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842年，英國殖民者對中國發動了一場侵略戰爭，其導火線是由於英國強行向中國推銷鴉片，故稱鴉片戰爭，也叫第一次鴉片戰爭。這次戰爭以後，中國由封建社會一步步地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1840年成了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第一節 鴉片戰爭前的世界與中國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世界資本主義正處於迅速發展時期。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法、美等）經過以機器代替手工勞動為主要標誌的產業革命，社會生產力大幅度提高，創造了過去任何時代無法比擬的巨大的物質財富和先進的科學技術。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日益加深了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資產階級為了擺脫經濟危機，貪得無厭地追求利潤，對內加緊剝削、壓迫工人和廣大勞動人民，對外不斷發動侵略戰爭，大規模地掠奪殖民地，開辟新的原料產地和商品銷售市常
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在爭奪殖民地的過程中，經曆了許多次戰爭，建立了強大的武裝力量，並隨著工業的發展，不斷改進軍隊的組織編製和武器裝備。
由於戰爭頻繁，戰爭的地域和規模不斷擴大，歐洲各國的常備軍不斷增加。至十九世紀上半葉，整個歐洲約有二百萬軍隊（戰時倍之），其中為數五十萬以上的有法國和俄國。英國當時主要是海上強國，陸軍約有十四萬，連同用於內衛的國民軍，共二十萬左右。鴉片戰爭前，歐洲除英國外，各主要國家已普遍實行征兵製，英、法等國還招募外籍雇傭兵。各國普遍設立培訓軍官的軍事學校。法國曾規定所有軍官都要經過軍事學校訓練。平時，大多數國家軍隊的最高編製單位通常是團，也有的編基幹軍；軍（軍團）、師、旅的建製多半在戰時才采用。步兵一般以營為基本戰術單位，編製人數在八百至一千之間。英軍每營有十個連，每連九十至一百二十人；法軍每營六個連，每連人數不等。騎兵一般以連為基本戰術單位。
在武器裝備方麵，到十九世紀初，歐洲各國都能用生鐵和銅鑄造各種滑膛前裝火炮，並依其口徑與炮管長度之比例，區分為加農炮、榴彈炮和臼炮；炮身重量從幾百斤、幾千斤直至萬餘斤；口徑從幾英寸到十餘英寸；炮彈有實心彈、霰彈、燃燒彈和爆炸彈（英國已發明空中爆炸的榴霰彈）；火炮的有效射程達到千餘米。隨著炮車的不斷改進，火炮的機動性能大大增強，逐漸成為西歐各國作戰的重要武器，有的在一次會戰中，雙方各自動用的火炮達四五百門之多。步槍的改進則比較緩慢，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始終以前裝滑膛為基本型式。英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使用的博克式和布倫司威克式步槍，也都是滑膛槍，有效射程為三百米左右。
為適應對外貿易和掠奪海外殖民地的需要，西方國家十分重視發展海軍。自1807年美國發明第一艘用蒸汽作動力的客輪[1]以後，英國於1827年首先將蒸汽機裝在軍艦上。這種艦隻可以不受風向和水的流向的影響，從而加快了航速，增強了機動性。但由於蒸汽機體積龐大，機器和燃燒用煤占了很大的麵積和重量，以致裝載火炮的數量大受限製，加以機器和劃水輪都暴露在外，作戰時易被敵方炮火擊中，因此，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前後，裝有蒸汽機的明輪艦隻一般隻用於巡航、偵察、通信和短途運輸。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英國的戰列艦仍全部依靠帆力，大型戰列艦有二至三層甲板，分別裝備有七十到一百二十門火炮，發射三十二磅炮彈，艦首和艦尾裝有可發射五十六和六十八磅實心彈的加農炮，或裝有可發射爆炸彈的大口徑加農炮。英國是海軍發展最快的國家，1836年時，已擁有大小艦艇五百六十艘，並積累了許多海戰和登陸作戰經驗，成為稱霸世界的最大的海軍強國。
英、法等資本主義列強，正是憑借裝備有先進的軍艦、大炮和具有戰爭經驗的侵略軍，實行炮艦政策，到處橫衝直闖，打開了一個又一個經濟不發達國家的大門。至第一次鴉片戰爭前，中國的一些鄰近地區和國家，有的已經變成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的正在受到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和威脅。中國也早已成為它們覬覦的對象。
當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向世界各地猛烈侵略擴張的時候，中國正處於封建製度沒落和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由盛到衰的時期。
