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天國革命影響和推動下爆發的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義，是當時全國大起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起義，有的與太平軍遙相呼應，甚至並肩戰鬥，有的沒有聯係，基本上處於各自為戰的狀態。然而，不論處於何種狀態，彼此之間在戰略上都起到了直接或間接的配合與支援作用。正是由於太平天國及全國各族人民的大起義，才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
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義，堅持鬥爭的時間都比較長（少則六七年，長則十九年）。之所以能夠如此，首先是由於各次起義都有比較廣泛的群眾基礎，起義的規模都比較大，各族貧苦農民的鬥爭都比較堅決；其次，太平軍和撚軍等的積極作戰，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牽製了清軍的主要力量，使之無暇他顧，以致邊遠地區清軍兵力單薄，起義武裝得以乘機發展；再次，西南、西北地區山高溝深，交通閉塞，人稀糧少，氣候條件差，清軍“進剿”困難。多次起義戰爭之所以失敗，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王朝掌握全國政權，並采取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方針；而起義諸軍則未能聯合起來，形成統一的堅強領導和統一的戰略部署，終被清軍各個擊破。此外，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義戰爭還有以下一些重要的經驗教訓。
一、多民族聚居地區的人民起義，必須實行聯合各族人民共同戰鬥的革命政策
西南、西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區。由於統治階級實行反動的民族政策，極力挑撥各民族之間的關係，而各個民族在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等方麵也各不相同，因此，清除民族隔閡，改善民族關係，加強民族團結，共同對敵，便成了奪取起義戰爭勝利的首要條件。
杜文秀是清王朝“護漢抑回”等反動民族政策的直接受害者。由於他能清醒地認識到回漢仇殺的罪魁禍首是清朝政府和封建統治階級，回漢兩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則都是無辜的受害者，因此，他率眾起義之後，致力於改善民族關係，製定並實行了一係列團結各族人民的政策和措施，積極引導回漢等各族人民消除隔閡，聯合起來，共同反抗清王朝的反動統治。他還實行“重用漢人”的政策，積極吸收漢人參加滇西起義軍。除漢族之外，彝、白、傣、景頗等少數民族人民也大量參加起義軍。所以，杜文秀領導的雲南回民起義戰爭，實際是由回民首先起事，由回、漢、彝、白、傣、景頗等各族人民共同參加，聯合反抗清王朝的起義戰爭。這正是它能夠不斷發展，並取得一係列勝利的重要原因。同樣，活躍於貴州高原上的數十支起義武裝，也都是以某一民族為主體，又有其他民族參加的多民族的戰鬥集體。各族起義軍相互應援，密切配合，以至並肩作戰，乃是貴州各族人民起義戰爭的突出特點和成功之處。1863年羅光明、潘名傑、何得勝各部起義軍對貴陽實行長期圍困，雖非長算，但他們相互配合，“聲氣相通，互為援應”，卻使敵人左右為難，“無可如何”。1
與上述情況相比，陝甘回民起義在這個問題上就有明顯的不足。陝甘回民起義軍的領導權多數掌握在回族上層分子和阿訇手裏，他們既沒有提出明確的反清政治綱領，也沒有提出足以動員和號召各族人民群眾共同行動的口號，反而常常把回民群眾的反清鬥爭引導到宗教教派之爭和民族糾紛上來。這樣，既影響了回民起義軍內部的團結，更妨礙了各族反清力量之間的合作；而統治階級則正好利用矛盾，對起義軍進行分化瓦解，從而極大地削弱了反清力量。
二、必須建立一支有組織有紀律的英勇善戰的革命軍隊
