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侵華的軍事準備
日本政府為對中國和朝鮮發動一場侵略戰爭，在軍事上進行了長期的準備。
（一）改革軍製
日本的明治政府從誕生之時起，就具有濃厚的軍國主義傾向。在“富國強兵”的總方針指導下，加緊進行軍製改革，建立和擴充適應近代軍備的軍隊。早在1871年，便從參加倒幕軍事行動的部隊中挑選精壯八千人，組成“禦親兵”（後改稱近衛兵），然後整頓原屬各藩的軍隊，並實行中央集權的“鎮台”製1，在全國設立東京、東北（今仙台）、大阪、西海（今熊本）四個鎮台（後又增設名古屋、廣島兩鎮台）。1872年，為適應武裝力量的發展，廢除1869年設立的兵部省，分設陸軍省和海軍剩1873年初，頒布《征兵令》，用普通義務兵役製取代武士職業兵役製，正式著手建立擁有現役和預備役的近代常備軍。1878年，設立直屬於天皇的參謀本部（與內閣並行的機關），由它掌管用兵作戰等軍事大權，政府無權過問。這意味著軍國主義製度的進一步強化。為適應對外戰爭需要，日本還陸續創辦各種軍事學校，製定各種軍事條例、章程、官製等，並多次修改陸軍編製和《征兵令》。
（二）擴充軍備
早在1880年，日本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就以其詳細論述中國軍備情況的《鄰邦兵備略》呈於天皇，力言為了準備日中戰爭，擴充軍備是當務之急。1882年朝鮮“壬午兵變”之後，參謀本部便著手製訂具體的對華作戰方案，變本加厲地進行擴軍備戰活動。至1890年，日本軍費開支占國家預算的30％，1892年高達41％強。自1883年至1895年，共開支陸海軍費二億六千九百餘萬日元。1
七十年代前期，日本陸軍兵力按平時編製為三萬一千餘人，戰時編製為四萬六千餘人；海軍隻有十七艘軍艦（大部為木製艦），總排水量為一萬三千八百噸。經過大力擴充，至甲午戰爭時，按新的戰時編製進行動員，陸軍七個師團（含近衛師團），加上屯田兵團和對馬警備隊等，總兵力可達二十二萬餘人。2海軍則擁有軍艦三十一艘，魚雷艇二十四隻，加上四艘代用軍艦（武裝商船），總噸位達七萬二千六百餘噸。3其中一部分艦隻編成常備艦隊，其餘分屬於橫須賀、吳、佐世保三個鎮守府。
按照新的戰時編製，日本陸軍每個野戰師團的兵力編成為：兩個步兵旅團（每旅團轄兩個聯隊，每聯隊轄三個大隊，每大隊轄四個中隊）、一個騎兵大隊（轄三個中隊）、一個炮兵聯隊（轄兩個野炮大隊、一個山炮大隊，每大隊轄兩個中隊）、一個工兵大隊（轄兩個中隊）、一個輜重兵大隊（轄兩個中隊）。七個師團總計將佐以下十二萬三千餘人、馬三萬八千餘匹、野炮一百六十八門、山炮七十二門。根據戰時需要，可將若幹師團合編為一個軍，軍配有野戰電信隊和軍兵站部等。中日甲午戰爭時，日本實際動員兵力達到二十四萬零六百一十六人，其中十七萬四千零一十七人在國外參戰，六萬六千五百九十九人留守本土。
在擴軍備戰過程中，日本當局還抓緊軍國主義教育，對士兵灌輸絕對尊崇和效忠天皇的思想，培養封建的“武士道”精神。1878年以陸軍卿名義發布的《軍人訓誡》，1882年以天皇名義發布的《軍人敕諭》，都是強調軍人應該絕對遵守“武士道”的“忠節”、“武勇”、“禮儀”等等，使之成為穿軍裝的奴隸，在侵略戰爭中盲目地為統治集團賣命。
（三）改善武器
明治初年，日本大多使用從英、法、荷等國購入的舊式槍炮，後來隨著資本主義工業的迅速發展，適應軍國主義的需要，建立起本國的軍事工業體係。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日本軍工生產已經具有相當規模，生產了一定數量的槍炮彈藥和艦船，為發動侵略戰爭提供了初步的物質保證。
