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中國曆史學出發點一座不朽裏程碑”的偉大巨著——《史記》記事的斷限，是學術界兩千年來一直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史記。太史公自序》上明言：“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又雲：“餘述曆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
從這兩段話看，上限和下限都各有兩個斷限，是自相矛盾的。於是引起了後世者的爭論，而焦點又集中在下限上。關於《史記》的下限，自古至今，大致有7種觀點。
一、訖於麟止說。
西漢揚雄說：“太史公記六國，曆楚漢，訖麟止。”（《漢書。揚雄傳》）東漢班彪說：“太史令司馬遷……上自黃帝，下訖麟止，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後漢書。班彪傳》）三國張晏說：“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訖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近人崔適、梁啟超也力主此說。崔適《史記探源》羅列八條證據以成其說，他把凡是麟止以後記事一概斥之為“妄人所續”。《史記》斷限訖於麟止的說法較為流行。魯迅在《漢文學史綱》中也說道：司馬遷“終成《史記》一百三十篇，始於黃帝，中述陶唐，而至武帝獲白麟止，蓋自謂其書所以繼《春秋》也”。
關於“麟止”，究竟指的是何事、何時？就是在持訖於麟止說的學者中，解說也不盡相同。一說指漢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說指漢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改名黃金為麟趾褭蹄。”（均見《漢書。武帝紀》）兩事相距，乃有28年之遙。
二、訖於太初說。
東漢荀悅、唐劉知幾、清梁玉繩、日本瀧川資言等人從《太史公自序讚》著眼，籠統地說：“訖於太初。”太初係漢武帝第七個年號，由公元前104年到前101年，共計4年。《史記》為何訖於太初？梁玉繩等認為，司馬遷太初元年始作史，故訖於太初。又為何說訖於麟止？粱玉繩認為這是假設之辭，表示效法《春秋》。瀧川氏還認為是“表作史之時”。主訖太初說者，以朱東潤持論最為有力。他不僅對崔適的論據，逐條駁斥，並且列出9例以證其說：“訖於太初前一年，即元封六年。”
三、訖於天漢說。
東漢史學家班固撰《漢書。司馬遷傳》。書中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讚同這種說法的有司馬貞和張守節。司馬貞《史記索隱後序》曰：“夫太史公紀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張守節《史記正義序》曰：“《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上起軒轅，下既天漢。”天漢為漢武帝第八個年號，由公元前100年到前97年，上與“太初”緊緊相連，共計4年。
四、訖於武帝之末說。
褚少孫說：“太史公紀事盡於孝武之事。”著名史學家範文瀾在《正史考略》史記條中闡明：“太初以後事，則猶《左氏》之有續傳也。”
五、訖於太初、天漢折中說。
郭沫若在他主編的《中國史稿》中雲：“《史記》止於太初、天漢。”一家獨唱，引起百家爭鳴。史學界有人撰文說，郭老獨說《史記》止於太初、天漢，意在折中。把原來尚未分辨清楚的《史記》斷限弄得更加複雜、撲朔迷離了。
六、訖於征和三年說。
征和為漢武帝第十個年號，即由公元前92年到前89年，也隻4年。此說僅見於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他說：《史記》紀事，“訖於太初四年”，而最後記事則訖於征和三年。他又說：“最晚之記事，得信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傳》之李廣利降匈奴事（原注：征和三年）；餘皆出後人續補也。”
有時、有事，確也引起史學界一些學者的共鳴。
七、斷於太初四年而大事盡武帝之末說。
今人張大可在《西北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上發表文章，力排眾難，據《史論》五體材料，排表列具，指出：漢武帝即位，至元狩元年曆十九年，文治武功，方興未艾。元狩元年至太初四年曆22年。這一時期，漢武帝外伐四夷，內興功作，獲得了巨大成功，故封禪改曆，象征西漢極盛。太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征大宛還，西域歸附，漢武帝的事業達到了光輝的頂點，此後從頂峰上跌落下來。司馬遷躬逢盛時，又親自參與改曆，激動非凡，決定將《史記》下限從“至於麟止”，延伸到“太初而訖”。張大可在對其他諸方麵問題作了一番考訂以後，得出如下結論：《史記》斷限，“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是司馬談效法《春秋》而發凡起例的計劃：“述曆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司馬遷修改其父計劃以成“一家之言”的實際斷限。司馬遷的這一修正，充滿了創新和進步思想。“上起黃帝”是大一統曆史觀的反映；“至太初而訖”則是實錄精神的生動體現，它以曆史發展的自然斷限，“鹹表始終”，“綜其始終”。所以“至太初而訖”乃是一個時代的斷限，並非絕對年代，初為太初元年，而後發展為太初四年，附載大事則盡武帝之末。