要戰勝擁有強大武裝的敵人，起義者必須首先武裝自己，建立一支有組織有紀律的軍隊，並不斷提高其軍政素質，使之英勇善戰。雲南回民起義之後不久，杜文秀即對各地集合起來的部隊認真進行整頓，確定部隊的編製，建立各級軍事組織，製定規章製度，嚴格軍事紀律。經過整頓，滇西回民起義軍戰鬥力大為提高，特別是善於構築防禦工事，具有較強的防禦作戰能力。圍攻昆明時，隻有數十人防守的營壘，卻能屢挫敵鋒，使清軍“動損精銳，破一壘難於披一堅城”1。晉寧之戰，起義軍守城六七個月，粉碎了清軍的多次進攻，並以頑強的戰鬥意誌，在城內與敵相持兩月有餘。不少事實表明，杜文秀領導的雲南回民起義軍是一支較有組織紀律、頗為善戰的軍隊。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李、藍起義軍入川後隊伍迅速擴大，在不長的時間裏就發展成為擁有三十餘萬人的起義大軍。但其軍政素質卻沒有相應的提高，無論進攻和防守，都不能較順利地戰勝少於自己的敵人。綿州和眉州都久攻不下，而遭到湘軍進攻時，又表現防禦能力不強，且一敗而不可收拾。再如陝甘回民起義軍隊伍，雖具有較廣泛的群眾基礎，但組織很不嚴密，平時與老弱婦孺同住一起，行軍作戰時家屬也隨同行動，極不利於戰鬥。貴州各族起義軍則多采勸亦兵亦農”的政策，這對於發展生產，減輕人民負擔，長期堅持戰爭，起了積極作用。但起義軍沒有脫離生產的基幹隊伍，以致軍事行動經常受到農業生產季節性的影響，往往喪失有利的作戰時機，且因平時忙於生產，缺乏必要的訓練，軍政素質得不到提高，因而難以抵擋象湘軍這樣訓練有素而又有實戰經驗的軍隊的進攻，致遭失敗。
三、必須適應當時當地的敵我條件，采取和創造靈活的作戰方法
起義戰爭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起義之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起義軍總是不斷地受到敵人的“圍剿”，而起義軍在數量、軍事素質以及武器裝備等方麵，一般又劣於敵人。這種敵強己弱的客觀形勢，不經過長期的革命戰爭並大量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是不會改變的。起義戰爭的領導者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在作戰中根據敵我雙方各方麵的情況，采取揚長避短、趨利避害、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的靈活的作戰方法，才能取得作戰的勝利。
西南、西北各次起義戰爭，起義軍在作戰上都采取餅一些適合當時當地情勢的戰法。如陝甘回民起義初期，起義軍注意“避實趨虛”，經常派出騎兵往來遊擊。進攻時一般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馬隊在敵陣中“來往衝突”，使以步兵為主的清軍難以招架；退卻時立即轉入山徑僻道，“飄忽靡常”，使清軍不知自己的去向。貴州起義軍則能利用崇山峻嶺、山陡溝深、溪多林密、路徑紛歧的地形條件和良好的群眾基礎，與敵人周旋。清軍進攻時，起義軍或者分散避入山林，或入險塞固守，使清軍想打打不著，想攻攻不破，爾後利用有利時機，襲擾敵人；清軍被迫撤退時，則出兵追擊，或繞出敵前，設伏以待，使清軍顧此失彼，狼狽不堪。特別是當湘軍向苗區進攻時，苗軍采勸敵進我進”的戰法，向湘軍後方和清軍占領區進軍，調動敵人，迫使其回援，更是起到了“致人而不致於人”的作用。李、藍起義軍在“非萬不得已不可與戰”的原則指導下，以高速流動來擺脫敵人或尋求戰機，“往往百裏突至”，“所入無不大獲”。陝甘和貴州各族起義軍還利用山區糧缺、糧運困難的特點，出奇兵於敵後，襲擊清軍的運輸隊，阻斷清軍的糧道，使敵人糧匱援絕、軍心動搖，有力地配合了正麵部隊的作戰。
但是，不少起義軍對采取和創造趨利避害的靈活戰法缺乏明確的自覺的認識，不善於從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著眼，積極尋機在野戰中殲擊敵人，常常注重攻城和守城，而且有不顧主客觀條件強攻堅城和死守孤城和堡寨的現象，以致損精耗銳，陷入被動。李、藍起義軍圍攻綿州之戰和滇西回民軍圍攻昆明之戰，都導致了戰爭勝敗的根本轉折。
四、隻有形成統一的組織和堅強的領導集團，才能保證起義的勝利
西南、西北各次起義戰爭，由於民族、宗教、地域等方麵的原因，一般都沒有形成統一的組織和堅強的領導集團。各支起義軍之間或同一支起義軍的各部之間，雖然有時能夠互相配合，甚至聯合作戰，但這種關係是不鞏固的、暫時的，缺乏組織上的保證。各支起義軍基本上是在各自首領的領導下，在各自的地區內單獨活動，分軍作戰，形成股數眾多、互不統屬、各據一方、各自為戰的局麵。
這種情況，在起義初期是難以避免的。如果進攻之敵戰鬥力較弱，又缺乏統一的領導和指揮，起義軍各自為戰，往往使敵人顧此失彼，難以應付，有利於起義軍的發展和壯大。但在起義進一步發展，敵人調集重兵進攻的形勢下，缺乏統一的組織和統一的領導，就無法統一部署，集中力量，有效地打擊敵人，且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貴州各族人民起義戰爭的後期，清軍首先切斷了苗軍和號軍的聯係，集中力量進攻號軍。號軍失敗，苗軍失去了北方強大的友軍，內部又不統一，便在優勢清軍的進攻下，歸於失敗。李、藍起義也由於沒有在鬥爭中逐步建立起統一的組織、統一的領導，尤其沒有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集團，不能把各支起義隊伍團結和統一起來，終於被敵人各個擊破。
