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馬克思、恩格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綱領《共產黨宣言》，對馬克思主義作了一次完整、係統而嚴密的闡述，是馬克思主義形成的標誌。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它無疑是全部社會主義文獻中傳播最廣和最帶國際性的著作。”確實，它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文獻譯本最多的著作之一，1848年德文版初版不久就有了波蘭文與丹麥文的譯本，1848年6月譯成法文，1850年譯成英文；1882年出版俄文本，1886年推出西班牙文版，1893年有了意大利文版。
把《共產黨宣言》完整地譯成中文的第一人是陳望道。鄧明以《五四時期的陳望道同誌》一文稱：“陳望道同誌早在五四之前就接受了進步文化的薰陶，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在經曆了一師那場風潮以後，他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鍛煉，……也認識到要打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反動文化思想，必須依靠新的思想武器，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於是他就在事件結束之後，回到了故鄉浙江義烏分水塘村去自行進修，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在《民國人物傳（四）》中，鄧明以把他翻譯此書的時間定為1919年底。1920年5月至8月，他與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醞釀組織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在此之前先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以後，隨即開展了宣傳活動，首先出版了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兩文中都把陳譯此書的初版時間定在1920年4月，作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正式出版。
比鄧明以敘述更詳細的是刊於《上海灘》1991年第1期葉永烈《秘密黨員陳望道》一文，記述當時在北京的李大釗、陳獨秀讀了《宣言》英文版，深為讚歎，都認為有盡快譯成中文的必要。當時思想頗為激進的戴季陶在日本讀到此書時還曾嚐試翻譯，但結果力不從心而放下了。回到上海後他到處物色合適的譯者，經《民國日報》主筆邵力子的舉薦找到了陳望道。陳望道與邵力子書信往返甚勤，常為《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陳的功底不凡。於是，戴季陶提供了《宣言》日譯本，陳獨秀通過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為陳望道借來了英譯本。1920年2月下旬，陳望道開始翻譯，4月下旬譯完。陳望道請留日歸來的李漢俊校，李校畢又請陳獨秀校，正準備交《星期評論》連載，發行量達十幾方份的《星期評論》遭當局注意，被迫於1920年6月6日停刊。正籌備組建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跟魏金斯基商議，當即籌款在辣斐德路（今複興中路）成裕裏12號，建立了一家小型印刷廠——“又新印刷廠”，印出了1000冊《共產黨宣言》，初版的印行時間，版權頁上標明“1920年8月”。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翻譯出版的時間，這就引出了《宣言》最早全譯本究竟初版在何時的問題。50年代張靜廬在輯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一書中認為該書中文全譯本1920年4月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這一結論被學術界轉相引用，據筆者所見，直至70年代末似乎未曾有專文提出過異議。三聯書店1979年新版的丁守和、殷敘彝《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仍采用此說。即使陳望道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未對此說表示過異議。此書寫入了權威辭書《辭海》的陳望道條。
80年代有若幹學者提出了疑問。賀世友《〈共產黨宣言〉在我黨創建時期的傳播和影響》一文中認為該譯本於1920年5月由陳望道譯成，交上海共產黨發起組，8月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公開出版。8月初版本印數不多，很快售完，所以9月再次印刷。80年代後半期，山東省便饒縣博物館征集到的一本1920年8月的版本，經一些專家鑒定認為是最早的版本之一。該書係32開白報紙本，58頁，淺赭色封麵，正中印著馬克思半身像。葉永烈稱北京圖書館也珍藏有這一初版本，今是該館鎮館珍本之一。至此似乎已成了定論，1990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包括鄧明以等參加的《陳望道文集》第4卷的附錄《陳望道譯文目錄》，也把該書初版時間修正為1920年8月。
但令人困惑的是《魯迅研究資料》第1輯所載餘延石《魯迅和〈共產黨宣言〉》一文，指出1920年6月26日，魯迅與周作人一同到大學出版部（有《魯迅日記》為證），收到陳望道22日的來信，信的大意是說：他（陳望道）自經杭州一師的那場風潮以後，經子淵校長離職，望道為了表示跟經校長同進退，也自動離職，回到浙江省義烏縣分水塘村去潛心研究新思潮，試譯了一本《共產黨宣言》。因為看到《新潮》上魯迅的意見，對於魯迅主張“現在偏要發議論，而且講科學，講科學而仍發議論，庶幾乎依然不得安穩，我們也可告無罪於天下了”的意見表示讚同，所以特把這本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寄贈請求指正。“（有《周作人日記》的手稿本原件為證）據周作人回憶，魯迅在接到書後當天就翻閱了一遍，並稱讚”這個工作做得很好，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麽‘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把這本書翻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後來魯迅寫了複信，還把《域外小說集》寄贈答謝。筆者所見到的所有魯迅年譜都對這一材料加以引用，並把該書初版時間列在1920年4月。即使自以為把陳望道如何翻譯《共產黨宣言》的經過敘述得頭頭是道的葉永烈在《上海灘》所刊的文章中也對此表示”令人費解“。
