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記》是我國古代第一本教育專著，它總結和概括了先秦儒家的教育經驗和理論，比較係統地闡述了一些重要的教育理論問題，如教育的作用、目的、教育製度、教育和教學原則、教學方法以及教師等。2000多年前《學記》第一次明確提出的“教學相長”等名言，至今仍膾炙人口。
《學記》是《禮記》中的一篇。《禮記》一書究為何人所著，曆來說法不一。因此，《學記》的作者自然也眾說紛壇。但在曆史上主要是兩說。一說認為是孔門弟子所作；另一說則以為是漢儒所記。持前說者如唐代的孔穎達，他在《禮記正義序》中說“《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複能明。……至孔子歿後，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北宋程顥雖認為《禮記》雜出於漢儒，但仍說其中如《樂記》、《學記》、《大學》等，出於孔門弟子“無可議者”。（轉引自朱彝尊《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九）
持後說者如清代陸奎勳，認為《學記》繼《王製》而作，為漢儒所記。理由呢？他說《學記》記述“家塾、黨庠、術序、國學，與《周禮》閭胥、黨正、州長、鄉大夫之職略同，而雲‘古之教者’，明其為漢記也”。（轉引自杭世駿《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七）後來的俞正燮也說《王製》、《學記》是“漢人所造”。（《癸巳存稿》卷二）
上述曆史上關於《學記》作者的兩種主要分歧，影響了後來學者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探討。《學記》為孔門弟子所作，然而孔門弟子甚多，依《韓非子。顯學》篇說，孔子死後，儒家分為八派，“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學記》究竟為哪一派的作品呢？
馮友蘭認為《學記》為荀學。他在1930年撰文《“大學”為荀學說》，指出荀子為戰國末年儒家大師，後來儒者，多出其門。“《大戴記》中直抄《荀子。勸學》篇，《小戴記》中之《學記》，亦自荀子之觀點以言學。”
他還說《學記》中“強立而不反”，就是《荀子。不苟》篇中“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的意思，是“主張性惡之說”。以此為依據，論證《學記》為荀學。（《原載《燕京學報》第7期。後收入《古史辨》第4冊。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郭沫若不讚同這種意見。他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強立而不反”即《洪範》所謂“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強哉矯”，也即《盂子》所謂“強恕而行”或“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行是前進，也就是“不反”。所以“強立而不反”一語不一定要性惡說才能適用。馮友蘭依此而“把《學記》認為荀學，依然是大有距離的”。（《沫若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
《學記》不屬荀學，郭沫若認為應是孟學。他說《學記》對於教育與學習是主張自發的，言“道（導）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這和孟子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在精神上是完全合拍的。他還說《學記》言“大學之道”，與《大學》互為表裏。《大學》是孟學，而且是樂正氏之儒的典籍。因此，他認為《學記》“是樂正氏所作”。（同上書）郭沫若這個見解，在學術界較有影響，不少學者在他們的論著中，或者作了介紹，或者直接引用。高時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學記評注》中，還進一步作了具體闡發。他說《學記》的作者是思孟學派的樂正克，這是因為，第一，樂正克是孟軻的得意門生，受孟軻思想熏陶較深。第二，樂正氏亦師承曾參。
第三，樂正本是學官，學官後裔論教育，有其家學淵源。
和上述學者認為《學記》是孔門弟子作品的見解不同，杜通明或許受清代陸奎勳等的影響，認為《學記》作者是漢儒董仲舒。他在《學記考釋》中指出，《學記》中的文字，與董仲舒《春秋繁露》及《對賢良策》中的文體、語句頗多類似之處。如《學記》中常引用古書而加以結論說，“此之謂也”，“其此之謂乎”，而《春秋繁露》中亦多采用同樣的語句。他還認為董仲舒的思想和主張，亦往往與《學記》中所載有相互發明之處。如《學記》主張“化民成俗”，董仲舒對策中也有“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化民”；《學記》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董仲舒則說“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學記》中特別強調“繼誌”、“務本”，董仲舒也主張“重誌”、“重本”。（轉引自顧樹森《學記今譯》）
由上所述，我們清楚地看到，長期以來，學者們對於我國古代第一本教育專著《學記》的作者究竟是誰，作了許多有益的探討和研究。然而，由於各種原因，至今仍沒有獲得一個為學術界所滿意的定論。因而，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學記》“作者的確切姓名和創作年代，尚待進一步考證”。（《中國古今教育家》，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金林祥）