1880年（明治十三年），日本陸軍中佐村田經芳對“施涅德”、“李·恩飛”等後裝線膛槍作了改進，製成“村田十三年式”單發步槍（口徑十一毫米、最大射程二千四百米），後又改進為“村田十八年式”（加大初速，縮短槍身，以減輕重量）。隨著無煙火藥的使用，又於1889年製成“村田二十二年式”連發槍（口徑為八毫米、最大射程達三千一百多米）。甲午戰爭中，日軍步兵除近衛師團和第四師團裝備有村田式連發槍外，其餘主要使用村田式單發槍。
1885年以後，日軍裝備的火炮，主要是大阪炮兵工廠生產的口徑七十毫米、最大射程為五千米的青銅野炮，和最大射程為三千米的青銅山炮。野炮以六匹馬拖行，山炮炮身和炮架可以分解，用三匹馬馱載。
從1872年起，日本著手自造軍艦，以求改變海軍落後的局麵。1877—1884年，共自造六百至一千五百噸的軍艦六艘，並基本掌握了英法造船技術。以後執行新的造艦計劃，在1887—1893年間，造成鋼骨鐵皮艦和鋼質艦共八艘，總排水量為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噸。與此同時，又從英法等國購入軍艦八艘，總計二萬七千餘噸。1這些軍艦都具有當時較先進的技術水平，裝備有較多的速射炮。它們編入艦隊以後，使日本海軍麵貌為之一新，戰鬥力大為提高。不過，由於日本財力畢竟有限，無力購買和建造大型裝甲艦，而又企圖擊穿中國北洋艦隊七千噸級的裝甲艦“鎮遠”和“定遠”，隻好在四千二百多噸的“橋立”、“嚴島”、“鬆島”三艘軍艦上裝配三十二厘米口徑的大炮，開創了世界造艦史上罕見的“奇跡”。
（四）實地偵察
在擴軍備戰的同時，日本當局還不斷派遣大批特務，到中國和朝鮮進行實地偵察，搜集有關情報。早在參謀本部成立的第二年，就以“武官”、“留學生”等名義派遣官員來華，刺探清朝政府各方麵的情況。1880年山縣有朋上呈天皇的《鄰邦兵備略》，就是根據派遣人員的見聞與調查編撰而成的。1893年4—7月間，日本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等又親自溜到朝鮮釜山、仁川和中國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重點窺探中國的軍備、士兵訓練、軍隊裝備、地形地貌等等。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侵略者早就繪好了包括朝鮮和中國東三盛渤海灣在內的詳細軍用地圖，上麵標明了這些地區的每一座小丘和每一條道路。
（五）戰備演習
為做好實戰準備，日本還多次進行各種軍事演習。1889年2月，專門製定了《陸海軍聯合大演習條例》。在次年3月舉行的陸海軍聯合大演習（“尾參大演習”）中，共動員官兵三萬餘人、軍艦二十艘、運輸船三隻。1892年10月，又舉行有二萬七千餘人參加的陸軍特別大演習，除檢驗一般內容外，還特地演習了預備役的動員、軍隊的鐵路輸送等項目。
1893年5月，日本製定《戰時大本營條例》。至此，侵華戰爭的各種準備工作基本就緒。
二、中國的軍事概況
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陰謀，清朝政府缺乏清醒的估計，始終采取妥協、退讓的政策，沒有進行足夠的戰爭準備。但自琉球事件以來，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某些人對於日本的狂妄野心，還是有所察覺的，因此，隨著洋務運動的繼續進行，不斷增強防禦能力。特別是朝鮮“壬午兵變”和“甲申政變”之後，清朝政府加深了對“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1的認識。鑒於中法戰爭的教訓，深感有必要加強防禦措施，以備不虞。由於日本是東方島國，因此，清政府為對付日本侵略而采取的各種措施，始終以籌辦海防、建設海軍為第一要務。
