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晚上7時。
武昌新軍起義了。當天晚上，武漢三鎮城頭就變換了旗幟，那麵被洋人譏諷的“病蛇旗”（黃龍戲珠旗）拉掉了。
革命終於使古老神州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中國從此永遠結束了帝製。誰想做皇帝誰就倒黴，皇帝野心家成為過街老鼠，他在哪裏出現，就在那裏挨罵挨打，袁世凱、溥儀複辟無不作如是觀。
武昌起義，橫掃千軍。清朝鎮守武昌的大官小辟紛紛逃竄，這時有一個新軍第八鎮第二十一混成協（旅）的協統（旅長）叫黎元洪的。也從他所隸屬的第四十一標（團）第三營營房中逃跑。他深怕起義士兵追蹤前來，拿他問罪，不敢藏匿家宅，就換了一身便衣東躲西藏，想方設法混出城去。武昌新軍起義成功了。那麽由誰出麵主持起義者建立的湖北軍政府工作呢！因為起義來得倉促，來不及和同盟會等革命組織取得聯係，可是政府要建立，起義的新軍還需要鞏固和擴大戰果。翌日下午，當起義士兵代表和地方立憲派商議，要推出鄂軍大都督時，立憲派的花言巧語，使缺乏政治經驗的起義士兵同意了讓黎元洪當大都督。黎元洪下落不明。起義士兵隻得分路尋找。經過轉輾周折，這位麵團團的黎協統總算找到了，當得悉起義士兵用意是要推舉他出任對抗大清王朝的革命軍大都督時，渾身緊張，汗流浹背，堅決表示不幹此“叛逆事”。後來經起義士兵強行逼迫，再加上大氣候已開始逐漸走向有利於革命的一方，才勉為其難。但這位黎都督所作所為，實在令人發噱：要他剪去辮子，他卻痛哭流涕，遲遲拒絕將盤在頭頂心的豬尾巴割掉。就任都督時，他在公眾場合
作獻辭，卻又是一副狼狽相，說了半句“元洪不德”就啞口無語了。其實也不奇怪，須知他本是清軍巡防營的一個高級軍官，在武昌起義當天晚上，還親手殺害起義士兵派來聯絡的代表，要他一夜之後，轉變立場，講革命話做革命事，豈非咄咄怪事。這種行為和心態，在時人看來，倒也滑稽有趣，於是乎，關於他當都督前逃匿和尋找之事，被人們奔走相告，加之印刷出版事業興起，於是出現了不同之說。
最有傳播力的是“床下都督”說。說是黎元洪在起義爆發時，就躲在幕僚家，見到有士兵前來尋找，以為是逮捕他審訊，嚇得躲到床下去。後來經人們東哄西說，好不容易才從床下拉出來，就此獲得了“床下都督”雅號。
此說見於當時參與者記，“先是二十日天明時，李君翊東取軍械出，見黎元洪與其執事官王安瀾被兵士多人圍於楚望台坡下，或曰：黎自其床下被挾至此者。或謂自黎之某參謀家挾至此者。”（甘績熙《躬與辛亥武昌首義及陽夏鏖兵之經過情形實錄》）此說頗見風行。筆者在建國初期見有葉蠖生等著的中學曆史教科書，就采用這種說法。近年，此說仍有延襲，“據說，黎元洪是藏在床底下，被馬恭拖了出來的”（黎東方《細說民國》）。這當然有些傳奇色彩，蓋以中華曆史之久，幅員之廣，卻還未曾有過一個從床下捉將出來的而又被捧為全軍統帥的。因此，多書對此質疑。早在1950年，彭明在以“床下都督黎元洪”作題時，即有旁注說：“黎元洪從床下被拉出來當都督，這是流行極廣的說法”，“真相如何，尚待多方查考。為了避免以訛傳訛，特記於此”（《中國近百年的曆史故事》上冊）。
據彭明說，當時黎元洪躲匿，起義士兵群起搜尋，“結果在一個縫衣廠裏拖了出來。當時他穿著借來的藍呢袍、青馬褂，又短又小，狼狽異常。起義的人向他說明來意之後，他拔腿就跑，到處躲藏，起義的人跟著追，後來終於又把他從一個樓梯下麵放燈油的地方拉出來。”（同上）此處雖排除躲匿床下說，但還是說他是被捉出來當都督的。
