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以武力戰勝六國，統一了全中國。這個封建大帝國，幅員遼闊，東起海邊，南至嶺南，西迄青藏高原，北達河套、陰山及遼東。秦王政創建了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的政治製度，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和封建國家的統一。秦大一統，是我國古代社會史中的重大轉折，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但是秦是否以櫟陽為都卻成為曆史上的一個爭議之說。
1982年《考古與文物》第5期發表了王子今的《秦獻公都櫟陽說質疑》一文，認為“就現在的資料看，秦獻公未曾遷都櫟陽，櫟陽始終未曾作為秦都”，“獻公居櫟陽的確切年代，古城遺存的具體內涵，櫟陽在秦史中的準確地位，都需要通過進一步的調查、發掘和研究加以明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櫟陽發掘隊1980年至1981年對櫟陽城址進行了一年的勘探和試掘，發表了《秦漢櫟陽城遺址的勘探和發掘》，文中雖說及，“獻公二年，從雍都遷都櫟陽。公元前383年—前350年，獻公和孝公曾對櫟陽經營三十四年”，但是就所發表的考古資料看，似未提供可證明秦獻公曾遷都櫟陽的確鑿證據。城址遺跡年代均判定為秦代和漢代。發掘者說：“從南牆基夯土包含的遺物看，城牆營築時代約於秦代”，發掘的南門址出土均為漢代遺物。
勘探出的13條道路中，6條路“時代應為秦漢時期”，其餘7條路“時代應為漢代”。城址東北為秦漢大型墓葬區，東南墓區8座墓中3座已明確斷定為漢墓，另“五座墓的時代應為戰國晚期至秦代”。而獻孝時期當戰國前期或中期。即使這五座墓都是獻孝時期的墓葬，也不足以判定一個城址是當時的都城。《史記。六國年表》：秦獻公十一年，“縣櫟陽”。《魏世家》魏武侯：“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隻表明秦縣是地方政權，“縣櫟陽，至少表明櫟陽與蒲、藍田、善明氏地位等同”。“在國都中是沒有縣的，為什麽叫做縣？隻為它是懸在國都的地方；國都是主體，縣是附屬品。若國都中而立縣，則要叫它懸掛在什麽地方呢？再有什麽作主體呢？”戰國初期，秦國不斷在東部邊境設縣，公元前398年在陝設縣，公元前379年在蒲、藍田、善明氏設縣，公元前374年又在櫟陽設縣，顯然有著加強邊防的意義。若強指櫟陽為獻公所定秦都，則難以回答何以同時又在櫟陽設縣這一疑問。
對上述看法，劉榮慶同誌在《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5期上發表了不同意見，題為《秦都櫟陽本屬史實》，認為秦獻、孝兩代建都櫟陽乃是曆史事實，應當肯定。其一，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將周、秦、漢諸都均放在關中地理整體上考察，邠岐、豐、鎬為周都，雍、櫟邑、鹹陽為秦都，長安為漢都。在思維邏輯上也沒有把櫟陽列在三代都城之外。《貨殖列傳》論證“獻（孝）公徙櫟邑”的地位，不僅僅在於經濟上的地位。既標明為秦獻公所“徙”，屬政治地理條件。國君之所居之邑，國君徙治之城，乃古代都城的政治規定性：“北卻戎翟”，則著眼於軍事和都城的安全。如果把櫟陽同關中“四塞以為固”的形勝聯結在一起，當現為險要之地，即軍事上具備建都條件，“東通三晉”，指春秋戰國時代關中渭河以北經櫟陽往晉及其後魏、韓、趙三國的通衢大道。