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是威尼斯商人，13世紀下半期偕同父親尼可羅、叔叔馬飛阿東來，回到故鄉發了大財，不幸在熱那亞與威尼斯的海戰中被俘，在監獄裏口述，並由比薩作家魯思梯謙諾筆錄而成《馬可。波羅遊記》，又叫《東方見聞錄》。現在大多數學者認為他確曾到過中國，《遊記》記載的情況基本屬實。但自馬可。波羅生前至今，一直有人懷疑他是否到過中國，《遊記》是否偽作。
早在他活著的時候，由於充滿了人所未知的奇聞異事，《遊記》已經遭到人們的懷疑和諷刺，關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臨終前勸他把書中背離事實的敘述刪掉。以後，隨著地理大發現，歐洲人對東方的知識越來越豐富，《遊記》中講的許多事物逐漸被證實，不再被目為荒誕不經的神話了，但還有人對《遊記》的真實性發生懷疑。直到19世紀初，德國學者徐而曼仍然認為《遊記》是一部冒充為遊記而編排拙劣的教會傳奇故事，是為了傳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發感化蒙古人的熱情以便到中國通商而創作的。並且說，波羅一家最遠不過到達大布哈裏亞（bucharia）境內，關於蒙古帝國的情況是從曾到過該地的商人們口中聽來的，關於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亞的敘述則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年，德國史學家福赫伯在一篇報告中說，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還是個沒解決的問題。一些可疑之點如襄陽獻新炮法、揚州做了三年官等等，“這一切都使人對波羅一家曾長期住餅中國一說發生懷疑”。
1982年4月14日，英國《泰晤士報》發表了克雷格。克魯納斯《馬可。波羅到過中國沒有？》一文，對波羅到過中國一說又加上一個大問號。克魯納斯認為，“他可能根本就沒有訪問過中國”，他可能看到過某種波斯“導遊
手冊“，再加上個人的道聽途說，因而成書，《遊記》是波羅與魯思梯謙諾合作的一場”克裏空“。其根據有四條：第一，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沒有一條可供考證的關於波羅的史料；第二，書中很多地方充滿著可疑的統計資料，把中國豐富多彩的景象變成灰茫茫的一片，對蒙古皇帝家譜說得含混不清，很不準確；第三，中國兩件最具特色的文化產物——茶和漢字，以及中國的重大發明印刷術，書中都沒提到；第四，他寫的許多中國地名用的是波斯叫法，有可能馬可。波羅隻到過中亞的伊斯蘭國家。
但是，一些學者則持不同的觀點。1941年，楊誌玖教授在《永樂大典。經世大典。站赤》中發現了一篇與馬可。波羅有關的史料，史料提及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八月，尚書阿難答等上書說“兀魯、阿必失嗬、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雲雲，所提三位使者名字和《遊記》中所講的阿魯渾王三位使臣名字完全相同，從而確定波羅一行於1291年離開中國。這一發現為學者所推崇，向達稱它為遊記的真實性問題和年月問題提供了“極其可靠的證據”。法國學者伯希和從伊利汗國史書《伊利汗史》和多桑《蒙古史》中找到類似資料，結論和楊教授不謀而合。克魯納斯文章在《泰晤士報》發表後，楊誌玖又著文（見《環球》1982年第10期《馬可。波羅與中國》）力駁其說，把他的每個證據都檢查了一遍，說這些情況雖然基本屬實，但推不出波羅沒到過中國的結論。第一，浩如煙海的中國史籍中，到目前為止的確沒有發現直接記載波羅的史料，但有間接資料，上引《永樂大典》便是；第二，波羅不是文學家，也不是曆史學家，沒受過高深的教育，著書環境在監獄裏，沒什麽圖書資料可供參考，而且是同獄難友記錄的，能達到我們看到的水平，已是很不簡單了；第三，他可能保持著本國的習慣，不喝茶；同樣，他不認識漢字，文化水平不高，因而不提漢字書法和印刷術；第四，書中地名多半用波斯語或蒙古、突厥語表達，說明他接觸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而很少接觸漢人，不識漢字，因而中國地名多用那種拚法。