（一）籌辦海防
日本侵台事件之後，李鴻章等見日本學習西方兵製兵法，與英國勾結，“其勢日張，其誌不小，故敢稱雄東土，藐視中國，有窺犯台灣之舉”，“今雖勉強就範，……將來稍予間隙，恐仍狡焉思逞”1，建議清廷從速籌辦海防。於是，經過總理衙門奏準，海防問題被列為“當務之急”、“久遠之圖”。可是，當時中國生產力很低，加之宮廷揮霍，官吏貪汙，外債累累，財政拮據，海防籌款非常困難，隻好由各省必協款，分年呈解。戶部初定南北洋海防經費每年四百萬兩，實際上曆年解送不足半數，以致海防建設進展緩慢。盡避這樣，南北洋沿海各口的防務畢竟有所加強，主要是興建或重修了一些新式炮台，添置了一批新式岸炮，並在重要海口增設水雷營，加強海防兵力。
北洋所轄直隸（今河北）、山東、奉天（今遼寧）三省，沿海各口較南洋為少，但由於地近京師，又和日本、沙俄二強相近，故北洋海防始終被置於優先地位。其中直隸的津沽海口更是京畿門戶，“北連遼東，有旅順、大連以為左翼，南走登、萊，有威海衛以為右翼，為北洋第一重鎮”2。清朝政府一貫重視此處防務，鴉片戰爭以後，又陸續修築了大沽、北塘、新城等處炮台，並以蘆台為北塘後路，設營駐守。籌辦海防以來，李鴻章複於上述各處增築近代炮台和營壘，增調淮、練各營駐守，並將沿海防區一直延伸至山海關一帶。李鴻章又鑒於旅順和威海衛扼渤海之門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對其防務同樣予以特別關注。從1882年起，在旅順口的黃金山頂，仿築德國新式炮台3，安設巨炮，海口內布置水雷，並於沿岸便於登陸之處擇要埋設地雷，後又在大連灣老龍頭等處築炮台多座。在威海衛，則築南北岸炮台，繼又增築黃泥崖、灶北嘴等新式炮台，並於劉公島新築地阱炮台，設二十四厘米口徑後膛巨炮於隧道內，用機械升降，頗為靈便，其西之黃島，水中之日島，都築炮台，與南岸相應。經過多年經營，使旅順和威海衛兩處成為兩個重要的海軍基地。甲午戰爭前，總計直、東、奉三省沿海各口駐有馬、步、水師共五十餘營，其中約二萬人用於把守沿海各炮台。1
（二）建設海軍
建設海軍是與籌辦海防緊密相關的一環。早在籌建之初，李鴻章等就積極主張購買外國鐵甲軍艦，認為“必有鐵甲船數隻，遊弋大洋，始足以遮護南北各口”2。所以，盡避籌款至艱，還是耗費巨資，從國外進口了一些艦船。據統計，自1875年至甲午戰爭前，共向英、德等國訂購艦艇四十六艘，計有七千噸級鐵甲艦二艘、鋼甲艦一艘、巡洋艦八艘、炮艦十三艘、魚雷艇二十二隻。與此同時，福建船政局和江南製造總局造成各種小型艦船二十三艘。這些艦隻，大部分編入由李鴻章直接控製的北洋海軍。
中法戰爭中，福建海軍幾乎全軍覆沒，但所損艦隻大多屬於同治年間福建船政局自造的木質兵船，故對整個海軍實力的影響不大。1885年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的成立，標誌著籌建海軍的活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此後數年，除加緊訓練南北洋所屬各艦外，又添購新艦，並增設水師學堂，抓緊培養海軍專門人才。1888年，海軍衙門奏定北洋海軍官製，設提督一、總兵二、副將五、參將四、遊擊九、都司二十七、守備六十、千總六十五、把總九十九、經製外委四十三。