若取絕對年代，當從年表，以太初四年為準。
關於《史記》的斷限，王充有言：“不能二全，必非其一。”據上不完全所述，竟有7種見解。是麟止、太初、天漢、征和三年，還是盡武帝之末？或者真如郭沫若所說的太初、天漢之間呢？此外，是否還有其他更能說服人的高論呢？
（周朝民）
從這兩段話看，上限和下限都各有兩個斷限，是自相矛盾的。於是引起了後世者的爭論，而焦點又集中在下限上。關於《史記》的下限，自古至今，大致有7種觀點。
一、訖於麟止說。
西漢揚雄說：“太史公記六國，曆楚漢，訖麟止。”（《漢書。揚雄傳》）東漢班彪說：“太史令司馬遷……上自黃帝，下訖麟止，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後漢書。班彪傳》）三國張晏說：“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訖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近人崔適、梁啟超也力主此說。崔適《史記探源》羅列八條證據以成其說，他把凡是麟止以後記事一概斥之為“妄人所續”。《史記》斷限訖於麟止的說法較為流行。魯迅在《漢文學史綱》中也說道：司馬遷“終成《史記》一百三十篇，始於黃帝，中述陶唐，而至武帝獲白麟止，蓋自謂其書所以繼《春秋》也”。
關於“麟止”，究竟指的是何事、何時？就是在持訖於麟止說的學者中，解說也不盡相同。一說指漢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說指漢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改名黃金為麟趾褭蹄。”（均見《漢書。武帝紀》）兩事相距，乃有28年之遙。
二、訖於太初說。
東漢荀悅、唐劉知幾、清梁玉繩、日本瀧川資言等人從《太史公自序讚》著眼，籠統地說：“訖於太初。”太初係漢武帝第七個年號，由公元前104年到前101年，共計4年。《史記》為何訖於太初？梁玉繩等認為，司馬遷太初元年始作史，故訖於太初。又為何說訖於麟止？粱玉繩認為這是假設之辭，表示效法《春秋》。瀧川氏還認為是“表作史之時”。主訖太初說者，以朱東潤持論最為有力。他不僅對崔適的論據，逐條駁斥，並且列出9例以證其說：“訖於太初前一年，即元封六年。”
三、訖於天漢說。
東漢史學家班固撰《漢書。司馬遷傳》。書中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讚同這種說法的有司馬貞和張守節。司馬貞《史記索隱後序》曰：“夫太史公紀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張守節《史記正義序》曰：“《史記》者，漢太史公司馬遷作。……上起軒轅，下既天漢。”天漢為漢武帝第八個年號，由公元前100年到前97年，上與“太初”緊緊相連，共計4年。
四、訖於武帝之末說。
褚少孫說：“太史公紀事盡於孝武之事。”著名史學家範文瀾在《正史考略》史記條中闡明：“太初以後事，則猶《左氏》之有續傳也。”
五、訖於太初、天漢折中說。
郭沫若在他主編的《中國史稿》中雲：“《史記》止於太初、天漢。”一家獨唱，引起百家爭鳴。史學界有人撰文說，郭老獨說《史記》止於太初、天漢，意在折中。把原來尚未分辨清楚的《史記》斷限弄得更加複雜、撲朔迷離了。
六、訖於征和三年說。
征和為漢武帝第十個年號，即由公元前92年到前89年，也隻4年。此說僅見於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他說：《史記》紀事，“訖於太初四年”，而最後記事則訖於征和三年。他又說：“最晚之記事，得信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傳》之李廣利降匈奴事（原注：征和三年）；餘皆出後人續補也。”
有時、有事，確也引起史學界一些學者的共鳴。
七、斷於太初四年而大事盡武帝之末說。
今人張大可在《西北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上發表文章，力排眾難，據《史論》五體材料，排表列具，指出：漢武帝即位，至元狩元年曆十九年，文治武功，方興未艾。元狩元年至太初四年曆22年。這一時期，漢武帝外伐四夷，內興功作，獲得了巨大成功，故封禪改曆，象征西漢極盛。太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征大宛還，西域歸附，漢武帝的事業達到了光輝的頂點，此後從頂峰上跌落下來。司馬遷躬逢盛時，又親自參與改曆，激動非凡，決定將《史記》下限從“至於麟止”，延伸到“太初而訖”。張大可在對其他諸方麵問題作了一番考訂以後，得出如下結論：《史記》斷限，“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是司馬談效法《春秋》而發凡起例的計劃：“述曆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司馬遷修改其父計劃以成“一家之言”的實際斷限。司馬遷的這一修正，充滿了創新和進步思想。“上起黃帝”是大一統曆史觀的反映；“至太初而訖”則是實錄精神的生動體現，它以曆史發展的自然斷限，“鹹表始終”，“綜其始終”。所以“至太初而訖”乃是一個時代的斷限，並非絕對年代，初為太初元年，而後發展為太初四年，附載大事則盡武帝之末。
若取絕對年代，當從年表，以太初四年為準。
關於《史記》的斷限，王充有言：“不能二全，必非其一。”據上不完全所述，竟有7種見解。是麟止、太初、天漢、征和三年，還是盡武帝之末？或者真如郭沫若所說的太初、天漢之間呢？此外，是否還有其他更能說服人的高論呢？
（周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