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昂高舉改革大旗，開一代詩風，被尊為唐代詩祖，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重要地位。但是，他的一生很短促，隻活了42歲，便死於非命。對於他的死，曆代文人學士和史學家都很關注，然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有人認為陳子昂因其父文林郎去世，悲傷過度而死。大曆六年（771年）趙儋代梓州刺史鮮於所撰建德碑說：“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至數月，文林卒。公至性純孝，遂廬墓側，杖而後起，柴毀滅性，天下之人莫不傷歎。年四十有二，葬於射洪獨坐山”。碑文顯然排除了他人加害的因素。杜甫則相反，他到過陳子昂故居，後在《送梓州李使君之任》詩中說：“遇害陳公殞，於今蜀道憐。君到射洪縣，為我一潛然。”（見《杜工部集》卷十三）對陳子昂遇害而死深信不疑。那麽，陳子昂究竟是何原因為誰所害呢？陳子昂的生前好友盧藏用在《陳氏別傳》中曾有所披露：“子昂性至孝，哀號柴毀，氣息不逮。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荒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已，數輿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毀，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氣力恐不能全，因命蓍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於是遂絕。年四十二。“（轉自《陳子昂傳注》第261頁）從這段話裏可以看出；陳子昂過分傷悲是一個因素，更主要的是受縣令段簡所逼，自絕於”輿曳就吏“之時。《舊唐書。陳子昂傳》基本上承襲了《別傳》的說法，所不同的是，改”數輿曳就吏“為”簡乃因事收係獄中，憂憤而卒。“《新唐書。陳子昂傳》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肯定說：”果死獄中“。這樣就得出一個結論：陳子昂為段簡所害，死於獄中。
但是，人們隻要稍加思索，就會發現這個結論站不住腳。因為陳子昂雖然曾被逆黨陷獄，參謀帷幕，又被貶為軍曹，但在聖曆元年（698年）五月十四日《上蜀川安危事三條》時，恢複了“通直部行右拾遺”的身分，此後不出數月，即解官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傍而歸”，說明是得到了武則天的許可，帶職帶薪歸鄉。既然如此，段簡一縣令，怎敢隨意加害朝廷命官？因此，南宋哲學家葉適提出了大膽懷疑，他說：“子昂名重朝廷，簡何人？猶二十萬緡為少而殺之，雖梁冀之惡不過。恐所載兩未真也。”（見《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十一《唐書》四）對這個問題，唐代文學家沈亞之是作過探討的。他曾指出：“喬（知之）死於饞，陳死於枉，皆由武三思嫉怒於一時之情，致力克害。一則奪其妓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擯排以為累，陰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於非命。”（見《上九江鄭使君書》，《沈下賢文集》卷八）始將陳子昂之死同武三思聯係起來，明代文學家胡震亨對此極表讚同，他說：“嚐怪陳射供以拾遺歸裏，何至為縣令所殺。後讀沈亞之《上鄭使君書》，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見《唐音癸簽》卷二十五）王運熙也推測說：“像子昂這樣持身正直堅決反對婬刑的人物，恐怕是早被武三思認作眼中釘的（前此子昂坐逆黨下獄，可能即出於武三思這類人物的陷害），隻是到這時才有機會假手段簡致害罷了。”（見《陳子昂和他的作品》，附《陳子昂集》）這樣看來，上有武三思主謀，下有段簡直接加害，“果死獄中”，順理成章，所以，近年來國內文學史教材皆沿此說。
其實，陳子昂的死因，並未詮解，武三思這個“大力人”畢竟在幕後，直接下手的段簡，據《新唐書。來俊臣傳》所記，“則簡直一無氣骨人”。岑仲勉曾在《陳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跡》一文中提出懷疑：“以武後、周、來之婬威，子昂未之懼，何獨畏夫縣令段簡？……餘由此推想：謂子昂家居時，如非有反抗武氏之計劃，即必有誅討武氏之文字，《別傳》所謂‘附會文法’，匣劍帷燈，饒有深意。唯如是，斯簡之敢於數輿曳就吏，子昂之何以懼，何以賄，均可釋然。及不甚其逼，遂一死謝之，“（見《輔仁學誌》第一、二合期）近年出版的《陳子昂詩注》一書中，有注者彭慶生所修年譜一篇，對岑仲勉的推想不以為然，他說：“岑氏所疑極是，唯推想子昂有反抗武氏之計劃或文字，卻未免鑿空。依當日情勢，倘子昂有此種計劃或文字，段簡必然上奏，斷無權擅自處理，而《別傳》亦不得言其’附會文法‘。”然而《學術月刊》1983年第2期卻發表葛曉音的文章，為岑仲勉的推想作了論證，認為“陳子昂集中《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可能是他招禍的直接原因”，這篇碑文中的“青龍癸未，唐曆雲微”，“大運不齊，賢聖罔象”等語的”言外之意顯然是說武後不應天命，並非聖君”，“犯了武後的大忌”，“段簡抓住了這個把柄，以碑文附會律法，按大唐律法‘十惡’條中第‘六曰大不恭’，其中‘指斥乘輿’、‘無人臣之禮’都是死罪。不要說一個小小的拾遺，就是宰相也在劫難逃。”該文為《別傳》所立“附會文法”一語作了鋪陳，但亦屬推測之言。即是依該文所論，對陳子昂的死因，仍有疑竇，諸如：陳子昂的招禍與武三思有無關係？是“果死獄中”，還是死於“輿曳就吏”之時？是“為縣令所殺”，還是“不堪其逼，遂一死謝之”？
