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雕塑藝術源遠流長，至少可上溯到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是陶器紋飾的轉變時期，陶器上的紋飾逐漸由生動形象的動物圖案轉化為抽象的幾何印紋。陶器的紋飾多數是優美而流暢的直線、曲線、水波紋、雲雷紋、漩渦紋、圓圈紋等等。關於這些幾何紋的含義、起因和來源，考古界、美術界頗有爭論，至今乃是中國藝術史之謎。
一種說法是，幾何印紋陶的紋樣體現了原始人們由實用向審美觀念的轉化。幾何印紋首先是由製陶工藝決定的。最初，由於手製陶器。尤其是用泥條盤築法所製的陶器需要經過拍打陶胎，以使陶器致密、耐用，陶拍上捆紮的繩索等就在陶器表麵上留下了印紋，這是幾何印紋陶的萌芽。早期幾何印紋陶的紋樣與生活密切相關，如我國江南地區常見的方格紋、網結紋、席紋等編織紋，就與南方地區盛產竹、葦、藤、麻之類的編織物有關。葉脈紋是樹葉脈紋的模擬，水波紋是水波的形象化，雲雷紋導源於流水的漩渦。在實用的基礎上，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對於陶器，在實用之外還要求美觀，
於是陶器紋飾逐漸規整化、圖案化，裝飾的需要便逐漸成為第一位的了。抽象的幾何紋實質上反映了原始人的審美觀念已經從實用中分離、凝煉出來。（參閱《江南地區印紋陶學術討論會紀要》，《文物》1979年第1期）另一種看法是，幾何印紋陶紋飾雖然有的來源於生活，但更多的幾何印紋同部族圖騰的崇拜有關。南方的許多幾何形圖案就與古越族蛇圖騰的崇拜有關，如漩渦紋似蛇的盤曲狀，水波紋似蛇的爬行狀。在古代社會，陶器紋飾還談不上是一種裝飾藝術，彩陶紋飾是一定的人們共同體的標誌，是氏族的共同體在物質文化上的一種表現，它在絕大多數場合下是作為氏族圖騰或其他崇拜的標誌而存在的。新石器時代主要的幾何形圖案花紋可能是由動物圖案演化而來：半坡類型彩陶直線形紋飾是由魚紋變化而來的，廟底溝類型彩陶螺旋形紋飾是由鳥紋變化而來的，北方波浪形的曲線紋和垂幛紋是由蛙紋演變而來的。如果彩陶幾何紋確實是氏族部落的圖騰標誌，那麽，屬於新石器時代的半坡與廟底溝類型的彩陶紋飾，則分別代表著屬於以魚和鳥為圖騰的不同部落氏族。當時彩陶紋飾的演化規律是由寫實的、生動的、多樣化的動物形象演化而成抽象的、符號的、規範化的幾何紋飾，所以，這些從動物形象到幾何圖案的彩陶紋飾，我們現在看來似乎隻是純形式的“裝飾”、“美觀”
的幾何印紋，其實在當年卻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氏族圖騰含義的。（參閱李澤厚《美的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傾向性比較大的看法是，彩陶幾何紋來源於生產和生活，這些圖案較為全麵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自然界、生產、圖騰崇拜等等）。我國甘肅出土的屬於新石器時代的人頭形器口彩陶器，人麵上畫有類似山貓或虎豹之類的獸皮花紋，人頭形器口彩陶瓶瓶身上畫有鳥紋。現已證明，這是當時部族人們的文麵和文身習俗的反映。而人們的文麵和文身，主要是為了通過部族的共同裝飾來加強部族聯係的觀念，並且對異部族或猛獸具有某種威懾感。在生產力極為落後的原始社會中，麵對險惡的生存環境，原始人的生存主要依靠部族內部的相互團結，所以，當時的人們還沒有把“美觀”、“裝飾”作為第一位的需要，彩陶的製作尚沒有上升到審美第一的高度。更何況人頭形器口彩陶瓶的體積較小，器口人頭的眼和嘴乃至鼻孔都雕空成孔洞，作為瓶卻是不可能作水器用的。