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玉堂春》是頗出名的，其唱工做工扮工均可稱絕，所以凡扮演青衣的角色，其入門戲之一，必須是先學其中一出的折子戲《女起解》。它是京劇的基本功。
這樣，戲劇中的主體人物蘇三（玉堂春）也就更見紅了。
中國傳統戲劇涉及到男女情事，通常有兩種特殊圖式：一是公子和小姐。所謂公子好逑。小姐懷春，通過貼身丫頭拉線私訂終身，風行的“落難公子中狀元，後花園私訂終身”即是百說不厭的；另一就是公子和青樓妓女。大概仍是公子好色，妓女多情義，經曆磨難，終於完成大團圓的理想模式。此中旖旎，似源於唐人《李娃傳》傳奇。我很懷疑《玉堂春》故事由此嬗變而來。但它似比公子和小姐那類圖式要多些傳奇味。就其主旋律的悲慘交響樂涵蓋的苦中作樂、樂中有苦，這正也調諧農耕社會的士民心理機製和致思途徑的，因而為人歸依和認同，盛行了幾百年。
據說《玉堂春》的蘇三起解所以出名，走紅大千世界，還有一個原因是實有其事的。唯真，才能盡善盡美，引起人們加倍的共鳴。
最早得悉與《玉堂春》有關的實證的，是十年浩劫後見到的一則報道，說是山西洪洞縣修複了縣衙裏的虎頭監獄。它是三晉大地罕有見存的一座明朝牢獄，有人還明確指出此中女監某處就是囚禁蘇三的牢房。江山也要名人捧。據說當時新修複的洪洞監獄，門上還曾寫有“蘇三監獄”字樣，地以人貴，它當然是真人真事了。因此遊洪洞縣，除了到城北二裏地那棵大槐樹下轉轉，寄托回歸之鄉情，其次就是看那因蘇三得名的虎頭牢獄了。
據說蘇三案件還為洪洞留下不少古跡，像皮氏要砒霜的那家藥鋪；有人還在路旁公園內豎立一塊標誌：蘇三於押解中曾在此休息過。總之，它要留給人們的印象是，蘇三確有其人其事，也確實在洪洞縣落難過。為此那個王三公子王金龍也被說成確有其人的。還說他本名叫王三善，原籍河南永城。
由於父親在南京當吏部尚書，就結識了蘇三。他後來努力為蘇三平反，以後雙雙回歸永城。不久，蘇三病死，葬在王氏祖塋邊，據稱三十年代還有人在那裏見到她的墓碑，上書“亡姬蘇氏之墓”。
當然，在山西，像晉中太原和洪洞一帶，蘇三故事是更為走俏的。“特別是太原，人們長期傳說‘蘇三為沈洪妻皮氏誣陷的檔案’確有其事。並說蘇三檔案在辛亥革命前，由當過洪洞縣知事的河北玉田縣孫奐侖竊走。還有人說，蘇三檔案被孫奐侖賣給法國巴黎古董商人，”（王定南《從蘇三故事談起》，《文史研究》1988年1期）據說“有人考證王三公子和玉堂春確有其人。甚至有人在山西洪洞縣看到過玉堂春的檔案”（王延齡《曆史大舞台》，江蘇文藝出版社，1987年10月），所以胡士瑩界定馮夢龍創作的《玉堂春落難逢夫》，（《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所敘為明代實事”（《話本小說概論》）。
蘇三故事也許真有其人的。據王延齡說，他聽人講及明代中葉就有古本廣東潮劇《玉堂春》，演蘇三全部，劇情有一段故事是說蘇三在三堂會審後，等候在五裏亭，因天寒兼體弱受刑有病，竟凍死在郊外。不久蘇三父親來尋女，驚悉蘇三已死，於是痛哭一場。在哭詞裏介紹了身世。原來他叫周彥字玉柯，河北曲周人，赴山西做官前，將愛女留在家中，竟為繼母賣給保定府的蘇家妓院，按年齡排為第三，故叫蘇三。“潮劇的老藝人卻說這是真事，而且祖輩相傳，材料來自洪洞縣蘇三的供詞案卷。這供詞還講到玉景隆（一般戲中稱為王金龍）和蘇三同鄉，也是曲周縣王家集村人，和蘇三的故鄉相距僅十餘裏，他到蘇家妓院見了蘇三就十分傾倒，兩人相愛。”（《曆史大舞台》）
看來，蘇三故事乃是以明朝中期為大背景的，有其人也有其事。
