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獨創的一種“軍政合一”、“寓兵於民”的組織，遇有征伐，抽調旗下甲士組成軍隊，即通常所說的八旗兵；同時它又是政權組織，具有管理旗下人民戶籍、田土、賦役、教養、訴訟、婚姻等廣泛職能。清入關前，凡人均隸於八旗，可以說旗外無兵無民，八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就是入關以後，清統治者仍視八旗為國家根本，以八旗禁旅衛護京師，駐防衝要大城。清一代八旗既如此重要，按理說它創建於何時在清官書中本不應有歧異，但其實不然。
一說創建於1615年（明萬曆四十三年）。清太宗皇太極時首次纂修的太祖實錄稱《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該書乙卯年（1615年）條下記載：“原旗有黃、白、藍、紅四色，將此四色鑲之為八色，成八固山”。八固山即八旗，固山是滿族人的稱呼，漢人一開始也跟著叫固山，若問某人所屬，便回答是正黃旗或別的什麽旗固山的，久而久之，索性以旗色這一特征來指代不同的固山，八固山也就成八旗了。《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是清開國第二個皇帝太宗核準的，撰寫的史官不少是創建八旗時的見證人，以後康熙朝、乾隆朝重修的《清太祖實錄》都沿用乙卯年建八旗之說，可見這個說法是準確的，在清代也具有絕對的權威性。然而嘉慶初成書的《八旗通誌》卻說八旗創建於1614年（萬曆四十二年），它的根據是什麽呢？經查是乾隆皇帝欽定的《大清會典則例》，該書說：“甲寅年（1614年）……增設四旗，以初設四旗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增設之旗為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合為八旗”。這個說法載在專門講八旗曆史的《八旗通誌》裏，又是得到乾隆皇帝欽準的，因此在清代也具有絕對的權威性。上述“乙卯說”和“甲寅說”雖僅一年之差，但畢竟不好通融。究竟孰是孰非，何去何從，這可難壞了史官，不過，他們自有取巧的辦法。同一部《八旗通誌》中，《兵製誌》說八旗創建於甲寅年，而《旗分誌》和《職官誌》卻說是乙卯年，反正一個以乾隆皇帝為據，一個以乾隆皇帝的四世祖太宗皇帝為據，雖說互相抵觸，也能相安無事。當然，也有的史官態度比較嚴肅，在甲寅年建八旗的說法之下，用“臣謹案”的方式記述了“乙卯說”備考。總之，從清朝中期開始，官書對八旗創建於何時的記載便有了歧議。
近世以來，通行“乙卯說”，認為八旗創建於1615年，理由是《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在前，所以采用此說。但“甲寅說”僅僅因為記載在後就應該被摒棄嗎？近來有人指出，“甲寅說”之所以是錯誤的，在於它的根據錯了。從常理推斷，乾隆時出現的“甲寅說”必有所據，而其所據不外前此成書的不同版本的《清太祖實錄》、康熙和雍正兩朝纂修的《大清會典》以及乾隆初修竣的《八旗通誌（初集）》，經查《實錄》和《會典》都沒有“甲寅說”，而《八旗通誌（初集）。職官誌》甲寅年十一月癸酉朔條下記載：“上以削平諸國，每三百人設一牛錄額真，五牛錄設一甲喇額真，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真。”在上述內容之後，纂修的史官特注明：“右俱太祖實錄。”
由此看來，認為八旗建於甲寅年的史官還是以《清太祖實錄》為據的，但遍查不同時期成書的《清太祖實錄》甲寅年條下根本沒有編旗設官一事，再查甲寅年十一月朔日並非“癸酉”，而是“已酉”，而乙卯年十一月朔日恰是“癸酉”。這說明纂修《八旗通誌（初集）》的史官確實以《清太祖實錄》為根據，隻不過是乙卯年誤為甲寅年，鑄成了一個離奇的大錯。在一般情況下，以史官治學的嚴謹，是不會鬧這類笑話的，由此而推想會不會因為抄官、刊刻或裝訂中缺頁等技術方麵原因所致呢？經核查滿文體《八旗通誌（初集）》，發現該處滿文的錯誤與漢文毫無二致。這樣就可以判定《八旗通誌（初集）》的錯誤乃是史官們疏忽造成的，這一錯誤到乾隆中期修纂《大清會典則例》終於演化為甲寅年創建八旗之說，連晚清大學問家魏源也宗奉“甲寅說”，其影響所及，不可謂不深遠。上述經考證得出的結論雖推翻了“甲寅說”，但發表未及，還有待治清史者進一步檢驗。
除“乙卯說”和“甲寅說”的分歧外，史家對八旗創建之前是否先有黃、白、藍、紅四旗，即旗製究竟始於何時，意見也不一致。傳統的看法以《八旗通誌》為據，認為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努爾哈赤始建四旗，其後歸附日眾，至1615年乃析四旗為八旗。另一種看法則認為，1601年建四旗不過是乾隆朝史官的臆造。“軍政合一”的八旗製度開始於1615年。上述兩種觀點的分歧涉及頗廣，敘述起來難免繁複乏味，這裏姑且從略。總之，八旗製度是清史研究領域中一個重要課題，關於八旗創立的時間，中外學者雖然進行了長時間深入探討，但尚有不少疑難之點有待繼續研究。
