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鴉片戰爭自1840年6月開始，到1842年8月結束，曆時兩年零兩個月。這次戰爭，英國先後出動軍艦二十八艘（裝備火炮約八百門），各種船隻約八十艘，兵員總數約一萬五千餘人。以這樣規模的一支軍隊，竟把擁有四億人口和近九十萬常備軍的中國打敗了。清王朝雖從全國各地調兵遣將，動用了可能動用的各種武器裝備，卻未打過一次大的勝仗，也未守住或克複過一個重要城鎮，最後不得不與英方簽訂屈辱的《南京條約》。這就告訴人們，經濟、政治、軍事落後的國家，其領土主權的完整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是很難得到有效保障的。
從作戰雙方條件的對比來看，各有短長。英國當時處於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工業生產和科學文化發達，國家富強。中國則是一個沒落的封建帝國，沒有機器工業，農業和手工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政治反動腐敗，科學文化遭到窒息，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但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物產豐富，與英國相比，擁有人力物力資源的優勢。軍事方麵，英國軍隊的數量雖然不多，但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為它提供了優良的武器裝備，軍事製度有了較大的改革，海軍已稱霸世界，陸軍也屬當時世界上戰鬥力最強的資產階級軍隊之一。清軍在數量上大大超過英軍，但裝備陳舊，軍製落後，是一支戰鬥力相當有限的封建軍隊。鴉片戰爭是英國政府一手策劃和挑起來的，中國是被侵略的一方，真理和正義完全在中國一邊，容易激發官兵的抗戰熱情，並取得人民的廣泛支持，加上本土作戰，補給方便，情況熟悉，有利條件是不少的。英軍則出師不義，遭到本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反對；加之勞師遠征，兵力有限，遠離後方，補給困難，異國作戰，人地生疏，不利條件很多。英軍在武器裝備和軍隊素質等方麵的優勢，往往因受不利條件的製約而削弱；而清軍的不利條件，可以由兵力上的優勢以及有利的地理與人民條件予以彌補。所以，清政府如能充分利用和發揮自身的有利條件，克服不利因素，是有可能爭取戰爭勝利的。但戰爭的結局卻是清軍遭到失敗，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政治腐敗，經濟落後
恩格斯指出：“暴力的勝利是以武器的生產為基礎的，而武器的生產又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因而是以‘經濟力量’，以‘經濟情況’，以暴力所擁有的物質資料為基礎的。”1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由於最高統治當局昏憒無能，窮奢極欲，因循守舊，固步自封，不但使整個國家機器（包括軍隊在內）彌漫著腐敗氣息，而且由於實行殘酷的封建經濟剝削和民族壓迫，弄得民不聊生，社會生產力不斷遭到破壞，經濟狀況極端落後，從而大大削弱了戰爭賴以取勝的經濟基矗在戰爭過程中，清廷又動搖妥協，仇視人民，打擊主戰派，重用投降派，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破壞了團結對敵的政治基矗這些，乃是中國在鴉片戰爭中遭到失敗的根本原因。
二、閉關鎖國，不明敵情
清王朝夜郎自大，閉關自守，以“天朝”大國自詡，視外國為“蠻夷”，對國外的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往往當作“邪說”、“婬技”而拒絕傳入。清政府不僅沒有研究外國的專門機構，而且反對任何人這樣做，因而對西歐資本主義列強的社會製度、經濟實力和軍隊狀況等方麵的了解甚微。虎門銷煙後，英國政府決定調集軍隊，發動侵華戰爭，清廷竟毫無察覺，及至英軍封鎖珠江口，侵占定海，兵臨大沽，對其侵略意圖仍茫然無知。
在戰爭過程中，清廷對敵情仍不注意偵察和研究，往往根據各省督撫大臣的片麵奏報，作出錯誤的判斷。1840年秋，英軍因季節和疫病等原因返棹南下，清廷卻認為“夷情恭順”，趕緊下令沿海各省裁撤防兵。時過不久，英軍就進犯珠江，隻好被迫宣戰。1841年夏，廣州反攻未成，卻輕信謊報，複令酌撤沿海防兵。未幾，英軍又陷廈門、定海。1842年夏，英軍侵入長江下遊，也是出乎清廷意料之外的。反之，英軍則隨時注意對清軍情況的偵察與研究，常能及時獲得清軍的情報，采取先發製人或防範措施。