這條東西大道，對秦在政治、經濟、軍事上至關重要。雍城、涇陽、櫟陽、鹹陽均建築在該通行之上，決非偶然：“亦多大賈”，指商品經濟繁榮發達。櫟陽為秦國第一個有市之邑。櫟陽高平宮鼎的發現，先秦銅釜金餅和陶器、兵器在櫟陽的出土，櫟陽秦倉的存在，商鞅南門立木發布變法令的事實，都說明櫟陽經濟繁榮之程度，亦櫟陽為秦都的必然結果。秦德、宣、成三代利用雍城處於汧渭之會的地理優勢，奠定了秦興起的基礎。穆公“開地千裏，遂霸西戎”，其時，都雍城的利弊均顯示了出來。春秋晚期，秦國勢力衰落。秦獻公充分認識到囿於關中西部國危而地失的危機，即位第二年“城櫟陽”，實行秦國力量的戰略東移。秦孝公在招賢文告裏說：“獻公即位，鎮撫邊境，遷治櫟陽，因欲東伐，複繆公之政令”，準確地反映了獻、孝兩代上層領導集團遷都櫟陽的戰略主張，“鎮撫邊境”，以保衛秦國固有領土；部署東伐，收複失地，重新與三晉以黃河為界：“任用出奇計強秦者”，推進改革。秦孝公是有遠見卓識的言者，也是腳踏實地的行者。將“城櫟陽”與秦要實現的上述戰略目標聯結在一起，足以證明櫟陽的地位與一般軍事城塞絕然不同。“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邑猶俋，聚會之稱也。”（《釋名》）司馬遷“獻（孝）公徙櫟邑”、獻公“徙治櫟陽”，證明櫟陽為秦都是確定無疑的事實；秦自雍遷都鹹陽亦然。這似說明，秦國采用兩都之製。秦文公始實行兩都製。秦靈公“居涇陽，亦以雍城、涇陽為兩都”。秦獻、孝都櫟陽，遷治鹹陽時不說自櫟陽而說自雍城遷都之，原因也在於采櫟陽、雍城兩都之製。古人另一判斷都城的標準：“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曰都；無，曰邑。”雍有“秦宗廟先君之主”，故亦稱都；櫟陽無素宗廟先君之主雖“國君所居”，仍稱“櫟邑”，但稱“邑”並不排斥其作為都城的地位和屬性，早在周平王東遷前，鎬京為宗周，洛邑為成周，開兩都之製之先河。況且周行兩都製在秦之先，秦仿宗主國實行兩都製也是可能的。
上述兩種結論，針鋒相對，孰是孰非，還有待公論。
（傅豐渭）
1982年《考古與文物》第5期發表了王子今的《秦獻公都櫟陽說質疑》一文，認為“就現在的資料看，秦獻公未曾遷都櫟陽，櫟陽始終未曾作為秦都”，“獻公居櫟陽的確切年代，古城遺存的具體內涵，櫟陽在秦史中的準確地位，都需要通過進一步的調查、發掘和研究加以明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櫟陽發掘隊1980年至1981年對櫟陽城址進行了一年的勘探和試掘，發表了《秦漢櫟陽城遺址的勘探和發掘》，文中雖說及，“獻公二年，從雍都遷都櫟陽。公元前383年—前350年，獻公和孝公曾對櫟陽經營三十四年”，但是就所發表的考古資料看，似未提供可證明秦獻公曾遷都櫟陽的確鑿證據。城址遺跡年代均判定為秦代和漢代。發掘者說：“從南牆基夯土包含的遺物看，城牆營築時代約於秦代”，發掘的南門址出土均為漢代遺物。
勘探出的13條道路中，6條路“時代應為秦漢時期”，其餘7條路“時代應為漢代”。城址東北為秦漢大型墓葬區，東南墓區8座墓中3座已明確斷定為漢墓，另“五座墓的時代應為戰國晚期至秦代”。而獻孝時期當戰國前期或中期。即使這五座墓都是獻孝時期的墓葬，也不足以判定一個城址是當時的都城。《史記。六國年表》：秦獻公十一年，“縣櫟陽”。《魏世家》魏武侯：“十三年，秦獻公縣櫟陽”。隻表明秦縣是地方政權，“縣櫟陽，至少表明櫟陽與蒲、藍田、善明氏地位等同”。“在國都中是沒有縣的，為什麽叫做縣？隻為它是懸在國都的地方；國都是主體，縣是附屬品。若國都中而立縣，則要叫它懸掛在什麽地方呢？再有什麽作主體呢？”戰國初期，秦國不斷在東部邊境設縣，公元前398年在陝設縣，公元前379年在蒲、藍田、善明氏設縣，公元前374年又在櫟陽設縣，顯然有著加強邊防的意義。若強指櫟陽為獻公所定秦都，則難以回答何以同時又在櫟陽設縣這一疑問。
