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放言》詩曰：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此處所謂周公恐懼流言一事，原見《今文尚書》之《金縢》篇。該篇之大略為：武王於滅商次年生重病，周公即向祖宗太王、王季、文王祈禱，願以身代死。後將書寫祝詞的典冊納入“金縢”之匱（以金質繩索捆束的箱匣），並誡史官不可語人。次日武王病愈。後武王死。成王繼位，周公攝政，管叔等放出流言：“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於是周公“居東二年”。不久，周公作《鴟鴞》一詩送給成王，表明自己慘淡經營的苦心。但成王仍不理解，因之惹惱了上帝。是秋，莊稼長得很好，但將收獲時，忽然雷電交加，狂風大作，莊稼倒伏，國人大恐。成王與大夫們穿上祭天的禮服，打開金縢之匱，取看文書，發現了周公祈求代死的冊書，知道了周公的忠心，於是成王出城親迎周公。上帝因之息怒，是年莊稼豐收。
該篇所表現出的天人感應、人鬼相通的迷信思想，自屬荒誕，但其中某些問題是真是偽，卻引起了大家研究探討的興趣。
（一）周公祈求代死並納冊金縢之匱是否事實，目前尚難定論。被後世譽為“不虛美，不隱惡”的《史記》在《魯周公世家》中不僅詳載了武王病，周公祈求代死的金縢之事，而且還有這樣一段：“初，成王時少，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冊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此段不見於其他典籍。三國時譙周以為，此與《金縢》所述本為一事，因”秦既焚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誤傳為此。而唐代司馬貞認為雖”經典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如果真是如此，那麽，周公就是兩度祈求代死了。
除《史記》外，後世一些史籍亦基本肯定此事，曆代經學家更是對此深信不疑。前舉白居易之詩即持肯定態度。
而另外一些學者對該篇卻提出不少疑問。如北宋程頤認為該篇“意多淺晦”，“疑其不可盡信”。其後王廉、王夫之、袁枚等也都提出一些理由疑為偽作。近代著名史學家顧頡罷在論《尚書》各篇的寫作年代時，也曾指出《金縢》篇“文體平順，不似古文”，“決不是東周間的作品”。如果真是如此，那麽《金縢》即為後世崇拜周公者根據傳說增飾而成，其真實性就很可懷疑但是，僅從文體上辨別真偽，也還不是無懈可擊的。明代鄭瑗在《井
觀瑣言》中即已指出：《尚書》詞語聱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奧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辭，文體又自尋常。他舉出一些例子證明此點，並指出後世亦是如此。近代有的學者亦持此種觀點。
因此，《金縢》是否為偽作，仍難定論；而《金縢》所述之周公代死一事的可靠性究竟多大，亦很難斷定了。
（二）假如《金縢》所述基本為事實，那麽，周公是誠心代死呢，還是玩弄某種欺世盜名的把戲呢？這也是一個難以搞清的問題。明代李贄在《史綱評要》中概述金縢之事後，評曰：“周公何故好名，作此俑人也。”弟代兄死，子代父亡，周公在這方麵算得上一個始作湧者。顧頡罷也曾指出《金縢》中的周公好像“是一個裝神作怪的道士”，他的祈禱祖宗“仿佛用了糖果哄小孩似的”。一般他講，周公玩把戲的痕跡不難看出。祈禱之後，納冊於匱而又誡史官不可語人，這真是欲揚之先抑之；納於金縢之匱而非別處，其用心亦不可謂不深。“天道示警”後成王馬上去開看金縢之匱，可見該匱是盛放救命法寶的器具，到了關鍵時刻就會被打開，而對其中的冊書，人們是會深信不疑的。周公深知此點，所以納冊於匱，隻能是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
但是，從另一方麵來說，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求鬼問卜，裝神作怪，也許還是虔誠的表現，納冊於匱也許正是符合禮儀的行為。因此，周公究竟是誠心代死，還是玩弄把戲，也還是無法最後斷定的。
（三）關於“我之弗辟”與“周公居東二年”的訓釋及《鴟鴞》的作者問題。這點也關係到金縢之事的真偽。
周公聽到管、蔡流言後說：“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於是“居東二年”，對此向有不同的解釋。
一是將“辟”釋為“行法”（如王肅《＜尚書＞注》、《偽古文尚書》孔傳），或釋為“君位”、“掌握政權”，將“居東”釋為“東征”。此種訓釋的問題在於似與全篇旨意存在邏輯上的矛盾。因為既然周公掌握了政權，進行東征，能對管、蔡“行法”，何以又逗留不歸，隻能作《鴟鴞》以明誌，待天變促成成王的親迎呢？
二是把“辟”釋為“避”，“居東”釋為“避居東都”，這種訓釋雖似合於全文旨意，但又與某些語句難以吻合。因為前有“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後又有“罪人斯得”之句，如果不把“居東”釋為“東征”，也是難以講通的。當然，如果“罪人斯得”不是指管、蔡被誅而是指另外的我們目前尚不知道的事件，也許是能講得通的。
三是太史公作《魯周公世家》時，將“我之弗辟”句改為“我之所以弗辟而攝政者”，這裏對“辟”字的訓釋同二，而句意卻同一。
《鴟鴞》是否為周公所作也是很值得懷疑的。該詩為“豳風”中的一篇。《詩序》承襲《尚書》之說，曰：“《鴟鴞》，入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誌，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但近代有人認為此說並無確證，不足為憑。
總之，金縢之事或有或無，周公祈代成王死是真是偽，直至目前尚難作出明確的結論。