清朝統治者既不了解英國發動侵華戰爭的真正目的，也不了解英軍的戰略意圖，一再地作出錯誤的決策，焉能不導致抗英戰爭於失敗？！
三、戰守無策，指導無能
以道光帝為首的清朝最高統治當局昏庸無能，平時既不講求治兵之道，也不深研戰守之策。國防布局，因循防內重於防外的舊章，沿海兵寡力弱，又無戰略機動部隊。往往抽兵數千，牽動數省；且千裏赴援，遠水近火。戰火臨頭，既不知敵，又不知己，倉卒應戰，自然無法實施正確的戰爭指導。戰爭過程中，清廷先則輕敵如蟻，繼則畏敵如虎；對於戰守大計，隻能籠統地提出什麽“先威後德”、“大張撻伐，聚而殲旃”、“沿海一體嚴密防範”之類的陳詞濫調，提不出任何切合實際的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可是，軍政大權卻又高度集中，和戰大事操於皇帝一人之手。前線作戰，事無巨細，都決策於北京，而當時通信不便，上下情況隔膜，前方將帥無權根據具體情況機斷行事，即使朝廷作出的決策明顯落後於形勢，也不得不遵照執行。道光帝顢頇無能，主觀隨意，時而言戰，時而乞和，時而增兵，時而裁撤，弄得下麵無所適從，嚴重地束縛了前方將帥的手腳。加之清廷對全國的戰事又缺乏統一及時的指揮，以致各戰區常常出現各自為政的現象，使英軍有機可乘。
四、將領保守，戰術笨拙
清軍將領軍事思想保守落後，戰術呆板，指揮笨拙，隻知消極防禦，不善於靈活擊敵。英軍雖有“船堅炮利”之長，但孤軍遠征，不耐久戰，更不利於深入內河內陸。當時有識之士有鑒於此，曾提出過引敵深入內河內陸，伺機予以奇襲、火攻等戰法。無奈前線大吏和將領多數隻知株守炮壘，待敵進攻，不知巧布險勢，出奇致勝；隻會一線設防，不知縱深機動。英軍沿海沿江登陸進攻，多是利用清軍設防的弱點，以艦炮正麵轟擊，以登陸兵側翼上陸，行包圍攻擊。清軍前敵將領不知認真研究敵人的登陸戰法，改進自己的抗登陸戰術，以致屢蹈覆轍。倘能以炮壘為中堅，設奇兵於側後，待敵迂回接近時，出其不意地伏擊或反擊之，則不難收破敵或挫敵之效。英軍深入廣州和浙江慈谿等地時，兵單勢孤，清軍有過不少殲敵良機，卻非但未能乘機殲敵，反為英軍所敗。前線將領指揮如此笨拙，豈有不敗之理？！
五、軍隊腐朽，軍民對立
受清王朝腐敗政治的影響，加上承平日久，清軍不僅武器落後，而且軍紀廢弛。將弁多同文官一樣，養尊處優，耽於安樂，不理營務。他們或坐吃空名，冒領軍餉，或勾結煙販，走私販私。軍中酗酒吸毒、聚賭挾妓者比比皆是。遇有軍事行動，公開勒索地方，強拉夫役，苛征暴斂，甚至強取豪奪，殺害良民。加以清朝統治者一向重八旗而輕綠營1，造成軍內矛盾，而駐守各省的軍隊調往有事省區時，又出現“主軍”（本地軍隊）與“客軍”（外省軍隊）的矛盾。這些矛盾往往發展成尖銳對立，遇戰互不救援，見利競相搶奪，彼此爭功諉過，甚至自相廝殺。
此外，清軍不但平時欺壓人民，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依然與人民群眾站在對立的地位。英軍每入侵一個地方，當地的人民群眾便紛紛起而自衛，打擊敵人，表現出極大的抗戰積極性。可是，清廷和各地統兵大員，除林則徐等極少數有識之士外，一般都仇視人民。他們動輒誣蔑沿海地區“到處漢奸充斥”，聲稱“患不在外而在內”，甚至濫殺無辜。由於無視人民群眾的偉大作用，對於象臧紆青所建議的軍民結合、遊擊戰與正規戰結合的“散戰”之法，自然不可能付諸實施。更有甚者，每遇征戰，軍隊便借機向人民群眾敲榨勒索。在浙東反攻作戰前，有的旗兵竟“沿途擄丁壯，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臥而入城”2。軍隊紀律如此敗壞，不僅很難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援與配合，其戰鬥力也勢難維持。
總之，清王朝政治腐敗，經濟落後，閉關自守，不明敵情，戰守無策，指導無能，將領保守，戰術笨拙，軍隊腐朽，軍民對立，所有這一切，正是它腐朽沒落的反映，也是招致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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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206頁。
