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迄今流傳下來的我國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也是儒家的主要經典。它總共有1.8萬餘字，記載了以魯國為主的春秋時期的曆史，幾千年來一直受到學者的重視，為後代編年史的濫觴，在中國史學史、經學史、文化史上均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人們談論《春秋》，往往提到孔子。《春秋》是不是孔子所作？孔子和《春秋》是什麽關係？曆來學者爭論不休。
一種觀點是，《春秋》為孔子所作。這是自古至今的一種傳統說法，最早由孟子提出來。孟子認為，春秋時期社會動亂，邪說暴行屢屢出現，有臣下殺君主的，有兒子殺父親的，“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膝文公下》）司馬遷同意這種說法，並說孔子為作《春秋》曾去過東周，參閱王室所藏的圖書，然後“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史記》：《孔子世家》、《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自序》）以後曆代學者多循此說。現代也有學者指出，孔子從大量曆史資料中，精密提煉，將春秋錯綜複雜的史事，寫成一部句句嚴謹，一字之間都成褒貶的十分簡練的《春秋》。還指出，孔子之所以著《春秋》，原因之一是內亂。由於當時社會處於動蕩變革之中，舊的尊卑上下統治秩序被打亂，孔子就著《春秋》以正名分，給諸侯、大夫以嚴正的褒貶，從心理上來箝製他們，以安定天下的秩序，恢複周的政治權力。
原因之二是外患。當時不同種族紛紛進入周王朝統治區域，種族矛盾也就特別尖銳，因而孔子著《春秋》是在“尊周攘夷”，“內諸夏而外夷狄”。還有學者提出，孔子說過“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膝文公下》）如果孔子沒有作《春秋》，顯然不會為《春秋》承擔責任。
另有一種觀點，《春秋》非孔子所作，但經過孔子整理。有的學者指出，孔子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創辦私立學校的教育家。他為了講授的需要，搜集魯、周、宋、杞等故國文獻，重加整理編次，形成《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種教本。孔子對它們，盡避有刪節，但態度是“信而好古”，也就是保持原有的文字，包括原來的史事內容和表達風格。
也有的學者指出，孔子是根據魯國和周王室以及其他諸侯國的史官的記載，加以修改，編寫成一部簡要的史書。《春秋》中的一些字句不過是沿用以前史官的寫法，並非孔子的創造。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孔子根本沒有著作或刪訂《春秋》。“五四”以後，錢玄同力倡此說。他認為，孔子和“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無關，前人說《春秋》是“斷爛朝報”或者“流水帳簿”是確切評價。還有學者指出，《春秋》原是朝報邸抄一類的原始記錄。《禮記。坊記》及《韓非子》引述魯《春秋》共有四條，皆與今《春秋》同，可見今《春秋》即魯《春秋》，其間並無孔子筆削的痕跡。《春秋》應是魯史舊文，其中如“郭公”、“夏五”之類，都保存了原來的缺簡，但在長期轉寫流傳中，也難免沒有一點改動。《論語》載孔子生平言行甚詳，其中論《詩經》的最多，對於《春秋》卻一字未提。孔子時代《春秋》還是魯國秘藏的國史，孔子不可能也不必要對這本秘藏的國史進行筆削。有的學者則根據《春秋》記載孔子生年和卒年，認為孔子修《春秋》的說法是難以成立的。因為他不會自稱“孔子”，又不能預知自己該什麽時候死。孔子和《春秋》的關係，隻是孔子曾經把《春秋》作為教材。而且，經孔子一用，《春秋》便逐漸流傳到了民間，以後再由孔門弟子一代一代地傳述下去。《春秋》並非成於一時或出於一人，而是魯國史官們在兩百多年時間裏接續編纂，從而出現了一些前後筆調不盡一致的地方。
鑒於孔子和《春秋》在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搞清楚孔子與《春秋》究竟有什麽關係，將有助於學術史上一係列問題的解決。
（劉麗）
人們談論《春秋》，往往提到孔子。《春秋》是不是孔子所作？孔子和《春秋》是什麽關係？曆來學者爭論不休。
一種觀點是，《春秋》為孔子所作。這是自古至今的一種傳統說法，最早由孟子提出來。孟子認為，春秋時期社會動亂，邪說暴行屢屢出現，有臣下殺君主的，有兒子殺父親的，“孔子懼，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膝文公下》）司馬遷同意這種說法，並說孔子為作《春秋》曾去過東周，參閱王室所藏的圖書，然後“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史記》：《孔子世家》、《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自序》）以後曆代學者多循此說。現代也有學者指出，孔子從大量曆史資料中，精密提煉，將春秋錯綜複雜的史事，寫成一部句句嚴謹，一字之間都成褒貶的十分簡練的《春秋》。還指出，孔子之所以著《春秋》，原因之一是內亂。由於當時社會處於動蕩變革之中，舊的尊卑上下統治秩序被打亂，孔子就著《春秋》以正名分，給諸侯、大夫以嚴正的褒貶，從心理上來箝製他們，以安定天下的秩序，恢複周的政治權力。
原因之二是外患。當時不同種族紛紛進入周王朝統治區域，種族矛盾也就特別尖銳，因而孔子著《春秋》是在“尊周攘夷”，“內諸夏而外夷狄”。還有學者提出，孔子說過“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膝文公下》）如果孔子沒有作《春秋》，顯然不會為《春秋》承擔責任。
另有一種觀點，《春秋》非孔子所作，但經過孔子整理。有的學者指出，孔子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創辦私立學校的教育家。他為了講授的需要，搜集魯、周、宋、杞等故國文獻，重加整理編次，形成《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種教本。孔子對它們，盡避有刪節，但態度是“信而好古”，也就是保持原有的文字，包括原來的史事內容和表達風格。
也有的學者指出，孔子是根據魯國和周王室以及其他諸侯國的史官的記載，加以修改，編寫成一部簡要的史書。《春秋》中的一些字句不過是沿用以前史官的寫法，並非孔子的創造。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孔子根本沒有著作或刪訂《春秋》。“五四”以後，錢玄同力倡此說。他認為，孔子和“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無關，前人說《春秋》是“斷爛朝報”或者“流水帳簿”是確切評價。還有學者指出，《春秋》原是朝報邸抄一類的原始記錄。《禮記。坊記》及《韓非子》引述魯《春秋》共有四條，皆與今《春秋》同，可見今《春秋》即魯《春秋》，其間並無孔子筆削的痕跡。《春秋》應是魯史舊文，其中如“郭公”、“夏五”之類，都保存了原來的缺簡，但在長期轉寫流傳中，也難免沒有一點改動。《論語》載孔子生平言行甚詳，其中論《詩經》的最多，對於《春秋》卻一字未提。孔子時代《春秋》還是魯國秘藏的國史，孔子不可能也不必要對這本秘藏的國史進行筆削。有的學者則根據《春秋》記載孔子生年和卒年，認為孔子修《春秋》的說法是難以成立的。因為他不會自稱“孔子”，又不能預知自己該什麽時候死。孔子和《春秋》的關係，隻是孔子曾經把《春秋》作為教材。而且，經孔子一用，《春秋》便逐漸流傳到了民間，以後再由孔門弟子一代一代地傳述下去。《春秋》並非成於一時或出於一人，而是魯國史官們在兩百多年時間裏接續編纂，從而出現了一些前後筆調不盡一致的地方。
鑒於孔子和《春秋》在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搞清楚孔子與《春秋》究竟有什麽關係，將有助於學術史上一係列問題的解決。
（劉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