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樓寨殲滅戰（參見附圖九）
（一）撚軍和太平軍餘部的改編
天京陷落以後，全國革命形勢走向低潮。在這危難之際，撚軍和太平軍餘部，沒有被清軍的血腥鎮壓所嚇倒，而是不畏艱難險阻，繼續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成為繼太平軍之後的抗清主力軍。
1864年11月下旬，遵王賴文光和淮王邱遠才兩部太平軍二三千人，於鄂北地區與張宗禹、任化邦、陳大喜、牛宏升、李允、張禹爵等部撚軍二三萬人會合，扶王陳得才餘部及其他一些被打散的太平軍、撚軍將士，也陸續前往集中。接著，他們在豫、鄂邊境進行了合並和改編，組成了一支集中統一的新撚軍。撚軍首領張宗禹、任化邦等“誓同生死，萬苦不辭”，並共推賴文光為最高領袖；賴亦毅然負起領導責任，“以期複國於指日”。1賴文光沿用太平天國的年號和封號，稱張宗禹為梁王、任化邦為魯王、李允為魏王、牛宏升為荊王、張禹爵為幼沃王。軍隊沿用撚軍的編製，仍以五色旗區分，下分大旗小旗。但也作了一些變動，如將一些小旗改編成營，在任化邦率領的部隊中，就有內五營和外五營的建製。
通過整編，提高了部隊的軍政素質，有利於繼續堅持鬥爭。在政治上，明確以複興太平天國為鬥爭目標；在領導上，加強了集中統一，隸屬關係明確了，組織較前嚴密了；在軍事上，根據撚軍騎兵較多和北方地勢平坦等特點，決定“易步為騎”1，增加騎兵，減少步兵，在步兵中也增加馬、騾、驢等牲口，加強了部隊的機動能力；在作戰方式上，隨著騎兵的增加，發展了快速流動，盤旋打圈以疲敵，聲東擊西以誤敵，設伏圍裹以殲敵等靈活的戰術，成為一支“善戰善走”的部隊。但是這次改編，沒有解決部隊主要行動方向和建立革命基地等重大問題，這對於以後的作戰影響很大。
清軍方麵，自黑石渡之戰後，某些將領滋長驕傲情緒，認為太平軍、撚軍已是“屢敗之眾”，隻要“僧格林沁就近調度，必能就地殄除”2。同時，派係矛盾突出，特別是曾國藩、李鴻章的湘、淮軍與僧格林沁的滿蒙旗兵之間，表現尤為明顯。就在黑石渡作戰之前，僧格林沁連吃敗仗，日益暴露出這位王爺的無能。清廷為了支撐這支“王牌”軍隊，調兩江總督曾國藩及其湘軍前往湖北東部參戰。曾國藩卻以“大帥三人（按：指曾國藩、僧格林沁、官文）屯駐四百裏內，恐群盜輕朝廷”3為由，拒不應命，隻願派部分湘軍歸官文調遣。黑石渡之戰後，清廷又下令抽調部分湘、淮軍（湘軍劉連捷部和淮軍劉銘傳部）給僧格林沁，以加強攻撚兵力。曾國藩、李鴻章都以種種借口拖延部隊的調動。而盲目自大的僧格林沁，則認為所調之湘、淮軍“守則有餘，戰則不足”4，拒絕湘、淮軍的支援，仍然妄想獨吞攻撚的“勝利果實”。清軍之間的這種矛盾，對於撚軍來說，無疑是十分有利的。
（二）鄧州、魯山大敗僧軍
12月初，僧格林沁親督翼長恒齡、成保及副都統常星阿等部進抵湖北棗陽，旋即西進。12月7日，賴文光等督軍敗僧軍於襄陽，然後揮軍北上，進入河南鄧州（今鄧縣）境。賴文光、張宗禹等選擇鄧州西南的唐坡，挖壕築壘，部署兵力，準備迎擊僧軍。12日，僧軍分左、中、右三路發動進攻。撚軍將士首先打敗僧軍右路步隊，然後從側後抄襲敵人的中、左兩路，大敗僧軍。僧格林沁退入鄧州城。撚軍與太平軍餘部合編後接連取得勝利，士氣複振。
12月13日、14日，撚軍圍攻鄧州城未下，便北攻南陽府（今南陽市），旋又西趨鎮平，複北經南召至魯山。僧格林沁率部取道郟縣，於1865年1月6日進抵寶豐，堵截撚軍北上山西，西進陝西。1月中旬，撚軍與僧軍交戰失利，由魯山西走。僧格林沁恐其北上洛陽，率部經汝州（今臨汝）前往洛陽堵截。後探知撚軍集聚於嵩縣西北一帶，便於1月下旬由洛陽取道宜陽，進至永寧（今洛寧）東麵的韓城鎮。撚軍隨即經伊陽（今汝陽）折而往南，返回魯山。僧格林沁便督隊由韓城鎮經寶豐縣的大營鎮奔向魯山。這時，撚軍已在離魯山十餘裏的地方布好陣勢，待機殲敵。1月28日，僧格林沁命恒齡率騎兵在左，常星阿部居中，成保部在右，同時向撚軍陣地衝鋒。撚軍佯敗，將敵軍誘過■水（今沙河），然後回軍猛擊，並以馬隊從後抄襲。僧軍大恐，營總富克精阿、精色布庫等率部先逃。撚軍乘勢奮勇殺敵，先後斃敵翼長恒齡、營總保青、副都統舒倫保、營總常順等多人。僧格林沁在總兵陳國瑞援救下，才幸免於死。
僧格林沁在魯山大敗之後，氣急敗壞，暴跳如雷，將首先敗退的富克精阿、精色布庫等在軍前處決，借以鎮懾所部。他決心猛追撚軍，尋機報複。
（三）盤旋打圈，疲憊僧軍
鑒於清軍防守嚴密，撚軍隻得放棄入陝計劃，決定在河南境內與僧軍繼續周旋，伺機殲敵。
魯山獲勝後，撚軍經葉縣北走襄城、禹州，複經長葛、新鄭，轉入尉氏縣境。撚軍遊騎四出，邊馬直抵河南首府開封城下，城內清軍一日數驚，附近各州縣官吏慌作一團。1865年2月11日，跟蹤尾隨的僧軍到達尉氏縣城，撚軍已南下鄢陵。僧軍先頭部隊三千餘人孤軍冒進，當追到鄢陵縣北閻寨坡時，撚軍得知追軍兵力單薄，便以少數部隊誘敵，大隊回馬力戰，將其擊潰。2月13日，僧格林沁率大隊趕到，亦為撚軍所敗。僧軍連戰皆敗，損兵折將，不得不在鄢陵休整，僅派出部分兵力跟蹤撚軍。2月中下旬，撚軍由臨潁、郾城南下，攻西平，圍汝陽，僧格林沁隻得於3月5日親督馬隊南下。撚軍見僧軍追來，便揮軍南下，進攻信陽州城南關，待敵軍到達信陽時，又舉旗北上，經確山、遂平、西平到達郾城，然後攻扶溝，入睢州境。3月29日，撚軍自河南考城進入山東境內。
兩個月來，僧格林沁尾隨撚軍之後窮追不舍，從豫西、豫中、豫東、豫南一直追到山東，行程數千裏，所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將士死亡者數百，軍中多怨言”。他自己也“寢食俱廢，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兩巨觥，輒上馬逐賦”1。清廷曾告誡僧格林沁“未司一意跟追”2。老奸巨猾的曾國藩看出了這樣追擊的危險性，指出：“兵法忌之，必蹶上將。”1但僧格林沁剛愎自用，並未從失敗中汲取教訓。
（四）高樓寨全殲僧軍
1865年4月初，撚軍進入山東後，經曹縣、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寧陽進入曲阜。時僧軍仍緊追不舍，山東巡撫閻敬銘也派布政使丁寶楨率本省防軍進入兗州，妄圖夾擊撚軍。為了繼續疲憊敵軍，撚軍北趨寧陽、東平。途中擊敗總兵範正坦部後，繼續北上東阿（今東阿南）、平陰、肥城，威脅省城濟南。僧格林沁率軍追至東平，丁寶楨部則進抵泰安北麵的張夏鎮。撚軍見敵有備，便南下寧陽、兗州、鄒縣、滕縣、嶧縣，旋經蘭山、郯城進入江蘇的贛榆、海州、沭陽。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山東郯城，西走嶧縣，在臨城（今棗莊市西薛城）附近擊敗丁寶楨部後，北上寧陽、汶上。5月10日由汶上以西的袁家口渡過運河，進至範縣（今河南範縣東）南麵的羅家樓、濮州（今河南濮城）東南的箕山一帶，最後進至鄆城西北的黃河水套地區。
黃河水套是1855年（鹹豐五年）黃河在河南省考城縣屬的銅瓦廂決口以後，在濮州、範縣以南和鄆城西北一帶形成的一個河汊眾多的地區。撚軍進入該地區後，蔭蔽在那裏的許多被清軍擊敗的山東各地起義軍的失散人員，紛紛參軍，使撚軍人數又眾達數萬。而這時僧軍已被撚軍拖得疲憊不堪，僧格林沁本人也因“輒數十日不離鞍馬，手疲不能舉韁索，以布帶束腕係肩上馭馬”2。就在這種情況下，撚軍與當地起義人民一起，在菏澤的高樓寨一帶，布下了殲滅僧軍的天羅地網。
從菏澤縣城到黃河南岸（約四五十裏）有一條經吳家店、高
樓寨的大道。高樓寨北麵，有許多道防堵黃河泛濫的河堰，河堰上下柳林密布，撚軍主力就埋伏在高樓寨以北的村莊、河堰和柳林中。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牽軍追至菏澤之西、高樓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區。撚軍派出少數部隊迎戰，且戰且走，誘使僧軍步步向高樓寨地區深入。18日中午，僧軍進至高樓寨，頓時號角齊鳴，聲震原野，埋伏在那裏的撚軍將士們奮勇出擊，挺矛持刀，袒臂鏖戰。僧格林沁分兵三路：翼長諾林丕勒、副都統托倫布等率左翼馬隊，總兵陳國瑞、何建鼇鎊領本部步隊，是為西路；副都統成保、烏爾圖那遜等領右翼馬隊，總兵郭寶昌率本部步隊，是為東路；副都統常星阿、溫德勒克西等各領馬隊，是為中路。撚軍亦分三路迎戰。西路鏖戰二小時左右，撚軍稍卻。適中路撚軍將常星阿部清軍擊潰，立即支援西路撚軍向敵人發起反擊，將西路清軍殲滅。與此同時，東路撚軍亦將敵軍擊潰。在後督隊的僧格林沁隻得率殘部退入高樓寨南麵的一個荒圩。撚軍乘勝追擊，立將該圩團團圍住，並在圩外挖掘長壕，防止敵人突圍。當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數隨從冒死衝出，當落荒逃至菏澤西北十五裏的吳家店時，被一青年撚軍戰士砍死在麥田中。
高樓寨之戰，撚軍全殲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使清軍的精銳騎兵損失殆荊副都統成保奏稱：“我軍失利後，馬步兵勇收集無多”1。曾國藩也說：兩年來僧軍屢挫，撚軍“奪官馬至五千餘匹之多，自此不可複製”2。薛福成在《科爾沁忠親王死事略》中稱：“陳國瑞所部步隊四千覆潰幾盡，國瑞僅以身免，……總兵何建鰭內閣學士全順，皆死於陣。”3這次作戰，是撚軍在抗清鬥爭中取得的一次重大的勝利，也是運用運動戰取勝的一個典型的戰例。撚軍發揮快速流動作戰的特長，牽著僧軍盤旋打圈，使其精疲力竭，同時伺機反擊，消耗敵之兵力，挫傷其士氣，最後在地形和群眾條件都對撚軍有利的地區，一舉全殲窮追之敵。僧軍方麵，由於僧格林沁盲目輕敵，一味窮追，後方供給不繼，部隊饑疲交加，士氣日益低落，加上得不到豫、魯清軍的有效配合，遂為撚軍提供了打殲滅戰的有利條件。
二、粉碎曾國藩“以靜製動”的攻撚方略
（一）曾國藩“以靜製動”的攻撚方略
僧格林沁軍覆滅後，清廷深恐撚軍渡過黃河，北攻直隸，威脅京畿，從1865年5月下旬開始，進行了一係列新的部署：命兩江總督曾國藩攜帶欽差大臣關防，統領所部各軍，前赴山東，於北麵駐紮“督剿”，繼又令其督辦山東、河南、直隸三省軍務，所有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歸節製；命直隸總督劉長佑駐軍大名一帶，扼守黃河天險；催調提督劉銘傳所部淮軍迅速北上，“力固畿南門戶”；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領經英國人訓練的天津洋槍隊，進駐景州（今河北景縣），堵截撚軍；命署兩江總督李鴻章於所部各軍內撥派精銳若幹，由上海乘輪船前往天津，增援直隸；命醇郡王奕環統領京城旗綠各營，“密籌布置”，守衛北京。
曾國藩在接到清廷的命令後，一方麵故作姿態，力辭節製直隸、山東、河南三省之命，並以種種理由拒絕迅速北上，以免倉促上陣，重蹈僧格林沁全軍被殲的覆轍；另方麵積極進行作戰準備，並向清廷提出了新的攻撚方略。他認為撚軍騎多步少，行動迅速，“飄忽靡常”，因而主張重點設防，“以靜製動”，即所謂“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製無定之賊”。1後來他又一再重申采取這種攻撚方略的必要性，聲稱“細觀賊情，已成流寇行徑，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雖終歲奔波，終無大損於賊”。強調要在撚軍“必經之途，駐紮重兵”，“變尾追之局，為攔頭之師，隻有定之兵，製無定之寇”。2據此，曾國藩提出如下具體方案：由他坐鎮徐州，負責撚軍經常出沒的四省十三府州（即安徽廬州、鳳陽、潁州、泗州，河南歸德、陳州，山東兗州、沂州、曹州、濟寧，江蘇淮安、徐州、海州）的攻剿事宜，四省的其它地區則由各省巡撫負責。四省分別以臨淮、周家口、濟寧、徐州為“老營”，駐紮重兵，多儲糧草彈藥，以為重鎮。他認為這樣一來，就可做到“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軍之糧藥，即取傍於受援之地，庶幾往來神速，呼吸相通”，“四省有首尾相應之象，而諸軍無疲於奔命之虞”。3
曾國藩煞費苦心製定的攻撚方略，其用心非常狠毒。但是，這一方略並不能解決地廣兵少的矛盾。且不說撚軍可以避開這十三府州的重點設防區，即使在上述重點設防區內，撚軍依然可以在鄉村縱橫馳騁，摧毀地主民團的圩寨，並伺機伏擊由城市出援的清軍。此外，清軍重兵集中於主要城市，廣大地區的兵力就相對薄弱了，加上奉調北上的湘軍、準軍與各省防軍之間矛盾重重，使撚軍仍有繼續流動作戰的條件。
1865年6月18日，因鎮壓太平天國“有功”而被封為“一等毅勇侯”的曾國藩，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離開金陵，沿運河北上，踏上了鎮壓撚軍的反革命征途。
（二）撚軍繼續流動作戰
