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時十五年、遍及十七省的太平天國革命戰爭，其規模之浩大，戰事之激烈，內容之豐富，影響之深遠，為農民革命戰爭史上所罕見。太平天國的英雄們在這次戰爭中堅忍不拔，英勇奮鬥，不僅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而且勇敢地抗擊了外國侵略者的武裝幹涉，揭開了中國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極其光輝燦爛的一頁。
太平天國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雖已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封建經濟基礎仍然根深蒂固。由於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係，沒有資產階級，也沒有無產階級，因此，太平天國革命本質上依然是一場舊式的農民革命運動，它不可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範疇的種種任務。然而，革命的聲勢如此波瀾壯闊，革命的綱領和政策比中國曆史上任何一次農民戰爭都要完備的太平天國革命，最終遭到失敗，其原因和教訓是值得認真探討的。
曆史上任何一次人民起義，在開始時，它的力量總是弱小的。如果起義的領導者主觀指導正確，就能逐漸壯大自己，最終戰勝強大的敵人。太平天國革命時期的清王朝，控製著全國政權，擁有八九十萬軍隊和雄厚的人力物力資源，特別是1860年以後，中外反動勢力互相勾結，共同鎮壓人民起義，給太平天國革命戰爭造成了更大的困難。盡避如此，由於太平軍的力量也相當強大，而且順應人心思變的潮流，如果太平天國的領導者不是在主觀指導上存在許多錯誤，是有可能取得革命戰爭勝利的。這裏著重從政治和軍事兩個方麵對太平天國領導者所犯錯誤加以探討。
一、政治方麵的失誤
（一）沒有形成能統籌全局和團結一致的堅強領導核心
太平天國起義初期，雖然形成了一個以洪秀全為首的六王領導核心，但內部存在著廣東、廣西等派別和較為明顯的宗教迷信色彩。建都金陵後，太平天國的領導者之間不僅宗派情緒有所發展，而且迅速滋長了享樂腐化思想，爭權奪利，終於導致最高領導集團內部的相互殘殺，產生了最大的領導危機。
天京內訌以前，洪秀全未能善處矛盾，事後又沒有正確汲取教訓。他不是大膽地選拔和重用有威望有才能的將領，組成新的領導核心；相反，卻增加了疑忌心和宗派情緒，開始搞家天下。石達開被迫出走以後，天京的軍政大權操於洪氏家族手中，引起不少將領的埋怨和不滿。到了晚期，洪秀全不得不依靠陳玉成、李秀成等有作為的年輕將領支撐危局，但對他們同樣不是真心信任，竟濫封諸王，致使陳、李不能發揮統一指揮的作用，結果助長了分散主義，甚至出現了分崩離析的局麵。沒有一個能夠統籌全局的有權威的領導中樞，對前線也就不能實施集中統一的指揮調度。清軍則相反，由開始時的多頭指揮逐漸改變為由曾國藩集中統一指揮。這是太平軍在後期戰爭中經常失利，並最後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未能製定一套適合時宜的政策和策略，形成革命的大聯合
洪秀全等用拜上帝教的形式，創立了一套以樸素的平等思想為內容的農民革命理論，對於發動農民群眾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他們硬要人們隻拜“獨一真神”“皇上帝”，企圖用在中國社會中沒有群眾基礎的外來的宗教迷信代替舊有的宗教習慣，不僅一般群眾難於接受，而且造成了與以中國社會舊有宗教為號召的其它各種起義組織的隔閡。當時，在太平天國革命影響下，全國掀起了革命的高潮，但是太平天國基本上沒有能把各地的起義武裝團結起來，形成廣泛的革命的大聯合。