另外，也有人認為，波羅隻到過大都（今北京市），對中國其他各地的記載，都是從大都聽來的。說他到過大都，也就是承認他到過中國。幾種觀點並存，誰也說服不了誰，對於馬可。波羅究竟到過中國沒有的問題，至今尚無定論。解開這個謎的關鍵就在於揭示襄陽獻新炮法的真相。
（華林甫）
早在他活著的時候，由於充滿了人所未知的奇聞異事，《遊記》已經遭到人們的懷疑和諷刺，關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臨終前勸他把書中背離事實的敘述刪掉。以後，隨著地理大發現，歐洲人對東方的知識越來越豐富，《遊記》中講的許多事物逐漸被證實，不再被目為荒誕不經的神話了，但還有人對《遊記》的真實性發生懷疑。直到19世紀初，德國學者徐而曼仍然認為《遊記》是一部冒充為遊記而編排拙劣的教會傳奇故事，是為了傳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發感化蒙古人的熱情以便到中國通商而創作的。並且說，波羅一家最遠不過到達大布哈裏亞（bucharia）境內，關於蒙古帝國的情況是從曾到過該地的商人們口中聽來的，關於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亞的敘述則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年，德國史學家福赫伯在一篇報告中說，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還是個沒解決的問題。一些可疑之點如襄陽獻新炮法、揚州做了三年官等等，“這一切都使人對波羅一家曾長期住餅中國一說發生懷疑”。
1982年4月14日，英國《泰晤士報》發表了克雷格。克魯納斯《馬可。波羅到過中國沒有？》一文，對波羅到過中國一說又加上一個大問號。克魯納斯認為，“他可能根本就沒有訪問過中國”，他可能看到過某種波斯“導遊
手冊“，再加上個人的道聽途說，因而成書，《遊記》是波羅與魯思梯謙諾合作的一場”克裏空“。其根據有四條：第一，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沒有一條可供考證的關於波羅的史料；第二，書中很多地方充滿著可疑的統計資料，把中國豐富多彩的景象變成灰茫茫的一片，對蒙古皇帝家譜說得含混不清，很不準確；第三，中國兩件最具特色的文化產物——茶和漢字，以及中國的重大發明印刷術，書中都沒提到；第四，他寫的許多中國地名用的是波斯叫法，有可能馬可。波羅隻到過中亞的伊斯蘭國家。
但是，一些學者則持不同的觀點。1941年，楊誌玖教授在《永樂大典。經世大典。站赤》中發現了一篇與馬可。波羅有關的史料，史料提及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八月，尚書阿難答等上書說“兀魯、阿必失嗬、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雲雲，所提三位使者名字和《遊記》中所講的阿魯渾王三位使臣名字完全相同，從而確定波羅一行於1291年離開中國。這一發現為學者所推崇，向達稱它為遊記的真實性問題和年月問題提供了“極其可靠的證據”。法國學者伯希和從伊利汗國史書《伊利汗史》和多桑《蒙古史》中找到類似資料，結論和楊教授不謀而合。克魯納斯文章在《泰晤士報》發表後，楊誌玖又著文（見《環球》1982年第10期《馬可。波羅與中國》）力駁其說，把他的每個證據都檢查了一遍，說這些情況雖然基本屬實，但推不出波羅沒到過中國的結論。第一，浩如煙海的中國史籍中，到目前為止的確沒有發現直接記載波羅的史料，但有間接資料，上引《永樂大典》便是；第二，波羅不是文學家，也不是曆史學家，沒受過高深的教育，著書環境在監獄裏，沒什麽圖書資料可供參考，而且是同獄難友記錄的，能達到我們看到的水平，已是很不簡單了；第三，他可能保持著本國的習慣，不喝茶；同樣，他不認識漢字，文化水平不高，因而不提漢字書法和印刷術；第四，書中地名多半用波斯語或蒙古、突厥語表達，說明他接觸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而很少接觸漢人，不識漢字，因而中國地名多用那種拚法。
另外，也有人認為，波羅隻到過大都（今北京市），對中國其他各地的記載，都是從大都聽來的。說他到過大都，也就是承認他到過中國。幾種觀點並存，誰也說服不了誰，對於馬可。波羅究竟到過中國沒有的問題，至今尚無定論。解開這個謎的關鍵就在於揭示襄陽獻新炮法的真相。
（華林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