但人頭的頂部有圓孔，孔徑較小，而且器形長，因此也不可能是貯放穀物之類的貯藏器，倒有可能用來裝不經常更換的液體，這或許和原始宗教的某種信仰有關。（參閱張朋川《甘肅出土的幾件仰韶文化人像陶塑》，《文物》1979年第11期）由此不難看出，人頭形器口彩陶瓶上的花紋及陶瓶本身就具有巫術圖騰的含義。彩陶的幾何紋雖與圖騰崇拜有關，但我們也並不能主要歸結為圖騰崇拜。我國西藏一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發現了許多動物骨骼，有鼠、兔、大鼠、狐、豬、馬鹿、麈、牛、黃羊、青羊等種屬。（參閱《西藏昌都卡若遺址試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9期）據此可知這些動物與人們具有密切的關係，人們極有可能食這些動物。同屬新石器時代的西安半坡遺址中，“一陶罐粟在居室內發見，一陶缽粟是作為殉葬物放在墓葬裏，足見當時人生活已經離不開農業，粟尤其是重要的食物。”（範文瀾：《中國通史》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以上這些作為人們重要食物的動物、植物，當然不可能都是該部族的圖騰崇拜對象，由此不難想到，如此豐富的食物、較為複雜的社會生活與多姿多彩的幾何紋之間，倒有可能存在著一種內在的必然聯係，並且幾何紋本身也許就是一紋多義的，一個紋樣同時代表著幾種事物，或包含著幾種含義。
從作為幾何紋源於生活、受現實生活製約的旁證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新石器時代陶器的主要花紋帶集中在器高的1/2處，而在器高的1/5處以下，一般是平素無紋的。這是因為當時的人們，無論在室內或戶外，都是席地起居，作為主要日用生活器皿的各類陶器，當然也是放在地上使用的，所以，陶器紋飾的布置，必須選取在蹲、坐時人們視線最集中的部位，即在器高1/2處以上。（參閱穀聞《漫談新石器時代彩陶圖案花紋帶裝飾部位》，《文物》1977年第6期）（施培新）
一種說法是，幾何印紋陶的紋樣體現了原始人們由實用向審美觀念的轉化。幾何印紋首先是由製陶工藝決定的。最初，由於手製陶器。尤其是用泥條盤築法所製的陶器需要經過拍打陶胎，以使陶器致密、耐用，陶拍上捆紮的繩索等就在陶器表麵上留下了印紋，這是幾何印紋陶的萌芽。早期幾何印紋陶的紋樣與生活密切相關，如我國江南地區常見的方格紋、網結紋、席紋等編織紋，就與南方地區盛產竹、葦、藤、麻之類的編織物有關。葉脈紋是樹葉脈紋的模擬，水波紋是水波的形象化，雲雷紋導源於流水的漩渦。在實用的基礎上，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對於陶器，在實用之外還要求美觀，
於是陶器紋飾逐漸規整化、圖案化，裝飾的需要便逐漸成為第一位的了。抽象的幾何紋實質上反映了原始人的審美觀念已經從實用中分離、凝煉出來。（參閱《江南地區印紋陶學術討論會紀要》，《文物》1979年第1期）另一種看法是，幾何印紋陶紋飾雖然有的來源於生活，但更多的幾何印紋同部族圖騰的崇拜有關。南方的許多幾何形圖案就與古越族蛇圖騰的崇拜有關，如漩渦紋似蛇的盤曲狀，水波紋似蛇的爬行狀。在古代社會，陶器紋飾還談不上是一種裝飾藝術，彩陶紋飾是一定的人們共同體的標誌，是氏族的共同體在物質文化上的一種表現，它在絕大多數場合下是作為氏族圖騰或其他崇拜的標誌而存在的。新石器時代主要的幾何形圖案花紋可能是由動物圖案演化而來：半坡類型彩陶直線形紋飾是由魚紋變化而來的，廟底溝類型彩陶螺旋形紋飾是由鳥紋變化而來的，北方波浪形的曲線紋和垂幛紋是由蛙紋演變而來的。如果彩陶幾何紋確實是氏族部落的圖騰標誌，那麽，屬於新石器時代的半坡與廟底溝類型的彩陶紋飾，則分別代表著屬於以魚和鳥為圖騰的不同部落氏族。當時彩陶紋飾的演化規律是由寫實的、生動的、多樣化的動物形象演化而成抽象的、符號的、規範化的幾何紋飾，所以，這些從動物形象到幾何圖案的彩陶紋飾，我們現在看來似乎隻是純形式的“裝飾”、“美觀”