《學記》是《禮記》中的一篇。《禮記》一書究為何人所著，曆來說法不一。因此，《學記》的作者自然也眾說紛壇。但在曆史上主要是兩說。一說認為是孔門弟子所作；另一說則以為是漢儒所記。持前說者如唐代的孔穎達，他在《禮記正義序》中說“《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複能明。……至孔子歿後，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北宋程顥雖認為《禮記》雜出於漢儒，但仍說其中如《樂記》、《學記》、《大學》等，出於孔門弟子“無可議者”。（轉引自朱彝尊《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九）
持後說者如清代陸奎勳，認為《學記》繼《王製》而作，為漢儒所記。理由呢？他說《學記》記述“家塾、黨庠、術序、國學，與《周禮》閭胥、黨正、州長、鄉大夫之職略同，而雲‘古之教者’，明其為漢記也”。（轉引自杭世駿《續禮記集說》卷六十七）後來的俞正燮也說《王製》、《學記》是“漢人所造”。（《癸巳存稿》卷二）
上述曆史上關於《學記》作者的兩種主要分歧，影響了後來學者對這一問題的進一步探討。《學記》為孔門弟子所作，然而孔門弟子甚多，依《韓非子。顯學》篇說，孔子死後，儒家分為八派，“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學記》究竟為哪一派的作品呢？
馮友蘭認為《學記》為荀學。他在1930年撰文《“大學”為荀學說》，指出荀子為戰國末年儒家大師，後來儒者，多出其門。“《大戴記》中直抄《荀子。勸學》篇，《小戴記》中之《學記》，亦自荀子之觀點以言學。”
他還說《學記》中“強立而不反”，就是《荀子。不苟》篇中“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的意思，是“主張性惡之說”。以此為依據，論證《學記》為荀學。（《原載《燕京學報》第7期。後收入《古史辨》第4冊。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郭沫若不讚同這種意見。他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強立而不反”即《洪範》所謂“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強哉矯”，也即《盂子》所謂“強恕而行”或“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行是前進，也就是“不反”。所以“強立而不反”一語不一定要性惡說才能適用。馮友蘭依此而“把《學記》認為荀學，依然是大有距離的”。（《沫若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
《學記》不屬荀學，郭沫若認為應是孟學。他說《學記》對於教育與學習是主張自發的，言“道（導）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這和孟子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在精神上是完全合拍的。他還說《學記》言“大學之道”，與《大學》互為表裏。《大學》是孟學，而且是樂正氏之儒的典籍。因此，他認為《學記》“是樂正氏所作”。（同上書）郭沫若這個見解，在學術界較有影響，不少學者在他們的論著中，或者作了介紹，或者直接引用。高時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學記評注》中，還進一步作了具體闡發。他說《學記》的作者是思孟學派的樂正克，這是因為，第一，樂正克是孟軻的得意門生，受孟軻思想熏陶較深。第二，樂正氏亦師承曾參。
第三，樂正本是學官，學官後裔論教育，有其家學淵源。
和上述學者認為《學記》是孔門弟子作品的見解不同，杜通明或許受清代陸奎勳等的影響，認為《學記》作者是漢儒董仲舒。他在《學記考釋》中指出，《學記》中的文字，與董仲舒《春秋繁露》及《對賢良策》中的文體、語句頗多類似之處。如《學記》中常引用古書而加以結論說，“此之謂也”，“其此之謂乎”，而《春秋繁露》中亦多采用同樣的語句。他還認為董仲舒的思想和主張，亦往往與《學記》中所載有相互發明之處。如《學記》主張“化民成俗”，董仲舒對策中也有“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化民”；《學記》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董仲舒則說“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學記》中特別強調“繼誌”、“務本”，董仲舒也主張“重誌”、“重本”。（轉引自顧樹森《學記今譯》）
由上所述，我們清楚地看到，長期以來，學者們對於我國古代第一本教育專著《學記》的作者究竟是誰，作了許多有益的探討和研究。然而，由於各種原因，至今仍沒有獲得一個為學術界所滿意的定論。因而，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學記》“作者的確切姓名和創作年代，尚待進一步考證”。（《中國古今教育家》，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金林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