高樓寨之戰後，山東清軍兵力空虛，僅有丁寶楨所部三千人扼守濟寧，“能守而不能戰”，而撚軍新勝，士氣大振，兵強馬壯，“縱橫自便”。1如果撚軍此時不失時機地揮軍北上，不但濟南指日可下，而且可以更加沉重地打擊清軍，開創新的局麵。但是，當時由於撚軍首領們對爾後的進軍方向“爭言不決”，有的主張“先陷濟南”，有的主張“北趨直隸”，有的主張“渡黃由豫入陝”2，以致在近半個月的時間裏，數萬部隊徘徊於黃河以南、運河以西的菏澤、曹縣、城武、定陶、鄆城、巨野、濮州、範縣、金鄉、濟寧地區，雖然隊伍有所發展壯大，但較長時間無所作為，失去了乘勝進攻的良好時機。及至得悉“京師有備”，自知難以渡河北上，賴文光等才於6月1日率部自汶上袁家口等處渡過運河東進。由於此時濟寧、濟南等地清軍防守已經加強，撚軍隨即回到運河以西的嘉祥。這時，張宗禹已率部南下安徽，賴文光、任化邦等便接踵南下，謀與張宗禹等會合，恢複蒙亳一帶的撚軍基地。
張宗禹、賴文光等部撚軍先後返回蒙亳地區後，即向當地清軍發起進攻，相繼占領了一些集鎮和圩寨。6月18日，撚軍攻占高爐集，切斷駐渦陽（即雉河集）的安徽布政使英翰所部的糧道。6月21日，撚軍三四萬人乘勝進圍渦陽城。這時，奉調開往徐州的總兵易開俊部清軍三千人已行抵蒙城，曾國藩也於6月30日到達江蘇清江浦。英翰接連請援於曾國藩，曾即命提督黃翼升率所部水師由高良澗（今江蘇洪澤縣）入洪澤湖，沿淮河西上，命總兵周盛波等部由徐州赴宿州以援蒙亳，命提督劉銘傳部自濟寧馳回徐州“以拯皖北之危”，自率部分湘軍進駐臨淮關。接著，漕運總督吳棠命總兵姚廣武率部由濉溪口、臨渙集出發，河南巡撫吳昌壽命總兵張曜、宋慶兩部豫軍由商丘出發，安徽巡撫喬鬆年命總兵張得勝、副都統克蒙額等部皖軍由潁上、太和出發，馳援被困於渦陽的皖軍，對撚軍形成包圍態勢。撚軍久攻渦陽不下，糧藥將盡，在各路清軍步步逼近的情況下，不得不於7月25日撤圍，西走河南。
撚軍分南北兩路深入豫境：北路由張宗禹等率領，經商丘、柘城、太康、扶溝、鄢陵、許州、襄城、郟縣、寶豐、魯山，南走南陽府；南路由賴文光等率領，經沈丘、淮寧、周家口、西華、臨潁、郾城，複折往東南，趨西平、上蔡等地。
曾國藩在撚軍分兩路進入河南後，仍堅持其專辦十三府州攻剿事宜的方針，他認為張宗禹一路已進入豫西，“萬難追及”1，而賴文光一路進入陳州，屬於十三府州，便派劉銘傳等部跟蹤追擊。9月23日，曾國藩自臨淮移營徐州。其時，賴文光一路撚軍已由河南新蔡進入安徽阜陽縣西部的瓦店集、迎仙集一帶，劉銘傳等部淮軍以及豫軍、皖軍等正從周家口、徐州、潁州、固始等地壓來，妄圖多麵夾擊，一舉消滅撚軍。10月1日，凹張寨一戰，撚軍失利，賴文光及時率軍撤出，由周家口北趨西華、太康、睢州，從考城入山東，活動於曹縣、定陶、鄆城、菏澤等地。
曾國藩唯恐撚軍進入山東半島富庶地區，便一麵命駐防濟寧的潘鼎新部淮軍扼守運河，一麵命總兵張樹珊的步隊、副都統色爾固善的馬隊以及徐州的清軍北上山東，跟蹤撚軍；並從蘇南調總兵楊鼎勳、郭鬆林等部進駐宿遷、徐州，以為後援；還命劉銘傳、周盛波兩部淮軍分別進駐周家口、歸德，防備撚軍南下。清廷對曾國藩在山東圍堵賴文光部的部署雖感滿意，但對進入豫西的張宗禹部卻憂心忡忡，認為該路撚軍“不西趨秦境，必北擾晉疆”1，而曾國藩所率清軍多在東路，實有鞭長莫及之勢。為此，擬命李鴻章率總兵楊鼎勳等部馳赴河洛一帶，進剿張宗禹部，兼顧山西、陝西門戶。接著，又令正在贛南鎮壓太平軍餘部的鮑超所部湘軍趕赴豫南。曾國藩深知，如果李鴻章督師豫西，必然從東路將淮軍調走，使他失去依恃，於是上奏清廷，建議暫勿令李鴻章赴河洛。清廷采納了他的意見。
就在反動派頻繁調兵之際，賴文光等已率撚軍由山東進入江蘇豐縣、沛縣、碭山、徐州一帶，取得糧食和兵員補充後，又西進河南，於11月底與從魯山、寶豐東進的張宗禹所率撚軍會師於扶溝，隨即西趨襄城、葉縣、舞陽一帶。
（三）曾國藩“以靜製動”方略的徹底失敗
撚軍不斷深入河南流動作戰，而湘、淮軍一般隻守據點，不積極攻剿，使新任河南巡撫吳昌壽兵餉兩絀，一籌莫展。他在給清廷的奏報中，一方麵訴說“豫省軍務種種棘手，勢處萬難”，另方麵對曾國藩名為督辦三省軍務，實僅株守十三府州之地，表示不滿。12月14日，清廷諭令曾國藩“統籌全局，前往應援”，並告誡他“未可株守一隅，致誤事機”。2與此同時，曾國藩也因撚軍主力全部進入河南，不得不對其攻撚方略進行一些改變，表示“不複拘泥十三府州之說”。他一麵堅持仍在濟寧、徐州、臨淮、周家口四處駐紮重兵，以備“迎頭截擊”，一麵令李昭慶部淮軍萬餘人奔赴河南，與原駐周家口的劉銘傳部淮軍萬餘人“同作兩支遊兵，仿照僧格林沁之法”，與撚軍“縱橫追逐，使之不得休息”。1曾國藩還準備將其大營由徐州移往周家口。
在曾國藩尚未變更部署以前，撚軍即已分路疾馳南下：賴文光等率部自臨潁、郾城走西平、遂平、確山、正陽、羅山、光州；張宗禹等率部自襄城、葉縣走裕州（今方城）、唐縣（今唐河）、鄧州。1866年1月，撚軍各部先後進入湖北，賴文光一路在麻城、黃州（今黃岡）一帶活動，張宗禹一路在襄陽、棗陽一帶活動。1月18日，賴文光、任化邦部乘清軍提督成大吉部嘩變之機，發起進攻，成大吉僅率少數清兵從麻城逃往灄口。撚軍遂占黃陂等地，威脅武漢。2月18日，撚軍又於黃陂東南的街埠一帶大敗清軍，斃總兵梁洪勝等多人。
撚軍在鄂東連打兩次勝仗，湖廣總督官文急忙請求援兵。曾國藩命總兵喻俊明等率水師馳赴武漢，令劉銘傳率所部淮軍由周家口馳赴湖北黃州，令浙江提督鮑超率所部湘軍進駐豫、鄂交界地區，聽候調遣。當援鄂清軍剛到湖北，撚軍又甩掉敵人北上，經河南進入山東。4月11日，張宗禹部在安興寨（今菏澤東北）擊敗總兵楊飛熊部八營清軍，13日，又在龍堌集（今巨野西南）大敗總兵王心安部八營清軍，20日，在鄆城西北的柳條圈又敗潘鼎新所部淮軍。26日，賴文光部也到達鄆城境內，兩支撚軍重又匯合。
4月29日至5月7日，撚軍三次搶渡黃河、運河均未成功，遂又分兵兩支南下：張宗禹等率部走河南虞城、寧陵、歸德等地；賴文光等率部南進江蘇豐縣、碭山、邳州、宿遷等地。6月15日，兩支撚軍在徐州匯合，旋又分開。張宗禹部由豐縣、碭山走河南虞城、寧陵、睢州、杞縣，又南下太康、陳州，從周家口渡過沙河，由郾城西進；賴文光部走安徽宿州、懷遠，渡過渦河趨鳳台、太和，然後入河南境內。撚軍一直在曾國藩所圈定的重點防區內往返穿插，流動遊擊，使其“以靜製動”的方略徹底失敗。
（四）曾國藩“聚兵防河”計劃的完全破產
“以靜製動”的方略破產後，曾國藩於1866年夏又提出了“聚兵防河”的方略，企圖以此遏阻撚軍的流動。經與直隸總督劉長佑、山東巡撫閻敬銘麵商，確定了運河、黃河的設防部署：在運河防線上，從濟寧長溝到山東、江蘇之交的韓莊，由潘鼎新部防守；韓莊以下由楊鼎勳部駐防；長溝以上至黃河由山東軍防守。在黃河防線上，範縣豆腐店以西至東明、長垣由直隸軍防守，豆腐店以東的張秋、東阿一帶由山東軍防守。撚軍渡過沙河進入豫西南後，曾國藩又設沙河、賈魯河防線。沙河地段：從周家口到槐店（今沈丘）由劉銘傳部防守；槐店到正陽關由喬鬆年部皖軍防守；正陽關以下係淮河，曾國藩派水師和皖軍防守。賈魯河地段：從周家口到朱仙鎮由潘鼎新、張樹珊部防守；從朱仙鎮北四十裏到開封，又北三十裏到黃河南岸，沒有河流，由李鶴年的豫軍構築堤牆防守。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跨魯、豫、皖三省的三角形防線。此外，為了攻守結合，又命鮑超、劉秉璋、楊鼎勳、劉鬆山、張詩日所部為“遊擊之師”，跟蹤追擊撚軍。
曾國藩“聚兵防河”的主要目的，先則企圖阻止撚軍進入山東、江蘇，在撚軍渡過沙河以後，則企圖將其局限於豫西南的多山地區，使之不能發揮騎兵的優勢，然後集中兵力聚而殲之。顯然，這種設防漏洞仍然很多。首先，由於清軍內部存在著派係矛盾，曾國藩難於做到統一指揮，特別是經常受到淮軍頭目李鴻章的掣肘。其次，曾國藩的“防河”戰線太長，勢必造成兵力分散，處處防守薄弱。此外，還有不少人對曾國藩的防撚計劃持反對意見，認為“宜於速剿，不必為防河之謀”1。
就在曾國藩緊張地部署河防時，撚軍發覺了清軍的詭計。9月中旬，賴、張兩支撚軍在河南禹州、許州一帶會師，偵知朱仙鎮以北堤牆尚未築成，隨即經尉氏、中牟北上，決定跳出河防圈。9月24日，撚軍先示形於開封以北的黑堽，佯作搶渡黃河的態勢，然後急速南下進至開封南的蘆花岡，乘夜擊潰豫軍，再次突入山東境內。
沙河、賈魯河防線被撚軍突破後，曾國藩自稱“聞信之餘，實深焦憤”，不得不承認防線太長，兵力不足，稱“防守沙河、賈魯河，本係策之至拙者”，但又聲稱“無奈馬隊遠不如賊，……專恃步隊追剿，斷不能製流寇，不得已乃出於防河之下策”2。不管曾國藩如何巧於言詞，事實是由他主持攻剿撚軍一年零五個月，“毫無成效”3。為此，清廷決定換馬，12月7日，改任李鴻章為欽差大臣，節製湘淮各軍，專辦剿撚軍務。曾國藩則回任兩江總督。
三、東撚軍轉戰湖北
（一）撚軍分為東西兩支
撚軍衝破沙河、賈魯河防線，進入山東菏澤、曹縣、巨野、金鄉一帶地區後，於10月上旬搶渡運河未成。這時，淮軍潘鼎新部已進抵濟寧，劉銘傳部進入城武、巨野，劉秉璋、劉鬆山、張樹珊等部也先後到達山東，進入運河防區，對撚軍實施包圍。撚軍隨即回軍西向，於10月13日進入豫東地區。
兩年以來，撚軍縱橫馳騁於蘇、魯、豫、皖、鄂數省，取得了殲滅僧格林沁和粉碎曾國藩“以靜製動”的攻撚方略等一係列勝利。但是，由於長期不停頓地流動作戰，沒有一個可以立腳的基地，部隊得不到休整，糧食、彈藥的補充十分困難，同時又得不到任何友軍的支援，戰略上的被動態勢日益明顯。撚軍領袖賴文光等深感“獨立難支，孤軍難立”1，試圖改變這一不利態勢，遂決定將撚軍一分為二，由張宗禹、張禹爵、邱遠才等率部分撚軍西進陝甘，聯絡那裏的回民起義軍，“以為犄角之勢”，是為西撚軍；由賴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部分撚軍留在中原地區，與敵周旋，是為東撚軍。
（二）東撚軍轉至湖北與李鴻章的攻撚方略
1866年10月下旬，東撚軍三萬餘人在賴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領下，由河南中牟返回山東，擬攻破運河防線，進入較為富庶的運河東部地區，以擴充兵員和籌集糧餉。後因在鄆城東北的袁家口、開河、安山等處幾次搶渡均未成功，而淮軍劉銘傳、潘鼎新等部又已跟蹤返回山東，為避免遭敵圍攻，便南下江蘇豐縣、沛縣等地。不久，複入山東，再次進攻運河防線，又沒有成功。其後，賴文光、任化邦等遂放棄進入運河東部地區的計劃，決定向湖北轉移，擬渡過漢水，進占荊州、宜昌，然後主力入川，並留一支部隊於湖北以為聲援，以一支部隊入陝西與西撚軍
取得聯絡。“倘各路皆不得手，……則共趨秦中”1，聯合回民起義軍，在陝西建立基地。這一計劃，得到東撚軍廣大將士的擁護。1866年12月初，東撚軍由山東進入河南，下旬進入湖北。
清軍方麵，李鴻章鑒於曾國藩所確定扼守的“賈魯河、沙河地段太長，人力難齊，終辦不成”的教訓，提出了將撚軍“蹙之於山深水複之處，棄地以誘其人，然後各省之軍合力三四麵圍困”的“扼地兜剿”方略，並準備采用“離間”、“招撫”等伎倆，妄圖從內部瓦解撚軍。2
1867年1月，李鴻章調集不下十萬部隊，分“堵擊之師”和“兜擊之師”，在河南、湖北集中。其部署是：在北部，命李昭慶部二十餘營駐河南信陽，扼撚軍北上的通道；在西部，命鮑超三十二營由南陽移駐襄陽，豫軍總兵宋慶十營、副將蔣東才六營扼守棗陽，荊州將軍巴揚阿統領提督藍斯明、水師總兵左光培扼守漢水沿線；在東部，命新任安徽巡撫英翰、總兵張得勝等率皖軍分紮六安、霍山一帶；在南部，由湖廣總督官文駐守武昌，彭玉麟統領水師駐守黃州。上述各部清軍均為“堵擊之師”。李鴻章又命劉銘傳、劉秉璋、周盛波、張樹珊等部淮軍共三十餘營，由豫東南分道入鄂，和新任湖北巡撫曾國荃統領的郭鬆林、彭毓橘、伍維壽、熊登武等部湘軍共三十餘營，組成“兜擊之師”。李鴻章等妄圖一舉消滅撚軍於鄂東地區。
（三）羅家集、楊家河兩敗敵軍主力
東撚軍進入鄂東北不久，即由麻城南下黃陂，接著進至灄口，威脅武昌。隨後，折而向西，連克雲夢、應城，進攻德安府（今安陸），旋又經宋河鎮入京山，南占天門縣。提督郭鬆林率領九營湘軍尾追而來，撚軍采取兜圈子的戰術疲憊敵軍。郭鬆林不顧士卒疲勞，緊追不舍。1867年1月11日，郭鬆林分兵三路向鍾祥東麵的羅家集進攻，撚軍的步馬隊早已設伏以待。待敵發起攻擊時，撚軍首領任化邦率部正麵接戰，李允統領馬隊從兩側包抄，賴文光率部襲敵後路，將清軍四麵包圍。激戰半日，殲滅清軍二千餘人。郭鬆林身中七槍，被撚軍生擒，因傷重不能行走，被棄擲路旁，幸免於死。
羅家集勝利後，東撚軍在鍾祥與舊口之間結筏搶渡漢水未遂，便東走應城、雲夢。淮軍周盛波、張樹珊等部在後尾追，撚軍仍采用打圈戰術，伺機殲敵。1月26日，撚軍在德安府楊家河東岸屯紮，淮軍總兵張樹珊所部六營孤軍追來，渡河進擊。撚軍佯裝敗退，張樹珊恃勇輕進，被撚軍分割包圍。激戰至深夜，撚軍陣斬張樹珊及副將劉登朝、郭有容等數百人，使李鴻章的淮軍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
（四）尹漋河先勝後敗
東撚軍兩敗敵軍之後，士氣高昂，聲威大振。為了實現西進川陝的戰略目標，先後在舊口、豐樂河、流水溝及王家集、霸王山等處搶渡漢水，但均為清軍所阻，被迫回到舊口地區。
就在東撚軍搶渡漢水的半個月中，清軍各部已分別向舊口方向集中，準備圍殲東撚軍於舊口地區。其部署是：湘軍彭毓橘、譚仁芳、熊登武、劉維楨等部駐九裏岡、永興、皂市、天門一帶，屏蔽東路；豫軍蔣東才等部駐茅茨畈，扼守北路；淮軍劉秉璋、周盛波等部扼守京山，李昭慶部由信陽移駐宋河鎮；以淮軍主力劉銘傳部萬餘人由北而南，湘軍主力鮑超部一萬六千餘人自西向東，夾擊撚軍。賴文光等見清軍來勢迅猛，便率軍退守尹漋河（今永隆河）一帶，準備與清軍決戰。