同年，擁有艦艇二十五艘的北洋艦隊正式成軍。由李鴻章推薦，委派淮係將領丁汝昌為海軍提督，由留學英國的劉步蟾、林泰曾分任右、左翼總兵兼“定遠”、“鎮遠”艦管帶。甲午戰爭爆發前，中國擁有北洋、南洋、福建、廣東四支艦隊，共計大小軍艦七十八艘（不包括其它武裝運輸船）、魚雷艇二十四隻，總排水量八萬餘噸，約有炮六百餘門、魚雷發射管近七十具。除北洋艦隊外，其餘三支艦隊船數雖不算少，但大多為陳舊小艦。戰爭爆發後，參戰海軍隻有北洋艦隊和參加北洋操練的廣東艦隊的“廣甲”、“廣乙”、“廣丙”三艦。
（三）整頓陸軍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中國陸軍一直處於新舊並存的局麵，既有防軍、練軍和勇營，又有早已形同虛設的八旗、綠營，兵製相當混亂。中法戰爭以後，清廷力圖通過裁額並餉等辦法改革綠營，並加強防、練各軍的整頓。由於偏重海防，陸軍的改革和整頓收效不大。直至甲午戰爭前夕，能出征的部隊主要是防軍、練軍，其中防軍保持的編製又比練軍較為接近戰時水平。按照當時編製，步兵每營定額為五百人，騎兵每營二百六十三人，由於軍餉不足和各級官吏吃空額，實際上步兵平均每營隻有三百五十人左右，騎兵每營約二百五十人。全國防、練各軍（不含八旗、綠營）步兵八百六十二營、騎兵一百九十二營，按上述人數推算，共約三十五萬餘人，加上戰爭爆發後臨時招募的數十萬新兵，總共有近百萬軍隊。但是，這些軍隊分散於全國各地，由於交通不便和各分畛域等原因，戰時很難集中。甲午戰爭爆發後，實際參戰的主要是直隸、山東和東三省的軍隊，後期從其它各省調來的軍隊，特別是劉坤一統率的湘軍，隻是趕上尾聲，沒有起到多大作用。
（四）改善裝備
中法戰爭以前，中國隻能生產幾種彈藥和水旱雷，以及來福前膛槍、馬梯尼後膛槍和林明敦後膛槍等，而且為數不多。中法戰爭以後，軍工生產能力有所提高，為改善清軍裝備創造了一定條件。但由於自造數量甚為有限，不得不繼續以高價從國外進口武器裝備。各地將軍、督撫各自與外商訂購，以致式樣參差，彈碼互異，彼此不能通用，給作戰和後勤供應帶來不少困難。甲午戰爭中，參戰清軍主要使用前膛來福槍和後膛毛瑟、黎意、馬梯尼、哈齊開斯、林明敦等槍。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土槍、抬槍和刀矛等舊式武器。
在備戰過程中，清朝政府除仿造和購買近代槍炮等武器以改善裝備外，還興辦了一些為軍事服務的其它企事業，如鐵路和電報等等。
“初，法越事起，以運輸不便，軍事幾敗。事平，執政者始知鐵路關係軍事至要。”1於是，把鐵路視為“海防要工”，並歸入海軍衙門管轄。至甲午戰爭爆發時，已修通天津至山海關的鐵路，並向關外延伸六十四公裏，加上台北至基隆與台北至新竹的鐵路，總長約四百公裏。盡避為數甚少，但對於增強沿海軍事運輸能力，改善海陸聯防態勢，確曾起過不小的作用。
出於同樣動機，李鴻章極力倡辦電報事業。1880年，於天津設立電報總局。次年，即建成津滬陸線，使南北洋訊息相通，調兵饋餉，大為便捷。至甲午戰爭前，除沿海各要地之間以外，內地各主要城市之間也陸續建立了電報聯係。戰爭爆發後，李鴻章還提出：“各軍相隔較遠，應設行營電線，以通聲息；沿海各要口，憑高了遠，應設德律風（電話）電線，以報敵情。”2
戰區內的電信設施，大致如下：由奉天（今沈陽市），西與山海關、天津、北京連接，東經鳳凰城與朝鮮義州相連，南經營口、複州、金州達於大連、旅順；在山東，從成山角西經威海衛、煙台至萊州，通過濟南、濟寧分別與天津、上海相連；在朝鮮境內，以漢城為中心，北經平壤、義州與中國相連，東北經加平、春川、狼川直達元山，西通仁川，南達釜山，再通過海線與日本連接。