自康熙（1662—1722年）到乾隆（1736—1795年）年間，清朝封建統治者從王朝的“長治久安”出發，采取了一些客觀上有利於休養生息的措施。經過各族人民的創造性勞動，使明末清初陷於崩潰的社會經濟逐步得到恢複和發展，人口不斷增長1，社會漸趨安定。與此同時，清軍經過斷續百餘年的征戰，平息了分裂叛亂，鞏固了清王朝的統治，並使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封建國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統一。但是，從乾隆後期開始，清王朝的統治趨向腐敗，整個統治機構變得因循守舊，死氣沉沉；官場貪汙成風，豪門貴族巧取豪奪，皇室驕奢婬逸，揮金如土，加上浩大的軍政開支，造成國庫日益空虛。到嘉慶（1796—1820年）時，國家財政已陷入捉襟見肘的困境。而解決財政困難的唯一辦法，自然是加重對勞動人民的剝削。
土地兼並不斷擴大，貴族官吏貪汙腐化，和日益苛重的封建剝削，使社會危機不斷加深，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加之滿族統治者雖然口稱“滿漢一家”，實際上是以滿族為主，聯合蒙族壓迫漢族，聯合蒙、漢貴族和大地主壓迫各族人民，因而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出現了以農民為主體的各族人民武裝反抗清王朝反動統治的高潮。其中比較著名的有1795—1806年的貴州東部、湖南西部的苗民起義，1796—1804年的遍及湖北、四川、陝西等九省的白蓮教起義等。各族人民的起義，動搖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加速了它的衰亡。
清王朝的衰敗和腐朽在軍事上的表現，主要是軍製的落後和軍備的日益廢弛。
鴉片戰爭以前的清朝經製之兵，由八旗1和綠營2兩大部分組成。八旗兵在入關前後是比較驍勇善戰的。但自滿族地主階級掌握全國的統治權以後，可以世襲的八旗子弟一生下來就享有優厚的薪餉，還有俸地和種種特權，養尊處優的特殊地位使這支部隊迅速腐化。平定“三藩之亂”時，清政府先調用八旗兵，結果師久無功，最後隻得改用綠營兵打頭陣。清代中葉以後，征戰之事，就全賴綠營兵了。綠營兵在清朝前期和中期所進行的一些戰爭中，曾起過顯著的作用，但由於製度上存在許多問題，加之乾隆以後，承平日久，暮氣日深，戰鬥力不斷下降。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與白蓮教起義武裝作戰表明，綠營和八旗一樣，戰鬥力已經很低。此後，不得不由官吏、地主招募民壯，組成團練武裝，對付人民起義。
清統治者長期把騎射奉為“祖訓”，製造火器的技術停滯不前，這就使清軍的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西方軍隊。西歐陸軍在十八世紀已全部使用火器，而清軍則仍然是冷熱兵器並用，部隊裝備著大量弓矢、矛戟、刀斧、椎梃等原始武器。直至1836年，清統治者才提出“軍儲利器，槍炮為先”3，但不久又繼續強調“槍箭並重，不容偏廢”4。因此，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前，清軍的裝備始終處於冷熱兵器並用的落後狀態。
清王朝一直保持七八十萬常備軍，可是，既不注重將弁的培養，又忽視部隊的訓練。提升將弁，片麵強調行伍出身，對於武科出身的往往不予重用。這樣，將弁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較低，加上缺乏嚴格的培訓，不但平時組織部隊訓練難於勝任，戰時指揮作戰更是笨拙無方。至於部隊訓練，雖規定有春操、秋操、冬季行圍等製度，但往往敷衍應付，而且隻偏重於演陣圖、習架式，近於演戲，基本上沒有脫離冷兵器時代的密集陣式，對於實戰毫無裨益。
除軍隊建設問題外，清政府在設防方麵也存在不少問題。其中最突出的是，由於清朝是滿族少數民族統治著一個多民族的大國，因而在設防的指導思想上，表現為防內重於防外。乾隆以前，清代用兵的重點一直在東南、西北和西南，因而這些地區逐漸成了設防的重點。固然，上述設防重點地區的軍隊也負有防外的任務，但主要任務還是防內。從水師建設和沿海設防情況也可看出其防內重於防外的指導思想。清政府雖建立了外海和內河水師，並在少數口岸築有炮台等防禦工事，以防外敵入侵。但就整個水師而言，主要任務在於防止走私和緝捕海盜。正因為這樣，在戰船的製作上不是側重於考慮如何有利於海上作戰，而是側重於考慮如何更適於追捕走私船和海盜船。十九世紀初期，清軍水師的外海戰船共有八百九十餘艘，數量比英國的戰艦還要多，但質量卻相差甚遠。軍事上防內重於防外的指導思想，還源於清政府長期閉關鎖國，和盲目地以“天朝”大國自居的心理。由於對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擴張政策缺乏認識，因而也就談不上從軍事上認真進行對付外敵的準備了。
