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術界普遍認為：日本的稻作農業係由中國傳入，這也是中國史學界公認的事實。但在探索什麽時候傳入到日本的“稻米之路”時，卻存在著很大的分歧，歸納起來，主要有華北傳入說、華中傳入說和華南傳入說等路線。先談華南路線：這一“傳播路線又稱”南路“，主要是指從中國的華南地區，經由台灣傳至琉球群島，然後進入日本南九州，再擴展到內地。係日本柳田國勇教授在其《海上之路》中率先提出，後來的金關丈夫，國分直一、
佐佐木高明、渡部忠世等先生也提出南島式褥耕文化由此北上傳入日本的假說（《農業考古》）1989年第之期）。但此說直到1989年我國農業考古專家陳文華教授進一步肯定強調後，才引起人們的關注。陳氏認為“隻要翻開地圖一看，琉球群島的大小島嶼一列擺開，成了台灣和日本九州島之間的天然跳板。……福建和台灣都已發現3000多年前到4000年前左右的稻穀遺存，既然早在3000—4000年前稻穀已經越海傳到台灣，那麽就完全有可能在3000年前從這條路線傳入日本”。陳教授繼從語言學、民俗學、宗教信仰及照葉樹葉文化等角度進行了全麵的論證，說明這一條傳播路線對日本古文化的影響（《農業考古》1989年第2期）。再談華中路線：又稱“中路”，主要是指由長江下遊直接渡海東傳日本的九州（同時也傳入南朝鮮）；也有“的說從長江口先到南朝鮮，再到九州。這條稻米之路由於以浙江河姆渡為主的長江下遊眾多史前稻穀遺存和日本佐賀吉野個裏大型聚落遺址的發現，而引起了中日學者的高度重視。此說為我國安誌敏先生最先提出，安氏1983年出席在日本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上，主張“以河姆渡及其後續者為代表的長江下遊的新石器文化的若幹因素，也可能影響到史前日本。如繩文時代的玉塊、漆器，以及稻作的萌芽，彌生時代及其以後的幹欄式建築，都可從長江下遊找到淵源關係。河姆渡遺址發現木槳和陶船模型，同時沿海的舟山群島也有同類遺址分布，至少證實當時具有一定的航海能力”（《考古》1984年第5期）。安說引起了日本考古學界對稻作農耕等可能是直接由海路輸入日本的濃厚興趣，許多報紙紛紛以日中交流可提早到公元前5000年為題進行報導。後來，周南泉先生也從中日發現的玉玦塊比研究，認為從河姆渡到良渚文化之間，有一支“江南人”曾從海路遷到了日本（《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5期）。遊修齡教授支持了安誌敏的觀點，並引用日本學者收集的亞洲不同地區的766個水稻品種，分析其酯酶同功酶的酶譜變異範圍和“地理漸變”的特點，認為日本的水稻品種可能由中國的長江口傳至日本（《中國農史》1986年第1期）。1989—1990年，安誌敏先生又先後發表文章，分別從中日兩地的稻作農耕、木農具、千欄式建築、塊狀耳飾、漆器、木屐、鬲形土器、印紋土器，海流，交通、環壕聚落，墳丘墓，甕棺葬等方麵來加以論述，闡明日本彌生文化與江南文化的淵源關係（《考古》1990年第4期；《東南文化》1990年第5期）。王心喜則斷言，“水稻隻能從江南地區由海路輸入日本，除此別無他路”，“古代中日之間的海路交通，從河姆渡文化和繩文文化時代起就已經開始了”（《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日本為此成立了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會，先後派出以樋口隆康、渡部忠世、福永光司、營穀文則、金關恕、內藤大典等學者為主的江南學術考察團，奔赴河姆渡等江南地區實地調查，有學者紛紛肯定華中路線確是傳人日本的“稻米之路”。
最後談華北路線：此路線又稱“北路”，所指即由陸路（河北、遼寧）或海路（山東）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1989年，嚴文明教授曾從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朝鮮半島和日本九州的生態環境、稻穀的地域分布和年代序列，尤其是山東棲霞楊家圈和朝鮮、日本出土的稻穀品種均屬粳稻分析，提出傳入日本的稻米之路，“最大的可能是從長江下遊→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本九州再到本州這樣一條以陸路為主，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線，以接力棒的方式傳播過去的”。陳文華教授也認為，“如果從地理位置來看。