日本政府為對中國和朝鮮發動一場侵略戰爭，在軍事上進行了長期的準備。
（一）改革軍製
日本的明治政府從誕生之時起，就具有濃厚的軍國主義傾向。在“富國強兵”的總方針指導下，加緊進行軍製改革，建立和擴充適應近代軍備的軍隊。早在1871年，便從參加倒幕軍事行動的部隊中挑選精壯八千人，組成“禦親兵”（後改稱近衛兵），然後整頓原屬各藩的軍隊，並實行中央集權的“鎮台”製1，在全國設立東京、東北（今仙台）、大阪、西海（今熊本）四個鎮台（後又增設名古屋、廣島兩鎮台）。1872年，為適應武裝力量的發展，廢除1869年設立的兵部省，分設陸軍省和海軍剩1873年初，頒布《征兵令》，用普通義務兵役製取代武士職業兵役製，正式著手建立擁有現役和預備役的近代常備軍。1878年，設立直屬於天皇的參謀本部（與內閣並行的機關），由它掌管用兵作戰等軍事大權，政府無權過問。這意味著軍國主義製度的進一步強化。為適應對外戰爭需要，日本還陸續創辦各種軍事學校，製定各種軍事條例、章程、官製等，並多次修改陸軍編製和《征兵令》。
（二）擴充軍備
早在1880年，日本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就以其詳細論述中國軍備情況的《鄰邦兵備略》呈於天皇，力言為了準備日中戰爭，擴充軍備是當務之急。1882年朝鮮“壬午兵變”之後，參謀本部便著手製訂具體的對華作戰方案，變本加厲地進行擴軍備戰活動。至1890年，日本軍費開支占國家預算的30％，1892年高達41％強。自1883年至1895年，共開支陸海軍費二億六千九百餘萬日元。1
七十年代前期，日本陸軍兵力按平時編製為三萬一千餘人，戰時編製為四萬六千餘人；海軍隻有十七艘軍艦（大部為木製艦），總排水量為一萬三千八百噸。經過大力擴充，至甲午戰爭時，按新的戰時編製進行動員，陸軍七個師團（含近衛師團），加上屯田兵團和對馬警備隊等，總兵力可達二十二萬餘人。2海軍則擁有軍艦三十一艘，魚雷艇二十四隻，加上四艘代用軍艦（武裝商船），總噸位達七萬二千六百餘噸。3其中一部分艦隻編成常備艦隊，其餘分屬於橫須賀、吳、佐世保三個鎮守府。
按照新的戰時編製，日本陸軍每個野戰師團的兵力編成為：兩個步兵旅團（每旅團轄兩個聯隊，每聯隊轄三個大隊，每大隊轄四個中隊）、一個騎兵大隊（轄三個中隊）、一個炮兵聯隊（轄兩個野炮大隊、一個山炮大隊，每大隊轄兩個中隊）、一個工兵大隊（轄兩個中隊）、一個輜重兵大隊（轄兩個中隊）。七個師團總計將佐以下十二萬三千餘人、馬三萬八千餘匹、野炮一百六十八門、山炮七十二門。根據戰時需要，可將若幹師團合編為一個軍，軍配有野戰電信隊和軍兵站部等。中日甲午戰爭時，日本實際動員兵力達到二十四萬零六百一十六人，其中十七萬四千零一十七人在國外參戰，六萬六千五百九十九人留守本土。
在擴軍備戰過程中，日本當局還抓緊軍國主義教育，對士兵灌輸絕對尊崇和效忠天皇的思想，培養封建的“武士道”精神。1878年以陸軍卿名義發布的《軍人訓誡》，1882年以天皇名義發布的《軍人敕諭》，都是強調軍人應該絕對遵守“武士道”的“忠節”、“武勇”、“禮儀”等等，使之成為穿軍裝的奴隸，在侵略戰爭中盲目地為統治集團賣命。
（三）改善武器
明治初年，日本大多使用從英、法、荷等國購入的舊式槍炮，後來隨著資本主義工業的迅速發展，適應軍國主義的需要，建立起本國的軍事工業體係。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日本軍工生產已經具有相當規模，生產了一定數量的槍炮彈藥和艦船，為發動侵略戰爭提供了初步的物質保證。
