並且要刑拘或者是逮捕他——嚴書記，何局長，我上麵歸納總結的沒有錯吧！”
嚴練和何致都點了點頭，表示認可他的總結。
王副處長繼續說：“對葉鳴的訊問和對陶永的審訊，都是何局長與我一起完成的。但是，通過這次訊問和審訊，我卻有和嚴書記、何局長不一樣的觀點。
“第一，我認為葉鳴所謂的受賄和嫖娼的問題，是不存在的。不是證據不足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這回事。因為根據葉鳴的供述，他雖然在實在無法推脫的情況下，收受了清泉賓館兩張共計十萬元的銀行卡。但是，他在第二天就將這些卡上交到了他們縣地稅局監審室，並進行了登記。這是有案可查的，而且我們也去核實了，確實是這麽回事。那麽，按照相關的黨紀條規，葉鳴的行為不僅是對的，而且是值得表揚和提倡的。
“至於說他嫖娼的問題，這種事大家都很清楚：如果不是公安機關捉奸在床，或者是提取了諸如精 斑、避孕套之類的物證，那是無法認定他嫖娼的事實的。更何況，舉報者也隻是提供了一小段葉鳴與小姐唱歌摟抱的錄像，並說也帶那個小姐去開房了，但這也僅僅是舉報者的一麵之詞，而葉鳴是堅決否認的，並且願意與那個小姐對質。所以，這個問題也是無法認定的。
“第二，關於葉鳴與龔誌超的關係問題，據我的看法，他與龔誌超關係好，這是事實。但是，如果我們據此就認定他參與了龔誌超黑社會團夥，甚至說他與龔誌超團夥同流合汙、沆瀣一氣，幹出了違法犯罪的勾當，我認為這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言論，也是一種莫須有的錯誤推斷。
“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我們都很清楚：人是一種社會動物。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總會與各式各樣的人交往，總會與形形**的人打交道。葉鳴是一個地稅局的副分局長，而且他們分局所管轄的納稅戶，都是城區的。而龔誌超，如果剔除他的黑社會老大的身份，單純從商業的角度來看，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商人，也是一個經常要與一分局打交道的納稅戶。那麽，葉鳴作為一分局的實際負責人，他在稅務工作中與龔誌超相熟、與龔誌超來往，最後兩個人發展成為好朋友，這是很正常的一種交往，也是很正常的一個過程。反過來說：龔誌超在新冷縣，肯定認識很多很多人，其中也絕對有很多很多公務人員。如果說每一個與龔誌超認識的人，我們都認定他是他們團夥的成員，這個推論正不正確？顯然是不正確的。因此，何局長以葉鳴是龔誌超的朋友這一點，就推斷葉鳴是龔誌超團夥成員，我是不讚成的。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問題。嚴書記與何局長都認為：上一次龔誌超沒有被專案組查處，逃脫了法網，以致釀成了5.16血案，完全是葉鳴利用他的關係和後台包庇、縱容他的結果。所以，葉鳴是5.16血案的重要嫌疑人，也是龔誌超團夥的軍師和保護傘，我們應該對他采取立案偵查措施，並盡快將他雙規或者是刑拘。
對於這一點，我不知道與會的其他同誌是什麽想法，但對我來說，我是最不認同這一點的。為什麽呢？我是一個紀委的幹部，在紀檢監察係統工作了二十多年。我們辦案有一個基本的原則，那就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實事求是，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而要貫徹好這個原則，我們就必須重事實、重證據，不能腦袋瓜子一熱，憑自己的主觀想法去定案，憑自己沒有證據支持的推斷去定罪。說得不好聽一點：這種辦案方式，是古代那種人治的方式，一切依靠辦案者的主觀判斷定罪量刑，與我們現在的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具體到葉鳴的問題上，我覺得：剛剛嚴書記和何局長對葉鳴與5.16血案有牽連的判斷，我覺得是有點草率、有點牽強的。為什麽呢？因為我們現在並沒有任何有力的證據，證明葉鳴找了省裏的領導出麵給龔誌超說情。嚴書記與何局長的判斷，隻是依據舉報人的沒有任何實際內容的舉報，還有陶永的一些模棱兩可、語焉不詳的供述，就此斷定葉鳴給龔誌超團夥充當了保護傘，這是很不嚴謹的。而且，我也親自聽過陶永的供述，他也隻是說葉鳴找了省裏的領導，替龔誌超說情，但他也沒有親眼看到，也說不出葉鳴究竟是找的哪一位領導。所以，我認為陶永的供述，也隻能算是一種猜測，並不能作為給葉鳴定罪的證據。”
說到這裏，王副處長抬頭掃視了與會人員一眼，見梁副處長、顧嘉琛、李澤平、陸成等人都在頻頻點頭，表示同意他的分析判斷；而嚴練和何副局長則眉頭緊皺，死死地盯住自己，滿臉都是不以為然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