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啟又命令在京的諸侯王、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國、封地，以此來減輕對他們的供養給百姓造成的負擔。他還命令相關的機構製定諸侯王、列侯去世以後的喪葬儀製，防止他們僭越禮法、奢侈浪費。此外，劉啟還實行過禁止民間賣酒、禁止內地郡國用糧食喂養馬匹的政策，這都是為了節省糧食，盡量滿足百姓的生活需要。
<b>以農為本</b>
劉啟在位期間，大力扶植農業發展、倡導節儉，甚至在他去世前不久，他還下詔說：“農業是天下的根本。黃金珠玉這樣的物品，既不能在人挨餓時當做食物，又不能在人受凍時當做衣服。往年農業歉收，是由於從事工商業的人多而從事農業的人不足造成的。所以，朕下令郡國致力於農桑，以此滿足人民的衣食之需。地方官吏如果膽敢動用民力去從事黃金珠玉的開采，就要嚴懲。上級官吏對此視而不見的，與犯罪的人同罪。”正是由於劉啟實行的這些政策，天下才得以安定，人民生活才有了保障，國力逐漸壯大，為漢武帝時期的盛世奠定了基礎。所以，後人將劉啟與他的父親文帝劉恒相提並論，用“文景之治”來讚美二人的功績。
<b>完善法製</b>
劉啟雖然在其父親劉恒治理國家取得不錯成效的基礎上即位，但是當時國家畢竟處於初創階段，有很多方麵需要改革與進一步地完善，吏治、法製建設就是其中關鍵、緊要的組成部分。
劉啟在其即位以後的第一年秋天，頒布詔令說：“現在，各級官吏因為接受了飲食這樣的賄賂而被免官，這種處罰太重；而其中接受了財物賄賂、賤賣貴賣的人受到的處罰卻比較輕。這些都是不合理的政策，應當加以更改。”於是下令對官吏的犯罪行為分出了不同的級別，並且製定了相應的處罰措施。
從前，被判處死刑的人，都要受到磔（一種分裂肢體的刑法）這種酷刑的折磨。劉啟認為這過於殘酷，便下令改磔刑為棄市刑（在集市上處斬犯人）。後來，劉啟再次下詔說：“國家製定法令、刑法，是為了禁止、懲罰那些殘暴、邪惡的人。刑獄關係到人的性命，被處死的人不能再複生。官吏之中有的人不遵行法令，貪圖賄賂、交結朋黨，把苛暴、凶狠當做樂趣，造成許多冤獄，朕對此深表痛心。而真正有罪的人卻沒有伏法，他們依然幹著殘暴的事情，絲毫不把法律放在眼中。從今以後，如果有可疑的案情，即使是已經作出了判決的，如果不能讓人心服，就要重新再審。”這樣就使得那些冤獄大大減少了，國家的法律得到了貫徹執行。
<b>整頓吏治</b>
以前，官吏多是靠著軍功起家。所以，他們出行時候的乘車、穿著的衣服都崇尚輕便，既體現不出與普通百姓的區別，起不到教化的作用，也體現不出官吏之間的等級、尊卑，擾亂了封建的禮法秩序。因此，劉啟便命令製定了係統的官吏車服製度，命令地方長官對此加以監督，並且將違反規定的官吏姓名上報朝廷，以便做出懲罰。此外，劉啟為了防止酷吏在執法過程中失去公允、用刑過重，命令司法部門減輕鞭笞之刑的力度與數量，並且將其製定為成文法。
漢朝立法裏規定，擁有十萬錢家產的人才能夠被選拔為官吏。因此那些當官的人大多數是出身富家、名門的子弟。這些人將很多不好的風氣，帶進了官場裏，對於國家的治理、百姓的生活造成了許多負麵的影響。同時，一些具有真才實學的賢能之人，因為出身問題（漢法規定商人、贅婿、犯過法而被免職的官吏等人不能做官）或者是家產達不到要求，而不能被推選為官吏。這種情況很不合理，不利於國家、社會的發展與長治久安。因此劉啟下令，對官吏出身的限定做出了一定的放寬，並且把十萬錢的家產限定降低為四萬錢。這就為更多的人提供了做官的機會，有利於朝廷選拔合格、優秀的官吏，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時的階級矛盾。