（於聯凱）
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此處所謂周公恐懼流言一事，原見《今文尚書》之《金縢》篇。該篇之大略為：武王於滅商次年生重病，周公即向祖宗太王、王季、文王祈禱，願以身代死。後將書寫祝詞的典冊納入“金縢”之匱（以金質繩索捆束的箱匣），並誡史官不可語人。次日武王病愈。後武王死。成王繼位，周公攝政，管叔等放出流言：“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於是周公“居東二年”。不久，周公作《鴟鴞》一詩送給成王，表明自己慘淡經營的苦心。但成王仍不理解，因之惹惱了上帝。是秋，莊稼長得很好，但將收獲時，忽然雷電交加，狂風大作，莊稼倒伏，國人大恐。成王與大夫們穿上祭天的禮服，打開金縢之匱，取看文書，發現了周公祈求代死的冊書，知道了周公的忠心，於是成王出城親迎周公。上帝因之息怒，是年莊稼豐收。
該篇所表現出的天人感應、人鬼相通的迷信思想，自屬荒誕，但其中某些問題是真是偽，卻引起了大家研究探討的興趣。
（一）周公祈求代死並納冊金縢之匱是否事實，目前尚難定論。被後世譽為“不虛美，不隱惡”的《史記》在《魯周公世家》中不僅詳載了武王病，周公祈求代死的金縢之事，而且還有這樣一段：“初，成王時少，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冊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此段不見於其他典籍。三國時譙周以為，此與《金縢》所述本為一事，因”秦既焚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誤傳為此。而唐代司馬貞認為雖”經典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如果真是如此，那麽，周公就是兩度祈求代死了。
除《史記》外，後世一些史籍亦基本肯定此事，曆代經學家更是對此深信不疑。前舉白居易之詩即持肯定態度。
而另外一些學者對該篇卻提出不少疑問。如北宋程頤認為該篇“意多淺晦”，“疑其不可盡信”。其後王廉、王夫之、袁枚等也都提出一些理由疑為偽作。近代著名史學家顧頡罷在論《尚書》各篇的寫作年代時，也曾指出《金縢》篇“文體平順，不似古文”，“決不是東周間的作品”。如果真是如此，那麽《金縢》即為後世崇拜周公者根據傳說增飾而成，其真實性就很可懷疑但是，僅從文體上辨別真偽，也還不是無懈可擊的。明代鄭瑗在《井
觀瑣言》中即已指出：《尚書》詞語聱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奧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辭，文體又自尋常。他舉出一些例子證明此點，並指出後世亦是如此。近代有的學者亦持此種觀點。
因此，《金縢》是否為偽作，仍難定論；而《金縢》所述之周公代死一事的可靠性究竟多大，亦很難斷定了。
（二）假如《金縢》所述基本為事實，那麽，周公是誠心代死呢，還是玩弄某種欺世盜名的把戲呢？這也是一個難以搞清的問題。明代李贄在《史綱評要》中概述金縢之事後，評曰：“周公何故好名，作此俑人也。”弟代兄死，子代父亡，周公在這方麵算得上一個始作湧者。顧頡罷也曾指出《金縢》中的周公好像“是一個裝神作怪的道士”，他的祈禱祖宗“仿佛用了糖果哄小孩似的”。一般他講，周公玩把戲的痕跡不難看出。祈禱之後，納冊於匱而又誡史官不可語人，這真是欲揚之先抑之；納於金縢之匱而非別處，其用心亦不可謂不深。“天道示警”後成王馬上去開看金縢之匱，可見該匱是盛放救命法寶的器具，到了關鍵時刻就會被打開，而對其中的冊書，人們是會深信不疑的。周公深知此點，所以納冊於匱，隻能是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
但是，從另一方麵來說，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求鬼問卜，裝神作怪，也許還是虔誠的表現，納冊於匱也許正是符合禮儀的行為。因此，周公究竟是誠心代死，還是玩弄把戲，也還是無法最後斷定的。
（三）關於“我之弗辟”與“周公居東二年”的訓釋及《鴟鴞》的作者問題。這點也關係到金縢之事的真偽。
周公聽到管、蔡流言後說：“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於是“居東二年”，對此向有不同的解釋。
一是將“辟”釋為“行法”（如王肅《＜尚書＞注》、《偽古文尚書》孔傳），或釋為“君位”、“掌握政權”，將“居東”釋為“東征”。此種訓釋的問題在於似與全篇旨意存在邏輯上的矛盾。因為既然周公掌握了政權，進行東征，能對管、蔡“行法”，何以又逗留不歸，隻能作《鴟鴞》以明誌，待天變促成成王的親迎呢？
二是把“辟”釋為“避”，“居東”釋為“避居東都”，這種訓釋雖似合於全文旨意，但又與某些語句難以吻合。因為前有“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後又有“罪人斯得”之句，如果不把“居東”釋為“東征”，也是難以講通的。當然，如果“罪人斯得”不是指管、蔡被誅而是指另外的我們目前尚不知道的事件，也許是能講得通的。
三是太史公作《魯周公世家》時，將“我之弗辟”句改為“我之所以弗辟而攝政者”，這裏對“辟”字的訓釋同二，而句意卻同一。
《鴟鴞》是否為周公所作也是很值得懷疑的。該詩為“豳風”中的一篇。《詩序》承襲《尚書》之說，曰：“《鴟鴞》，入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誌，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但近代有人認為此說並無確證，不足為憑。
總之，金縢之事或有或無，周公祈代成王死是真是偽，直至目前尚難作出明確的結論。
（於聯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