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反對某些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封建思想和文化，對於解放農民的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他們自身卻不能衝破封建思想和舊禮教的羅網，在建都金陵以後，竟將封建等級和世襲製度以及“三綱五常”等與神權相結合，作為鞏固其政權的工具，結果日益走向封建化，並愈來愈嚴重地脫離了群眾。
太平天國對清王朝的堅決鬥爭精神，給受壓迫受剝削的農民帶來了鼓舞和希望。但在鬥爭過程中，沒有把打擊的矛頭集中在清王朝以及依附於它的大地主大官僚身上，而是無區別地把中小辟僚以及清軍中的下級官弁等也列為“妖”類而加以打擊，因而不利於分化瓦解敵人，進一步擴大自己的隊伍。
此外，太平天國的領導者為農村製定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土地政策，為城市製定的取消商品交換的政策，以及拆散家庭、男女分居的社會生活製度，雖然後來作了改變，但已造成不良影響，為敵人進行反對太平天國的惡意宣傳提供了可乘之隙。
上述種種不合時宜的政策和策略，都不同程度地影響了革命大聯合的形成，而沒有革命大聯合，自然難以推翻當時還比較強大後來又得到資本主義列強支持的清王朝的反動統治。
（三）不善於羅致人才，缺少謀士
洪秀全等太平天國的領導人中，有的雖有一定的文化，但畢竟閱曆不深，知識有限，對中國的曆史和現狀都知之不多，缺乏全麵地分析形勢和製定正確的政策與策略的能力。但隻要他們能象曆史上某些起義領袖那樣，廣招賢士，虛心求教，是可以彌補自己的知識和領導經驗不足的。可惜，太平天國的領導者沒有采取積極措施，尋求更多胸懷韜略的有識之士，使他們為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出謀獻策。定都金陵後，洪秀全日益滋長保守和封建迷信思想，最後竟發展到“信天不信人”的荒謬地步，當然更談不上禮賢下士、網羅人才了。而沒有招納和培養一批有才能的政治家、戰略家，這不能不是太平天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軍事方麵的失誤
（一）忽視軍隊的提高與鞏固工作
金田起義時，洪秀全等對部隊規定了嚴格的紀律，並實行聖庫製度，以保證部隊的供給和將士的清廉。太平軍內部還有一套教育訓練製度，使部隊的軍政素質不斷提高，因而能以少勝多，打破清軍的圍追堵截，發展革命的大好形勢。
早期的太平軍還注意發揮各類人員的特長，及時組建新的部隊。如由挖煤工人組成的“土營”，在城市攻防作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船戶組成的“水營”，在攻占武昌和進軍金陵的作戰中，他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建都金陵之後，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卻忽視了部隊的提高和鞏固工作。由於對控製長江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忽略了加強水師的建設，沒有將戰船和運輸船分別編組，不注意改進戰船和船炮的技術性能，加強戰船的作戰訓練，以提高水師的作戰能力。因此，在西征作戰中遭到慘重損失，喪失了水上控製權。此外，在已經具備條件的情況下，沒有及時組建“馬隊”和“炮隊”等新的兵種。這些，都影響了戰鬥力的進一步提高。
天京內訌後，太平軍的元氣受到很大損傷。後來吸收了大批新戰士，遊民和散兵不斷增加，部隊的成分遠不如以前純潔。麵對這種情況，太平天國的領導者沒有重視部隊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以致軍政素質和戰鬥力明顯下降。後期的不少戰鬥，太平軍雖在兵力上占有明顯的優勢，卻屢為清軍所敗，除了作戰指揮方麵的原因外，與部隊的戰鬥力下降也是直接有關的。