2月19日拂曉，劉銘傳為了爭功，自行改變與鮑超軍共同進攻的計劃，提前由下洋港向尹漋河搶先發動進攻。他見撚軍紮營於司馬河（今天門河）對岸，便留二三營兵力護衛後路輜重，以十七營兵力渡河攻擊。撚軍以步隊正麵阻擊敵軍，以千餘馬隊向北繞襲敵軍後路。劉銘傳恐後路兵單，輜重難保，便抽出步隊三營、馬隊二營加強後路，自率十二營兵力分三路進攻。撚軍亦分三路迎擊：任化邦敵左路，牛喜敵右路，賴文光、李允敵中路。任化邦率部全力圍攻劉盛藻的左路軍，“劉盛藻鏖戰多時，漸不能支”1。劉銘傳恐左路有失，忙從中路抽出黃桂蘭、張士元、李錫增三營兵力往援。在撚軍的銳利攻勢下，劉盛藻部過河潰逃，李錫增則中槍喪命。接著，任化邦率部轉援牛喜部，將右路淮軍一舉消滅，擊斃總兵唐殿魁、記名總兵田履安、副將吳維章等。撚軍左右兩路取勝後，任化邦、牛喜便率部與賴文光、李允部一起圍攻劉銘傳親自督率的中路軍。撚軍將士揮刀斬殺，淮軍一敗塗地，退至司馬河彼岸。劉銘傳失魂落魄，與其部將、幕僚“俱脫冠服坐地待死”2。
可是，正當撚軍追過司馬河，即將殲滅劉銘傳所部淮軍時，鮑超率所部湘軍從舊口由西向東側擊楊家洚撚軍側背。楊家洚與尹漋河同在司馬河東岸，相隔十餘裏。賴文光在鮑軍進入楊家洚後，沒有仔細偵察敵情，便倉促率領中軍步隊向鮑軍衝鋒。但鮑軍陣勢嚴整，左、中、右三路，每路八九營兵力，分主攻和策應，穩紮穩打，步步前進。激戰兩小時，撚軍中軍步隊受挫，雖有馬隊馳前接應，但後路又為鮑軍馬隊截斷，於是軍心動搖，陣勢大亂，由勝轉敗。又因連日下雨，河港水深，道路泥濘，撚軍慌不擇路，陣亡和溺死者近萬人。楊家洚、尹漋河等處數百村莊據點，全被鮑軍占領。
尹漋河之戰，雖然殲滅了劉銘傳所部淮軍半數以上，但東撚軍自己也遭到慘重損失，傷亡萬餘人，被俘近萬人，損失馬匹數千和輜重無數，不但元氣大傷，而且使西進的計劃受挫。尹漋河之戰最後遭到失敗，首先是由於東撚軍在取得羅家集、楊家河兩次勝利後，產生了驕傲輕敵情緒，對於在武器裝備上占很大優勢的敵軍沒有予以足夠重視，以致在與劉銘傳部作戰時，竟沒有派出相當數量的部隊，對近在舊口的鮑超部進行警戒，特別是當鮑部來襲時，賴文光等不作周密部署，倉促反擊，結果受挫。其次，撚軍在作戰不利的情況下，缺乏堅韌頑強的意誌，稍遇挫折，就撤離戰常此外，尹漋河一帶河汊縱橫，使撚軍騎兵的活動受到限製。鮑超說：這次“擒斬溺斃之多，則由彼之先失地利耳”。1
（五）被迫放棄入川計劃
東撚軍在尹漋河戰敗後，餘部即北上河南，從唐縣、桐柏東走信陽、羅山、光山，然後經湖北麻城、黃岡、蘄水、蘄州、廣濟，進入安徽西南邊境，因遇淮軍劉秉璋、周盛波部阻擊，又折回湖北蘄州一帶。這時，湘軍彭毓橘部駐紮於蘄水。3月23日，東撚軍由蘭溪、董家河一帶沿浠水河北上時，彭毓橘親率湘軍十三營由六神港至溪潭坳堵截，撚軍將其擊敗，陣斃總兵彭光友，並乘勝包圍六神港，取得了擊斃彭毓橘以下營哨各官三十餘名和殲敵三千餘人的勝利。
之後，東撚軍又西經孝感、應城、京山等地抵達漢水東岸，在舊口至嶽口一帶籌船結筏，希圖西渡漢水，為清軍炮船所阻，未獲成功。後經鍾祥北上棗陽、隨州（今隨縣），5月初進入河南桐柏、信陽境，因遭淮軍周盛波、劉鉻傳部截擊，由平靖關折回湖北應山，旋又東走黃安。5月14日，撚軍在黃安的王家岡設伏，大敗剛從河南光州趕到麻城的淮軍楊鼎勳部，殺總兵張遵道。接著，撚軍再次進至漢水東岸，由於劉銘傳和鮑超部相繼追來，不得不放棄西渡漢水進入四川的計劃，經棗陽北上，擬從河南西進入陝，與西撚軍會合。
四、東撚軍在山東被圍及其最後失敗
（一）進軍山東半島
1867年5月下旬，東撚軍進入河南新野、鄧州、鎮平、內鄉一帶，還來不及休整補充，淮軍劉銘傳等部就從棗陽、襄陽跟蹤追來，豫軍宋慶部和淮軍周盛波等部也分別由南陽、唐縣前來堵截。而當時撚軍內部對於行動方向問題意見不一。賴文光、任化邦等本主張進軍西北，但從山東鄆城、梁山地區參軍的將士認為山東連年豐收，糧食充裕，而陝西連年戰亂，糧食缺乏，極力主張東進山東。賴文光、任化邦等為了盡快擺脫敵人的包圍，同時，“恐西路山多，難於翻越”1，也就改變主意，采納了東進山東半島的意見。
6月上旬，東撚軍由考城進入山東曹縣，疾趨鄆城，甩掉尾追之敵，於6月12日晚直逼運河，以一部強攻沈口，吸引附近各段守河清軍馳援；以另一部襲擊由山東軍防守的比較薄弱的戴家廟一帶防線，於次日黎明突破。當時天旱水淺，撚軍全部三四萬人涉水過河，進入運河東部地區。
東撚軍進入山東腹地後，日行百餘裏，忽東忽西。新任山東巡撫丁寶楨雖督軍尾追，隻能望塵興歎。6月19日，東撚軍東走章丘，後經鄒平、壽光等地進入膠東半島，6月底兵鋒直指煙台。道員潘霨勾結英法侵略者聯合防守煙台，通商大臣崇厚則從天津派出洋槍隊渡海增援。
膠東半島雖然比較富庶，但撚軍進入這三麵瀕海的地區，易被清軍包圍，而東撚軍首領們慮不及此，最終招致失敗。
（二）李鴻章堅持“扼地兜剿”方針
東撚軍突入山東後，清廷令李鴻章從河南移營山東，“擇要駐紮，居中調度”。李鴻章根據劉銘傳、潘鼎新等將撚軍“擠入登（州）、萊（州）海隅，趁勢圍逼”的建議，立即奏稱：“斷不敢謂蹙賊海隅之議遂有把握，但與其任令長驅各省，流毒無窮，似不若誘令盤旋偏隅，得辦且辦”。16月30日，李鴻章抵達濟寧，隨即以劉銘傳部由濟寧、泰安、萊蕪徑趨青州（今益都）為中路，以潘鼎新部由濰縣（今濰坊市）、昌邑赴萊州（今掖縣）為北路，以總兵董鳳高、沈宏富馬步十五營由郯城、蘭山進莒州為南路，“三路兜截而前，欲逼（撚軍）入登、萊絕地，會合（山）東軍相機扼堵”，“扼之於膠萊河一帶，使其不能複出”。2不久，李鴻章又聲稱：“欲滅此賊，計惟有覓地兜圍之一法”，“與其馳逐終年”，“不如棄一隅以誘之”，“與其往複運東”，“不如專棄登、萊以扼之”。他決定“先固守局而後進兵”。1其具體部署是：以運河為外圈，膠萊河為內圈，進行布防。決定調皖、豫、鄂、蘇和直隸的清軍，分段防守運河，在西岸修築長牆，並以部分兵力就東岸舊牆修繕炮台，“犄角護守”。鑒於膠萊河是扼撚軍西突的咽喉，決定配以重兵，以一營守三裏，在近三百裏的地段上，共部署兵力近百營，由淮軍主力劉銘傳、潘鼎新、董鳳高、沈宏富、王永勝等部及豫軍宋慶等部和丁寶楨的山東軍劃段防守，並築長牆壕溝於河西。同時，以黃河為北部防線，由崇厚和劉長佑負責防守；以江蘇北部的六塘河為南部防線，由漕運總督張之萬和由浙江北援的部隊共同防守。此外，另派部隊跟蹤追剿。
（三）東撚軍突破膠萊河防線
1867年7月中旬，東撚軍正在福山、寧海（今牟平縣）一帶就糧，得知清軍在膠萊河西岸修牆築壘，分段扼守，才急忙回軍西向。7月31日，賴文光、任化邦等率軍自即墨向膠萊河南部的麻灣口發起攻擊，但未能突破，隻得轉兵北上。8月6日，又向淮軍潘鼎新部駐防地段的新河突擊，仍未成功。後偵知膠萊河北段入海處沙灘無兵駐守，而濰河北段自下營至海口一段隻有已革山東軍總兵王心安部二千餘人駐防，且“營壘初成，河牆未築”2，便於8月19日集中兵力從這一地段的海神廟等處發動進攻，殲滅了王心安所部清軍，進入濰縣、昌樂，然後由安丘、臨朐疾馳南走。李鴻章費盡心機策劃的“扼守膠萊之策”，成為畫餅。清廷大為震驚，將李鴻章、潘鼎新交部議處，丁寶楨革職留任。
膠萊河防線被撚軍突破後，李鴻章將防守膠萊河的各部清軍調至運河防線，並將大營由濟南（8月下旬由濟寧抵濟南）移至台莊（今台兒莊），居中調度。當時，多數清軍將領對防守運河喪失信心，特別是丁寶楨表示堅決反對，他說：“今膠防隳守，運河之防非獨無補於事，抑恐有礙大局”。1曾國藩也悲觀地說：“膠萊三百餘裏尚難堵禦，沿運千有餘裏更覺毫無把握。”2清廷則明確指出“河防不可恃”。李鴻章麵臨朝野的譴責和攻訐，仍然認為扼守運河雖沒有十分把握，但舍此別無良策。他在9月19日的奏折中說：撚軍“正急欲出運”，“若先撤運防，是示賊以弱也。守運各軍早夜修防，尚無疲倦，較窮年追逐者勞逸饑飽略殊。忽令守，又忽令不守，是使軍心惶惑也。”“今使罷運防而另有製賊之法，臣必速罷，若更無可製賊，似不若得守且守，能戰即戰，盡人力以待事機。”3李鴻章繼續加固河防，後來還組織了三支各擁有萬人以上的“遊擊之師”，緊追撚軍。
（四）東撚軍的最後失敗
東撚軍雖然突破了膠萊河防線，但仍局處於運河與膠萊河之間，由於地域狹小，無從發揮流動作戰的長處，糧食也日益缺乏。賴文光、任化邦等為擺脫遭十餘萬清軍攔阻追擊的不利局麵，決心跳出敵人的包圍圈，但缺乏明確的方向，行動慌亂。先是由莒州、日照南下江蘇贛榆、沭陽等地，企圖搶渡運河和六塘河。由於清兵防守嚴密，進軍受挫，遂於10月初複入山東，並派人由間道入陝，向西撚軍求援。11月初，東撚軍突至章丘，準備北渡黃河，又被清軍水師所阻。在寒冷缺糧的情況下，東撚軍隻得東走樂安（今廣饒）、壽光、濰縣就糧，劉銘傳部淮軍尾隨其後。11月12日，東撚軍在濰縣鬆樹山倉促應戰，結果大敗，損失慘重。賴文光、任化邦等隻得率軍南下江蘇，擬再次搶渡運河和六塘河。11月19日，當劉銘傳部尾追至贛榆時，撚軍再次進行反擊。由於淮軍繞襲後路，撚軍複大敗。魯王任化邦被叛徒潘貴升槍殺，使東撚軍元氣大傷。任化邦是撚軍重要首領之一，英勇善戰，尤其擅長指揮騎兵作戰，他與賴文光一起，勇謀結合，帶領撚軍屢敗湘淮軍，為敵人所畏懼。他的犧牲，是東撚軍的重大損失。
賴文光在任化邦犧牲後，率部折回山東，繼續戰鬥，企圖突破清軍的圍困，但因連遭失利，力量大減，加上饑寒交迫，人困馬乏，士氣日益低落。12月，當賴文光率軍北上，徘徊於壽光、昌邑、濰縣避敵就糧時，劉銘傳、郭鬆林、潘鼎新等部又相繼追
撚軍首領賴文光的戰刀
來，東撚軍屢戰屢敗。12月24日，東撚軍在壽光的北洋河與彌河之間的濱海地帶與清軍背水決戰，結果慘敗，傷亡近二萬人，被俘近萬人，精銳喪失殆盡，首王範汝增等壯烈犧牲。之後，賴文光率餘部四五千人由昌樂南下諸城、日照，走江蘇贛榆、宿遷。12月31日，在搶渡運河失敗後，即轉兵東向，前隊於次日夜由沭陽城南張家灣突破了六塘河防線，進入清江浦境內，但後隊未及渡河即被清軍殲滅。渡過六塘河的撚軍由於不斷遭到清軍堵擊，減員愈來愈多。1868年1月5日，餘部千餘人在揚州東北的瓦窯鋪被道員吳毓蘭部淮軍擊敗，賴文光不幸被俘。至此，東撚軍最後失敗。賴文光在太平天國失敗後，領導撚軍繼續堅持反清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被俘後，他嚴詞拒絕敵人的勸降，英勇不屈，就義於揚州城外，表現出崇高的革命氣節，不愧為農民革命軍的一個傑出領袖。
五、西撚軍轉戰陝西
（一）灞橋大捷
1866年10月撚軍分為東、西兩軍後，西撚軍約有三萬餘人（一說五六萬人），以“前進甘陝，連結回眾”，建立新基地為目標，在張宗禹、邱遠才、張禹爵等率領下，由豫東經許州、洛陽、陝州（今三門峽市西）、閿鄉（今靈寶西北），於11月9日進入陝西華陰縣境。
自1862年西北太平軍和滇川農民起義軍入陝後，有力地支援了當地回族人民的大起義。之後，由於西北太平軍援救天京離陝，而清廷又抽調多隆阿、劉蓉等部入陝，回民起義軍遂遭到鎮壓，餘部退入甘肅，與當地回民起義軍一起堅持反清戰爭。西撚軍的入陝，大大鼓舞了陝甘回民起義軍，他們紛紛在甘肅的寧州（今寧縣）、涇州（今涇川）等東部地區襲擊清罕，配合西撚軍在陝西的作戰。這時，署理陝西巡撫劉蓉正率一萬四千餘名湘軍在陝甘交界處堵擊回民起義軍。當他得悉撚軍入陝後，感到形勢嚴重，忙向清廷告急說：“西回東撚，兩路同竄，欲防則無迎擊之旅，欲剿則無守隘之兵”1，請求速派援兵。
清廷在西撚軍入陝前，已改命左宗棠為陝甘總督、喬鬆年為陝西巡撫，西撚軍入陝後，又命鮑超率所部湘軍入關追擊。可是，左宗棠借口籌備糧餉，停兵湖北，躊躇不前；鮑超則通過曾國藩轉奏清廷，瀝陳入陝有“米糧之難辦”、“餉銀之難解”等等困難，要求“俟馬隊練成，陝省米糧轉運等事布置周妥，再行入關”。1鮑超所部湘軍雖然戰鬥力較強，但搶掠成性，西北地瘠民貧，自然難於滿足其擄掠的欲望。清廷隻得改令提督劉鬆山部湘軍替代。清軍援兵不能很快入陝，為西撚軍的作戰提供了有利條件。
西撚軍進入陝西華陰後，立即西進華州（今華縣）、渭南。劉蓉不得不將清軍東調，對付撚軍。11月14日，提督劉厚基率兵三千餘人由渭南東進，在赤水鎮與撚軍遭遇，一觸即潰，敗退渭南。25日，知府唐炯指揮湘軍各營，分兵三路再次發動進攻。撚軍設伏於華州敷水東麵的樹林裏，又大敗湘軍，斬殺七八百人。
西撚軍初戰獲勝後，便於12月中旬乘勝西進， 14日前鋒進抵西安東麵的灞橋鎮。清軍回顧省城，撚軍卻又折向東南，接連占領藍田縣屬的泄湖、藍橋等地。為了調動西安清軍，後又佯趨商州（今商縣）、雒南（今洛南）。清軍果然東向追擊，西撚軍遂又北走渭南，並虛造東攻潼關的聲勢。當湘軍北上堵截時，撚軍又迅速西進，擺出攻打西安的架勢，並在灞橋十裏坡左右村莊設下伏兵，布好口袋，等待敵軍的到來。
1867年1月23日，當疲憊不堪的湘軍追至臨潼東北的新豐鎮時，撚軍派少數部隊與敵接觸，且戰且退，把敵軍誘至十裏坡。待記名提督楊得勝、總兵蕭德揚、提督劉厚基、道員黃鼎等部敵軍相繼闖進伏擊圈後，撚軍誘敵部隊立即回馬反擊，埋伏在十裏
坡左右的馬隊同時出擊，左右包抄，將湘軍四麵包圍。時值風雪交加，湘軍士卒凍餓，無心作戰，槍炮又被雨雪沾濕，影響點放。撚軍勇猛衝殺，展開白刃格鬥，不到半天時間，陣斬總兵蕭德揚、提督楊得勝、蕭集山、蕭長清、布政使銜候補道蕭德綱等湘軍將領，殲滅敵軍三千餘人，收降數千人，取得了入陝以來的一次大勝仗。這是撚軍運用流動戰術，先誘敵跟追，拖垮敵人，然後設下埋伏，出敵不意地圍殲敵人的又一成功戰例。
（二）撚軍、回軍聯合作戰