的幾何印紋，其實在當年卻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氏族圖騰含義的。（參閱李澤厚《美的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傾向性比較大的看法是，彩陶幾何紋來源於生產和生活，這些圖案較為全麵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自然界、生產、圖騰崇拜等等）。我國甘肅出土的屬於新石器時代的人頭形器口彩陶器，人麵上畫有類似山貓或虎豹之類的獸皮花紋，人頭形器口彩陶瓶瓶身上畫有鳥紋。現已證明，這是當時部族人們的文麵和文身習俗的反映。而人們的文麵和文身，主要是為了通過部族的共同裝飾來加強部族聯係的觀念，並且對異部族或猛獸具有某種威懾感。在生產力極為落後的原始社會中，麵對險惡的生存環境，原始人的生存主要依靠部族內部的相互團結，所以，當時的人們還沒有把“美觀”、“裝飾”作為第一位的需要，彩陶的製作尚沒有上升到審美第一的高度。更何況人頭形器口彩陶瓶的體積較小，器口人頭的眼和嘴乃至鼻孔都雕空成孔洞，作為瓶卻是不可能作水器用的。但人頭的頂部有圓孔，孔徑較小，而且器形長，因此也不可能是貯放穀物之類的貯藏器，倒有可能用來裝不經常更換的液體，這或許和原始宗教的某種信仰有關。（參閱張朋川《甘肅出土的幾件仰韶文化人像陶塑》，《文物》1979年第11期）由此不難看出，人頭形器口彩陶瓶上的花紋及陶瓶本身就具有巫術圖騰的含義。彩陶的幾何紋雖與圖騰崇拜有關，但我們也並不能主要歸結為圖騰崇拜。我國西藏一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發現了許多動物骨骼，有鼠、兔、大鼠、狐、豬、馬鹿、麈、牛、黃羊、青羊等種屬。（參閱《西藏昌都卡若遺址試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9期）據此可知這些動物與人們具有密切的關係，人們極有可能食這些動物。同屬新石器時代的西安半坡遺址中，“一陶罐粟在居室內發見，一陶缽粟是作為殉葬物放在墓葬裏，足見當時人生活已經離不開農業，粟尤其是重要的食物。”（範文瀾：《中國通史》第1冊，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以上這些作為人們重要食物的動物、植物，當然不可能都是該部族的圖騰崇拜對象，由此不難想到，如此豐富的食物、較為複雜的社會生活與多姿多彩的幾何紋之間，倒有可能存在著一種內在的必然聯係，並且幾何紋本身也許就是一紋多義的，一個紋樣同時代表著幾種事物，或包含著幾種含義。
從作為幾何紋源於生活、受現實生活製約的旁證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新石器時代陶器的主要花紋帶集中在器高的1/2處，而在器高的1/5處以下，一般是平素無紋的。這是因為當時的人們，無論在室內或戶外，都是席地起居，作為主要日用生活器皿的各類陶器，當然也是放在地上使用的，所以，陶器紋飾的布置，必須選取在蹲、坐時人們視線最集中的部位，即在器高1/2處以上。（參閱穀聞《漫談新石器時代彩陶圖案花紋帶裝飾部位》，《文物》1977年第6期）（施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