隨著太平天國在政治上日趨腐化，將士中的離心傾向和悲觀失望情緒也逐漸發展，以致後期率眾叛降事件不斷發生。這對太平軍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是很大的削弱和打擊。
（二）戰略決策屢犯錯誤
太平軍出廣西，越湖南，攻武漢，取金陵，威震中外。在這種情況下，清王朝必然加緊調兵遣將，全力堵截和進剿。而當時太平軍的兵力還很有限，受“圍剿”的態勢尚未改變，也沒有建立起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戰略基地。可是，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卻陶醉於初步取得的勝利，對彼己力量對比作了錯誤的估計，因而實行軍事冒險主義，作出了不符合客觀條件的既北伐又西征的戰略決策，在無法實施戰略協同的兩個方向同時出擊。結果，北伐軍全部覆滅。西征軍也付出了重大代價，雖然占領了武漢、九江、安慶和其它部分地區，但未能在天京上遊建立起連成一片的根據地。這種戰略決策上的錯誤，使太平軍損失慘重，坐失了有利的發展時機和戰略上的主動權。
此後，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在軍事上開始由冒險變為保守，一係列大的作戰行動都是圍繞保衛天京而進行的。雖然取得了攻破江北、江南大營的勝利，並乘勝開辟了蘇南根據地，但太平天國的領導者仍然未能客觀地分析形勢，認真研究敵情，確定主要打擊方向，以致在戰略決策上又接連犯了幾次錯誤。
當時，蘇浙方向的清軍由於兵力薄弱，基本上采取守勢，上海的外國侵略者尚未撕下“中立”的外衣，因此，對天京的威脅主要來自上遊的湘軍。太平軍隻有在西線集中兵力，擊敗湘軍，才能爭取戰略上的主動權。可是，當李秀成部攻占蘇南大部縣城，取得人力物力補充後，不是立即回師西進，而是繼續向上海發動進攻，直至湘軍大舉進犯時，才將主力轉向西線，而此時已失先機之利。在安慶解圍作戰中，陳玉成、李秀成兩部，又未能根據湘軍兵少和後方空虛等弱點，堅決攻取武漢，橫掃兩湖、江西，切斷湘軍補給線，打亂其進攻部署，以爭取主動。嗣後，江北諸軍為救安慶而被迫決戰，江南主力（李秀成部）則回師江浙，再攻上海，形成了兵力分散，各自為戰的不利局麵。
安慶失守後，洪秀全株守金陵，坐待敵人來攻。他既不迅速調集兵力迎戰湘軍，也無長遠決策，聽任戰局自流發展。直到天京被圍，才趕忙催軍救援，致使戰局陷入危殆。最後，在隻有棄城別圖一線希望時，仍頑固地坐以待斃，終至完全失敗。
在戰略決策方麵，老奸巨猾的曾國藩顯得略高一籌。他根據曆史經驗，認為要打敗太平軍，必須首先占領天京上遊的戰略要地安慶，然後逐步東進。為了實現這一計劃，他甚至以種種借口違抗清廷關於分兵援救蘇、常的命令，堅持集中兵力圍攻安慶，並終於達到了目的。太平天國的領導者既不認真研究敵人，也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戰略修養，以致戰略指導上遜於敵人，這也是軍事上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
（三）兵力分散，各自為戰，缺乏集中統一的指揮
建都金陵以後，太平軍在三河鎮大捷以及攻破江北、江南大營的作戰中，注意集中優勢兵力和實施統一指揮，因而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在不少次作戰中，不是由於兵力不集中，就是由於指揮不統一，因而造成失利。缺乏統一指揮，各自為戰，從而導致作戰失利的明顯戰例，是安慶會戰。當時，參戰的太平軍在兵力上占有數倍於敵的優勢，但是，對於這樣大的作戰行動，太平天國的領導者不僅沒有指定最高前線指揮員，而且江南的四路部隊也無統一指揮，結果形成各打各的，甚至想打就打，想走就走，徒有兵力優勢而形不成拳頭，不能在有決定意義的方向上給敵人以致命打擊，反為少於自己的湘軍擊敗。之所以如此，前期主要由於驕傲輕敵，企圖速勝；後期主要由於沒有有權威的最高統帥和滋長了分散主義。