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義，堅持鬥爭的時間都比較長（少則六七年，長則十九年）。之所以能夠如此，首先是由於各次起義都有比較廣泛的群眾基礎，起義的規模都比較大，各族貧苦農民的鬥爭都比較堅決；其次，太平軍和撚軍等的積極作戰，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牽製了清軍的主要力量，使之無暇他顧，以致邊遠地區清軍兵力單薄，起義武裝得以乘機發展；再次，西南、西北地區山高溝深，交通閉塞，人稀糧少，氣候條件差，清軍“進剿”困難。多次起義戰爭之所以失敗，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王朝掌握全國政權，並采取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方針；而起義諸軍則未能聯合起來，形成統一的堅強領導和統一的戰略部署，終被清軍各個擊破。此外，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義戰爭還有以下一些重要的經驗教訓。
一、多民族聚居地區的人民起義，必須實行聯合各族人民共同戰鬥的革命政策
西南、西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區。由於統治階級實行反動的民族政策，極力挑撥各民族之間的關係，而各個民族在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等方麵也各不相同，因此，清除民族隔閡，改善民族關係，加強民族團結，共同對敵，便成了奪取起義戰爭勝利的首要條件。
杜文秀是清王朝“護漢抑回”等反動民族政策的直接受害者。由於他能清醒地認識到回漢仇殺的罪魁禍首是清朝政府和封建統治階級，回漢兩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則都是無辜的受害者，因此，他率眾起義之後，致力於改善民族關係，製定並實行了一係列團結各族人民的政策和措施，積極引導回漢等各族人民消除隔閡，聯合起來，共同反抗清王朝的反動統治。他還實行“重用漢人”的政策，積極吸收漢人參加滇西起義軍。除漢族之外，彝、白、傣、景頗等少數民族人民也大量參加起義軍。所以，杜文秀領導的雲南回民起義戰爭，實際是由回民首先起事，由回、漢、彝、白、傣、景頗等各族人民共同參加，聯合反抗清王朝的起義戰爭。這正是它能夠不斷發展，並取得一係列勝利的重要原因。同樣，活躍於貴州高原上的數十支起義武裝，也都是以某一民族為主體，又有其他民族參加的多民族的戰鬥集體。各族起義軍相互應援，密切配合，以至並肩作戰，乃是貴州各族人民起義戰爭的突出特點和成功之處。1863年羅光明、潘名傑、何得勝各部起義軍對貴陽實行長期圍困，雖非長算，但他們相互配合，“聲氣相通，互為援應”，卻使敵人左右為難，“無可如何”。1
與上述情況相比，陝甘回民起義在這個問題上就有明顯的不足。陝甘回民起義軍的領導權多數掌握在回族上層分子和阿訇手裏，他們既沒有提出明確的反清政治綱領，也沒有提出足以動員和號召各族人民群眾共同行動的口號，反而常常把回民群眾的反清鬥爭引導到宗教教派之爭和民族糾紛上來。這樣，既影響了回民起義軍內部的團結，更妨礙了各族反清力量之間的合作；而統治階級則正好利用矛盾，對起義軍進行分化瓦解，從而極大地削弱了反清力量。
二、必須建立一支有組織有紀律的英勇善戰的革命軍隊
要戰勝擁有強大武裝的敵人，起義者必須首先武裝自己，建立一支有組織有紀律的軍隊，並不斷提高其軍政素質，使之英勇善戰。雲南回民起義之後不久，杜文秀即對各地集合起來的部隊認真進行整頓，確定部隊的編製，建立各級軍事組織，製定規章製度，嚴格軍事紀律。經過整頓，滇西回民起義軍戰鬥力大為提高，特別是善於構築防禦工事，具有較強的防禦作戰能力。圍攻昆明時，隻有數十人防守的營壘，卻能屢挫敵鋒，使清軍“動損精銳，破一壘難於披一堅城”1。晉寧之戰，起義軍守城六七個月，粉碎了清軍的多次進攻，並以頑強的戰鬥意誌，在城內與敵相持兩月有餘。不少事實表明，杜文秀領導的雲南回民起義軍是一支較有組織紀律、頗為善戰的軍隊。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李、藍起義軍入川後隊伍迅速擴大，在不長的時間裏就發展成為擁有三十餘萬人的起義大軍。但其軍政素質卻沒有相應的提高，無論進攻和防守，都不能較順利地戰勝少於自己的敵人。綿州和眉州都久攻不下，而遭到湘軍進攻時，又表現防禦能力不強，且一敗而不可收拾。再如陝甘回民起義軍隊伍，雖具有較廣泛的群眾基礎，但組織很不嚴密，平時與老弱婦孺同住一起，行軍作戰時家屬也隨同行動，極不利於戰鬥。貴州各族起義軍則多采勸亦兵亦農”的政策，這對於發展生產，減輕人民負擔，長期堅持戰爭，起了積極作用。但起義軍沒有脫離生產的基幹隊伍，以致軍事行動經常受到農業生產季節性的影響，往往喪失有利的作戰時機，且因平時忙於生產，缺乏必要的訓練，軍政素質得不到提高，因而難以抵擋象湘軍這樣訓練有素而又有實戰經驗的軍隊的進攻，致遭失敗。