對上述看法，劉榮慶同誌在《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5期上發表了不同意見，題為《秦都櫟陽本屬史實》，認為秦獻、孝兩代建都櫟陽乃是曆史事實，應當肯定。其一，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將周、秦、漢諸都均放在關中地理整體上考察，邠岐、豐、鎬為周都，雍、櫟邑、鹹陽為秦都，長安為漢都。在思維邏輯上也沒有把櫟陽列在三代都城之外。《貨殖列傳》論證“獻（孝）公徙櫟邑”的地位，不僅僅在於經濟上的地位。既標明為秦獻公所“徙”，屬政治地理條件。國君之所居之邑，國君徙治之城，乃古代都城的政治規定性：“北卻戎翟”，則著眼於軍事和都城的安全。如果把櫟陽同關中“四塞以為固”的形勝聯結在一起，當現為險要之地，即軍事上具備建都條件，“東通三晉”，指春秋戰國時代關中渭河以北經櫟陽往晉及其後魏、韓、趙三國的通衢大道。這條東西大道，對秦在政治、經濟、軍事上至關重要。雍城、涇陽、櫟陽、鹹陽均建築在該通行之上，決非偶然：“亦多大賈”，指商品經濟繁榮發達。櫟陽為秦國第一個有市之邑。櫟陽高平宮鼎的發現，先秦銅釜金餅和陶器、兵器在櫟陽的出土，櫟陽秦倉的存在，商鞅南門立木發布變法令的事實，都說明櫟陽經濟繁榮之程度，亦櫟陽為秦都的必然結果。秦德、宣、成三代利用雍城處於汧渭之會的地理優勢，奠定了秦興起的基礎。穆公“開地千裏，遂霸西戎”，其時，都雍城的利弊均顯示了出來。春秋晚期，秦國勢力衰落。秦獻公充分認識到囿於關中西部國危而地失的危機，即位第二年“城櫟陽”，實行秦國力量的戰略東移。秦孝公在招賢文告裏說：“獻公即位，鎮撫邊境，遷治櫟陽，因欲東伐，複繆公之政令”，準確地反映了獻、孝兩代上層領導集團遷都櫟陽的戰略主張，“鎮撫邊境”，以保衛秦國固有領土；部署東伐，收複失地，重新與三晉以黃河為界：“任用出奇計強秦者”，推進改革。秦孝公是有遠見卓識的言者，也是腳踏實地的行者。將“城櫟陽”與秦要實現的上述戰略目標聯結在一起，足以證明櫟陽的地位與一般軍事城塞絕然不同。“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邑猶俋，聚會之稱也。”（《釋名》）司馬遷“獻（孝）公徙櫟邑”、獻公“徙治櫟陽”，證明櫟陽為秦都是確定無疑的事實；秦自雍遷都鹹陽亦然。這似說明，秦國采用兩都之製。秦文公始實行兩都製。秦靈公“居涇陽，亦以雍城、涇陽為兩都”。秦獻、孝都櫟陽，遷治鹹陽時不說自櫟陽而說自雍城遷都之，原因也在於采櫟陽、雍城兩都之製。古人另一判斷都城的標準：“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曰都；無，曰邑。”雍有“秦宗廟先君之主”，故亦稱都；櫟陽無素宗廟先君之主雖“國君所居”，仍稱“櫟邑”，但稱“邑”並不排斥其作為都城的地位和屬性，早在周平王東遷前，鎬京為宗周，洛邑為成周，開兩都之製之先河。況且周行兩都製在秦之先，秦仿宗主國實行兩都製也是可能的。
上述兩種結論，針鋒相對，孰是孰非，還有待公論。
（傅豐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