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杆秤就是我國度量衡“三大件（尺鬥秤）”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衡重的基本量具。雖然它即將退出曆史舞台，但其誕生，凝聚了炎黃子孫的智慧和血汗，反映了文明古國商貿及科學技術的發展。千百年來，杆秤在繁榮祖國經濟和科技方麵，功效卓著，作用獨特，使用價值極高，群眾基礎便泛。然而，對這個伴隨中華民族世代相處的量具的“身世”，我國學術界長期聚訟未絕，眾說紛紜。
歸納起來，主要有兩方麵的意見。一種認為我國商品經濟曆史悠久，古代文明發達，杠杆原理問世早於歐洲，名列世界之首，有較早衡權器實物出土，又有豐富的文獻記載，杆秤創始應在春秋戰國，距今已有兩三千年曆史。另一種看法認為：我國杆秤的產生，是在春秋戰國不等臂秤的基礎上，經過逐步演變，直到秦漢乃至魏晉南北朝才出現的，距今約1000多年。
從目前情況看，持後一種觀點的人為多，但說法也不同，主要是：一曰“秦初說”。範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中認為：“秦始皇按秦國製度統一全國度量衡。公元前221年，頒布統一度量衡詔書，凡製造度量衡器，都得刻上這個四十字的詔書。”並說：“隋時掘得秦始皇時秤權，有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列名，想見度量衡器由官府遵照詔書負責監製，不許民間私造。”上麵提到的“四十字詔書”，即人們熟悉的“廿六年，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文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所謂“秦始皇時秤權”，實指始皇初年的秤錘，說明秦初即有杆秤。
二曰“西漢說”。吳承洛在《中國度量衡史》中說：“漢代之衡器，即今之杆秤。“並說：”漢代之衡器已設有準，稱俗作秤。“他還說：”《史記》有‘大禹身為度，稱以出’，不過古者以‘秤’為衡法之名，而稱、秤相通，通以稱或秤為衡器之名，漢以後始著。始諸葛亮曰：“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低昂。‘”吳氏在《度量衡器名曆史表解》中，明確提出衡器被叫作“秤”起源於漢。再就是1934年（民國廿三年）商務印書館發行的《中國度量衡》（林光澂等編著）一書也多次出現“漢秤”說法，認為杆秤源於西漢。
三日“東漢說”，其說有二：一是邱隆在《中國古代衡重計量》中認為：“史書上關於杆秤的記載有：”東漢孟業，身重千斤，帝疑其重，乃以大秤懸棟間。‘“又說：”三國時吳人韋昭《國語》注曰：“衡，秤上衡。衡有斤兩之數。’”《隋書。律曆誌》載：“後魏景明（500—503年）中，大樂令公孫崇依《漢書。律曆誌》先修秤尺，及見此權（指新莽石權），以新秤稱之，重一百二十斤，新秤與權，合若符契。‘”並得出“東漢已有杆秤”
的結論。二是丘光明雖也認為杆秤是東漢產物，但結論源於對92枚秦漢及新莽權的分析研究，根據秦（西漢）權和東漢權不同的特點，認為秦和西漢權“多作天平上的砝碼用”，而東漢權“明顯是秤砣”。並提出“東漢時己普遍使用杆秤的結論應該是可信”（《我國古代權衡器簡論》，見《文物》1984年第10期）的看法。
四曰“魏晉說”。劉東瑞同誌認為：戰國的“不等臂秤經過逐步革新，大約在南北朝時期（五六世紀）出現了今天所見的提係杆秤”。劉還說“現在發現的有北魏和北齊時的鐵秤砣和銅秤砣。說明杆秤至晚在公元6世紀已在我國廣泛使用”。（《談戰國時期的不等臂秤“王”銅衡》，見《文物》1979年第4期）王雲與上述看法基本相同，他說：“從春秋戰國開始，天平逐步向杆秤過渡，到三國時，天平中間的提紐從衡杆中間移到一端，並刻有斤兩之數於衡杆上，出現了提係杆秤。”並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杆秤已經通行，並且廣為應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度量衡》。見《計量工作通訊》1980年第2期）
與上述看法相反，有人提出我國杆秤創始年代更早，應在春秋戰國。持此看法的材料極少見著報端，但可知觀點有如下根據：其一，認為“鼻紐權便於懸掛使用，形似今天的秤砣”，因此主張已出土的春秋戰國銅鼻紐權（亦應包括秦漢出土的）是“杆秤上的秤砣（錘）”，不是“天平上的砝碼”。
其二，“考古發掘中鼻紐權多單獨出土，不像銅環權那樣成組成套。”其三，“《墨子。經說下》有‘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之句，認為講的就是杆秤，權就是秤砣”。其四，春秋戰國桔橰、杆秤的廣泛使用，恰好是《墨經》上述重要論斷在實踐中的具體運用。正因為此，錢臨照遠在40年代初就明確指出：“本條述及天平與秤可無疑義。”其五，有人提出生於春秋末、戰國初的莊子，麵對當時度量衡嚴重紊亂的現狀，發出“剖鬥折衡，而民不爭”的激言，證明春秋戰國杆秤使用已相當普遍。否則，莊子所言“折衡”的話就無法解說。
由此看來，人們早就圍繞我國杆秤創始年代問題進行研究和探索，且愈來愈深入。就時空範圍講，產生杆秤時間從公元前五六世紀的春秋戰國，一直延伸到公元五六世紀的魏晉南北朝，曆時千年之差。毋庸置疑，在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指引下，隨著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我國杆秤創始年代之謎終將被徹底揭開。