灞橋之戰後，清廷將劉蓉“革職回籍”，命新任陝甘總督左宗棠督辦陝甘軍務，並催促總兵劉鬆山部湘軍和郭寶昌部皖軍兼程入陝。當時，西撚軍已乘勝進入西安東門外的三府窪、西門外的火神廟、南門外的小雁塔、北門外的紅廟，包圍了陝西省城。與此同時，甘肅東部的陝甘回民起義軍亦東進陝西，與西撚軍聲勢聯絡。巡撫喬鬆年依托西安高厚的城牆固守待援。2月初，湘軍劉鬆山、李祥和部及淮軍張錫嶸等部到達西安郊外。2月10日，西撚軍向敵發起進攻，激戰數小時，陣斬張錫嶸，但最後為劉鬆山部湘軍所敗，退守秦渡鎮、花園鋪、梁家橋一帶據點。西撚軍圍攻西安月餘，未能攻克，打援又遭失利，遂撤離西安，沿渭河南岸西走，3月24日在郿縣以西渡過渭河，進入扶風、岐山交界處的益店，與由鳳翔東來的回民軍取得聯係。
西撚軍和回民軍共同擬定了作戰計劃：撚軍東攻同州（今大荔）、朝邑，回民軍進攻西安。但正當撚、回軍準備分路東進之際，總兵郭寶昌部皖軍已從三原向鹹陽西進，劉鬆山等部亦已渡過渭河，向撚軍、回軍逼近。4月19日，臨平鎮（今乾縣西南）一戰，撚、回軍失利，被迫改變原定作戰計劃，一同經三原、富平向蒲城、同州前進。5月初，兩軍紮營於同州北的許莊一帶，
橫亙二十餘裏。劉鬆山率部趕來，撚、回兩軍將其包圍，殺死副將胡理明等多人，斃傷清兵甚眾。5月下旬，撚、回軍又揮師西進，從興平南渡渭河，再次進攻西安。清軍緊閉城門，固守待援。5月27日，劉鬆山、郭寶昌等部援兵趕到，撚軍在西安城南的山門口、木塔寨等處作戰失利，損失較大。張宗禹遂率軍東走藍田，繼又轉戰於臨潼、渭南、華州一帶。
西撚軍與回民軍取得聯係後，由於有著共同的反清目標，因此能夠互相配合作戰，對於清王朝在陝西的統治造成了嚴重的威脅。但是，由於階級的局限性，尤其是民族、宗教信仰等不同，在政治上未能建立起鞏固的聯盟，在軍事上也沒有統一的指揮機構，處於時離時合的狀態，沒有達到撚軍與太平軍那種程度的聯合。
（三）左宗棠進攻撚、回軍的方略與部署
1867年2月22日，清廷授陝甘總督左宗棠為欽差大臣，專辦陝甘軍務，以按察使劉典為幫辦。左宗棠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率楚軍近二萬人，從6月中旬開始，分三路陸續入陝：左宗棠親率一萬一千人由樊城北上，西入潼關，以防西撚軍東返河南；劉典率軍三千餘人由樊城進荊紫關，經商州進入藍田，阻攔西撚軍南下湖北；提督高連升率軍四千由樊城溯漢水西上，於蜀河口登陸，防止西撚軍由陝入川。早在入陝之前，左宗棠就確定了進攻撚、回軍的方略。他認為“以用兵次第論，非先撚後回不可，非先秦後隴不可”。1從左宗棠的入陝兵力有限，西北地瘠民貧，糧餉運輸補給困難，撚軍、回軍又缺乏緊密聯係等情況來看，左宗棠的上述作戰方略，是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的。
7月19日，左宗棠抵達潼關，所部諸軍也先後入陝，即以主要兵力對付西撚軍，以部分兵力對付回民起義軍。其具體部署如下：以先期入陝的劉鬆山所部老湘軍、郭寶昌所部皖軍、劉厚基所部湘軍和高連升所部楚軍共二萬一千餘人，為“剿撚之師”（高連升部為回民起義軍所牽製）；以幫辦劉典所部楚軍和黃鼎所部川軍共八千餘人駐陝甘邊界，為“剿回之師”；其餘楚軍萬餘人，分駐鳳翔、宜君、華州、華陰、渭南、臨潼等地，策應各軍，為“兼討回撚之師”。左宗棠企圖割斷回民起義軍和西撚軍的聯係，把西撚軍圍困在渭河北岸的涇、洛兩水之間，將其殲滅後，再向回民起義軍進攻。
（四）西撚軍轉移陝北
左宗棠率軍入陝後，在陝清軍兵力增至約四萬人，裝備有洋槍洋炮。西撚軍雖有數萬之眾，但除老弱婦孺外，能戰之兵隻有萬餘人，在數量和武器裝備上都居於劣勢。當時，西撚軍正盤旋於蒲城、富平、三原、涇陽一帶。這一地區南有渭水，西有涇水（今涇河），東有洛水（今洛河）、黃河，北麵則是山區，很不利於撚軍騎兵的縱橫馳騁。為了擺脫左宗棠所部各軍的包圍，西撚軍決定向陝北轉移。
10月上旬，左宗棠與劉典、劉鬆山、李祥和、郭寶昌、高連升等進一步“商議方略”，策劃將撚軍消滅於涇水、洛水之間的具體部署。西撚軍見各路敵軍日逼，便於10月24日由蒲城東南一帶北上白水，以馬隊猛攻渭北山區的清軍，突破包圍圈後，向中部（今黃陵）、洛川進軍，進入陝北地區，使左宗棠的圍殲計劃頓成泡影。
陝北高原塬、梁、峁、溝、壑相間，人民生活十分貧困。西撚軍進入這一地區，作戰和補給都遇到不少困難，但畢竟擺脫了敵人的圍攻，加之當地清軍力量比較薄弱，便於休整。其次，陝北是回漢農民起義軍主要活動地區，可以得到他們的幫助和支援。再次，即將進入初冬季節，黃河冰凍，一旦左宗棠的重兵追來，可以渡河入晉。所以，在當時的形勢下，撚軍北上陝北，對於保存自己和爾後的行動，還是比較有利的。
西撚軍進入陝北後，甘肅東部和南部的回民起義軍仍積極向東發展，配合作戰。10月底，西撚軍一部進攻鄜州（今富縣）不克，北攻甘泉。11月上旬，一部進占安塞，主力活動於宜川、延長之間。劉鬆山、郭寶昌“■思催隊緊追”，便率部由中部東渡洛水，向宜川進發。11月14日，回民起義軍在中部大賢村截擊尚未渡洛的劉鬆山部後隊，殺其部將李祥和。11月17日，西撚軍北占延川，進向清澗，接著於22日配合回民起義軍占領綏德州（今綏德）。
西撚軍在陝西的活動，促進了這一地區革命形勢的高漲。12月3日，左宗棠在奏折中驚恐地說：“撚自南而北千有餘裏，回自西而東亦千有餘裏”，“現在局勢艱危，州縣城池疊陷”。1可是，就在這時，張宗禹收到了被困於山東的東撚軍求援的急信。為了實踐“誓同生死，萬苦不辭”的誓言，張宗禹等決定立刻離開陝北，去援救自己的戰友。
六、西撚軍的覆沒
（一）挺進直隸
張宗禹等原擬率軍南出潼關，由河南轉赴山東援救東撚軍。
後來又決定進軍河北，威脅京畿1，把清軍吸引到自己周圍，以達援救東撚軍的目的。這個類似圍魏救趙的計劃，在當時來說，還是可取的。可惜東撚軍很快失敗了，結果西撚軍非但未達目的，反使自己陷入清軍的重重包圍之中而不能自拔。
1867年12月上旬，張宗禹率西撚軍二萬餘人由綏德急速南下，於17日進到宜川境內的黃河西岸。當晚，張禹爵率五百人為先鋒，張宗禹率大隊隨後，乘北風大作之際，在宜川東麵壺口一帶履冰搶渡黃河成功，乘勝占領了山西吉州（今吉縣）、鄉寧，接著南下河津，圍攻稷山縣城。
這時，劉鬆山、郭寶昌等部清軍已渡河跟蹤追擊。為了迷惑和擺脫敵人，張宗禹等決定率撚軍北上，佯作進攻太原之勢，便於12月24日撤稷山之圍，由絳州（今新絳）北進臨汾、洪洞。當劉鬆山、郭寶昌等部清軍亦跟蹤北上時，西撚軍突然轉兵南下，途經曲沃、絳縣，於1868年1月初越過中條山，進至河南濟源城下。河南巡撫李鶴章急忙調兵馳援，並從山東迅速調回張曜、宋慶兩部豫軍。張宗禹立即率軍經修武、新鄉、湯陰、臨漳，於1月27日渡過漳河，進入直隸境內。接著，經磁州（今磁縣）、雞澤、隆平（今隆堯）、新河北上，於2月1日在束鹿所屬的周家莊渡過滹沱河，複經定州（今定縣）、望都北進至保定、滿城一帶。
西撚軍突然出現在直隸南部，使清廷慌了手腳，連下諭旨，調兵遣將，防衛京師，於是各地“勤王”之師接踵趕來。山東巡撫丁寶楨率軍進入直隸雄縣一帶，河南巡撫李鶴年率軍抵磁州。已從陝西出潼關進入山西南部的左宗棠也率部於2月15日抵達直隸獲鹿，接著，紮大營於定州。清廷仍任命他為前線總指揮。李鴻章因未能總攬攻撚大權，心懷不滿，借口休整，行動稍緩，經清廷嚴詔催促，才命潘鼎新、周盛傳、周盛波、善慶、郭鬆林、楊鼎勳等部先後進入直隸景州、安平。此外，安徽清軍也進入直隸；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槍隊布防天津；直隸總督官文率部往援保定；連警衛圓明園的馬隊也調往涿州（今涿縣）防剿。集結在直隸中部、南部的清軍共約十餘萬人。為了彌合左宗棠與李鴻章間的矛盾，清廷於2月底命恭親王奕為大將軍，左宗棠、李鴻章為參讚大臣。各路統兵大臣及督撫等均歸恭親王節製，以一事權。
西撚軍的行動確實調動了清軍，但也使自己陷入了孤軍作戰的困難局麵。2月5日，西撚軍於滿城為道員餘承恩部所敗，東南走祁州（今安國）、饒陽。2月中下旬，西撚軍在饒陽、獻縣一帶活動時，即陷入了湘軍劉鬆山、郭鬆林部，淮軍楊鼎勳部，皖軍郭寶昌、程文炳部，豫軍張曜、宋慶等部的包圍之中，3月16日，撚軍因連日奔馳，疲憊不堪，疏於戒備，結果在饒陽東北一帶遭清軍襲擊，部隊傷亡很大，特別是邱遠才、張禹爵兩員為敵人所害怕的戰將同時犧牲，使士氣大受影響。
（二）轉戰豫魯
為了擺脫敵人重兵圍困，張宗禹率軍南走，於3月18日從晉州（今晉縣）西南的桃園、相古村等處渡過滹沱河，後經寧晉、新河、巨鹿，於3月23日在成安渡過漳河，進入河南，然後經滑縣、新鄉、獲嘉進至清化鎮（今博愛）。在這裏，撚軍進行了短暫的休整，把步兵全部改為騎兵，使部隊行動更加迅速，同時，伐竹為矛補充軍械物資。
這時，淮軍已趕到豫北，李鴻章正想北依太行山，南據黃河，實施其圍困計劃，幸好張宗禹等已經察覺到“懷、衛一帶，阻山（太行山）麵河（黃河），地勢至狹，恐被圍困”1，很快離開清化鎮，東出延津平原。4月1日，在封丘大敗湘軍劉鬆山部、皖軍郭寶昌部，重傷郭寶昌，斃記名提督周盈瑞。4月12日，又與潘鼎新、楊鼎勳、郭鬆林等部戰於滑縣，殺淮軍提督陳振邦、副將劉正同等。之後，經浚縣、內黃、直隸清豐、南樂之交進入山東莘縣。活動於東昌府（治今聊城）一帶的滄州下窪、高家口鹽民起義軍數千人，在其首領高岩率領下，參加了撚軍，並充當向導，引導西撚軍於4月17日從東昌府南李海務渡過運河。4月下旬，經德州、滄州，兵鋒指向天津。
西撚軍臨近天津後，恭親王奕即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槍隊加強防衛，命綏遠城將軍定安、副都統富和、提督鄭魁士各率所部增援天津；命侍郎恩承、副都統玉亮所部趕赴武清（今楊村）設防；並無恥地指使崇厚通知英國、法國炮船協同防守天津。
西撚軍在獨流鎮、楊柳青等處用船搭橋搶渡運河，因遭洋槍隊密集炮火封鎖，無法前進，遂於4月末南下山東就食。
（三）最後覆沒
西撚軍進入山東海豐（今無棣）、陽信、武定（今惠民）地區後，雖然便於解決糧餉問題，但從地形上看，這一地區東瀕大海，南有黃河，西有運河，易被敵人圍困。當時張宗禹等早已得到東撚軍失敗的消息，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及時率部跳出清軍重兵集結的直魯邊區，向敵人守備比較薄弱而又適於騎兵作戰的地區轉移。張宗禹等之所以慮不及此，除了急於解決部隊的糧食問題外，主要是輕敵思想作怪。他們認為清軍雖“千裏連營”，但指揮不統一，等到“秋高馬獎時，隻要振臂一呼，就可突破清軍的河防。1正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沒有及早突圍，脫離險境，結果造成全軍覆沒的悲慘結局。
這時，清軍各部十餘萬人，先後到達運河東部的直魯地區。清廷命李鴻章為前線總指揮，調度各軍。李鴻章按照其“設長圍以困之”的“就地圈製”計劃，作了如下部署：北麵，將滄州以南的捷地壩挖開，引運河水入捷地減河，並沿河興築長牆，由崇厚洋槍隊和潘鼎新部防守，阻扼撚軍再次北上威脅津京；西麵，於張秋一帶引黃河水入運河，並沿運河趕築長牆，由河北、山東、安徽等省清軍分段負責，附近州縣的民團協防，又調總兵丁長春部水師炮船進駐德州，加強水麵巡邏，嚴密防守；南麵，封鎖黃河各渡口，將船隻一律調至南岸，由山東地方官吏帶隊把守；東麵，嚴禁漁船下海，防上西撚軍渡海而走。同時，調戰鬥力較強的湘淮軍為“遊擊之師”跟蹤追擊。
5月中旬，張宗禹由於不知滄州捷地壩已被挖開，且有重兵把守等情，仍然企圖強渡捷地減河北上，結果受阻而返。下旬，張宗禹又率軍搶渡臨清、東昌等處運河，仍為駐防清軍所敗。為了擺脫追軍和出敵不意，撚軍東進海豐。5月29日，疾馳至直隸東光的下口鎮再次搶渡運河，由於丁長春部水師及該處清軍把守嚴密，仍然無隙可乘，不得已又南返山東。
西撚軍被圍困在方圓六七百裏的地區內，忽而北上，忽而南下，幾次搶渡均遭失敗。雖然把清軍拖得疲累不堪，甚至李鴻章、左宗棠等也因未能完成清廷下達的一個月內消滅撚軍的任務而被“交部議處”，但整個形勢對西撚軍愈來愈不利。由於連續下雨，河水猛漲，道路泥濘，使以騎兵見長的撚軍行動更加困難，而清軍的炮船卻更便於行駛，配合步隊圍攻撚軍。同時，李鴻章又實行“縮地圍紮”的方針，把撚軍壓縮在馬頰河以南、徒駭河以北的高唐、商河、惠民等地的狹長地帶，並進一步施展“招撫”伎倆，加上當地地主豪紳實行堅壁清野，強迫村民搬入堡寨，使撚軍的食宿發生困難。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下，撚軍士氣日益低落，以致接連發生投敵事件。
7月16日，西撚軍在直隸吳橋（今吳橋東）遭周盛波、周盛傳部伏擊，傷亡千餘人。26日，與郭鬆林、潘鼎新部戰於山東商河東北的沙河鎮，被殺被俘三四千人，張宗禹也中彈受傷。31日，在濟陽玉林鎮、鴻福寺與豫軍張曜、宋慶部和淮軍潘鼎新部發生激戰，因地處黃河彎曲部，騎兵行動不便，結果又遭慘敗，將士陣亡六七千人，損失馬匹上萬，輜重丟棄殆盡，張宗禹率餘部突圍。威震一時的西撚軍，至此已成強弩之末。
8月4日，張宗禹率領餘部在德州的桑園、二屯、老君堂等處搶渡運河，均未成功。8月15日，在東昌的李海務口再次搶渡，又被清軍所阻，退往茌平西南廣平鎮。8月16日，在向東北方向轉移途中，與劉銘傳、郭鬆林、潘鼎新、袁保恒、張曜、宋慶等部遭遇。經過激戰，張宗禹的愛子張葵兒、兄張宗道、弟張宗先等數千撚軍將士全部英勇犧牲。太平天國滅亡後，領導撚軍堅持抗清鬥爭達四年之久，被稱為“沉靜好謀”的新撚軍重要首領張宗禹，率領十八騎突圍而出，來到徒駭河邊，“穿秫鳧水，不知所終”1。