在造船和航海技術極不發達的遠古時代的先民們，最早知道浩瀚的大海對岸有一個日本島，並且能與之交往的恐怕還是活躍在華北和華南沿海一帶的人們。尤其是從華北經陸路到朝鮮南端過對馬海峽到達日本北九州，在當時是一條最方便也最安全，因而也是來往最頻繁的路線“（以上均見《農業考古》1989年第2期）。
林華東先生認為華南路線的開辟較遲，琉球群島早先傳承的是漁撈經濟方式，稻作農業出現很晚，因之，作為傳人日本的稻米之路不能成立。安誌敏等先生主張的華中路線也缺乏令人信服的實據。諸如玉塊，在遼寧省胺新查海屬紅山文化的遺址中，曾有距今7000—8000年前的玉塊出土，可見玉塊並非江南地區專有，也非江南地區出現最早。盡避河姆渡有6000—7000年前的古老漆器發現，但日本的漆器最早僅見於繩文文化晚期（公元前870一前300年），兩地相差3000多年的空檔如何解釋？何況至遲在夏商之時，黃河中下遊地區的漆器就已盛行，故漆器也不能作為華中路線的證據。就航海能力而言，河姆渡及至良渚文化均屬獨木舟型式，難以遠航日本。日本的幹欄式建築，同河姆渡之間也有數千年的年代距離，表現的隻有文化的類似性。
至如日本的環壕聚落、木農具、木屐、墳丘墓等同我國的江南文化。所見均形似而實異。
林氏通過考古新發現並結合文獻典籍廣征博引，認為史前之時山東半島與長江下遊的先民早已有了文化交往。同時，又從朝鮮半島和日本九州發現的稻穀，以及凹槽型有段石锛與人工頭部變形、拔牙、文身、性嗜酒等習俗剖析，主張聯結中、日的“稻米之路”，應是：長江下遊→山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九州（《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與東傳日本》，日本第30回埋藏文化財研究集會論文，1991年8月於福岡）。
（林華東）
佐佐木高明、渡部忠世等先生也提出南島式褥耕文化由此北上傳入日本的假說（《農業考古》）1989年第之期）。但此說直到1989年我國農業考古專家陳文華教授進一步肯定強調後，才引起人們的關注。陳氏認為“隻要翻開地圖一看，琉球群島的大小島嶼一列擺開，成了台灣和日本九州島之間的天然跳板。……福建和台灣都已發現3000多年前到4000年前左右的稻穀遺存，既然早在3000—4000年前稻穀已經越海傳到台灣，那麽就完全有可能在3000年前從這條路線傳入日本”。陳教授繼從語言學、民俗學、宗教信仰及照葉樹葉文化等角度進行了全麵的論證，說明這一條傳播路線對日本古文化的影響（《農業考古》1989年第2期）。再談華中路線：又稱“中路”，主要是指由長江下遊直接渡海東傳日本的九州（同時也傳入南朝鮮）；也有“的說從長江口先到南朝鮮，再到九州。這條稻米之路由於以浙江河姆渡為主的長江下遊眾多史前稻穀遺存和日本佐賀吉野個裏大型聚落遺址的發現，而引起了中日學者的高度重視。此說為我國安誌敏先生最先提出，安氏1983年出席在日本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上，主張“以河姆渡及其後續者為代表的長江下遊的新石器文化的若幹因素，也可能影響到史前日本。如繩文時代的玉塊、漆器，以及稻作的萌芽，彌生時代及其以後的幹欄式建築，都可從長江下遊找到淵源關係。河姆渡遺址發現木槳和陶船模型，同時沿海的舟山群島也有同類遺址分布，至少證實當時具有一定的航海能力”（《考古》1984年第5期）。安說引起了日本考古學界對稻作農耕等可能是直接由海路輸入日本的濃厚興趣，許多報紙紛紛以日中交流可提早到公元前5000年為題進行報導。後來，周南泉先生也從中日發現的玉玦塊比研究，認為從河姆渡到良渚文化之間，有一支“江南人”曾從海路遷到了日本（《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5期）。