（郭成康）
一說創建於1615年（明萬曆四十三年）。清太宗皇太極時首次纂修的太祖實錄稱《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該書乙卯年（1615年）條下記載：“原旗有黃、白、藍、紅四色，將此四色鑲之為八色，成八固山”。八固山即八旗，固山是滿族人的稱呼，漢人一開始也跟著叫固山，若問某人所屬，便回答是正黃旗或別的什麽旗固山的，久而久之，索性以旗色這一特征來指代不同的固山，八固山也就成八旗了。《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是清開國第二個皇帝太宗核準的，撰寫的史官不少是創建八旗時的見證人，以後康熙朝、乾隆朝重修的《清太祖實錄》都沿用乙卯年建八旗之說，可見這個說法是準確的，在清代也具有絕對的權威性。然而嘉慶初成書的《八旗通誌》卻說八旗創建於1614年（萬曆四十二年），它的根據是什麽呢？經查是乾隆皇帝欽定的《大清會典則例》，該書說：“甲寅年（1614年）……增設四旗，以初設四旗為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增設之旗為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合為八旗”。這個說法載在專門講八旗曆史的《八旗通誌》裏，又是得到乾隆皇帝欽準的，因此在清代也具有絕對的權威性。上述“乙卯說”和“甲寅說”雖僅一年之差，但畢竟不好通融。究竟孰是孰非，何去何從，這可難壞了史官，不過，他們自有取巧的辦法。同一部《八旗通誌》中，《兵製誌》說八旗創建於甲寅年，而《旗分誌》和《職官誌》卻說是乙卯年，反正一個以乾隆皇帝為據，一個以乾隆皇帝的四世祖太宗皇帝為據，雖說互相抵觸，也能相安無事。當然，也有的史官態度比較嚴肅，在甲寅年建八旗的說法之下，用“臣謹案”的方式記述了“乙卯說”備考。總之，從清朝中期開始，官書對八旗創建於何時的記載便有了歧議。
近世以來，通行“乙卯說”，認為八旗創建於1615年，理由是《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在前，所以采用此說。但“甲寅說”僅僅因為記載在後就應該被摒棄嗎？近來有人指出，“甲寅說”之所以是錯誤的，在於它的根據錯了。從常理推斷，乾隆時出現的“甲寅說”必有所據，而其所據不外前此成書的不同版本的《清太祖實錄》、康熙和雍正兩朝纂修的《大清會典》以及乾隆初修竣的《八旗通誌（初集）》，經查《實錄》和《會典》都沒有“甲寅說”，而《八旗通誌（初集）。職官誌》甲寅年十一月癸酉朔條下記載：“上以削平諸國，每三百人設一牛錄額真，五牛錄設一甲喇額真，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真。”在上述內容之後，纂修的史官特注明：“右俱太祖實錄。”
由此看來，認為八旗建於甲寅年的史官還是以《清太祖實錄》為據的，但遍查不同時期成書的《清太祖實錄》甲寅年條下根本沒有編旗設官一事，再查甲寅年十一月朔日並非“癸酉”，而是“已酉”，而乙卯年十一月朔日恰是“癸酉”。這說明纂修《八旗通誌（初集）》的史官確實以《清太祖實錄》為根據，隻不過是乙卯年誤為甲寅年，鑄成了一個離奇的大錯。在一般情況下，以史官治學的嚴謹，是不會鬧這類笑話的，由此而推想會不會因為抄官、刊刻或裝訂中缺頁等技術方麵原因所致呢？經核查滿文體《八旗通誌（初集）》，發現該處滿文的錯誤與漢文毫無二致。這樣就可以判定《八旗通誌（初集）》的錯誤乃是史官們疏忽造成的，這一錯誤到乾隆中期修纂《大清會典則例》終於演化為甲寅年創建八旗之說，連晚清大學問家魏源也宗奉“甲寅說”，其影響所及，不可謂不深遠。上述經考證得出的結論雖推翻了“甲寅說”，但發表未及，還有待治清史者進一步檢驗。
除“乙卯說”和“甲寅說”的分歧外，史家對八旗創建之前是否先有黃、白、藍、紅四旗，即旗製究竟始於何時，意見也不一致。傳統的看法以《八旗通誌》為據，認為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努爾哈赤始建四旗，其後歸附日眾，至1615年乃析四旗為八旗。另一種看法則認為，1601年建四旗不過是乾隆朝史官的臆造。“軍政合一”的八旗製度開始於1615年。上述兩種觀點的分歧涉及頗廣，敘述起來難免繁複乏味，這裏姑且從略。總之，八旗製度是清史研究領域中一個重要課題，關於八旗創立的時間，中外學者雖然進行了長時間深入探討，但尚有不少疑難之點有待繼續研究。
（郭成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