<b>以農為本</b>
劉啟在位期間，大力扶植農業發展、倡導節儉，甚至在他去世前不久，他還下詔說：“農業是天下的根本。黃金珠玉這樣的物品，既不能在人挨餓時當做食物，又不能在人受凍時當做衣服。往年農業歉收，是由於從事工商業的人多而從事農業的人不足造成的。所以，朕下令郡國致力於農桑，以此滿足人民的衣食之需。地方官吏如果膽敢動用民力去從事黃金珠玉的開采，就要嚴懲。上級官吏對此視而不見的，與犯罪的人同罪。”正是由於劉啟實行的這些政策，天下才得以安定，人民生活才有了保障，國力逐漸壯大，為漢武帝時期的盛世奠定了基礎。所以，後人將劉啟與他的父親文帝劉恒相提並論，用“文景之治”來讚美二人的功績。
<b>完善法製</b>
劉啟雖然在其父親劉恒治理國家取得不錯成效的基礎上即位，但是當時國家畢竟處於初創階段，有很多方麵需要改革與進一步地完善，吏治、法製建設就是其中關鍵、緊要的組成部分。
劉啟在其即位以後的第一年秋天，頒布詔令說：“現在，各級官吏因為接受了飲食這樣的賄賂而被免官，這種處罰太重；而其中接受了財物賄賂、賤賣貴賣的人受到的處罰卻比較輕。這些都是不合理的政策，應當加以更改。”於是下令對官吏的犯罪行為分出了不同的級別，並且製定了相應的處罰措施。
從前，被判處死刑的人，都要受到磔（一種分裂肢體的刑法）這種酷刑的折磨。劉啟認為這過於殘酷，便下令改磔刑為棄市刑（在集市上處斬犯人）。後來，劉啟再次下詔說：“國家製定法令、刑法，是為了禁止、懲罰那些殘暴、邪惡的人。刑獄關係到人的性命，被處死的人不能再複生。官吏之中有的人不遵行法令，貪圖賄賂、交結朋黨，把苛暴、凶狠當做樂趣，造成許多冤獄，朕對此深表痛心。而真正有罪的人卻沒有伏法，他們依然幹著殘暴的事情，絲毫不把法律放在眼中。從今以後，如果有可疑的案情，即使是已經作出了判決的，如果不能讓人心服，就要重新再審。”這樣就使得那些冤獄大大減少了，國家的法律得到了貫徹執行。
<b>整頓吏治</b>
以前，官吏多是靠著軍功起家。所以，他們出行時候的乘車、穿著的衣服都崇尚輕便，既體現不出與普通百姓的區別，起不到教化的作用，也體現不出官吏之間的等級、尊卑，擾亂了封建的禮法秩序。因此，劉啟便命令製定了係統的官吏車服製度，命令地方長官對此加以監督，並且將違反規定的官吏姓名上報朝廷，以便做出懲罰。此外，劉啟為了防止酷吏在執法過程中失去公允、用刑過重，命令司法部門減輕鞭笞之刑的力度與數量，並且將其製定為成文法。
漢朝立法裏規定，擁有十萬錢家產的人才能夠被選拔為官吏。因此那些當官的人大多數是出身富家、名門的子弟。這些人將很多不好的風氣，帶進了官場裏，對於國家的治理、百姓的生活造成了許多負麵的影響。同時，一些具有真才實學的賢能之人，因為出身問題（漢法規定商人、贅婿、犯過法而被免職的官吏等人不能做官）或者是家產達不到要求，而不能被推選為官吏。這種情況很不合理，不利於國家、社會的發展與長治久安。因此劉啟下令，對官吏出身的限定做出了一定的放寬，並且把十萬錢的家產限定降低為四萬錢。這就為更多的人提供了做官的機會，有利於朝廷選拔合格、優秀的官吏，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時的階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