1880年（明治十三年），日本陸軍中佐村田經芳對“施涅德”、“李·恩飛”等後裝線膛槍作了改進，製成“村田十三年式”單發步槍（口徑十一毫米、最大射程二千四百米），後又改進為“村田十八年式”（加大初速，縮短槍身，以減輕重量）。隨著無煙火藥的使用，又於1889年製成“村田二十二年式”連發槍（口徑為八毫米、最大射程達三千一百多米）。甲午戰爭中，日軍步兵除近衛師團和第四師團裝備有村田式連發槍外，其餘主要使用村田式單發槍。
1885年以後，日軍裝備的火炮，主要是大阪炮兵工廠生產的口徑七十毫米、最大射程為五千米的青銅野炮，和最大射程為三千米的青銅山炮。野炮以六匹馬拖行，山炮炮身和炮架可以分解，用三匹馬馱載。
從1872年起，日本著手自造軍艦，以求改變海軍落後的局麵。1877—1884年，共自造六百至一千五百噸的軍艦六艘，並基本掌握了英法造船技術。以後執行新的造艦計劃，在1887—1893年間，造成鋼骨鐵皮艦和鋼質艦共八艘，總排水量為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噸。與此同時，又從英法等國購入軍艦八艘，總計二萬七千餘噸。1這些軍艦都具有當時較先進的技術水平，裝備有較多的速射炮。它們編入艦隊以後，使日本海軍麵貌為之一新，戰鬥力大為提高。不過，由於日本財力畢竟有限，無力購買和建造大型裝甲艦，而又企圖擊穿中國北洋艦隊七千噸級的裝甲艦“鎮遠”和“定遠”，隻好在四千二百多噸的“橋立”、“嚴島”、“鬆島”三艘軍艦上裝配三十二厘米口徑的大炮，開創了世界造艦史上罕見的“奇跡”。
（四）實地偵察
在擴軍備戰的同時，日本當局還不斷派遣大批特務，到中國和朝鮮進行實地偵察，搜集有關情報。早在參謀本部成立的第二年，就以“武官”、“留學生”等名義派遣官員來華，刺探清朝政府各方麵的情況。1880年山縣有朋上呈天皇的《鄰邦兵備略》，就是根據派遣人員的見聞與調查編撰而成的。1893年4—7月間，日本參謀本部次長川上操六等又親自溜到朝鮮釜山、仁川和中國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重點窺探中國的軍備、士兵訓練、軍隊裝備、地形地貌等等。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侵略者早就繪好了包括朝鮮和中國東三盛渤海灣在內的詳細軍用地圖，上麵標明了這些地區的每一座小丘和每一條道路。
（五）戰備演習
為做好實戰準備，日本還多次進行各種軍事演習。1889年2月，專門製定了《陸海軍聯合大演習條例》。在次年3月舉行的陸海軍聯合大演習（“尾參大演習”）中，共動員官兵三萬餘人、軍艦二十艘、運輸船三隻。1892年10月，又舉行有二萬七千餘人參加的陸軍特別大演習，除檢驗一般內容外，還特地演習了預備役的動員、軍隊的鐵路輸送等項目。
1893年5月，日本製定《戰時大本營條例》。至此，侵華戰爭的各種準備工作基本就緒。
二、中國的軍事概況
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陰謀，清朝政府缺乏清醒的估計，始終采取妥協、退讓的政策，沒有進行足夠的戰爭準備。但自琉球事件以來，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某些人對於日本的狂妄野心，還是有所察覺的，因此，隨著洋務運動的繼續進行，不斷增強防禦能力。特別是朝鮮“壬午兵變”和“甲申政變”之後，清朝政府加深了對“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1的認識。鑒於中法戰爭的教訓，深感有必要加強防禦措施，以備不虞。由於日本是東方島國，因此，清政府為對付日本侵略而采取的各種措施，始終以籌辦海防、建設海軍為第一要務。