1 清統治者在節製軍隊方麵也反映出民族歧視的特點。八旗兵半數以上駐於京畿地區，其餘駐於全國各戰略要地，一方而鎮壓各族人民的反抗，一方麵起著監視綠營的作用。綠營兵分散駐於全國各地，除守衛邊防、鎮守地方外，還要擔負河工、漕運、守陵以及其它各種繁雜勤務，而政治和物質待遇卻遠比八旗兵為差。
2 範城：《質言》，轉引自範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第49頁。
從作戰雙方條件的對比來看，各有短長。英國當時處於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工業生產和科學文化發達，國家富強。中國則是一個沒落的封建帝國，沒有機器工業，農業和手工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政治反動腐敗，科學文化遭到窒息，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但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物產豐富，與英國相比，擁有人力物力資源的優勢。軍事方麵，英國軍隊的數量雖然不多，但資本主義的工業生產為它提供了優良的武器裝備，軍事製度有了較大的改革，海軍已稱霸世界，陸軍也屬當時世界上戰鬥力最強的資產階級軍隊之一。清軍在數量上大大超過英軍，但裝備陳舊，軍製落後，是一支戰鬥力相當有限的封建軍隊。鴉片戰爭是英國政府一手策劃和挑起來的，中國是被侵略的一方，真理和正義完全在中國一邊，容易激發官兵的抗戰熱情，並取得人民的廣泛支持，加上本土作戰，補給方便，情況熟悉，有利條件是不少的。英軍則出師不義，遭到本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反對；加之勞師遠征，兵力有限，遠離後方，補給困難，異國作戰，人地生疏，不利條件很多。英軍在武器裝備和軍隊素質等方麵的優勢，往往因受不利條件的製約而削弱；而清軍的不利條件，可以由兵力上的優勢以及有利的地理與人民條件予以彌補。所以，清政府如能充分利用和發揮自身的有利條件，克服不利因素，是有可能爭取戰爭勝利的。但戰爭的結局卻是清軍遭到失敗，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政治腐敗，經濟落後
恩格斯指出：“暴力的勝利是以武器的生產為基礎的，而武器的生產又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因而是以‘經濟力量’，以‘經濟情況’，以暴力所擁有的物質資料為基礎的。”1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由於最高統治當局昏憒無能，窮奢極欲，因循守舊，固步自封，不但使整個國家機器（包括軍隊在內）彌漫著腐敗氣息，而且由於實行殘酷的封建經濟剝削和民族壓迫，弄得民不聊生，社會生產力不斷遭到破壞，經濟狀況極端落後，從而大大削弱了戰爭賴以取勝的經濟基矗在戰爭過程中，清廷又動搖妥協，仇視人民，打擊主戰派，重用投降派，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破壞了團結對敵的政治基矗這些，乃是中國在鴉片戰爭中遭到失敗的根本原因。
二、閉關鎖國，不明敵情
清王朝夜郎自大，閉關自守，以“天朝”大國自詡，視外國為“蠻夷”，對國外的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往往當作“邪說”、“婬技”而拒絕傳入。清政府不僅沒有研究外國的專門機構，而且反對任何人這樣做，因而對西歐資本主義列強的社會製度、經濟實力和軍隊狀況等方麵的了解甚微。虎門銷煙後，英國政府決定調集軍隊，發動侵華戰爭，清廷竟毫無察覺，及至英軍封鎖珠江口，侵占定海，兵臨大沽，對其侵略意圖仍茫然無知。
在戰爭過程中，清廷對敵情仍不注意偵察和研究，往往根據各省督撫大臣的片麵奏報，作出錯誤的判斷。1840年秋，英軍因季節和疫病等原因返棹南下，清廷卻認為“夷情恭順”，趕緊下令沿海各省裁撤防兵。時過不久，英軍就進犯珠江，隻好被迫宣戰。1841年夏，廣州反攻未成，卻輕信謊報，複令酌撤沿海防兵。未幾，英軍又陷廈門、定海。1842年夏，英軍侵入長江下遊，也是出乎清廷意料之外的。反之，英軍則隨時注意對清軍情況的偵察與研究，常能及時獲得清軍的情報，采取先發製人或防範措施。
清朝統治者既不了解英國發動侵華戰爭的真正目的，也不了解英軍的戰略意圖，一再地作出錯誤的決策，焉能不導致抗英戰爭於失敗？！
三、戰守無策，指導無能