曾國藩在取得湘潭、武漢之戰勝利後，也曾犯過分兵冒進的錯誤，吃過被太平軍分割、圍困的苦頭。但他以後汲取了教訓，基本上采取集中兵力於天京上遊，並在作好充分準備之後才逐步推進的方針，從而取得了較好的戰果。而太平軍在碰了許多釘子之後，卻始終沒有改變分兵作戰的狀況，因此不但不能更有效地殲滅敵人，反而被敵人各個擊破。
（四）偏重於城市攻防戰，忽視在機動作戰中大量殲敵有生力量
在太平天國後期戰爭中，除石達開部走上流寇主義道路外，長江兩岸的太平軍主力主要是進行城市攻防戰，不重視在野戰中殲滅敵人有生力量。長於攻城是太平軍的一個優點，但圍繞幾個主要城市同敵人反複爭奪，特別是把天京作為一個最大的包袱背了起來，為保衛天京而不惜犧牲和消耗，牽動全局，使自己處於被動地位，造成亡軍亡城的嚴重惡果，實為一大失策。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取得一定勝利後，滋長了享樂思想，政治上也就日趨保守。同時，太平天國的領導者不懂得城市保衛戰必須與野戰相配合，不懂得隻有不斷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根本變化，才能有效地保衛城市，而消極地保衛城市，必然落得個人地兩空。
由於不重視野戰殲敵，在攻城和解圍作戰中，往往在城外死守營壘，以阻援敵，而不是創造戰機伏擊、襲擊援敵；在進攻敵人營壘時，往往隻注意正麵強攻，不注意側後迂回包圍，致攻破敵營後，不能及時截殲逃敵，打不了殲滅戰，使敵人得以散而複聚，重新構成威脅；在防禦作戰中，往往單純依托陣地進行正麵阻擊，或節節退守城鎮，與進攻之敵拚消耗，不注意設伏誘敵，或從敵後襲擾、牽製敵人；在敵人分路進攻的情況下，不願主動放棄一些次要城鎮，集中兵力於機動位置，出其不意地圍殲敵之一路，再及其餘，以各個擊破敵人。不注意學習野戰殲敵戰法，是太平軍軍事上的一大缺陷。
太平天國革命戰爭雖然失敗了，但這次戰爭的影響是巨大的。它激勵著中國人民再接再厲地向封建主義和外國侵略勢力進行英勇頑強的衝擊，從而為中國近代民主主義革命奠定了基石。
太平天國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雖已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封建經濟基礎仍然根深蒂固。由於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係，沒有資產階級，也沒有無產階級，因此，太平天國革命本質上依然是一場舊式的農民革命運動，它不可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範疇的種種任務。然而，革命的聲勢如此波瀾壯闊，革命的綱領和政策比中國曆史上任何一次農民戰爭都要完備的太平天國革命，最終遭到失敗，其原因和教訓是值得認真探討的。
曆史上任何一次人民起義，在開始時，它的力量總是弱小的。如果起義的領導者主觀指導正確，就能逐漸壯大自己，最終戰勝強大的敵人。太平天國革命時期的清王朝，控製著全國政權，擁有八九十萬軍隊和雄厚的人力物力資源，特別是1860年以後，中外反動勢力互相勾結，共同鎮壓人民起義，給太平天國革命戰爭造成了更大的困難。盡避如此，由於太平軍的力量也相當強大，而且順應人心思變的潮流，如果太平天國的領導者不是在主觀指導上存在許多錯誤，是有可能取得革命戰爭勝利的。這裏著重從政治和軍事兩個方麵對太平天國領導者所犯錯誤加以探討。
一、政治方麵的失誤
（一）沒有形成能統籌全局和團結一致的堅強領導核心
太平天國起義初期，雖然形成了一個以洪秀全為首的六王領導核心，但內部存在著廣東、廣西等派別和較為明顯的宗教迷信色彩。建都金陵後，太平天國的領導者之間不僅宗派情緒有所發展，而且迅速滋長了享樂腐化思想，爭權奪利，終於導致最高領導集團內部的相互殘殺，產生了最大的領導危機。