西撚軍在徒駭河邊的覆沒，標誌著撚軍起義戰爭的最後失敗。
（一）撚軍和太平軍餘部的改編
天京陷落以後，全國革命形勢走向低潮。在這危難之際，撚軍和太平軍餘部，沒有被清軍的血腥鎮壓所嚇倒，而是不畏艱難險阻，繼續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成為繼太平軍之後的抗清主力軍。
1864年11月下旬，遵王賴文光和淮王邱遠才兩部太平軍二三千人，於鄂北地區與張宗禹、任化邦、陳大喜、牛宏升、李允、張禹爵等部撚軍二三萬人會合，扶王陳得才餘部及其他一些被打散的太平軍、撚軍將士，也陸續前往集中。接著，他們在豫、鄂邊境進行了合並和改編，組成了一支集中統一的新撚軍。撚軍首領張宗禹、任化邦等“誓同生死，萬苦不辭”，並共推賴文光為最高領袖；賴亦毅然負起領導責任，“以期複國於指日”。1賴文光沿用太平天國的年號和封號，稱張宗禹為梁王、任化邦為魯王、李允為魏王、牛宏升為荊王、張禹爵為幼沃王。軍隊沿用撚軍的編製，仍以五色旗區分，下分大旗小旗。但也作了一些變動，如將一些小旗改編成營，在任化邦率領的部隊中，就有內五營和外五營的建製。
通過整編，提高了部隊的軍政素質，有利於繼續堅持鬥爭。在政治上，明確以複興太平天國為鬥爭目標；在領導上，加強了集中統一，隸屬關係明確了，組織較前嚴密了；在軍事上，根據撚軍騎兵較多和北方地勢平坦等特點，決定“易步為騎”1，增加騎兵，減少步兵，在步兵中也增加馬、騾、驢等牲口，加強了部隊的機動能力；在作戰方式上，隨著騎兵的增加，發展了快速流動，盤旋打圈以疲敵，聲東擊西以誤敵，設伏圍裹以殲敵等靈活的戰術，成為一支“善戰善走”的部隊。但是這次改編，沒有解決部隊主要行動方向和建立革命基地等重大問題，這對於以後的作戰影響很大。
清軍方麵，自黑石渡之戰後，某些將領滋長驕傲情緒，認為太平軍、撚軍已是“屢敗之眾”，隻要“僧格林沁就近調度，必能就地殄除”2。同時，派係矛盾突出，特別是曾國藩、李鴻章的湘、淮軍與僧格林沁的滿蒙旗兵之間，表現尤為明顯。就在黑石渡作戰之前，僧格林沁連吃敗仗，日益暴露出這位王爺的無能。清廷為了支撐這支“王牌”軍隊，調兩江總督曾國藩及其湘軍前往湖北東部參戰。曾國藩卻以“大帥三人（按：指曾國藩、僧格林沁、官文）屯駐四百裏內，恐群盜輕朝廷”3為由，拒不應命，隻願派部分湘軍歸官文調遣。黑石渡之戰後，清廷又下令抽調部分湘、淮軍（湘軍劉連捷部和淮軍劉銘傳部）給僧格林沁，以加強攻撚兵力。曾國藩、李鴻章都以種種借口拖延部隊的調動。而盲目自大的僧格林沁，則認為所調之湘、淮軍“守則有餘，戰則不足”4，拒絕湘、淮軍的支援，仍然妄想獨吞攻撚的“勝利果實”。清軍之間的這種矛盾，對於撚軍來說，無疑是十分有利的。
（二）鄧州、魯山大敗僧軍
12月初，僧格林沁親督翼長恒齡、成保及副都統常星阿等部進抵湖北棗陽，旋即西進。12月7日，賴文光等督軍敗僧軍於襄陽，然後揮軍北上，進入河南鄧州（今鄧縣）境。賴文光、張宗禹等選擇鄧州西南的唐坡，挖壕築壘，部署兵力，準備迎擊僧軍。12日，僧軍分左、中、右三路發動進攻。撚軍將士首先打敗僧軍右路步隊，然後從側後抄襲敵人的中、左兩路，大敗僧軍。僧格林沁退入鄧州城。撚軍與太平軍餘部合編後接連取得勝利，士氣複振。
12月13日、14日，撚軍圍攻鄧州城未下，便北攻南陽府（今南陽市），旋又西趨鎮平，複北經南召至魯山。僧格林沁率部取道郟縣，於1865年1月6日進抵寶豐，堵截撚軍北上山西，西進陝西。1月中旬，撚軍與僧軍交戰失利，由魯山西走。僧格林沁恐其北上洛陽，率部經汝州（今臨汝）前往洛陽堵截。後探知撚軍集聚於嵩縣西北一帶，便於1月下旬由洛陽取道宜陽，進至永寧（今洛寧）東麵的韓城鎮。撚軍隨即經伊陽（今汝陽）折而往南，返回魯山。僧格林沁便督隊由韓城鎮經寶豐縣的大營鎮奔向魯山。這時，撚軍已在離魯山十餘裏的地方布好陣勢，待機殲敵。1月28日，僧格林沁命恒齡率騎兵在左，常星阿部居中，成保部在右，同時向撚軍陣地衝鋒。撚軍佯敗，將敵軍誘過■水（今沙河），然後回軍猛擊，並以馬隊從後抄襲。僧軍大恐，營總富克精阿、精色布庫等率部先逃。撚軍乘勢奮勇殺敵，先後斃敵翼長恒齡、營總保青、副都統舒倫保、營總常順等多人。僧格林沁在總兵陳國瑞援救下，才幸免於死。
僧格林沁在魯山大敗之後，氣急敗壞，暴跳如雷，將首先敗退的富克精阿、精色布庫等在軍前處決，借以鎮懾所部。他決心猛追撚軍，尋機報複。
（三）盤旋打圈，疲憊僧軍
鑒於清軍防守嚴密，撚軍隻得放棄入陝計劃，決定在河南境內與僧軍繼續周旋，伺機殲敵。
魯山獲勝後，撚軍經葉縣北走襄城、禹州，複經長葛、新鄭，轉入尉氏縣境。撚軍遊騎四出，邊馬直抵河南首府開封城下，城內清軍一日數驚，附近各州縣官吏慌作一團。1865年2月11日，跟蹤尾隨的僧軍到達尉氏縣城，撚軍已南下鄢陵。僧軍先頭部隊三千餘人孤軍冒進，當追到鄢陵縣北閻寨坡時，撚軍得知追軍兵力單薄，便以少數部隊誘敵，大隊回馬力戰，將其擊潰。2月13日，僧格林沁率大隊趕到，亦為撚軍所敗。僧軍連戰皆敗，損兵折將，不得不在鄢陵休整，僅派出部分兵力跟蹤撚軍。2月中下旬，撚軍由臨潁、郾城南下，攻西平，圍汝陽，僧格林沁隻得於3月5日親督馬隊南下。撚軍見僧軍追來，便揮軍南下，進攻信陽州城南關，待敵軍到達信陽時，又舉旗北上，經確山、遂平、西平到達郾城，然後攻扶溝，入睢州境。3月29日，撚軍自河南考城進入山東境內。
兩個月來，僧格林沁尾隨撚軍之後窮追不舍，從豫西、豫中、豫東、豫南一直追到山東，行程數千裏，所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將士死亡者數百，軍中多怨言”。他自己也“寢食俱廢，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兩巨觥，輒上馬逐賦”1。清廷曾告誡僧格林沁“未司一意跟追”2。老奸巨猾的曾國藩看出了這樣追擊的危險性，指出：“兵法忌之，必蹶上將。”1但僧格林沁剛愎自用，並未從失敗中汲取教訓。
（四）高樓寨全殲僧軍
1865年4月初，撚軍進入山東後，經曹縣、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寧陽進入曲阜。時僧軍仍緊追不舍，山東巡撫閻敬銘也派布政使丁寶楨率本省防軍進入兗州，妄圖夾擊撚軍。為了繼續疲憊敵軍，撚軍北趨寧陽、東平。途中擊敗總兵範正坦部後，繼續北上東阿（今東阿南）、平陰、肥城，威脅省城濟南。僧格林沁率軍追至東平，丁寶楨部則進抵泰安北麵的張夏鎮。撚軍見敵有備，便南下寧陽、兗州、鄒縣、滕縣、嶧縣，旋經蘭山、郯城進入江蘇的贛榆、海州、沭陽。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山東郯城，西走嶧縣，在臨城（今棗莊市西薛城）附近擊敗丁寶楨部後，北上寧陽、汶上。5月10日由汶上以西的袁家口渡過運河，進至範縣（今河南範縣東）南麵的羅家樓、濮州（今河南濮城）東南的箕山一帶，最後進至鄆城西北的黃河水套地區。
黃河水套是1855年（鹹豐五年）黃河在河南省考城縣屬的銅瓦廂決口以後，在濮州、範縣以南和鄆城西北一帶形成的一個河汊眾多的地區。撚軍進入該地區後，蔭蔽在那裏的許多被清軍擊敗的山東各地起義軍的失散人員，紛紛參軍，使撚軍人數又眾達數萬。而這時僧軍已被撚軍拖得疲憊不堪，僧格林沁本人也因“輒數十日不離鞍馬，手疲不能舉韁索，以布帶束腕係肩上馭馬”2。就在這種情況下，撚軍與當地起義人民一起，在菏澤的高樓寨一帶，布下了殲滅僧軍的天羅地網。
從菏澤縣城到黃河南岸（約四五十裏）有一條經吳家店、高
樓寨的大道。高樓寨北麵，有許多道防堵黃河泛濫的河堰，河堰上下柳林密布，撚軍主力就埋伏在高樓寨以北的村莊、河堰和柳林中。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牽軍追至菏澤之西、高樓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區。撚軍派出少數部隊迎戰，且戰且走，誘使僧軍步步向高樓寨地區深入。18日中午，僧軍進至高樓寨，頓時號角齊鳴，聲震原野，埋伏在那裏的撚軍將士們奮勇出擊，挺矛持刀，袒臂鏖戰。僧格林沁分兵三路：翼長諾林丕勒、副都統托倫布等率左翼馬隊，總兵陳國瑞、何建鼇鎊領本部步隊，是為西路；副都統成保、烏爾圖那遜等領右翼馬隊，總兵郭寶昌率本部步隊，是為東路；副都統常星阿、溫德勒克西等各領馬隊，是為中路。撚軍亦分三路迎戰。西路鏖戰二小時左右，撚軍稍卻。適中路撚軍將常星阿部清軍擊潰，立即支援西路撚軍向敵人發起反擊，將西路清軍殲滅。與此同時，東路撚軍亦將敵軍擊潰。在後督隊的僧格林沁隻得率殘部退入高樓寨南麵的一個荒圩。撚軍乘勝追擊，立將該圩團團圍住，並在圩外挖掘長壕，防止敵人突圍。當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數隨從冒死衝出，當落荒逃至菏澤西北十五裏的吳家店時，被一青年撚軍戰士砍死在麥田中。
高樓寨之戰，撚軍全殲僧格林沁的蒙古馬隊，使清軍的精銳騎兵損失殆荊副都統成保奏稱：“我軍失利後，馬步兵勇收集無多”1。曾國藩也說：兩年來僧軍屢挫，撚軍“奪官馬至五千餘匹之多，自此不可複製”2。薛福成在《科爾沁忠親王死事略》中稱：“陳國瑞所部步隊四千覆潰幾盡，國瑞僅以身免，……總兵何建鰭內閣學士全順，皆死於陣。”3這次作戰，是撚軍在抗清鬥爭中取得的一次重大的勝利，也是運用運動戰取勝的一個典型的戰例。撚軍發揮快速流動作戰的特長，牽著僧軍盤旋打圈，使其精疲力竭，同時伺機反擊，消耗敵之兵力，挫傷其士氣，最後在地形和群眾條件都對撚軍有利的地區，一舉全殲窮追之敵。僧軍方麵，由於僧格林沁盲目輕敵，一味窮追，後方供給不繼，部隊饑疲交加，士氣日益低落，加上得不到豫、魯清軍的有效配合，遂為撚軍提供了打殲滅戰的有利條件。
二、粉碎曾國藩“以靜製動”的攻撚方略
（一）曾國藩“以靜製動”的攻撚方略
僧格林沁軍覆滅後，清廷深恐撚軍渡過黃河，北攻直隸，威脅京畿，從1865年5月下旬開始，進行了一係列新的部署：命兩江總督曾國藩攜帶欽差大臣關防，統領所部各軍，前赴山東，於北麵駐紮“督剿”，繼又令其督辦山東、河南、直隸三省軍務，所有三省旗綠各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歸節製；命直隸總督劉長佑駐軍大名一帶，扼守黃河天險；催調提督劉銘傳所部淮軍迅速北上，“力固畿南門戶”；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領經英國人訓練的天津洋槍隊，進駐景州（今河北景縣），堵截撚軍；命署兩江總督李鴻章於所部各軍內撥派精銳若幹，由上海乘輪船前往天津，增援直隸；命醇郡王奕環統領京城旗綠各營，“密籌布置”，守衛北京。
曾國藩在接到清廷的命令後，一方麵故作姿態，力辭節製直隸、山東、河南三省之命，並以種種理由拒絕迅速北上，以免倉促上陣，重蹈僧格林沁全軍被殲的覆轍；另方麵積極進行作戰準備，並向清廷提出了新的攻撚方略。他認為撚軍騎多步少，行動迅速，“飄忽靡常”，因而主張重點設防，“以靜製動”，即所謂“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製無定之賊”。1後來他又一再重申采取這種攻撚方略的必要性，聲稱“細觀賊情，已成流寇行徑，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著著落後。……雖終歲奔波，終無大損於賊”。強調要在撚軍“必經之途，駐紮重兵”，“變尾追之局，為攔頭之師，隻有定之兵，製無定之寇”。2據此，曾國藩提出如下具體方案：由他坐鎮徐州，負責撚軍經常出沒的四省十三府州（即安徽廬州、鳳陽、潁州、泗州，河南歸德、陳州，山東兗州、沂州、曹州、濟寧，江蘇淮安、徐州、海州）的攻剿事宜，四省的其它地區則由各省巡撫負責。四省分別以臨淮、周家口、濟寧、徐州為“老營”，駐紮重兵，多儲糧草彈藥，以為重鎮。他認為這樣一來，就可做到“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軍之糧藥，即取傍於受援之地，庶幾往來神速，呼吸相通”，“四省有首尾相應之象，而諸軍無疲於奔命之虞”。3
曾國藩煞費苦心製定的攻撚方略，其用心非常狠毒。但是，這一方略並不能解決地廣兵少的矛盾。且不說撚軍可以避開這十三府州的重點設防區，即使在上述重點設防區內，撚軍依然可以在鄉村縱橫馳騁，摧毀地主民團的圩寨，並伺機伏擊由城市出援的清軍。此外，清軍重兵集中於主要城市，廣大地區的兵力就相對薄弱了，加上奉調北上的湘軍、準軍與各省防軍之間矛盾重重，使撚軍仍有繼續流動作戰的條件。
1865年6月18日，因鎮壓太平天國“有功”而被封為“一等毅勇侯”的曾國藩，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離開金陵，沿運河北上，踏上了鎮壓撚軍的反革命征途。
（二）撚軍繼續流動作戰
高樓寨之戰後，山東清軍兵力空虛，僅有丁寶楨所部三千人扼守濟寧，“能守而不能戰”，而撚軍新勝，士氣大振，兵強馬壯，“縱橫自便”。1如果撚軍此時不失時機地揮軍北上，不但濟南指日可下，而且可以更加沉重地打擊清軍，開創新的局麵。但是，當時由於撚軍首領們對爾後的進軍方向“爭言不決”，有的主張“先陷濟南”，有的主張“北趨直隸”，有的主張“渡黃由豫入陝”2，以致在近半個月的時間裏，數萬部隊徘徊於黃河以南、運河以西的菏澤、曹縣、城武、定陶、鄆城、巨野、濮州、範縣、金鄉、濟寧地區，雖然隊伍有所發展壯大，但較長時間無所作為，失去了乘勝進攻的良好時機。及至得悉“京師有備”，自知難以渡河北上，賴文光等才於6月1日率部自汶上袁家口等處渡過運河東進。由於此時濟寧、濟南等地清軍防守已經加強，撚軍隨即回到運河以西的嘉祥。這時，張宗禹已率部南下安徽，賴文光、任化邦等便接踵南下，謀與張宗禹等會合，恢複蒙亳一帶的撚軍基地。