但是，現今所見最早記述的《全像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明萬曆三十四年萬卷樓刊本，李春芬撰），與現今流傳的《玉堂春》蘇三故事構架大體相同，唯出場之主角王金龍作王舜卿，沈洪作彭應科，且是浙江蘭溪人，與山西洪洞無關，此案後由時任江浙運使的海瑞審判。此處玉堂春亦姓周而不姓蘇。也無“蘇三”字樣，最後還是海瑞成全他倆姻緣了的。“公令人偽為妓兄，領回籍，後與舜卿為側室。”（卷一第二十九《妒奸成獄》）此處人地各異，看來是與今本蘇三故事，風馬牛而不相及，或循此建構再加工的。
所謂玉堂春姓蘇，始見於馮夢龍《情史》，“河南王舜卿，父為顯宦，致政歸。生留都下，支領給賜，因與妓玉堂春姓蘇者狎”，（卷二《玉堂春》）爾後才有王離去。“山西商聞名求見”“攜歸為妾”故事。而《警世通言》以此為據，作了維妙維肖的形象思維，以致不脛而走，使蘇三故事成為家喻戶曉。因為源流自小說平話，尤其是其源始見於海瑞判審，當不可信。據王定南說，在“文化大革命前，山西省委書記鄭林對他說，華北局某領導曾請鄭組織人員研究蘇三故事。為此他作了大量搜集工作。特別是山西省文史館館員尚德赴洪洞查看蘇三檔案情節。尚德參加過太原辛亥革命，曾任副都督府秘書長。”辛亥革命前在太原就傳說：洪洞縣縣衙門檔案庫有蘇三檔案。尚年輕好奇，又與孫奐侖友好，為此專到洪洞縣向孫奐侖詢問，要看‘蘇三檔案’，孫和尚一起去問管檔案的人，該人說：“檔案庫沒有蘇三檔案。‘”
洪洞縣衙有否見存蘇三檔案，當然不能判斷有否其人，明末和清季的多次農民起義，洪洞縣衙多次受毀，要能保存它，當時也不會有這強烈的意識，但《洪洞縣誌》均無此案記述，也沒有傳聞和發現“蘇三檔案”。因此王定南界定，“蘇三的故事流傳很廣是小說家馮夢龍的功勞”，“寫小說的人可以憑空虛構任意編造，但不能作為曆史事實”（《從蘇三故事說起》）。王延齡也認為，所謂王金龍即王三善說，卻在《明史》本傳中“不見一個蘇三字樣，他也並未做八府巡按到山西去三堂會審過”，“看來這些考證都是文人的臆測，真正看戲的人欣賞的是表演藝術，受感動的是故事情節，為他們兩位大翻家譜，不免有畫蛇添足之嫌。”（《曆史大舞台》）
看來還是這句話，“假作真時真亦假”。蘇三故事並非撲朔迷離，其真偽如何，也許這可以作為答案了。
（盛巽昌）
這樣，戲劇中的主體人物蘇三（玉堂春）也就更見紅了。
中國傳統戲劇涉及到男女情事，通常有兩種特殊圖式：一是公子和小姐。所謂公子好逑。小姐懷春，通過貼身丫頭拉線私訂終身，風行的“落難公子中狀元，後花園私訂終身”即是百說不厭的；另一就是公子和青樓妓女。大概仍是公子好色，妓女多情義，經曆磨難，終於完成大團圓的理想模式。此中旖旎，似源於唐人《李娃傳》傳奇。我很懷疑《玉堂春》故事由此嬗變而來。但它似比公子和小姐那類圖式要多些傳奇味。就其主旋律的悲慘交響樂涵蓋的苦中作樂、樂中有苦，這正也調諧農耕社會的士民心理機製和致思途徑的，因而為人歸依和認同，盛行了幾百年。
據說《玉堂春》的蘇三起解所以出名，走紅大千世界，還有一個原因是實有其事的。唯真，才能盡善盡美，引起人們加倍的共鳴。
最早得悉與《玉堂春》有關的實證的，是十年浩劫後見到的一則報道，說是山西洪洞縣修複了縣衙裏的虎頭監獄。它是三晉大地罕有見存的一座明朝牢獄，有人還明確指出此中女監某處就是囚禁蘇三的牢房。江山也要名人捧。據說當時新修複的洪洞監獄，門上還曾寫有“蘇三監獄”字樣，地以人貴，它當然是真人真事了。因此遊洪洞縣，除了到城北二裏地那棵大槐樹下轉轉，寄托回歸之鄉情，其次就是看那因蘇三得名的虎頭牢獄了。
據說蘇三案件還為洪洞留下不少古跡，像皮氏要砒霜的那家藥鋪；有人還在路旁公園內豎立一塊標誌：蘇三於押解中曾在此休息過。總之，它要留給人們的印象是，蘇三確有其人其事，也確實在洪洞縣落難過。為此那個王三公子王金龍也被說成確有其人的。還說他本名叫王三善，原籍河南永城。
由於父親在南京當吏部尚書，就結識了蘇三。他後來努力為蘇三平反，以後雙雙回歸永城。不久，蘇三病死，葬在王氏祖塋邊，據稱三十年代還有人在那裏見到她的墓碑，上書“亡姬蘇氏之墓”。