（趙瑞雲）
歸納起來，主要有兩方麵的意見。一種認為我國商品經濟曆史悠久，古代文明發達，杠杆原理問世早於歐洲，名列世界之首，有較早衡權器實物出土，又有豐富的文獻記載，杆秤創始應在春秋戰國，距今已有兩三千年曆史。另一種看法認為：我國杆秤的產生，是在春秋戰國不等臂秤的基礎上，經過逐步演變，直到秦漢乃至魏晉南北朝才出現的，距今約1000多年。
從目前情況看，持後一種觀點的人為多，但說法也不同，主要是：一曰“秦初說”。範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中認為：“秦始皇按秦國製度統一全國度量衡。公元前221年，頒布統一度量衡詔書，凡製造度量衡器，都得刻上這個四十字的詔書。”並說：“隋時掘得秦始皇時秤權，有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列名，想見度量衡器由官府遵照詔書負責監製，不許民間私造。”上麵提到的“四十字詔書”，即人們熟悉的“廿六年，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文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所謂“秦始皇時秤權”，實指始皇初年的秤錘，說明秦初即有杆秤。
二曰“西漢說”。吳承洛在《中國度量衡史》中說：“漢代之衡器，即今之杆秤。“並說：”漢代之衡器已設有準，稱俗作秤。“他還說：”《史記》有‘大禹身為度，稱以出’，不過古者以‘秤’為衡法之名，而稱、秤相通，通以稱或秤為衡器之名，漢以後始著。始諸葛亮曰：“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低昂。‘”吳氏在《度量衡器名曆史表解》中，明確提出衡器被叫作“秤”起源於漢。再就是1934年（民國廿三年）商務印書館發行的《中國度量衡》（林光澂等編著）一書也多次出現“漢秤”說法，認為杆秤源於西漢。
三日“東漢說”，其說有二：一是邱隆在《中國古代衡重計量》中認為：“史書上關於杆秤的記載有：”東漢孟業，身重千斤，帝疑其重，乃以大秤懸棟間。‘“又說：”三國時吳人韋昭《國語》注曰：“衡，秤上衡。衡有斤兩之數。’”《隋書。律曆誌》載：“後魏景明（500—503年）中，大樂令公孫崇依《漢書。律曆誌》先修秤尺，及見此權（指新莽石權），以新秤稱之，重一百二十斤，新秤與權，合若符契。‘”並得出“東漢已有杆秤”
的結論。二是丘光明雖也認為杆秤是東漢產物，但結論源於對92枚秦漢及新莽權的分析研究，根據秦（西漢）權和東漢權不同的特點，認為秦和西漢權“多作天平上的砝碼用”，而東漢權“明顯是秤砣”。並提出“東漢時己普遍使用杆秤的結論應該是可信”（《我國古代權衡器簡論》，見《文物》1984年第10期）的看法。
四曰“魏晉說”。劉東瑞同誌認為：戰國的“不等臂秤經過逐步革新，大約在南北朝時期（五六世紀）出現了今天所見的提係杆秤”。劉還說“現在發現的有北魏和北齊時的鐵秤砣和銅秤砣。說明杆秤至晚在公元6世紀已在我國廣泛使用”。（《談戰國時期的不等臂秤“王”銅衡》，見《文物》1979年第4期）王雲與上述看法基本相同，他說：“從春秋戰國開始，天平逐步向杆秤過渡，到三國時，天平中間的提紐從衡杆中間移到一端，並刻有斤兩之數於衡杆上，出現了提係杆秤。”並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杆秤已經通行，並且廣為應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度量衡》。見《計量工作通訊》1980年第2期）
與上述看法相反，有人提出我國杆秤創始年代更早，應在春秋戰國。持此看法的材料極少見著報端，但可知觀點有如下根據：其一，認為“鼻紐權便於懸掛使用，形似今天的秤砣”，因此主張已出土的春秋戰國銅鼻紐權（亦應包括秦漢出土的）是“杆秤上的秤砣（錘）”，不是“天平上的砝碼”。
其二，“考古發掘中鼻紐權多單獨出土，不像銅環權那樣成組成套。”其三，“《墨子。經說下》有‘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之句，認為講的就是杆秤，權就是秤砣”。其四，春秋戰國桔橰、杆秤的廣泛使用，恰好是《墨經》上述重要論斷在實踐中的具體運用。正因為此，錢臨照遠在40年代初就明確指出：“本條述及天平與秤可無疑義。”其五，有人提出生於春秋末、戰國初的莊子，麵對當時度量衡嚴重紊亂的現狀，發出“剖鬥折衡，而民不爭”的激言，證明春秋戰國杆秤使用已相當普遍。否則，莊子所言“折衡”的話就無法解說。
由此看來，人們早就圍繞我國杆秤創始年代問題進行研究和探索，且愈來愈深入。就時空範圍講，產生杆秤時間從公元前五六世紀的春秋戰國，一直延伸到公元五六世紀的魏晉南北朝，曆時千年之差。毋庸置疑，在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指引下，隨著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我國杆秤創始年代之謎終將被徹底揭開。
（趙瑞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