張宗禹、賴文光等部撚軍先後返回蒙亳地區後，即向當地清軍發起進攻，相繼占領了一些集鎮和圩寨。6月18日，撚軍攻占高爐集，切斷駐渦陽（即雉河集）的安徽布政使英翰所部的糧道。6月21日，撚軍三四萬人乘勝進圍渦陽城。這時，奉調開往徐州的總兵易開俊部清軍三千人已行抵蒙城，曾國藩也於6月30日到達江蘇清江浦。英翰接連請援於曾國藩，曾即命提督黃翼升率所部水師由高良澗（今江蘇洪澤縣）入洪澤湖，沿淮河西上，命總兵周盛波等部由徐州赴宿州以援蒙亳，命提督劉銘傳部自濟寧馳回徐州“以拯皖北之危”，自率部分湘軍進駐臨淮關。接著，漕運總督吳棠命總兵姚廣武率部由濉溪口、臨渙集出發，河南巡撫吳昌壽命總兵張曜、宋慶兩部豫軍由商丘出發，安徽巡撫喬鬆年命總兵張得勝、副都統克蒙額等部皖軍由潁上、太和出發，馳援被困於渦陽的皖軍，對撚軍形成包圍態勢。撚軍久攻渦陽不下，糧藥將盡，在各路清軍步步逼近的情況下，不得不於7月25日撤圍，西走河南。
撚軍分南北兩路深入豫境：北路由張宗禹等率領，經商丘、柘城、太康、扶溝、鄢陵、許州、襄城、郟縣、寶豐、魯山，南走南陽府；南路由賴文光等率領，經沈丘、淮寧、周家口、西華、臨潁、郾城，複折往東南，趨西平、上蔡等地。
曾國藩在撚軍分兩路進入河南後，仍堅持其專辦十三府州攻剿事宜的方針，他認為張宗禹一路已進入豫西，“萬難追及”1，而賴文光一路進入陳州，屬於十三府州，便派劉銘傳等部跟蹤追擊。9月23日，曾國藩自臨淮移營徐州。其時，賴文光一路撚軍已由河南新蔡進入安徽阜陽縣西部的瓦店集、迎仙集一帶，劉銘傳等部淮軍以及豫軍、皖軍等正從周家口、徐州、潁州、固始等地壓來，妄圖多麵夾擊，一舉消滅撚軍。10月1日，凹張寨一戰，撚軍失利，賴文光及時率軍撤出，由周家口北趨西華、太康、睢州，從考城入山東，活動於曹縣、定陶、鄆城、菏澤等地。
曾國藩唯恐撚軍進入山東半島富庶地區，便一麵命駐防濟寧的潘鼎新部淮軍扼守運河，一麵命總兵張樹珊的步隊、副都統色爾固善的馬隊以及徐州的清軍北上山東，跟蹤撚軍；並從蘇南調總兵楊鼎勳、郭鬆林等部進駐宿遷、徐州，以為後援；還命劉銘傳、周盛波兩部淮軍分別進駐周家口、歸德，防備撚軍南下。清廷對曾國藩在山東圍堵賴文光部的部署雖感滿意，但對進入豫西的張宗禹部卻憂心忡忡，認為該路撚軍“不西趨秦境，必北擾晉疆”1，而曾國藩所率清軍多在東路，實有鞭長莫及之勢。為此，擬命李鴻章率總兵楊鼎勳等部馳赴河洛一帶，進剿張宗禹部，兼顧山西、陝西門戶。接著，又令正在贛南鎮壓太平軍餘部的鮑超所部湘軍趕赴豫南。曾國藩深知，如果李鴻章督師豫西，必然從東路將淮軍調走，使他失去依恃，於是上奏清廷，建議暫勿令李鴻章赴河洛。清廷采納了他的意見。
就在反動派頻繁調兵之際，賴文光等已率撚軍由山東進入江蘇豐縣、沛縣、碭山、徐州一帶，取得糧食和兵員補充後，又西進河南，於11月底與從魯山、寶豐東進的張宗禹所率撚軍會師於扶溝，隨即西趨襄城、葉縣、舞陽一帶。
（三）曾國藩“以靜製動”方略的徹底失敗
撚軍不斷深入河南流動作戰，而湘、淮軍一般隻守據點，不積極攻剿，使新任河南巡撫吳昌壽兵餉兩絀，一籌莫展。他在給清廷的奏報中，一方麵訴說“豫省軍務種種棘手，勢處萬難”，另方麵對曾國藩名為督辦三省軍務，實僅株守十三府州之地，表示不滿。12月14日，清廷諭令曾國藩“統籌全局，前往應援”，並告誡他“未可株守一隅，致誤事機”。2與此同時，曾國藩也因撚軍主力全部進入河南，不得不對其攻撚方略進行一些改變，表示“不複拘泥十三府州之說”。他一麵堅持仍在濟寧、徐州、臨淮、周家口四處駐紮重兵，以備“迎頭截擊”，一麵令李昭慶部淮軍萬餘人奔赴河南，與原駐周家口的劉銘傳部淮軍萬餘人“同作兩支遊兵，仿照僧格林沁之法”，與撚軍“縱橫追逐，使之不得休息”。1曾國藩還準備將其大營由徐州移往周家口。
在曾國藩尚未變更部署以前，撚軍即已分路疾馳南下：賴文光等率部自臨潁、郾城走西平、遂平、確山、正陽、羅山、光州；張宗禹等率部自襄城、葉縣走裕州（今方城）、唐縣（今唐河）、鄧州。1866年1月，撚軍各部先後進入湖北，賴文光一路在麻城、黃州（今黃岡）一帶活動，張宗禹一路在襄陽、棗陽一帶活動。1月18日，賴文光、任化邦部乘清軍提督成大吉部嘩變之機，發起進攻，成大吉僅率少數清兵從麻城逃往灄口。撚軍遂占黃陂等地，威脅武漢。2月18日，撚軍又於黃陂東南的街埠一帶大敗清軍，斃總兵梁洪勝等多人。
撚軍在鄂東連打兩次勝仗，湖廣總督官文急忙請求援兵。曾國藩命總兵喻俊明等率水師馳赴武漢，令劉銘傳率所部淮軍由周家口馳赴湖北黃州，令浙江提督鮑超率所部湘軍進駐豫、鄂交界地區，聽候調遣。當援鄂清軍剛到湖北，撚軍又甩掉敵人北上，經河南進入山東。4月11日，張宗禹部在安興寨（今菏澤東北）擊敗總兵楊飛熊部八營清軍，13日，又在龍堌集（今巨野西南）大敗總兵王心安部八營清軍，20日，在鄆城西北的柳條圈又敗潘鼎新所部淮軍。26日，賴文光部也到達鄆城境內，兩支撚軍重又匯合。
4月29日至5月7日，撚軍三次搶渡黃河、運河均未成功，遂又分兵兩支南下：張宗禹等率部走河南虞城、寧陵、歸德等地；賴文光等率部南進江蘇豐縣、碭山、邳州、宿遷等地。6月15日，兩支撚軍在徐州匯合，旋又分開。張宗禹部由豐縣、碭山走河南虞城、寧陵、睢州、杞縣，又南下太康、陳州，從周家口渡過沙河，由郾城西進；賴文光部走安徽宿州、懷遠，渡過渦河趨鳳台、太和，然後入河南境內。撚軍一直在曾國藩所圈定的重點防區內往返穿插，流動遊擊，使其“以靜製動”的方略徹底失敗。
（四）曾國藩“聚兵防河”計劃的完全破產
“以靜製動”的方略破產後，曾國藩於1866年夏又提出了“聚兵防河”的方略，企圖以此遏阻撚軍的流動。經與直隸總督劉長佑、山東巡撫閻敬銘麵商，確定了運河、黃河的設防部署：在運河防線上，從濟寧長溝到山東、江蘇之交的韓莊，由潘鼎新部防守；韓莊以下由楊鼎勳部駐防；長溝以上至黃河由山東軍防守。在黃河防線上，範縣豆腐店以西至東明、長垣由直隸軍防守，豆腐店以東的張秋、東阿一帶由山東軍防守。撚軍渡過沙河進入豫西南後，曾國藩又設沙河、賈魯河防線。沙河地段：從周家口到槐店（今沈丘）由劉銘傳部防守；槐店到正陽關由喬鬆年部皖軍防守；正陽關以下係淮河，曾國藩派水師和皖軍防守。賈魯河地段：從周家口到朱仙鎮由潘鼎新、張樹珊部防守；從朱仙鎮北四十裏到開封，又北三十裏到黃河南岸，沒有河流，由李鶴年的豫軍構築堤牆防守。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跨魯、豫、皖三省的三角形防線。此外，為了攻守結合，又命鮑超、劉秉璋、楊鼎勳、劉鬆山、張詩日所部為“遊擊之師”，跟蹤追擊撚軍。
曾國藩“聚兵防河”的主要目的，先則企圖阻止撚軍進入山東、江蘇，在撚軍渡過沙河以後，則企圖將其局限於豫西南的多山地區，使之不能發揮騎兵的優勢，然後集中兵力聚而殲之。顯然，這種設防漏洞仍然很多。首先，由於清軍內部存在著派係矛盾，曾國藩難於做到統一指揮，特別是經常受到淮軍頭目李鴻章的掣肘。其次，曾國藩的“防河”戰線太長，勢必造成兵力分散，處處防守薄弱。此外，還有不少人對曾國藩的防撚計劃持反對意見，認為“宜於速剿，不必為防河之謀”1。
就在曾國藩緊張地部署河防時，撚軍發覺了清軍的詭計。9月中旬，賴、張兩支撚軍在河南禹州、許州一帶會師，偵知朱仙鎮以北堤牆尚未築成，隨即經尉氏、中牟北上，決定跳出河防圈。9月24日，撚軍先示形於開封以北的黑堽，佯作搶渡黃河的態勢，然後急速南下進至開封南的蘆花岡，乘夜擊潰豫軍，再次突入山東境內。
沙河、賈魯河防線被撚軍突破後，曾國藩自稱“聞信之餘，實深焦憤”，不得不承認防線太長，兵力不足，稱“防守沙河、賈魯河，本係策之至拙者”，但又聲稱“無奈馬隊遠不如賊，……專恃步隊追剿，斷不能製流寇，不得已乃出於防河之下策”2。不管曾國藩如何巧於言詞，事實是由他主持攻剿撚軍一年零五個月，“毫無成效”3。為此，清廷決定換馬，12月7日，改任李鴻章為欽差大臣，節製湘淮各軍，專辦剿撚軍務。曾國藩則回任兩江總督。
三、東撚軍轉戰湖北
（一）撚軍分為東西兩支
撚軍衝破沙河、賈魯河防線，進入山東菏澤、曹縣、巨野、金鄉一帶地區後，於10月上旬搶渡運河未成。這時，淮軍潘鼎新部已進抵濟寧，劉銘傳部進入城武、巨野，劉秉璋、劉鬆山、張樹珊等部也先後到達山東，進入運河防區，對撚軍實施包圍。撚軍隨即回軍西向，於10月13日進入豫東地區。
兩年以來，撚軍縱橫馳騁於蘇、魯、豫、皖、鄂數省，取得了殲滅僧格林沁和粉碎曾國藩“以靜製動”的攻撚方略等一係列勝利。但是，由於長期不停頓地流動作戰，沒有一個可以立腳的基地，部隊得不到休整，糧食、彈藥的補充十分困難，同時又得不到任何友軍的支援，戰略上的被動態勢日益明顯。撚軍領袖賴文光等深感“獨立難支，孤軍難立”1，試圖改變這一不利態勢，遂決定將撚軍一分為二，由張宗禹、張禹爵、邱遠才等率部分撚軍西進陝甘，聯絡那裏的回民起義軍，“以為犄角之勢”，是為西撚軍；由賴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部分撚軍留在中原地區，與敵周旋，是為東撚軍。
（二）東撚軍轉至湖北與李鴻章的攻撚方略
1866年10月下旬，東撚軍三萬餘人在賴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領下，由河南中牟返回山東，擬攻破運河防線，進入較為富庶的運河東部地區，以擴充兵員和籌集糧餉。後因在鄆城東北的袁家口、開河、安山等處幾次搶渡均未成功，而淮軍劉銘傳、潘鼎新等部又已跟蹤返回山東，為避免遭敵圍攻，便南下江蘇豐縣、沛縣等地。不久，複入山東，再次進攻運河防線，又沒有成功。其後，賴文光、任化邦等遂放棄進入運河東部地區的計劃，決定向湖北轉移，擬渡過漢水，進占荊州、宜昌，然後主力入川，並留一支部隊於湖北以為聲援，以一支部隊入陝西與西撚軍
取得聯絡。“倘各路皆不得手，……則共趨秦中”1，聯合回民起義軍，在陝西建立基地。這一計劃，得到東撚軍廣大將士的擁護。1866年12月初，東撚軍由山東進入河南，下旬進入湖北。
清軍方麵，李鴻章鑒於曾國藩所確定扼守的“賈魯河、沙河地段太長，人力難齊，終辦不成”的教訓，提出了將撚軍“蹙之於山深水複之處，棄地以誘其人，然後各省之軍合力三四麵圍困”的“扼地兜剿”方略，並準備采用“離間”、“招撫”等伎倆，妄圖從內部瓦解撚軍。2
1867年1月，李鴻章調集不下十萬部隊，分“堵擊之師”和“兜擊之師”，在河南、湖北集中。其部署是：在北部，命李昭慶部二十餘營駐河南信陽，扼撚軍北上的通道；在西部，命鮑超三十二營由南陽移駐襄陽，豫軍總兵宋慶十營、副將蔣東才六營扼守棗陽，荊州將軍巴揚阿統領提督藍斯明、水師總兵左光培扼守漢水沿線；在東部，命新任安徽巡撫英翰、總兵張得勝等率皖軍分紮六安、霍山一帶；在南部，由湖廣總督官文駐守武昌，彭玉麟統領水師駐守黃州。上述各部清軍均為“堵擊之師”。李鴻章又命劉銘傳、劉秉璋、周盛波、張樹珊等部淮軍共三十餘營，由豫東南分道入鄂，和新任湖北巡撫曾國荃統領的郭鬆林、彭毓橘、伍維壽、熊登武等部湘軍共三十餘營，組成“兜擊之師”。李鴻章等妄圖一舉消滅撚軍於鄂東地區。
（三）羅家集、楊家河兩敗敵軍主力
東撚軍進入鄂東北不久，即由麻城南下黃陂，接著進至灄口，威脅武昌。隨後，折而向西，連克雲夢、應城，進攻德安府（今安陸），旋又經宋河鎮入京山，南占天門縣。提督郭鬆林率領九營湘軍尾追而來，撚軍采取兜圈子的戰術疲憊敵軍。郭鬆林不顧士卒疲勞，緊追不舍。1867年1月11日，郭鬆林分兵三路向鍾祥東麵的羅家集進攻，撚軍的步馬隊早已設伏以待。待敵發起攻擊時，撚軍首領任化邦率部正麵接戰，李允統領馬隊從兩側包抄，賴文光率部襲敵後路，將清軍四麵包圍。激戰半日，殲滅清軍二千餘人。郭鬆林身中七槍，被撚軍生擒，因傷重不能行走，被棄擲路旁，幸免於死。
羅家集勝利後，東撚軍在鍾祥與舊口之間結筏搶渡漢水未遂，便東走應城、雲夢。淮軍周盛波、張樹珊等部在後尾追，撚軍仍采用打圈戰術，伺機殲敵。1月26日，撚軍在德安府楊家河東岸屯紮，淮軍總兵張樹珊所部六營孤軍追來，渡河進擊。撚軍佯裝敗退，張樹珊恃勇輕進，被撚軍分割包圍。激戰至深夜，撚軍陣斬張樹珊及副將劉登朝、郭有容等數百人，使李鴻章的淮軍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
（四）尹漋河先勝後敗
東撚軍兩敗敵軍之後，士氣高昂，聲威大振。為了實現西進川陝的戰略目標，先後在舊口、豐樂河、流水溝及王家集、霸王山等處搶渡漢水，但均為清軍所阻，被迫回到舊口地區。
就在東撚軍搶渡漢水的半個月中，清軍各部已分別向舊口方向集中，準備圍殲東撚軍於舊口地區。其部署是：湘軍彭毓橘、譚仁芳、熊登武、劉維楨等部駐九裏岡、永興、皂市、天門一帶，屏蔽東路；豫軍蔣東才等部駐茅茨畈，扼守北路；淮軍劉秉璋、周盛波等部扼守京山，李昭慶部由信陽移駐宋河鎮；以淮軍主力劉銘傳部萬餘人由北而南，湘軍主力鮑超部一萬六千餘人自西向東，夾擊撚軍。賴文光等見清軍來勢迅猛，便率軍退守尹漋河（今永隆河）一帶，準備與清軍決戰。