正是由於清王朝政治和軍事日趨衰敗，又不重視對外設防，因此，當外國資本主義列強以武力入侵時，就難以作出及時而有力的反應，給侵略者以堅決的回擊。
第一節 鴉片戰爭前的世界與中國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世界資本主義正處於迅速發展時期。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法、美等）經過以機器代替手工勞動為主要標誌的產業革命，社會生產力大幅度提高，創造了過去任何時代無法比擬的巨大的物質財富和先進的科學技術。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生產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日益加深了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資產階級為了擺脫經濟危機，貪得無厭地追求利潤，對內加緊剝削、壓迫工人和廣大勞動人民，對外不斷發動侵略戰爭，大規模地掠奪殖民地，開辟新的原料產地和商品銷售市常
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在爭奪殖民地的過程中，經曆了許多次戰爭，建立了強大的武裝力量，並隨著工業的發展，不斷改進軍隊的組織編製和武器裝備。
由於戰爭頻繁，戰爭的地域和規模不斷擴大，歐洲各國的常備軍不斷增加。至十九世紀上半葉，整個歐洲約有二百萬軍隊（戰時倍之），其中為數五十萬以上的有法國和俄國。英國當時主要是海上強國，陸軍約有十四萬，連同用於內衛的國民軍，共二十萬左右。鴉片戰爭前，歐洲除英國外，各主要國家已普遍實行征兵製，英、法等國還招募外籍雇傭兵。各國普遍設立培訓軍官的軍事學校。法國曾規定所有軍官都要經過軍事學校訓練。平時，大多數國家軍隊的最高編製單位通常是團，也有的編基幹軍；軍（軍團）、師、旅的建製多半在戰時才采用。步兵一般以營為基本戰術單位，編製人數在八百至一千之間。英軍每營有十個連，每連九十至一百二十人；法軍每營六個連，每連人數不等。騎兵一般以連為基本戰術單位。
在武器裝備方麵，到十九世紀初，歐洲各國都能用生鐵和銅鑄造各種滑膛前裝火炮，並依其口徑與炮管長度之比例，區分為加農炮、榴彈炮和臼炮；炮身重量從幾百斤、幾千斤直至萬餘斤；口徑從幾英寸到十餘英寸；炮彈有實心彈、霰彈、燃燒彈和爆炸彈（英國已發明空中爆炸的榴霰彈）；火炮的有效射程達到千餘米。隨著炮車的不斷改進，火炮的機動性能大大增強，逐漸成為西歐各國作戰的重要武器，有的在一次會戰中，雙方各自動用的火炮達四五百門之多。步槍的改進則比較緩慢，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始終以前裝滑膛為基本型式。英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使用的博克式和布倫司威克式步槍，也都是滑膛槍，有效射程為三百米左右。
為適應對外貿易和掠奪海外殖民地的需要，西方國家十分重視發展海軍。自1807年美國發明第一艘用蒸汽作動力的客輪[1]以後，英國於1827年首先將蒸汽機裝在軍艦上。這種艦隻可以不受風向和水的流向的影響，從而加快了航速，增強了機動性。但由於蒸汽機體積龐大，機器和燃燒用煤占了很大的麵積和重量，以致裝載火炮的數量大受限製，加以機器和劃水輪都暴露在外，作戰時易被敵方炮火擊中，因此，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前後，裝有蒸汽機的明輪艦隻一般隻用於巡航、偵察、通信和短途運輸。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英國的戰列艦仍全部依靠帆力，大型戰列艦有二至三層甲板，分別裝備有七十到一百二十門火炮，發射三十二磅炮彈，艦首和艦尾裝有可發射五十六和六十八磅實心彈的加農炮，或裝有可發射爆炸彈的大口徑加農炮。英國是海軍發展最快的國家，1836年時，已擁有大小艦艇五百六十艘，並積累了許多海戰和登陸作戰經驗，成為稱霸世界的最大的海軍強國。
英、法等資本主義列強，正是憑借裝備有先進的軍艦、大炮和具有戰爭經驗的侵略軍，實行炮艦政策，到處橫衝直闖，打開了一個又一個經濟不發達國家的大門。至第一次鴉片戰爭前，中國的一些鄰近地區和國家，有的已經變成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的正在受到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和威脅。中國也早已成為它們覬覦的對象。
當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向世界各地猛烈侵略擴張的時候，中國正處於封建製度沒落和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由盛到衰的時期。