以道光帝為首的清朝最高統治當局昏庸無能，平時既不講求治兵之道，也不深研戰守之策。國防布局，因循防內重於防外的舊章，沿海兵寡力弱，又無戰略機動部隊。往往抽兵數千，牽動數省；且千裏赴援，遠水近火。戰火臨頭，既不知敵，又不知己，倉卒應戰，自然無法實施正確的戰爭指導。戰爭過程中，清廷先則輕敵如蟻，繼則畏敵如虎；對於戰守大計，隻能籠統地提出什麽“先威後德”、“大張撻伐，聚而殲旃”、“沿海一體嚴密防範”之類的陳詞濫調，提不出任何切合實際的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可是，軍政大權卻又高度集中，和戰大事操於皇帝一人之手。前線作戰，事無巨細，都決策於北京，而當時通信不便，上下情況隔膜，前方將帥無權根據具體情況機斷行事，即使朝廷作出的決策明顯落後於形勢，也不得不遵照執行。道光帝顢頇無能，主觀隨意，時而言戰，時而乞和，時而增兵，時而裁撤，弄得下麵無所適從，嚴重地束縛了前方將帥的手腳。加之清廷對全國的戰事又缺乏統一及時的指揮，以致各戰區常常出現各自為政的現象，使英軍有機可乘。
四、將領保守，戰術笨拙
清軍將領軍事思想保守落後，戰術呆板，指揮笨拙，隻知消極防禦，不善於靈活擊敵。英軍雖有“船堅炮利”之長，但孤軍遠征，不耐久戰，更不利於深入內河內陸。當時有識之士有鑒於此，曾提出過引敵深入內河內陸，伺機予以奇襲、火攻等戰法。無奈前線大吏和將領多數隻知株守炮壘，待敵進攻，不知巧布險勢，出奇致勝；隻會一線設防，不知縱深機動。英軍沿海沿江登陸進攻，多是利用清軍設防的弱點，以艦炮正麵轟擊，以登陸兵側翼上陸，行包圍攻擊。清軍前敵將領不知認真研究敵人的登陸戰法，改進自己的抗登陸戰術，以致屢蹈覆轍。倘能以炮壘為中堅，設奇兵於側後，待敵迂回接近時，出其不意地伏擊或反擊之，則不難收破敵或挫敵之效。英軍深入廣州和浙江慈谿等地時，兵單勢孤，清軍有過不少殲敵良機，卻非但未能乘機殲敵，反為英軍所敗。前線將領指揮如此笨拙，豈有不敗之理？！
五、軍隊腐朽，軍民對立
受清王朝腐敗政治的影響，加上承平日久，清軍不僅武器落後，而且軍紀廢弛。將弁多同文官一樣，養尊處優，耽於安樂，不理營務。他們或坐吃空名，冒領軍餉，或勾結煙販，走私販私。軍中酗酒吸毒、聚賭挾妓者比比皆是。遇有軍事行動，公開勒索地方，強拉夫役，苛征暴斂，甚至強取豪奪，殺害良民。加以清朝統治者一向重八旗而輕綠營1，造成軍內矛盾，而駐守各省的軍隊調往有事省區時，又出現“主軍”（本地軍隊）與“客軍”（外省軍隊）的矛盾。這些矛盾往往發展成尖銳對立，遇戰互不救援，見利競相搶奪，彼此爭功諉過，甚至自相廝殺。
此外，清軍不但平時欺壓人民，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依然與人民群眾站在對立的地位。英軍每入侵一個地方，當地的人民群眾便紛紛起而自衛，打擊敵人，表現出極大的抗戰積極性。可是，清廷和各地統兵大員，除林則徐等極少數有識之士外，一般都仇視人民。他們動輒誣蔑沿海地區“到處漢奸充斥”，聲稱“患不在外而在內”，甚至濫殺無辜。由於無視人民群眾的偉大作用，對於象臧紆青所建議的軍民結合、遊擊戰與正規戰結合的“散戰”之法，自然不可能付諸實施。更有甚者，每遇征戰，軍隊便借機向人民群眾敲榨勒索。在浙東反攻作戰前，有的旗兵竟“沿途擄丁壯，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臥而入城”2。軍隊紀律如此敗壞，不僅很難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援與配合，其戰鬥力也勢難維持。
總之，清王朝政治腐敗，經濟落後，閉關自守，不明敵情，戰守無策，指導無能，將領保守，戰術笨拙，軍隊腐朽，軍民對立，所有這一切，正是它腐朽沒落的反映，也是招致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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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206頁。
1 清統治者在節製軍隊方麵也反映出民族歧視的特點。八旗兵半數以上駐於京畿地區，其餘駐於全國各戰略要地，一方而鎮壓各族人民的反抗，一方麵起著監視綠營的作用。綠營兵分散駐於全國各地，除守衛邊防、鎮守地方外，還要擔負河工、漕運、守陵以及其它各種繁雜勤務，而政治和物質待遇卻遠比八旗兵為差。
2 範城：《質言》，轉引自範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第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