天京內訌以前，洪秀全未能善處矛盾，事後又沒有正確汲取教訓。他不是大膽地選拔和重用有威望有才能的將領，組成新的領導核心；相反，卻增加了疑忌心和宗派情緒，開始搞家天下。石達開被迫出走以後，天京的軍政大權操於洪氏家族手中，引起不少將領的埋怨和不滿。到了晚期，洪秀全不得不依靠陳玉成、李秀成等有作為的年輕將領支撐危局，但對他們同樣不是真心信任，竟濫封諸王，致使陳、李不能發揮統一指揮的作用，結果助長了分散主義，甚至出現了分崩離析的局麵。沒有一個能夠統籌全局的有權威的領導中樞，對前線也就不能實施集中統一的指揮調度。清軍則相反，由開始時的多頭指揮逐漸改變為由曾國藩集中統一指揮。這是太平軍在後期戰爭中經常失利，並最後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未能製定一套適合時宜的政策和策略，形成革命的大聯合
洪秀全等用拜上帝教的形式，創立了一套以樸素的平等思想為內容的農民革命理論，對於發動農民群眾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他們硬要人們隻拜“獨一真神”“皇上帝”，企圖用在中國社會中沒有群眾基礎的外來的宗教迷信代替舊有的宗教習慣，不僅一般群眾難於接受，而且造成了與以中國社會舊有宗教為號召的其它各種起義組織的隔閡。當時，在太平天國革命影響下，全國掀起了革命的高潮，但是太平天國基本上沒有能把各地的起義武裝團結起來，形成廣泛的革命的大聯合。
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反對某些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封建思想和文化，對於解放農民的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他們自身卻不能衝破封建思想和舊禮教的羅網，在建都金陵以後，竟將封建等級和世襲製度以及“三綱五常”等與神權相結合，作為鞏固其政權的工具，結果日益走向封建化，並愈來愈嚴重地脫離了群眾。
太平天國對清王朝的堅決鬥爭精神，給受壓迫受剝削的農民帶來了鼓舞和希望。但在鬥爭過程中，沒有把打擊的矛頭集中在清王朝以及依附於它的大地主大官僚身上，而是無區別地把中小辟僚以及清軍中的下級官弁等也列為“妖”類而加以打擊，因而不利於分化瓦解敵人，進一步擴大自己的隊伍。
此外，太平天國的領導者為農村製定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土地政策，為城市製定的取消商品交換的政策，以及拆散家庭、男女分居的社會生活製度，雖然後來作了改變，但已造成不良影響，為敵人進行反對太平天國的惡意宣傳提供了可乘之隙。
上述種種不合時宜的政策和策略，都不同程度地影響了革命大聯合的形成，而沒有革命大聯合，自然難以推翻當時還比較強大後來又得到資本主義列強支持的清王朝的反動統治。
（三）不善於羅致人才，缺少謀士
洪秀全等太平天國的領導人中，有的雖有一定的文化，但畢竟閱曆不深，知識有限，對中國的曆史和現狀都知之不多，缺乏全麵地分析形勢和製定正確的政策與策略的能力。但隻要他們能象曆史上某些起義領袖那樣，廣招賢士，虛心求教，是可以彌補自己的知識和領導經驗不足的。可惜，太平天國的領導者沒有采取積極措施，尋求更多胸懷韜略的有識之士，使他們為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出謀獻策。定都金陵後，洪秀全日益滋長保守和封建迷信思想，最後竟發展到“信天不信人”的荒謬地步，當然更談不上禮賢下士、網羅人才了。而沒有招納和培養一批有才能的政治家、戰略家，這不能不是太平天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軍事方麵的失誤
（一）忽視軍隊的提高與鞏固工作