三、必須適應當時當地的敵我條件，采取和創造靈活的作戰方法
起義戰爭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起義之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起義軍總是不斷地受到敵人的“圍剿”，而起義軍在數量、軍事素質以及武器裝備等方麵，一般又劣於敵人。這種敵強己弱的客觀形勢，不經過長期的革命戰爭並大量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是不會改變的。起義戰爭的領導者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在作戰中根據敵我雙方各方麵的情況，采取揚長避短、趨利避害、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的靈活的作戰方法，才能取得作戰的勝利。
西南、西北各次起義戰爭，起義軍在作戰上都采取餅一些適合當時當地情勢的戰法。如陝甘回民起義初期，起義軍注意“避實趨虛”，經常派出騎兵往來遊擊。進攻時一般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馬隊在敵陣中“來往衝突”，使以步兵為主的清軍難以招架；退卻時立即轉入山徑僻道，“飄忽靡常”，使清軍不知自己的去向。貴州起義軍則能利用崇山峻嶺、山陡溝深、溪多林密、路徑紛歧的地形條件和良好的群眾基礎，與敵人周旋。清軍進攻時，起義軍或者分散避入山林，或入險塞固守，使清軍想打打不著，想攻攻不破，爾後利用有利時機，襲擾敵人；清軍被迫撤退時，則出兵追擊，或繞出敵前，設伏以待，使清軍顧此失彼，狼狽不堪。特別是當湘軍向苗區進攻時，苗軍采勸敵進我進”的戰法，向湘軍後方和清軍占領區進軍，調動敵人，迫使其回援，更是起到了“致人而不致於人”的作用。李、藍起義軍在“非萬不得已不可與戰”的原則指導下，以高速流動來擺脫敵人或尋求戰機，“往往百裏突至”，“所入無不大獲”。陝甘和貴州各族起義軍還利用山區糧缺、糧運困難的特點，出奇兵於敵後，襲擊清軍的運輸隊，阻斷清軍的糧道，使敵人糧匱援絕、軍心動搖，有力地配合了正麵部隊的作戰。
但是，不少起義軍對采取和創造趨利避害的靈活戰法缺乏明確的自覺的認識，不善於從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著眼，積極尋機在野戰中殲擊敵人，常常注重攻城和守城，而且有不顧主客觀條件強攻堅城和死守孤城和堡寨的現象，以致損精耗銳，陷入被動。李、藍起義軍圍攻綿州之戰和滇西回民軍圍攻昆明之戰，都導致了戰爭勝敗的根本轉折。
四、隻有形成統一的組織和堅強的領導集團，才能保證起義的勝利
西南、西北各次起義戰爭，由於民族、宗教、地域等方麵的原因，一般都沒有形成統一的組織和堅強的領導集團。各支起義軍之間或同一支起義軍的各部之間，雖然有時能夠互相配合，甚至聯合作戰，但這種關係是不鞏固的、暫時的，缺乏組織上的保證。各支起義軍基本上是在各自首領的領導下，在各自的地區內單獨活動，分軍作戰，形成股數眾多、互不統屬、各據一方、各自為戰的局麵。
這種情況，在起義初期是難以避免的。如果進攻之敵戰鬥力較弱，又缺乏統一的領導和指揮，起義軍各自為戰，往往使敵人顧此失彼，難以應付，有利於起義軍的發展和壯大。但在起義進一步發展，敵人調集重兵進攻的形勢下，缺乏統一的組織和統一的領導，就無法統一部署，集中力量，有效地打擊敵人，且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貴州各族人民起義戰爭的後期，清軍首先切斷了苗軍和號軍的聯係，集中力量進攻號軍。號軍失敗，苗軍失去了北方強大的友軍，內部又不統一，便在優勢清軍的進攻下，歸於失敗。李、藍起義也由於沒有在鬥爭中逐步建立起統一的組織、統一的領導，尤其沒有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集團，不能把各支起義隊伍團結和統一起來，終於被敵人各個擊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