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是一部獨特的集大成的古典地理巨著，同時也是水利學、農業、考古學和文學名著。《水經注》自宋代以來。因曆代傳抄，已有殘缺，且經、注混淆，訛誤甚多，幾不可讀。明代朱謀（土韋）第一個為它作注，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刊印了《水經注箋》，這在酈學研究史上“劃分了一個新時代”。入清後，整理研究酈注者蜂起，至乾隆時達到高峰，湧現出諸如全祖望、趙一清、戴震等治酈名家。但從1774年戴震自稱以大典本校今本《水經注》刊出後，世人以《戴氏水經注》與大典本多不合，而多暗合於趙一清本，頗疑戴氏在四庫館得窺趙校本，其所校本，實竊趙一清《水經注釋》。原上海合眾圖書館所藏孫灃鼎校的《〈水經注〉跋》，最早記載了這一情況。及至後來，“戴竊趙”又引出戴、趙兩家皆抄襲全祖望校《水經注》問題，而對戴震攻擊尤甚，眾說紛壇，毀譽不一。始成酈學史上一大疑案。
金壇段玉裁是乾嘉學派中的著名學者，素以治小學著稱，與王念孫同為“清代三絕學”之一。段氏年歲與戴氏相仿，起初他們隻是論學之友，未久，段氏即師事戴震。戴震謝世後，段玉裁對當時議及其師的言論，每每為之辨護。他在《與梁曜北書》、《論戴、趙二家〈水經注〉》諸篇中竭力為戴氏雪白。至道光鹹豐年間，邵陽魏源列證為文，申斥段說之妄，力主戴襲趙說。
同時的張穆在其《全氏〈水經注〉辨誣》中也論定戴襲趙書。仁和譚獻在其《複堂日記》中對疑案的態度，雖持兩端，但亦頗疑戴襲趙書。譚獻的觀點頗有影響，以致酈學集大成者楊守敬在其《水經注疏要刪》的《自序》
中亦謂戴震抄襲。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推定戴震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負責編撰直隸《河渠書》時，確實看到趙校《水經注》。他認為，戴震厘定經注，“似非全出因襲”，而全、趙、戴三家校語多相合的原因，是由於所據的原書相同，即令十百人校之，亦無不同，未足以為相襲的證據。戴震出於名心所熾，對“酈書諸本及前人校正之勤一筆抹煞，而欲自成一定本，殊為錯誤，後人竊書之謗，亦有激而來也”。（吳澤《水經注校。前言》）此外，王先謙、梁啟超對疑案則持調和態度，撰文從中調停。
30年代中，日本著名酈學家森鹿三在當時“戴襲趙書”占絕對優勢的潮流中，卻是一名擁戴派。他對“戴襲全、趙”的傳統說法持懷疑態度，並以表彰戴震的功績為自己酈學研究的宗旨。森鹿三在1933年發表的《關於〈戴校水經注〉》中，對此提出了一係列反證，力圖加以修正。1938年，中國的鄭德坤對森氏此文，在《燕京學報》第十九期發表了《〈水經注〉趙戴公案之判決》，詳盡地陳述了看法。鄭對有否“戴襲全、趙”的說法，列舉了對此肯定的證據十條，否定的證據五條，其中對森氏駁斥“戴襲全、趙”說法的三條結論，鄭也作了意見相近的評論。胡適也是一名不隨此案潮流的擁戴派。40年代後期，他對《水經注》的版本作過深入研究，陸續撰寫了《趙一清與全祖望辨別經注的通則》、《水經注疑案（壹）戴震部分及全案綱領》等文，為戴震辨誣釋疑作了詳細考證。解放以來，對這樁曆史公案仍以袒趙派居眾，如餘嘉錫的《四庫提要辨證》，張舜徽的《清人文集別錄》、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編寫的《中國水利史稿》（上冊）等書，均作如是觀。然亦有經多種版本校勘，全麵評析此案者，如鍾鳳年考證，戴校殿本雖稱為據大典本所證訂，實則戴氏所提問題4400多條中，其所改確與大典本相同的僅約720條，此外明言據他書以改正者約240條，其餘3000多條隻能說別有所據。並列舉證明，殿本乃於大典本外兼采黃省曾諸本雜湊而成，並非獨采自趙校，隻是采自趙本特多而已。後之學者未能了解真相，往往以為隻是多暗襲趙校，乃由於未經就黃、吳以迄全、趙各本全對證之故，以此歸咎戴氏實非持平之論。（《評我所見的各本〈水經注〉》，《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2期）張重威在以諸本互校後則認為，“魏默深、張石洲、楊惺吾諸家譏謫東原偽托《大典》之說，可以毅然論定其不誣矣。至於謂東原盜襲誠夫，然亦確有出於東原之自行考訂及根據歸有光之校本者，不能指為潤色也。又有校補之處確為全氏、趙氏及各家校本之所無者，王氏各校已經說明”，謂“異書特出，百數十年之症結渙然冰釋”（《默園〈水經注〉校勘記跋稿》，《學林漫錄》第八集），對疑案作了中肯的分析。