（魏峽）
有人認為陳子昂因其父文林郎去世，悲傷過度而死。大曆六年（771年）趙儋代梓州刺史鮮於所撰建德碑說：“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至數月，文林卒。公至性純孝，遂廬墓側，杖而後起，柴毀滅性，天下之人莫不傷歎。年四十有二，葬於射洪獨坐山”。碑文顯然排除了他人加害的因素。杜甫則相反，他到過陳子昂故居，後在《送梓州李使君之任》詩中說：“遇害陳公殞，於今蜀道憐。君到射洪縣，為我一潛然。”（見《杜工部集》卷十三）對陳子昂遇害而死深信不疑。那麽，陳子昂究竟是何原因為誰所害呢？陳子昂的生前好友盧藏用在《陳氏別傳》中曾有所披露：“子昂性至孝，哀號柴毀，氣息不逮。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荒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已，數輿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毀，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氣力恐不能全，因命蓍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於是遂絕。年四十二。“（轉自《陳子昂傳注》第261頁）從這段話裏可以看出；陳子昂過分傷悲是一個因素，更主要的是受縣令段簡所逼，自絕於”輿曳就吏“之時。《舊唐書。陳子昂傳》基本上承襲了《別傳》的說法，所不同的是，改”數輿曳就吏“為”簡乃因事收係獄中，憂憤而卒。“《新唐書。陳子昂傳》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肯定說：”果死獄中“。這樣就得出一個結論：陳子昂為段簡所害，死於獄中。
但是，人們隻要稍加思索，就會發現這個結論站不住腳。因為陳子昂雖然曾被逆黨陷獄，參謀帷幕，又被貶為軍曹，但在聖曆元年（698年）五月十四日《上蜀川安危事三條》時，恢複了“通直部行右拾遺”的身分，此後不出數月，即解官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傍而歸”，說明是得到了武則天的許可，帶職帶薪歸鄉。既然如此，段簡一縣令，怎敢隨意加害朝廷命官？因此，南宋哲學家葉適提出了大膽懷疑，他說：“子昂名重朝廷，簡何人？猶二十萬緡為少而殺之，雖梁冀之惡不過。恐所載兩未真也。”（見《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十一《唐書》四）對這個問題，唐代文學家沈亞之是作過探討的。他曾指出：“喬（知之）死於饞，陳死於枉，皆由武三思嫉怒於一時之情，致力克害。一則奪其妓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擯排以為累，陰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於非命。”（見《上九江鄭使君書》，《沈下賢文集》卷八）始將陳子昂之死同武三思聯係起來，明代文學家胡震亨對此極表讚同，他說：“嚐怪陳射供以拾遺歸裏，何至為縣令所殺。後讀沈亞之《上鄭使君書》，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見《唐音癸簽》卷二十五）王運熙也推測說：“像子昂這樣持身正直堅決反對婬刑的人物，恐怕是早被武三思認作眼中釘的（前此子昂坐逆黨下獄，可能即出於武三思這類人物的陷害），隻是到這時才有機會假手段簡致害罷了。”（見《陳子昂和他的作品》，附《陳子昂集》）這樣看來，上有武三思主謀，下有段簡直接加害，“果死獄中”，順理成章，所以，近年來國內文學史教材皆沿此說。
其實，陳子昂的死因，並未詮解，武三思這個“大力人”畢竟在幕後，直接下手的段簡，據《新唐書。來俊臣傳》所記，“則簡直一無氣骨人”。岑仲勉曾在《陳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跡》一文中提出懷疑：“以武後、周、來之婬威，子昂未之懼，何獨畏夫縣令段簡？……餘由此推想：謂子昂家居時，如非有反抗武氏之計劃，即必有誅討武氏之文字，《別傳》所謂‘附會文法’，匣劍帷燈，饒有深意。唯如是，斯簡之敢於數輿曳就吏，子昂之何以懼，何以賄，均可釋然。及不甚其逼，遂一死謝之，“（見《輔仁學誌》第一、二合期）近年出版的《陳子昂詩注》一書中，有注者彭慶生所修年譜一篇，對岑仲勉的推想不以為然，他說：“岑氏所疑極是，唯推想子昂有反抗武氏之計劃或文字，卻未免鑿空。依當日情勢，倘子昂有此種計劃或文字，段簡必然上奏，斷無權擅自處理，而《別傳》亦不得言其’附會文法‘。”然而《學術月刊》1983年第2期卻發表葛曉音的文章，為岑仲勉的推想作了論證，認為“陳子昂集中《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可能是他招禍的直接原因”，這篇碑文中的“青龍癸未，唐曆雲微”，“大運不齊，賢聖罔象”等語的”言外之意顯然是說武後不應天命，並非聖君”，“犯了武後的大忌”，“段簡抓住了這個把柄，以碑文附會律法，按大唐律法‘十惡’條中第‘六曰大不恭’，其中‘指斥乘輿’、‘無人臣之禮’都是死罪。不要說一個小小的拾遺，就是宰相也在劫難逃。”該文為《別傳》所立“附會文法”一語作了鋪陳，但亦屬推測之言。即是依該文所論，對陳子昂的死因，仍有疑竇，諸如：陳子昂的招禍與武三思有無關係？是“果死獄中”，還是死於“輿曳就吏”之時？是“為縣令所殺”，還是“不堪其逼，遂一死謝之”？
（魏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