2月19日拂曉，劉銘傳為了爭功，自行改變與鮑超軍共同進攻的計劃，提前由下洋港向尹漋河搶先發動進攻。他見撚軍紮營於司馬河（今天門河）對岸，便留二三營兵力護衛後路輜重，以十七營兵力渡河攻擊。撚軍以步隊正麵阻擊敵軍，以千餘馬隊向北繞襲敵軍後路。劉銘傳恐後路兵單，輜重難保，便抽出步隊三營、馬隊二營加強後路，自率十二營兵力分三路進攻。撚軍亦分三路迎擊：任化邦敵左路，牛喜敵右路，賴文光、李允敵中路。任化邦率部全力圍攻劉盛藻的左路軍，“劉盛藻鏖戰多時，漸不能支”1。劉銘傳恐左路有失，忙從中路抽出黃桂蘭、張士元、李錫增三營兵力往援。在撚軍的銳利攻勢下，劉盛藻部過河潰逃，李錫增則中槍喪命。接著，任化邦率部轉援牛喜部，將右路淮軍一舉消滅，擊斃總兵唐殿魁、記名總兵田履安、副將吳維章等。撚軍左右兩路取勝後，任化邦、牛喜便率部與賴文光、李允部一起圍攻劉銘傳親自督率的中路軍。撚軍將士揮刀斬殺，淮軍一敗塗地，退至司馬河彼岸。劉銘傳失魂落魄，與其部將、幕僚“俱脫冠服坐地待死”2。
可是，正當撚軍追過司馬河，即將殲滅劉銘傳所部淮軍時，鮑超率所部湘軍從舊口由西向東側擊楊家洚撚軍側背。楊家洚與尹漋河同在司馬河東岸，相隔十餘裏。賴文光在鮑軍進入楊家洚後，沒有仔細偵察敵情，便倉促率領中軍步隊向鮑軍衝鋒。但鮑軍陣勢嚴整，左、中、右三路，每路八九營兵力，分主攻和策應，穩紮穩打，步步前進。激戰兩小時，撚軍中軍步隊受挫，雖有馬隊馳前接應，但後路又為鮑軍馬隊截斷，於是軍心動搖，陣勢大亂，由勝轉敗。又因連日下雨，河港水深，道路泥濘，撚軍慌不擇路，陣亡和溺死者近萬人。楊家洚、尹漋河等處數百村莊據點，全被鮑軍占領。
尹漋河之戰，雖然殲滅了劉銘傳所部淮軍半數以上，但東撚軍自己也遭到慘重損失，傷亡萬餘人，被俘近萬人，損失馬匹數千和輜重無數，不但元氣大傷，而且使西進的計劃受挫。尹漋河之戰最後遭到失敗，首先是由於東撚軍在取得羅家集、楊家河兩次勝利後，產生了驕傲輕敵情緒，對於在武器裝備上占很大優勢的敵軍沒有予以足夠重視，以致在與劉銘傳部作戰時，竟沒有派出相當數量的部隊，對近在舊口的鮑超部進行警戒，特別是當鮑部來襲時，賴文光等不作周密部署，倉促反擊，結果受挫。其次，撚軍在作戰不利的情況下，缺乏堅韌頑強的意誌，稍遇挫折，就撤離戰常此外，尹漋河一帶河汊縱橫，使撚軍騎兵的活動受到限製。鮑超說：這次“擒斬溺斃之多，則由彼之先失地利耳”。1
（五）被迫放棄入川計劃
東撚軍在尹漋河戰敗後，餘部即北上河南，從唐縣、桐柏東走信陽、羅山、光山，然後經湖北麻城、黃岡、蘄水、蘄州、廣濟，進入安徽西南邊境，因遇淮軍劉秉璋、周盛波部阻擊，又折回湖北蘄州一帶。這時，湘軍彭毓橘部駐紮於蘄水。3月23日，東撚軍由蘭溪、董家河一帶沿浠水河北上時，彭毓橘親率湘軍十三營由六神港至溪潭坳堵截，撚軍將其擊敗，陣斃總兵彭光友，並乘勝包圍六神港，取得了擊斃彭毓橘以下營哨各官三十餘名和殲敵三千餘人的勝利。
之後，東撚軍又西經孝感、應城、京山等地抵達漢水東岸，在舊口至嶽口一帶籌船結筏，希圖西渡漢水，為清軍炮船所阻，未獲成功。後經鍾祥北上棗陽、隨州（今隨縣），5月初進入河南桐柏、信陽境，因遭淮軍周盛波、劉鉻傳部截擊，由平靖關折回湖北應山，旋又東走黃安。5月14日，撚軍在黃安的王家岡設伏，大敗剛從河南光州趕到麻城的淮軍楊鼎勳部，殺總兵張遵道。接著，撚軍再次進至漢水東岸，由於劉銘傳和鮑超部相繼追來，不得不放棄西渡漢水進入四川的計劃，經棗陽北上，擬從河南西進入陝，與西撚軍會合。
四、東撚軍在山東被圍及其最後失敗
（一）進軍山東半島
1867年5月下旬，東撚軍進入河南新野、鄧州、鎮平、內鄉一帶，還來不及休整補充，淮軍劉銘傳等部就從棗陽、襄陽跟蹤追來，豫軍宋慶部和淮軍周盛波等部也分別由南陽、唐縣前來堵截。而當時撚軍內部對於行動方向問題意見不一。賴文光、任化邦等本主張進軍西北，但從山東鄆城、梁山地區參軍的將士認為山東連年豐收，糧食充裕，而陝西連年戰亂，糧食缺乏，極力主張東進山東。賴文光、任化邦等為了盡快擺脫敵人的包圍，同時，“恐西路山多，難於翻越”1，也就改變主意，采納了東進山東半島的意見。
6月上旬，東撚軍由考城進入山東曹縣，疾趨鄆城，甩掉尾追之敵，於6月12日晚直逼運河，以一部強攻沈口，吸引附近各段守河清軍馳援；以另一部襲擊由山東軍防守的比較薄弱的戴家廟一帶防線，於次日黎明突破。當時天旱水淺，撚軍全部三四萬人涉水過河，進入運河東部地區。
東撚軍進入山東腹地後，日行百餘裏，忽東忽西。新任山東巡撫丁寶楨雖督軍尾追，隻能望塵興歎。6月19日，東撚軍東走章丘，後經鄒平、壽光等地進入膠東半島，6月底兵鋒直指煙台。道員潘霨勾結英法侵略者聯合防守煙台，通商大臣崇厚則從天津派出洋槍隊渡海增援。
膠東半島雖然比較富庶，但撚軍進入這三麵瀕海的地區，易被清軍包圍，而東撚軍首領們慮不及此，最終招致失敗。
（二）李鴻章堅持“扼地兜剿”方針
東撚軍突入山東後，清廷令李鴻章從河南移營山東，“擇要駐紮，居中調度”。李鴻章根據劉銘傳、潘鼎新等將撚軍“擠入登（州）、萊（州）海隅，趁勢圍逼”的建議，立即奏稱：“斷不敢謂蹙賊海隅之議遂有把握，但與其任令長驅各省，流毒無窮，似不若誘令盤旋偏隅，得辦且辦”。16月30日，李鴻章抵達濟寧，隨即以劉銘傳部由濟寧、泰安、萊蕪徑趨青州（今益都）為中路，以潘鼎新部由濰縣（今濰坊市）、昌邑赴萊州（今掖縣）為北路，以總兵董鳳高、沈宏富馬步十五營由郯城、蘭山進莒州為南路，“三路兜截而前，欲逼（撚軍）入登、萊絕地，會合（山）東軍相機扼堵”，“扼之於膠萊河一帶，使其不能複出”。2不久，李鴻章又聲稱：“欲滅此賊，計惟有覓地兜圍之一法”，“與其馳逐終年”，“不如棄一隅以誘之”，“與其往複運東”，“不如專棄登、萊以扼之”。他決定“先固守局而後進兵”。1其具體部署是：以運河為外圈，膠萊河為內圈，進行布防。決定調皖、豫、鄂、蘇和直隸的清軍，分段防守運河，在西岸修築長牆，並以部分兵力就東岸舊牆修繕炮台，“犄角護守”。鑒於膠萊河是扼撚軍西突的咽喉，決定配以重兵，以一營守三裏，在近三百裏的地段上，共部署兵力近百營，由淮軍主力劉銘傳、潘鼎新、董鳳高、沈宏富、王永勝等部及豫軍宋慶等部和丁寶楨的山東軍劃段防守，並築長牆壕溝於河西。同時，以黃河為北部防線，由崇厚和劉長佑負責防守；以江蘇北部的六塘河為南部防線，由漕運總督張之萬和由浙江北援的部隊共同防守。此外，另派部隊跟蹤追剿。
（三）東撚軍突破膠萊河防線
1867年7月中旬，東撚軍正在福山、寧海（今牟平縣）一帶就糧，得知清軍在膠萊河西岸修牆築壘，分段扼守，才急忙回軍西向。7月31日，賴文光、任化邦等率軍自即墨向膠萊河南部的麻灣口發起攻擊，但未能突破，隻得轉兵北上。8月6日，又向淮軍潘鼎新部駐防地段的新河突擊，仍未成功。後偵知膠萊河北段入海處沙灘無兵駐守，而濰河北段自下營至海口一段隻有已革山東軍總兵王心安部二千餘人駐防，且“營壘初成，河牆未築”2，便於8月19日集中兵力從這一地段的海神廟等處發動進攻，殲滅了王心安所部清軍，進入濰縣、昌樂，然後由安丘、臨朐疾馳南走。李鴻章費盡心機策劃的“扼守膠萊之策”，成為畫餅。清廷大為震驚，將李鴻章、潘鼎新交部議處，丁寶楨革職留任。
膠萊河防線被撚軍突破後，李鴻章將防守膠萊河的各部清軍調至運河防線，並將大營由濟南（8月下旬由濟寧抵濟南）移至台莊（今台兒莊），居中調度。當時，多數清軍將領對防守運河喪失信心，特別是丁寶楨表示堅決反對，他說：“今膠防隳守，運河之防非獨無補於事，抑恐有礙大局”。1曾國藩也悲觀地說：“膠萊三百餘裏尚難堵禦，沿運千有餘裏更覺毫無把握。”2清廷則明確指出“河防不可恃”。李鴻章麵臨朝野的譴責和攻訐，仍然認為扼守運河雖沒有十分把握，但舍此別無良策。他在9月19日的奏折中說：撚軍“正急欲出運”，“若先撤運防，是示賊以弱也。守運各軍早夜修防，尚無疲倦，較窮年追逐者勞逸饑飽略殊。忽令守，又忽令不守，是使軍心惶惑也。”“今使罷運防而另有製賊之法，臣必速罷，若更無可製賊，似不若得守且守，能戰即戰，盡人力以待事機。”3李鴻章繼續加固河防，後來還組織了三支各擁有萬人以上的“遊擊之師”，緊追撚軍。
（四）東撚軍的最後失敗
東撚軍雖然突破了膠萊河防線，但仍局處於運河與膠萊河之間，由於地域狹小，無從發揮流動作戰的長處，糧食也日益缺乏。賴文光、任化邦等為擺脫遭十餘萬清軍攔阻追擊的不利局麵，決心跳出敵人的包圍圈，但缺乏明確的方向，行動慌亂。先是由莒州、日照南下江蘇贛榆、沭陽等地，企圖搶渡運河和六塘河。由於清兵防守嚴密，進軍受挫，遂於10月初複入山東，並派人由間道入陝，向西撚軍求援。11月初，東撚軍突至章丘，準備北渡黃河，又被清軍水師所阻。在寒冷缺糧的情況下，東撚軍隻得東走樂安（今廣饒）、壽光、濰縣就糧，劉銘傳部淮軍尾隨其後。11月12日，東撚軍在濰縣鬆樹山倉促應戰，結果大敗，損失慘重。賴文光、任化邦等隻得率軍南下江蘇，擬再次搶渡運河和六塘河。11月19日，當劉銘傳部尾追至贛榆時，撚軍再次進行反擊。由於淮軍繞襲後路，撚軍複大敗。魯王任化邦被叛徒潘貴升槍殺，使東撚軍元氣大傷。任化邦是撚軍重要首領之一，英勇善戰，尤其擅長指揮騎兵作戰，他與賴文光一起，勇謀結合，帶領撚軍屢敗湘淮軍，為敵人所畏懼。他的犧牲，是東撚軍的重大損失。
賴文光在任化邦犧牲後，率部折回山東，繼續戰鬥，企圖突破清軍的圍困，但因連遭失利，力量大減，加上饑寒交迫，人困馬乏，士氣日益低落。12月，當賴文光率軍北上，徘徊於壽光、昌邑、濰縣避敵就糧時，劉銘傳、郭鬆林、潘鼎新等部又相繼追
撚軍首領賴文光的戰刀
來，東撚軍屢戰屢敗。12月24日，東撚軍在壽光的北洋河與彌河之間的濱海地帶與清軍背水決戰，結果慘敗，傷亡近二萬人，被俘近萬人，精銳喪失殆盡，首王範汝增等壯烈犧牲。之後，賴文光率餘部四五千人由昌樂南下諸城、日照，走江蘇贛榆、宿遷。12月31日，在搶渡運河失敗後，即轉兵東向，前隊於次日夜由沭陽城南張家灣突破了六塘河防線，進入清江浦境內，但後隊未及渡河即被清軍殲滅。渡過六塘河的撚軍由於不斷遭到清軍堵擊，減員愈來愈多。1868年1月5日，餘部千餘人在揚州東北的瓦窯鋪被道員吳毓蘭部淮軍擊敗，賴文光不幸被俘。至此，東撚軍最後失敗。賴文光在太平天國失敗後，領導撚軍繼續堅持反清戰爭，作出了重大貢獻。被俘後，他嚴詞拒絕敵人的勸降，英勇不屈，就義於揚州城外，表現出崇高的革命氣節，不愧為農民革命軍的一個傑出領袖。
五、西撚軍轉戰陝西
（一）灞橋大捷
1866年10月撚軍分為東、西兩軍後，西撚軍約有三萬餘人（一說五六萬人），以“前進甘陝，連結回眾”，建立新基地為目標，在張宗禹、邱遠才、張禹爵等率領下，由豫東經許州、洛陽、陝州（今三門峽市西）、閿鄉（今靈寶西北），於11月9日進入陝西華陰縣境。
自1862年西北太平軍和滇川農民起義軍入陝後，有力地支援了當地回族人民的大起義。之後，由於西北太平軍援救天京離陝，而清廷又抽調多隆阿、劉蓉等部入陝，回民起義軍遂遭到鎮壓，餘部退入甘肅，與當地回民起義軍一起堅持反清戰爭。西撚軍的入陝，大大鼓舞了陝甘回民起義軍，他們紛紛在甘肅的寧州（今寧縣）、涇州（今涇川）等東部地區襲擊清罕，配合西撚軍在陝西的作戰。這時，署理陝西巡撫劉蓉正率一萬四千餘名湘軍在陝甘交界處堵擊回民起義軍。當他得悉撚軍入陝後，感到形勢嚴重，忙向清廷告急說：“西回東撚，兩路同竄，欲防則無迎擊之旅，欲剿則無守隘之兵”1，請求速派援兵。
清廷在西撚軍入陝前，已改命左宗棠為陝甘總督、喬鬆年為陝西巡撫，西撚軍入陝後，又命鮑超率所部湘軍入關追擊。可是，左宗棠借口籌備糧餉，停兵湖北，躊躇不前；鮑超則通過曾國藩轉奏清廷，瀝陳入陝有“米糧之難辦”、“餉銀之難解”等等困難，要求“俟馬隊練成，陝省米糧轉運等事布置周妥，再行入關”。1鮑超所部湘軍雖然戰鬥力較強，但搶掠成性，西北地瘠民貧，自然難於滿足其擄掠的欲望。清廷隻得改令提督劉鬆山部湘軍替代。清軍援兵不能很快入陝，為西撚軍的作戰提供了有利條件。
西撚軍進入陝西華陰後，立即西進華州（今華縣）、渭南。劉蓉不得不將清軍東調，對付撚軍。11月14日，提督劉厚基率兵三千餘人由渭南東進，在赤水鎮與撚軍遭遇，一觸即潰，敗退渭南。25日，知府唐炯指揮湘軍各營，分兵三路再次發動進攻。撚軍設伏於華州敷水東麵的樹林裏，又大敗湘軍，斬殺七八百人。
西撚軍初戰獲勝後，便於12月中旬乘勝西進， 14日前鋒進抵西安東麵的灞橋鎮。清軍回顧省城，撚軍卻又折向東南，接連占領藍田縣屬的泄湖、藍橋等地。為了調動西安清軍，後又佯趨商州（今商縣）、雒南（今洛南）。清軍果然東向追擊，西撚軍遂又北走渭南，並虛造東攻潼關的聲勢。當湘軍北上堵截時，撚軍又迅速西進，擺出攻打西安的架勢，並在灞橋十裏坡左右村莊設下伏兵，布好口袋，等待敵軍的到來。
1867年1月23日，當疲憊不堪的湘軍追至臨潼東北的新豐鎮時，撚軍派少數部隊與敵接觸，且戰且退，把敵軍誘至十裏坡。待記名提督楊得勝、總兵蕭德揚、提督劉厚基、道員黃鼎等部敵軍相繼闖進伏擊圈後，撚軍誘敵部隊立即回馬反擊，埋伏在十裏
坡左右的馬隊同時出擊，左右包抄，將湘軍四麵包圍。時值風雪交加，湘軍士卒凍餓，無心作戰，槍炮又被雨雪沾濕，影響點放。撚軍勇猛衝殺，展開白刃格鬥，不到半天時間，陣斬總兵蕭德揚、提督楊得勝、蕭集山、蕭長清、布政使銜候補道蕭德綱等湘軍將領，殲滅敵軍三千餘人，收降數千人，取得了入陝以來的一次大勝仗。這是撚軍運用流動戰術，先誘敵跟追，拖垮敵人，然後設下埋伏，出敵不意地圍殲敵人的又一成功戰例。
（二）撚軍、回軍聯合作戰