金田起義時，洪秀全等對部隊規定了嚴格的紀律，並實行聖庫製度，以保證部隊的供給和將士的清廉。太平軍內部還有一套教育訓練製度，使部隊的軍政素質不斷提高，因而能以少勝多，打破清軍的圍追堵截，發展革命的大好形勢。
早期的太平軍還注意發揮各類人員的特長，及時組建新的部隊。如由挖煤工人組成的“土營”，在城市攻防作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船戶組成的“水營”，在攻占武昌和進軍金陵的作戰中，他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建都金陵之後，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卻忽視了部隊的提高和鞏固工作。由於對控製長江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忽略了加強水師的建設，沒有將戰船和運輸船分別編組，不注意改進戰船和船炮的技術性能，加強戰船的作戰訓練，以提高水師的作戰能力。因此，在西征作戰中遭到慘重損失，喪失了水上控製權。此外，在已經具備條件的情況下，沒有及時組建“馬隊”和“炮隊”等新的兵種。這些，都影響了戰鬥力的進一步提高。
天京內訌後，太平軍的元氣受到很大損傷。後來吸收了大批新戰士，遊民和散兵不斷增加，部隊的成分遠不如以前純潔。麵對這種情況，太平天國的領導者沒有重視部隊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以致軍政素質和戰鬥力明顯下降。後期的不少戰鬥，太平軍雖在兵力上占有明顯的優勢，卻屢為清軍所敗，除了作戰指揮方麵的原因外，與部隊的戰鬥力下降也是直接有關的。
隨著太平天國在政治上日趨腐化，將士中的離心傾向和悲觀失望情緒也逐漸發展，以致後期率眾叛降事件不斷發生。這對太平軍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是很大的削弱和打擊。
（二）戰略決策屢犯錯誤
太平軍出廣西，越湖南，攻武漢，取金陵，威震中外。在這種情況下，清王朝必然加緊調兵遣將，全力堵截和進剿。而當時太平軍的兵力還很有限，受“圍剿”的態勢尚未改變，也沒有建立起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戰略基地。可是，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卻陶醉於初步取得的勝利，對彼己力量對比作了錯誤的估計，因而實行軍事冒險主義，作出了不符合客觀條件的既北伐又西征的戰略決策，在無法實施戰略協同的兩個方向同時出擊。結果，北伐軍全部覆滅。西征軍也付出了重大代價，雖然占領了武漢、九江、安慶和其它部分地區，但未能在天京上遊建立起連成一片的根據地。這種戰略決策上的錯誤，使太平軍損失慘重，坐失了有利的發展時機和戰略上的主動權。
此後，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在軍事上開始由冒險變為保守，一係列大的作戰行動都是圍繞保衛天京而進行的。雖然取得了攻破江北、江南大營的勝利，並乘勝開辟了蘇南根據地，但太平天國的領導者仍然未能客觀地分析形勢，認真研究敵情，確定主要打擊方向，以致在戰略決策上又接連犯了幾次錯誤。
當時，蘇浙方向的清軍由於兵力薄弱，基本上采取守勢，上海的外國侵略者尚未撕下“中立”的外衣，因此，對天京的威脅主要來自上遊的湘軍。太平軍隻有在西線集中兵力，擊敗湘軍，才能爭取戰略上的主動權。可是，當李秀成部攻占蘇南大部縣城，取得人力物力補充後，不是立即回師西進，而是繼續向上海發動進攻，直至湘軍大舉進犯時，才將主力轉向西線，而此時已失先機之利。在安慶解圍作戰中，陳玉成、李秀成兩部，又未能根據湘軍兵少和後方空虛等弱點，堅決攻取武漢，橫掃兩湖、江西，切斷湘軍補給線，打亂其進攻部署，以爭取主動。嗣後，江北諸軍為救安慶而被迫決戰，江南主力（李秀成部）則回師江浙，再攻上海，形成了兵力分散，各自為戰的不利局麵。