全、趙、戴等人早已作古，曆史是公正的，千秋功過，自有評說。
（王國忠）
金壇段玉裁是乾嘉學派中的著名學者，素以治小學著稱，與王念孫同為“清代三絕學”之一。段氏年歲與戴氏相仿，起初他們隻是論學之友，未久，段氏即師事戴震。戴震謝世後，段玉裁對當時議及其師的言論，每每為之辨護。他在《與梁曜北書》、《論戴、趙二家〈水經注〉》諸篇中竭力為戴氏雪白。至道光鹹豐年間，邵陽魏源列證為文，申斥段說之妄，力主戴襲趙說。
同時的張穆在其《全氏〈水經注〉辨誣》中也論定戴襲趙書。仁和譚獻在其《複堂日記》中對疑案的態度，雖持兩端，但亦頗疑戴襲趙書。譚獻的觀點頗有影響，以致酈學集大成者楊守敬在其《水經注疏要刪》的《自序》
中亦謂戴震抄襲。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推定戴震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負責編撰直隸《河渠書》時，確實看到趙校《水經注》。他認為，戴震厘定經注，“似非全出因襲”，而全、趙、戴三家校語多相合的原因，是由於所據的原書相同，即令十百人校之，亦無不同，未足以為相襲的證據。戴震出於名心所熾，對“酈書諸本及前人校正之勤一筆抹煞，而欲自成一定本，殊為錯誤，後人竊書之謗，亦有激而來也”。（吳澤《水經注校。前言》）此外，王先謙、梁啟超對疑案則持調和態度，撰文從中調停。
30年代中，日本著名酈學家森鹿三在當時“戴襲趙書”占絕對優勢的潮流中，卻是一名擁戴派。他對“戴襲全、趙”的傳統說法持懷疑態度，並以表彰戴震的功績為自己酈學研究的宗旨。森鹿三在1933年發表的《關於〈戴校水經注〉》中，對此提出了一係列反證，力圖加以修正。1938年，中國的鄭德坤對森氏此文，在《燕京學報》第十九期發表了《〈水經注〉趙戴公案之判決》，詳盡地陳述了看法。鄭對有否“戴襲全、趙”的說法，列舉了對此肯定的證據十條，否定的證據五條，其中對森氏駁斥“戴襲全、趙”說法的三條結論，鄭也作了意見相近的評論。胡適也是一名不隨此案潮流的擁戴派。40年代後期，他對《水經注》的版本作過深入研究，陸續撰寫了《趙一清與全祖望辨別經注的通則》、《水經注疑案（壹）戴震部分及全案綱領》等文，為戴震辨誣釋疑作了詳細考證。解放以來，對這樁曆史公案仍以袒趙派居眾，如餘嘉錫的《四庫提要辨證》，張舜徽的《清人文集別錄》、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編寫的《中國水利史稿》（上冊）等書，均作如是觀。然亦有經多種版本校勘，全麵評析此案者，如鍾鳳年考證，戴校殿本雖稱為據大典本所證訂，實則戴氏所提問題4400多條中，其所改確與大典本相同的僅約720條，此外明言據他書以改正者約240條，其餘3000多條隻能說別有所據。並列舉證明，殿本乃於大典本外兼采黃省曾諸本雜湊而成，並非獨采自趙校，隻是采自趙本特多而已。後之學者未能了解真相，往往以為隻是多暗襲趙校，乃由於未經就黃、吳以迄全、趙各本全對證之故，以此歸咎戴氏實非持平之論。（《評我所見的各本〈水經注〉》，《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2期）張重威在以諸本互校後則認為，“魏默深、張石洲、楊惺吾諸家譏謫東原偽托《大典》之說，可以毅然論定其不誣矣。至於謂東原盜襲誠夫，然亦確有出於東原之自行考訂及根據歸有光之校本者，不能指為潤色也。又有校補之處確為全氏、趙氏及各家校本之所無者，王氏各校已經說明”，謂“異書特出，百數十年之症結渙然冰釋”（《默園〈水經注〉校勘記跋稿》，《學林漫錄》第八集），對疑案作了中肯的分析。
全、趙、戴等人早已作古，曆史是公正的，千秋功過，自有評說。
（王國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