但是，通常史家所述，還是據章裕昆《文學社運動紀實》，在起義者成立湖北軍政府，要推舉一個有名望的人當都督時，就推選了黎元洪，“擁黎議決後，闕龍等即赴混成協司令部覓黎不見，複至混成協皮工廠，見黎在內默坐，闕至，黎即起身出外，入左旗後營門，旋又出，疾行至黃土坡，複繞道至楚望台。”作者係文學社成員，直接參與起義，且耳聞其事始末，因有所記。對此胡祖舜也說，“工程營湯啟發率支隊巡中和門前後一帶，見有人負皮箱一口，自黎宅出，啟發等疑為盜竊，叱止之，詢所自采及其何往，始知為黎協統之夥夫，再三盤詰，複知黎走避黃土坡其參謀黃文吉家，遂跟蹤前往，見黎與執事官王安瀾等坐談，啟發遂請其往楚望台與吳兆鱗相見，王安瀾亦隨之去”（《六十談往》），此處黃文吉家，當作劉文吉家者，係誤植，與此雷同說，有《革命真史》，稱，“馬恭、程正瀛報告吳兆麟稱，黎元洪在城內，有黎之護兵可證，旋由護兵引程、馬至黃土坡劉文吉家，挾黎至楚望台，後由吳派馬護送至谘議局”。
此種說法，黎元洪本人也有近似說，他不久寫信給奉命討伐的清軍水師提督、也就是他的老師薩鎮冰，“黨軍驅逐瑞督出城後，即軍隊來營合圍搜索，洪換便衣，避匿室內，當執索獲，責以大義，洪隻得權為應允”。凡此諸說，均無有“床下”捉拿事，且敘事平平。此中將黎元洪被尋獲時的尷尬相全抹去了。對此，胡祖舜所說較為翔實：黎之馬弁忽肩負皮箱二口，由此跟蹤，知黎匿居其參謀黃土坡劉元吉家，但黎得悉要他“主持大計”，堅決
拒絕。最後，“眾不耐，乃有人曰：我等好意來請，乃尊重統領也；如堅執不去，則自取禍耳！黎躊躇有頃曰：”我去我去！“（《武昌開國實錄》）作者參與武昌起義，任黎元洪之鄂軍都督府軍事參謀官，此處雖有為尊者諱處，但字裏行間，仍流露出黎元洪的心態：被動、膽怯而又頑固、自愎。黎元洪“床下都督”說，是傳說、誤稱或是另有張本，因避諱而抹去此中痕跡，諸說不一。信之者說有，不信者道無，看來都可為史家選用，它還得保持下去。
（盛巽昌）
武昌新軍起義了。當天晚上，武漢三鎮城頭就變換了旗幟，那麵被洋人譏諷的“病蛇旗”（黃龍戲珠旗）拉掉了。
革命終於使古老神州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革命，中國從此永遠結束了帝製。誰想做皇帝誰就倒黴，皇帝野心家成為過街老鼠，他在哪裏出現，就在那裏挨罵挨打，袁世凱、溥儀複辟無不作如是觀。
武昌起義，橫掃千軍。清朝鎮守武昌的大官小辟紛紛逃竄，這時有一個新軍第八鎮第二十一混成協（旅）的協統（旅長）叫黎元洪的。也從他所隸屬的第四十一標（團）第三營營房中逃跑。他深怕起義士兵追蹤前來，拿他問罪，不敢藏匿家宅，就換了一身便衣東躲西藏，想方設法混出城去。武昌新軍起義成功了。那麽由誰出麵主持起義者建立的湖北軍政府工作呢！因為起義來得倉促，來不及和同盟會等革命組織取得聯係，可是政府要建立，起義的新軍還需要鞏固和擴大戰果。翌日下午，當起義士兵代表和地方立憲派商議，要推出鄂軍大都督時，立憲派的花言巧語，使缺乏政治經驗的起義士兵同意了讓黎元洪當大都督。黎元洪下落不明。起義士兵隻得分路尋找。經過轉輾周折，這位麵團團的黎協統總算找到了，當得悉起義士兵用意是要推舉他出任對抗大清王朝的革命軍大都督時，渾身緊張，汗流浹背，堅決表示不幹此“叛逆事”。後來經起義士兵強行逼迫，再加上大氣候已開始逐漸走向有利於革命的一方，才勉為其難。但這位黎都督所作所為，實在令人發噱：要他剪去辮子，他卻痛哭流涕，遲遲拒絕將盤在頭頂心的豬尾巴割掉。就任都督時，他在公眾場合
作獻辭，卻又是一副狼狽相，說了半句“元洪不德”就啞口無語了。其實也不奇怪，須知他本是清軍巡防營的一個高級軍官，在武昌起義當天晚上，還親手殺害起義士兵派來聯絡的代表，要他一夜之後，轉變立場，講革命話做革命事，豈非咄咄怪事。這種行為和心態，在時人看來，倒也滑稽有趣，於是乎，關於他當都督前逃匿和尋找之事，被人們奔走相告，加之印刷出版事業興起，於是出現了不同之說。