（一）籌辦海防
日本侵台事件之後，李鴻章等見日本學習西方兵製兵法，與英國勾結，“其勢日張，其誌不小，故敢稱雄東土，藐視中國，有窺犯台灣之舉”，“今雖勉強就範，……將來稍予間隙，恐仍狡焉思逞”1，建議清廷從速籌辦海防。於是，經過總理衙門奏準，海防問題被列為“當務之急”、“久遠之圖”。可是，當時中國生產力很低，加之宮廷揮霍，官吏貪汙，外債累累，財政拮據，海防籌款非常困難，隻好由各省必協款，分年呈解。戶部初定南北洋海防經費每年四百萬兩，實際上曆年解送不足半數，以致海防建設進展緩慢。盡避這樣，南北洋沿海各口的防務畢竟有所加強，主要是興建或重修了一些新式炮台，添置了一批新式岸炮，並在重要海口增設水雷營，加強海防兵力。
北洋所轄直隸（今河北）、山東、奉天（今遼寧）三省，沿海各口較南洋為少，但由於地近京師，又和日本、沙俄二強相近，故北洋海防始終被置於優先地位。其中直隸的津沽海口更是京畿門戶，“北連遼東，有旅順、大連以為左翼，南走登、萊，有威海衛以為右翼，為北洋第一重鎮”2。清朝政府一貫重視此處防務，鴉片戰爭以後，又陸續修築了大沽、北塘、新城等處炮台，並以蘆台為北塘後路，設營駐守。籌辦海防以來，李鴻章複於上述各處增築近代炮台和營壘，增調淮、練各營駐守，並將沿海防區一直延伸至山海關一帶。李鴻章又鑒於旅順和威海衛扼渤海之門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對其防務同樣予以特別關注。從1882年起，在旅順口的黃金山頂，仿築德國新式炮台3，安設巨炮，海口內布置水雷，並於沿岸便於登陸之處擇要埋設地雷，後又在大連灣老龍頭等處築炮台多座。在威海衛，則築南北岸炮台，繼又增築黃泥崖、灶北嘴等新式炮台，並於劉公島新築地阱炮台，設二十四厘米口徑後膛巨炮於隧道內，用機械升降，頗為靈便，其西之黃島，水中之日島，都築炮台，與南岸相應。經過多年經營，使旅順和威海衛兩處成為兩個重要的海軍基地。甲午戰爭前，總計直、東、奉三省沿海各口駐有馬、步、水師共五十餘營，其中約二萬人用於把守沿海各炮台。1
（二）建設海軍
建設海軍是與籌辦海防緊密相關的一環。早在籌建之初，李鴻章等就積極主張購買外國鐵甲軍艦，認為“必有鐵甲船數隻，遊弋大洋，始足以遮護南北各口”2。所以，盡避籌款至艱，還是耗費巨資，從國外進口了一些艦船。據統計，自1875年至甲午戰爭前，共向英、德等國訂購艦艇四十六艘，計有七千噸級鐵甲艦二艘、鋼甲艦一艘、巡洋艦八艘、炮艦十三艘、魚雷艇二十二隻。與此同時，福建船政局和江南製造總局造成各種小型艦船二十三艘。這些艦隻，大部分編入由李鴻章直接控製的北洋海軍。
中法戰爭中，福建海軍幾乎全軍覆沒，但所損艦隻大多屬於同治年間福建船政局自造的木質兵船，故對整個海軍實力的影響不大。1885年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的成立，標誌著籌建海軍的活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此後數年，除加緊訓練南北洋所屬各艦外，又添購新艦，並增設水師學堂，抓緊培養海軍專門人才。1888年，海軍衙門奏定北洋海軍官製，設提督一、總兵二、副將五、參將四、遊擊九、都司二十七、守備六十、千總六十五、把總九十九、經製外委四十三。同年，擁有艦艇二十五艘的北洋艦隊正式成軍。由李鴻章推薦，委派淮係將領丁汝昌為海軍提督，由留學英國的劉步蟾、林泰曾分任右、左翼總兵兼“定遠”、“鎮遠”艦管帶。甲午戰爭爆發前，中國擁有北洋、南洋、福建、廣東四支艦隊，共計大小軍艦七十八艘（不包括其它武裝運輸船）、魚雷艇二十四隻，總排水量八萬餘噸，約有炮六百餘門、魚雷發射管近七十具。除北洋艦隊外，其餘三支艦隊船數雖不算少，但大多為陳舊小艦。戰爭爆發後，參戰海軍隻有北洋艦隊和參加北洋操練的廣東艦隊的“廣甲”、“廣乙”、“廣丙”三艦。