以至於不少辭書，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推出的高放主編的《社會主義大辭典》的“陳望道”一條與“共產黨宣言”一條分別采用了兩個不同的初版時間。解開《宣言》中文全譯本的初版之謎，不僅僅對於正確的編寫辭書，即使在中國翻譯史、出版史，特別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義。（鄒振環）
把《共產黨宣言》完整地譯成中文的第一人是陳望道。鄧明以《五四時期的陳望道同誌》一文稱：“陳望道同誌早在五四之前就接受了進步文化的薰陶，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在經曆了一師那場風潮以後，他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鍛煉，……也認識到要打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反動文化思想，必須依靠新的思想武器，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於是他就在事件結束之後，回到了故鄉浙江義烏分水塘村去自行進修，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在《民國人物傳（四）》中，鄧明以把他翻譯此書的時間定為1919年底。1920年5月至8月，他與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醞釀組織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在此之前先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以後，隨即開展了宣傳活動，首先出版了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兩文中都把陳譯此書的初版時間定在1920年4月，作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正式出版。
比鄧明以敘述更詳細的是刊於《上海灘》1991年第1期葉永烈《秘密黨員陳望道》一文，記述當時在北京的李大釗、陳獨秀讀了《宣言》英文版，深為讚歎，都認為有盡快譯成中文的必要。當時思想頗為激進的戴季陶在日本讀到此書時還曾嚐試翻譯，但結果力不從心而放下了。回到上海後他到處物色合適的譯者，經《民國日報》主筆邵力子的舉薦找到了陳望道。陳望道與邵力子書信往返甚勤，常為《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陳的功底不凡。於是，戴季陶提供了《宣言》日譯本，陳獨秀通過李大釗從北京大學圖書館為陳望道借來了英譯本。1920年2月下旬，陳望道開始翻譯，4月下旬譯完。陳望道請留日歸來的李漢俊校，李校畢又請陳獨秀校，正準備交《星期評論》連載，發行量達十幾方份的《星期評論》遭當局注意，被迫於1920年6月6日停刊。正籌備組建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跟魏金斯基商議，當即籌款在辣斐德路（今複興中路）成裕裏12號，建立了一家小型印刷廠——“又新印刷廠”，印出了1000冊《共產黨宣言》，初版的印行時間，版權頁上標明“1920年8月”。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翻譯出版的時間，這就引出了《宣言》最早全譯本究竟初版在何時的問題。50年代張靜廬在輯注《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一書中認為該書中文全譯本1920年4月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這一結論被學術界轉相引用，據筆者所見，直至70年代末似乎未曾有專文提出過異議。三聯書店1979年新版的丁守和、殷敘彝《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仍采用此說。即使陳望道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未對此說表示過異議。此書寫入了權威辭書《辭海》的陳望道條。
80年代有若幹學者提出了疑問。賀世友《〈共產黨宣言〉在我黨創建時期的傳播和影響》一文中認為該譯本於1920年5月由陳望道譯成，交上海共產黨發起組，8月由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公開出版。8月初版本印數不多，很快售完，所以9月再次印刷。80年代後半期，山東省便饒縣博物館征集到的一本1920年8月的版本，經一些專家鑒定認為是最早的版本之一。該書係32開白報紙本，58頁，淺赭色封麵，正中印著馬克思半身像。葉永烈稱北京圖書館也珍藏有這一初版本，今是該館鎮館珍本之一。至此似乎已成了定論，1990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包括鄧明以等參加的《陳望道文集》第4卷的附錄《陳望道譯文目錄》，也把該書初版時間修正為1920年8月。
但令人困惑的是《魯迅研究資料》第1輯所載餘延石《魯迅和〈共產黨宣言〉》一文，指出1920年6月26日，魯迅與周作人一同到大學出版部（有《魯迅日記》為證），收到陳望道22日的來信，信的大意是說：他（陳望道）自經杭州一師的那場風潮以後，經子淵校長離職，望道為了表示跟經校長同進退，也自動離職，回到浙江省義烏縣分水塘村去潛心研究新思潮，試譯了一本《共產黨宣言》。因為看到《新潮》上魯迅的意見，對於魯迅主張“現在偏要發議論，而且講科學，講科學而仍發議論，庶幾乎依然不得安穩，我們也可告無罪於天下了”的意見表示讚同，所以特把這本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寄贈請求指正。“（有《周作人日記》的手稿本原件為證）據周作人回憶，魯迅在接到書後當天就翻閱了一遍，並稱讚”這個工作做得很好，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麽‘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把這本書翻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後來魯迅寫了複信，還把《域外小說集》寄贈答謝。筆者所見到的所有魯迅年譜都對這一材料加以引用，並把該書初版時間列在1920年4月。即使自以為把陳望道如何翻譯《共產黨宣言》的經過敘述得頭頭是道的葉永烈在《上海灘》所刊的文章中也對此表示”令人費解“。
以至於不少辭書，如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推出的高放主編的《社會主義大辭典》的“陳望道”一條與“共產黨宣言”一條分別采用了兩個不同的初版時間。解開《宣言》中文全譯本的初版之謎，不僅僅對於正確的編寫辭書，即使在中國翻譯史、出版史，特別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義。（鄒振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