當然，在山西，像晉中太原和洪洞一帶，蘇三故事是更為走俏的。“特別是太原，人們長期傳說‘蘇三為沈洪妻皮氏誣陷的檔案’確有其事。並說蘇三檔案在辛亥革命前，由當過洪洞縣知事的河北玉田縣孫奐侖竊走。還有人說，蘇三檔案被孫奐侖賣給法國巴黎古董商人，”（王定南《從蘇三故事談起》，《文史研究》1988年1期）據說“有人考證王三公子和玉堂春確有其人。甚至有人在山西洪洞縣看到過玉堂春的檔案”（王延齡《曆史大舞台》，江蘇文藝出版社，1987年10月），所以胡士瑩界定馮夢龍創作的《玉堂春落難逢夫》，（《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所敘為明代實事”（《話本小說概論》）。
蘇三故事也許真有其人的。據王延齡說，他聽人講及明代中葉就有古本廣東潮劇《玉堂春》，演蘇三全部，劇情有一段故事是說蘇三在三堂會審後，等候在五裏亭，因天寒兼體弱受刑有病，竟凍死在郊外。不久蘇三父親來尋女，驚悉蘇三已死，於是痛哭一場。在哭詞裏介紹了身世。原來他叫周彥字玉柯，河北曲周人，赴山西做官前，將愛女留在家中，竟為繼母賣給保定府的蘇家妓院，按年齡排為第三，故叫蘇三。“潮劇的老藝人卻說這是真事，而且祖輩相傳，材料來自洪洞縣蘇三的供詞案卷。這供詞還講到玉景隆（一般戲中稱為王金龍）和蘇三同鄉，也是曲周縣王家集村人，和蘇三的故鄉相距僅十餘裏，他到蘇家妓院見了蘇三就十分傾倒，兩人相愛。”（《曆史大舞台》）
看來，蘇三故事乃是以明朝中期為大背景的，有其人也有其事。
但是，現今所見最早記述的《全像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明萬曆三十四年萬卷樓刊本，李春芬撰），與現今流傳的《玉堂春》蘇三故事構架大體相同，唯出場之主角王金龍作王舜卿，沈洪作彭應科，且是浙江蘭溪人，與山西洪洞無關，此案後由時任江浙運使的海瑞審判。此處玉堂春亦姓周而不姓蘇。也無“蘇三”字樣，最後還是海瑞成全他倆姻緣了的。“公令人偽為妓兄，領回籍，後與舜卿為側室。”（卷一第二十九《妒奸成獄》）此處人地各異，看來是與今本蘇三故事，風馬牛而不相及，或循此建構再加工的。
所謂玉堂春姓蘇，始見於馮夢龍《情史》，“河南王舜卿，父為顯宦，致政歸。生留都下，支領給賜，因與妓玉堂春姓蘇者狎”，（卷二《玉堂春》）爾後才有王離去。“山西商聞名求見”“攜歸為妾”故事。而《警世通言》以此為據，作了維妙維肖的形象思維，以致不脛而走，使蘇三故事成為家喻戶曉。因為源流自小說平話，尤其是其源始見於海瑞判審，當不可信。據王定南說，在“文化大革命前，山西省委書記鄭林對他說，華北局某領導曾請鄭組織人員研究蘇三故事。為此他作了大量搜集工作。特別是山西省文史館館員尚德赴洪洞查看蘇三檔案情節。尚德參加過太原辛亥革命，曾任副都督府秘書長。”辛亥革命前在太原就傳說：洪洞縣縣衙門檔案庫有蘇三檔案。尚年輕好奇，又與孫奐侖友好，為此專到洪洞縣向孫奐侖詢問，要看‘蘇三檔案’，孫和尚一起去問管檔案的人，該人說：“檔案庫沒有蘇三檔案。‘”
洪洞縣衙有否見存蘇三檔案，當然不能判斷有否其人，明末和清季的多次農民起義，洪洞縣衙多次受毀，要能保存它，當時也不會有這強烈的意識，但《洪洞縣誌》均無此案記述，也沒有傳聞和發現“蘇三檔案”。因此王定南界定，“蘇三的故事流傳很廣是小說家馮夢龍的功勞”，“寫小說的人可以憑空虛構任意編造，但不能作為曆史事實”（《從蘇三故事說起》）。王延齡也認為，所謂王金龍即王三善說，卻在《明史》本傳中“不見一個蘇三字樣，他也並未做八府巡按到山西去三堂會審過”，“看來這些考證都是文人的臆測，真正看戲的人欣賞的是表演藝術，受感動的是故事情節，為他們兩位大翻家譜，不免有畫蛇添足之嫌。”（《曆史大舞台》）
看來還是這句話，“假作真時真亦假”。蘇三故事並非撲朔迷離，其真偽如何，也許這可以作為答案了。
（盛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