灞橋之戰後，清廷將劉蓉“革職回籍”，命新任陝甘總督左宗棠督辦陝甘軍務，並催促總兵劉鬆山部湘軍和郭寶昌部皖軍兼程入陝。當時，西撚軍已乘勝進入西安東門外的三府窪、西門外的火神廟、南門外的小雁塔、北門外的紅廟，包圍了陝西省城。與此同時，甘肅東部的陝甘回民起義軍亦東進陝西，與西撚軍聲勢聯絡。巡撫喬鬆年依托西安高厚的城牆固守待援。2月初，湘軍劉鬆山、李祥和部及淮軍張錫嶸等部到達西安郊外。2月10日，西撚軍向敵發起進攻，激戰數小時，陣斬張錫嶸，但最後為劉鬆山部湘軍所敗，退守秦渡鎮、花園鋪、梁家橋一帶據點。西撚軍圍攻西安月餘，未能攻克，打援又遭失利，遂撤離西安，沿渭河南岸西走，3月24日在郿縣以西渡過渭河，進入扶風、岐山交界處的益店，與由鳳翔東來的回民軍取得聯係。
西撚軍和回民軍共同擬定了作戰計劃：撚軍東攻同州（今大荔）、朝邑，回民軍進攻西安。但正當撚、回軍準備分路東進之際，總兵郭寶昌部皖軍已從三原向鹹陽西進，劉鬆山等部亦已渡過渭河，向撚軍、回軍逼近。4月19日，臨平鎮（今乾縣西南）一戰，撚、回軍失利，被迫改變原定作戰計劃，一同經三原、富平向蒲城、同州前進。5月初，兩軍紮營於同州北的許莊一帶，
橫亙二十餘裏。劉鬆山率部趕來，撚、回兩軍將其包圍，殺死副將胡理明等多人，斃傷清兵甚眾。5月下旬，撚、回軍又揮師西進，從興平南渡渭河，再次進攻西安。清軍緊閉城門，固守待援。5月27日，劉鬆山、郭寶昌等部援兵趕到，撚軍在西安城南的山門口、木塔寨等處作戰失利，損失較大。張宗禹遂率軍東走藍田，繼又轉戰於臨潼、渭南、華州一帶。
西撚軍與回民軍取得聯係後，由於有著共同的反清目標，因此能夠互相配合作戰，對於清王朝在陝西的統治造成了嚴重的威脅。但是，由於階級的局限性，尤其是民族、宗教信仰等不同，在政治上未能建立起鞏固的聯盟，在軍事上也沒有統一的指揮機構，處於時離時合的狀態，沒有達到撚軍與太平軍那種程度的聯合。
（三）左宗棠進攻撚、回軍的方略與部署
1867年2月22日，清廷授陝甘總督左宗棠為欽差大臣，專辦陝甘軍務，以按察使劉典為幫辦。左宗棠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率楚軍近二萬人，從6月中旬開始，分三路陸續入陝：左宗棠親率一萬一千人由樊城北上，西入潼關，以防西撚軍東返河南；劉典率軍三千餘人由樊城進荊紫關，經商州進入藍田，阻攔西撚軍南下湖北；提督高連升率軍四千由樊城溯漢水西上，於蜀河口登陸，防止西撚軍由陝入川。早在入陝之前，左宗棠就確定了進攻撚、回軍的方略。他認為“以用兵次第論，非先撚後回不可，非先秦後隴不可”。1從左宗棠的入陝兵力有限，西北地瘠民貧，糧餉運輸補給困難，撚軍、回軍又缺乏緊密聯係等情況來看，左宗棠的上述作戰方略，是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的。
7月19日，左宗棠抵達潼關，所部諸軍也先後入陝，即以主要兵力對付西撚軍，以部分兵力對付回民起義軍。其具體部署如下：以先期入陝的劉鬆山所部老湘軍、郭寶昌所部皖軍、劉厚基所部湘軍和高連升所部楚軍共二萬一千餘人，為“剿撚之師”（高連升部為回民起義軍所牽製）；以幫辦劉典所部楚軍和黃鼎所部川軍共八千餘人駐陝甘邊界，為“剿回之師”；其餘楚軍萬餘人，分駐鳳翔、宜君、華州、華陰、渭南、臨潼等地，策應各軍，為“兼討回撚之師”。左宗棠企圖割斷回民起義軍和西撚軍的聯係，把西撚軍圍困在渭河北岸的涇、洛兩水之間，將其殲滅後，再向回民起義軍進攻。
（四）西撚軍轉移陝北
左宗棠率軍入陝後，在陝清軍兵力增至約四萬人，裝備有洋槍洋炮。西撚軍雖有數萬之眾，但除老弱婦孺外，能戰之兵隻有萬餘人，在數量和武器裝備上都居於劣勢。當時，西撚軍正盤旋於蒲城、富平、三原、涇陽一帶。這一地區南有渭水，西有涇水（今涇河），東有洛水（今洛河）、黃河，北麵則是山區，很不利於撚軍騎兵的縱橫馳騁。為了擺脫左宗棠所部各軍的包圍，西撚軍決定向陝北轉移。
10月上旬，左宗棠與劉典、劉鬆山、李祥和、郭寶昌、高連升等進一步“商議方略”，策劃將撚軍消滅於涇水、洛水之間的具體部署。西撚軍見各路敵軍日逼，便於10月24日由蒲城東南一帶北上白水，以馬隊猛攻渭北山區的清軍，突破包圍圈後，向中部（今黃陵）、洛川進軍，進入陝北地區，使左宗棠的圍殲計劃頓成泡影。
陝北高原塬、梁、峁、溝、壑相間，人民生活十分貧困。西撚軍進入這一地區，作戰和補給都遇到不少困難，但畢竟擺脫了敵人的圍攻，加之當地清軍力量比較薄弱，便於休整。其次，陝北是回漢農民起義軍主要活動地區，可以得到他們的幫助和支援。再次，即將進入初冬季節，黃河冰凍，一旦左宗棠的重兵追來，可以渡河入晉。所以，在當時的形勢下，撚軍北上陝北，對於保存自己和爾後的行動，還是比較有利的。
西撚軍進入陝北後，甘肅東部和南部的回民起義軍仍積極向東發展，配合作戰。10月底，西撚軍一部進攻鄜州（今富縣）不克，北攻甘泉。11月上旬，一部進占安塞，主力活動於宜川、延長之間。劉鬆山、郭寶昌“■思催隊緊追”，便率部由中部東渡洛水，向宜川進發。11月14日，回民起義軍在中部大賢村截擊尚未渡洛的劉鬆山部後隊，殺其部將李祥和。11月17日，西撚軍北占延川，進向清澗，接著於22日配合回民起義軍占領綏德州（今綏德）。
西撚軍在陝西的活動，促進了這一地區革命形勢的高漲。12月3日，左宗棠在奏折中驚恐地說：“撚自南而北千有餘裏，回自西而東亦千有餘裏”，“現在局勢艱危，州縣城池疊陷”。1可是，就在這時，張宗禹收到了被困於山東的東撚軍求援的急信。為了實踐“誓同生死，萬苦不辭”的誓言，張宗禹等決定立刻離開陝北，去援救自己的戰友。
六、西撚軍的覆沒
（一）挺進直隸
張宗禹等原擬率軍南出潼關，由河南轉赴山東援救東撚軍。
後來又決定進軍河北，威脅京畿1，把清軍吸引到自己周圍，以達援救東撚軍的目的。這個類似圍魏救趙的計劃，在當時來說，還是可取的。可惜東撚軍很快失敗了，結果西撚軍非但未達目的，反使自己陷入清軍的重重包圍之中而不能自拔。
1867年12月上旬，張宗禹率西撚軍二萬餘人由綏德急速南下，於17日進到宜川境內的黃河西岸。當晚，張禹爵率五百人為先鋒，張宗禹率大隊隨後，乘北風大作之際，在宜川東麵壺口一帶履冰搶渡黃河成功，乘勝占領了山西吉州（今吉縣）、鄉寧，接著南下河津，圍攻稷山縣城。
這時，劉鬆山、郭寶昌等部清軍已渡河跟蹤追擊。為了迷惑和擺脫敵人，張宗禹等決定率撚軍北上，佯作進攻太原之勢，便於12月24日撤稷山之圍，由絳州（今新絳）北進臨汾、洪洞。當劉鬆山、郭寶昌等部清軍亦跟蹤北上時，西撚軍突然轉兵南下，途經曲沃、絳縣，於1868年1月初越過中條山，進至河南濟源城下。河南巡撫李鶴章急忙調兵馳援，並從山東迅速調回張曜、宋慶兩部豫軍。張宗禹立即率軍經修武、新鄉、湯陰、臨漳，於1月27日渡過漳河，進入直隸境內。接著，經磁州（今磁縣）、雞澤、隆平（今隆堯）、新河北上，於2月1日在束鹿所屬的周家莊渡過滹沱河，複經定州（今定縣）、望都北進至保定、滿城一帶。
西撚軍突然出現在直隸南部，使清廷慌了手腳，連下諭旨，調兵遣將，防衛京師，於是各地“勤王”之師接踵趕來。山東巡撫丁寶楨率軍進入直隸雄縣一帶，河南巡撫李鶴年率軍抵磁州。已從陝西出潼關進入山西南部的左宗棠也率部於2月15日抵達直隸獲鹿，接著，紮大營於定州。清廷仍任命他為前線總指揮。李鴻章因未能總攬攻撚大權，心懷不滿，借口休整，行動稍緩，經清廷嚴詔催促，才命潘鼎新、周盛傳、周盛波、善慶、郭鬆林、楊鼎勳等部先後進入直隸景州、安平。此外，安徽清軍也進入直隸；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槍隊布防天津；直隸總督官文率部往援保定；連警衛圓明園的馬隊也調往涿州（今涿縣）防剿。集結在直隸中部、南部的清軍共約十餘萬人。為了彌合左宗棠與李鴻章間的矛盾，清廷於2月底命恭親王奕為大將軍，左宗棠、李鴻章為參讚大臣。各路統兵大臣及督撫等均歸恭親王節製，以一事權。
西撚軍的行動確實調動了清軍，但也使自己陷入了孤軍作戰的困難局麵。2月5日，西撚軍於滿城為道員餘承恩部所敗，東南走祁州（今安國）、饒陽。2月中下旬，西撚軍在饒陽、獻縣一帶活動時，即陷入了湘軍劉鬆山、郭鬆林部，淮軍楊鼎勳部，皖軍郭寶昌、程文炳部，豫軍張曜、宋慶等部的包圍之中，3月16日，撚軍因連日奔馳，疲憊不堪，疏於戒備，結果在饒陽東北一帶遭清軍襲擊，部隊傷亡很大，特別是邱遠才、張禹爵兩員為敵人所害怕的戰將同時犧牲，使士氣大受影響。
（二）轉戰豫魯
為了擺脫敵人重兵圍困，張宗禹率軍南走，於3月18日從晉州（今晉縣）西南的桃園、相古村等處渡過滹沱河，後經寧晉、新河、巨鹿，於3月23日在成安渡過漳河，進入河南，然後經滑縣、新鄉、獲嘉進至清化鎮（今博愛）。在這裏，撚軍進行了短暫的休整，把步兵全部改為騎兵，使部隊行動更加迅速，同時，伐竹為矛補充軍械物資。
這時，淮軍已趕到豫北，李鴻章正想北依太行山，南據黃河，實施其圍困計劃，幸好張宗禹等已經察覺到“懷、衛一帶，阻山（太行山）麵河（黃河），地勢至狹，恐被圍困”1，很快離開清化鎮，東出延津平原。4月1日，在封丘大敗湘軍劉鬆山部、皖軍郭寶昌部，重傷郭寶昌，斃記名提督周盈瑞。4月12日，又與潘鼎新、楊鼎勳、郭鬆林等部戰於滑縣，殺淮軍提督陳振邦、副將劉正同等。之後，經浚縣、內黃、直隸清豐、南樂之交進入山東莘縣。活動於東昌府（治今聊城）一帶的滄州下窪、高家口鹽民起義軍數千人，在其首領高岩率領下，參加了撚軍，並充當向導，引導西撚軍於4月17日從東昌府南李海務渡過運河。4月下旬，經德州、滄州，兵鋒指向天津。
西撚軍臨近天津後，恭親王奕即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槍隊加強防衛，命綏遠城將軍定安、副都統富和、提督鄭魁士各率所部增援天津；命侍郎恩承、副都統玉亮所部趕赴武清（今楊村）設防；並無恥地指使崇厚通知英國、法國炮船協同防守天津。
西撚軍在獨流鎮、楊柳青等處用船搭橋搶渡運河，因遭洋槍隊密集炮火封鎖，無法前進，遂於4月末南下山東就食。
（三）最後覆沒
西撚軍進入山東海豐（今無棣）、陽信、武定（今惠民）地區後，雖然便於解決糧餉問題，但從地形上看，這一地區東瀕大海，南有黃河，西有運河，易被敵人圍困。當時張宗禹等早已得到東撚軍失敗的消息，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及時率部跳出清軍重兵集結的直魯邊區，向敵人守備比較薄弱而又適於騎兵作戰的地區轉移。張宗禹等之所以慮不及此，除了急於解決部隊的糧食問題外，主要是輕敵思想作怪。他們認為清軍雖“千裏連營”，但指揮不統一，等到“秋高馬獎時，隻要振臂一呼，就可突破清軍的河防。1正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沒有及早突圍，脫離險境，結果造成全軍覆沒的悲慘結局。
這時，清軍各部十餘萬人，先後到達運河東部的直魯地區。清廷命李鴻章為前線總指揮，調度各軍。李鴻章按照其“設長圍以困之”的“就地圈製”計劃，作了如下部署：北麵，將滄州以南的捷地壩挖開，引運河水入捷地減河，並沿河興築長牆，由崇厚洋槍隊和潘鼎新部防守，阻扼撚軍再次北上威脅津京；西麵，於張秋一帶引黃河水入運河，並沿運河趕築長牆，由河北、山東、安徽等省清軍分段負責，附近州縣的民團協防，又調總兵丁長春部水師炮船進駐德州，加強水麵巡邏，嚴密防守；南麵，封鎖黃河各渡口，將船隻一律調至南岸，由山東地方官吏帶隊把守；東麵，嚴禁漁船下海，防上西撚軍渡海而走。同時，調戰鬥力較強的湘淮軍為“遊擊之師”跟蹤追擊。
5月中旬，張宗禹由於不知滄州捷地壩已被挖開，且有重兵把守等情，仍然企圖強渡捷地減河北上，結果受阻而返。下旬，張宗禹又率軍搶渡臨清、東昌等處運河，仍為駐防清軍所敗。為了擺脫追軍和出敵不意，撚軍東進海豐。5月29日，疾馳至直隸東光的下口鎮再次搶渡運河，由於丁長春部水師及該處清軍把守嚴密，仍然無隙可乘，不得已又南返山東。
西撚軍被圍困在方圓六七百裏的地區內，忽而北上，忽而南下，幾次搶渡均遭失敗。雖然把清軍拖得疲累不堪，甚至李鴻章、左宗棠等也因未能完成清廷下達的一個月內消滅撚軍的任務而被“交部議處”，但整個形勢對西撚軍愈來愈不利。由於連續下雨，河水猛漲，道路泥濘，使以騎兵見長的撚軍行動更加困難，而清軍的炮船卻更便於行駛，配合步隊圍攻撚軍。同時，李鴻章又實行“縮地圍紮”的方針，把撚軍壓縮在馬頰河以南、徒駭河以北的高唐、商河、惠民等地的狹長地帶，並進一步施展“招撫”伎倆，加上當地地主豪紳實行堅壁清野，強迫村民搬入堡寨，使撚軍的食宿發生困難。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下，撚軍士氣日益低落，以致接連發生投敵事件。
7月16日，西撚軍在直隸吳橋（今吳橋東）遭周盛波、周盛傳部伏擊，傷亡千餘人。26日，與郭鬆林、潘鼎新部戰於山東商河東北的沙河鎮，被殺被俘三四千人，張宗禹也中彈受傷。31日，在濟陽玉林鎮、鴻福寺與豫軍張曜、宋慶部和淮軍潘鼎新部發生激戰，因地處黃河彎曲部，騎兵行動不便，結果又遭慘敗，將士陣亡六七千人，損失馬匹上萬，輜重丟棄殆盡，張宗禹率餘部突圍。威震一時的西撚軍，至此已成強弩之末。
8月4日，張宗禹率領餘部在德州的桑園、二屯、老君堂等處搶渡運河，均未成功。8月15日，在東昌的李海務口再次搶渡，又被清軍所阻，退往茌平西南廣平鎮。8月16日，在向東北方向轉移途中，與劉銘傳、郭鬆林、潘鼎新、袁保恒、張曜、宋慶等部遭遇。經過激戰，張宗禹的愛子張葵兒、兄張宗道、弟張宗先等數千撚軍將士全部英勇犧牲。太平天國滅亡後，領導撚軍堅持抗清鬥爭達四年之久，被稱為“沉靜好謀”的新撚軍重要首領張宗禹，率領十八騎突圍而出，來到徒駭河邊，“穿秫鳧水，不知所終”1。
西撚軍在徒駭河邊的覆沒，標誌著撚軍起義戰爭的最後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