遊修齡教授支持了安誌敏的觀點，並引用日本學者收集的亞洲不同地區的766個水稻品種，分析其酯酶同功酶的酶譜變異範圍和“地理漸變”的特點，認為日本的水稻品種可能由中國的長江口傳至日本（《中國農史》1986年第1期）。1989—1990年，安誌敏先生又先後發表文章，分別從中日兩地的稻作農耕、木農具、千欄式建築、塊狀耳飾、漆器、木屐、鬲形土器、印紋土器，海流，交通、環壕聚落，墳丘墓，甕棺葬等方麵來加以論述，闡明日本彌生文化與江南文化的淵源關係（《考古》1990年第4期；《東南文化》1990年第5期）。王心喜則斷言，“水稻隻能從江南地區由海路輸入日本，除此別無他路”，“古代中日之間的海路交通，從河姆渡文化和繩文文化時代起就已經開始了”（《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日本為此成立了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會，先後派出以樋口隆康、渡部忠世、福永光司、營穀文則、金關恕、內藤大典等學者為主的江南學術考察團，奔赴河姆渡等江南地區實地調查，有學者紛紛肯定華中路線確是傳人日本的“稻米之路”。
最後談華北路線：此路線又稱“北路”，所指即由陸路（河北、遼寧）或海路（山東）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1989年，嚴文明教授曾從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朝鮮半島和日本九州的生態環境、稻穀的地域分布和年代序列，尤其是山東棲霞楊家圈和朝鮮、日本出土的稻穀品種均屬粳稻分析，提出傳入日本的稻米之路，“最大的可能是從長江下遊→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本九州再到本州這樣一條以陸路為主，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線，以接力棒的方式傳播過去的”。陳文華教授也認為，“如果從地理位置來看。
在造船和航海技術極不發達的遠古時代的先民們，最早知道浩瀚的大海對岸有一個日本島，並且能與之交往的恐怕還是活躍在華北和華南沿海一帶的人們。尤其是從華北經陸路到朝鮮南端過對馬海峽到達日本北九州，在當時是一條最方便也最安全，因而也是來往最頻繁的路線“（以上均見《農業考古》1989年第2期）。
林華東先生認為華南路線的開辟較遲，琉球群島早先傳承的是漁撈經濟方式，稻作農業出現很晚，因之，作為傳人日本的稻米之路不能成立。安誌敏等先生主張的華中路線也缺乏令人信服的實據。諸如玉塊，在遼寧省胺新查海屬紅山文化的遺址中，曾有距今7000—8000年前的玉塊出土，可見玉塊並非江南地區專有，也非江南地區出現最早。盡避河姆渡有6000—7000年前的古老漆器發現，但日本的漆器最早僅見於繩文文化晚期（公元前870一前300年），兩地相差3000多年的空檔如何解釋？何況至遲在夏商之時，黃河中下遊地區的漆器就已盛行，故漆器也不能作為華中路線的證據。就航海能力而言，河姆渡及至良渚文化均屬獨木舟型式，難以遠航日本。日本的幹欄式建築，同河姆渡之間也有數千年的年代距離，表現的隻有文化的類似性。
至如日本的環壕聚落、木農具、木屐、墳丘墓等同我國的江南文化。所見均形似而實異。
林氏通過考古新發現並結合文獻典籍廣征博引，認為史前之時山東半島與長江下遊的先民早已有了文化交往。同時，又從朝鮮半島和日本九州發現的稻穀，以及凹槽型有段石锛與人工頭部變形、拔牙、文身、性嗜酒等習俗剖析，主張聯結中、日的“稻米之路”，應是：長江下遊→山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九州（《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與東傳日本》，日本第30回埋藏文化財研究集會論文，1991年8月於福岡）。
（林華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