最有傳播力的是“床下都督”說。說是黎元洪在起義爆發時，就躲在幕僚家，見到有士兵前來尋找，以為是逮捕他審訊，嚇得躲到床下去。後來經人們東哄西說，好不容易才從床下拉出來，就此獲得了“床下都督”雅號。
此說見於當時參與者記，“先是二十日天明時，李君翊東取軍械出，見黎元洪與其執事官王安瀾被兵士多人圍於楚望台坡下，或曰：黎自其床下被挾至此者。或謂自黎之某參謀家挾至此者。”（甘績熙《躬與辛亥武昌首義及陽夏鏖兵之經過情形實錄》）此說頗見風行。筆者在建國初期見有葉蠖生等著的中學曆史教科書，就采用這種說法。近年，此說仍有延襲，“據說，黎元洪是藏在床底下，被馬恭拖了出來的”（黎東方《細說民國》）。這當然有些傳奇色彩，蓋以中華曆史之久，幅員之廣，卻還未曾有過一個從床下捉將出來的而又被捧為全軍統帥的。因此，多書對此質疑。早在1950年，彭明在以“床下都督黎元洪”作題時，即有旁注說：“黎元洪從床下被拉出來當都督，這是流行極廣的說法”，“真相如何，尚待多方查考。為了避免以訛傳訛，特記於此”（《中國近百年的曆史故事》上冊）。
據彭明說，當時黎元洪躲匿，起義士兵群起搜尋，“結果在一個縫衣廠裏拖了出來。當時他穿著借來的藍呢袍、青馬褂，又短又小，狼狽異常。起義的人向他說明來意之後，他拔腿就跑，到處躲藏，起義的人跟著追，後來終於又把他從一個樓梯下麵放燈油的地方拉出來。”（同上）此處雖排除躲匿床下說，但還是說他是被捉出來當都督的。
但是，通常史家所述，還是據章裕昆《文學社運動紀實》，在起義者成立湖北軍政府，要推舉一個有名望的人當都督時，就推選了黎元洪，“擁黎議決後，闕龍等即赴混成協司令部覓黎不見，複至混成協皮工廠，見黎在內默坐，闕至，黎即起身出外，入左旗後營門，旋又出，疾行至黃土坡，複繞道至楚望台。”作者係文學社成員，直接參與起義，且耳聞其事始末，因有所記。對此胡祖舜也說，“工程營湯啟發率支隊巡中和門前後一帶，見有人負皮箱一口，自黎宅出，啟發等疑為盜竊，叱止之，詢所自采及其何往，始知為黎協統之夥夫，再三盤詰，複知黎走避黃土坡其參謀黃文吉家，遂跟蹤前往，見黎與執事官王安瀾等坐談，啟發遂請其往楚望台與吳兆鱗相見，王安瀾亦隨之去”（《六十談往》），此處黃文吉家，當作劉文吉家者，係誤植，與此雷同說，有《革命真史》，稱，“馬恭、程正瀛報告吳兆麟稱，黎元洪在城內，有黎之護兵可證，旋由護兵引程、馬至黃土坡劉文吉家，挾黎至楚望台，後由吳派馬護送至谘議局”。
此種說法，黎元洪本人也有近似說，他不久寫信給奉命討伐的清軍水師提督、也就是他的老師薩鎮冰，“黨軍驅逐瑞督出城後，即軍隊來營合圍搜索，洪換便衣，避匿室內，當執索獲，責以大義，洪隻得權為應允”。凡此諸說，均無有“床下”捉拿事，且敘事平平。此中將黎元洪被尋獲時的尷尬相全抹去了。對此，胡祖舜所說較為翔實：黎之馬弁忽肩負皮箱二口，由此跟蹤，知黎匿居其參謀黃土坡劉元吉家，但黎得悉要他“主持大計”，堅決
拒絕。最後，“眾不耐，乃有人曰：我等好意來請，乃尊重統領也；如堅執不去，則自取禍耳！黎躊躇有頃曰：”我去我去！“（《武昌開國實錄》）作者參與武昌起義，任黎元洪之鄂軍都督府軍事參謀官，此處雖有為尊者諱處，但字裏行間，仍流露出黎元洪的心態：被動、膽怯而又頑固、自愎。黎元洪“床下都督”說，是傳說、誤稱或是另有張本，因避諱而抹去此中痕跡，諸說不一。信之者說有，不信者道無，看來都可為史家選用，它還得保持下去。
（盛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