安慶失守後，洪秀全株守金陵，坐待敵人來攻。他既不迅速調集兵力迎戰湘軍，也無長遠決策，聽任戰局自流發展。直到天京被圍，才趕忙催軍救援，致使戰局陷入危殆。最後，在隻有棄城別圖一線希望時，仍頑固地坐以待斃，終至完全失敗。
在戰略決策方麵，老奸巨猾的曾國藩顯得略高一籌。他根據曆史經驗，認為要打敗太平軍，必須首先占領天京上遊的戰略要地安慶，然後逐步東進。為了實現這一計劃，他甚至以種種借口違抗清廷關於分兵援救蘇、常的命令，堅持集中兵力圍攻安慶，並終於達到了目的。太平天國的領導者既不認真研究敵人，也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戰略修養，以致戰略指導上遜於敵人，這也是軍事上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
（三）兵力分散，各自為戰，缺乏集中統一的指揮
建都金陵以後，太平軍在三河鎮大捷以及攻破江北、江南大營的作戰中，注意集中優勢兵力和實施統一指揮，因而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在不少次作戰中，不是由於兵力不集中，就是由於指揮不統一，因而造成失利。缺乏統一指揮，各自為戰，從而導致作戰失利的明顯戰例，是安慶會戰。當時，參戰的太平軍在兵力上占有數倍於敵的優勢，但是，對於這樣大的作戰行動，太平天國的領導者不僅沒有指定最高前線指揮員，而且江南的四路部隊也無統一指揮，結果形成各打各的，甚至想打就打，想走就走，徒有兵力優勢而形不成拳頭，不能在有決定意義的方向上給敵人以致命打擊，反為少於自己的湘軍擊敗。之所以如此，前期主要由於驕傲輕敵，企圖速勝；後期主要由於沒有有權威的最高統帥和滋長了分散主義。
曾國藩在取得湘潭、武漢之戰勝利後，也曾犯過分兵冒進的錯誤，吃過被太平軍分割、圍困的苦頭。但他以後汲取了教訓，基本上采取集中兵力於天京上遊，並在作好充分準備之後才逐步推進的方針，從而取得了較好的戰果。而太平軍在碰了許多釘子之後，卻始終沒有改變分兵作戰的狀況，因此不但不能更有效地殲滅敵人，反而被敵人各個擊破。
（四）偏重於城市攻防戰，忽視在機動作戰中大量殲敵有生力量
在太平天國後期戰爭中，除石達開部走上流寇主義道路外，長江兩岸的太平軍主力主要是進行城市攻防戰，不重視在野戰中殲滅敵人有生力量。長於攻城是太平軍的一個優點，但圍繞幾個主要城市同敵人反複爭奪，特別是把天京作為一個最大的包袱背了起來，為保衛天京而不惜犧牲和消耗，牽動全局，使自己處於被動地位，造成亡軍亡城的嚴重惡果，實為一大失策。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取得一定勝利後，滋長了享樂思想，政治上也就日趨保守。同時，太平天國的領導者不懂得城市保衛戰必須與野戰相配合，不懂得隻有不斷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根本變化，才能有效地保衛城市，而消極地保衛城市，必然落得個人地兩空。
由於不重視野戰殲敵，在攻城和解圍作戰中，往往在城外死守營壘，以阻援敵，而不是創造戰機伏擊、襲擊援敵；在進攻敵人營壘時，往往隻注意正麵強攻，不注意側後迂回包圍，致攻破敵營後，不能及時截殲逃敵，打不了殲滅戰，使敵人得以散而複聚，重新構成威脅；在防禦作戰中，往往單純依托陣地進行正麵阻擊，或節節退守城鎮，與進攻之敵拚消耗，不注意設伏誘敵，或從敵後襲擾、牽製敵人；在敵人分路進攻的情況下，不願主動放棄一些次要城鎮，集中兵力於機動位置，出其不意地圍殲敵之一路，再及其餘，以各個擊破敵人。不注意學習野戰殲敵戰法，是太平軍軍事上的一大缺陷。
太平天國革命戰爭雖然失敗了，但這次戰爭的影響是巨大的。它激勵著中國人民再接再厲地向封建主義和外國侵略勢力進行英勇頑強的衝擊，從而為中國近代民主主義革命奠定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