自康熙（1662—1722年）到乾隆（1736—1795年）年間，清朝封建統治者從王朝的“長治久安”出發，采取了一些客觀上有利於休養生息的措施。經過各族人民的創造性勞動，使明末清初陷於崩潰的社會經濟逐步得到恢複和發展，人口不斷增長1，社會漸趨安定。與此同時，清軍經過斷續百餘年的征戰，平息了分裂叛亂，鞏固了清王朝的統治，並使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封建國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統一。但是，從乾隆後期開始，清王朝的統治趨向腐敗，整個統治機構變得因循守舊，死氣沉沉；官場貪汙成風，豪門貴族巧取豪奪，皇室驕奢婬逸，揮金如土，加上浩大的軍政開支，造成國庫日益空虛。到嘉慶（1796—1820年）時，國家財政已陷入捉襟見肘的困境。而解決財政困難的唯一辦法，自然是加重對勞動人民的剝削。
土地兼並不斷擴大，貴族官吏貪汙腐化，和日益苛重的封建剝削，使社會危機不斷加深，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加之滿族統治者雖然口稱“滿漢一家”，實際上是以滿族為主，聯合蒙族壓迫漢族，聯合蒙、漢貴族和大地主壓迫各族人民，因而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出現了以農民為主體的各族人民武裝反抗清王朝反動統治的高潮。其中比較著名的有1795—1806年的貴州東部、湖南西部的苗民起義，1796—1804年的遍及湖北、四川、陝西等九省的白蓮教起義等。各族人民的起義，動搖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加速了它的衰亡。
清王朝的衰敗和腐朽在軍事上的表現，主要是軍製的落後和軍備的日益廢弛。
鴉片戰爭以前的清朝經製之兵，由八旗1和綠營2兩大部分組成。八旗兵在入關前後是比較驍勇善戰的。但自滿族地主階級掌握全國的統治權以後，可以世襲的八旗子弟一生下來就享有優厚的薪餉，還有俸地和種種特權，養尊處優的特殊地位使這支部隊迅速腐化。平定“三藩之亂”時，清政府先調用八旗兵，結果師久無功，最後隻得改用綠營兵打頭陣。清代中葉以後，征戰之事，就全賴綠營兵了。綠營兵在清朝前期和中期所進行的一些戰爭中，曾起過顯著的作用，但由於製度上存在許多問題，加之乾隆以後，承平日久，暮氣日深，戰鬥力不斷下降。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與白蓮教起義武裝作戰表明，綠營和八旗一樣，戰鬥力已經很低。此後，不得不由官吏、地主招募民壯，組成團練武裝，對付人民起義。
清統治者長期把騎射奉為“祖訓”，製造火器的技術停滯不前，這就使清軍的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西方軍隊。西歐陸軍在十八世紀已全部使用火器，而清軍則仍然是冷熱兵器並用，部隊裝備著大量弓矢、矛戟、刀斧、椎梃等原始武器。直至1836年，清統治者才提出“軍儲利器，槍炮為先”3，但不久又繼續強調“槍箭並重，不容偏廢”4。因此，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前，清軍的裝備始終處於冷熱兵器並用的落後狀態。
清王朝一直保持七八十萬常備軍，可是，既不注重將弁的培養，又忽視部隊的訓練。提升將弁，片麵強調行伍出身，對於武科出身的往往不予重用。這樣，將弁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較低，加上缺乏嚴格的培訓，不但平時組織部隊訓練難於勝任，戰時指揮作戰更是笨拙無方。至於部隊訓練，雖規定有春操、秋操、冬季行圍等製度，但往往敷衍應付，而且隻偏重於演陣圖、習架式，近於演戲，基本上沒有脫離冷兵器時代的密集陣式，對於實戰毫無裨益。
除軍隊建設問題外，清政府在設防方麵也存在不少問題。其中最突出的是，由於清朝是滿族少數民族統治著一個多民族的大國，因而在設防的指導思想上，表現為防內重於防外。乾隆以前，清代用兵的重點一直在東南、西北和西南，因而這些地區逐漸成了設防的重點。固然，上述設防重點地區的軍隊也負有防外的任務，但主要任務還是防內。從水師建設和沿海設防情況也可看出其防內重於防外的指導思想。清政府雖建立了外海和內河水師，並在少數口岸築有炮台等防禦工事，以防外敵入侵。但就整個水師而言，主要任務在於防止走私和緝捕海盜。正因為這樣，在戰船的製作上不是側重於考慮如何有利於海上作戰，而是側重於考慮如何更適於追捕走私船和海盜船。十九世紀初期，清軍水師的外海戰船共有八百九十餘艘，數量比英國的戰艦還要多，但質量卻相差甚遠。軍事上防內重於防外的指導思想，還源於清政府長期閉關鎖國，和盲目地以“天朝”大國自居的心理。由於對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擴張政策缺乏認識，因而也就談不上從軍事上認真進行對付外敵的準備了。
正是由於清王朝政治和軍事日趨衰敗，又不重視對外設防，因此，當外國資本主義列強以武力入侵時，就難以作出及時而有力的反應，給侵略者以堅決的回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