（三）整頓陸軍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中國陸軍一直處於新舊並存的局麵，既有防軍、練軍和勇營，又有早已形同虛設的八旗、綠營，兵製相當混亂。中法戰爭以後，清廷力圖通過裁額並餉等辦法改革綠營，並加強防、練各軍的整頓。由於偏重海防，陸軍的改革和整頓收效不大。直至甲午戰爭前夕，能出征的部隊主要是防軍、練軍，其中防軍保持的編製又比練軍較為接近戰時水平。按照當時編製，步兵每營定額為五百人，騎兵每營二百六十三人，由於軍餉不足和各級官吏吃空額，實際上步兵平均每營隻有三百五十人左右，騎兵每營約二百五十人。全國防、練各軍（不含八旗、綠營）步兵八百六十二營、騎兵一百九十二營，按上述人數推算，共約三十五萬餘人，加上戰爭爆發後臨時招募的數十萬新兵，總共有近百萬軍隊。但是，這些軍隊分散於全國各地，由於交通不便和各分畛域等原因，戰時很難集中。甲午戰爭爆發後，實際參戰的主要是直隸、山東和東三省的軍隊，後期從其它各省調來的軍隊，特別是劉坤一統率的湘軍，隻是趕上尾聲，沒有起到多大作用。
（四）改善裝備
中法戰爭以前，中國隻能生產幾種彈藥和水旱雷，以及來福前膛槍、馬梯尼後膛槍和林明敦後膛槍等，而且為數不多。中法戰爭以後，軍工生產能力有所提高，為改善清軍裝備創造了一定條件。但由於自造數量甚為有限，不得不繼續以高價從國外進口武器裝備。各地將軍、督撫各自與外商訂購，以致式樣參差，彈碼互異，彼此不能通用，給作戰和後勤供應帶來不少困難。甲午戰爭中，參戰清軍主要使用前膛來福槍和後膛毛瑟、黎意、馬梯尼、哈齊開斯、林明敦等槍。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土槍、抬槍和刀矛等舊式武器。
在備戰過程中，清朝政府除仿造和購買近代槍炮等武器以改善裝備外，還興辦了一些為軍事服務的其它企事業，如鐵路和電報等等。
“初，法越事起，以運輸不便，軍事幾敗。事平，執政者始知鐵路關係軍事至要。”1於是，把鐵路視為“海防要工”，並歸入海軍衙門管轄。至甲午戰爭爆發時，已修通天津至山海關的鐵路，並向關外延伸六十四公裏，加上台北至基隆與台北至新竹的鐵路，總長約四百公裏。盡避為數甚少，但對於增強沿海軍事運輸能力，改善海陸聯防態勢，確曾起過不小的作用。
出於同樣動機，李鴻章極力倡辦電報事業。1880年，於天津設立電報總局。次年，即建成津滬陸線，使南北洋訊息相通，調兵饋餉，大為便捷。至甲午戰爭前，除沿海各要地之間以外，內地各主要城市之間也陸續建立了電報聯係。戰爭爆發後，李鴻章還提出：“各軍相隔較遠，應設行營電線，以通聲息；沿海各要口，憑高了遠，應設德律風（電話）電線，以報敵情。”2
戰區內的電信設施，大致如下：由奉天（今沈陽市），西與山海關、天津、北京連接，東經鳳凰城與朝鮮義州相連，南經營口、複州、金州達於大連、旅順；在山東，從成山角西經威海衛、煙台至萊州，通過濟南、濟寧分別與天津、上海相連；在朝鮮境內，以漢城為中心，北經平壤、義州與中國相連，東北經加平、春川、狼川直達元山，西通仁川，南達釜山，再通過海線與日本連接。